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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各个领域看到了专用人工智能，例如医药、交通，以及输配电，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不过奥巴马就人工智能对就业和不平等现象担忧，表示：“人工智能将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存在不利的方面，可能导致不平等，影响工资水平等表示担忧，需要对此进行研究。” 图片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连线》杂志记者采访奥巴马希望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塑造一个合理健康的未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益处，而不是降低生活水平。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崛起，将会导致大量人类失业，尤其作为工业机器人领域，制造业通过部署机器人减少依赖人工，毕竟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劳动力不足的局面，且通过部署机器人来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不良率。埃森哲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未来二十年人工智能的应用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人工智能会是信息革命之后的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生产力相对上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翻番。传感物联网创建人杨剑勇表示：“西门子旗下安贝格工厂，由于部署了全球最先进数字化生产平台，75%的生产过程都实现了自动化，其中产能较26年前提升了8倍”。杨剑勇进一步指出，伴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生产力，由此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政府应平衡其中的矛盾，减少对社会的冲击。其中，英国政府就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法律以及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包括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新技能。 “机器换人”不可避免，听起来的确是个坏消息，但简单、重复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也不可能避免，担忧机器抢夺人类饭碗，还不如研究如何提升新的技能以应付新的信息革命。本周四白宫发布了两份重磅报告，《为未来人工智能做好准备》以及《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详细阐述了美国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人工智能给政府工作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对此，连线专访奥巴马，畅谈了美国未来的人工智能计划，以及智能机器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在访谈中，奥巴马提到需要重新设计新的社会契约来适应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很难想象有什么比人工智能更能塑造未来 50 年中我们的世界了。机器学习使得计算机可以自我训练，从医疗诊断到自动驾驶汽车，各种技术突破近在眼前。与此同时，担忧也开始出现，谁来掌控新技术？它们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吗？人工智能是否危险？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对此，他与企业家和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管伊藤穰一（Joi Ito）展开了对话。我也加入了这场在白宫里有关希望，谣言，恐惧之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当然，还有关于电影「星际迷航」的一些小问题。──「连线」主编 Scott Dadich SCOTT DADICH（以下为 DADICH）:感谢各位的到来。总统先生，最近过得怎么样？奥巴马：忙碌而富有成效。你知道，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危机需要解决。 DADICH：我把这次会谈的主题定为人工智能，它将会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以你所知，真正的人工智能何时会来到我们身边？奥巴马：在我看来，人工智能已经通过很多方式逐渐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了──只是没有被注意到；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以人类自己的样子想象人工智能。在广义和狭义的人工智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很多人不会去搞清楚。在科幻小说里，你们所看到的人工智能是广义的。计算机开始变得比人类聪明，它们开始思考，认为我们不再有存在的意义，然后它们要么让我们保持肥胖和开心，要么把我们丢进虚拟世界中。我的观点是，基于我和我的顶尖科学顾问的讨论，目前的情况和小说里的情节还相距甚远。但这种担忧值得思考，因为它能让我们展开思路，去考虑在狭义的人工智能发展中有关选择和自由的宏观课题，它们现在还只是在利用算法的计算机来帮助我们完成越来越复杂的任务。人工智能的影子已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出现了，从医疗到交通到电力调配，它有希望创造更高效的经济环境。如果监管得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机会。但它也许会使得工作机会减少，增加不平等，压缩人们的工资。伊藤穰一（JOI ITO，以下为 ITO）：这也许会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感到担心，我的一个担忧是：现在有不少的男性，大多数是白人──他们是开发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的核心力量──他们在更多地关注计算机，而不是人类本身。他们其中很多人觉得只需要像科幻小说里一样，随心所欲地发展广义的人工智能，而不需要担心任何政治与社会的「琐事」。他们觉得机器会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奥巴马：是的。 ITO：但是他们低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今年是让人工智能变得不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问题的一年。所有人都需要知道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里，我们用术语「延展智能（extended intelligence）」来表达这个问题。因为问题是，如何将社会价值观注入人工智能？奥巴马：当我们在午餐后回来时，Joi 用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例子。人工智能的技术实际上已经到来了。我们拥有可以做出大量快速决策的机器，可以显著减少交通事故的数量，显著增加目前交通网络的运行效率，同时还能帮助解决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但 Joi 同时点出了问题，我们正在放进汽车的东西，它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还有大量问题必须解决，比如最经典的问题：如果你在开车，你需要急转弯避让行人，但这样你有可能撞墙害死你自己。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抉择，但由谁来制定规则呢？ ITO：谈到有轨电车难题，我们会发现大多数人希望驾驶员和乘客能够牺牲自我，拯救更多的人。他们还说他们永远不会购买自动驾驶汽车（笑）。 DADICH：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伦理问题，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奥巴马：我考虑这个问题的通常框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在技术的早期，会百花齐放。政府在这个时期需要做相对很少的管控，提供大量投资来帮助研究，同时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交流畅通。随着技术进入成熟期，找出如何让新出现的问题在已有框架中解决的方法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政府需要在此阶段参与更多。不必总是强迫新技术进入已有框架中，但是需要保证新的规则能够反映广泛的基础价值。另外，新规则也许会损害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利益。 ITO：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多元神经（Neurodiversity）运动，但电影「自闭历程」（Temple Grandin）中存在很多有关情节，女主角在片中说莫扎特，爱因斯坦和特斯拉假如生活在今天，可能都会被认为是有自闭倾向的。奥巴马：他们是有可能得过自闭症。 ITO：是的，得了自闭症。而如果我们有能力彻底消灭自闭症，让所有人都神经正常，我敢打赌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会变得大有不同。其中一个问题，无论我们在讨论自闭倾向还是广泛的多样性，这些问题只有我们让市场自由选择后才会出现。即便如此你可能也不会愿意让爱因斯坦成为你的孩子，你会说：「好吧，我只想要一个普通的孩子」这不会是使社会受益最大的选择。奥巴马：这会是我们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主要伦理争论。其中的一部分会让人类变得扭曲。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存在突变，异常，瑕疵，而往往这些才是新创造的灵感，对不对？我们一直假设，假如系统是完美的，它会是静态的。而让我们成就自己的那部分，让我们生存至今的那部分，是动态和令人惊讶的。我们必须思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能否欣然接受。 DADICH：当我们在讨论智能的发展时，它的研究同时存在于政府，私人企业和学术界，但其中谁来扮演核心角色，是否存在一个中心？ ITO：我相信麻省理工学院会说这个中心是我们（笑）。历史上同样的技术发展大多基于被政府资助的各类学院。但现在科技公司的许多大型研究机构成为了主流。奥巴马：我们知道是谁在资助这些机构，如果你在说拉里·佩奇或者其他人，他们的看法，可以想象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寻找独角兽的过程中有一帮官僚在拖我们后腿。」问题的一部分是，我们正在目睹旨在为社会服务的基础研究在逐渐衰退。我们的雄心正被意识形态或各种争议逐渐冷却。最好的例子就是：今天，我们仍在从 50 年前登月计划这一巨大成就中受益。有人告诉过我，太空探索计划在那时的花费只占 GDP 的 0.5%。这听起来不像一个很大的数字，相当于在如今每年投入 800 亿美元。在人工智能方面，现在我们每年的投入不到 10 亿美元，这个数字无疑需要增加，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些突破性技术中代表的多元化的价值观，政府资助必须身在其中。而如果政府并没有资助这些研究，那么 Joi 刚才谈到的那些有关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的所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失败，至少不会获得适当的讨论。 DADICH：你的观点让 Joi 曾写到的事情变得更加令人不安了：人工智能和太空计划发展历程中的差异。我们如何来确保这些想法被所有人知道？奥巴马：我一直试图强调这些，因为政府正在资助人工智能的发展，帮助收集数据，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囤积数据，或者仅仅将其用于军事目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精密医疗计划的一部分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人类基因组数据，多样性覆盖到了所有的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向斯坦福或哈佛大学注资──他们仍在囤积样本──我们现在的基因数据库非常完整，同时所有人都有权访问。政府有最完整的价值体系，结构，去保证研究结果得到分享，不会让某个团体单独受益。 Dadich：但是风险肯定是有的。我们已经听说埃隆·马斯克和 Nick Bostrom 担心人工智能的潜在能力会超过我们对它的理解。当我们前进时，我们该如何考虑这些忧虑，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还有整个人类？奥巴马：我来说说现在更让我担心的事——这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里的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必须注意到它。如果你有一台能下围棋的计算机，这是一种变化复杂的游戏，以此开发出一种能让你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最大获利的算法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且，如果一个人或组织能率先开发出这个算法，他们就能很快弄垮交易所，最起码他们可以破坏金融市场的完整性。之后可能又会有一个算法说，「去搞定核代码，搞定某些导弹的发射。」如果算法的工作只是这些，如果它能自我教导，那它还真是一个效率挺高的算法，但是你们可能就会有麻烦了。我想我对我的国家安全局的建议应该是，不要过于担心机器会占领整个世界。要担心的是非国家势力或敌对势力渗入系统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在概念上没什么不同。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做到更好，因为那些能会破坏我们系统的人现在已经做的比我们好了。 ITO：我大体同意你的说法。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人相信广义人工智能 10 年后出现的几率相当高。但是依我看要实现这个理想，还有一二十个需要突破的地方。所以当你认为这些突破会要出现时，你可以监控它们。奥巴马：你只需要在它们的核心部位安插个线人就可以了（大笑）。是的，当你知道它快出现时，就赶紧收线。 ITO：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想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人——群体或领导人——想好怎么帮他们使用人工智能。奥巴马：传统上看，当我们考虑到安全和自我保护时，我们想到的是武器和筑墙。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转向药物，并开始考虑使用病毒、抗体。网络安全一直很难做好的部分原因是你面临的威胁不是一批开向你的坦克，而是一整套可能马上会受到蠕虫病毒侵害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换种思维考虑安全问题，做出不同的投资，有些可能看起来不那么诱人，但可能最终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东西。我常常担心像流行病这种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建一堵墙来防止有人登陆海岸后，从空中播撒致命流感病毒。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在世界的每块地方创建公共健康体系，点击按钮就能告诉我们发现新情况，确保我们有快速的协议和系统能让我们可以快速制造出更好的疫苗。如果你有了一个公共健康模型，你就考虑一下我们该如何应对网络安全问题，这些最终都会对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很有帮助。 ITO：还有一件事我觉的很有趣，当我开始观察微生物时。很多证据显示引进好的细菌来对抗坏的细菌（不是消毒）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奥巴马：完全同意。不过我还是不会让 Sunny 和 Bo 舔到我，因为每次遛它们去草坪时，看到它们用嘴叼着或者啃咬什么东西时，我就很不舒服。（哈哈哈） ITO：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干净的东西，类似于你们谈论的网络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我认为，对于一个国家，你可以设定边界，也可以消除每一个可能的病菌，但是搞清楚什么是网络安全什么是国家安全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Dadich：这也会引发一场新型的军备竞赛吗？奥巴马：我认为一定会有一套通用的国际网络安全规范、协议和验证机制，但是这套国际机制出现还为时尚早，尤其在人工智能方面。 ITO：我想我们正处于一个人们想要交流讨论的黄金时期。如果我们能确保资金和能源可以持续公开共享，一定会有很多好处。相互隔绝的环境没有好处，而且现在已经是国际化社区时代了。奥巴马：我觉得 Joi 说的非常对，而且那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断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让每个对此感兴趣人都参与进来的原因。有一件事我们还没有讨论太多，那就是我们确实得考虑一下经济影响。因为大多数人现在不会花时间去担心奇点（singularity）的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好吧，我的工作是不是要被机器取代了。」我更倾向于乐观的态度——从历史上看，我们已经接纳了很多新技术，而且人们发现也会有新的工作出现，他们不断迁移，我们的生活水准也大体上升了。我确实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点不同，仅仅是因为遍地都是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掌握高技能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才华，他们可以借助机器来延伸他们市场，他们的销售，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廉价低技术的人会越来越不受市场欢迎，他们的工作或许不会被替代，但是薪水会压得很低。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完成这个过渡，我就必须要发起一次社会讨论。如果我们正在生产的更多成果，而且这些成果越来越多地集聚到社会顶层群体的手上，我们又将如何培养并确保经济的包容性呢？我们如何确保普通人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呢？这对于我们支持的那些艺术、文化或者保证退伍军人获得保障的事情又意味着什么呢？社会契约必须适应这些新技术，我们的经济模型也必须适应它们。 ITO：不仅仅是工作被取代这类直观的现象，因为我敢打赌只要你有一台能理解医疗系统的计算机，而且擅长诊断，那么医生被替代的可能性要比护士和药剂师大，因为后者的薪水更低。还有一些高层次的工作，如律师和审计师也可能会消失。但是还有很多服务业务、艺术和计算机无法胜任的工作不会被替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普遍的基本收入，但是当我们看到人们的工作被取代时，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模型，比如学术界或艺术界，这些人的目标并不直接指向金钱。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普遍的观念是如果你没钱，你怎么能变得更聪明呢？在学术界，我见过很多没有钱的聪明人。奥巴马：你说对很对，我说的重新设计社会契约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普遍的收入是不是适当的模型，它有没有广阔的民众基础？也是我们未来 10 到 20 年要辩论的问题。还有你说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取代低技能工作也对；那些高技术但重复性的工作以及计算机能胜任的工作都将被取代。还有一个不争情况是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整合，社会越来越富裕，产品与分配之间的联系，你干了多少工作与你挣了多少钱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越来越弱。计算机干了很多工作，它却不拿一分钱。结果我们就必须作出一些更艰难的决定。我付给教师的工资会很少，尽管那是一份艰巨的工作，计算机想要做好这份工作也不容易。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重新审视我们看重的东西，我共同愿意付出的是什么，不论是教师、护士、护工、母亲还是居家父亲、艺术家，所有这些现在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其薪水处于低端的人，我们需要在一起对话。 Dadich：总统先生，您在政府中发现了什么可以解决这个最大挑战的技术？奥巴马：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让政府变得更加亲民，让纳税想订披萨、机票一样便捷。无论是鼓励民众参与选举还是释放大数据让人们使用起来更加便利，或者让数据在网上处理起来更加简单。这些问题都随着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进入了 21 世纪。联邦政府里的人才与私人公司里的人才一样有能力，尽管技术上的差距依然巨大。当我第一次来这里，我总是想象情报室是最酷的地方，就像汤姆·克鲁斯在《少数派报告》中演的一样。但实际一点也不一样。（哈哈哈）尤其是在追捕地球另一边的恐怖分子时，电影展现的是我们掌握了全局。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资金缺口很大，设计上也有错误。从技术上更宽泛的问题来说，我坚信如果我们能恰当改变气候，如果我们能启动制动系统，找出避免海平面上升 6 英尺的方法，那就是人类要解决的问题。我非常乐观。而且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路还很长。要找出一种可负担起的、透明的、安全的方式来规范网络连接性，能让我们发现不法分子，但同时确保政府不对我们的生活掌握过多的权力，以至于出现压迫。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这些事情。有些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技术，比如加密。我已经与公民自由主义人士和国家安全局的人会面过很多次了。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在这些议题上，没人能给我一个真正的好答案。因为这是一个前沿问题，最后我还要提醒你我是一个宇宙科幻迷，认为下一代太空旅行方式的研究正严重缺乏资金支持。目前私人企业对此有一些不错的成果，因为事实上它是政府投资的真空区域，他们正在探索一些疯狂的点子「见鬼，为什么不呢？」。当我们想到太空飞行，我们仍然只有和五十年前阿波罗计划中一样的化学推进系统。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比如「星际迷航」里的 dilithium 晶体──但是你知道，这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技术突破。 DADICH：我知道你是「星际迷航」的粉丝。那是一部灵感来自科技的电影──你心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奥巴马：在我小的时候，我为「星际迷航」而着迷。这个系列总是非常有趣。让它长盛不衰的不仅仅是其中的科幻成分，更在于其中关于价值和友情的探讨。因此，旧版的低特效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观感，不是吗？在剧中，他们在一个星球上着陆，那里覆盖着纸做的岩石（笑）。但这都无所谓，因为「星际迷航」其实是在讲述有关人性和勇敢的故事。有一部最近的电影也在表现同样的精神──火星救援。不是因为它有着宏大复杂的情节，而是因为他在讲述一个很多不同的人共同解决一个问题的故事。通过展现创造性，坚韧不拔和努力工作，同时保持自信，我们可以战胜巨大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热爱美国，它那种面对挑战说：「哦，我们可以做到。」的精神至今仍在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不断前来。我最看重科学的地方也在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试试这个──如果这样不行，我们来看看它为什么不行，然后我们再试试别的方法。我们会陶醉于我们的错误中，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精神的话，我们就脱离了美国人的本质，我认为这也是人类的本质。 ITO：我完全同意──我喜欢「星际迷航」中的乐观主义。但我同时也认为其中的星际联邦有着惊人的多样性，进取号的船员也有着多样性，而那些反派也不是完全的邪恶──他们往往只是误入歧途。奥巴马：「星际迷航」，就像所有好故事一样，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复杂的，我们都有一点史波克，一点柯克（笑）和一点史考特，也许还有一点克林贡，不是吗？但这就是我在说可以做到的意思。一部分是跨越隔阂与差异排除万难。我们对理性抱有谨慎的信心。这在艺术和科学中都是对的。我们目前拥有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感觉，仅仅还是表面，我们不应狂妄自大。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有很多的事物还有待探索。

【学习小组按】 2016年10月1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在那次座谈会上，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集结号。两年来，总书记当时与文艺工作者亲切互动的感人场景历历在目；两年来，文艺战线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乘势前进、变化喜人，涌现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在这一刻，重温总书记讲述过的他熟读文学经典、心系文艺工作的动人往事，愈加感受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思想力量，体会到总书记那份深深的文学情缘。 1、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当年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是很多人的启蒙书 2 、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同去的还有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有些学生有点家学渊源。我们都是背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3、 “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到了寿宁以后，我要下车但下不来了，被颠得腰肌劳损了，后来让人把我抬下来，第二天才好。冯梦龙去了那么艰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岭，据说他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到寿宁以后，他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4、读完《怎么办？》睡光板炕炼毅力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列宾《意外归来》 5、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浮士德》确实不太好读，想象力很丰富。我跟默克尔总理说，也跟德国汉学家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们说，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我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6、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视频）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时去的。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吧。后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古巴，特意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 7、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8、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红楼梦》剧组正好要搞荣国府。当时要找依据，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他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宁国府的图，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呢？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从他那里找到了图。再就是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们讲，当然也是开玩笑。我记得，我们请冯老是1983、1984年的事情，冯老那时候还英姿勃发。荣国府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修建，已经成为当地一大文化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 9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比如，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10、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局长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他说，你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说，你这个“鸭子”就变一变吧，学着上架。在我选他之前，石家庄地区文联让他去当主席。他对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一直在犹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条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庄，谁给我做这碗菠菜面条呢？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我说，好，留下来干吧。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是说起来，贾大山有的时候显得很“天真”，如果听到一些他觉得亵渎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着，就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给他解释清楚了，他就很高兴。贾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讲到贾大山，我们俩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一般是11点以后，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我去他家蹭顿饭。他们家吃饭就是菠菜面条，有的时候他到街上买一只当地的“马家”卤煮鸡，还有一种叫“跑肉”，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的。再开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两块钱一瓶。吃完之后，再来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儿来，我们开一个午餐肉罐头，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11、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当时，我从延安坐卡车到延川县城，然后从延川坐卡车到文安驿公社，下车以后再徒步走15华里才到我那个村。这一路过去，走一步那个土就往上扬，比现在的PM2.5可难受多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开玩笑说，那叫PM250。晚上出来到村里的沟边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米，看着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我当时说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话——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嘛。当时对那里很不适应，有种距离感。但是，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晚上，我那个屋子就成了一个说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讲。最后，我发现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我说，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梁家河的窑洞和土炕，在这里，习近平度过了知青岁月 12、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讲的“风花雪月”（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诗文啊。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没有战味，那干嘛要穿这身军装啊？我们的军旅文艺工作者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今后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王昌龄诗云：“秦时明月（视频）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是阎肃发言中提到的“边关冷月”的苍凉和肃穆 13 、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谈了塑造杨善洲、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电影形象的体会）。他演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当时演《渴望》的时候，我没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觉得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通过雪健同志所讲的，我感受到他与塑造的人物是真正的共鸣、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李雪健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他因“焦裕禄”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因“杨善洲”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 14、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要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的，有的变成文艺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15 、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言：浙江美术馆已经与西湖融为一体，与环境合而为一，让西湖不仅具有了自然美，而且有了人文美，成为杭州的地标、浙江的地标，在浙江美术事业建设乃至全国的美术事业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浙江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2003年除夕，当时我还在浙江，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建在钱江新城，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　　浙江美术馆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