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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富豪主动喊话：“请多收我的税！”
不久前，加拿大一位富豪--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Avi Bryant在一家大型银行财富管理部的会议室里一语惊人。
负责Bryant 账户的投资经理并不满意他提出的投资策略，因为这可能会让他向加拿大税务局（CRA）缴纳更多税款。然而Bryant回应说：“没关系，我愿意多交税。”那位经理尴尬地笑了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Bryant承认，自己是个富人。30岁时，他将自己创办的小型加拿大科技公司 Dabble DB（一款早期在线数据库工具）出售给了推特（X的前身Twitter），之后他就与家人搬去了旧金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硅谷几家初创公司担任高级技术职位，大多时间在BC省的Galiano岛远程办公。他在40岁时已经退休，积累了足以支持其余生所需的财富。
他说，自己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运气”。在离开推特后，他加入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支付公司 Stripe，随着Stripe估值大幅上涨，他的股权也大幅升值。
Bryant坦言，自己从一开始就拥有极大的幸运——他出生在加拿大。他不同意“白手起家”的说法。他回忆起父母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移居加拿大，当时住在温哥华一栋由市政府与联邦政府资助建造的合作住宅中。
他的父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拥有稳定的工作，而他自己也在温哥华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凭借政府资助的奖学金进入UBC。创业初期，他还获得了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支持以及加拿大研发退税补贴，用以支付大部分工资。
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社会资源构建了他财富积累的基础。他反问：加拿大为他投资了这么多，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作为一名科技企业家，他熟悉风险投资模式：多数初创公司都会亏损，但其中偶尔会出现类似Stripe这样的大成功案例，其回报足以覆盖所有其他失败投资。Bryant认为，加拿大应该采取类似逻辑：国家应对全民进行普遍投资，而税收的主体应来自那些有幸积累大量财富的人。
他和妻子如今是“加拿大爱国百万富翁”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汇集了净资产超过500万的富裕人士，主张通过提高对富人的税收来缩小社会不平等。
但现实是，加拿大在扶持人们实现财务成功后，却在富人变得富有之后对其过度优待。理论上，加拿大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应缴税率越高。然而，现实中最富有群体的有效税率往往低于中产阶级。因为富人可通过股票、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投资获利，这些渠道享有税法上的减免。他直言：这并不公平。
他支持特鲁多政府曾提议的提高资本利得纳税比例的政策，并主张进一步堵上富人常用的避税漏洞，例如通过抵押股票贷款来长期避税。他还呼吁限制自住房资本利得的豁免政策，认为虽然该政策本意是保护工薪阶层，但也让持有数千万豪宅的富人免缴一分钱税款。
此外，他建议对私人飞机和游艇燃油课以重税，以抵消其对环境的影响。他表示：“我并不是反对富人拥有这些奢侈品，但他们应当为此向社会补偿。”
Bryant承认，这样的观点并不容易公开表达。他清楚这意味着要与很多邻居和朋友“划清界限”，甚至可能被科技行业同行孤立——他们中不少人都反对修改资本利得税政策。他们声称，加拿大若取消税收优惠，会导致人才和资本流失。但Bryant对此并不认同。
他指出，加州是美国税率最高的州之一，却仍是科技公司与人才的聚集地。这是因为加州拥有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体系，让人们愿意在那里生活和创业。他强调：“富有的加拿大人若只想靠削减公共服务来避税，显然没有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他还指出，丹麦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该国最高所得税率为52%，资本利得税也高达42%，整体税收占GDP比重达47%，远高于加拿大的35%。但正因如此，丹麦拥有世界一流的福利体系与最低的贫富差距之一，也常年跻身“全球最幸福国家”前三名，而加拿大却排在第15名或更低。
在他看来，若加拿大希望提升国民幸福感与生产力，税收就必须有所提升。他建议加拿大重拾1970年代的非营利住房建设传统，增加对科研的投资（尤其在美国削减政府科研支出背景下），并设立“永久版CERB”基本收入保障体系，在贸易战等外部风险中给予工人支持。同时，应加大对幼儿教育和各级公共教育的投入。
Bryant也指出，慈善无法取代公平税制。他本人也从事慈善，比如投资海洋电气化项目，以推动船舶脱碳。但他强调，只有政府拥有足够规模与公信力，才能真正实现全民福祉。
他总结说：“一个民主政府要求富人回馈国家，这是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唯一正道。作为0.1%富人之一，我可以负担得起纳税，也可以做慈善——两者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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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