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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吵闹着要推翻特朗普的围墙，但是它却给自己砌起了坚不可破的墙。 8月22日，“魔术师”埃尔文·约翰逊和他的妻子库基在他们位于比弗利公园的私密豪宅为希拉里举行了筹款活动。好莱坞吵闹着要推翻特朗普的围墙，但是它却给自己砌起了坚不可破的墙。在8月22号晚上的早些时候，数百名好莱坞内部人士动身前往约翰逊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在这里他们他们有机会面见希拉里·克林顿，听听关于这个世界她必须要说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每张入场券2700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参加了此次活动的资格，这次活动中他们不只有机会支持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而且还有机会可以实现任何好莱坞集会都有的秘密目的：广泛地建立关系网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驾车驶入山庄，通往位于私密高档拥有高级门控的贝佛利山庄14000平方英尺（约1300平方米）的房子的道路稍微有些攀升。至少对于一些人来，这种上升并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升高，更暗含一些隐喻：他们正在去往他们的世界，那个属于他们的，或是他们觉得应该得到的地方。那里允许他们在背上给自己的贴上标签展现自己的成就，同时也向其他人传递了一个潜意识的信号：他们是同一俱乐部成员；是富人不是穷人；是内部人不是外人；是A咖不是B咖或是以下的小明星。让人觉得有一些意外的是，在大家把车停在贝弗利山庄市政厅附近并坐上接送班车后，有许多参加者意识到在这里并不是只有一个俱乐部，而是有三个。有三个不同的小组在一个相同的地方举行着三个不同的聚会。同时，每个参加聚会的人花的钱不同，他们被赋予的特权也不同。广告支付了2700美元的较大群组聚集在地中海风格别墅的外面，所有人都被限制在一顶大帐篷里，在帐篷里晚上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不得不都站着。他们的晚餐？盒装速食面。而付款超过10次的较小群组被发现在埃尔文家的泳池旁漫步。还有另一个更加高级的小组，该小组成员已经支付或筹集了超过100000美元，他们随后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并有停车服务员准备好随时给他们把车开来。这三个组织的成员们短暂地混杂在一起，但他们都知道在他们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一道不成文且未被具体定义的障碍，它就像他们的“妖精”唐纳德·特朗普曾说过的，要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砌起来的那道墙一样，真实并且无法逾越。这只是好莱坞所树立起来的墙中的一面而已，好莱坞通过设置这种无形的墙将它的工作人员分划分成不同的等级，那独特与不容置疑的样子就像是在旧世界。你不需要向南走穿过边界线来找寻这堵墙：好莱坞对它自己就有非常明确的分类。在这世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墙，它们将助手与他们的老板分隔开，将经纪人与他们的客户分隔开，将高级执行官与中级的分隔开，将操作员与所属者分隔开。在那些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读书的家长与将孩子送去公立学校的家长之间有一面墙，那些住在日落大街北边的人与住在南边的人之间有一面墙，那些住在洛杉矶的人与住在山谷的人之间有一面墙，那些坐普通民航飞机的人与做私人飞机的人之间有一面墙，那些开车去往拉西埃内加东边的人与那些坚持去往西边的人之间有一面墙。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有一面墙，在白种人与其他肤色的人种之间有一面墙，内行与外行之间有一面墙，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面墙。而在这些墙之中又有更多的墙，这让复杂的事变得更加复杂了。把你的孩子送去一所正规的私立学校是一回事，把他送去早教中心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驾驶一辆电动汽车可以算作中产阶级，而驾驶一辆特斯拉会将你算在一个更稀有的范畴里。有些墙并不是由砖块和砂浆建造起来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立在那里。这些墙藏在我们使用的词语和我们用来定义自己的符号后面。他在着这一些说法之后变得明确清晰，比如谁最先吃午餐；谁被邀请去了谁的家里共进晚餐；谁必须穿西装而谁可以穿的随意一些（你会因为一步步升职而穿上西装，而等你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上你就可以穿的随意一些了）。这些墙提醒了我们美国人努力去消除的东西：一个建立在“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要好”这一理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系统。这个等级系统可能在一些古老的国家里摇摇欲坠，但它在好莱坞依旧存，并且发展的很好，非常地繁荣。你可以将这件事怪在这个行业的创始者们身上。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来自金融界、地产界或是特权界。他们是好斗的个人主义者，且往往是为了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机会而从反犹太人活动十分猖獗的东欧逃离出来。他们确实成功了：处在顶峰时期的路易·伯特·梅耶（Louis B. Mayer）是美国薪资最高的管理人员，他曾与总统一起喝酒并共进晚餐。你可能会认为这些男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男人）可能有用更强的平等意识。可事实远非如此。他们极力将他们与他们所雇佣的那些渺小的人之间的差距标记出来。甚至连他们手下最聪明的员工——作家像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后者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都被排斥在了核心成员圈子之外。菲茨杰拉德只能在远处凝望着欧文•撒尔（Irving Thalberg），他曾以欧文为原型撰写了《最后的大亨》；他对欧文的了解程度与普通人对阿里·埃曼纽（Ari Emanuel）或罗恩·梅耶（Ron Meyer）的了解程度差不多。这些创始者们都是白手起家，但他们却拥有了所有贵族该有的派头。他们将家里建设的像任何一个欧洲住宅、独栋别墅（MacMansions）一样高级，在此之前，“Mac”这一个词根还没有出现在这个词里。这些房子十分庄严豪华，在它们面前，东海岸、蒙蒂塞洛和弗农山里最好的房子都显得矮小。皮克菲尔（Pickfair）是它们之中最著名的一栋，它的主人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和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将它从一栋狩猎小屋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他们1919年买下了这个屋子并花了5年仿照贝弗利山庄Summit Drive的风格重塑了这18英亩的土地，增加了一个放映室，一个台球室，一个保龄球馆，马厩和仆人居住处。（原先的建筑被拆除了，因此这栋房子的新主人皮亚·佐多拉（Pia Zadora）可以有更大的地方来重建）这些房产给外面世界的人们还有他们的主人们传递了一种优越的信息，这些主人们需要让大家都记住他们拥有多大的财富。地主们继承家产与繁荣，这些在他们的家族里传递了一代又一代，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后裔还会继续将这些资产与繁荣一代代传递下去。与这些地主乡绅们不同，创始者们太清楚财富消失起来能有多快，也清楚他们所处的位置有多微妙。也就是因为如此，他们用能搜寻来模仿贵族老爷和夫人的所有服饰将自己包裹起来，查洛·萨奴克（Zarryl F. Zanuck）甚至拥有一队属于他自己的马球马，他们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他们是安全的。在大洋彼岸，贵族们在对另一种革命的恐惧中生活着，但好莱坞的贵族们却在对失败的极度恐惧中生活。 * * * 在好莱坞，对失败的恐惧无所不在。你几乎可以在饥渴的制作人、管理者、作者和经纪人这些会吹捧自己做的所有事来努力使这些事更真实的人身上嗅到他们对失败的恐惧。并且即便是当他们处在悬崖边缘时，他们也会确保他们的外表能传递一种与所处之境截然不同的信息。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传递着成功的信号，这些消息让别人将他们摆在一个较精确的社会阶层上面，就像之前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单单凭借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说话的方式便认出她的社会地位。显示身份的象征与暗号随处可见，并且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些。你开的车，你吃饭的餐厅，你租来的私人飞机（或者不是租来的），你度假的小岛以及与你一起度假的人们，这些都是好莱坞现有等级系统的象征。当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委托贝聿铭（I.M. Pei）设计创新艺术家经纪公司（CAA）的办公大楼时（然后请来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在走廊上创作了一副巨大的画），他知道这些都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CAA比其他的公司更大也更好，CAA的档次更高。他在CAA的继任者继续贯彻他的策略。即便是在《死星（the Death Star）》里，他们的世纪之城（Century City）总部有广为人知吗？那受墨索里尼启发而构建起来的宏伟可能甚至会让整个人间都三思而行。在旧世界里，贵族们不会炫耀他们的显赫地位，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炫耀。确实，随着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中期的起义，这些贵族再不敢这样做。他们必须将自己大部分财产隐藏起来。让那些新的富人买他们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让他们的崛起来支撑关于地位的微妙表现。因此他们采用了秘密的暗号，这些所谓暗号能够让一个贵族与另一个贵族悄悄地讨论他们的等级，就像独特的摇头方式就是在传递一种共济会（Masons）的归属感。为什么会有人在晚餐桌上摆上一行又一行的优雅刀叉，每个人有12个甚至更多？事实上并除了那些需要知道每个怎么用的人以外，没有人真的需要这么多刀叉。普通的人对每一个刀叉该用来做什么毫无头绪，但贵族们很清楚。他们也很知道哪些人不清楚。好莱坞并不需要这些银器。他们有巴尼和索霍区的房子，有希拉里的资金筹集人来起到相同的作用，盒装的速食面提醒着民众，即便是每个人花费了2700美元，你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因一曲《我的歌声里》走红的歌手曲婉婷最近再次受到外界的格外关注不是因为她的音乐，而是她的母亲。16岁开始就生活在加拿大的曲婉婷因为其母涉嫌一起金额巨大的贪污犯罪案件，已有两年没有回到国内了。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原任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哈尔滨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9月下旬被拘押，接受纪检机关调查。2016年7月19日、20日，张明杰与同案被告王绍玉一起，在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张明杰被控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三项犯罪，其中贪污一项指控，所涉金额高达3.4985亿元。尽管遥处地球的另一边，但曲婉婷也不能躲离开是非。一方面，张明杰的案件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尘埃未定，她不得不牵挂；另一方面，网络上针对她的各种质疑声四起，其中一种代表性的言论认为，张明杰用贪污的3.5亿把女儿送到国外读书，令其享受国外的奢华生活，她却在为母亲开罪和辩解，完全看不到其母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曲婉婷在哈尔滨的亲属告诉界面新闻，曲婉婷写给母亲的新歌《最好的安排》发布以后，网友的反应更为激烈，这对曲婉婷的打击尤其大。对于舆论的质疑，曲婉婷感到很委屈。但过去两年，她说自己一直未公开接受过媒体采访，始终保持着沉默。 2016年7月27日，她在微博中写到：贪污3.5亿是检察院说的。检察院有权控告，但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两年里的遭遇，对曲婉婷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是怎么度过的？在她的心中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2016年8月9日，曲婉婷在接受界面新闻独家采访时，以一个女儿的角度，描述了这两年里她的经历，以及走过的心理路程。曲婉婷说，她“相信法院，相信法律，一定会给妈妈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界面新闻：你是怎么知道你母亲被带走的消息的？当时你在做什么？曲婉婷：在2014年9月22日那一天，我回中国做温哥华旅游大使的工作，在北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传温哥华的旅游项目。这是我在那年的夏天，六七月份，回哈尔滨开过演唱会之后，第一次又回到了中国。在回中国去做这个宣传之前，我有和我的母亲通电话。在我成功了以后，我回国的机会多了，时间多了，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见她。这一次，在我回去的前几天，我有跟我母亲讲，我有这么一个工作机会要回国，大致10天时间。但这次回去可能没时间去看你，那就没有办法了，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是一定要找出一天时间，至少半天时间，回去看看家里人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年龄大了，我也大了，我可以做到经常回去看她，那我就要努力去做。虽然我心里想着我一定回去看她，但我嘴里跟她说我回不去了，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惊喜。我之前给过她一个生日的惊喜，她非常开心，这次我还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可是2014年9月22日，下了飞机，我给我妈打电话，只有嘀嘀的声音，没人接，发短信没人回复。以前，我妈不会看到我的来电不接听，或者好久不回复我的。她不接电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她生病了，她住院了，她是不是开刀了，是不是做手术了。当天晚上她还没有回复我，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给家里人打电话，他们说昨天还见到你妈呢，应该没有问题，你先睡吧。我妈平时都是早晨四五点就醒了，我倒时差，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四五点也醒了，就给她打电话，她还是没有回复，没有反应。白天要工作，忙起来也不能给她打，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到了23日晚上或者24日早上，我跟家里人联系，他们对我说：你妈妈这段时间可能要出去办事什么的，不方便。我就觉得有问题，是他们有什么事情不告诉我，我就劝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我妈有病了，是不是病得非常重。然后他们就对我说，你妈妈被带走了。被带走是什么意思？我又继续问了一下。最后确定了，她被带走去进行调查。我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家里人大概告诉我，她被带走了，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家里人也不是很清楚。我在中国的那几天，一直听不到我妈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里，家里人也没有太多的消息告诉我，我每天就像行走的僵尸一样，在内心深处，我就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不值得，我现在宣传加拿大温哥华——我的第二故乡——的旅游，这对我妈来说又能怎样呢？现在我不知道我妈在哪里，我又不能公开地在媒体上去说这件事情，因为家人说你现在不要说，自己知道就好了。 10天后，我回到了温哥华。那段时间，我内心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吧，心里想着，我们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能尽快见到她是最好的。界面新闻：从你母亲被带走调查，到这次开庭审判，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你是怎么度过的？曲婉婷：这两年，快乐的时候，我也不快乐。因为我不能给妈妈分享我的快乐，我不能给她这份快乐，我就觉得我这个快乐是不值得的。这两年里，我感觉我的灵魂已经停止呼吸的样子。我在我的一首歌《最好的安排》里，写了我的这个感受。这是我最新的一首中文歌，这两年我感受到的全写在这首歌里了。因为我对案件的了解也不够深，我也没生活在国内，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我希望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是希望能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吧。界面新闻：在你的新歌《最好的安排》发布之后，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曲婉婷：对网友对我的“攻击”，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公开去辟谣或者说什么，我都忍着。我觉得现在对我所有的“攻击”，都是来自我妈的这个案子，都是控诉方说出来的那些话让大众对我妈有了一个看法，但控诉方说的是不是属实，在法律上最后会判我妈有罪还是无罪，这个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妈被判无罪，控诉方那些话不成立的话，到那个时候，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我现在的确很委屈，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必要说那么多，我就看最后的结果，现在只是一个过程。界面新闻：这两年，对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曲婉婷：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这两年是最考验我忍耐的两年。我能感觉到，在我的心理和精神上，真的是受到了很大很大很大的打击。我现在感觉，我不能那么快乐地去面对生活了。我之前很正能量，粉丝也都很喜欢我，因为我的歌很正能量，给他们带来正能量。我妈妈在我心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最爱的一个人，她现在出了这个事，我总是觉得我再出名，我再有钱，我再有多少的粉丝，这个时候都帮不到她，我就觉得我很无奈，很无力，很无助。这个时候，我用不上力，就觉得特别没用。我见不到她，听不到她的声音，感受不到她的温暖，我每天都是很难受，这样子两年了。我身边跟我很近的朋友都知道我妈妈的这件事，有他们在我身边，有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亲人对我的支持，也让我在这两年里，能每天这么过着，还好一些。其实家里人的支持也是遥远的支持，是遥远的安慰，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要没有朋友的支持，我觉我真的就会崩溃。有音乐在还好，有音乐对我陪伴着，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做音乐的原因，因为之前有任何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音乐，写歌，这样可以让我抒发一下情感，有时候就是哭着写，大哭着唱，哭完了，就好受一些，继续吃饭，睡觉。对于妈妈的这些事情，忙起来，就不会想那么多。界面新闻：在你心目中，你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曲婉婷：妈妈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做事非常认真。她教育我非常严格。小时候我不理解，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忍心。比如教育我的时候，就一定要我记住这个教训，我小时候不理解，现在能理解了。现在我是以一个成年人来跟她交流了，就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交流。我能理解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样。现在回头看，我妈妈就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有一句话叫“刀子嘴豆腐心”，形容的就是她。在别人眼里，她是看起来非常坚强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其实她作为一个女人，个子也不高，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她不愿意把这一面给大家看到。她有糖尿病，她做了多次手术，但都不跟外人说，她也对我说你不用跟人说我有什么病，没有必要去说这些，在外边，连她的同事都不知道她有病。界面新闻：曾有报道说你妈妈并不支持你把音乐作为主业，为此她曾三年时间没有联系你，是这样吗？曲婉婷：小时候，我妈一直没有告诉过我将来我一定要做什么，但她一直要求我在学业上一定要有成就，她认为学习好了，到哪里都能站得住脚，而且她认为学的东西要能用得到，比如贸易、商科等。我小时候，曾经说要当医生，我妈也说好啊。我有好多想法，想过当医生，当记者，当律师。我曾写过一首歌，叫《爱的海洋》，歌里就描述了这些，也描述了我在外面闯的心得。但是我发现我骨子里边，最喜欢而且能最投入能做得最开心的，是在音乐上。我是背着她做的音乐，最后成功了。我相信，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成功了，受到了认可，她也会默默地开心，支持我，为我骄傲。这个也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原因。我希望她看着我成功的时候，开心地笑，这也是我作为女儿最欣慰的。界面新闻：除了日常生活，你了解你妈妈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吗？曲婉婷：这么多年来，我跟我母亲很多时间都是在电话里度过的。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回国去看她，后来回国的机会比较多了，回去看她的机会也稍为多一些，才可以面对面地说话。至于她生活上的事情，我最多也就问问他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别累着了，具体的事情我也没怎么过问，也可能是在那段时间里，觉得妈妈比较爱听关于我的生活，我好了她就比较开心，我给她聊一些我的事情。界面新闻：你认为你母亲会贪污那么多钱吗？曲婉婷：我还在等，希望能等到好的结果。我相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我还想说的是，我不知道哪里是头，不知道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这种状态，就像一个人失踪了一样，不像是得重病，假如我母亲得了重病比如癌症，生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了，我的心态都不会像现在这种。现在什么都是未知的，尤其是这种未知是发生在我母亲的身上，我很心慌，很害怕，很恐惧。界面新闻：作为女儿，这两年你为她的事情做了哪些努力吗？曲婉婷：得知我母亲生病了，我曾经给在温哥华的中国大使馆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2015年11月份写的，一封是在2016年4月份左右写的，都是在恳请当地的相关领导可以给我母亲及时医治。界面新闻：两年来，你说自己一直未公开接受过媒体采访，为什么？曲婉婷：两年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公开说什么，没有公开地抱怨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再怎么说，这个案子有控诉方、有辩护方、有律师，有法庭和法律，最后是有一个结果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忍耐着。我觉得我说什么，到最后都没有用，只有看最后的结果。但是我发现，这段时间的媒体都是有所偏向，所以我反而觉得，是不是媒体上说什么，那就是正确的了？但我一直相信法律，我相信我妈妈，我相信律师。界面新闻：在你母亲的案件发生后，你为她写了几首歌，包括《最好的安排》，这些歌曲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议，你想通过歌曲表达什么呢？曲婉婷：《最好的安排》是我在妈妈被带走8个月之后写的歌，最近才发布。还有一首《YOUR GIRL》，也是为我母亲写的。还有其他大概一两首，是写到一半，没能写完。这两首歌已经很代表我这段时间的心情了。《YOUR GIRL》是用英文写的，我这边的朋友听了会落泪，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处境。在国内，有些人把这首歌翻译成《你的女儿》，又名《婷儿》，翻译得不正确，也可能是特意翻译成这样吧，这些不恰当的翻译也引起了一些网友说我，我就忍着。我写歌的时候，因为我想我妈妈，我已经伤感到很强的状态，我需要释放。我在心情低谷的时候写了那些歌，一旦状态不在那里了，被分散精力了，我就不再那么想回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那个状态是非常心痛，非常难过的。基本上，我在写关于我母亲的这些歌的时候，都是哭着写的，再哭着唱。所以我的其他两首歌，我真的就感觉好像是我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状态把它们写完，因为我不想哭，我不想再那么难过。界面新闻：在你因为你母亲的事情心情低落的时候，你如何排解呢？曲婉婷：平时，我每次想到我母亲的时候，都会难过。但我发现我一直想回避那个状态。我可能去听一些开心快乐的歌，去听一些节奏快的歌。一段时间里，我写的歌，也是节奏比较快的，因为，毕竟我有男朋友（编者注：去年情人节，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公开了他与曲婉婷的恋情，在其微博上贴出两人的亲密合照）在身边，他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些快乐。界面新闻：对于你母亲的案件，你希望一个怎样的结果？曲婉婷：我现在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的判决。然后我希望能早日看到我妈妈。我有好多的话想跟她说。我有很多事情现在不能做，因为她不在身边，我联系不到她，就比如说，我的人生的几件大事，我都是想跟妈妈说。我等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