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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火了饭后，阿黎随手给了妈妈一张存款几十万的银行卡，“你拿着花，从今天开始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了”。在讲述时，85后阿黎依然难掩当时的自豪感。妈妈虽然口头上对阿黎又换新车唠叨了几句——“还是要省着点花”——但是他能感觉到妈妈很开心，她好久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了。阿黎“豪爽”的底气，源自于一只小玩偶。 2024年9月前，他还只是东莞市石排镇的一家潮玩代工厂的普通小老板，甚至自嘲是“败家”的厂二代。石排镇是中国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4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密集分布着近百家潮玩企业，总产值超百亿元。阿黎的厂子并不起眼，开了6年，员工有50人上下。但因为同类厂子越来越多，代工厂利润已经愈来愈少了。转机出现在数千公里外的东南亚。2024年，泡泡玛特旗下潮玩产品Labubu在这里爆火，明星Lisa和泰国皇室公主都是Labubu粉丝，全民Labubu热潮下，它所代表的“搪胶毛绒”玩具成为潮玩领域的顶流。代工没多少利润，阿黎想到做自己的原创IP，踩着风口，2024年也做了一款搪胶毛绒版。阿黎的搪胶毛绒产品，来源/受访者提供没想到，这成了阿黎转运的金钥匙：2月策划，9月上市，第一批货几万只，铺货到潮玩店，第一天就卖光。第二批货30万只，一星期不到卖光。合作公司频频“返采”（即又下新单），最大的一张订单达28.8万个。现在，这款搪胶毛绒玩具已经出货两百万只，东南亚市场销量占9成。三个月时间，阿黎大赚了几千万，按照他的原话说，“这是之前开工厂100年都赚不到的钱”。财富来得迅猛，但是像阿黎一样在东南亚潮玩市场掘金的故事并不少见。最刺激业内神经的是另一位85后王宁创办的“潮玩第一股”泡泡玛特。2024年上半年，泡泡玛特的财报非常亮眼，其港澳台及海外业务营收13.5亿元，同比增长259.6%，Q3海外营收同比又暴增4倍，毛利率更是高到了70%。一名90后创立的“娃三岁”产品在东南亚总销售额达几个亿的故事，也让业内一度血脉偾张。也是今年，国内知名玩具品牌52TOYS一年间在泰国开设了10家品牌店。52TOYS CMO张颖楠告诉《出海研究局》，今年52TOYS加大海外市场的投入，在海外的运营成本同比去年至少增长了50%。而回报也很喜人，海外营收有300%的增长。泰国首店首月店铺营收近300万元，现在，10家店都是盈利状态。来源/52TOYS官微涌现的财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掘金玩家，主做玩具婴童展的小肖印象很深刻，越来越多的潮玩企业开始出海。印尼玩具婴童展前的两个月，即5月，正是 Labubu热潮风靡时，他们公司紧急为潮玩设立了一个展馆，这是个新板块，很快邀约了十几家企业参与。到了12月的越南展会，公司扩大了对潮玩展馆的投入，有三四十家潮玩企业奔赴当地参与，“往年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出海的潮玩企业分为三类，一类为代工厂，没有品牌能力，只接定制订单，一类是像阿黎这样做原创IP，还有一类做授权IP，即与知名IP合作潮玩产品，借助IP的知名度更快打开市场。它们正成批量地涌进东南亚。 02 爆款是门玄学？在第一批产品很快卖完后，阿黎决定实地考察。到了泰国后，他仍然有些震惊，这里已经被潮玩“围攻”，去饭店吃饭，能看到一个角落摆张卖玩偶的桌子，便利店、服装店也同样如此，走在路上，能看到有年轻人把20多个玩偶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身上，“你见过全红婵书包挂满玩偶吗？泰国街上到处是‘全红婵’”。今年东南亚潮玩市场的这股热潮，是由泡泡玛特掀起的。这其中有产品本身的魅力，Labubu形象像一只调皮中带有魅惑感的小精灵，背后也有明星效应，BLACKPINK女团成员泰国女星Lisa多次在社交平台展示Labubu，泰国公主也被拍到带着Labubu出行，使得它身价暴涨，有Labubu原价550泰铢（约104元），价格一度被炒到一万泰铢（约2000元）。突然间，Labubu似乎唤醒了东南亚的潮玩市场。图片来源/泡泡玛特官微东南亚国家近年经济发展势头好，人均GDP较高的主要国家有新加坡 (2023年，8.47万美元)，马来西亚 (2023年，1.16万美元)和泰国 (2023年，7171美元)。这里的人们，不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追求更高品质、更具个性化的产品和消费体验。潮玩作为一种融合了创意设计、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的新兴消费品类，正好契合了这一消费趋势。这也与东南亚地区年轻人多有关。公开数据显示，东南亚拥有超过6.7亿人口，年轻人占比接近40%。潮玩构筑的纯粹、美好的世界，也迎合了喜欢新鲜事物、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人的特点。再加上东南亚互联网渗透率也高，基本都在80%以上，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等都成为潮玩品牌大范围传播的重要渠道。 “它们（指东南亚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很活跃的，”张颖楠表示，消费能力活跃与消费能力强不同，前者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后者与当地经济水平有关。据她观察，东南亚人更活在当下，愿意为喜欢的事物买单。泰国的店长就跟她提到过，经常在店里碰到一类消费者，在收银台前，掏出两张银行卡，翻手机，再找找兜里的现金，从头到脚掏干净了才凑出一笔钱，买走了盲盒。这种“活在当下”的状态，在当地招聘的店员上也有所体现。张颖楠提到，东南亚的店员流动性更大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可能刚领完薪水，就请假出去度假玩去了，工资花差不多了再接着上班”，这种不稳定为管理上带来新挑战。他们想到的应对策略是多做人员上的备选，比如国内1家店可能就只需要3个人，到东南亚就需要做5个人的准备，招聘的工作要常态进行。阿黎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踩上风口原来就是这样的感觉。阿黎个头大，有些胖，说话带有明显的潮汕口音，带给他巨额财富的这款IP叫糯米儿，是一个外形乖巧可爱的小女孩。2023年上半年，经济学家薛兆丰做《万物经济学》纪录片时，专门在东莞录制了一期关于潮玩经济的。阿黎的工厂被选中了，作为需要“学习成长”的“小作坊”，薛兆丰带着他参观了行业规模更大的企业。节目里，阿黎的困惑是，第一款糯米儿卖了2万套后规模就难扩大了，他认为是没钱做宣传，但比他规模更大的同行们都点评，IP缺乏特点，有同行直接表示，如果这是自家的产品，会直接从产品线里剔除。观众也在留言区表示，“糯米儿太普通了，这种赛道分分钟会被秒”。纪录片《万物经济学》里薛兆丰在阿黎工厂体验潮玩制作来源/视频截图参观学习后，薛兆丰问阿黎的学习感想，他回答，“要学会说故事”，这一度让薛兆丰有点失望。但一年后，同样一个IP，糯米儿研发出搪胶毛绒款后，就给阿黎带来了巨额财富。为什么在东南亚卖爆了？阿黎认为是因为产品可爱，至少打磨产品花了心思和时间，做到了让自己满意，他和女儿都很喜欢。市面上可爱的潮玩IP已经多如牛毛，仅仅可爱就够了吗？阿黎坦诚，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卖得好是玄学”。 03 越大的订单越害怕像阿黎这样三个月就能暴赚一笔的，还是少数。对于更多的潮玩小企业来说，出海依旧是一场冒险。老彭做玩具20年，也在东莞石排镇经营一家200人规模的潮玩代工厂，他感觉到今年出海业务占比越来越重，但他告诉《出海研究局》，工厂还没有大力拓展，甚至还有些“不敢”。原本看起来是一次有利可图的合作，但业务人员和海外人士对接后，对产品需求的理解错位，拿到订单后，操作的员工也会按照惯性思维做产品，没有思考清楚对方要的到底是什么，最后客户付了钱，但工厂做出了他们不想要的产品。他举例，有一次接了一款电动式的潮玩产品，对方对外形和色彩的要求就是好看，根据过往经验，他们颜色直接使用了七彩，但顾客最终想要市面上流行的金色，“不同语言和文化，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审美的眼光都不同”，老彭说，这样的偏差在他过往海外合作经历里出现过不少。除了沟通上的麻烦，还会出现预期货款时间跟实际不一致，回款难的问题。这需要考虑汇率，也需要对国际贸易的外贸流程有一定的熟悉度。不像在国内，有熟悉的像支付宝一样的第三方平台，让回款有着落，遇到一些小国家来的订单，老彭还有过几次没拿到回款的经历。这都让老彭对国外的订单有种畏惧心理，订单量越大，越害怕。“做起来太累了，不擅长这个东西，”老彭说，在东莞做潮玩代工厂的一些小老板，是做玩具技术出身，文化水平相对偏低，平时闭门造车，对于海外市场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客户单方面的信息，没有市场把控、分析能力，对国外的需求也没有正确的判断。这些问题堆叠起来，“对于小公司，一个订单就毁灭信心了，宁愿做很低廉的加工，因为毕竟是实打实的”。一位石排镇潮玩代工厂的老板也提到，自己对出海不懂，公司就一位员工会英语，偶尔对接一些海外订单来，只占公司订单总量的一成，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把工厂的制作工艺再做好一点”。做代工有压力，但做自己的原创品牌，要打出名头更难。由于潮玩企业扎堆出海，最火爆的泰国市场，已经出现了产品同质化，搪胶毛绒扎堆，新IP销售乏力的现象。智胜文创老板何中佳今年瞄准海外市场，近三个月时间已经通过展会跑了日本、泰国、韩国3个国家，这两个月还计划去越南、印尼。 9月去日本第一站，首战告捷，他拿到了上百万的代工订单，并且考虑回款的问题，他给公司定了“零账期”的原则，即客户拿货时就需付款。然而在他更想发力的原创IP上，却遇到了一次小的滑铁卢。智胜文创的原创IP产品来源/受访者提供 11月，去泰国参加潮玩展时，他们公司只卖出去了目标份额的5成，那次同去的同行有几十位，他也问了问情况，除了头部知名品牌有销量外，其余新IP有一半以上都卖得“中规中矩”，这与新品牌知名度有限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短短两个月过去，市场已有饱和之势。据何中佳了解，有黑马公司的爆款IP产品，现在已经出不动货了。他意识到，这股风潮下，如果产品不足够有卖点，未来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一位马来西亚潮玩店店主跟《出海研究局》提到，现在很多潮玩商家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给自己发合作私信，想要商品入驻到她的门店，筛选不过来，她做了一个决策，在Instagram上对产品投票，她有5000粉丝，有超过300人投票，才会选择拿货。 04 大风刮来，“成为1万人里突出的那一个” 在东南亚市场大赚一笔后，现在，阿黎继续加码原创IP，尝试与东南亚当地的设计师接触，做更本地化的产品，曾经的代工厂业务已经是半放弃状态。今年有骨干想要带团队离职创业，他让对方选了想要的员工，带走了30多人，原来的团队还剩下十几人。对于剩下的这群员工，他告诉他们，“我们还在做，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了，不希望大家这把年纪，还要重新去找工作，我们开的工资也不算低，重新找的话也未必那么好找。我坚持做，不管它挣不挣钱，你们做就行了。” 这样的底气，依旧还是依靠着糯米儿大赚的一笔。如果不是因为爆火的东南亚市场，阿黎的人生似乎从没有如此扬眉吐气过。他原本是一个“厂二代”，家里原本有一家五六百人的工厂。上学时调皮，不爱学习，高中没毕业，他就想辍学，家里不同意，他直接离开学校，去了深圳，半年才回家，家里人除了暴打他一顿，也别无他法。接手工厂后，他偷懒，也沉不下心认真做，经营每况愈下，在2015年彻底倒闭。阿黎说，自己那时就是典型的“败家子”。过往的教训太过惨痛，让他现在老道了些。在他看来，现在东南亚潮玩市场的确是一阵风，但是这一阵风它吹不完，只是风起时就一个人站在那里吹着，大风刮来时，已经有1万个人挤在那里了，你能做的就是在这1万人里变成突出的那一个。 “市场不会没有，哪怕泰国市场不好，哪怕接下来印尼市场不好，但本质上，人类对潮玩的精神需求还是很大的。玩具不是现在才有，我们小时候也玩，人除了要吃饭，也需要精神寄托和美的感受，”阿黎说，身边有朋友喜欢大娃（潮玩中比盲盒更大、更少、更贵的产品）——“她让她老公啥也不干，就到处飞给她买玩具”，这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已经卖爆，并大赚了一笔，对于出海，阿黎依旧很难说清具体方法论。他只是秉持一个朴素的逻辑，“它是一个风口，这阵风吹过，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大家需要这个东西，你把它做好就行了”。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但大风刮过，产品滞销怎么办？阿黎认为自己不会让这个事发生，现在所有的货都做预售，失败过一次，让他更谨慎。而不论这股从东南亚吹过来的风未来会如何，它已经改变了他的命运了。

一票难求。在刚刚落幕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黑箱日记》无疑是最热门的纪录片之一。为了看到它，我不得不放弃更多展映影片，从三亚乘坐2个小时高铁赶去海口，抢夺只剩边角的寥寥几个座位。好在片子值得，没有故意催泪的桥段，甚至刻意诙谐，全场观众却哭作一片，中途几度掌声雷动。在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可以放心地说，这就是今年最好看的女性主义纪录片。一切始于一次无耻的性侵。 2015年，刚刚踏入新闻行业的实习记者伊藤诗织被山口敬之迷奸。在身下的剧痛中醒来时，她发现那位时任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德高望重的日本知名电视记者正在她的身体上奋力起伏，他说：“你合格了。” ——这一天，伊藤面见山口，原本是想讨论邮件中提到的TBS求职事宜。但几杯酒落肚，酒量颇佳的她就失去了意识。 5天后，伊藤诗织选择报警，警方几番推脱，终于在伊藤提交足够证据后受理。然而就在警察埋伏在机场准备逮捕山口时，一通上峰电话打来，逮捕行动叫停。几天后，安倍晋三传记《总理》出版，作者正是安倍的亲密友人山口敬之。翌年夏天，日本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对山口提起刑事诉讼。处理该事件的调查员被调离，不同调查员和警员数次私下劝告伊藤：别告了，赢不了。 2017年，别无他法的伊藤决定把一切公之于众，同时请求检方复议撤销该案的决定。 “我认为我已经试过了一切我能走过的路，公之于众是我最后的选择。” 这一天，记者会上不停歇的闪光灯下，她成为日本第一个主动向公众公开面容的性侵受害女性。她说：“我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强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今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然而即便把私事变为公事，在舆论压力的监督下，伊藤也没能赢。最终检方决定维持意见，不予起诉。因为伊藤始终无法回忆起失去意识时，在酒店中发生的具体情形，也错过了第一时间报警留证的窗口期，她没有足以定罪的决定性证据。与此同时，针对伊藤的恶意汹涌而来：人们称她生性放荡、咎由自取，因为在记者会上，她的衬衣少扣了一枚纽扣。谩骂与死亡威胁接踵而至，楼下甚至开始出现跟踪车辆，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公寓，到朋友家暂住。最令人难过的是，这些仇恨信件中，很多来自同性别的女性。她们指责伊藤不知检点，“自己也有责任”，把这样的丑事到处宣扬，丢尽了日本和女人的脸。当第一位把性侵拿上公共议题台面的女人出现，人们才能切实地感觉到，在日本，这是何等越轨的行径——就连承认和谈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十足可耻的。得知检方决定的那一天，伊藤给母亲打去电话，在母亲看不见的这头，强撑出一抹微笑： “妈妈，他们决定不起诉。” “什么？真是不甘心啊。” 听到电话那头母亲惊愕的回应，一直强忍的泪水簌簌滑落。检方不予起诉，意味着事件不再能作为刑事案件解决。伊藤只剩下一条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不需要刑事诉讼中严苛的铁证，刑事诉讼要遵循“疑罪从无”原则。而在民法中，原告只要能在“普通人不会质疑的范围内证明了事实”，法官就可以认定该事实发生。许多新证据在上诉的几年中奇迹般地出现。伊藤找到当晚搭载二人的出租车司机、接待二人的酒店门童、酒店监控，证实抵达事发酒店途中，山口存在强迫行为。有可能赢，而这一次，她真的赢了。 2019年12月18日，漫长的审理后，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胜诉。那一天，法院外、人群中，伊藤诗织举起“胜诉”条幅的照片成为当年最经典的影像。她的眼睛平静而明亮，小小的脸颊藏在温暖厚实的格子围巾中，从26岁到30岁，她用青春最美好的四年换来一个迟来的公道。因为这四年坚持不懈的勇敢战斗，伊藤诗织获得“斗士”的美誉，在日本说起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除了上野千鹤子，就要数这位。由于和国际上爱泼斯坦事件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她的行动也被视为同一场运动在日本的延伸，无数国际报道复诵着她的战绩。然而在这些越来越加神话的、鼓舞人心的报道中，始终缺少口号之外的一角：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天生的女斗士，伊藤诗织是否也曾无力，是否还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黑箱日记》，补上的正是这块至关重要的人性碎片。《黑箱日记》实在是太特别了，此前没有，此后世界上可能也很难再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它的导演和事件主角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恰好是一名记者。它不是第一部关于此事的纪录片，BBC早在2018年就拍摄过《日本之耻》，直指事件背后日本司法执法的系统性问题。但它是第一部由受害人伊藤诗织亲自导演的纪录片，资料也由伊藤亲手收集，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从事件伊始，她就刻意积累了大量录音、录像素材。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完全由过去真实资料所组成的“视频日记”，既有导演的第三者客观视角，也有亲历者的第一者主观视角，它的镜头拉得是如此抵近，以至于那些干巴巴的事件都施展开了充沛的戏剧感。女战士也不总是一把锋锐的剑，镜头前的坚强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崩溃瞬间。 “我绝对不会自杀的。” 决定把事件公之于众时，伊藤诗织曾录下一段视频。视频中她强调，自己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她死于任何看似自杀的方式，那么请立刻报警。彼时她无比笃信，不论未来如何，她都将坚强面对。但几年后，伊藤自杀了。在留下的视频遗书中，她哭着向父母道歉，抱歉再也撑不下去。长期的压力和压抑导致伊藤诗织精神陷入抑郁，所幸被及时发现救回。战斗的代价，远远不只是面对权贵的威胁，毋宁说，那是所有代价中最不痛的一点。因为我们会明确的知道，伤害来自敌人，面对敌人，自然有使不尽的勇气。然而更多的伤害，可能并非来自敌人。实际上，当伊藤决定公开事件时，第一个站出来阻拦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说客，而是最亲密的家人。妹妹担心，姐姐选择出头会招致谩骂与报复，她说道：“姐姐，我不希望你公之于众。” 在《黑箱日记》中，伊藤诗织选择用这句话作为全片的开头，背景画面，是一条漫长无尽的黑色隧道。妹妹、爸爸，老实本分的家人希望伊藤就像千千万日本女人一样，忍一时风平浪静。可她不甘心：“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于是，第一场战斗就是对家人意愿的背叛。伊藤或许预料到了事情的后续发展，或许没有，记者会后，闻风而来的各路小报把伊藤家调查了个底儿掉，妹妹弟弟的照片都被公布在了互联网上。在战斗的路上，有太多可能伤害友善之人的两难境地。调查员A，事件前期至关重要的“泄密人”，他在被调离现场后，向伊藤透露，在机场针对山口的抓捕行动是被临时叫停的。他所透露的信息帮助伊藤窥看到了黑箱中齿轮搅动的一角。但如果伊藤在诉讼、报道和出版物中引用他的信息，却很可能导致他在工作系统中被霸凌和排挤。究竟是用，还是不用，此时成了一道道德难题。幸运的是，最终证人们几乎都主动同意为伊藤作证，但在《黑箱日记》中我们能看出，伊藤也做好了为了夺取胜利，背叛这些朋友的准备。她无意也无瑕去做一位绝对纯白的正义战神，当需要冷酷决断时，“记者”的职业天性将会占据上风。正如在《黑箱日记》中未取得同意而擅自使用酒店监控和律师谈话，她的时任律师西广阳子曾坚决反对，指出这种做法将导致日后的受害人更难获得酒店监控，但她决定依然故我。有时，友善之人的态度也夹杂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同意为伊藤作证的当晚，调查员A趁着酒意在电话中对伊藤说，要是为此丢了工作，伊藤最好“嫁给他”。没有人知道，这玩笑的醉话下有几分真心。但电话另一端，伊藤原本兴奋感激的神情骤然凝固，肢体无措地僵硬起来。即使是正义的伙伴，也可能如此轻易地冒犯，善恶交织，这就是现实世界中最真实的混沌。或许是得益于从小有主见——9岁开始当模特赚钱，高中自己联络、自费前往美国留学，打工赚取学费，实习中前往各危险地区进行采访——伊藤诗织在磨人的漫长诉讼后，依然还是一位活人。她依旧爱笑，在事情进展顺利时跳起雨中曲的俏皮舞步，晚上和朋友分享廉价的盒装白葡萄酒。甚至抽空做了几部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女性割礼》。以至于据日媒报道，山口敬之私下抱怨，光看伊藤诗织的精神状态，也不会相信她是被强暴过的人：“被强暴过的人哪能有那样的笑容？” 太多日本人无法理解，为何伊藤诗织不感到羞耻、不蓬头垢面、不以泪洗面，一点都不像一个传统苦主。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位"讲英语的日本女人"。在和同事聊起日本时，我们常常生起一个疑惑：为什么日本能孕育出上野千鹤子，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女性运动？它同时拥有东亚最犀利的女性主义理论，和东亚最温驯的女人。直到看到《黑箱日记》，我才开始理解，因为日本缺少“讲英语的日本女人”。强奸案报案率之低，或许是日本和其他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之一。在伊藤事件发生时期，2016年，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日本警方收到989起强奸案报案，也就是每10万名女性中有1.5起强奸案，而同时期的美国，每10万名女性中会发现41起强奸案。这当然不是因为日本民风淳朴，人皆圣贤，而是日本女性遭遇性侵后很少向警方报案。为何如此？伊藤诗织的经历生动地解释了原因：遭遇侵害后，她首先拨通东京郊区一家强暴危机中心的电话，询问该如何处理。然而对方表示，不能在电话中提供任何建议，除非她亲自前来面谈。彼时在强暴中收到巨大伤害的伊藤连下床都很困难，于是没能在危机中心得到建议。 5天后，当她终于攒足力气来到警局报案，发现警方根本没有对应的女性警员。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一名女性警员听她述说了几个小时，最后抱歉地表示，自己只是临时被调来的交通部门职员，真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和男警员谈。更令日本女性闻之色变的，是使用“调查假人”的犯罪调查方式。在3名男性警员的围观和拍照下，伊藤不得不躺在一张蓝色的垫子上，任由警员把真人等比的沉重假人放在身上，摆弄成各种姿势，并不断询问：当时是这样吗？还是那样？羞耻、恐惧、无力，这样的犯罪现场复现方式如同恐怖的二次伤害。不报警，就无法获得收集体液等证据所需的工具套装，而报警，就要承受如此毫无尊严的调查取证。很多女性就在犹豫中错失了取证的黄金时间，从而使得定罪更加艰难。内阁办公室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只有4%的性犯罪受害人曾向警方报案。即便成功报案，成功取证，性价比也很低。因为在2017年前的日本，关于性犯罪的法律，使用的还是110年前的定义。性犯罪的发生频繁到，即使是女性也经常不当回事。根据这份陈旧的法律，没有现代法律中最关键的“同意”要素，不管女性是否明确表示不同意，通常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有暴力和胁迫行为的情况下才会追究其责任，并且如果受害人饮酒，那么警方则不鼓励报案。 2017年，东京和横滨的多名大学生，就因受害人醉酒而免于轮奸指控，获得无罪释放。据统计，当时有超过十分之一性犯罪者获刑后可以获得缓刑，性犯罪的最低量刑比盗窃罪还低。伊藤诗织胜诉后，山口敬之只需要支付不足16万人民币的赔偿金。裁判后，他依旧过着受人尊敬的优渥生活，参加电视节目、交游权贵，在众人附和下抱怨醉酒的女人最是惹人生厌。他的密友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还是他最先在网络上发布的内部消息。相比于其他方面，日本人对于性侵害的认知程度，实在简单到令人心惊。全世界报告强奸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瑞典，每10万人报告件数高达85.59起。因为瑞典法律判定性侵害的法律门槛更低，即严格的自愿原则“积极同意权”，只要受害人在性行为前没有明确同意，即可控告对方强奸。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理解“不就是不”，似乎天然就有一道巨大的门槛。在所有色情作品中，“不”几乎是“欲拒还迎”的代名词，“雅蠛蝶”俨然已经是一种情趣。所以当女性用日语说出拒绝的时候，很多男性会直接理解为“同意”，从而更加为所欲为。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生也不能免俗。一项大学课堂的随机调查发现，日本大学生中，有40%认为醉酒就是性同意，曾经接吻更是明确的性同意信号。然而实际上，在更多国家，即使是一张床上的夫妻，在妻子明确表达不同意后，丈夫如果依旧强制性交，那么也构成婚内强奸。当在酒店醒来发现山口敬之正在施暴时，伊藤诗织首先惊慌失措地用日语要求停止。然而她发现，“当我用日语说拜托请停下时，他反而更受用了”。于是她改用英语破口大骂：“fuck off！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滚开！你他妈在干嘛？）” 曾经，伊藤诗织为日语中没有肮脏的骂人词汇而感到自豪，而这一刻，她无比庆幸自己是一个会讲英语的日本女人。这也是伊藤诗织之所以成为伊藤诗织的原因：她的思维中，有一半串流着迥异于日本的价值观。她也许未曾拜读过上野千鹤子，不晓得男权社会是如何结构性压迫女性，但她清楚知道，受到未经同意的性侵就是强奸，被强奸就该诉诸法律，法律就该给予正确的处分。没有日本式的忖度，不会因为害怕暴露“被玷污”而选择粉饰太平，她以一种英语式的横冲直撞，掀开了笼罩日本110多年的黑箱。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带来了些许阳光。 2017年，受伊藤诗织案影响，日本110年来首次修改了性犯罪法。该次修改扩大了强奸的定义，将肛交和口交纳入范围，并将男性列为潜在受害者，延长了最低刑期。 2023年，法律进一步改进，将“强制性交等罪”修改为“不同意性交罪”。明确规定，只要一方显露出不同意的倾向、表达出不同意的意愿，或者处于难以表达是否同意的状态下，那么此时发生的性交行为都构成违法犯罪。这一次，日本终于在性犯罪法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这是书本与口号之外的，另一种女性主义。更加强悍，更加坚韧，野草般涨满生命力。事件发生至今整整9年，它的余波依然在影响着35岁的伊藤诗织，但这一次，她想真正的与过去做个告别。《黑箱日记》今年已经在全球50多个电影节放映，并将在欧美多地院线公映。映后交流，人们总爱向伊藤诗织提出一个问题：“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伊藤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她烦透了这个问题：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呢？” 她反问道。 “你看过了（我的影片），现在它在你的手里，我已尽我所能，轮到你来做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