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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村局势分析的宏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果毛主席生活在今日的话，他不必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走访农村，只需扒拉扒拉快手这个app，就能了解中国乡村的精神面貌了。也许朋友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快手这个软件，但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一个吃惊的数据，这个app是中国流量第四大的手机应用，仅次于新浪微博，日活量一千多万。 2016年3月的app流量数据据2015年统计，快手是中国第一大短视频应用当你打开这个神秘的软件，肯定会纳闷这个低俗、简陋、粗糙的app为什么是中国第一视频app？因为其用户人群是海量的乡村人口。快手基本页面一览而且，当打开快手时，你能看到一个个自虐视频、低俗黄段子、和各种行为怪异的人。即使你没有毛主席的洞见能力，凭直觉就能感到其中充满了残酷而荒诞的场景，令人不适，隐约看到了我们这个光鲜时代的暗面。自虐残酷物语其实在前几天，快手这个app就火了。一个河北大妈自虐吃异物（包括灯泡、蠕虫、玻璃）的视频浮上网络，观众被其中的疯癫和残酷吓了那么一跳，讨论了一天后，然后遗忘。快手上的大妈自虐视频大家只会把这个当作一个猎奇的花边新闻，却不会深究其背后的深入背景。事实上，这种视频在快手里屡见不鲜，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在快手上自虐的群体。在快手上，最容易火的一招就是自虐。所以上面充斥着自虐的视频:自虐式喝酒、自虐式吃东西、炸裤裆、跳冰河。如果不加解释，你一定以为这是一个地下电影（snuff film）或是b级片的片段。自虐炸裆：这个叫做二哥的河北滦县农民是快手上的一个红人，坐拥50多万粉丝，他能在快手红的特技就是每隔个几天放个鞭炮炸裤裆或者跳冰河的视频。而且在他红了之后，快手有一大批效仿其特技的接班人，而且在他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如活埋＋炸裤裆。自我炸裆的二哥自虐喝酒：这也是快手上的一大门类，有不少红人是靠一口气猛灌白酒火的，我给你看一个我认为其中最猛的——山东小闯，他几乎每天发一个这样的视频，每看他的眼神，我感觉只有四个字：不要命了。山东小闯自虐吃东西：狂嚼大猪头、一口气吃光半米长猪大肠、生吃一管芥末都是快手中自虐吃货的基本标配。更狠的人表演生吃死猪、生吃蛇、生吃蛆、生吃x，其中有个ID叫小胜的十几岁小孩吃的最狠，靠此吸了近百万粉丝。过于恶心，我就不上视频了，你们看看图。活吃蛇生吃病死猪各种自虐太多，我就不一一扒拉了。看完这些视频，你一定觉得这群人就是疯了。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只猎奇，还得想想他们为什么这样。我分析，两个原因。一是心里满足：任何人活着，都想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关注。但是可以想象，自虐视频中的那些主角们，他们都是没有钱、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甚至没有长相的人，他们从小到大基本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关注和欣赏。假如他们想获得关注和认可，靠什么呢？他们唯一能出卖的就是身体，通过残酷的自虐来获取关注。这个例子在天天吃异物的小胜身上尤其明显，他从小就是个残疾，缺一只手，一直自卑，怕了那种没人搭理、没人瞧得起的感觉。他变本加厉的吃各种恶心的东西，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只怕没人关注，像一只猪狗一般，苟活在乡村的一角。二是物质原因：从实际角度上，关注度多了，他们就能接一些广告，一些劣质山寨产品的广告。像什么“跟真的差不多的金链子”、“最新组装苹果手机”的广告，一个广告他们能挣个300到几千。他们花尽心思把这些假货推销给他们的粉丝，这钱挣的，荒谬而残酷。更残酷的不是自虐，而是快手中儿童的精神世界看完上文的自虐篇，你以为快手中最残酷的就是生吃玻璃、蛆、屎吗。错，里面更让人难受的是农村儿童的精神面貌。在这里你能看见各种前所未闻的儿童样本：这是一个只有八九岁的肥胖小孩，他的特技是模仿社会人抽烟、喝酒、泡妞。而且这些视频都是他妈拍的。抽烟喝酒的快手红人——东北小胖你还能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鼓王，他已经辍学，跟着戏班子在广袤的乡村丧事大舞台迸发能量，自由张狂。少年鼓王你还能看见一个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和父母一起演出黄段子小品。在快手上你还能看到海量公开秀恩爱的小孩子，他们打啵、秀恩爱、秀怀孕，其中的最小的孕妇十五岁。十五岁的准妈咪这样的儿童我不能穷尽。相信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会对这里面小孩子的不正常早熟和粗鄙感到不适。这些小孩子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干嘛去了？这其实是农村教育衰落的外在体现。关于中国农村教育情况，我再给你一个不乐观的数据了解其现状。2016年，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基于四个省24931名农村中学生的数据，得出结论：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比这个数据更严重的是，现在很多乡村少年辍学并不是因为穷的上不起学，而是他们的家长和自己都打心眼里觉得读书没什么卵子用！读书一是难，二也是没见读书的多挣几个钱。而早早出去打工，或者做个牛逼哄哄的社会人岂不乐哉？所以他们农村少年大量早早脱离学校，成了快手中那些自由轻狂的红人。再者，教育分为三部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在农村根本就没有城市儿童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农村儿童父母本身的素质和见识就不高，有的甚至就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管不了孩子。所以缺乏文化生活滋养、缺乏监护的乡村儿童，自然天天接触的就是那些原始、粗鄙、野蛮的东西。儿童最擅长模仿的，他们会模仿心中的榜样。他们表现的早熟，说明他们急迫的需要长大，融入他们所理解的成人社会——那个丛林主义、胜者为王的社会。快手上15、6岁就纹满全身的孩子，他感觉自己已经是个社会人了社会就是丛林主义、胜者为王想要考察农村的精神状态，就得了解乡村最流行的文娱活动。不少没去过农村的小清新一厢情愿的将农村的文化活动想成淳朴田园诗的景象——唱着山歌或扭扭秧歌？错了，当代农村最热最火的文娱活动是喊麦。我无法用简单的言语描述喊麦这种艺术形式，如果把他说成农村说唱，估计很多北京的rapper会不高兴。不管如何，喊麦这种形式火遍中国农村，其中最出名的喊麦王者就是mc天佑。他之所以火，不是长得帅，唱功好，而是他的歌词的确直击众多乡村少年们的心声，说透了在社会上混的奥秘与真谛，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mc天佑 mc天佑的哲理金句赏析： “现实社会中有一种物资叫金钱，有一种人类叫做女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被金钱打翻，在这个社会上金钱打翻了一切。女人,你们天生的美丽为你们换来了一辈子的财富。——《《女人们你们听好了》什么叫社会，烟都抽不起了，酒都喝不上了，跟几个朋友去趟迪吧，你就觉得你是混社会了吗？跟这个哥那个弟的出一趟门，你就觉得给人办事了吗，看人家抽麻古麻溜点冰，你就知道你是吸毒的吗，穿的破衣娄嗖，袋里揣把小刀你就觉得你是杀手了吗？——《送给在社会上混的朋友》再给你们听俩首天佑的代表作：十年戎马心孤单 MC天佑 - 空曾经的王 MC天佑 - MC天佑单曲集听完天佑的歌，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生活眼界并不宽广的mc，歌词里却充满了什么称王、称霸、成仙、成龙、江山、成大事、做英雄的信息；他们的歌中布满了曾经的王者和受伤的英雄。这些王者的原型指的都是啥样的人呢？后来我明白了，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王者就是在社会上有面子、有钱的社会狠人。具体来说，第一帅的就是刘华强，第二帅的就是陈浩南。刘华强除了快手上最流行的社会喊麦，还流传着一种家国情怀的喊麦，比如这首mc的《杀光日本人》。其中有一句最震撼人心：就算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xx人。钓鱼岛是中国的 MC九魂 - Mc 总的来看，喊麦里面充满了一种和文明、现代化完全格格不入的野蛮情绪——拥有了钱和暴力就是拥有了一切，世界真理就是你压倒我或者压倒你。再往深处我们可能会发现更令人惊讶和悲观的观点，天平天国、义和团不就是在这种充满前现代思维、暴力萌芽的土壤中产生的吗？正如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乡村一直酝酿一种暴力的种子。说来说去，中国基层社会从古至今的精神世界摆脱不了这八个字：暴力崇拜、胜者为王。不一样的人，一样的味道。义和团和快手第一当红组织天安社的对比被遗忘的乡村根据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有6.74亿，几乎占中国一半的人口。但看了这么多快手中的人和事，你能说农村中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是中国的主流吗？你在当代的主流媒体中见过很多关于农村的报道和描述吗？其实仔细想想，主流世界都把视角聚焦在跑的飞快的一线城市，而把农村和来自农村的人忘在脑后。比如你能想象你家楼下理发店的kavine老师平常在想什么吗？你能想象灯火辉煌的都市中，那些建筑工地的工人在想什么吗？你能想象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换句话说，6.74亿农村人口的生活状态，没人关注。这是快手的健身红人：健身小凯，虽然在快手坐拥五六十万粉丝，但他真实的身份是个16岁的厨子。看了越多的快手视频，我越发现，快手中的世界和北上广深完全是两个没有共鸣、没有交集的世界。就像是同一张纸上的两个圆圈，虽然在同一个空间，但几乎没有交集，两个圆圈之间也难以流动和沟通。所有的资源、权力都在属于那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圆圈里，而在农村那个圆圈里，虽然人数众多，但资源和机会却少得可怜，两者之间横着看不见的结界。正如一个一线城市白领绝对不会喜欢快手中最火的段子，相反在城市刷爆的话题却在快手上一点声音都没，比如快手上关于“欢乐颂”的标签几乎为零。快手中的世界与北上广完全是两个陌生而隔绝的世界，你很难想象一个一线城市的白领和一个快手乡村红人能交流什么，他们的最大相似点似乎只在于都能说中国话。但那些农村中的优秀的孩子们，无时无刻不想突破社会结界，到达资源丰饶的那个世界。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憋着一股劲头，在力量和意志力并不比沿海大城市的中产差！他们在快手上的拼命表现，求关注，本质上就是想靠此穿越结界。庞麦郎就是想要穿越结界的例子。其实在快手上，庞麦郎这样的人并不特殊，也不少见，甚至还会混的很快活。但是在主流世界中，他得到的只能有《惊惶庞麦郎》这种文章的彻骨羞辱。比如在知乎上有一些健身大神，以能做“人体旗帜”为荣，并因此被人崇拜。但在快手上，有海量的乡村博主能做更高难度的“人体旗帜”——能在十米高的树上、或在高空建筑工地上做这个动作。其中以此成名最著名红人叫“搬砖小伟”。小伟的社会身份就是一个工地小工，但是他靠着每日更新高难度动作表演在快手上获得了一百多万粉丝。之所以这么拼，他在一个视频里这样说的：我拼命的练肌肉，就是为了能够开好车、泡美女、随便放一个屁别人也觉得是香的。说到底，还是想脱离底层，走向高层。但是悲哀的是，就算是最红的搬砖小伟，坐拥100多万多粉丝，但是他在大众视野内的曝光度几乎为零，能掌握的资源能力几乎为零。他的影响力还是在那一百万的乡村粉丝中打转，并不会对主流世界产生一丝波澜，更不会像papi酱一样获得千万投资，成为媒体宠儿。我不知道得知残酷真相的小伟，会是怎样的绝望。最后的话其实我已经感慨过很多次了，我们今日的时代，真魔幻。一边是高铁飞驰，高楼林立的北上广深。一边是快手中混沌沉沦的中国农村。两个如黑白一样对称的板块，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其实我深知，看这篇文章的读者，都不是快手用户，也鲜有乡村人群。可能有很多朋友只是抱着猎奇的视角审视这些来自来自底层的人和事，作为谈资和笑料，甚至觉得这些人、事与我何干呢？对此，最后我送给大家一首约翰多恩的诗，这首诗想必会给你答案，慢慢体会。《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沈从文不仅是纯文人，而且心地单纯至极。他看人常“不分主客、不分你我”，就连听到康生死了也为其流泪。助手范曾炮轰他“头上长脓包，烂透了”，他听后仅表示“十分痛苦，巨大震动”，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赤子。本文摘自2016年第5期《同舟共进》，作者孙玉祥，原题为《“天真”的沈从文》。沈从文和张兆和（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有这样一个说法：“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所谓“赤子之心”，出自《孟子·离娄下》，是指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之心。以这种心态用于处世，难免四处碰壁，可用在文学创作上，却能让作品产生一种清新明净的艺术魅力。所以，很多大作家都会在滚滚红尘中保持这样一颗赤子之心。沈从文显然是这样一位作家。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4年后的1992年5月，沈先生夫人张兆和率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古城。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大块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着《抽象的抒情》中的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赤子其人”可谓确评。曾寻求江青的帮忙沈从文看一个人常常“不分主客、不分你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江青求救。1959年，沈从文将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9月沈朝慧被赶回原籍，1967年她曾回到北京，因无户口不容许久住，5月又去长春投奔姑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沈从文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学生江青—他们曾有一段师生关系。1931-1933年间，沈从文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承担“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的教学工作。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有时也到中文系旁听沈从文的课。沈从文致信江青，希望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望日后她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性工作。沈致江青信的全文，已无从看到，不过他在1968年12月写的一份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申诉材料中有段摘引，其中写道：“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沈从文全集》第27卷）文中明确提及是在“前年”，结合沈朝慧被遣回的时间推断，写作这封信应是在1966年末。彼时的江青正全心全意发动一场“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文化大革命”，又怎会顾及这带有小资情调的“师生关系”呢？再说，那时她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对当年漂泊青岛，流落上海的岁月正讳莫如深，唯恐别人提及，沈从文的来信实在是不识时务。结果自然是置之不理—这还算好，当时一些知道这位“红都女皇”底细的文艺界人士甚至被直接灭口。沈从文碰壁后立马省悟，1975年，一友人看到他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后，曾表示要去找江青寻求帮助，沈当着两位助手的面坚拒。不过，让沈从文困惑的是，江青当时不肯出面帮老师一把，却又在后来与别人大谈他们的师生情谊。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并大谈沈当年对自己的关心。1976年12月17日，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来信摘录了《红都女皇》中的一段文字寄给他，并写道：“……我把这段话的记录另页转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国内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时，说她跟二舅是学过文学等。而实际我们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几年我来北京时，我已听得二舅说起看不上这个‘大弟子’，说此话时还做了她穿着那个大裙子‘国服’的势态，和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想当总理、主席等。当时我还不太相信。”（《沈从文全集》第14卷）沈从文收到来信后，随手用笔在《红都女皇》的摘录文字下写道：“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语，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沈从文认为，那位美国记者可能事先读过斯诺前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及近人在美出版的相关著作，从中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一些情况，“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沈从文全集》第14卷）1976年12月“妖婆”已被抓起来了，所以这里沈从文能够畅所欲言。紧跟时代的文字“盖过小说和文物研究” 对心狠手辣的康生，沈从文似乎也颇有好感。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75年沈从文听到康生死去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黄永玉问及缘由，沈从文答曰：“中国古代服饰史方面，他关心过啊！” 1970年9月10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至于像《红卫星上了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我或许在试探中还能走一段路。1968年在情绪困难中还写了个《巴黎红五月》，也有千来字，可说是一首崭新的政治诗……若幸而还可在另一时发现，将和《井冈山之晨》《红卫星上了天》成为三部曲。你能不能设想，这方面的积累，还将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要看客观机会去了。”（《沈从文全集》第22卷）。沈从文以为所写的紧跟时代的文章《红卫星上了天》可能会引起“康老”兴趣，而成为“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甚至可以“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历史当然否定了他这份天真，不仅当时“什么大人物”和“康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诗歌创作，而且文化史上留下来的，还是那些他的“小说和文物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195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响彻宇宙的社会主义凯歌”的社论，看了当天的报纸，沈从文也兴奋异常。1月7日，他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到此事：“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而在黄永玉笔下，他这决定入党的事儿更有喜剧感，他这么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政党好比他过去参加的不少文学同仁团体，只要觉得对方合意就可以加入，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种对人的盲目相信与对政治的隔膜，还体现在他与范曾的关系变化上。 “文革”初，沈从文终于没能躲过政治运动。他面对满墙的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作为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范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时值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从文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朋友家，气得双眼通红，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直到1977年4月4日，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此事难以忘怀：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对此，范曾后来承认：“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思及此，总是一阵阵愧疚。” 此事的是非一目了然。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对当时根本谈不上是学术的“批儒评法”运动，沈从文似乎一点也不明白，从纯历史与学术立场出发，指责一位早已看穿这场运动的玄机，并决心加入以分得一杯羹的时髦画家“刀没画对”，“常识错误”，无异于痴人说梦。读到沈从文的这些往事，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在《雅科夫·巴辛可夫》中的这么一段话：“你这不重实际的人，心地单纯的理想家呵……在一切讲究实际的人心目中，你永远是不可理解的，甚至现在对你的幽灵，他们还是要不免加以嘲笑。其实，你尽管遭遇不好，被人奚落，但你那不幸的，毫无野心的一生却充满纯洁的快乐—但愿上帝让那些人也尝一尝这种快乐的滋味吧，哪怕只能尝到百分之一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