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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来，布罗德韦尔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新闻中。对彼得雷乌斯来说，那段婚外情是一段本来会功成名就的职业生涯的脚注。但是对她来说，那是永远的污点。　　四年来，布罗德韦尔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新闻中。对彼得雷乌斯来说，那段婚外情是一段本来会功成名就的职业生涯的脚注。但是对她来说，那是永远的污点。　　布罗德韦尔前不久拜访西点军校时，在国旗升起时停止训练。　　纽约州西点――在凌晨6点半的西点军校，太阳正在从哈德逊河上升起。葆拉・布罗德韦尔(Paula Broadwell)身着运动服，和六名女子一起，交替进行全速奔跑和蹲起跳。她们在名为战胜纪念点(Trophy Point)的高处歇脚，身上的汗滴落在地面。这个位置处在一座用以纪念内战阵亡者的纪念碑的阴影之中，碑高46英尺(约合14米)。它的顶部立着一尊女性青铜雕塑，她的胳膊颇有气势地伸展着。据说她代表着“名声”。　　布罗德韦尔是在今年4月来到这里，为的是参加西点军校招收第一届女学员4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批前辈踏入校园20年后，布罗德韦尔以拔尖的成绩从这里毕业，手握多项荣誉证书。自2012年以自己并不想要的方式出名之后，这也是她第一次返回母校。　　是的，她就是那个最初以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为导师、后来成为他的传记作者的葆拉・布罗德韦尔;那个被联邦调查局(FBI)一项引人注目的调查曝光与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曾担任美国驻伊拉克和阿富汗部队最高将领的彼得雷乌斯存在婚外情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和军事情报员。她也是那个被公开描绘成“破坏别人家庭的人”、“跟踪狂”、“狐狸精”和“将CIA局长拉下马”的女人葆拉・布罗德韦尔。她最常听到的称呼或许是“情妇”，而这是一个在英文里没有男性对应称谓的词。　　从不忠丑闻的角度讲，他们的婚外情涵盖所有的元素。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被尊称为“有思想的将军”：值得尊敬;目光远大;充满魅力;被认为扭转了伊拉克战争的败局;在他同事眼中是能连续做单手俯卧撑次数最多的人。“有传言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称，“有一天，大卫王(King David)会成为总统。”(彼得雷乌斯通过律师大卫・肯德尔[David Kendall]拒绝就本文发表评论。) 　　她是年纪更轻、同样雄心勃勃的超级优等生：奥运会距离(Olympic-distance)的铁人三项选手;拥有两个硕士学位;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反恐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助理研究员，6年前她在那里初次遇见将军。“她很出色，”前美军陆军上尉苏・富尔顿(Sue Fulton)说。富尔顿是西点军校的首批女学员之一，后来成为布罗德韦尔的朋友。　　2011年，布罗德韦尔和大卫・H・彼得雷乌斯将军在阿富汗合影。一年后，他们的婚外恋情曝出。　　还有狂妄：这个肩负保卫美国秘密的男人泄露了秘密;这个获得惊人新闻渠道的女人做下了最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事情。将军的另一位朋友吉尔・凯利(Jill Kelley)向联邦调查局(FBI)报告自己收到骚扰邮件之后也卷入其中。调查者后来发现，那些邮件是布罗德韦尔匿名发送的(现年43岁的布罗德韦尔拒绝就那些邮件发表评论，只是表示后悔;凯利说，她们俩从未直接谈过这件事)。　　倒台的速度很快：现年63岁的彼得雷乌斯辞职，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致歉，后来承认处理机密资料不当――主要涉及他共享给布罗德韦尔的8本笔记本。有两个月时间，他足不出户――读书、跟朋友交流、骑健身脚踏车。“走一步算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军事史学家彼得・曼苏尔(Peter Mansoor)记得彼得雷乌斯当时这样说。他是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的得力助手。去年4月，彼得雷乌斯被判两年缓刑，并处罚金10万美元。布罗德韦尔从未遭到指控。　　近四年后，彼得雷乌斯成为纽约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合伙人，并在白宫担任对抗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战争顾问。他发表评论文章，进行公开演讲，供职于包括哈佛在内的三所大学。最近，他被《华盛顿邮报》的一名专栏作家列为共和党可能支持的参与总统竞选的五位前军事领导人之一。　　“如果他在下届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吃惊――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总编弗农・洛布(Vernon Loeb)说。他和布罗德韦尔共同撰写彼得雷乌斯的传记。　　布罗德韦尔挣扎着应对。有好几周的时间，记者们驻扎在她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屋外。当时她在努力挽救自己的婚姻。朋友们给她和丈夫斯科特(Scott)，以及分别8岁和10岁的两个儿子送来日用品和热食，并且挡开记者，好让她抄近路穿过邻居家的草坪，翻过篱笆，进行晨跑。　　布罗德韦尔在西点军校参加妇女节的一场活动。　　新闻曝出后，她被剥夺接触军事机密的权利，从少校到中校的提升也被撤回。联邦调查局依然持有她的电脑――里面有她的论文研究――她放弃了博士学位课程。她说，自己不止一次在面试中被告知，虽然她能够胜任，但雇佣她会带来严重的公关问题。　　四年来，她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新闻中。她仔细查看那些新闻。她说，每次出现新情况――法律诉讼方面的进展、彼得雷乌斯的宣判、收到她邮件的那个女人自费出版的回忆录――她都会被提醒，对他来说，那段婚外情是一段本来会功成名就的职业生涯的脚注。但是对她来说――她虽然不像他那么出名，没有受到那么多赞誉，但也有自己的成就――那是永远的污点。　　“我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做错了的人，”布罗德韦尔说，“错得很严重，我知道。但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犯的错惩罚多久?” 　　在一个错误能永远影响你声誉的年代――这似乎是当下的一个问题。但是情妇的耻辱是个特别的类型。唐娜・赖斯(Donna Rice)、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丽尔・亨特(Rielle Hunter)……这些名字已经成为典型代表。　　“在某种程度上，这跟陷入婚外情的男女受到的待遇不同有关，”大西洋传媒公司(Atlantic Media)主席戴维・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说。他认识彼得雷乌斯和布罗德韦尔，曾给后者提供过职业建议。事后，他分别写邮件给俩人，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我认为，普通人与公众人物陷入婚外情也同样危险――非常危险。” 　　事后看，布罗德韦尔那本书的名字《全力以赴：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教育》(All In: The Education of General David Petraeus)也取得不巧。人们拿这个书名进行色情嘲讽。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一个小品中，貌似庄重的读书会实际上是绘声绘色地朗读一段火热的性爱场面。她还收到过强奸和死亡威胁，有一封是手写的，送到了她家里。她的Facebook主页仍会收到“你毁了美国!”和“你愿意和我约会吗?”这样的留言。　　“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那种感觉，”布罗德韦尔说。当时她坐在夏洛特市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孩子们去上学了。“这件事就给人就是这种感觉。” 　　葆拉・布罗德韦尔最近在西点军校里锻炼身体。　　如今，她的应对方法是保持忙碌。她是多个地方领导机构的理事，也是一家歌剧俱乐部的成员。她在一个给贩卖人口受害者提供安全住所的组织以及一个帮助退伍军人康复的组织里担任志愿者。每天，她开车把儿子们送到校车站，然后去晨跑。她继续为女兵参与作战而奔走，并在一个名为西点女性(West Point Women)的组织中表现活跃――在她母校举办的这场活动就是该组织策划的。　　她谈起社区对她一家的接受时，情绪激动。但她现在犹豫不决：她是应该努力找回自己的过去――追求成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梦想――还是应该追求完全不同的梦想?她是应该努力恢复自己的军籍，还是干脆另谋职业? 　　“事实是，军队不是一个你能康复的地方，”她说，“那里执行的是‘零缺陷’政策，那是军规。所以赎罪这回事并不普遍。” 　　“我丈夫认为，我只需要离开，”她继续说道，“苏・富尔顿认为，我需要反击。我的律师们――我直接问他们，‘如果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会让我怎么做?’有时我想，如果我另谋职业，那件事就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新闻里，那么我很可能会那样做。但我不能。我的个性是要反击。”

盖山西侯东娥因为美貌，侯东娥号称“盖山西”，战战兢兢的她和同村姐妹一样，用锅灰烟抹满脸，到处东躲西藏。直到有一天，再也藏不住，日军根据她家土豆窖新翻的泥土痕迹，把她像拧小鸡一样从里面抓出来。从此噩梦开始了，在据点里，只要日军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日本兵就会野蛮地强暴她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四十多天后，侯东娥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本文摘自2011年7月7日《时代周报》，作者吴娟。山西农民南二扑，20岁被日军抓走当慰安妇一年零八个月，导致不能生育。1967年6月因身体不好和压力过大等原因在家悬梁自尽，享年45岁（图源：新华社）张双兵第一次见到侯东娥的时候，仍然能从她饱受摧残的身上看到当年“盖山西”的影子。因为她的美貌，当地人送了一个这样的称呼。而这称呼带来的耻辱和悲痛，也跟随一生。直到去世，侯东娥也未能等来历史给予她——一个被迫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女人——人道的赔偿。因为这个原因，使调查研究“山西慰安妇”的张双兵不胜唏嘘，“我让她回忆当年屈辱的历史，向日本政府诉讼赔偿，给了她希望，但希望又落空了……” 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张双兵一共详细调查了123位女性，日军侵华期间，她们分别在山西盂县一带，被强迫成为日军的“慰安妇”，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如果不是张双兵，这些伤痛，或者说这些宝贵的民间受害人的证词，大概永远不会大白天下。就在6月初，小学教师张双兵经过多年的调查和采访，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炮楼里的女人》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60余位“慰安妇”的亲身讲述披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在山西黄土村庄里制造的一系列人间惨剧。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暴行日本的大辞典《广辞苑》里对于“慰安妇”一词的注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本报，所谓的“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军事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逼为军事性奴隶，遭受旷古未闻的苦难。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就在于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运用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暴行，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它严重地侵犯受害妇女的人权，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记录。”苏智良说。以张双兵调查的山西为例，他告诉本报，山西盂县进圭社据点最多时达到十六七个女人。少的关押十来天，多的关押一到两个月，特殊情况也有1-2年，以每个据点每次抓捕五到六个女人，每20天换一批女人计算，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有100多人，一个县十个据点计算所得到的数据至少是1000人。他所采访的受害者刘乃妮的讲述，同时也被日军战犯冈义一证实。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冈承认，1943年在山西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任分队长的时候，从两个村抓了刘乃妮等十名女人。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受害者遭受巨大的痛苦，她们的身体被日军殴打蹂躏后，多数都有严重的后遗症，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未能再生育，成为农村里孤苦无依的老人。张双兵第一次见到侯东娥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跪在田里干活，激起他深深的同情，并开始关注老人的身世。 “一开始就打不住了，觉得她们太可怜。”很多受害者都已成为老人，一辈子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靠别人的施舍度日，也没有子嗣关照她们的生活。“每当病痛发作，老无所依就只有等死。受害者中的大多数都已死去，一小部分活到现在，她们冲破传统的枷锁，不顾亲人们的极力反对，顶住精神上和舆论上的压力，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 等待了十年的讲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困难。张双兵等待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侯东娥，对他剥掉伤疤，讲述噩梦一般的经历，整整等了十年。 1982年，第一次来到侯东娥的家，“日子很不好过”：石窑洞，炕上铺着一张破席片，两卷很小的铺盖，地上只有一个木头墩子，一个木头红柜子，就是全部家当。张双兵坐在木头墩子找她拉家常，当绕到战争年代的话题，侯东娥非常警觉地把话题扯回到邻里纠纷上面。她似乎看出了张双兵的来意，“你是一个好人，我相信你，但我自己不能说。” 张双兵这才觉得，自己想的太简单，“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告诉别人的事。” 张双兵仍然常来看望她，给她带四分钱一包的大槐树烟抽，陪她拉家常，也会谈到战争，谈到其他人的故事，只要不谈到自己的经历，侯东娥都会有声有色地讲。侯东娥的记忆力非常好，当年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这样的交往一直过了十年。有一天，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日军战争赔偿的报道，他想到了受到战争灾难的侯东娥，她终于有了诉苦申冤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帮助她，让她不要错过能讨公道的好机会。” 而侯东娥还是不相信，张双兵反复劝说，侯东娥才慢慢开了窍。等待故事开始讲的时候，侯东娥开始沉默，然后哭起来，情绪波动越来越大，从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把张双兵感染了，也哭起来，这一天，老人什么也没有讲，哭了一天。经过情绪的宣泄，直到第三天，老人开始平静了，她把信任全部交给张双兵，详细讲述了自己作为“慰安妇”的经历。 1939年，背着有刺刀的长枪，耳朵旁盖着两个黄片片，穿着走路咚咚响的牛皮靴子的日本侵略军部队在伊藤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寻“盖山西”。这时，侯东娥才16岁，刚刚嫁人生了一个儿子，还加入了共产党，分管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宣传，给八路军做军鞋。战战兢兢的她和同村姐妹一样，用锅灰烟抹满脸，到处东躲西藏。直到有一天，再也藏不住，日军根据她家土豆窖新翻的泥土痕迹，把她像拧小鸡一样从里面抓出来。从此噩梦开始了，在据点里，只要日军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日本兵就会野蛮地强暴她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四十多天后，侯东娥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不堪蹂躏，她想到了自杀。从高高的崖上跳了下来，却侥幸没有死。于是，她好像想通了，为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定要活下去。她说之后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勇敢地挺了过去。即使被亲人想方设法救出来，她仍然先后三次被抓到据点蹂躏，然后怀孕了，这使她更加不安起来。侯东娥怕人们知道，她怀了日本鬼子的孩子。她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愁得一夜一夜睡不着。经过超强劳动量的折磨，侯东娥终于让这个孩子从肚子里掉出来，伴随大量的出血，她晕倒了。从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身体受到摧残，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官司打到日本侯东娥的故事，激起了张双兵深深的同情，老人饱受战争的灾难，却无依无靠。张双兵希望能帮助她们，向日本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在张的提议下，侯东娥和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四人才组成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把积聚了五十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通过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赔礼道歉；提供每人十二万美金的赔偿款。张双兵成为当地有名气的替“大娘”申冤的人，从刚开始的闭口不谈，到很多受害者开始主动找他，希望讲述自己的故事。老人刘面换也是诉讼人之一，她是张双兵遇到的最坚强的女性。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之前，她是父母十几岁的独生女儿。因为坚决不从，她被日本兵打断了手脚。律师康健带着刘面换去窑洞指认犯罪地点时，刘浑身哆嗦，一下就认出了当年被蹂躏后，只能爬出去的厕所。这些被康健拿着DV拍了下来，加上照片，成为法庭的呈堂证供。 199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中国慰安妇”案。至此，刘面换先后五次到日本出庭作证。出庭前后，日本都召开较大的记者招待会，老人们诉说来日本打官司的目的和希望达到的要求。她们没有放弃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机会，在每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都对媒体指控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开庭审理时，刘面换陈述自己的经历，遭受蹂躏的残酷过程令她悲从中来，越说越激动，一下子晕倒了。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20分钟。案子一级级审理上去，2004年的审判，天下大雪，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在日本，老人们受到了日本律师团的热诚款待，受到了民间团体的支持和帮助。有一个当年在路城、阳泉等地参加过战事、搞人体活体解剖的日本军医汤浅，一找到刘面换和老人们，就在她们面前鞠躬认错。并一直照顾她们在日本的生活，送来各种各样治疗的药品。汤浅说，他要以此减轻自己的罪过。日本的媒体也对老人们做了各种专题报道，《朝日新闻》的女记者从老人们一到日本，就和她们吃住一起，跟踪采访了十几天。据张双兵介绍，日本两个律师团为中国的受害者打官司付出了很多，每年至少往来盂县两次，大森典子、板口贞彦等律师，花费资金100多万。两个日本支援会十几年间，至少有80多批人员来往盂县，花费至少在600万人民币以上。以及各类旅日华侨，支援老人生活医药费及各种活动经费100万元以上。败诉直到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苏智良认为，日本法庭宣布的两条败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日联合声明》，条约签订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而没有包含中国公民放弃赔偿，所以不能成立。关于时效问题，时效只对国内法有效，这是战争犯罪，是对人权的践踏，没有时效的问题。” 此时，侯东娥已经去世。败诉的结果，令张双兵无颜以对老人的希望。他想起三十年风雨维权中的一个片段，那是第一次带老人们来到北京递交申诉的情景：深秋萧瑟的寒风中，衣衫破旧、神情疲惫的他带着几个腿脚不利索的小脚老太太来回奔波，引起他人的围观。为了打官司和调查取证，身为小学教师的他耽误了给学生们上课，学校不满意。从1992年起，再没有拿到过一次奖金。打官司的同时，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 1994年日本律师介入以后，村子里认为他破坏中日团结，很长一段时间对他进行封锁。被村里的领导和村民看得很严，连出村子都很困难，日本律师调查取证也进不了村，只能偷偷摸摸地和外界联系。领着老太太去北京见律师和记者，也只能趁夜深人静，领着她们逃出来，坐火车到北京。偌大个北京城，该去哪里落脚呢？一面担心村里人找过来，一面摸着干瘪的裤兜，只好领着老太太们住阴暗的地下室。屡败屡诉，他也曾产生怀疑，每当想要放弃时，想到被战争摧残的老人，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讨回公道，在晚年得到一点点的欣慰，张双兵又继续努力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