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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去后，你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立即打车到马尼拉国际机场，如果你还在菲律宾停留，不管是否报警，我们都会干掉你。” 邹峰近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简称每经记者或记者），绑架他的是菲律宾当地绑匪集团“东方监狱”，他们拿到100余万元赎金后，第二天仍没有放他走，而是第三天凌晨才释放他。 “我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环顾四周，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菲律宾男子，身着保安制服，看着我。” 此时依然没有脱险的邹峰，如何逃离马尼拉？此前的公开报道中，在菲律宾被绑架的人最终要么遇害、要么受伤、要么没能追回多少赎金。而在那梦魇般的几天里，邹峰都做对了什么，绑匪竟然会放走他，使他成为首个在菲律宾被绑架后死里逃生、没有受到伤害并追回大额赎金、得以公开自己遭绑架经历的中国人？ 1 我坐上车后备箱里竟藏着人邹峰于2022年11月13日从杭州飞至澳门，再经香港，于11月15日凌晨0:20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时因为疫情原因，无法从国内直飞北美，他原本是想绕道马尼拉经韩国首尔再飞北美，没想到这次借道，却成了一场生死较量。他住进了繁华马尼拉海湾的高端酒店，每晚约1500元人民币。在这样高端的酒店里，他是如何被绑架走的？事情已经过去近两年，当时的惊心动魄，已随时间的远去而逐渐淡化，他心情平静而思路清晰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复盘了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 我虽然曾多次去过菲律宾，但之前去的都是旅游目的地。当我2022年11月再次抵达马尼拉时，马尼拉海湾霓虹闪烁，我却未曾察觉，危险正悄无声息地逼近。第一天至第四天我选择的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之一，酒店内奢华而宁静，却未曾想到这里会成为我噩梦的起点。在这宁静的表象之下，我不知道，两双眼睛已在暗中盯上了我。在酒店用餐时，一对以夫妇形象出现的男女与我“偶遇”。男方自称是东北朝阳人，女方自称是广东人，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由于他们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股亲切感，加上他们自述在新疆做电子产品生意，跟我的业务有关。习惯了国内安全环境的我，不自觉地放松了警惕。后来，夫妇俩又邀请我共进晚餐，我当时带上了一位本地朋友。餐桌上，他们谈笑风生。这顿饭，相安无事。第五天 11月19日，夫妇中的男子（简称A）再次邀请我，这次是单独聚餐。然而，这次聚餐的时间却一拖再拖，从晚餐变成了夜宵。不过，去吃夜宵的“兄弟铁锅炖”我也知道。当晚11时左右，中国籍司机（简称D）开一辆白色SUV送我们去餐厅。第六天夜宵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20日凌晨2点就餐结束，同行男子A称送我回酒店。送我们来餐厅的车辆停在门口不远处，旁边还有一辆车。奇怪的是，送我来的那辆车，副驾上多了一名菲律宾女子。我没多想，就和A上了后排座位。车辆开始行驶，司机D说：“去XX酒店是吧？”他刚说完，突然间，一股很大的力量从背后箍住了我的脖子，我差点喘不过气来。原来，后备箱至少藏了两名男子。我还没反应过来，约我吃饭的A也动手了，他蒙住我的眼睛，并狠狠地打了我脸部两拳，还对我说道：“兄弟，活不下去了，没办法。” 随后，我被戴上眼罩、手铐、脚铐，还被用塑料轧带类似的东西从后拉住脖子，我被后备箱的男子（简称C）牢牢锁在靠背上。这时，我终于反应过来：我被绑架了。在我被控制住后，邀请我吃饭的A迅速下了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下车后，另一名男子（简称B）上车，开始搜身，将我身上手机，手表和随身挎包拿走，挎包内有40万左右菲律宾比索（约5万元人民币）。事后想来，副驾上坐一名当地女性，是为了让我不得不选择坐在后排位置，以方便躲在后备箱的绑匪控制我。夜色中，车风驰电掣地行驶着，我的心却越来越沉重，但我尽量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开始在脑海里思考如何同绑匪周旋。他们开始问我各种问题，包括我在国内是做什么的，来菲律宾做什么等。他们还问我手机密码、Apple ID密码和酒店房间号码，考虑到人身安全，我将密码一一告之。然后，他们就让我嘴里叼张纸巾，不能再说话。并说：“如果你不叼的话，我们就把你嘴塞住。” 我听出来BCD等人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车子行驶了许久，我估摸两个半小时左右，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应该是离开了马尼拉。我被带到了一间狭小的房间。 2 绑匪头目不怕我看到他他一辈子都不打算回国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令人毛骨悚然：“从现在开始，30个小时内凑齐100万元（人民币），我们就放你走。如果凑不到，每少10万元就剁一根手指。” 在那幽闭如棺的地方，每一秒的流逝都伴随着未知的恐惧与绝望的挣扎。绑匪将受害人称作“牛”，而关押“牛”的屋子被称为“牛房”。在这个“牛房”里，邹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噩梦？他又是如何与绑匪周旋的？如今，虽然那段经历已经远去，邹峰在向每经记者讲述中，每当提起那些细节，还是会长吸一口气或停顿良久—— BCD等四人轮流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紧张与压抑。关押我的“牛房”大约3~4平米大小，瓷砖地面，有一扇防盗窗，没有床。前两天我都没有吃的。我累了就靠在墙角睡一会儿。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戴着眼罩，因为我害怕看到他们的脸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但绑匪B主动说可以让我摘下眼罩。 B似乎是这伙人的“头头”，约摸40岁出头。他没有戴口罩，不在乎我看到他的脸。我说，我电影里看的，都是看到人就出不去了。他说：“我不要紧，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打算回中国了。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你看到我、认出我的样子。我相信你以后也可能不会再来菲律宾了。即使你再来了，你也干不过我。”据他所说，在菲律宾绑架，他做了好多年，买了一座岛，还娶了菲律宾老婆，目前负责两个行动组，已经是“佛系”绑匪，希望尽快“退休”，公司则希望他带出两个团队再“退休”。但年轻的C就害怕我看到他，一直戴着口罩。只要他出现，一定会强调让我戴好眼罩，我从没有看见他的真实面貌。C是主要打手，对我多次踢打。该来的终于来了。绑匪说，他们抓错了人，我并不是他们老板要找的人，“但兄弟们也不能白跑一趟，你的手机、网银、聊天记录我们都看过了，你在30个小时内凑够100万元，就当兄弟们找你借的。少10万元剁一根手指。” 从明白自己被绑架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拼命装穷，把自己装成一个囊中羞涩的过客。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我夫人在管，其他钱在公司账户上，绑匪也查了我的银行卡，我身上的现金和银行卡里的钱并没有多少。我就坚持一种说法：我没钱，但是我愿意去借。但绑匪说，这（100万元）是他们的“底线”，不可能再少。这些绑匪并不希望我给国内的家人或朋友发信息筹钱，他们最希望的是我身上就有，可以直接给他们。绑匪说，他们会根据聊天记录指定一些人借钱，我也自己想想哪些人可以借，用什么话术。因此，我拿到了我的手机，可以联系国内认识的人，但每一步必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操作。除了指定借钱对象，他们还删掉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比如我在酒店有一个当地对接人，他们知道后就把这个人从我通讯录里删除了。拿到手机后，我再三权衡，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系我的家人，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怕他们马上报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预判报警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走向。一开始，我主要是找朋友和生意伙伴借钱，其中部分打了钱，部分推测我可能遇到了什么事，一边采取拖延战术，一边查我的行程。这期间，我手机上所有能借贷的APP都让绑匪借了个遍。全程都是他们拿着我的手机操作，问我密码，需要人脸识别就把手机放在我面前，让我摘下眼罩进行识别。在我借钱期间，他们还派当地人去我酒店房间，将我房间内所有东西转移了，包括300万韩元（约1.5万元人民币）和1万港元。第七天在绑匪提出的30个小时快到时，我还没有凑够100万元。这时绑匪开始激烈地恐吓我并踢打我，如果当天凑不到100万金额，他们马上用雪茄刀切我手指。于是我才紧急联系家人打够余款。 21日晚，我的所有赎金到位，他们不停地转钱。我开始询问什么时间能出去。哪知，他们又“临门一脚”，称还需要5万元“遣散费”。我只能再问朋友借了5万元，直接打到支付宝，他们立即将钱从支付宝转走。（后续我出来后才得知，他们还用我的两张信用卡分期操作了30余万元，这些钱当时我并不知晓，当时还以为只支付了100万元赎金和5万元遣散费。）邹峰两张信用卡当时的贷款及转账记录 3 绑匪称来自“东方监狱” “钓”我的男子也被他们绑过令邹峰感到意外的是，负责“钓”他的男子，之前竟也被这伙人绑架过！那他为何被绑后也成了绑匪？是被胁迫还是为了利益？以前邹峰也听说过东南亚一带有绑架事件，但一直觉得这些事离他很远。后来，邹峰才明白自己为何成了当事人—— 第八天 22日，他们没有继续让我筹钱，但也没有放我走。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拿到钱后没有马上放我，是因为到位的钱即使转出，24小时之内还可能被反诈追回，所以，所有钱到位后再把“牛”留置24小时是他们的标准操作。因为22日没有事情可做，我也认为自己会被放，就比较放松地和BCD等人分别聊天。 B告诉我，他们的主要绑架对象是在菲律宾做黑产（电诈、网赌）的中国人，他们其实不愿意做商人和游客的“生意”，风险比较大。我是他们绑的为数不多从中国过去的游客。 B透露，他们的“公司”叫“东方监狱”，有着多样化的“业务”，包括诈骗、网赌、绑架等。他的老板负责绑架，下辖4~5个行动组，同时可以执行多起绑架。并带有威胁意味地对我说，在菲律宾，绑架非常普遍，报警没有用，他们干了5年，从来没有出过事。后来，我从曾常驻菲律宾某外交机构的朋友处也证实了绑匪的说法，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原本确实是“黑吃黑”，目标是在当地做黑灰产的中国人。但随着做黑灰产的因为被打击也不好赚钱了，再加上别人警惕性也开始提高，“黑”不够吃了，这些人就把目光转移到“白道”上来，开始瞄准从中国过去的差旅人士、游客身上。此外，B在聊天中还提到，他们会直接从中国“钓客”。他提到一种模式：在直播平台充当大哥，“钓”女主播去菲律宾，下飞机直接绑走，这样的“单子”一般比较大，基本300万-500万元。 C则称他是犯下命案后偷渡至菲律宾的，他的打算是：靠这个赚几年快钱，然后去新加坡买房生活。 D看起来年龄最小，他也称自己是犯下情杀命案后偷渡至菲律宾，在菲律宾购买他人护照获得身份，他没有很在乎被我看到他，在几人中对我相对友善，在他看管我的时候，我可以相对自由地抽烟，他也多次给我可乐。据他们介绍，他们还有专门负责钓“牛”的外线组，负责寻找目标并接近，与行动组在绑架车上交接。负责跑腿的是外勤组，还有负责放人过程的善后组。在这个过程中，绑匪提到，前面在酒店与我套近乎的男子A也是之前被他们绑架过的人，现在帮他们物色对象。如果绑架成功，A能获得总金额30%的分成。这时，绑匪开始游说我加入，说如果我之后帮他们物色对象，并能成功绑架，我也可以获得相应分成。以我的赎金100万元为例，前期钓我的那个人，可以拿到约30万元。实施绑架的这4个人，打手可以分到3万~5万元，小头目分到10余万元，剩下的就给更大的上级和组织者。前面说要去新加坡买房的那个年轻打手C跟我说，他们差不多一星期做一起，对于他这种级别最低的打手来说，一个月最多能拿到20万元人民币。这伙人还跟我打听，和我一起吃饭的那位当地朋友有没有钱。他们游说我，说如果我钓到的人交了300万元赎金，我按比例分到的钱，就够抵消掉这次交的赎金。这伙绑匪几乎只以中国人为目标。有个绑匪甚至告诉我，他们之前绑过一个韩国人，“但我们说话他根本听不懂，威胁都威胁不明白，最后烦都烦死了，以后外国人（指非华人）一律不绑。” 4 他们给了我3万比索“遣散费” 国内警方帮我追回约40万元在赎金到手后，绑匪把邹峰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度假村门口，行李箱和背包也交给了他，让他默数20秒后才能摘下眼罩。邹峰发现，他的护照和通行证都放在背包里安全的位置，包里被塞了3万比索现金（约合4000元人民币），还给了他一个手机，手机上登着他的微信。在众多绑架目标都被撕票的地方，这些绑匪为何还要给邹峰遣散费和手机？他们是良心发现，还是别有原因？当时，获释后的邹峰惊魂未定，他告诉每经记者，此刻仍面临着未知的危险—— 第九天被绑架后经过3天4夜的煎熬，绑匪终于准备放我了。但在放之前，绑匪对我提了一些要求：放出去后，要默数20秒后才能摘下眼罩，立即打车到马尼拉国际机场，不能在菲律宾停留，如果他们得知我还在菲律宾，不管是否报警，一定想办法干掉我。 23日凌晨2点左右，我被他们拉上车。大约15分钟后，我被他们拉下车，解开手铐，行李箱和背包也交给我了，我的护照和通行证都放在背包里安全的位置。但我的手机、电脑、iPad、身份证被扣下。我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发现自己被放在New Forest Park Resort（新森林公园度假村）门口，地点位于Angeles（安赫莱斯市），这里距离马尼拉有100多公里。我包里被塞了3万比索现金（相当于4000元人民币），但我的其他所有现金均被他们拿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手机，手机上登着我的微信。此时我环顾四周，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菲律宾男子，身着保安制服，眼睛看着我。我看到远处一个麦当劳标志，路上也没有出租车，就向着该标志方向行走。这时，着保安制服的男子向我摆摆手，意思是走错了。我意识到这是他们的人。我上前用英语询问应该如何打车。男子也用英语告诉我这里没有出租车，需要坐当地的摩托车，他可以帮我叫。我同意了，他示意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个度假村门口就一张椅子，非常突兀。期间，我看见一辆SUV车多次经过，我觉得是劫匪的车。随后，保安带着一辆摩托过来告诉我，300比索到国道边有出租车的地方。我上了车，也看不清摩托司机的面貌，他用纱巾包着脸。过了10多分钟，我被送到了国道边，交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沟通后，得知他不能直接将我送到机场，需要转乘，我还是上了车。这名出租车司机开车途中一直不停地观察、掉头，像是在甩掉跟踪的人。他把我送到了一个当地的汽车站，交给了一个小巴司机。包车去马尼拉国际机场，小巴司机要价8000比索。上车后，我们直接向马尼拉机场出发。在车上我就开始联系我夫人，冻结银行卡并报警。当时非常紧张，因为我的手机还在绑匪手上，他们依旧可以转钱，我的账户上还有从基金账户赎回的10万元左右。我后来分析了一下，绑匪给我证件和钱的意思，应该是让我赶紧离开菲律宾，不要逗留也不要在当地报警，这样他们更安全。我是他们绑架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游客”，他们也只是想试试“水深水浅”。这些人以前绑架黑灰产的时候，有一个通用话术，就是菲律宾国反绑架大队（AKG）不接受中国人直接报警。但其实这个说法是假的，他们是吃准了那些从事黑灰产的人不敢走这个途径，只能忍气吞声。把护照还给我，甚至还给我新手机和钱，其实都侧面说明了他们也害怕你在当地报警。 23日晚上12点左右，我到达首尔，告别了9天梦魇般的马尼拉旅程，终于安全了。几天后，我直接从首尔回国了，这段经历，一生都难以忘记。事后统计，本次绑架事件，我的实际赎金在150万元左右。最后通过中国警方的努力，帮我追回了4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因为，当初按照绑匪要求往境外汇款时，需要将赎金先打到境内的一张银行卡，他们用这张卡将钱转往柬埔寨，再通过那边的赌场把钱洗到绑匪手里。这些资金中转涉及“手续费”，最后被追回来的，也就是还留在国内的那些“手续费”，警方通过冻结这些国内的收款账户，将钱追了回来。不过，警方立案的事由是电信诈骗，因为在国内报案的是我老婆，且她当时向绑匪指定的不明身份账户支付了几十万元赎金，相当于是我的老婆被电诈了，而且电诈的破案优先级也比较高。 5 除了要赎金绑匪还试图把我卖掉最近，两名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人士在菲律宾遇害之后，又传出3人在该国一家酒店遇害。东南亚多个国家常发生绑架案，这些地方还可以去吗？如果不得不去菲律宾等地，又该如何防范绑架？被绑架后，如何与绑匪沟通才能保证生命安全？我被绑时，他们一度在照着一个表问我问题，包括我是如何入境、以前在国内做什么、会不会英语等等。我那位曾常驻菲律宾外交机构的朋友帮我分析，这些可能是买方那边列出的问题。幸运的是，因为我是用美国签证入境菲律宾，只能在当地逗留7天，且无法转成长期签证，一旦逗留时间超期就会被列上黑名单。加上我年纪比较大，所以最终没有被卖掉。但如果我是旅游签证入境，就可以把我的签证延期最后转成工签，这样的后果就是，我极有可能被卖到电诈园区。上面提到的曾常驻菲律宾某外交机构的朋友也告诉我，该国很多绑架团伙最开始干的事情都跟当地电诈产业有关，比如为园区提供保护、追打逃跑的人、暴力追债等等。但随着电诈生意不好做了，以及疫情期间的环境变化，一部分人就开始干起了绑架的生意。回国的时候，邹峰把绑匪用来蒙他眼睛的眼罩带回了国，用来提醒自己以后出门千万要小心。到现在，他都会时常想起那些绑匪跟他说的一句话：“中国人就是走在大街上的ATM机。” 他在此提醒大家，绑架案在菲律宾太常见了。就如何防范绑架，以及绑架后如何保住生命，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以及他朋友对菲律宾的了解，在此与大家做一些分享—— 1、有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菲律宾被人传授的经验包括“走在街上不要走在人家屋檐下”“不要走在停好的车辆旁边”等等，要防被拖到封闭场所。 2、在菲律宾活动，除了最核心的CBD区域、酒店、需要去的工作地等，不要随便去其他任何地方。交通也要尽量搭乘公共交通或自己预约的交通工具。 3、千万不要上对方预约或派来的车辆、不去对方安排的场所洽谈业务。尽可能在自己预订的场所和公共场合与人见面。 4、至于东南亚方向，我现在只会去中国香港地区，或者新加坡。像菲律宾、柬埔寨及泰国的部分地区，“非必要不要去”。 5、即使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差，如果看到街区有很多涂鸦、街上有很多流浪汉，也要格外注意。如果晚上没有看到单身女性在外活动，这种地方可能就不安全，晚上一定不要离开住所。 6、大多数绑匪都是为了“谋财”，与绑匪周旋时，首先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7、对于之前多次去过菲律宾，但只去过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我来说，绑架这些危险都是我当时所不了解的。在办个签证或者买张机票就能出国的现在，加上国人长期生活在治安情况良好的环境中，对境外的安全问题不够重视，出国前一定要做好目的地的安全功课。（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邹峰为化名）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她喝茶的茶具。她也有她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 她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x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一米五多点儿的脑袋上。楼上楼下的也很复杂: 四十多岁的保安，二十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地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八九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馆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一坐下来，她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她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她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她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水红色斜挎包。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上海的一些现代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三四个月，她下载了boss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她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她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她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三四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他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从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后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 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她去做这个。她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她打一通电话，她下班要到九十点，就很容易露馅。露馅了她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她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她。我也有私心，想让她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她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她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员。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好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版，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 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番茄，sei ang ki，fan ga 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家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块5的，4块5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她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 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她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她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她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贰叁叁的脱口秀，想把她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她想法，她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 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她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她至少带了三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两个我。她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搬。刚来上海，她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她说菩萨给她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两三天才到，她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她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她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她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呆在泉州四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她上班的路，她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她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她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她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她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十六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她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她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要想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完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对着我们在择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在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NPC，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她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她不在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在上海，她也忙这些事，但会更多考虑自己。她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她还安利我一起睡。她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借由菜市场，她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她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安徽奶奶之前在北京呆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9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她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庭，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她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她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玉米泉州话叫yomi，我妈学叫珍珠米；番茄用泉州话叫sei ang ki，现在就要叫fan ga。在这个小区，她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她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就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坐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今年五一，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她也懂得放黑椒酱了。一个清晨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她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她发起了对话。我：来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嘿嘿，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哼，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个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多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疫情过后马上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两个形状不同的人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她。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一整个消极。对方是一个1米7，戴眼镜的男生。我们4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她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她去，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她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她又去了三四次。她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她长得很好看，问她老公还在不在，要给她介绍对象。这件事她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她讲上海没有她年轻时候时髦，但她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她胖了10斤。从她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她去听 LiSA 的演唱会，她舞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喊她一起来照镜子，她就说不要，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就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就开始互相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聚焦在她的另外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她。十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她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她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她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她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LGBT的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家，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六七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她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她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她要是气还没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她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她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她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她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她经常对我有某种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她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她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她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她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她萎靡不振，她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 去年9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四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 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个两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