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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多伦多本地英文媒体 Toronto Life 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讲述了一些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心怀梦想的留学生们，来到加拿大之后却遭遇暴力或误入歧途的事例。其中一个大篇幅深挖的故事，就是一起中国留学生绑架案。（提示，原文篇幅相当长，本文仅节选主要部分，想了解全部细节的可以参考文末来源）陈伊恩（Ian Chan，音译）是一个来到加拿大学习商科的留学生，他说话慢吞吞的不温不火，给人的印象是很天真，在日常交往中习惯于取悦别人。认识他的人都不相信他竟然会卷入一起绑架案，然而事实是他也有压抑不住心底的冲动和贪婪的时候。有一次，在逛万锦市的太平洋购物中心（Pacific Mall）时，陈伊恩闯入一个已经关门的摊位，抱着一大堆运动纪念品跑了。但几个小时后，他愧疚不已，还是过不了心里这个坎。于是他再次闯入那个摊位，把之前偷走的东西又还了回去。这两次都被监控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陈伊恩因为第一次的盗窃行为而被捕，但因为第二次他是去归还赃物的，最后他的律师成功帮他争取到免于牢狱之灾，仅判了一年的缓刑。本来，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如果这孩子学乖了，也能安安稳稳地在加拿大完成学业。但是，俗话怎么说，那啥不叮无缝的蛋，本来心底就有贪念的陈伊恩，在遇到外界诱惑的时候，根本就抵挡不住好吧？陈伊恩是个16岁时就被单独送到加拿大的小留，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父母的关爱与指导。他之前有个叫臧泽宇（Zeyu Zang，音译）室友，在年轻的陈伊恩眼里，比自己大了12岁的臧泽宇就是前辈大哥哥的存在，让他很是崇拜。陈小弟只能跟父母要钱而在多伦多生活，有点奢侈的花销，还得想尽办法多跟父母要一点。而臧大哥似乎总是有大把的现金，有时候臧大哥就带着陈小弟去万锦市的夜店狂欢。 2020年初，当时21岁的陈小弟收到了臧大哥的一条微信。在微信中，臧直白地提出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我想绑个人。” 陈小弟其实之前就知道臧大哥在从事非法活动，臧大哥在士嘉堡的公寓里有一个造假小黑屋，他可以伪造驾照、健康卡等各种证件。但陈小弟并不觉得他的臧大哥是个坏人。看到臧大哥要“绑人”的微信，陈小弟在心里给大哥洗白，觉得臧大哥也不是多邪恶的人，也许他大哥只是因为被人欺骗了，想要以牙还牙的报复一下。既然臧大哥看得起自己，那陈小弟决定跟着大哥干就是了，但他不打算问太多细节，毕竟自己知道的越少越好。第二天一大早，陈小弟就开车到了臧大哥所在大楼的大堂。臧大哥给了他一个跟踪设备，并给他发了一张白色宝马的照片。这辆宝马的车主是24岁的金文博（Wenbo Jin，音译，以下简称“金同学”），他是多伦多大学统计学专业的学生，而他的父亲是国内的一个煤老板。不得不说，臧大哥可真是个“人才”啊，除了做假证的水平出圈，计划起来绑人，也是低配碟中谍的一系列操作：装跟踪器 - 到宴会偷钥匙 - 先偷钱再绑人 …… 首先，臧大哥指示陈小弟潜入学院街（College）和央街（Yonge）附近金同学所在的位于格林维尔街（Grenville Street）公寓，并将跟踪设备安装在金同学的宝马底盘上。在臧大哥的指示下，陈小弟还购买了两个滑雪面罩、一辆手推车和一台数码相机。然后下一步就是偷到金同学家的钥匙了，藏大哥这是花钱雇了一个金同学的熟人，让这个人去参加金同学也去的在一个人家里的聚会，从金同学的夹克口袋里偷走钥匙，然后把钥匙放在外面的信箱里。这时候，臧大哥就趁机复制了金同学家的钥匙。这情节是不是有那味了？不过估计是臧大哥还不到给陈小弟易容乔装换个假身份的谍战水平，或者是有简单的路子干嘛要复杂化，直接花钱雇人更省事。总之拿到了金同学的钥匙，臧大哥叫上陈小弟一起前往金同学位于Grenville32层的公寓。一进去，反侦察意识蛮强的这两人就开始寻找监控摄像头，在发现没有摄像头之后，他们匆忙翻找金的抽屉。臧大哥找到了大概价值$2000的加元和人民币现金，大哥豪爽地把这些钱给了陈小弟，作为小弟的部分酬劳。在他们开车离开金同学的公寓时，臧大哥在路上就制定了战斗计划：大哥要雇两个人去绑架金同学，因为他知道雇来的绑匪手脚不干净，绑人的时候也会顺便把金同学家洗劫一空。所以，臧大哥就先去把能拿的贵重物品都拿走。陈小弟这时已经清楚地得知了臧大哥的绑架计划，但他没有退出。只是他跟臧大哥提出，自己不会直接参与绑架事件本身，大哥也同意了。三天后，也就是2020年1月21日凌晨3点多，陈小弟去臧大哥的家里接他，开车带着大哥去了金同学家附近。一辆道奇面包车已经等在那里了，陈小弟见到了臧大哥雇来绑架金同学的两名男子：克里斯托弗·马修斯（Kristopher Matthews）和杰沃恩·迈尔斯（Jevaughn Myers），前者的犯罪记录有入室盗窃、纵火和袭击。陈小弟听从臧大哥的指令留在自己车里，等绑匪成功绑架了金同学开着道奇面包车离开时，再开车跟上他们。如果有警车碰巧经过，陈小弟就要突然超速行驶，转移警察对道奇面包车的注意，主打一个调虎离山。陈小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他告诉自己，至少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绑架。现在来说说这个不幸被他们盯上的富二代金主，其实跟多伦多很多被吐槽的壕横留学生相比，这个24岁的煤老板富公子真的是一股清流，他不爱穿名牌，不喜欢去轰趴狂欢，也不嗑药啥的。富二代金同学最感兴趣的是数据分析，用数据来做预测，比如预测石油通过管道的速度，社区中疾病可能感染的人数。这就是有钱又努力的二代对不对？！认认真真啃数据，简简单单生活，但可能还是不够低调吧，毕竟开着一辆蛮贵的宝马，就不幸被知道他家底的同胞盯上了。看来，财不外露还是得做的更好点。绑架发生的那天，金同学在晚上11点多从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回到家中。和往常一样，锁上了门然后上床睡觉。凌晨4点左右，金同学被家中的响动惊醒了，他吓坏了，但很快镇定下来保持沉默。金同学想也许这些人只是窃贼，会很快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但也就不过一分钟的时间，两个绑匪马修斯和迈尔斯戴着滑雪面罩闯入金同学的卧室。其中一人掐住金同学的脖子，另一人用枪指着他的头（其实那是一把以假乱真的仿制品，但金同学当时哪能分辨出来，而且即使知道是假的，对方二对一，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吧？）两名绑匪用胶带封住金同学的眼睛和嘴巴，并用扎带绑住他的手腕和脚踝。几分钟后，其中一人撕掉了金同学嘴上的胶带，强迫他吞下5毫克的思瑞康（Seroquel），这是一种强效镇静剂。绑匪们本来打算速战速决，计划在金同学吃了强效镇静剂昏倒之后立即带他离开。但他们没有考虑到金同学在被绑时候会有多害怕。人在极端害怕的时候，体内肾上腺素会剧烈飙升，结果这个强效镇静剂并没有起作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名绑匪又强行喂了金同学三四剂，但金同学仍然清醒而恐惧。一开始绑匪们一边洗劫金同学的公寓，一边等待金同学药效发作。最后，金同学家也被他们洗劫了一遍又一遍，百无聊赖的绑匪们只是坐下来等待，等着镇静剂发作，好快点把晕倒的金同学拖走…… 等来等去，天都亮了，金同学还没有晕过去。还在楼下等在车里的陈小弟慌了，他发信息给臧大哥，“你在干什么？已经6点了。” “等着。” 臧大哥简短地回答，其实臧大哥也是在附近自己的车里坐着心急如焚地等待中。等啊等，一直等到了早上7点40分，臧大哥开始担心绑匪在耍花招。“上去看看，我觉得他们在耍花招。”臧大哥发短信给陈小弟。陈小弟死守之前与臧大哥达成的协议，自己不会直接参与绑架案，所以拒绝前去查看。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上午8点50，金同学的起床闹钟响了，这时他已经被绑了将近5个小时，但还没有被镇定剂放倒。臧大哥决定不能再等了，因为再拖下去，就会有人发现金同学旷课了，然而可能就会有关心金同学的朋友之类来家里查看。即使金同学还醒着，也是时候离开了。上午9点左右，两名绑匪拿着一个大冰球袋进入金同学的房间，命令他钻进袋子蜷缩成紧紧一团。金同学的心一沉，但还是听话的按照吩咐的做了。金同学一进袋子，这两个男子就盖上衣服，金同学很快就热得满头大汗，呼吸困难。两名绑匪把袋子装到一辆手推车上，推着穿过走廊，进入电梯。他们在四楼下车，把袋子里的金同学抬下楼梯间，楼梯间通向后门。金同学在袋子里感觉到了冬天的冷空气，觉得自己到了室外。然后，他感觉自己被塞进了一辆车。在路上，金同学终于昏倒了。45分钟后，这两人在马伦戈大道2号（2 Marengo Drive）停了下来，这是臧大哥用假名字租来的列治文山（Richmond Hill house）的房子。金同学在被抬到三楼时醒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运输途中过了多久。他也不知道，几个小时后，绑架他的人就开始了索要赎金。不幸中的万幸是，金同学被绑架时没有挨打，也没有受折磨，但绑架他人对他也没多好。金同学被关押的卧室窗户上盖着一块木板，一个摄像头监视着门。房间昏暗不见天日，金同学开始用周围的活动规律来计算天数：当客厅里震耳欲聋的说唱音乐渐渐平息时，他估计就到夜晚了。有不同的男人每天到他的房间来一两次，给他拿来匹萨或者麦当劳的外卖。但他们不允许金同学洗澡或者换衣服。起初，房间角落的一个桶就是金同学的粪桶，但当臭气熏天时，这些人开始给金同学用旁边的洗手间。过了几天，绑架他的人还对金同学似乎好了一点点。他们用更舒适的布眼罩取代他眼睛上的胶带，还把绑在他手腕和脚踝上的扎带换成了链子和挂锁，这样金同学就能够更轻松地走动。金同学从来没有看见过绑架他的人，但他学会了辨认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女朋友的声音，他们的女朋友经常过来。金同学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与父亲裕民（Yumin，音译）的两通电话。第一通电话是在绑架案发生后的那天晚上，目的是传达赎金要求。在大哥的指示下，陈小弟用一次性手机登录了金同学的微信账号，联系了金爸爸。当看到儿子的名字来电时，金爸爸松了一口气。（金同学失踪的消息是金爸爸的侄子通知他的。他的侄子是约克大学的学生，当金同学没有回复他信息时，他就开始担心了。）随后，金爸爸听到了金同学恐惧的声音。金同学说，绑匪想要赎金500比特币，才会释放他。按照绑匪的指示，金同学恳求父亲立即支付赎金，并警告父亲不要联系警方，他说此举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通话几分钟后，绑匪通过金的微信向金爸爸发送了一个链接，链接是多伦多的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网站上。消息中写道：“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购买比特币。如果你想让你的儿子安然无恙，越快越好。” 臧想要的赎金高达550万加元，如果绑匪要得少一点，金爸爸可能就会及时付清了。但是，他们索要的赎金高得离谱，这就迫使他铤而走险，选了绑匪警告过他不要做的事情：联系警方。金爸爸向绑匪保证，他会在三天内筹集到资金。然后，他和金的母亲悄悄地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2020年1月25日，这对夫妇来到 Dundas West 52号的警局，在那里，他们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警方。警察向金爸爸保证，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去找金，但他们担心赎金要求的窗口期很短。警察说，金爸爸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争取时间。警方建议金爸爸假装与绑匪配合，同时，为赎金延迟的原因提供可信的借口。金爸爸把事情拖得越久，取得积极结果的机会就越大。命运给金爸爸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借口。新冠疫情当时虽然尚未抵达加拿大，但病毒正在中国肆虐，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恐慌。在与臧的微信交流中，金爸爸正好用疫情做理由拖延时间。大老板就是大老板，金爸爸虽然担心儿子的安危无比痛苦心急，但又狡猾到足以骗过绑匪。而另一方面，绑匪在大老板面前就明显不是对手了，绑匪则显得绝望而残忍。其实，在1月24日离开中国来加拿大之前，金爸爸就恳求绑匪再跟儿子通一次电话。他在微信语音中说：“我想听听儿子的声音，请允许我儿子说点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打他，不要对他大喊大叫或者虐待他。” 但他的请求被拒绝了。那天，臧的回复令人担忧，他发文字说：“不要强迫我们做任何我们不想做的事，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后果自负。” 第二天，金爸爸告诉绑匪新冠在国内肆虐横行。他解释说，当时到处都在封城，银行也关了，他实在没法取出赎金。但他也同时用乐观的口气安抚绑匪，这种情况应该很快就过去了，绑匪只需要再等几天。接下来的日子里，金爸爸一再要求延长期限。由于确实赶上了历史性的特殊时期，臧无奈只能答应了金爸爸的请求，因为他也别无选择啊，他事先各种精密计划，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正好赶上疫情啊。当金爸爸要求绑匪保证金同学的安全时，臧的回答简洁而隐晦：“至少他没有感染病毒。” 2020年1月31日，也许是为了证明金同学还活着，臧答应了金爸爸的请求，允许跟他跟儿子通话。在拔通电话前，臧提醒金同学，如果他不想受伤或者被打的话，就必须谨慎说话。在电话中，金同学向爸爸证实，他身体没有受伤。在结束通话前，金爸爸告诉儿子要勇敢，他保证道：“我会带你回家的。” 绑匪犯了重大错误：一是高估了金爸爸的财富状况，第二个是误判了一次性手机的匿名性。中间的技术问题略微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一次性手机是用陈小弟的苹果账号登录的，然后又登陆了金同学的微信账号。开篇的时候，我们不是提到，陈小弟因为在万锦的那次盗窃留下了案底吗，所以警方就顺腾摸瓜查到了陈小弟。然后通过陈小弟和臧大哥的频繁联系，以及陈小弟还在臧大哥关押人质的房子连过WiFi，找到了臧大哥。 1月27号，警方就已经跟踪到了臧的牧马人车辆。两天后，警方在关押金同学的房子外面的电线杆上偷偷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但是，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警方也是煞费苦心。首先就是要确定，被绑的金同学是不是确实在那个房子里。而正是1月31日金爸爸和金同学那一通电话，给了警方确认的机会！ 2月2日下午，精密布局之后，警方包围了关押金同学的房子，冲前门扔了一枚眩晕手榴弹，在烟雾的掩护下破门而入。制服了从二楼窗户跳下的两名男子，成功解救了被关押在三楼被铁链锁着的金同学。当摘下眼罩时，金同学几乎无法睁开眼睛，他开始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这是他13天来第一次看到阳光。当他们开车离开房子时，金同学告诉警方以为自己肯定会死。被带回警局后，金同学哭着冲向焦急等着他的家人，胳膊上还挂着断了的铁链。事情发生之后，金同学一直害怕陌生人，无法集中精力学习。金同学说：“有一段时间，我害怕独自在家里睡觉，我不得不开着灯睡觉，有时会从噩梦中醒来。” 最后，金同学收拾好他在的行李，登上了回中国的飞机，他没有继续留在多伦多完成他的学位。而涉案的臧大哥、陈小弟和几名绑匪，在金同学被解救不久后，都全部被捕并判刑。后来曝出的信息，策划这一切，并雇人实施的臧泽宇也曾是一名Centennial College 的留学生，但经历了艰难的找工作、微薄的工资收入，车祸和被解雇之后，他走上了一条犯罪的不归路。 Reference： https://torontolife.com/deep-dives/the-perilous-lives-of-international-students-canada/

伍琴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所剩无几。父亲伍军在塑料袋里收纳的几张薄纸，概括了女儿25岁的短暂人生：中学毕业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以及一张白纸黑字的手写“保证书”。这是女婿徐林写给女儿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应该的事，不是人”，请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他“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结尾许下承诺，“会用行动来证明对她更好”。但徐林没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据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与恐惧。她曾尝试求助，找村委会、报警、起诉离婚，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她选择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终也没能躲过被杀害的命运。 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区，破门而入，割喉、捅腹，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在保证书中称之为“最美丽的妻子，温柔可爱、有气质的老婆”。他们四岁的儿子，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徐林随后自首。案发近一年后，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伍琴的父母始终深陷在自责中，自愧没能保护好女儿。对于审判结果，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来会抗诉。自案发以来，这对父母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开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亲还背着女儿生前给她买的小小帆布包，这是她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 “如果” 伍军和周琼至今还住在女儿被杀害的出租屋里。 60多岁的房东黄阿姨曾经劝夫妻俩别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儿，没什么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发生快整一年，他们的生活仍旧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复。审判前的这两天，有媒体来家里直播连线，周琼说起女儿没忍住情绪，一直哭，伍军在旁边抽闷烟。很多个晚上，周琼不断做噩梦，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带手机。开庭前一晚，伍军特意去买来妻子爱吃的米豆腐，她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儿，没有任何胃口。老两口现在所居住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实际是搭建在房东屋外的一间偏房。这个迁建小区里有三百多户人家，租房的外来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两张上下铺并列放置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上铺塞满棉被、衣服之类的杂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横亘在头顶，总是冷不丁地响起冲水声。伍军夫妇挤在一张下铺睡，加宽床铺的木板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厨房和厕所离床只有一两米的距离，马桶也是坏的，要从水桶里舀水冲——但好在价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经是老两口近几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伍家在上海出租房，一共十来平米女儿在家里生活过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调换了方位，客厅的水泥地面被周琼拖扫得干净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经凝固的血迹。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门也重新安装好。伍琴睡过的床，连同压坏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过的东西，塞满整整3辆三轮车，被送到了废品站。只留有少数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给厨房节省空间的置物架，方便母亲干活儿的迷彩腰包，以及儿子的两个小保温饭盒。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周琼像失了魂一样，一回屋就哭。她在写字楼做保洁，在日行超过两万步、走过无数次的楼层里迷失方向。有时隔壁邻居陈姐路过，看到她在门厅坐着，“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呆住。” 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军先后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过着出租屋与打工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为了女儿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于公检法部门，不得不经常请假、换班，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辞退，辗转到家附近的医院当保安。走路时，他的身体总是往右边偏斜——这是十几年前一场高空作业掉落事故留下的残疾，右腿外侧至今还打着两块钢板和十几颗钢钉，右手也无法伸直。他习惯把右手揣在裤兜里，隐藏起自己的残障痕迹。同事们称呼脾气温和的伍军为“老伍”。只有在说起杀害女儿的凶手时，伍军显得情绪激动。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个死男人”、“凶手”来称呼他。 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杀害案第一次开庭。伍军夫妇拒绝接受来自对方家庭的和解赔偿协议，希望凶手能够依法被判处死刑。 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气温已逼近零度。伍军和周琼回到家中，两人共用一盆热水泡脚，解乏取暖。如今，夫妻俩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死去的女儿，他们始终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当中——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担心和凶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孙，就不会打开卧室的那道铁门，给了凶手闯入玻璃门厅的机会；如果当时拿出工具箱里的锤子反击，说不定就能救下女儿；如果当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周边邻居过来帮忙，别出去呢？再早一些的机会，如果女儿没有和凶手结婚，如果女儿能够离婚，如果当初搬家搬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杀妻案发半年后的2023年11月30日，伍军在一审开庭现场，第一次直面杀死女儿的凶手徐林。那个男人被带上法庭，伍军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对方只是低着头。他被高高的围栏和法警包围，头发已经剃光，长胖了些，穿着一条牛仔裤。四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伍军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支笔，几乎快将笔捏断。开庭前，工作人员特意强调了法庭纪律，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周琼则在庭外观看转播视频——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军和法院工作人员没有让她进入现场。法院当庭播放了伍军家门口的监控视频，徐林杀妻的整个过程被清晰记录。当晚20时42分，徐林带着儿子到达伍琴家门口，先是用脚踹玻璃门，伍琴没有开门，站在门口让他离开。随后，徐林拿起门口的砖块（注：实际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门，冲进伍琴家里，并将她按在门厅的小方桌上，拔出别在腰间的刀，对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数刀。周琼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儿，她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开。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琼根本拽不动徐林，“他像个石头一样的”。等徐林撒开伍琴往外走，周琼才惊觉女儿浑身是血，“脖子不断往外喷血，洒得到处都是。”周琼的睡衣被血染红，玻璃门渣碎了一地，也混杂着血液。伍琴喉咙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发出“呲啦啦”的声音，说不出话。周琼扶着女儿往外走，刚走到门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稳了，像喝醉酒的人一点点无力地瘫软下去。女儿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白色轿车，周琼猜，女儿可能是想找车去医院。徐林杀妻只用了二十多秒，从进门到离开。根据检方起诉书上的法医鉴定结果，“伍琴颈部见巨大创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伤及左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在法庭上，带血迹的尖刀、刀鞘、砖块等物证被展示。三十公分长的尖刀很锋利，两面都是刀刃。判决书的记录证明显示，徐林于2023年2月18日购买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间浏览“杀人犯的后代有哪些害处”“电击棍会不会电死人”等内容。同时，检方起诉书也表示，“徐林作案时及目前均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审理环节，徐林认罪，承认杀害伍琴，但否认故意杀人。据伍军回忆，徐林称自己带刀只是为了吓唬伍琴，“说在房间里面看不清楚，只是轻轻地划了几刀。” 心事重重的周琼，血压经常降不下来房东黄阿姨，是在听到巨大的玻璃碎声响后下楼的。她原本在二楼看电视，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个男人提着什么东西正往外走。”连忙下楼后，看到伍琴和周琼在全是血的地上，赶紧让老公打了120和110。整个过程，伍琴和徐林四岁的儿子一直在门口，孩子亲眼目睹爸爸冲进屋里，杀死了妈妈。黄阿姨和周琼都记得，小孩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吓得呆住了，挪不动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妈妈”。周琼来不及照顾外孙，找来一件衣服把女儿的脖子捂住，但是血还是一直往外冒。那天现场一片混乱。夜里，黄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儿子带回自己二楼的家照顾，孩子一直说，“我要妈妈”。小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深夜12点，后来太困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黄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案发第二天，伍家门口小路上的大摊血迹已经黏稠，扫把也扫不掉，黄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钢丝球使劲儿擦，又接来几盆水才冲掉。就在徐林杀妻当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危险的信号”。 18时38分，徐林发了一张和儿子的自拍照。照片里，父子俩笑着站在一块玻璃地板上，身后是高大的建筑物，配文如下： “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 此时他的IP属地显示在上海。两个小时后，他杀死了孩子的母亲。据伍军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争执。案发当天，徐林先来伍家接孩子，准备回去自己带，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帮忙照顾，但被拒绝了。随后他又回到伍家门口。检方起诉书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绝开门，导致他情绪激动，在门外与伍琴发生争执。” 已经死去的伍琴再也没有机会说话，和徐林当面对质。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邻居刘芳，恰好在事发前几小时碰到了伍琴。当天傍晚，刘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门口，正准备给孩子剪头发。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刘芳问她，怎么这么晚了还给孩子剪头发？刘芳记得伍琴说，“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没有时间啦。” 暴力与控制伍琴被杀时，她和徐林的婚姻还不到五年。两人于2017年相识于媒人的婚姻介绍。“男孩学挖掘机的，会一门技术，能挣钱，家里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适。”媒人这样告诉伍家父母。当时伍琴只有21岁，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销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岁，两人一开始通过远程聊天，后来徐林也到上海打工。伍军说，自己一开始并不喜欢徐林，“他双眼眼角往上翘，看面相就是个很有脾气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细节，比如徐林到家里来也不爱和人打招呼。伍军提醒过女儿要谨慎，但当时女儿正在热恋中，很喜欢这个对她宠爱有加的恋人。结婚前，两人闹过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电话过来，说弟弟在桥上站了一夜不睡觉，是真的很喜欢伍琴。连周琼都跟着女儿心软了，“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喜欢她，会对她一生好啊”。 2018年10月18日，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在重庆老家办得还算隆重，女孩穿着浑身红色的婚纱，坐在铺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灿烂。婚后，伍琴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产。次年三月，她生下儿子。第一次家暴来得猝不及防。婚后，伍琴没有工作，徐林在老家开挖掘机，收入不稳定，两人时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在周琼的印象中，女儿生完孩子二十来天，两人因为小事有矛盾，徐林对着伍琴踹了两脚，还打了耳光。那时，周琼正在女儿家照顾月子，她循声过来，看到女儿在哭，一边安慰女儿，也说了女婿几句，但并没什么威慑力。没过多久，周琼返回上海打工。另一次，是伍军接到了女儿求助的电话。电话里，伍琴向父亲诉说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医，伍琴在医院抱孩子十几个小时，因为手酸，就让在旁玩手机的徐林来接手。 “他疯了一样突然一耳巴子打过去”。伍军说，他劝女儿干脆报警，女儿说自己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伍军又让她去找村委会。 “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里没人。刚好’那个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来软的，她就又回去了。”伍军说。徐林写给伍琴的其中一份保证书姐姐伍蓉说，她不止一次告诉妹妹，被打时要么还手，要么报警，得做出反应，而不是记在心里，秋后算账没有用。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强和隐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没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徐林，“我们都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出现问题习惯自己解决，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亲戚。我们的性格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忍的特点。” 长期帮助被家暴妇女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它不会自动停止。许多女性难以摆脱暴力环境，一是现实条件限制她们的选择。包括经济实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等等。其次，长期遭受家暴会导致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表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摇摆中无法离开暴力环境，甚至在离开后可能再次回归。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在徐林老家的重庆市和谦镇某村，一位住处和徐家相距几百米的男性邻居对这家人印象深刻。据他讲述，徐林的父母早年离婚，徐的母亲“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不讲理”，“午饭或者晚饭，一句话不对劲就打起来，他们家吵架也不关门。” 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时会避免和这家人结交。前年，这位邻居看到伍琴出门洗衣服时脸上带着乌青。周琼和小两口一起生活过。在她眼里，除了暴力，她觉得徐林对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伍琴曾在镇上的幼儿园当幼师，她喜欢带着小朋友排演节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机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说要一家家地去调查，看她有没有乱来。伍琴穿裙子、染头发，他都要管。” 2024年4月19日审判结果宣布后，《凤凰周刊》记者拨通了徐林母亲的电话，她说，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审现场，她通过电话得知了儿子被判死缓，但她不太清楚死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2024年1月3日，本刊记者也和她有一次简短的通话，她的语气听起来疲惫而无奈，只说，“现在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也很少在家里面。感觉这一塌糊涂，反正很寒心的。”随后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时，我们也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徐林的父亲，但未收到回复。被困住的女人在伍琴的老家，二十岁的女孩结婚成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伍蓉也很早就结婚了。她们拥有几乎是复制粘贴的相似人生轨迹——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随父母打零工，学一门电脑的基本技术，找个人结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于，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由于伍琴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个月养孩子的钱主要靠广东打工的徐林父亲汇款两千。用伍军的话说，伍琴长期过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时候连家里买盐、出门打几块钱的车，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开支。因为钱的事情，他们经常吵架。” 到后来，伍蓉发现妹妹生活都成问题了，“只有出没有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家人借三五百。” 在重庆老家和江苏昆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时期，争吵成为常态。周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后伍琴从昆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带着全家人来到伍家，再次为弟弟道歉。有邻居看到，周琼那会儿忙前忙后做饭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矛盾看似解决了，但伍琴回去之后，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作为年轻的妈妈，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简单，她没有什么朋友，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好友。她在重庆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职妈妈，和她聊天也几乎都是是分享带孩子的经验。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杨海慧记得，伍琴买东西很节俭，在超市里看到超过两百块的东西，就会放回货架。单位发的零食，她都省着带回家给孩子。在弟弟伍豪眼里，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虽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经济困难，她还是会尽力给孩子提供别人家孩子也有的东西。” 伍琴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围绕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结束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找到一家工厂的文员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务，带孩子逛逛公园。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轨。伍军记得，伍琴会给同事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领导结婚纪念日，开玩笑说了一句“老公没送过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带给她一朵毛线编织的花。闲下来的时间，她会在网上找教材，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送给同事们。她跟妈妈说，“一直织毛线，是不想让双手和脑子停下来。” 伍琴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总是在编织毛线娃娃在最后的凶杀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骚扰。男人以各种借口出现，有时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旧手机，有时候是要电瓶车。他会突然出现在厨房的窗外或大门外。周琼记得，有一回没关大门，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后。还有一次他来家里争抢一个红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琼跟在身后边骂边追。 “之前说他，不能打人，夫妻间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违法的。后来也劝他，好聚好散，离婚、好好商量孩子怎么带。”伍军说，他察觉到危险，开始报警。至少有三次，伍琴见到徐林来了，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来过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钟，劝俩人和和气气地说话。由于没有实质性冲突和伤害，社区民警只能调解，并未正式立案。这些年来，伍军记得，徐林写给女儿的保证书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这一张纸，之前两张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没能成为家暴的证据。因为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伍琴患上了胃溃疡。在老家的婚姻时期，伍琴曾告诉妈妈，不想活了。“说出门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觉不敢关手机，每天都和她打电话确认安全。”周琼回忆道。失败的逃离离开并没有想象容易。 2023年2月，伍琴向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请求被驳回。她在离婚起诉书中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实施家庭暴力，还虐待孩子，无故骚扰其父母。徐林否认。他称，双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关系没有破裂，伍琴所说的是编造和虚假内容，提出离婚也是一时冲动，年轻夫妻之间偶有摩擦争吵属正常现象，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当时为伍琴代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伍分泉记得，伍琴要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但是男方态度反复，“一会儿说愿意离婚，过会儿又说不愿意，变去变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在法庭上表达出来，是不愿意离婚。” 伍琴提交给法庭的家暴证据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间地板上的血迹，以及一段她说是徐林掐儿子脖子的视频——是2022年夏天双方分开生活期间，徐林发给她的。这段只有9秒的视频中，儿子的脖子被一双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紧闭双眼，两只小手试图扒开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岁，被紧压在床上，挣扎呜咽着，甚至说不出话。 “从证据的完整性角度来看，自拍不能说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视频里只有手没有徐林的人脸，显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采纳和重视。”伍分泉说。什么样的家暴证据才可能让法官考虑？律师李莹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达到鉴定的轻伤程度，构成刑事责任标准；第二，需要充足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同一个施害者打了多次，还要有全面的报警记录。” 在对家暴证据的认定上，律师李莹形容其严格程度是，“严到我们在实践中几乎很难看到被认定。”她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在提供家暴证据的离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够被法院认定构成家暴。在伍分泉接触的离婚案件中，伍琴的结局是“最极端的”。震惊之余，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离婚成功，就真的能彻底逃离凶手吗？ 2023年初，离婚请求被驳回之后，他曾告诉伍琴，如果还想离婚，就彻底分居，为第二次提起离婚做好准备。伍琴被杀害前不久，还在咨询他离婚的一些问题。伍琴试过很多次逃跑和离开。伍军和周琼回忆，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伍琴至少有前后两次，分别从重庆老家、昆山，逃到过父母家。2022年是最彻底的一次。那个3月，她简单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电瓶车，独自骑着车从昆山开往上海。出走应急的钱是从爸爸那儿借的。半天骑行，电瓶车的电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宾馆，充电，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彼时，上海因疫情还未解封，伍琴被拦在父母租住的小区外，在外漂泊了几个月。据周琼表述，女儿生前说过，她先是到一家职业介绍所，缴纳五百块钱，被介绍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卖五金，住在一辆厢式货车里。厕所在货车旁边，吃饭得去超市抢购面包。过了几天，又去了浦东区一个职业介绍所里帮人找工作，拿提成。为了多挣些钱，她瞒着妈妈，去方舱医院当志愿者，一天能赚两百块钱，虽然辛苦，但她说“这是自食其力挣的钱”。 2022年5月，伍琴总算结束漂泊，和父母团聚。为了住得宽敞些，也为了躲开徐林，他们搬到同一个小区，也就是现在的住处。但不到一周时间，徐林还是找了过来。他偷偷地把孩子单独留在了门口。周琼和来串门的邻居聊完闲天正送人离开，开门就看到外孙在门口，仰着头看着她。“就像扔一个小狗一样扔在门口”。周琼心软，决定帮女儿负担起抚养外孙的责任。 2023年5月下旬，伍琴的尸体火化后，还是被安葬在徐林的老家。在她的墓地旁，有青山流水。周琼对此解释称，两人的老家离得很近，就在一座山的两侧，“伍琴和凶手离婚没离成，理论上还算那家的人。” 其实，离伍家在上海租出租屋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松江区反家暴庇护中心”，设置在松江区救助管理站内。救助站一共五间房，主要是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但伍家人并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对后来律师提及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一无所知。对于25岁的伍琴来说，她的生活中曾短暂出现过希望。伍琴的手机里，留下许多日常生活场景的照片 2022年的那个春天，伍琴逃到上海之后，父母记得，女儿曾表达过决心，谁都不要再劝她，她宁愿死，也不会回去。这是她决心最大的一次逃离，未曾想也是最后一次。女孩喜欢看晚霞，那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很多橘色绚烂的云彩。在朋友圈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为数不多的分享是祝父母生日和节日快乐、孩子的点滴进步、自己又新尝试了哪些美食菜谱、学习英语的打卡记录等。姐姐记得，抵达上海后的伍琴曾剪掉及肩长发，留起一头利落的红褐色短发。还发自拍问她，“帅不帅？” 那时，妹妹说，要用新发型来迎接新生活，从此独立坚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