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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强风是贼人！偷剪铜线导致大停电 911电话和网络全中断

由于两宗电线被偷走事件，卑诗省两个社区居民周四(7日)无法使用电话和网络服务。阿波斯福(Abbotsford)警方称，第一宗盗窃案发生在周四(7日)清晨5时11分，当时亨廷顿路(Huntingdon Rd)33500号路段的研科(Telus)和罗渣士(Rogers)电缆线路被切断。警方确认有工作人员在现场修复，罗渣士电缆线于下午稍早修复。第二宗窃案发生在早上6时，地点在苏马斯山路(Sumas Mountain Rd) 4500号街区。阿波斯福警方表示，该地区大量Telus电缆被切断，导致人们无法使用电话和网络服务，修复费用约10万元。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宗案件是否相关，警方正在调查。阿波斯福警局发言人沃克(Paul Walker)说，从10月开始，警方已收到该市发生电线盗窃的报案。「光是我们社区就大概发生多达12宗。」他说：「这些窃盗案、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影响了911紧急服务、公共安全、居民与亲人联系的电话，以及家庭和企业。」「修复这些线路并不只要将两根电线重新连接在一起，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必须将电线拼接在一起。沃克表示，这些窃盗行为可能会导致周围居民停电数天。他补充说，经营废金属的企业不应收受大量铜线，并应立即报警。 (图：RCMP)

1年前
加拿大名校成被告！一女生遭性侵，索赔$60万

一名20岁的蒙特利尔女子周二向魁北克高等法院递交起诉书，要求CEGEP John Abbott College学院、该校的一名前项目主管及其受雇的“西蒙特利尔适应中心”共同赔偿她$60万加元。其中，“道德赔偿”及“生活乐趣损失赔偿”$25万加元，“未来收入损失赔偿”$25万加元，“惩罚性赔偿”$10万加元。但须提及的是，现年61岁的鲍里斯·斯坦利·帕雷德斯（Boris Stanley Paredes）已于2024年9月3日承认了一项性侵犯罪。他已被判处缓刑、三年监禁及240小时社区服务。该女子周二提出的是“民事诉讼”，仅涉及“民事赔偿”。 CEGEP John Abbott College外景 2021年，“西蒙特利尔适应中心”的项目主管帕雷德斯，在CEGEP John Abbott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强奸了17岁的她。在递交起诉书后，受害者接受了CTV新闻的采访。她表示，“那次袭击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成为一名护士的梦想，该事件令我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我两次辍学、吸毒、自残……” “事情发生时，我的身体就像瘫痪了一样，我只记得我一直在撕心裂肺地叫喊……我让他停下来、别碰我……“她说。法庭文件显示，2021年秋季，17岁的受害者在CEGEP John Abbott学院就读“社会科学专业”。她参加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该课程要求她参加一个志愿者计划。该志愿者计划是John Abbott学院与“西蒙特利尔适应中心”（West Montreal Readaptation Centre，WMRC）的合作项目。该中心为智障成人和儿童提供专业服务。该志愿者计划要求参与者与一位有特殊需要的成年人配对，并将每日经历及体会详细记录下来。被告帕雷德斯是该志愿者计划的项目主管。在受害者参加该计划的最初几个月中，帕雷德斯与受害者关系良好——有时，帕雷德斯会为受害者“按摩解压”。 2021年11月9日，受害者在John Abbott学院Penfield大楼的一间办公室内与帕雷德斯谈论起一件令人痛苦的家庭事务。流着泪的她再次得到了帕雷德斯的按摩……但这一次按摩的姿势与以往不同，他让她趴在他的桌子上……然后对她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性侵犯。受害者说，她太害怕了，一直不敢向校方报告这件事，在她把这件事告诉她的一位朋友后，这位朋友向学院报告了此事。诉讼称，一名学校官员立即约见了受害者，并帮助她准备了一份报警所需的正式声明。随后，她前往蒙特利尔警察局报警备案。诉讼称，该次袭击极大地改变了受害者的生活，导致她后续有过两次自杀未遂，以及出现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反应、噩梦连连、一惊一乍……有一次，她把一个摄像头安装在自己的卧室里，因为她觉得“他就在那儿……” “自辍学以来，原告在杂货店做过收银员、服务员、送过披萨、销售过音乐设备，此类零工收入微薄——这些工作的薪水与保障和其原先梦想成为的护士工作相差甚远。” 受害者告诉CTV新闻，“我知道帕雷德斯已经被定罪，我现在提出的是民事诉讼。我要向他发出一个信息——我会渡过难关，他并没有将我彻底击垮。” “你知道，他让我伤了好几年的心，我因他而伤痕累累……但我会让我的生活重新振作起来，我希望，我能很快成为原来的我。” 受害者的律师杰夫·奥伦斯坦（Jeff Orenstein）表示，被告及其所属机构有赔偿责任这很好理解，CEGEP John Abbott College也有责任赔偿，因为“被告在校园里工作”。在拒绝采访请求后，John Abbott College昨日晚些时候给CTV新闻发送了一份声明，表示“校方尚未收到诉讼”。学院发言人Debbie Cribb表示，“学院非常重视此类问题，并希望确保我们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能感到安全，打造一个没有任何形式性暴力及骚扰的环境是我们的总体目标。” “当我们在2021年得知此事时，大学性侵犯资源小组（SART）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该名学生。” “该名学生所确定的‘袭击者’，是‘西蒙特利尔适应中心（WMRC）的现场教育工作者’，此人不是John Abbott学院的员工。事后，此人被WMRC立即解雇。” 截至发稿，WMRC拒绝对这起民事诉讼发表评论。周三，CTV新闻试图联系被告帕雷德斯，但没有成功。在刑事审判中代表帕雷德斯的律师表示，他只负责刑事部分，对新提出的民事诉讼并不知情。

1年前
温哥华私家车逆行的哥对峙不退让

温哥华市中心一辆私家车逆线行驶，一辆迎面而来的黄色的士驶进路口与私家车正面对峙。事件在社交媒体传开，不少网民都质疑游客或新来的居民没有了解本地的道路和规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不便甚至危险。脸书用户V. Popov周一（11月4日）发帖表示，此事发生于之前一日的上午8时，在温哥华中央图书馆附近的洛逊街（Robson Street）夹Homer Street十字路口。从图片所见，一辆私家车沿洛逊街逆线行驶，在交通灯前停下，同一条行车线有一辆黄色的士迎头驶近，两车相距还有十数个车位之遥；但另一图片显示，的士其后直驶进了路口，停在私家车面前与之对峙，一度僵持不下。从短片可见，最终私家车绕过的士，并在交通灯亮着红灯时，左转入Homer Street。一名华裔网民留言道：「在市中心驾车对很多人来说具有挑战性，驾驶者有时会被单程路弄得很困惑。」其他人看来有不同想法，大多数人都把责任归咎于未有了解道路规则的驾驶者和惯了「左上右落」的游客或新移民。有人说「可能是外来游客，弄不清行驶的方向」、「游客在这里驾车违法」。另一人回应道：「他们可不是游客，这才是可悲之处。」

1年前
外劳付中介8千元获便利店聘约申工签结果被骗

卑诗最高法院裁定一个便利店集团，作为雇主对聘用临时外劳的中介公司的行为负有责任。中介公司因向多名临时外劳每人收取数千元费用，而涉及一宗集体诉讼中。据DailyHive报道，Cajes与妻子从菲律宾到阿联酋打工，他们要在当地取得居留权非常困难，所以考虑借着当临时外劳而移民加拿大。他们2012年参加了中介公司Overseas Immigration Services Inc.举办的招聘会，之后缴付了2,000元以代办申请手续，然后在2013年获得拥有加拿大西部Circle K便利店经营权的Mac’s公司的人事经理提供聘约，承诺将会在卡加利的一家便利店担任主管，赚取时薪13元，每周工作37.5个小时。 Cajes拿着聘约申请加拿大的临时外籍劳工计划（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program ，简称TFW），取得工作签证。中介公司要求他缴付6,000元的第二期费用，然后给他预订机票到温哥华。临时外劳不可另找工作他最终在今年2月抵达温哥华，中介公司的职员把他接到位于素里的工人宿舍，他说那里的环境非常挤。第二天，他向中介公司在素里的办事处查询在卡加利便利店的工作，但职员回答说Mac’s没有工作给他。 Cajes的工作签证限制他必须在卡加利的Mac’s工作，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作均属违法，更可能会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关押。 Cajes是多名经该中介公司招募到Mac’s工作的外劳之一，他们联合提出集体诉讼，要求Mac’s及中介公司赔偿。在这诉讼中，有些工人的情况更差，付了钱，不但没有工作，更没有获得安排住宿。中介公司被指两边收钱法院对中介公司在安排工作前向工人收取费用的做法是否违法尚未有定案，但在本周一（4日）公布的判决中裁定，Mac’s可能要为中介公司的行为负上替代责任。这意味诉讼中的劳工可以向中介公司和Mac’s寻求损害赔偿。 Mac’s一方辩称自己不应为中介公司的行为负责，并指因为本身财力雄厚，工人才向他们索偿。然而法院裁定中介公司是以Mac’s代理人的身份办事，因此如果中介公司违反有关招聘外劳的法例，Mac’s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诉讼指称，中介公司在替便利店聘人时，每填补一个职位即向Mac’s收取500元（收银员职位）至 1,500元（店长职位）；但另一方面又向每名外劳申请者收取7,500至8,000元费用。尽管法院目前尚未有证据证明这些费用是非法取得，但法例明确禁止雇主向工人收取费用以获得工作，也禁止雇主向工人讨回雇主负责支付的费用，例如申请的手续费或招聘广告的费用。䜣讼中的外劳指称他们支付的8,000元是被非法收取的费用。䜣讼仍在进行中，如果法院最终裁定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违反了相关法例，Mac’s才须负上损害赔偿责任。

1年前
今天一早 Google这个搜寻结果一夜暴升5000%

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预料将在明年1月重新入主白宫。虽然他在美国大选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胜利，但部分美国人似乎正考虑撤离美国。根据Google搜寻结果，截至今早（6日）早上6点，「移民加拿大」在过去24小时内搜寻量突破5000%。特别在贺锦丽获胜的州份，相关搜寻数字更是激增。过去 24 小时内达到「突破」状态（Google将其定义为搜寻量成长超过 5,000%）的其它相关查询包括：从美国搬到加拿大的费用如果特朗普赢了，我可以搬到加拿大吗？如何从美国搬到爱尔兰最容易移民的国家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工作（图：Citynews）

1年前

选择一家合适的咖啡馆消磨掉整个白天，这是近半年来顾东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天气好就选有院子的，需要集中精力写东西就选熟人少的。离家最近那个，每周一周二下午有一帮人集中办公，想清净就不能去。”顾东合上电脑，端起眼前的意式咖啡，把自己比去年同期“膨胀”了一圈的身体窝进咖啡馆窄小的座椅里：“在家是不可能的，想干点什么，儿子都在旁边跑来跑去，有时候没给他足够的关注，就会突然大叫。” 有了孩子后，丈母娘成了家中常客，隔三差五过来帮忙照看外孙，顾东就更没办法待在家里，得找个借口跑出来才能躲开“工作找得怎么样了”的这类尴尬的问题。长达一年的职场空窗期，其实远超顾东预料。 2022年6月，他从供职的大型国有金融科技公司离职。离开前，公司约有八千多名员工，年营收近百亿元，业绩和利润都相对稳定。顾东原本的职位不低，也是独挑一块创新业务大梁的战略负责人。那时，他一周能工作七八十个小时，与直属领导的关系维护得也很不错，是一些同事心中当之无愧的“卷王”，每个考核节点都能拿到前5%的绩效水平。但这些并不能削弱顾东对于未来的焦虑，“公司要求市场化、要利润，老板非常积极地往前跑，整个节奏和传统印象上的国企完全不一样，不过整家公司从研发、产品、市场、后台管理，都没达到市场主流的‘专业化’水平”。他担心，“一直在这儿耗着，会和行业最前沿的东西脱节”。提出辞职之前，顾东的工作搭档考虑时下的经济环境，数次劝他：有风浪时，留在“大船”上无疑是更加稳健的选择。他却觉得搭档过于保守，像是中学语文课本里写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先进生产力一定会取代落后生产力”是顾东的工作信条，他对自己的职业不设限，“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永远追着浪走，没踩到浪尖，也不能被甩下太多”。错过最时兴的发展浪潮，似乎是一些像顾东这样的在“大厂”工作的中层普遍害怕遭遇的困境。他们大多刚步入中年，凭着前几年的行业红利和高强度工作获得了初步的资产积累，关心科技创新和全球金融趋势，热衷挖掘各类投资机会，大多喜欢咖啡和精酿啤酒。顾东去的是一位老友兼酒友推荐的区块链创业公司。新职位的固定年薪就接近百万元，还有项目提成。他计算过，仅底薪就已经是他之前那份工作的两倍，如果项目推进顺利，按投资人的说法，拿到几百万美元、走向财务自由也不是没有可能。“早就看着区块链仨字儿心痒痒了。”顾东身边不乏在这一领域赚取巨额财富的朋友，看着这些人形成一套异于传统“大厂”的话语体系和社交圈，他感觉自己“再不进去就被孤立了”。加入新行业，顾东很是新鲜了一段时间。白天，他参加各种新式的行业聚会，学习新的技术和叙事逻辑；晚上则游走于酒局，觥筹交错间，和一帮叫不出名字的新朋友大胆畅想颠覆当下商业生态的各种可能。五个月后，这样的“好日子”戛然而止。2022年下半年，区块链市场持续低靡，国内监管口径趋严，一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项目也逐渐失去活力。顾东感觉到了危机：“整体项目数量萎缩了很多，老钱也不投往新项目。”11月，投资人在内部员工会议上宣布，暂时停发固定工资，在职员工按照两年工资收入充做股本入股公司。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投资人反而激进地想要在半年内拿回早期投资。他们与顾东的矛盾就此爆发。“项目发展还不成熟，快速发行代币的圈钱方式也并不符合当前环境，我也不能拿自己的名声出去骗钱。”几次沟通无果，作为项目主要运营者之一的顾东只能选择退出。 2022年底，顾东和妻子张晓琦召开了“家庭年度财务会议”。刚失业在家，顾东反思自己盲目从“稳健的大船”跃入一艘“快艇”的行为是否有些草率。张晓琦指出，比起周遭好友，他的职业决策太任性，缺乏足够的家庭责任感。那时，两人的孩子才14个月大，虽然夫妻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没有房贷车贷，但小家庭的每个月固定支出也有2万多元。顾东并不完全认可妻子的观点。2015年底，他主张买入的位于北京三环内的两居室，尽管这些年房价起伏，其整体价值也翻了一倍，加之这几年的收入积累，他有底气自己能“歇一阵”。如往年一般整理新年的“目标和关键结果规划”时，顾东没有寻找新工作的急迫，而是把现有资产的投资列为首个目标，并对此信心充足：“感觉新冠过去了，整体经济要复苏了！” 完成了一本都市题材的中篇小说的初稿，加入了几段由年轻创业者主导的短途旅行后，顾东迎来了一个闲适的夏天。因为线下消费场景的恢复，他对一家实体茶饮店的小型股权投资获得了近三十万的现金回报，这使得他并不急于找寻下一份工作。 2023年6月，顾东接到了朋友杨浩在咖啡馆见面的邀约。和他的情况类似，在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做到较高职级的杨浩，去年也“跳槽”加入了一家早期创业公司。这样的选择在一众“大厂”的高级员工中并不显得突兀。“大厂”虽然收入不低，但与之匹配的是让人难以长期维持的工作强度和有限的上升空间。“新工作的收入比之前多，时间上也有弹性，能分出精力照顾家人，又能自己做一些副业，当时看来是一举三得。”杨浩没怎么犹豫，就果断放弃了“大厂”光环。顾东和杨浩算是酒友，在他“待业”期间，曾几次获得对方介绍的短期咨询业务。不过这次，杨浩拿出了一份“一般合伙人”方案向顾东募资——他计划加盟一个贝果品牌，在线下开几家门店，希望能从朋友那拿到部分投资款。杨浩在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发现了这家贝果店旺盛的人气，一段时间观察下来，他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遇：“我手里正好有个机会，三里屯那边有家咖啡馆的老板是我的熟人，想找餐饮合作，他们能够接受分成模式，这样就能把地租的启动资金省下来。那家店的位置我看过，做贝果店很合适。” 坚信“财务自由”是一个必然将在四十岁之前实现、热衷于挖掘各式投资机会的顾东，这次却有些迟疑。首先，这类线下实体项目与杨浩的新职业身份——一家大数据公司的运营负责人，以及他过往的工作履历并不匹配；此外，顾东这几年的投资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炒过A股，正面撞上两波股灾，资产腰斩两次，也投资了互联网金融产品（P2P），至今还有十余万元无法取回，每个月仅能收到几十元的还款。这些因素叠加上近期缩减的收入，让他在面对新的投资机会时变得更谨慎。顾东最终拒绝了杨浩的募资计划，但两个人在一些投资思路上达成了共识：应该将手里“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卖出，换成“非标准化”、更具像化的金融资产，“A股是不太玩得动了，固收产品的底层穿透嵌套后，也大部分都流向了地产和城投债，更不敢碰”。接下来一个月，“中植系”的几家财富管理公司先后出现风险，已经不怎么念叨“宏大叙事”“指数级增长”的顾东更笃定自己的新想法：“投点小店，也别惦记什么股权增值，这事儿现在哪有谱啊？创业公司上不了市，也没那么多ABCD轮的风险投资机构进来接盘。现在什么最值钱？现金流、信任关系！” 顾东身边想要依靠信任关系换取现金流的熟人，并不只有杨浩。转型“独立投资人”后，来找他的朋友有四五个，“有些是来找钱，有些是来找好的投资标的”。他发现，除去一个从事了数年餐饮业务的朋友，其他几个都是曾经的“互联网人”。其实早在2023年初，顾东也动过募集“个人基金”的念头，一位在风险投资机构负责投后管理事务的朋友劝服了他：找到好标的自募自投，不如做FA（财务顾问），把份额溢价卖给机构投资者。“机构现在钱投不出去很焦虑，你也省去了整个链路的管理成本，风险小。你毕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现在啊，坑太多了。”说到最后，朋友的语气里也多了点唏嘘。市场上并不缺乏焦虑的投资机构，但真正好的项目标的在哪呢？看着日渐冷清的咖啡馆，顾东又犯起愁来。年轻的咖啡师和顾东很熟悉，隔着吧台同他打趣：好久没听见顾客聊创业和投融资的事儿了，这人啊，都变成卖保险的了。顾东的妻子张晓琦也是北京各家咖啡馆的常客，她现在是一名保险经纪人，习惯在那里约见客户。张晓琦是国内头部法学院的高材生，曾在一家国有银行的总行工作，是因为备孕才主动辞职。孩子出生后，张晓琦选择了保险经纪人这份时间更自由的工作。她早前就对个人财务规划有些研究，还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的全国财富管理师大赛上拿过名次。“商业保险就是现在的大趋势、大方向。”张晓琦熟练地同潜在客户推介起自己的业务：“您看现在国家一直在推普惠宝、个人养老金账户，基础社保的功能定位更明确了，就是让更多人能有基础保障，并不是用来满足现在所谓‘新中产’对于好的就医体验、或者退休后能保持较高收入的水平的需求，这些需求就得要商业保险来补充。” “大厂”员工们是张晓琦眼中典型的目标客户，“自己出了意外或者得了大病，家里怎么办？孩子要花钱，房贷也不轻，把保险配置好是对家里的责任感的体现”。她也逐渐发现，这类客户能更理性地接受商业养老金、年金型保险的“长期成长性”，而不是聚焦于投资的“回本速度”，“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长寿是一种风险”。在定期存款和国债利率长期下行的趋势及预期下，用一纸合同锁定较高长期收益率的保险产品的市场热度，也正持续升温。顾东认同配置商业保险和养老金是大势所趋，但对妻子力推的保险产品抱有怀疑：“保险公司的利润不也是靠投资嘛，现在投什么能有这么稳定的收益？穿透到底层，不都是一样的资产。短期可能看不出来问题，也就是因为投资周期拉得够长。”“周期长本身也是抵抗短期波动风险的手段。”张晓琦有力反驳道。和之前被比喻成“铁饭碗”的银行职位相比，张晓琦对现在这份工作更满意：“收入比之前高，时间更灵活，能带着儿子玩。觉得是在给自己打工，也能帮到有需求的人，干着也有积极性。”新公司的工作氛围很不错，领导和老员工会积极给予张晓琦这样的新人业务上的支持。每当监管机构或媒体发布对商业保险利好的消息，公司的内勤或团队其他“伙伴”就会将信息加工成方便经纪人使用的物料，分发给大家，“遇到一些比较偏门的需求，团队里谁做过相关业务，也都会积极地分享自己的经验”。曾参与过大型组织的“中台”搭建的顾东不得不承认，妻子所在的保险公司的“中台化”做得很好，甚至优于大部分他熟悉的互联网企业，“目的单纯，为了支持销售开单，需要的产品信息、增值服务的资源，都管理得很清晰，前台随取随用，流程也简单”。不过，他并不认为妻子的工作如她说的那样完美：“主要是时间上，说是能有更多时间陪孩子，有时候熬夜给客户出方案，儿子要先和阿姨一起睡到半夜，她再去‘换班’；有时候，一家三口出去玩，她就一直在看手机，回复客户的消息。” “现在儿子都会说‘妈妈别看手机啦！’”顾东模仿着孩子语气，叹了口气：“她能投入到家人身上的时间还不如以前多。”但他也不在张晓琦面前抱怨这些，他明白，自己的家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我现在没收入，家里靠她养着”。顾东失业后的第七个月，张晓琦对他提出了“底线要求”——找到新工作前能挣钱养活自己。彼时，杨浩带来了一个新的短期工作机会，他所在的创业公司与某家央企签署了一份“业务咨询及模型输出”的合同，但甲方负责人以“咨询报告质量不佳，无法向上交付”为由，拒绝验收成果。基于信任关系，杨浩希望顾东以外部专家角色入场，把报告做好。 “模型都已经跑一阵了，我说要不然拆开验收，甲方也不同意。”杨浩和顾东诉苦，自己之前接手的项目很难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这半年开始，“各个项目都不顺利，明显感觉甲方们的钱袋子变紧了。业务没钱，科技口就砍预算，已经下发的预算就要讲节资率、拉长付款周期”。简单了解情况后，顾东倒是不怵，他觉得这与自己之前接手的项目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杨浩给出的酬劳也相对优厚。他没怎么迟疑就答应了这次工作邀约，他想，这也是一次向家人和其他朋友证明自己能“体面地养活自己”的好机会。 2023年7月，北京迎来了史上罕有的高温潮。在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为47摄氏度的这一天，已经习惯穿着拖鞋短裤的顾东不得不换上了西装长裤——根据项目甲方的职场管理要求，办公场所内男士禁止穿着短裤。他对杨浩自嘲，离职一年了，没想到又在最热的日子穿上了长裤。项目进度并没有如顾东预想的那样推进，“甲方想法改了又改，确认过的思路又推翻，等着我们的结论再反推论证过程”。项目卡壳，为了督促进度，杨浩拉着顾东、项目经理和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每日召开例会，加班加点。8月，公司决定放弃，将包括顾东在内的主要工作人员从客户现场撤出。在项目复盘会上，顾东结识了杨浩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个生意人，也是个玩家，很聊得来”。两人一拍即合，对方也托杨浩询问顾东是否有意愿加入团队。顾东只答：不着急，再歇一阵。顾东有着自己的顾虑，共事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杨浩的工作似乎也不像之前描述的那样轻松。和在“大厂”时边界明晰的工作内容相比，杨浩现在像只“八爪鱼”，对外要负责售前、投标、商务流程推进，对内还要顾人力和预算管理。“一个月大概有两周在出差，不出差在公司有时候也干到半夜一两点。”顾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酒馆看到杨浩，“总说没时间，喊他七八次了，喊不出来，不是伺候老板就是伺候老婆”。 9月，顾东的咨询项目早已结束，张晓琦催促他赶紧将“找工作”提上日程。顾东决定回到“大厂”，开始每周在招聘软件上投递两三个自己觉得业务匹配度高、收入能“再上一级台阶”的岗位。但几周下来，他不仅没拿到面试机会，甚至和招聘者在线说上几句话的机会都不多。慢慢地，刷招聘平台变成了他闲暇时不可缺少的消遣，“什么职位都投，没事儿就看看招聘软件”。顾东分析，自己求职不顺的原因可能是对收入的要求过高，再有就是自己之前从事的领域比较专业。“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问题，聊得来、有前景的公司，钱少一点也完全可以接受；而且，虽然我最近几年的工作都在做金融科技战略，但之前内容、产品、运营这些活儿也都能干得顺手。”顾东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求职策略，但直到10月中旬，他也没有收到一封来自“大厂”的面试通知，朋友们推荐的一些“非正式”的机会，也总是在酒局散场后就没了下文。耐心被不断消磨的张晓琦对顾东提出了新要求：一边求职，一边也给她“打工”，做一些文案编辑和自媒体运营工作。“现在好多保险经纪人都在通过自媒体拓展新客户，获客效果不错。顾东擅长这个，我不太擅长。”张晓琦觉得，丈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是因为客观环境，即便如此，他也应该“为家庭创造些价值”。半个月后，眼见着冬季临近，顾东主动去找了杨浩，直截了当地提起入职他们公司的事。杨浩也没遮掩，告诉他公司预期引入的一笔投资“出了状况”，同时，各项目的回款遥遥无期，“之前老板就抵押了房子，贷款发工资，现在也快花光了”。公司先是全体降薪50%，后来又裁掉了一半人，“等融资到位，你要是还没找着工作，我再拉你”。杨浩说，自己投资贝果店的计划也已经搁浅，“跟能提供场地的咖啡店没谈妥，对方要的保底额太高了”。张晓琦建议顾东找之前的老板聊一聊，看能不能争取重返原公司，或者劳烦对方推荐新的工作机会。顾东嘴上应着，却始终没有行动，他在心里琢磨，觉得实在无法面对曾多次挽留自己的老板。“我要回去找他，他先得骑着我在办公室转一圈，说，‘看！后悔了吧！’”顾东说。天气逐渐转凉，夜晚来得越来越早，顾东不再像之前那样频繁出入酒局，“忽然意识到喝酒挺贵的，现在也不怎么往酒馆充卡消费了。有时跟朋友哭穷，拉着人家请客，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等找着工作再请回来就是了”。他白天泡在咖啡馆，点上一杯“品质稳定，价格合适”的意式咖啡，而非之前热衷的各式手冲，待到天擦黑的时候，就起身往附近的公交车站走，准备回家。“小时候坐地铁坐恶心了，这几年去哪儿都肯定打车，最近开始天天坐公交了。”在如今的小区住了七年，他终于对周围的公交车路线熟悉起来，也开始习惯过“数着兜里的钱花”的日子。这几个月，就算是参加朋友组局的应酬，张晓琦也将顾东回家的“门禁”从晚上12点提前到了10点，“有时候9点刚过，就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个小问号”。顾东晃晃手机，表情有些无奈：“这就是责问我为什么还没到家？” “浪费钱，白搭时间，关键对身体也没有好处。”张晓琦在一旁补充道。截至2023年12月首周，顾东进行了一次统计，自己在两家较为主流的招聘网站上总计投递了超过200份简历，有8位朋友为他推荐过工作，共进行了4次面试，均终止于初面。顾东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职业规划存在问题，“换工作过于频繁”。另一方面，他的职业技能也正在过时，“熟练使用新的数据分析软件”和“流利、可作为日常工作语言的英语”成为限制他投递很多岗位的硬性门槛，“接下来要好好学学AI工具，这肯定要写进明年的个人计划”。顾东的微信上的各大行业群里，最近又开始讨论各家“大厂”的新一轮裁员计划。“看了有人整理的各厂裁员情况，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实际情况估计也不容乐观。”顾东不觉得稀奇，“这几年都这样，到了年底算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减员增效”。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回暖，顾东又分出一些精力关注区块链行业。“之前好长时间没看盘了，有一天，之前合作过的朋友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行情来了，我一看，还真是。”但顾东很快发现，只是半年没有操作，自己连很多工具都得重新配置，“就半年，整个区块链世界又换了个天，主流的叙事有很大调整，一些当前的热门领域，我作为一个从业者之前都没听说过”。 12月后，张晓琦不再催着顾东找工作，开始劝他“顺势而为”和自己一起卖保险。随着冬天的骤然降临，她的保险业务又迎来了新的高峰——北京呼吸道疾病高发，医院就诊资源紧张，“很多群里都在讨论，一家大型公立儿科医院夜里能排到千八百号，有朋友带孩子去看病，头半夜去的，天亮才看上，只能跟车里凑合睡会儿”。高端医疗险成了张晓琦近期接到最多的业务咨询，不少“新中产”都期望为孩子配置这类保险，使得自己能有底气选择更便捷、舒适的私立医院就医。不过张晓琦的客户转化率并不高，她判断，“可能因为身边认识的朋友现在手头都不够宽裕，算出保费后还是觉得贵，而且他们之前在私立医院就诊的体验也不多”。顾东陪着妻子去见过一次潜在客户，他没忍住对保险资本的底层资产的质量一通分析，还不忘补上自己关于宏观经济的未来展望。保险订单最后没成，张晓琦也不怎么乐意带顾东一起约见客户了，“影响我开展业务”。再次赋闲的顾东约上杨浩，一起去考察他先前看中的贝果店，两人聊起了杨浩公司的近况。即便是按降薪后的标准，杨浩也已经三个月没有正常发薪了。“你还打算再扛扛？”顾东问。“再扛扛。”杨浩想了想，回答道。 12月中旬，北京的冬日开始被连绵不断的降雪包裹，顾东按惯例回顾起2023年的“目标和关键结果规划”，他发现自己的故事并没有像去年规划的那样行进。儿子已经从咿呀发声长到了可以说出短句的年龄，每天他出门时，都会在育儿阿姨的示意下对他说：爸爸上班去啦，和爸爸拜拜。 “和年初比，没变的除了没工作，可能就只剩下每天都要躲到外面去了吧。”顾东的表情和语气都变得沮丧。大雪的冬夜，他拉着滞留在外的朋友们躲进了常来的酒馆，室内暖气还算充足，他搓搓脸颊，叫了一杯精酿啤酒：“我之前一直说自己挺顺的，但那时只把运气好当一个潇洒的借口。现在发现，可能真的就是运气好，赶上了干什么都顺风顺水的时候。” 落地玻璃窗外的世界逐渐被纯洁的白色掩盖，再融进黑色的夜里。顾东的讲述还在继续，他先是把自己比作在冬天艰难觅食的野猫，后来又道：“比喻成野猫还是文雅了，丧家犬，你知道吧，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条丧家犬。”他已经喝了不少，叮嘱相熟的酒保将朋友的费用一并记在自己账上。但很快，被扔在桌角的手机“欢快地歌唱起来”，是张晓琦的电话，快9点了，顾东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