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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破产法庭庭长：只有“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才能得到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个人破产并非纵容老赖，也不意味着“不用还债” 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董柳随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19日将民事裁定书送达给梁某某，梁某某个人破产案成为我国境内审结的第一宗个人破产案。记者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今年3月1日起实施以来，截至7月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的全国首个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深破茧（电视剧）”系统共收到615件个人破产申请。梁某某是其中一位申请人。今年35岁的梁某某是怎样走上个人破产之路的？个人破产制度又将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 35岁创业失败，负债约75万元梁某某是广东茂名人，2008年来到深圳工作。学工业设计的他，2018年6月开始与以前的同事一起创业，2019年3月成立了深圳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产品以及销售，希望开发出具有创新专利的蓝牙耳机产品。他说，2019年8月至9月，他带着开发好的产品到香港参加展会，但结果不理想，没有客户资源，便回去重新改善产品的研发。2020年春节，产品重新设计好，却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但自认为有创意的产品会赢得今后的市场，就继续投入研发，同时增加了额温枪的开发。“但在产品准备好之后，却没有找到销售渠道，只好以单卖配件的方式出售给其他商家。” 2020年6月，梁某某又继续开发之前想好的第二款产品，同样做了样品和市场物料，最终撑到9月末就无法进行下去了。“预计有很多客户，但是发现与想象中不一样，虽然有技术，但是没有资金，也不懂得市场运营，很多客户希望先把产品做出来去卖，但是当时已经没有资金了。”他说。创业期间，梁某某向银行、网络贷款公司借贷了运营资金，最终无法偿还借款。今年3月10日，他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梁某某在提交给法院的申报信息中说：截至破产申请提出之日，他的债务总额约为75万元，持有36120元存款、4719.9元住房公积金，及两个公司的股权、两项专利、三个商标，无房产、车辆等大宗财产。 “过年期间我才了解到个人破产法规的相关信息。”梁某某说，今年3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实施后，他通过法院电话等作了咨询，后来通过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的全国首个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深破茧”提交了申请。 “申请时也不确定能不能通过。”梁某某说，创业后期陷入债务困境后，他的生活、精神压力特别大，时常收到催债电话，家人也由于他的负债面临精神压力。深圳破产法庭三年重整期后，债权本金可100%偿还据了解，为了偿还债务，梁某某2020年应聘到一家公司担任结构工程师，每月税后收入约2万元。除了债务外，他还有生活负担：梁某某与妻子育有两个小孩，都在上学，此外他还有一个母亲需要赡养，一家人租住在深圳龙华约35平方米的房屋中。梁某某说，为了偿还债务，他甚至卖掉了手机，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成为他上班出行的主要方式。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坚持还款，“我一直都有偿还意愿。” 今年4月27日，梁某某向法院提交了《变更个人破产类型申请书》，将申请个人破产清算变更为申请重整。今年5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受理申请人梁某某的重整申请。根据梁某某提交的豁免财产清单，他的家庭每月需支出的合理费用中，有1900元房租水电费、2500元家庭生活费、700元小孩生活费、1300元本人生活费等共7700元，梁某某与妻子各承担一半，故其本人申请豁免每月支出的合理费用为3850元，按照36个月（三年）的重整期计算，申请豁免的合理费用共13.86万元。另外，梁某某申请豁免的上述费用并不在现有财产中进行保留处理，而是从其每月的劳动报酬中支出，其妻子也承诺将每月收入在扣除合理支出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全部用于与梁某某共同清偿债务，并努力减少日常开支。此外，梁某某申请豁免的费用还包括预计自费部分的治疗肿瘤的手术费4万元，以及手机、空调、冰箱、微波炉等生活、工作、学习需要保留的必需品。据了解，梁某某所欠的约75万元债务，均为普通破产债权，涉及十多家债权人。 “截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申报的债权人有13家，确认的有11家。”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电视剧）、深圳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杜艳芝律师告诉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根据重整计划测算，梁某某夫妻两人现阶段每个月净收入约为2.9万元，扣除每月需支出的合理费用7700元，每月可供清偿债务的收入为2.13万元，经过三年的偿还，最终实现对普通破产债权本金100%清偿。根据重整方案，债权本金予以100%清偿，除债权本金以外的其他债权额调整为0。也即，梁某某约75万元的债务，经过三年的重整期，他能够偿还所欠债务的全部本金，不需偿还利息、滞纳金等。如果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他的生活会很糟糕梁某某的重整计划最终获债权人表决通过。 “重整对我们债务人而言，相对限制较少，也能尽可能地保障债权人的权益，我本身就有偿还的意愿。”梁某某对重整计划表示满意。他说，重整计划通过后，他没有了催债的压力，同时利息、违约金等停止计算，他也能够正常、努力地赚钱还债。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介绍：“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有9家债权人到场参会，其中有8家债权人对重整计划草案投了赞成票，代表的债权额超过了90%，通过率非常高。可见，大多数债权人对重整计划是满意的。” 曹启选强调，只有“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才能得到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 “债务人提交的材料与其陈述的破产原因、经过，是判断债务人是否‘诚实而不幸’的关键一环。梁某某因创业失败背负债务，其所陈述的破产原因及破产经过，经法院核查、管理人调查，证明是真实的，损失也是真实的，损失及支出与债务数额基本吻合。另外，创业失败后的梁某某努力挣钱还债，马上重新找了工作，没有试图逃债。尽力还债，是债务人诚实的一个重要体现。”曹启选说，“特别要提到的是，多数债权人也发表了监督意见，认为他属于‘诚实而不幸’的人，这是重整计划草案能够顺利通过的原因。”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期限内，由管理人协助和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债务人应当每月向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收入、支出以及债务清偿情况。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并依法公开。” “我们已经开好了一个梁某某个人破产案的账户，未来他的财产要进入这个账户，然后我们按照法院裁定的债权表进行分配。”杜艳芝律师说，“豁免财产清单已经法院裁定，债权人也同意了，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按财产豁免范围给他（梁某某）留下豁免财产。” 杜艳芝还透露，梁某某个人对案件办理结果非常满意，“个人破产制度把他和他家庭的精神压力给解除了。” “之前他的压力很大。”杜艳芝介绍，梁某某说他之前不敢接电话，因为每天有好多催债电话，家人的精神压力也很大，“在这种压力下，他的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如果这种压力持续，他没法安心工作，能不能保住这份工作可能都要打上问号。” “如果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他的生活会很糟糕。”杜艳芝说。对话梁某某个人破产制度对创业失败者的身心、生活给予“兜底”保障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申请个人破产前后，梁某某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如何评价个人破产制度这一新生事物？梁某某接受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专访。 “最多时一天接七八个催债电话”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决定申请个人破产的，当时为什么想到用这个方式化解困境？梁某某：我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有破产条例（指《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下同），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的能力去跟债权人、银行沟通怎么还款。那段时间，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就一直在跟债权人沟通怎么延缓还款计划。但经过两三个月的沟通，我发现很难通过自己的沟通与债权人谈成一个自己有能力按计划去还款的协商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我经常会被催收电话、信息弄得精神压力非常大。刚好今年过年期间，我看新闻时知道了这个《条例》，然后就去找这方面的信息，觉得既然自己到这个程度了，试试个人破产这种方式。另外，刚也说了，有的债主的催收方式，是委托第三方电话催收，对我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带来了很大压力。综合权衡，我觉得这个《条例》可能会缓解我个人的精神压力，于是我就想通过这样一个正规的法律渠道来友好地去跟各方债权人协商还款计划。羊城晚报：您刚说申请破产前精神压力很大，表现在哪些方面？梁某某：首先就是自己欠这么多家债权人的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到期的，每个月会产生很多罚息、利息，然后会不断叠加，债务在不断地上升。另外，个别债权人委托第三方或者他自己的催收公司来催收，他们会不停地、分时段地打电话通知还款等等。对我来说，毕竟是欠了钱，对于他们的催还，我拒绝不了，又不懂得拒绝，只能说明一下情况，但对方可能不太理解，所以就造成自己的精神压力比较大。另外，家人、朋友也会收到一些短信、电话，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这种压力很影响工作跟生活。比如正在工作时，经常有这种电话信息找我，我一接听、一看就会影响心情，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羊城晚报：最多的时候，一天接了多少个催债电话？梁某某：最多的一天有七八个吧。 “我要好好工作，把欠的钱尽快还清” 羊城晚报：重整计划通过，也收到法院的裁定，有什么想说的？梁某某：这个重整计划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我比较支持个人破产制度中的这种精神——对“诚实、不幸”这类人的支持。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刚好自己出现了这种情况（创业失败），然后又有这样一部法律法规，支持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获得“重生（电视剧）”，还能兼顾解决我们的生活和还款压力。现在没有之前巨大的精神包袱，我需要好好工作，把欠的钱尽快还清。羊城晚报：作为我国境内第一宗个人破产案的申请人、受益人，您怎样评价个人破产制度？梁某某：我觉得对这个制度应该给予高度肯定，这个法律（法规）能鼓励创新创业。深圳作为一个鼓励创新创业的城市，给予了我们创业者这种实实在在的支持，这样一来，有创业理想的人，如果最终真的进入了不幸的创业失败期，深圳也有这么一个制度对创业失败者的身心、生活给予“兜底”保障——在创业失败后，个人破产制度会给你一些心灵上、精神上的支持，让你不至于深陷精神压力中。羊城晚报：法官、破产管理人都高度评价您的诚实的品格，甚至认为，申请个人破产可能不但不会贬损您的声誉，还能给您的诚信加分，因为您虽深陷债务困境，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还债。尽管如此，申请个人破产，大家一听到“破产”二字总觉得不太好听，您之前有没有担心过，申请个人破产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梁某某：我当时申请（个人破产）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是想让自己尽快地把我这种不诚信行为（我在自己心目中把没有能力还款视为一个不诚信的行为）变为一个诚信行为，努力地去清掉债务，然后回归正常生活。对我来讲，这中间有没有（信用）修复或者怎么样，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太多。羊城晚报：您现在住在哪里？有房产吗？梁某某：我没有房产，现在是租房，大概35平方米，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是我两个小孩和我妈一起住，上下铺的。另外，我跟我夫人住一个房间。房间的话，基本就是摆一张床，放点衣服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多余的地儿了。羊城晚报：您现在的工作单位知道您的事吗？梁某某：我有跟我的直属上司提过这个事情，其他同事还不知道。我不太愿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如果知道了，肯定会跑来问我各种事，会对我的工作造成打扰。对话专家个人破产制度是一套“组合拳” 必须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才能申请，同时通过审查等程序可发现老赖关于个人破产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曙光(上图)。羊城晚报：个人破产在我国此前开展的情况是怎样的？李曙光：在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个人破产早就有了。2019年，我国境内的温州出现了“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由于我国境内当时没有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温州的这个“首例”，没有法律依据，本质上只能算是个别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合意减免债务的行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破产案件。羊城晚报：我国目前的破产法律制度是否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李曙光：我国境内的破产法律目前还只是“半部破产法”——只有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2007年开始实施，至今已实施14年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破产制度”。我认为，首先，破产法律制度欠缺完整性——没有个人破产制度，没有事业单位、其他法人的破产制度。其次，企业破产法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包括破产清算制度、重整制度、和解制度都需要修改完善，当然这些跟个人破产也有关系。羊城晚报：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实施个人破产制度会不会纵容老赖？李曙光：实际上，个人破产制度是一套“组合拳”。一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申请个人破产，它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才能申请，而且债务人要自愿提出申请，法院要作严格审查。通过申报和严格审查程序，法院能把老赖和真正需要个人破产的人给区分开来。二者，通过个人破产的申请、申报、审查程序，法院还可以识别、发现老赖以及失信无信之人，对于老赖或失信无信之人，各种限制、处罚等手段都要用上去。羊城晚报：一旦被法院裁定个人破产，是不是意味着不用还债了？李曙光：不能简单这么说。个人破产是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主要采取清算与重整两个不同的处理方法，清算是有条件地豁免其全部债务，这个豁免还有一定期限的等待。而重整则是豁免其一部分债务。对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其本身就没有能力归还全部欠款，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给其一个解脱债务的机会，所以并不是简单的不还债。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向深圳中院申请个人破产的人中，不少人并不了解个人破产清算与重整的区别。比如，梁某某最初申请个人破产清算，后更改为申请重整。个人破产清算与重整的区别是什么？李曙光：个人破产清算意味着其全部债务可能要被“一笔勾销”，因为实在还不了。走破产清算程序也有条件，例如在一段时间内，对债务人的个人高消费行为、市场投资经营及交易行为进行限制，比如债务人被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高消费，不能当企业法定代表人等等。相对个人破产清算，重整更复杂些。如果法院裁定对具备重整条件的债务人进行重整，意味着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要按重整协议逐月按期归还部分债务，这当然对债权人更有利，对债务人的约束也更强，个人重整同时也是债务人更愿意承担责任的一种选择，但个人重整的执行成本相对更高，因为需要监控债务人的收入、定期监督债务人把多余的钱汇到指定账户、债务人出现收入变化情况与债权人发生争议的解决，等等。国际上更流行的是个人破产清算，美国也有个人重整，但实施的效果普遍不太好，因为它的成本很高——监控成本、实施成本相对都比较高。但我们国家有我们的国情，我国境内的个人破产首例案件重视个人重整，反映了我们个人破产制度实施的价值取向。

从深圳市中心出发，驱车20分钟来到民治、坂田、清湖等地，你会发现在一些狭窄、拥挤的街道边，停驻着不少与周边环境并不相称的豪车。这里其实是深圳电子商务从业者的主要聚集地，尤其以跨境电商为主。这些相对不起眼的地方，正是观察深圳电子商务行业的一扇窗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深圳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强大的产业基础，制造、渠道、地理等优势共振，迅速成为外贸企业的集聚地。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敏锐的深圳企业抓住“互联网+外贸”的契机，深圳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迅速发展。 “中国跨境电商第一城”、“华强北三尺柜台走出亿万富豪”……这些称谓、案例的背后呈现的就是一部深圳电商成长史。然而，当时间的指针拨至当下，杭州有淘宝、北京有京东、上海有拼多多，深圳庞大的电商中却迟迟诞生不出一棵与之相称的“参天大树”。 “加速发展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应用、强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优势、搭建成熟完善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近日，《深圳市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公布，目标直指建设全球重要商贸中心。深圳电商业正发力寻变。扶持政策的颁布，已让行业企业感受到精准施策的给力。“此次深圳对优质电商企业大手笔投入，对我们企业来说，利好政策带来的机遇，不仅是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而且是对所处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力推动。”一位跨境电商头部企业CEO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更多的受访者也对深圳电商未来抱以更大的期待。每5家电商就有1家在深圳 “深圳电商其实较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当被问及如何评价深圳电商行业发展时，基石投资执行董事张晓辉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个曾经的滨海小镇自此昂首阔步，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南接香港，北依珠三角这个中国创新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一直以来，深圳聚集了大量的外贸企业，外向型经济模式快速发展。数据会说话：自1993年开始，深圳货物出口总额便一直居内地各大城市首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也一直处于高位，甚至长期超过100%。旺盛需求下，外贸服务平台也随之兴起。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7月12日，从电商市场主体的省份分布看，广东、上海、浙江位列前三，分别有87.22万家、52.90万家、45.99万家；从电商市场主体的城市分布看，深圳在业/存续电商主体达59.24万家，以绝对优势位列全国第一。这也意味着中国每5家电商企业，就有1家在深圳。一直以来，深圳以优越的营商环境、活跃的市场经济、良好的创业氛围，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企业来深落地发展。深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商发展方面，深圳是全国首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2009年）和国家第二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16年）成员。近年来，深圳大力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一是电子商务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深圳拥有消费电子、黄金珠宝、服装、眼镜等优势产业，结合活跃的技术和创新的模式，电商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深化，孕育出众多垂直领域的行业龙头，并加速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二是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发展新引擎，成为外贸中增长最快、创新活力最强的板块。三是构建了以“交易、信用、宣传、通关”为核心的四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为电商企业提供高效、开放、公平、共享的公共服务资源。然而，缺乏现象级的大平台，是深圳电商的另一面，也是张晓辉评价深圳电商时提及的“相对劣势”。 “目前北京有京东，上海有拼多多，杭州有阿里，我市尚未培育出大型综合性电商平台，存在明显短板。”深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深圳电商企业数量已达59.33万家，居全国首位，上海、广州分别为53.16万家和10.48万家，分列二三位。若从注册资本看，深圳注册资本达1000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占比仅9%，远低于北京的24%，同样不及杭州、上海和广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表示，深圳电商目前已形成一定的集聚发展态势，不过，围绕本土发展的电商，客观来讲较为薄弱，这种“薄弱”主要体现在没有巨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在国内叫得响的龙头。这对深圳电商来说，已是一个长期的痛点。强化措施针对性补短板深圳电商至今无缘诞生一个现象级的电商平台，原因究竟在哪儿？业内人士也一直在探讨。 “我们对很多的电商企业进行过调研，除了企业本身卡位选择以外，外环的因素也是需要关注的。”张晓辉表示，“类似电商这种新经济，非常强调一个企业的文化基因。举个例子，类似互联网媒体集中出现在北京上海，其实有个原因的，北京有‘北漂’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 张晓辉指出，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两地的美元基金非常成熟，规模比深圳高很多，而深圳多是人民币基金。一般来说，美元基金更为激进，更会运营投资品牌，人民币基金则更谨慎，对价格更敏感。这就导致美元基金多的地区，能推动电商这些新经济企业完成从小到大的过程，快速度过最困难时期。以拼多多为例，它的崛起，既有本身洞悉电商行业发展规律、成功“卡位”的因素，也有其背后投资者的重要引导作用。曹钟雄则从创业者的角度展开解读：“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企业更强调盈利。这样的创业者风格差异也是电商行业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呈现不一样的发展局面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深圳电商企业更多的是以卖货盈利的方式为主导；另外，深圳的创业也更多地聚焦在制造业方面。” 曹钟雄还表示，外向型经济也是一大因素。深圳电商企业更多的是布局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关注度不够，所以，目前深圳只有跨境电商能够“冒出来”。深圳一家大型跨境电商企业CEO表达了相似观点。他分析，国内电商并非深圳主战场，深圳的主要优势集中在跨境电商。不过，做跨境电商平台难度巨大，面临的难点有几方面：一是国外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固化，竞争激烈。跨境电商经过数十年发展，整个体系已很成熟，每个区域都有对应的电商平台，如欧美为主的亚马逊、eBay、Wish、以非洲为主的Jumia、以东南亚为主的Shopee、Lazada。二是自建国外电商平台成本过高，回报较慢。以亚马逊为例，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广告付费引流，还可通过其他方式引流，可谓多种多样。但在独立站，由于本身不自带流量，引流方式只能靠付费推广，卖家需要通过社交媒体、SEO（搜索引擎优化）、SEM（搜索引擎营销）、EDM（电子邮件营销）、Google等渠道，把流量引入自己的网站或落地页，前期投入较大，资金回报较慢，可能会存在长期的亏损或不盈利的情况，没有强大的资本支持很难做起来。 “还有一点就是跨境物流体系搭建难度大，这一点即使是淘宝旗下的速易通在海外深耕多年，也难跟亚马逊相比。”一位跨境电商业内人士表示，“没有自建物流，平台竞争力就减弱了。” 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发布《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对符合资质的电商企业进行资助扶持，以期推动深圳电商跨越式发展。细则从加速培育本地法人电商平台、加大力度引进大型电商平台、加速建设一批电商产业集聚园区等多方面提出针对性措施，明确各项政策措施的适用对象、申请条件、资金安排、支持标准等，力度大、措施针对性强，一下子吸引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本次出台的推动政策应该说有史以来力度是最大的了。”在曹钟雄看来，相关措施呈现“两大一广”的特点。“一是决心大。以前深圳更多的产业政策投向制造业、工业，此次电商政策对比过往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提升。二是资金支持力度大，最大单笔1000万，这在深圳过去的很多产业支持中都不曾出现，这样的支持力度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三是政策覆盖面广。本次政策基本上把电商行业发展方方面面的需求，几乎都覆盖到了，包括总部到企业租金、装修、人才等等。” 土巴兔集团公关总监李旭青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任何新鲜事物都应该去尝试。希望政府部门针对性地出台政策措施，加快培育平台经济产业集群，形成平台经济高地，创新监管模式，支持本土平台经济发展新业务，还要以大湾区优势产业为突破点，培育万亿级平台经济。跨境电商是深圳最大突破口深圳电商逆袭，既需要“广撒网”，还应找准“发力点”。众多发展方向中，跨境电商被一致认为是最大突破口。 “中国跨境电商看华南，华南跨境电商看深圳”是中国电商业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据麦肯锡咨询《中国消费者报告2021：洞悉中国消费者，全球增长引擎》披露，目前中国的跨境电商交易量，已占全球总数量的45%。深圳作为中国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排名第一的城市，拥有全国近40%的跨境电商卖家和80%的跨境平台、服务商，今年1～5月，深圳纳入海关监管代码项下的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过50亿元，增幅超过50%。深圳的跨境电商为什么能做到全国第一？除了众所周知的物流和政策优势外，多位从业者给了记者比较一致的说法：首先，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电子产业链，这是产品体系优势；此外，深圳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城市，更知道境外的产品需求，有信息的先发优势；再次是电商人才素质优势。电商从业者李华（化名）对此深有感受。因为家人都在河南商丘，他也曾回去一年多，“当时想的是，反正做电商嘛，生意都在网上，哪里做不是做，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是人不好招，没有经验的员工，他愿意花力气培养，但员工的敬业程度比深圳差远了，到点准时下班，没有人愿意加班。而在深圳，有产品上线的时候，根本不用说，员工自己就会盯到凌晨两三点，产品销售的情况直接决定了业绩提成。“因为深圳生活压力比较大，想立足就必须拼，在深圳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最让李华难受的是，找不到人聊天，当地很少有懂跨境电商的人，“有同行的交流很重要，对于政策、产品、宣传等等”。所以在去年下半年，他放下在老家经营的基础，又跑回了深圳坂田，虽然房租、办公室租金、生活成本很高，与妻儿也分隔两地，天天累到虚脱，但他觉得心里踏实了。“虽然我进货的厂家在义乌、河南，但运营一定要在深圳。” 在从业人员聚集的街道上，不少豪车都是挂的浙江、福建等地牌照，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老板在义乌、厦门这些地方做起来以后，会选择来深圳发展壮大，因为这里有全国最成熟的产业带。 “我当时在义乌发展遇到瓶颈，跟投资人说，搬去杭州大概要花300万，搬到深圳要花800万，投资人说我给你1000万，一步到位，直接去深圳吧！”一位电商业主对记者表示，搬来深圳后，果然不负众望，实现了跨越发展。 “我朋友过来深圳做跨境电商三年，赚了3000多万，还不够买房年限，现在一个人租了个四室两厅的大房子住着，请个阿姨做饭，两辆好车换着开。” “别看我们这栋楼不起眼，但楼里好几家都做到几个亿的销售额了，好多个品类都做到了亚马逊的第一。” 在深圳的跨境电商圈里，充斥着各式各样逆袭的故事，也跑出了一些巨头，这些公司在亚马逊上的年销售额多为数十亿乃至上百亿不等，属于头部卖家。深圳是在亚马逊平台上中国卖家最集中的城市，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卖家来自这个城市，也是全球亚马逊卖家最多的城市。发展跨境电商同样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深圳要发展电商行业要认清自己的优劣势。”那么，深圳的优势在哪里呢？张晓辉表示，电商行业涉及商品流、信息流、关税等，在基础设施方面，深圳拥有较强的实力。另外，深圳拥有成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跨境电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此外，伴随着行业的发展，电商行业越来越强调供应链的管理能力，这一方面深圳也有优势。 “深圳缺少一个‘亚马逊’。”曹钟雄表示，从城市定位看，深圳一直是对标全球布局全球，这样的背景下，需要一个类似“亚马逊”的国际化电商龙头，依托这个平台，一方面可支撑深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推动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和产业转型。目前的制造业也在不断“走出去”，向全球布局，深圳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去匹配制造业“走出去”的浪潮，形成双轮驱动的发展态势。前述CEO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其所在公司创立于2010年，属于行业的领军企业。希望政府能对跨境电商行业进行针对性产业引导，重点扶持行业头部企业，更好发挥其“领头雁”作用。此外，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出海，大量选择在海外第三方平台做生意，希望政府能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帮助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与海外平台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机制，为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合理利益。深圳电商未来可期 “电商产业集群的培育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产业链资源充分整合与协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加快发展电商行业属于“顺势而为”。近两年来，疫情加速居民生活与消费方式转变，为行业发展提供增量机遇；现有电商从业者在反垄断背景下面临新的整合，为行业发展提供存量机遇。广东、珠三角地区活跃着大量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型企业，同时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为电商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时加大政策激励，有利于培育本地企业加大对电商业务的布局，也可吸引各地电商企业入驻深圳，预计将为当地行业发展带来重大利好。近年来，国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深圳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黄金发展期，成为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之地。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对深圳电商业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希望广大电商企业在新一波数字发展浪潮中，抓住先机，抢占制高点，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高端，各类垂直电商平台和综合性电商平台能迅速成长起来，发挥平台规模效应，促进电商发展；二是希望依托深圳出口跨境电商发展优势，推动企业出海，引导更多深圳优质制造业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方式直面海外消费者，加速产品迭代和生产变革，实现产业升级，培育世界品牌。最后，希望各大电商企业、电商平台等商贸企业充分运用“双区驱动”、“双区叠加”效应，共同参与到深圳全球重要商贸中心建设中来，结合各自优势，引领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