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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屋顶要塌！危言耸听加拿大女子被骗8万“维修费”

近日安省出现屋顶骗局。一间屋顶公司向安省妇女声称屋顶有严重问题，向她收取8万元。但屋顶完好无缺。居住于士嘉堡的Judy Poirier去年11月烟囱出现问题。有人敲门以合理价格协助她维修后，随即告诉她屋顶状况有点糟糕。承包商声称认识一名屋顶修理工人，可立刻进行维修工作。屋顶维修工人到现场表示，屋顶有发霉和损坏的情况，会导致天花板倒塌。 Poirier 表示，最初的报价是1万元，其后增加到4万元，最后增加到8万元。维修工人曾要求Poirier 支付12万5千元，但Poirier交出8万元后起疑，随即找另一间公司检查屋顶。另一间公司表示屋顶没有问题。但屋顶已严重破损需修复，需花费5000加元维修。诈骗的屋顶公司停止所有施工，不再听Poirier的电话。多伦多警察局向《CTV》表示，今年多伦多接获多宗屋顶诈骗案。

2年前
雾里看花！“小姑姑”身份曝光阿里献血事件新说法

10月14日，上海一名余姓女子与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间发生车祸，导致肝脏破裂，失血严重，有生命危险，被紧急送至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后经当地多方会诊救治，女子脱离险情，回到上海继续治疗。图为余女士脱离生命危险，回到上海治疗（图源：九派新闻）然而，这起车祸带来的纷争远未平息。该女子脱险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最终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她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视频很快引起关注，不少网民质疑，“小姑姑”是谁？为何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120万元医疗包机转运是如何筹集的？整个救治过程中，是否存在通过关系借助公权力调用公共资源的情况？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通过连日来蹲点调查，采访了余女士、其丈夫陶先生、其父母，参与余女士抢救工作的上海援藏医生，以及余女士家所在居委会等各个方面，厘清了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问题2：“小姑姑”是谁？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余母回忆，10月14日晚她接到女儿出事的电话。15日到拉萨后，已错过当天去往阿里的班机，到达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是10月16日中午。“当时女婿说好心人已经给她献过血了，生命体征渐渐平稳，但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只知道在我们到医院前的半小时，从日喀则来的上海援藏医生刚刚到现场，已经进去会诊了。” 陶先生回忆，当时妻子出事后，他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将消息转给了在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儿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问题3：余女士受伤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救助过程中为何有上海医生介入？据余女士回忆，今年9月29日，她和陶先生在上海举办婚礼后，10月1日两人就开始自驾前往新疆、西藏。陶先生回忆，10月14日下午，二人到达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余女士感觉自己缺氧，就把双脚放在副驾驶前方，出事时人几乎是平躺在座位上的。陶先生称，驾驶车辆的他出现高原反应没有及时吸氧，撞到了路边柱子。妻子余女士因为安全带绑的角度不好，强烈的撞击勒破了肝脏。出车祸之后，余女士感觉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办法报警。“当时我们俩手机都没信号，好在有个路过的好心大哥帮我们拨通了120和110。”余女士说。翁昊根据病程记录介绍，余女士入院时是创伤性休克状态。CT提示，9-11肋骨骨折、肝脏挫裂伤，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腹部闭合性损伤（肝破裂）、胸部损伤、肋骨骨折、肺挫伤。当日22时，陕西省援藏医疗队在阿里当地参与帮助进行了首次紧急手术，剖腹探查后，进行肝破裂修补+胆囊切除+纱布填塞止血，腹腔内有超过3000毫升的出血量，手术时间长达五六小时。 “当时医生跟我说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就把小余推进ICU抢救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又跟我讲说‘人不行了’，让我进去看一眼，我就拨通了小余父母的视频电话，三个人一起鼓励她坚持下去”，陶先生说，“当时签了有多少病危通知书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十几页纸是有的。” 据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发出的请求救治支援的函，余女士当时情况危急，急需肝胆外科专家支援。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接诊医生翁昊说，医疗机构间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由于西藏地区幅员辽阔，目前医疗资源仍相对有限，各地援藏医疗队异地会诊、参与救治都是常事。翁昊回忆，自己于今年7月前往日喀则援藏，“西藏车祸伤患者其实不少，我曾经参与救治日喀则一例东北游客车祸伤者，当时也是紧急抢救，立即开展远程会诊进行讨论和抢救，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好，遇到任何一例病重的患者，当地医院都会尽全力集合现有的医疗资源开展救援。” 翁昊告诉记者，援藏期间他接诊过多例因车祸外伤紧急送医的患者，但像余女士这样的严重伤员比较罕见。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们会尽努力挽救危急的生命。”翁昊说。问题4：包机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包机的钱又是怎么筹集的？当事人家庭背景如何？是否有特殊人脉关系？翁昊说，10月17日会诊时，因患者情况较之前稳定，患者家属提出医疗包机转运治疗，各方专家讨论后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时30分，患者及两名陪同家属由救护车送至阿里昆莎机场。飞机于当天17时左右降落成都双流机场，由救护车送往华西医院，翁昊也于次日返回日喀则。余父告诉记者，之所以做出包机转运治疗的决定，也是因当地医生告知，高原环境下很多生命体征都会出现异常状况，“比如我女儿的凝血功能指标极低，必须输全血”。决定包机后，陶先生开始在网上找包机转院的资源，还联系了以前有过包机转院经历的患者家属咨询流程。“当时有不少航空医疗服务商主动来联系，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商谈的价格是110万元人民币(专题)。” 筹钱先于包机决定。余母说：“当时我乘坐飞机刚到西藏，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包机转院，就是费用高达百万元。我就立马跟公司老板、身边同事、亲戚借钱。最后是公司几个领导给我凑了120万元，亲戚朋友又陆续转账了一些让我应急。” “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积蓄，女儿还刚结婚。但我们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余母说道。余母所在的公司，是上海奉贤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10月15日余母向他求助借钱。“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专门打了电话给她，她在电话里把情况跟我说了。”陈先生说，余母在他们公司服务已十多年，彼此熟识，也都是朋友。陈先生听到余母说包机需要一百多万元，他和公司几个朋友共同凑钱。转账记录显示，10月15日、16日两天，余母收到总计转账给她的120万元。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直接返回上海的医院？余母解释，当时包机先到四川华西医院，是她做出的决定。“我在网上看到，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和华西医院以前有相关转运的记录，而且和医院的衔接比较好，华西医院的医疗资源也不错。主要当时女儿也不能承受更远途的路程，据说包机直接回上海价格也会翻倍，所以就决定去四川的医院。” 公开信息显示，从西藏包机飞往成都等地治疗重症病人并非特例。陶先生说，他听说此前有位患者通过上述公司包机飞往华西医院，便打听到该患者家人，询问了包机情况，对方也给了公司联系人信息。最终余女士一家确定的湾流G550公务机，由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余女士包机飞到了四川成都。余母回忆，在阿里期间，陶先生一直在接受当地交警调查交通事故，有民警跟着他，去往机场之前他们曾请求警方帮助护送救护车到机场。“女儿的情况很严重，转机时间也很紧急，热心民警帮了我们。”余母说。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余女士今年27岁，目前就职于上海某银行支行，担任大厅助理，为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在人才服务公司。余父原来从事过货运，有30多年驾龄，现在上海奉贤一家公司做班车司机。余母就职于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余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岁，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练。陶先生的父母也无公职，父亲70多岁，退休前在奉贤一家私营工厂工作，母亲则经营一家小服装门店。另从居委干部、周边邻居处得知，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建于2002年，余女士父母2003年购入该房后，长期在这里居住，为唯一住房。今年余女士和陶先生结婚后，搬到附近3公里外的婚房，该小区建于2006年，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问题5：视频截图中陶先生为什么要和余女士说“后来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陶先生回忆，当时说这些话有一个背景，“妻子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还插着喉管，说不了话，她就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串省略号，还说她可以打字。我知道她昏迷了这么久，刚醒过来肯定很痛苦，就想告诉她家里人都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点说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我告诉她‘全体的公务人员去献血’的事，肯定也是夸大地讲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这次救援来之不易。”陶先生对自己当时那句随口夸大的话追悔莫及。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妻子出事后，包括他小姑姑在内的很多亲友都被他发动起来去找人求助。但这些帮助联络究竟起到什么具体作用，他并不清楚。后来余女士身体逐渐转好，陶先生鼓励她可以将大难不死的经历写下来留个纪念，于是她就编辑了那条视频。之所以发布视频，余女士坦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自己大难不死，应该留个记录纪念一下，然后我就编辑了这个视频。”余女士说，她的抖音账号只有100多个粉丝，没想到后来事情会发酵如此之大。“结果这条视频发出去以后，浏览量很快就达到20万了，还有人发一些恶毒的评论，比如‘你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我就把视频删掉了。”余女士承认，自己视频中表达不准确、措辞不当，有多处言语夸张。陶先生也多次表达了歉意和懊悔。陶先生表示，网上舆情爆发后，小姑姑也曾不止一次批评他，“你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夸大其辞？”余女士在采访中多次内疚地说：“看到网络上各种言论和猜测，感觉到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这两天忍不住要哭，觉得对不起那些真诚帮助过自己的人。”

2年前
加拿大儿童被网络游戏网友勒索男子被判 14 年徒刑！

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 35 岁男子因从安大略省昆特西市引诱一名未成年人而被判处 14 年监禁。安大略省警察昆特西分队于2019年4月开始对该男子进行剥削和引诱儿童调查。受害人未满14岁，是在玩“流行网络游戏”时认识该男子的。 OPP、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德克萨斯州新布朗费尔斯警察局联合调查后将他逮捕。乔纳森·特拉维斯·弗洛拉 (Jonathan Travis Flora)，35 岁，经常进行性对话，并通过游戏通信功能和电话消息应用程序与受害者交换裸照和视频。德克萨斯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弗洛拉购买了一部带有加拿大区号的手机，以继续以弗洛拉是同学为幌子与孩子联系。受害人的父亲收到了异常高额的电话费，并发现孩子在两天内交换了2000多条电话信息。受害者随后向 OPP 披露了这些互动。德克萨斯州西区联邦检察官海梅·埃斯帕扎 (Jaime Esparza) 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对儿童的掠夺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性掠夺者可能潜伏在很多地方，包括在线视频游戏，但它也表明了联邦、州和国际执法部门共同致力于保护儿童，并积极追捕那些操纵他们和虐待儿童的掠夺者，利用他们的纯真。”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法院判处该男子 14 年监禁，随后监管释放 15 年。来自德克萨斯州新布朗费尔斯的弗洛拉 (Flora) 因以下罪行已被 OPP 发出逮捕令：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向 14 岁以下的人传播露骨的色情材料邀请 16 岁以下的人进行性接触制作、印刷、出版或为出版儿童色情制品而持有通过电信手段引诱14岁以下的人 OPP 表示，它致力于减少儿童掠夺者的数量以及他们对儿童和社区构成的威胁。

2年前
温哥华机场投入4000万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延误

暴风雨导致 YVR 航班延误温哥华国际机场已投资 4000 万加元实施一项计划，据称该计划将防止旅客再次遭遇冬季假期噩梦。机场表示，在 2022 年圣诞节旅游旺季期间运营陷入停顿后，该机场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暴风雪天气。 “这些改进包括安装实时天气监测设备、新的登机口和牵引协议以确保抵达的飞机在 30 分钟内进入登机口、增加更多一线工作人员为乘客提供 24/7 全天候支持、投资技术以协助航空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将入境行李返还给乘客，使用数字传感器提高客流效率，并采用新的数字工具帮助乘客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节省时间。” 去年，一场强大的风暴席卷了该地区，导致1,300多个航班取消或延误，并扰乱了18万人的出行。一些旅客被迫在停机坪上等待了 11 个小时，而另一些旅客则被困在航站楼的地板上，丢失的行李越来越多。混乱引发了涉及机场、乘客、员工、航空公司和咨询公司的“事后审查”。温哥华国际机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塔玛拉·弗鲁曼 (Tamara Vrooman) 在新闻稿中表示，这次审查提供了“在重大天气事件期间提高弹性并更好地为乘客提供支持的路线图”。今年 12 月，预计机场旅客数量将比去年增加 25 万人次。最繁忙的日子是12月20日、21日和22日。

2年前
列治文万藏日料店枪击大案凶手确认！华人律师牵入洗钱案

2020 年列治文一家餐馆发生帮派枪击案后，一名男子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2023年5月底，他承认了其中的一项指控。据报道，这名男子叫Yuexi "Alex" Lei，现年38 岁，最初于 2022 年 3 月被捕，罪名是两项从犯和一项谋杀案从犯。去年9 月，在拘留期间，对 Lei的指控升级，称他在枪杀两名与列治文地下银行有关的男子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该地下银行因通过赌场洗钱数亿元而被捣毁。在2020 年 9 月 18 日发生在 Manzo Itamae 日本餐厅的事件后第二天，白银国际有限公司（Silver International Ltd.）主谋朱建军（Jian Jun Zhu）死亡。保罗-金（Paul King Jin）是多项刑事和民事洗钱及高利贷调查的对象，但他在枪击事件中幸存下来。 5 月 29 日，Lei 承认自己是谋杀案的从犯、非法持有可随时获取弹药的枪支和非法持有违禁武器。他将于10月20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接受宣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检察院（BCPS）发言人丹尼尔-麦克劳克林（Daniel McLaughlin）说，被控一级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的理查德-查尔斯-里德（Richard Charles Reed）将于2024年4月受审。McLaughlin说，对Lei的谋杀和谋杀未遂指控是 "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而终止的"。 McLaughlin 说，"检察官律师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都会被考虑在内，包括通常不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由于此案仍在法庭审理之中，卑诗省公安厅目前不会就这些特定指控的事实或解决此案的具体过程发表进一步评论。” Jin是四起民事没收诉讼案的被告，其中一起与列治文一家健身房有关。在库伦委员会（Cullen Commission）对洗钱问题进行公开调查期间，他在列治文赌场向来自中国的赌客提供现金贷款行为受到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在 "E-Pirate "和 "E-Nationalize "行动中对Jin进行了调查。前者于 2018 年在被告 Zhu 和 Caixuan Qin 受审前垮台。今年3月，BCPS 宣布不会对Jin提出与 E-Nationalize 有关的指控。一年前秘密任命的一名特别检察官认为，没有实质性的可能性将Jin在2017年2月至5月期间的洗钱罪行定罪。律师克里斯-康斯丁（Chris Considine）写道："令人遗憾的是，鉴于现行法律的措辞，证明一个人犯罪所面临的挑战，再加上以外语编写的庞大数据集的复杂性，使得尽管许多尽职尽责的官员尽了最大努力，但定罪的前景仍然暗淡。” 另据当地媒体11月初报道，温哥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华人律师，与涉嫌洗钱嫌犯Paul King Jin进行了房地产交易，他因涉嫌违反信托账户和职业不当行为而面临BC省律师协会的听证会。 Xiuwen Ouyang（Vincent）于10月18日收到传票，预计他将因四起涉嫌职业不当行为而面临听证会。首先，大约在2019年8月至11月期间，Ouyang“使用或允许”使用其公司的信托账户，代表“客户WFD有限公司”“接收或支付（或两者兼有）了部分或全部约3,026,204.01元”。 Ouyang未能“警惕成为无良客户或其他人的工具或欺骗”，也未能“在客观上可疑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或在服务之前进行合理的询问”。该协会称，从事商业贷款、企业结构和房地产法律工作的Ouyang从未询问过资金来源。其次，Ouyang从未记录过客户的身份。第三，“大约在2019年7月，关于你的客户PKJ，你没有做出合理的努力来获取和记录客户的身份信息。” 第四，“大约在2019年4月至5月期间，关于你的客户LS，你没有做出合理的努力来获取和记录客户的身份信息。” 律师信托账户不受联邦反洗钱法规和Fintrac报告要求的约束，律师协会可以自行制定规则。律师协会的指控都没有得到证实。任何行政调查结果都可能导致罚款、停牌和行业处罚。律师事务所为Paul King Jin的儿子做交易洗钱调查委员会在给Paul King Jin的概述报告中提到了Cao Law Corp.。 Cao Law Corp.于2020年1月23日代表编号为1219598 BC有限公司，向借款人注册了一笔40万元的抵押贷款，该公司的唯一董事是Jesse Xin Jia，他是Jin的儿子，利率定在24%。在2020年8月，由卑诗省民事没收主管（Director of Civil Forfeiture）提起的一份民事索赔通知书中，将Jin列为“世界冠军俱乐部”（World Champion Club）的经理。该俱乐部是一家位于列治文12851 No. 5 Road的3.1万平方英尺仓库内的混合武术和健身中心，该仓库是由Warrior Fighting Dream Ltd.拥有的财产，后者也是该索赔中的共同被告。 Jin被指定为Warrior Fighting Dream Ltd.的实益拥有人，该董事称Jin参与了“涉及持牌赌场、非法赌场和无牌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洗钱活动”。 Jin和Warrior Fighting Dream Ltd.都作出回应，否认Jin是Warrior Fighting Dream Ltd.的实际拥有人。 2月6日，Ouyang的同事Junzhong Cao律师，代表Cao Law Corp.签署一份回应，是针对没收主管对编号为1219598 BC有限公司的索赔。这家公司持有一笔抵押贷款，抵押对象是No. 5 Road的房产。主管试图没收该房产，因为据称该房产是“非法活动”的工具。民事没收主管声称，犯罪所得被用于偿还抵押贷款，而这家公司知道或应该知道该财产被用于洗钱。作为回应，这家公司声称抵押是合法的。该公司承认Jin是“世界冠军俱乐部”的经理，正如民事没收主管所声称的那样。而Jin在去年十月的答辩中否认了这一点。去年三月，对Jin进行的一项重大刑事调查未能提出指控，特别检察官认定，起诉官无法证明有初步犯罪行为。 Jin声称针对他的调查“在违反多个《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条款的情况下，以不合理的方式进行。” Jin面临多起没收诉讼。就其中一起与健身房有关的诉讼而言，他声称民事没收主管滥用程序。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主管只需证明资产可能来自犯罪活动。

2年前

肿瘤病人对求生的希望被利用，成为医疗乱象滋生的阴暗角落，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4 月 18 日，针对当前癌症治疗乱收费现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 " 北医三院 "）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发帖揭露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阐述了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其中他指出了诸如有医生滥用 PD-1 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此外还有上海某三甲医院医生让患者进行 NGS 测序：2 万左右的花费但对治疗没有任何作用，且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 NKT 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多达 3 万。张煜医生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肿瘤科里的隐秘利益链 " 在医院里各个科室也分三六九等，肿瘤科因其特殊性，不仅是学术论文高产科室，也确实算得上是吸金较多的科室。" 此前即有三甲医生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而在对于肿瘤治疗的诸多乱象中，张煜在文中列举了滥用 PD-1 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对此广州某三甲医院胰腺相关科室医生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肿瘤治疗确实特殊，近年来创新药确实是给一些治疗带来了希望，但是接受这些治疗的同时，不免产生副作用，这些是需要提醒给患者及家属的。至于有效性的争议，每个人个体情况不同，并且医学本身是需要机遇临床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使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是否采用高价药品都需要和患者及家属做足够充分的沟通。" 有从事海外 PD-1 产品销售的业内人士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长期以来医药代表存在于各个领域，即使是 PD-1 这种新兴市场，一样存在这种乱象，竞争也可以用激烈来形容。某个国产品种一上来，攻势极其猛烈，除了本身的销售价格确实存在优势以外，带金抢人也难免，也出现过客户的方案本来是 A 产品，但是直接砸晕改方案为 B 产品的。尽管现在国产 PD-1 已经降至白菜价，但其实很多患者还是享受不到，这个药价太高，会拉高科室药占比，医生会让病人在院外买，去医院打。" 而据此前张煜医生的描述，一位胃癌肝转移的患者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就诊过程中，被该院普外科陆巍医生蓄意诱骗治疗，收治的一位晚期胃癌 AFP 阳性的患者，通常胃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花费并不高，国家都可以报销。但不当的操作导致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家属花费了常规治疗 10 倍以上。其中指出的第一步就是，让这位患者进行 NGS 测序，使其花费 2 万左右。张煜指出其采用的 NGS 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也就是说，做完的 NGS 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当地取标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测了再说。高昂返点诱惑肿瘤是一个多基因疾病，基因变异在肿瘤的发生发展、治疗指导中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因此基因检测已经成为肿瘤患者的常用诊疗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NGS 也成为目前最为炙手可热的检测技术。 NGS 也称为大量并行测序（MPS）或高通量测序技术（HTS），允许短时间内同时检测大量核苷酸，因此以低成本、高准确度、高通量和快速检测而成为目前最常用的基因检测手段之一。但是在医院端销售过程中，带金返点也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2 万元的检测费用，返点给医生的金额是有可能达到 10%-30% 以及更多，据我所知有的公司会直接从医院的领导层院长端入手，上下都会打点，按照检测的位点去直接给计算返点，至于测出来是不是能找到相应的靶向药治疗方案可能并不知道，但是这个检测的钱就花出去了。很多时候很难界定是不是真的过度检测了，属于灰色地带，家庭条件好的，在求生面前都会想各种方法都试一试，因为是肿瘤的特殊性，选择搏一搏的人不在少数。" 某行业销售人士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就在 4 月 14 日，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将通过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行动，严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合理医疗检查，包括实验室检查、病理学检查、各类影像学检查等。文件显示，监管部门将对医疗机构的患者医疗检查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组织专家对检查必要性和规范性进行论证，对于超出诊疗范围的检查、无依据检查、非必要重复检查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而据业内人士透露，广州某三甲肿瘤医院也开始严查检测外送业务与医药代表行为，医院的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保安巡查。相关知情人士透露，该院此轮严查可能和某基因检测公司的医药代表在开展院内拜访时遇到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却说了一些不太合规的言论，随后该名医药代表被医务处带走调查。有人说在肿瘤科，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但在跟死亡抗争的过程中，既离不开各种创新药品天价的研发投入，也离不开每一个白衣天使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针对肿瘤治疗中的诸多乱象，张煜医生也在发文中指出了自己想到的解决方法，如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加强监管体系，推进同行监督机制，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事实上，为了摆脱以药养医的顽疾和带金销售的问题，除了推行带量采购等措施以外，国家及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 202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列明了医药代表应从事的四项主要工作任务：拟订医药产品推广计划和方案；向医务人员传递医药产品相关信息；协助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本企业医药产品；收集、反馈药品临床使用情况及医院需求信息。根据规定，凡是给医疗机构人员进行信息传递、学术推广、不良反应收集反馈的人员均要在指定平台完成备案，医疗机构有权按备案要求查询医药代表信息或要求其出示备案表。 " 医药行业太特殊，公立医院掌握了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基层医生的待遇很难保障，无论是晋升机制还是薪资奖励机制都不能说完全尽如人意。业内对于看到张医生的举报有的人也会害怕让原本就并不乐观的医患矛盾和信任关系更紧张了，希望不断规范强监管下的医疗环境能给医患双方共同满意的结果。" 前述相关科室医生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张煜撰写全文如下：我叫张煜，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名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民盟成员。近 1 年多我碰见了很多事，让我经历了纠结和痛苦，也促使我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想明白了，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因此写下这篇文章。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感觉，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少，体制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并且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今天要说的是不好的方面，是关于目前肿瘤治疗中出现的大量不良医疗行为和一些肆无忌惮的医生，以及分析其中的原因和提出解决方式。请想一想，有多少患者罹患肿瘤后时常担心人财两空，谈医院而色变，甚至拒绝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很多民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肿瘤治疗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果不佳，去了医院医生就是为了赚钱，最后很可能人没了，钱也没了。很遗憾，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现实中诸如此类的真实事例不断在发生着，并且每一个真实事例都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甚至返贫。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实事求是的说，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我认为，目前医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以药养医，而是监督力度缺乏，导致某些医生肆意妄为，由此而来的不良医疗行为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导致医患纠纷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导致普通民众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部分医生作恶的后果由全体国民一同承受，这非常不公平。我无法接受无辜的患者因为医生的不良医疗行为死亡率升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无论如何，都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并公布于众：阐述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呼吁国家重视和进行监管。第一部分：当前肿瘤治疗中的乱象肿瘤患者是非常大的群体，2020 年中国新发癌症患者 457 万人，死亡人数达 300 万，死亡率居高不下，发病率仍在上升。为什么死亡率如此之高？除了常见的诊断时已处于较晚的分期，基于我亲眼所见，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导致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并且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而死亡。虽然这个比例没有具体统计也很难统计，但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可以说，神州大地血泪斑斑，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直到现在，很少人发声谴责这种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行为。我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担保承诺以下陈述的真实性：在过去 1 年多时间里，仅仅我自己就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过百例的肿瘤患者接受了不当甚至错误的治疗，即明显违背了肿瘤界公认基本原则的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后续会举例阐述。这些不良医疗行为无一例外的导致患者的花费大幅度增加，并对患者带来伤害和痛苦，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死亡。而且所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地方医院，还包括多家三甲医院的肿瘤医生，甚至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等地区都有一些医生在肿瘤治疗中有明显的不端行为。更有甚者，高度怀疑有的科室制定了统一的策略，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中国 CSCO 指南、美国 NCCN 指南或欧洲 ESMO 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是有害无利，因为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毒副反应甚至死亡率。以致于我怀疑，可能有高达 1/5 以上的患者被更改了标准治疗方案，当然，小错就更多。坦率地说，胡乱更改标准治疗方案可谓肿瘤治疗中危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很多抗肿瘤药物本身非常好，却被一些医生甚至三甲医院医生滥用。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不足，一是经济利益所致。以下均为临床实例： 1、有医生在对胃癌和肠癌患者进行术后辅助化疗时，用洛铂替代标准的奥沙利铂，用雷替曲塞和被淘汰的去氧氟鸟苷替代标准的 5-Fu 类药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造成复发转移率不同程度的升高。 2、有医生在对肠癌根治术后 III 期患者时，没有任何指证就在化疗基础上加用贝伐珠单抗 / 西妥昔单抗，甚至加上没有被批准用于治疗肠癌的安罗替尼或阿帕替尼。有充分证据表明此类患者只应该接受标准双药化疗，胡乱增加靶向治疗会造成复发转移率轻度增加，死亡率增加。 3、有医生在对明确不需要化疗的患者时，比如 I 期肠癌或者 IIA 期 dMMR 肠癌、IA 期胃癌患者，故意夸大病情并采用辅助化疗。有证据提示这样做只能给患者带来伤害，甚至可能增加复发转移风险。 4、有医生在胃癌和肠癌的术前化疗中，不选择最有把握的治疗方案，而选择疗效差的方案甚至采用错误的方案，比如对肠癌患者使用多西紫杉醇化疗，对胃癌患者使用培美曲塞化疗。 5、有医生甚至直接摈弃标准治疗方案，完全不对患者进行知情告知和商量，想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比如鼻咽癌应该外放疗的更改为粒子治疗，肠癌单发肝转移应该手术的更改为射频消融或介入，不应该手术的强行手术。 6、有医生滥用 PD-1 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 7、其它种种现象不胜枚举，比如强行要求患者做术后不需要的热灌注化疗，给不需要的患者预防性注射长效升白针，等等。医生这行确实不容易，工作辛苦，压力大，收入与付出往往不相称，但我认为这些绝不是作恶的理由。按照医疗原则和相关法律要求，执业医生不允许胡乱更改标准方案，给予患者尽可能正确的治疗不是医生对患者的恩赐，而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仅仅因为患者和家属的医学知识薄弱、法律意识淡薄和医疗官司维权不易，很多医生有不良医疗行为却不必承受后果，甚至毫无麻烦。这些医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来伤害患者，显然是非常不对的行为。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应该是最让患者信任和放心的，这也是作为医生的荣耀，但是很遗憾目前并没有成为现实。第二部分：发生不良医疗行为的原因（1）缺乏监管。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但有不少医生以 " 个体化治疗 " 为幌子，随意更改和制定治疗方案，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疗效，实际却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我们赫然发现，对这种行为目前竟然没有有效管制。如果没有监管，真的会有相当比例的医生把患者的治疗改得更贵更差，更有甚者，一些医生就是完全不顾患者死活，榨取最大利益，并且还不必因此受到惩罚。这就是医疗矛盾最深的根源之一。如果缺乏监管，有些医生必然会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患者的利益之上。（2）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让人不敢置信的是，有的医生真的是为了钱可以置患者生命于不顾。有的时候是明知道更改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错的，但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更改，或让完全不需要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治疗，这类情况临床上屡见不鲜。（3）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只能选择相信医生而难以了解到治疗错误，甚至即使知道治疗错误却也无力反抗。给卫健委的投诉往往被打回医院自行处理，于是只能诉诸于法律，但是法律程序的复杂繁琐和高昂花费，往往使受到伤害的患者望而却步。一些收入本身偏低的患者，因病致贫，更加难以负担维权的高额花费。系统性滥用医生职权、违反诊疗原则获取利益同时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会让很多好医生、年轻医生觉得失望和心凉，辛苦工作为患者生命付出努力的医生赚取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些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这公平么？我相信国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目前的医疗制度也存在问题：医生与患者的根本利益存在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尤其在肿瘤治疗领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一切都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会很苦且很穷。反过来：如果医生完全不在乎患者，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医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时甚至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多年之前，当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默然了很久，并且第一次产生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质疑甚至一丝厌恶。我希望医疗行业更高尚，医生更值得尊敬。一些医生可以很好的识别出临床上哪些是不能得罪的患者，哪些是没有能力反抗的患者。让人无比愤怒的是，不少经济不太宽裕的患者满怀希望从外地城镇甚至农村去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求医，碰见了无良医生，然后被医生告知采用的是专为患者制定的个体化方案，疗效好，只是贵了些，诱骗患者服从并进行治疗。结果往往是花费急剧的升高且死亡率随之升高。明摆着是医生的贪欲和私心作祟而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却偏要冠冕堂皇，肆意榨取患者的血汗。我仿佛能听见有些不良医生得意洋洋的笑声，患者的巨额花费变成变成了这些医生的豪宅豪车、香车美酒这就是目前最大的、继续改变的肿瘤医疗的不公平现状。解决方案：我反复认真的思索了很久，要治疗医疗乱象着实不易，但我觉得以下四点是最重要的方式。（1）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患者通过法律维权确实太难，国家是否可以新增关于医疗纠纷的补充条款，也就是快速处理程序：当明确医生将不符合说明书及指南、临床规范的错误药物或其它治疗方式用于患者，并且没有详细准确的的知情同意时，直接由法院判定医生失职，并快速进行经济赔偿。如此一来，患者的维权显著的缩短时间并简单易行，可以直接震慑医疗不良行为。（2）加强监管体系。如果能解决第一条，那么就可以考虑建立不良医疗行为登记制度，一经发现，终身登记。并且可以制定例如发生 3 次则直接暂停医生执业资格或者永久吊销之类的细则。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主治医生 - 科主任及院长负责制，从而敦促各个医院不再仅仅比拼临床和科研实力，还要非常重视防范不良医疗行为的发生。（3）推进同行监督机制。是否可以选择部分专业水平高和职业道德过硬的医生进行定期审核，严查潜在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坦率说，很多地方医院对肿瘤的知识水平确实很落后，需要更正和进步。（4）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很多医学基本原则其实并不难懂。医生在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时候，势必需要尝试扭曲患者的观念，灌输给患者错误的信息。但如果患者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会闲着增加不良医生作恶的难度。我国有很多治疗肿瘤的医生（很多是外科医生）对抗肿瘤药物的使用缺乏基本的认知，并且态度散漫，盲目自信，专业性差得一塌糊涂。诸如上述所说，我曾见过使用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的外科医生，猜测是该医生觉得多西紫杉醇治疗胃癌都很好用，那么肯定可以治疗恶性程度更小的肠癌，所以予以应用，但实际上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完全无效。就是这样，用了错误的药物甚至导致了严重后果。患者依旧没有能力反抗不了了之，一是因为走法院程序太过于简单，二是后续治疗还需要在医院进行，不敢得罪医生。因此恳请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设立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任何明确违规且损伤患者生命权益的不良医疗行为，必须从重从快处罚。（个人认为这是改善医疗质量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只有这条红线开展并严格执行，才能保护患者安全，减少医患纠纷，是民众之福。我甚至觉得都不需要 DRGS 系统控费，只要医生治病是以患者为中心，鉴于国家已经为民众下调了众多抗肿瘤药物的价格，只要医生不为了自身利益乱花钱，患者和医保的支出将会显著下降）。我们来看看一例典型的医疗不良行为。这位医生其实我写过，很多人已经知晓，上海知名三甲医院的普外科医生 L 医生。他和蔼可亲，说的话令很多患者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很遗憾，实际上述只是表现，行为败坏和道德沦丧。治疗的多位患者都是以赚取利益为首要目的。他收治了一位晚期胃癌 AFP 阳性的患者，虽然该类型少见，但根据诊疗规范也应当按照普通胃癌治疗。通常胃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花费并不高，国家都可以报销。但是陆医生并不满足，结果就是这位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比常规治疗高了 10 倍以上，积蓄全无并欠下十多万债务。我们来看看这位 L 医生是怎么做的。（1）让患者进行 NGS 测序：2 万左右的花费。L 医生给患者采用的 NGS 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也就是说，做完的 NGS 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当地取标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测了再说。（2）采用奇葩的二线治疗方案：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他莫昔芬联合治疗，这是 LL 医生自己生搬硬造出的前所未有的胃癌治疗方案。任何一个知晓肿瘤药物治疗基本知识的医生都知道，这个方案完全不合理。标准的胃癌二线化疗是紫杉类方案，目前认为这是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之一，并且花费较低。但强行改成上述奇葩方案后花费急剧升高，并且完全无效。（3）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 NKT 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多达 3 万。目前临床都认为 NKT 治疗对晚期肿瘤几乎完全无效，因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 NKT 治疗收费，仅限于免费的临床研究。而陆医生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接受该治疗，告诉患者和家属会有很好效果，使得他们借钱去进行这种治疗，最终人财两空。要知道，这些钱都是患者的血汗钱，要 1 年多才能存下 3 万元。患者和家属为了看病，每次去上海只能住地下室尽量省钱，并且抱着控制和治愈疾病的希望，满怀感激的给 L 医生送去特产。结果，L 医生是怎么回报的？（4）滥用辅助用药：L 医生开具了很多辅助药物，诸如日达仙之类。当然日达仙本身是不错的药物，但是确实不适合用于经济不宽裕的患者，性价比太低。结果就是患者被吃干抹净，当钱花完之后实在筹不到钱，陆医生就开始不闻不问，直至患者去世，生存时间很短，尽管 AFP 阳性胃癌的预后确实更差，但如果采用标准二线治疗很可能生存期更长，花费是要低非常多。需要说明的是：我只写 L 医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其它医生这样做，甚至实际上有我认为更恶劣的案例，只是因为第一证据不足，第二我的压力过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儿有女，得罪的医生越多压力就越大，我的妻子、母亲反复要求我不要再指责这类黑暗的事件，但我确实忍不住，如果国家不严加管制，一定会有无辜的患者因此失去生命。我想请求各位类似的医生，行行好，别再干这种事了，这不是医生该干的事，患者的命也是命，你们这种行为引起了我的家庭矛盾，我会非常头痛。第四部分：期望平心而论，国家在不断的改善和净化医疗环境，4+7 带量采购降低药价，增加医生诊疗工作收费，提高医生待遇，这些都非常好的重要举措。假如国家不降低很多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那滥用情况肯定会更加猖狂。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聪明举措，但确实还不够。我期望着国家正本清源，整治不良的医疗行为。希望以后医生都能够遵守肿瘤治疗的基本规范，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疗。监管、监管、监管。医疗行业一日无有效监管，坑害患者甚至铤而走险的医生便一日不能消除。请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在医疗行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民众最期盼的事。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便是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虽然我们无法把患者等同于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需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新冠时期有多少医护人员毅然前往最高危的地区救治病人，他 / 她们才是我辈的榜样，而不是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的医生，对他们应当唾弃。还有，我以前曾说过，我期盼的是公平的医疗，对患者公平，对医生也公平。医生全心全意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何愁医患关系不能好转？损害医患关系的，并不是我所指出医疗中的错误，而恰恰是那些对患者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只有遏制这些行为并依法惩处其中恶劣的行为，让每位医生好好看病，我相信，我们医生必然能够获得患者更大的信任和真正的尊敬。我希望人人都能发声，如果每个人都畏惧遭受报复，都对这种糟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事不关已，那就大错特错。最终受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我们的后代。呼唤监管，依法治疗医疗乱象，保护患者。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希望国家规范医疗行为，严厉打击不良医疗行为。而且是请尽快，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每个人才可以放心地走进医院，而不怕遭受不公平对待。我非常希望将来在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中工作，医生的工作重心始终是救治患者而非其他，医生和患者相互善待，共同对抗疾病。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并引起共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希望自己努力发出的这点声音，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