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图：CityNews 温哥华一间艺术学校的不止一个学生，声称遇到骗子通过社交媒体购买其作品，并用假数码支票付账，有人还因此损失了数百元。 据CityNews报道，温哥华艺术学生奥斯特罗查（Elena Pollock-Ostrowercha）表示，社交媒体用户rho_de591在Instagram上联系了她。奥斯特罗查表示，她以为自己接到了一笔买卖，并同意制作总价为150元的3件作品。 这位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买家光顾的18岁自由插画家为此兴奋不已，她表示，诈骗者发送了一张数字支票给她，然后她通过网上银行应用程序存入支票。 她声称，“他们说支票金额为950元，因为这是他们的最低支票限额。然后他说我应该把剩下的800元还给他，因为这是一个诚实的艺术家应该做的”。 然而就在奥斯特罗查把钱寄出之后，银行第二天发现这张支票是假的。银行还告诉她，由于诈骗者已经设置了自动存款，所以他们无能为力。 奥斯特罗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一事件，很快就发现她在Media Arts(VanArts)的一些同学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费里亚（Tayana Baez-Feria）声称，该用户在Instagram上给她发消息，要求提供艺术品，并声称他们寄出了一张金额过高的支票。她也把钱存入了自己账户。 但幸运的是，费里亚通过电子转账退回800元的操作未成功。 这笔钱无法通过，是银行冻结了她的账户。 VanArts表示，知道有人在Instagram上接触过该校学生，建议学生警惕这一类骗局和相关账户。 提供网路安全解决方案的公司Check Point Canada工程主管法尔松(Robert Falzon)提醒人们，不要轻信陌生人。建议亲自到银行存入支票，而不是通过应用程序。 如果带着这张支票走进分行，给职员看，他们就能立即辨别出这张支票真假。 温哥华警察局(VPD)的一位发言人证实，已接到欺诈报告，并称该案仍处在处理中。

今年早些时候在温哥华市中心发生爆炸的地下电气保险库，此前被视为高风险，卑诗水电公司（BC Hydro）周四（22日）为此道歉。受到火灾严重影响、温哥华一家受欢迎的咖啡连锁店老板表示，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据CTV报道，JJ Bean咖啡连锁店老板老板兼创始人尼特表示：「最初我以为这是一次意外。」但是当他知道事情本来可以避免却没有被阻止时，便觉得完全不可接受。 尼特(John Neate)的商店位于喜士定街(Hastings)附近的布拉德街（Burrard St）历史悠久的滨海大厦（Marine Building）内，是在2月份这宗爆炸继而引发火灾事件中受到重创的众多商店之一。 卑诗水电公司于周四宣布第三方调查结果，发现事故原因是由于充油开关盖垫圈泄露的气体积聚引起的。 这家国有公司的总裁兼行政总裁奥拉利(Chris O’Riley）承认，2016年公司的评估认为，14个保险库（包括发生爆炸的布拉德街保险库）属于高风险，如果这些保险库不更换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他承认由于一系列官僚失误而从未得到修复。 「我代表卑诗水电公司承担责任，」奥莱利说，「没有理由不尽快采取行动。」 评估建议在2018年之前对保险库进行更新，虽然该公司表示已采取行动，但这一计划被推迟了，以便升级附近的另一个保险库。 尼特说，爆炸发生在下午6时左右，如果再早几个小时，那将是一场灾难。 他表示，「如果露台上都是人，尤其是在冬天的傍晚，我的工作人员就会在那里清理露台，像这次的爆炸就会把他们烧毁。」 该地点是该咖啡连锁公司的招牌地点之一，此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尼特最担心的是收入损失。 他表示，店铺在关门期间的损失可由保险赔付来弥补，「但一旦我们重新开放，这种情况就不会立即恢复。」他担心一些顾客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尼特说，他从来不知道、并且从未得到市政府的通知，在距离他的公司只有几寸的行人道下，有一个电气保险库，直到爆炸发生。 虽然他很高兴听到奥莱利接受指责，但他不禁想知道为甚么修复有缺陷的保险库，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解决，让公众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我希望奥莱利能够纠正这一错误。」他说。 他说自己已经与卑诗水电公司对话，但尚未收到他们的任何承诺。 卑诗水电公司发言人在给CTV News的电邮中证实，他们已与咖啡公司和其他受影响的企业取得联系。 「我们已经与其中两家企业达成和解，正在等待其他企业完成修复工作并了解他们索赔的全部范围，然后再对他们进行赔偿。」 「当提交保险索赔和文件后，我们将与他们的保险公司合作。我们与JJ Bean的行政经理保持定期联系，并致力于向他们提供补偿。」 图：资料图片  

BC省一对夫妇忍了邻居长达5个月的低音炮，连续几个月睡不好觉不得不搬家，最后告上法庭，因提交邻居音响的分贝记录证据，最近获得了3500加元的赔偿。 根据CTV的报道，莱维顿夫妇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记录下和他们共用联排别墅墙体的邻居的音响发出的噪音，包括用手机记录测量分贝的读数，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 根据BC省民事解决法庭周五公布一项小额索赔裁决，莱维顿夫妇（Rukshila&Michael Levelton）在2022年2月初首次被隔壁邻居的音响干扰。 他们称邻居Anushka Madushan Indrasiri和Nathasha Lankeshwari Vithanage刚买了一套新的Sonos音响系统，在周五晚上和周六全天经常播放，经常播放到晚上11点。 在某些时候，噪音非常大，以至联排别墅之间的共享墙体震动。根据耶鲁大学的测量标准，莱维顿夫妇夫妇手机上的一个分贝测量应用程序显示，噪音为63分贝，比谈话的声音大，但比吸尘器还安静。 不堪其扰后，莱维顿夫妇曾经先后向邻居、物业和警察投诉。 而邻居通过短信告诉他们："我什么都做不了，你和所有其他邻居都必须习惯这个音响系统。" 2022年11月，莱维顿夫妇不得不搬出这个住址，但仍提交证据告上小额索赔法庭。他们提交了包括噪音记录、视频、短信和由物业委员会发出的关于立体声噪音的违章信等证据。 另一位也是和被告相邻的邻居也在法庭上作证，由于音乐 "每次都是几个小时"，特别是在周五和周六晚上，墙壁会 "颤抖"。这位邻居也向物业投诉，并在最终搬走之前曾报过警。 法庭发现被告 "经常不合作，不愿意降低其音响系统的音量"，导致邻居们每次都要承受数小时的 "巨大和不合理的低音"。 法庭驳回了被告称邻居对音响系统过于敏感的说法，裁定这些重大的滋扰导致莱维顿夫妇无法在家享受生活 。 最后，法官裁定莱维顿夫妇获赔3500元，外加175元的法律费用。

今年4月，广东省拟推行“妈妈岗”政策，希望给更多妈妈提供灵活自由的岗位。 实现“带娃赚钱”两不误。此举在网上引发争议：就业和育儿，为何依然是女性难以平衡的难题？ ▲日剧《我，到点下班》，女主角东山结衣从职场女性的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受到母职惩罚‍‍‍‍‍‍‍‍‍‍‍ 在“史上最难就业季”，全职妈妈们重返职场也更艰难。一条采访了5位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她们有人从年薪40万到月薪2800元；有人硕士学历，中断工作8年后转行成保险经纪人；也有人第一天上班，就因为“适应不佳”被劝退。 ▲数据来源：《一条全职妈妈调查问卷》 北大社会学学者於嘉， 正在研究女性生育后长期就业轨迹变化， 她认为， “全职妈妈回归职场， 会面临结构性的劣势。” 撰文：张雅兰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的生活‍‍‍‍‍‍‍‍‍‍‍‍‍‍‍ 37岁的卢莲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老家南昌，全职照顾了孩子3年。 因为买了房，老公收入也不稳，新背上的贷款逼着她必须找一份工作。几个月前，她终于找到了一份月薪2800元的工作，在一家医疗公司做行政。而3年前，她的年薪是40万，是一家医美机构的客户经理。 “如果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接受这种职业上的落差，但你说作为成年人，我不开心，难道我整天要哭？怎么办呢，家庭必须要有进账。” 生活在上海的夏梦瑶，如今38岁。2015年，为了迁就丈夫的工作变动，她开始做全职妈妈，一做就是8年。 “我是从辞职那一刻起，就在为我以后重新回归职场做准备的。我要把我力所能及的，我的时间、空间、能接触的一切，都把它用起来。所以我写公众号、学第二外语、看书……一直没停过。” 回归家庭前，她的履历是漂亮的。硕士毕业，做过几年记者，成功转型进入银行外汇部门工作。“我当时用了5年时间熟悉外管局政策、外贸方面的知识。后来同事都叫我‘外汇小专家’，他们问我任何问题，我都能答上来。” 这几年里，她在学着和这些令她骄傲的往事“告别”。她连同学会也不敢去了，“别人都在递名片，可我的名片上写什么呢？” 8年来，尽管不曾放弃过“进步”，但求职时，她还是经历了无数次“降低标准”。“像我这种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失意的人、想转型的人，卖保险是包容度最高，门槛最低的了。”                 ▲日剧《营业部长吉良奈津子》，女主生孩子后重返职场‍‍‍‍‍‍‍‍‍‍‍‍‍‍‍‍ 当然，类似的故事，也有一些“相对幸运”的版本。 31岁的安妮此前在深圳某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管理一个小团队。等她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却安排她进了别的小组，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子成了她的领导。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她在家里全职带孩子两年。2023年再次回到职场，还算幸运，她没有被降薪。 “但那是互联网行业最后辉煌的一两年。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开，或许现在的薪资会更好。” 於嘉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这两年，她正在研究女性在生育之后的长期就业轨迹。“其实可以看出某个趋势，比如说做全职妈妈3年以内，回归职场的比例会比较高，但是全职了5年、10年之后，增幅就会越来越小。” 除此之外，於嘉和团队也研究发现，女性辞职前在体制内工作、学历较高、孩子3岁前有他人协助照料，这些因素都会帮助她们相对顺利地回归职场。 ▲数据来源：《 2020年中国妈妈群体行为洞察报告》 ▲图为：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於嘉团队研究显示，1990-2015年，在所调查的25-39岁，不同学历的女性中，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在下降‍‍‍‍ “但这两年，受教育程度对她们重返职场的‘保护机制’也在下降”，她和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5岁到39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1990年只有0.7%的女性生育后未回归职场，到了2015年，上升到了14.3%。 “2020年的普查数据还未公布，但能看到趋势，全职妈妈的比例在2015-2020年之间是持续增加的，不同教育程度妈妈的‘不就业比例’都有增加。”於嘉说。             ▲配图，资料图片 “空档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无论去面试多少次，这是她们无法避开的话题。 30岁，夏梦瑶因为“年龄也不小了”，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她也正处在职场上升期。因为两边父母不方便照料，她出了产假，就请了保姆。 但有一次保姆带孩子坐地铁，没有走直升电梯，而是坐了扶梯，婴儿车卡进去了，孩子差点从里面摔出来。“这个事情让我不敢再请人来带孩子了”，夏梦瑶辞退了保姆。         ▲夏梦瑶生活照‍‍‍‍‍‍‍‍ 刚好这个时候，夏梦瑶的丈夫要被外派到瑞典工作，希望她也跟着一起去。 “我当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辞职全职带孩子，要么继续自己的事业。我特别痛苦，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毕竟我花了很大的精力进入这一行，领导也对我非常好。” 夏梦瑶咨询了很多人。“我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带我们三姐妹，整个心扑在家庭，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家庭地位的。我母亲劝我不要离开职场。” 不过也有些朋友认为，互联网时代，机会不难找，即使全职在家，也还是有学习机会。 夏梦瑶觉得很害怕，“我很希望丈夫能说一句‘没关系，这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决定，我们一起来面对’，但他的态度是：你以后没有实现梦想，不要怪我。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无论怎样，不要怪孩子和家庭拖累了你。”              ▲夏梦瑶在瑞典‍‍‍‍‍‍‍‍‍ 后来夏梦瑶还是说服了自己，“我以前是做记者的，我都能做好国际外汇。我想以后的人生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但女儿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不能等。我告诉自己勇敢一点。”最终，她选择辞职。 在瑞典的近3年里，夏梦瑶一刻不停地学习、为回到职场作准备。 她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学习当地的幼儿教育，观察当地的生活，全部整理记录下来。每天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她就去当地的学校上瑞典语课。用一年时间达到小学毕业水平。“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慌张。” 熬过了丈夫的派遣期，一回国，她就着手开始找工作，“我当时甚至去幼儿园面试过，不断降低自己选择工作的标准，就想着赶紧去工作。” 但是后来家里人又非常希望她能生二胎，“我当时很恐惧，因为我知道一旦我生二胎，至少又有两年不能出去工作了。” 但找工作没多久，她还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做全职妈妈的时间又延长了5年。               ▲夏梦瑶和两个孩子合照‍‍‍‍‍‍‍ “我是365天，从来没有休息的”，有一次她尿路感染导致发烧，她只能左手拉着大的，右手抱着小的去医院看病。感觉自己几乎晕过去。 “我曾经看过一个心理学家说，如果一个人要健康活着，有10个反馈，至少需要5个及以上正反馈，才能更好走下去，但作为一个全职妈妈，这些反馈都是没有的。比如孩子脾气不好，习惯不好，我老公就会觉得，我全天在家，是我没做好榜样。”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妈妈生存报告》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把日本全职主妇在家的全年无休的劳动折算成年收入，可达304.1万日元（约17.9万人民币）‍ 待在家里，只要她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各种令她焦虑的信息。“我会看到很多同学的动态，她们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工作之余也有聚会和旅行。跟我同期进银行的同事们也被派到其他国家的分支行了，看到别人在进步，自己在退步，心里真的很难受。” 为了缓解焦虑，她还是想做各种尝试。学网上那些全职妈妈博主拍视频，做自媒体，做读书分享。“能尝试的都去试了，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看到那些事业成功的妈妈，一定有人在帮她们。” 促使夏梦瑶下定决定走出去找工作的，还是经济压力。 上海的生活成本不低，为了给孩子挂户口，夏梦瑶和丈夫买了一个35平米的学区房，每月要还房贷。一家四口依旧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每月的房租、房贷、生活费、孩子教育，加起来大概5万。我也会做团购赚一点零花钱。但是每次买东西，我都要一再三思。每个月我可能只花1000多元在自己身上。” 夏梦瑶的丈夫还会对信用卡，家里每一笔钱用在哪里，都要一一问她，“我没有乱花钱的习惯，但毕竟我没赚钱，也没底气花钱。”‍‍‍‍‍‍‍‍‍‍‍‍‍‍‍‍‍‍‍‍‍ 再找工作，夏梦瑶也没法再回到银行了。“时代变化太快。我离开时，银行还没有二维码、智能化的操作手段。而且我们银行还有一个隐形规则，就是从这里出去，永不返聘。” 年龄也成了一道关。“现在打开招聘网站， 几乎全都是要35岁以下的。38岁，职场空窗8年，人家一听就不愿意要了，不像5年前还有些回应。” 夏梦瑶去应聘国际幼儿园的公众号运营，专业考核、英语测试全都过了。到了最后一轮，她和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儿竞争。她还是没能过年龄这一关。 她非常理解对方的决定：那女孩儿才毕业不久，幼儿园可能更需要有活力的人。而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对方也会觉得她有太多家庭负担。 面试过程里，有好些问题也很难回答。夏梦瑶还记得，有一次去面试，对方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两个小孩，你能不能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太想要那份工作，就撒了个谎，我说请了家里人帮忙，其实我骗了他，没人帮我，但我就是想把这种‘坚定’告诉他，后面我自己能处理好。” 类似的问题还包括，“你两个孩子，如果这份工作给了你，你怎么分配时间？你怎么做好平衡？你出来工作了，孩子谁来带……” 其实就算对方不问，她也会主动考虑这些问题。“我不能选择加班的工作。因为现在孩子的教育、生活依然要我来操持。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如果再请个阿姨，生活只会更辛苦，孩子接送也要时间成本。” 《2020年阿姨年鉴》显示，全国各个城市平均请阿姨的费用是每个月5752元，与之相对，全国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642元。 北大学者於嘉也认为，“很多女性选择成为全职妈妈，或者迟迟无法找到满意工作，也和一线城市请阿姨的成本过高有关。她们自己赚的还不够请阿姨，就不如自己带。” 经过一通现实的“计算”，夏梦瑶没了太多选择。眼前好像只剩一条路：自由职业。后来，她兜兜转转成了保险经纪人。 “我还能怎么办呢？我需要别人的认可，需要经济独立，需要正反馈，和别人的联结。孩子长大了，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大，我不能让我的世界越来越小。” 但8年里，她几乎没了任何人脉资源，前5个月都没有开单。目前的收入，平均到每个月，只有2000块左右。 以前，夏梦瑶总是相信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现在她也没了底气。“以前我相信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任何时候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但后来发现，那需要很多机遇，要非常幸运。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只能变成一个遗憾。”               ▲工作中的卢莲莲‍‍‍‍‍‍‍‍‍‍‍‍‍‍‍ 对卢莲莲来说，找工作也是一件坎坷的事。离开了奋斗十几年的义乌回到南昌，她积攒的人脉几乎全部消失。就连经验都开始“贬值”。 刚开始找工作，卢莲莲依然想挑战一下自己。她想重新回到老本行医美行业。毕竟有经验，也曾做到管理层，所以经理、店长等岗位都想去尝试。 但等真正开始找工作，却发现老家的工作环境和大城市根本不一样。“缺口没有那么大，而且需要经常出差。几乎一个月要有20天在外面。”为了孩子，她并不能选择常出差的工作。 有时候面试完，她总要多问一句，“是否要经常出差？要加班吗？”几句话暴露了她的想法，对方也就没了回音。慢慢地，她放弃了回到原行业的想法。 后来找到一家化妆品公司，面试中提到的工作内容和实际情况很不一样。“他们说让我去管理门店，但最后发现，他们完全是缺一个洗脸小妹，而且要工作到晚上9点，离家又远。”待了两三天，她就辞职了。 最后她选择去一家初创的医疗公司做行政。工资很低，只有2800元。但其他条件很符合卢莲莲的心意：朝九晚五，能按时下班，一个月休息4天。每天上班开电动车也就十几分钟。 “全职在家，我相当于在吃老本，每个月能有2800元，也比坐吃山空好，如果不出去，连这点钱都没有。” ▲李茗和女儿‍‍‍‍‍‍ 即使在国外找工作，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4年前，李茗在郑州一家公司做HR，离家近，工作稳定。但后来因为老公的工作变动，跟着他搬去了伦敦。成了全职妈妈。 李茗和丈夫在交流上产生很大的分歧，最终决定离婚，彻底搬了出来。“当时女儿也上学前班了，我就下定决心要找工作。” 最初，李茗多少有些期待：希望能重新回到自己感兴趣的“景观设计”领域，希望能进大公司。但投出近百封简历，回复只有几个。 不过在英国，HR鲜少会问到长时间不上班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懂。因为在英国，基本上前3年到5年，都是女性在家照顾孩子，可能只有20%还在全职上班。数量是极少的。他们还是更关心你是否真的自信，对工作能力有把握。” 李茗做了计划，每天都要投出8至10封简历。虽然也会有倦怠和迷茫，但那种感受和做全职妈妈是不一样的。“找工作就是身体累而已，但之前会感觉能量都被别人吸走。而且在英国，有很多机构关注全职妈妈、单亲妈妈群体，她们会上门做心理咨询。” “对我来说，找工作最难的部分，还是要考虑孩子的时间。女儿在上托班。早晚都要接送，也要适当陪伴。这是每天要刚性付出的时间。”她也因此放弃过在其他城市、或者薪资不错的工作，因为通勤时间长或者工作时间太长。 於嘉也在研究中发现，女性生育一年后，回归职场的比例是25%，其中全职回归的只有15%，全职3年之后，大概一半会回归职场，但其中有一半也是处于兼职状态。她们大部分是因为就业困难，相比全职就业，兼职或者自由职业则门槛较低。 “女性在公领域的进步很快，比如她们在事业上的追求，职场上的平等。但是在私领域，依然存在很强的性别分工。而且受过教育的女性是有些‘恐弱’的，女性觉得如果你不能平衡好，那是没有能力的。”於嘉说。             ▲卢莲莲和丈夫、两个儿子在一起‍‍‍‍‍‍‍‍‍‍‍ 重返职场，她们要重新学习适应。第一天上班，卢莲莲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变得胆怯。“走进公司的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孤单。” 老板让她上台做自我介绍，她紧张得像个小学生。好像太久没有面对这么多人说过话，卢莲莲说得结结巴巴，大脑空白。还没说几句，就再也说不下去，“我怕自己哭出来，草草应付过去了。” 她也发现自己是同事中年龄最大的。周围和她共事的同事都20岁出头，她觉得自己更没自信了。 “其实我以前也算是个‘呼风唤雨的女人’，胆子很大，也有自己的资源，有收入，什么都不怕。不管什么客户，就没有我摆不平的。” 她以前也在乎形象，服装搭配，妆容，全部都要精致。但现在，她也没那个心思了，“因为说出来不怕你笑话，现在最基础的工作我都要学很久，有时候一些小问题都能让我崩溃。”                 ▲生活中的卢莲莲‍‍‍‍‍‍‍‍‍‍‍ 卢莲莲每天有很多文件要录入电脑系统，她手速慢，总是被催促，有时候刚刚输入好，又有可能忘记保存。被老板批评几句，她就会止不住自责和担忧：是我太笨了，万一被开除了怎么办…… 她以前也不太喜欢在职场上搞人际关系，但为了保住这份工作，选择尽力融入同事圈子，逼着自己和年轻同事一起吃饭，听她们聊自己听不太懂的话题。“毕竟之后的工作需要全公司配合我，我就想如果不搞好关系，以后会很吃力。”有时候自己下班早，她就会故意拖延一下等同事同行回家。               ▲秦晨在做全职妈妈期间，一直在钻研感兴趣的心理学知识。 已经做全职妈妈7年的秦晨，也在学习重新适应职场和社会。 34岁的秦晨生活在天津，已经做全职妈妈7年。她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4岁。她是主动选择做全职妈妈的，“因为自己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想多陪陪孩子。” “但我很确定我的价值感来源不在家庭，小时候爷爷奶奶总会说，你爸挣钱，你妈不挣钱。所以我总想往外跑，能挣到钱才能证明你有用，我一直是有这个信念的。” 不过她没想到，做全职妈妈7年后再去找工作，自己会那么紧张。去面试的第一天，她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紧绷。地铁闸机打开的那一瞬都让她觉得陌生。挤进早高峰的地铁，秦晨被人群包裹在中间。“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探索世界的小孩。” 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和人说话，打交道。组织语言变得有些困难，“一个已经7年没有工作的女人”，她下意识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也有些自卑。 “我还是有些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而且我一直有些慢热，所以就尽可能保持沉默，不怎么跟人说话，但这在职场上，其实会限制你。” 秦晨在天津找了几个月工作，递出了几十份简历，得益于做全职妈妈期间自学的心理学知识，她终于被一家幼儿教培机构录用了。但是上班第一天，她就被劝退了。 那天秦晨有些上火，嗓子是哑的，有些说不出话，她坚持着上完了课。下午是校长培训。因为早已养成了午睡习惯，她坐在下面打迷糊。 第二天，HR跟她说，这份工作节奏有些快，担心她要照顾孩子，顾不过来，或许应该找一个平缓的工作先过渡一段时间。 学者於嘉就发现，全职妈妈重返职场后依然会面临很多隐性歧视，它们可能包装成“糖衣炮弹”，以善意的形式出现。 后来秦晨又找到一份写政府项目文案的工作，离家比较近。“但可能我只是图离家近，并不是很感兴趣，没过多久，他们又说我‘适应性不佳’，我又被辞退了。” 后来的几份工作，她不用加班，但为了不再丢工作，会坚持工作到7点，等回到家里，就将近8点。两个孩子经常会扯着她问：“妈妈你能不能早点回来？能不能把这份工作换了？”秦晨觉得生活的节奏有些乱了套。               ▲卢莲莲和丈夫‍‍‍‍‍‍ 重返职场后的落差感，也是无法直接与他人倾诉的，那隐秘的情绪只能用自我安慰的方式溶解。 比如关于那份月薪2800元的工作，卢莲莲是这么想的：她转了行业，算是新人，需要学习。而且已经空档了这么久，要重新熟悉职场。年纪也是问题…… 她总会强调：“我还能怎么办呢……人总要往前走……”，不过当她重新回忆那段找工作的经历，还是忍不住哭了很久。“其实我心里一直很委屈，但从来没说过。”            ▲李茗现在的新家          ▲李茗和女儿 对李茗来说，重新找工作虽然常常碰壁，却让她重新有了活力。“这一年是我过去四五年里状态最好的一年。我基本上找回了在国内工作时的开心和自信，能把控自己的生活节奏，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她永远记得那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她正在前往下一个面试点的路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前几天面试过的公司打来的，通知她被录用了。对面的人语气温柔：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去面试了。 李茗回忆起一个具体的幸福时刻：她和女儿搬进了新家，她整理着行李，看着在一旁熟睡的女儿，花瓶里刚插好了花，音响里放着她最爱的音乐。“一切都像是生活的额外奖赏和恩赐。”新生活即将开始。 （夏梦瑶、卢莲莲、秦晨、李茗为化名）

（图：ctvnews） 在上周末，一位列治文男士在前往商店退货时遭到暴力对待。 Amir Ghassemzadehnaghedhi和他的妻子上周日去MEC（Mountain Equipment Company）退还一个于2022年2月购买的Yeti冷藏箱。 Amir试图向店经理解释排水塞一直不工作。他认为产品有缺陷，想要退货。 “她觉得我是来诈骗的，态度非常恶劣，根本不听我说话。”她说，“离开商店，你们两个都离开商店”。然后我说“不，我需要有人听我说。” MEC为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如果商品未达到顾客的期望可以退货，但退货政策有一些限制。 Amir认为保安人员没有必要介入，对方按住他的头部。“他手指掐在我的下颚下面，很深，我现在吞咽时还感到疼痛，除了疼痛，还有羞辱感。” 他的妻子Andrea Sotomayor恐惧地看着，马上用手机拍摄。“我真的很害怕。我以为那个人要杀死他，Amir说叫警察，经理什么都不做，她好像在享受这一切。” 这对夫妇声称，当他们接近店经理时，经理是不在意的，并且没有尊重他们。 “最让我伤心的是：他们是否因为我的外表或口音而对我有所评判？”Amir说。 MEC公司的首席执行官Eric Claus在一份声明中为员工的行为辩护。“在对整个事件进行仔细审查后，我们确定店经理和团队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恰当和专业。” Claus表示，这名保安人员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将不允许在任何一家店铺工作，他们正在检讨第三方安保公司的政策。公司为这些行为道歉，不支持这种行为。温哥华警察局也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Amir计划起诉MEC并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在过去八年他一直光顾这家商店，但他表示不会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