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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新加坡“佛系抗疫”成为焦点。转眼间，这个月已经过去，新加坡抗疫成功了吗？答案是，不仅成功了，还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中国境外的抗疫“典范”。截至3月5日，新加坡确诊新冠肺炎117例，治愈出院81例，治愈率高达68%。 2月1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赞扬新加坡的努力，称其他国家应该效仿。他说：“新加坡正在不遗余力检测每一起类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们希望看到考虑周详，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新加坡的也是。” 2月13日，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干脆直接把新加坡检测新冠肺炎的方法称为“金标准”（gold standard），鼓励各国研究人员将新加坡作为基准。该研究的结论是说，如果每个国家都具有新加坡的检测能力，最终发现的确诊病例数，是目前的2.8倍。该研究发布一周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突然暴增。直到3月，仍然有部分国家存在不检测或者检测能力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该研究的合理性。新加坡就好像学生时代那种低调的学霸，周围人都看不懂他的做法，但最后却得到了最多的鲜花和掌声。我半个月之前分析过新加坡的抗疫经验。后面的这半个月，新加坡的一些强硬做法再次证明了，面对未知的传染病，注重精细化管理的“动态防疫”才是效率最高的应对方法。 01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提高检测能力，减少未知的恐慌。隔离期间严格管控，利用法律作后盾。不惜代价，尽一切努力维持医疗资源的平稳运行。以循证为基础，追踪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并且做到信息透明。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说，新加坡人口是武汉的一半，面积甚至只有十分之一，气温还高了不少，当然容易控制住疫情。这当然是事实，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完美复制新加坡的抗疫经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一个疾病防控的总结。过去这一个多月，中国出现大面积的医疗资源挤兑；欧洲多地无法追踪到初始病例；美国很多城市还没开始真正的检测，甚至在中国的自媒体上还出现了美国停止发布新增病例数的谣言……因此，检测能力、法律规范、医疗资源和循证追踪，这些都是每一个国家本可以努力的方向。等到下一次未知的疾病到来，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或者只会“一刀切”。 02 提高检测能力。新加坡研究并发表了全球首个新冠病毒血清检测方法，成功追踪了一起社区感染，在此前一直无法形成闭环的病例之间建立起联系。目前全球，新冠病毒检测仍然普遍使用核酸PCR检测的方法。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当病毒仍然存在于人体时，才会给出阳性结果。也就是说，核酸检测无法识别那些曾经感染但已经自愈的病人。但病毒抗体会通过血液在体内保留一段时间，这就给了科学家启发。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最先研究出血清检测方法。该高校的病毒学家安德森说：“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在病毒溯源的背景下，使用血清来追踪接触者” 。意大利在一个周末就暴增几百起确诊病例，并且后来的欧洲数国甚至南美洲都出现意大利的输入病例。如果意大利能够使用血清检测方法追踪到最开始的病人，甚至是“零号病人”，对接下来的全球抗疫都具有关键意义。 03 依法防控。目前，新加坡公共卫生预警系统仍然是“橙色”级别，代表疫情严重且容易传播，但仍然可控。居民如果生病，应该居家休养，向社区医生寻求医疗建议。 2月18日，新加坡政府实施居家隔离令（Stay-Home Notice），对于在新加坡工作或读书的外国人，如果在过去14天内曾访问中国内地，对其实施居家隔离令，强制在家隔离14天，违者将受到惩罚。但偏偏就有一名45岁的中国男子，蓄意违反居家隔离规定，在移民局官员上门检查时逃离家中，甚至想要坐飞机离开新加坡。根据新加坡《传染病法》，该男子已被剥夺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且有可能最高被罚款10000新元（约5万人民币），监禁6个月。非常狠。该名男子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行踪，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感染了其他人，仅是因为不呆在家好好隔离，新加坡的大门，就对他关上了。原本，如果想要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要求还是挺高的。你要么是大企业家，要么是经过新加坡劳动力市场检验过的高技术人才，要么是有天赋的创业投资者。具体来说，如果你想投资移民，对你的营业额和行业都有限制；如果你想创业投资移民，则还要居住2年。也就是说，你花了2年时间移民新加坡，现在却因为没有在家待够14天，就被赶出去了，亏大了。 04 避免挤兑医疗资源。为了指导民众正确防范疫情，新加坡总理都要专门出来拍视频，跟所有民众苦口婆心地强调新冠病毒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而且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多洗手才是最应该做的卫生习惯。政府也会尽全力维持社会资源的正常运行，大家不用来抢购物资。在疫情一开始，总理的发言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但新加坡政府显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些公共卫生方案，都是按照最高等级的世卫组织所推荐的做法来制定的。例如争议最严重的戴口罩问题。世卫组织至今也没有推荐人人戴口罩。这是因为：生病的人一定要戴口罩。这样才能减少病毒在空气的传播概率，也是健康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基础。比起戴口罩，多洗手才是你最应该做的。如果你没有养成时常清洁的习惯，那么当你接触到口罩的时候，一样会把病毒带到口罩上。中国占了全世界一半的口罩产能，但这次疫情又偏偏爆发在中国。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境外也人人戴口罩，这个需求量是不可能被满足的。尤其像新加坡这种几乎没有口罩产能的国家，如果政府呼吁戴口罩，既会造成资源的极端紧缺，又会引发民众在街头排队戴口罩，造成交叉感染，最后反而让最需要口罩和防护设备的医护人员，没有了口罩。前线要是倒下了，还怎么救治病人？实际上，这些在日韩都发生了。但总有人担心，需要频繁地戴口罩，那怎么办呢？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就免费向每户家庭发放4只口罩，然后2月初就上线了预约口罩的政府官网。并在官网解答大家对于口罩问题的疑惑。于是，新加坡政府劝说民众不要人人戴口罩，而是执行如下的政策：如果你咳嗽和打喷嚏，带普通医用口罩；N95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普通人不要戴；健康人不需要带口罩；保持个人卫生和常洗手，这些都优于戴口罩。政府付出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保证一线的医疗人员能够及时获取到稀缺的防护资源。因为当年的SARS，新加坡也是中国境外最严重的地区，而且一样集中在医院内部感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疫情，新加坡也是中国以外，最早从“SARS化”去认识新冠疫情的国家。维持医疗资源的正常运转，还包括精妙的分诊制。在新加坡，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初级保健就是通过家庭全科医生（family GP）和私人诊所提供的。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全国大约有1700个GP诊所，可以满足80%的基本医疗需求，包括门诊、母婴、接种、体检和制药等。从2020年起，每个居民区还设立了社区医院（CHC），可为难以前往综合性医院就诊的老年人们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从2020年2月17日起，新加坡卫生部还激活了超过800间公共卫生防备诊所（PHPC），类似中国的发热门诊，专门为患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提供治疗，并且统一价格为10新元，老人则是5新元。人口是新加坡两倍的武汉，仅有61间发热门诊。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当下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去到发热门诊就可以进行分流，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转诊到综合医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开药就是了。严格的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在第一步就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而因为有家庭医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对身体不适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甲医院挤一挤，就交叉感染了。 05 最后一点，是以循证为基础，尽全力追踪每一个病例，并及时发布。这是每一个政府在疫情当前最应该做到的事情，也是世卫组织最赞赏新加坡的地方。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岁的武汉游客。 1月27日，新加坡卫生部宣布实施强制休假计划（Leave of Absence），强制要求雇主对从中国来的员工实施14天强制休假，由政府给予企业补贴。随后确诊数开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现首起本地病例。这个本地患者是中国保健产品商店永泰行的员工。而这间商店的员工及其家人都被一个中国旅行团中的病人感染。因此，这里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这些信息，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挖掘和整理，因为在新加坡政府的官网上，可以轻松地查到已经确诊病例的基本身体信息，和他们确诊之前的行踪。当地媒体例如海峡时报，也可以利用公开的资料，制作出一些可视化的图表或者应用，把这些重要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海峡时报根据公开的信息制作的传播地图）另外，正因为完全公开的信息，当新加坡君悦酒店因为一场1月份的会议而成为第二个爆发点时，英国政府马上就能确认，一起本地病例来源于此，因为该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参加过这场会议。正因为新加坡目前对病例流行病学史的密切追踪，政府和民众都清楚，主要病例来源有这么几个，一是来自中国的输入型案例，二是本地的神召会恩典堂、基督生命教会、永泰行、实里达工地、君悦大酒店等集中爆发点。新冠肺炎和流感最大的区别，是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极强。如果没有任何的防控措施，只要极少的几个爆发点，病毒感染数就足以呈现指数级增长。而流感的威力是建立在多处爆发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像新加坡这样，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掌握了新冠病毒的集中爆发点，就能明显地降低感染概率。相比病毒，未知的恐慌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而尽全力的追踪和及时、全面的信息披露，就是解决恐慌情绪的最好办法。 06 虽然中国不一定要抄新加坡的“作业”，但是如果类似日韩、意大利、伊朗和美国等地也不及时反应，做好信息披露的话，海外病例“倒灌”，一样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难题。回望这一个多月，新加坡的确因为地理上的特殊性，在跟病毒的抗争中取得了先天优势。但同时防疫过程中的及时、透明、系统化，也给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正疯狂扩散的地区非常大的启发。新加坡的防疫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系统化思维。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政府公布的信号自行判断和调整，最终达成整个系统的常规流转。井然有序，避免了无谓的恐慌。这个系统，正是来源新加坡对十七年前SARS疫情所做的复盘。2003年，新加坡是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第一例确诊患者就是“超级传播者”，将疾病传染给了20多个人。新加坡在抗击“非典”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是，当年的新加坡政府反应又快又狠，被中国媒体称为“铁腕治SARS”。新加坡卫生部出台了六条“防线”，包括将疫情控制在一间医院内、专车接送病人、家庭隔离和边境控制等。最终，新加坡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还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疫情将倒逼改革，但前提是有了切实的复盘，能够真正发现问题，听取批评意见，判断措施是过头了还是做得不够。因此，对疫情的复盘，不应该漏掉新加坡的珍贵经验：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视个体的价值，把专业的事情交回给专业的人来做，别再迷恋用“一刀切”冻结社会的神秘力量。

察里津诺，位于莫斯科东南，被称为俄罗斯最美的庄园之一。1776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修建了这座皇家建筑群。这些年里，大量中国游客曾到这里游览，拍下美丽的照片。如今，有几十个中国人因为疫情被俄罗斯隔离在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他们在里面的遭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大门就因为这些中国人，中国驻俄大使馆向莫斯科发出了照会，用一位俄罗斯专家的话说，“这似乎是最严厉和最强烈的言辞，写下的信函”。这究竟是谁的错？刀哥采访到这些有可能被驱逐的中国人中的代表，说出了详细的经过。可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件事正被俄罗斯亲西方的势力利用，想做成中俄关系中的一枚“炸弹”。 “驱逐事件” 先来看看“驱逐事件”发生及演变的时间轴。 2月19日，莫斯科城交公司通过车辆调度系统以及内部邮件，向司机下发了“在车厢内发现中国人立即报告或报警”的命令。 2月21日，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称：23名中国人从莫斯科医疗机构“逃跑”。20日，一些外国人在莫斯科新斯洛博茨卡娅地铁站口被拦下，旅游团的成员有材料表明他们正在酒店隔离。但他们违反了隔离规定，继续在莫斯科市中心游览。警察和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这23人送到隔离地点，这些游客是于2月19日入境。随后几天里，在俄罗斯的华人圈流传一条类似的消息：针对利用人脸识别系统进行疫情防控，来自莫斯科市政府和高层的压力和命令被施加下来，对基层警力层层加压摊派指标。接着，有在莫斯科的华人在网络上描述：莫斯科地区大量警力在地铁站、公交枢纽以及重要公众场所，大规模针对性排查华人；警察在大学宿舍反复排查，登记中国留学生信息、拍摄面部录入系统，甚至出现同一宿舍一日数次的排查；有相当数量已过隔离期，或遵守隔离规定的学生和在俄务工人员被强制隔离。 2月24日，《俄罗斯报》报道：有关另一批中国香港游客未经医生许可，擅自离开隔离区，去莫斯科马戏团看剧，结果警察如临大敌，押送香港人送回了隔离地点。同样是在2月24日，中国使馆向莫斯科市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停止歧视性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2月26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和莫斯科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都否认了照会中陈述的情况，声称“不存在任何歧视”，“该措施针对的是所有入境旅客”。 2月27日，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回复了中国大使馆的外交照会，否认相关行动针对中国公民，认为相关措施不构成歧视。这时候，莫斯科本地华人情绪已经高度紧张，风声鹤唳。一些在俄罗斯正常生活工作的中国人也担心受到检查和驱逐。 2月28日，莫斯科副市长安拉科娃公开表示：“在各大宾馆，宿舍，民房，以及地铁和公交车上，警务人员进行了突击检查。在莫斯科没有发现新冠病毒传染的情况。” 此外她还透露，扣留了80名违反强制规定的中国人，他们因违反强制隔离规定将被驱逐出境。刀哥向在俄罗斯当地的人士了解到一些背景情况：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正在俄罗斯接受医学观察的中国公民超过1.1万人。2月20日前，近万名中国留学生返回俄罗斯，其中个别学生出现发热症状，但是经检测这些学生并未感染新冠病毒。尽管俄罗斯目前暂无新增的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但大量的排查和检测工作已让当地相关部门感受到巨大压力。再加上当前正值俄罗斯的流感高发期，更让当地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出于防控疫情需要，莫斯科市政府日前采取了系列措施：从中国抵达的人员(含俄公民、第三国公民)在莫斯科入境时，需测量体温并填写健康和居留信息表；从中国抵达的人员(含俄公民、第三国公民)入境后需在居住地自我隔离14天；莫斯科防疫部门对中国公民较为集中的学校、宾馆、市场等地上门进行体温检测。 “我被抓了” 对于这80名很可能被驱逐的中国人，稀里糊涂地就因为违反隔离规定，成了被驱逐的对象。等待他们的，很大可能是5年之内不能再踏入俄罗斯。他们的学业、工作和原有的生活，该怎么办？为了搞清楚真实的情况，刀哥辗转联系上一位目前被拉到“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被强制隔离的中国在莫斯科的大学生A，他讲述了自己的具体经过：我是2月15日从广州乘坐南航航班，于15日下午到达莫斯科的，下飞机后机场安排了医护人员对每个人都采集了口腔、鼻腔黏液，检测体温，并签了一份合同（即承诺书）。合同是俄语的，医护人员告诉我14天内不可以外出。但是，作为一个身在异乡的正常人，14天绝对不出门，生存都难以维持啊！于是我向这名医护人员提问，隔离期间是否可以去超市买东西？他告诉我说，不可以去人多的大商场，但可以去住所附近的小超市或餐厅买东西、吃饭。检查完后，同时还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在莫斯科的住址，以及从机场到该住址的交通方式。之后，我一直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隔离。 22日晚上，突然有警察上门，要把我从住处带到医院隔离。当天，是我和女朋友（2月17日入境）恋爱1周年纪念日，我们和另外两个朋友在家里做饭吃，饭后我们正一起在看电视。然后，警察敲门进来询问我们的情况。疫情期间我们其实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以为就是登记一下。我们非常配合出示了证件，回答问题，随后又来了两个医生对我们进行体液采集、测量体温，后来医生走了。而留下来的警察说，要带我们去医院体检。我们担心会被隔离，特意问他们一定会送我们回来的吧？警察答应说，检查完没事就送我们回来。于是，我们就坐警车到了医院，途中还接了另外两位住在附近的两个中国人（2月10日入境），他们是来莫斯科出差的，也是从公寓里带出来的。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始记录我们的信息，问我们什么时间到达莫斯科，并收走了我们的护照。这时候我们还以为要开始体检了，直到进来一个医生给我们测量体温，我们问了一句会不会隔离我们，医生才说要隔离。但是，我的两个朋友是2月8日入境的，已经过了隔离期。幸亏我们会俄语，向对方说明了这个情况，所以医生给他们测量了体温正常之后就让警察送回家了。但，我跟我女朋友还有那两位出差的中国大哥就此被隔离。而且，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直接隔离，根本没有任何体检！医生记录信息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按照入境日期分好了房间。两位来出差的大哥当晚就跟医护人员沟通（他们不懂俄语，只能用英语以及靠我和另一个留学生姐姐帮他们翻译），说自己到莫斯科后在住处内一直隔离，没有权利隔离他们。然而医生只是说，要等明天上班了，给他们做检查，确定没问题了就可以放他们回家。然而，第二天他们也只是跟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又采样了口腔和鼻腔黏液，测量体温。到第三天，这两位大哥被通知可以出去了，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法庭的视频审判。他们并不懂俄语，法院只是安排了一个中文并不好的曾留学中国的俄罗斯学生。最后，他们被判决违反法规，驱逐出境并且罚款1万卢布，而且5年内不允许进入俄罗斯境内。10天内他们可以上诉。判决完后，让他们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具体内容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懂俄语，可能是判决书也有可能是移民局的什么文件）。然后，他们就被送往了遣送站。这两位大哥把他们遭遇的情况，通过发信息反馈给我和被扣在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其他人，大家知道这个结果后也很害怕，即便判决后也不敢在文件上签字。但是，接下来有人在判决后被强行按上了手印。其中，有个小姑娘想打电话给使馆求助，还被他们抢走了手机。还有个大爷说被他们粗暴对待，但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再后来，我也被叫去接受视频远程审判，审判结果跟大家都一样。只是，这时已经没有强制按手印签文件的做法，而是说判决书会送到我们手上，上面有中文对照内容，收到判决书后十日内可上诉。 A还告诉刀哥，从他被送入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后，每天都会往这里送好几批中国人，从22日开始，两天内就已经住满了。康复中心还把不同入境日期的人安排在同一病房里，导致病房内所有人都要按最晚入境的人的入境日期，再进行14天隔离！ A说，康复中心的居住环境是3人一屋，食物是由护士负责配送，虽然护士也穿防护服但是都徒手给他们分发食物。而且他们在这里隔离，根本没有口罩什么防护措施，几个人一间屋子更容易相互造成传染。最戏剧性的是，在康复中心已经住满后，还是有俄方警察“抓人”送过来，但是看到这边住不下后，又把人送回去了。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B也一直关心此事，因为他有两位学弟都被滞留在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 B对刀哥说：自2月26日至2月28日，被判决遣送回国的中国公民，全部经由网络法庭在线审判，俄方并未提供相关法律援助。庭审中所配备的俄国翻译的汉语水平很差并且不负责任，翻译未出示相关资格证书。大部分情况下，中方被告因语言障碍无法有效参与诉讼，被告也难以了解警方提交的违反该法规的相关证据，除了反复陈述自己的理解之外，对指控无法进行有效辩驳；庭审中，主审法官亦不听当事人辩解，判决结案的速度很快。在所有案例中，中国公民都被判处遣返，无一例外。其中包括B的一名学弟，因语言障碍在庭审期间无法自辩，并且在看不懂俄文遣送书的情况下被警察要求签字，警察亦不让拍照录音录像。 B说，“在2月27日的第二批审理中，因为有了前一天的经验之后，部分中国公民拒绝在任何俄语文件上签字，但俄方警察采取了强制手段。我们所知的是有一名女生和一位大爷，由于庭审后拒绝签字，都被警察强行按手印，大爷因反抗被警察掌掴”。在2月28日的庭审里，有一名当事人也是B的学弟，“根据他和他们其他受审中国公民的消息，庭审也是纯粹走过场，但庭审结束后俄方警察没要求他们在任何文书上签字，仅被告知判决书会在下周一给出，附中文翻译”。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许文腾一直在为这80名即将被驱逐的中国人尽可能提供帮助，他告诉刀哥，这80人基本都是因为违反莫斯科市政府颁布的“入境需要自主隔离14天”的政府令，在街上被面部监控摄像头拍到后，被集中送到察里津诺。现在，他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远程视频审判，最终被判决驱逐出境。在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他们可以保证饮食，但是中国人吃不惯俄餐，提供的米饭有时是夹生的。他们可以和外界通过手机联络，可以允许送东西进去，但不允许探视。接下来通过一审的，隔离已经14天的，就要送到外国人拘留遣送中心。许文腾说，那里条件跟看守所或者监狱近似，所以很多人都比较害怕。过错与歧视让我们再仔细看看中俄官方对此事件的表态。 2月24日，中国使馆照会莫斯科市政府，表示“注意到近日莫斯科市政府为防止疫情蔓延所采取的补充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的所有人员进行普遍监控，但相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似乎仅对中国公民进行查验、登记 ”。照会中还强调，“中方理解俄方采取防疫措施的必要性，但希望有关措施适度、非歧视性。为安抚社会情绪，不破坏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希望莫斯科市政府不要采取过度措施，使有关举措符合中俄友好精神及两国关系应有水平”。 2月26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此事对记者表示，俄罗斯采取的防止新冠病毒扩散的措施针对所有人，不只针对中国公民。他说：“即便在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对参加大型公共活动的人也采取这些防疫措施。相信我，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不止中国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珍视与中国的双边伙伴关系，因此谈不上采取什么歧视措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月27日在回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的信中，否认有歧视中国人的行为。索比亚宁称，隔离措施是针对所有从疫情发生国家到莫斯科的人，这一措施没有歧视性，涉及所有人，也包括中国人。索比亚宁在信中称，这是为保护莫斯科人和首都客人的健康采取的措施。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公民从爆发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俄罗斯境内，在接受边防检查时均会收到莫斯科首席公共卫生官员关于严格居家隔离14天，不许在城市中自由活动（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非歧视性命令，以防大规模的人员密集接触。索比亚宁给中国大使的信中写到，“请您能理解目前无奈的措施，旨在防止新冠病毒在俄罗斯传播蔓延, 俄罗斯是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请您呼吁来莫斯科的中国公民严格遵守隔离制度 ”。显然，在这个“驱逐事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过错到底在谁，能否避免？二是有没有歧视性的现象存在？对于第一个问题，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些中国人都是违反了隔离规定的，而且都是有视频作为证据。其实，刀哥了解到，眼下被滞留在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的中国人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他们都心里明白，自己确实违反了隔离规定。但是他们认为事先并不了解有关隔离规定的详细规则，如果在入境时了解到这些信息，而且清楚一旦违反这些规定，他们就会被驱逐出境，五年内不能再进入俄罗斯，那他们肯定不会违反，毕竟自己还有学业或者工作没有完成。关于这一点，一名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俄罗斯妇女在社交网络上也发表了类似看法。她说，抵达莫斯科后，每人都被要求签署一纸自愿隔离命令（俄文）。她回家休息第二天仔细阅读条文，内容十分荒唐，其中没有提到隔离期间如果需要出门购买食物或者去买药时，该如何处理。这里尤其要为中国驻俄使馆点赞，因为使馆发言人说，已通过照会、会谈等方式，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莫斯科市政府方面要求：俄方在采取防疫措施时，须“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不要采取过度措施，科学合理、人性化执法，避免简单生硬”，还应为中国公民在居住地或隔离场所的14天隔离过程中，提供必要条件和生活保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发言人还要求，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违规案例，俄方在执法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可见，使馆方面一直在积极地就此事与俄方展开交涉，目的是更好地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及时地向在俄华人和有打算于近期到俄罗斯的中国公民发出了警示。那么，这种“稀里糊涂就违反了隔离规定”的情况能否避免呢？许文腾对刀哥说：如果在入境时被要求签署的《自愿隔离书》有英文或中文版的解释，甚至如果现场翻译或者警示说明的中文录音，尤其是注明惩罚后果，都会让这种违规情况大大减少。有不少案例是在隔离期间，偶尔下楼倒垃圾，或下楼接外卖，被监控拍到。还有一个是因为箱子太重，下去帮母亲搬箱子被拍到。甚至，还有刚下飞机在回家的路上被抓（理由就是没有自主隔离）。对于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第一次先给警告、劝阻，然后不听劝阻的再驱逐？另外，既然是为了防疫，认为这些入境人员可能有感染的危险，俄方可以宣布强制隔离。比如，如果是学生，可以都要求在学校集中隔离；如果是工作人员，可以包租一个宾馆进行隔离。费用方面如果俄方条件不允许，我们华人社团可以出钱出力。许文腾说这些现在面临被驱逐的中国人，都是误解或者不清楚俄方的规定。有的是来莫斯科出差参加展会，入境时签《自愿隔离书》以为就是一个例行程序，不知道要隔离14天，谁知后来在参会的会场外就被带走了。那两个中国人穿着睡衣下楼倒垃圾，则直接被带走，送拘留所，两天以后使馆才联系上。关于第二个问题，执法中是否存在歧视？俄方各个层级都强调，隔离14天的要求对所有入境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如此。从整体层面上看，确实这个规定对所有人也是适用的。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这些如今面临被驱逐的这些中国人也提供了一些细节片段：第一个，是2月19日莫斯科城市交通公司的内部邮件截图。通知内容：若在公交车或电车上发现中国人，司机应联系调度员并转报警方到场。随后，还有其他网民上传了显示同一指令的公交车车载电子仪器的图片。在俄罗斯多家媒体的追问下，莫斯科城市交通公司起初否认这一内部邮件的真实性，信中的署名发件人也否认自己看过这封信。但莫斯科城市公交公司此后又于2月19日稍晚发布声明称：这一做法，是基于俄罗斯政府自2月20日起暂停大多数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的规定而采取的。第二个，是在处罚上。许文腾说，在最初被抓的88人中，80人是中国人，只有几个是俄罗斯人。而且，俄罗斯人面临的处罚是罚款1000卢布，隔离14天就没事了。但中国人现阶段通过一审的，都是罚款5000—10000卢布，然后驱逐出境5年不能来俄罗斯。这对一些没毕业的学生和在俄工作的人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人给中俄关系埋“炸弹” 莫斯科时间3月2日，对于一些已经被送到拘留遣送所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将迎来上诉的庭审。中国大使馆领事保护部门一直在努力帮这些同胞上诉，这一次领保人员会和律师一起参加庭审。据律师说，有较大的上诉胜利的把握。对于这80名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好消息。在这次事件中，中国驻俄大使馆始终对这80名中国人关怀备至，从最开始得到消息后积极跟俄方交涉，安抚同胞。然后，呼吁俄方给处于强制隔离的同胞改善基本的饮食和居住条件。而且陆续几天，给他们送一些水果、食品、充电器等等。作为在俄华人社团组织，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也为这些被扣留的同胞积极想办法，送去插头、充电宝、食品等物资。这些都让这80名同胞深感温暖。由于事件涉及到“驱逐中国人”，所以有些人把炒作的矛头对准了中俄关系和中俄友谊。一些俄罗斯亲西方媒体，甚至想把这件事升级成中俄民众之间的矛盾，进而炮制成中俄关系中的一颗“炸弹”。对此，我们要予以高度警惕！例如，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3月1日在官网上回应称，个别自媒体称莫斯科警方暴力执法，虐待隔离人员，无故带走中国公民。经核实，该传言并不属实，被警方带走人员均涉嫌违反俄罗斯防疫规定，且隔离地点并非只有中国公民，还有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公民。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也表示，莫斯科市政府将发展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视为自己国际和对外经济活动的最重要优先事项之一。“无论是在商业、地区间友好关系、文化接触还是坚固友谊方面，这都经过了历史的反复证明。我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公民及家属表示深切同情。” 目前一些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在炒作此事，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俄罗斯自由派媒体《新报》更是在报道中带起节奏，突出中俄的矛盾，甚至该报编辑部将此新闻标题写道：“Дружба в обмен н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意思是“开玩笑呢，为友谊牺牲安全？” 这个目的已经赤裸裸了，就是把中俄友谊与个人安全对立起来，在俄罗斯社会中挑拨中俄关系。那么，这一事件是否会影响中俄关系？俄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当前的疫情不会影响俄中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大使馆向莫斯科政府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他说：“我认为，虽然这次照会是中国大使最严厉和最强烈的一封信。了解现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对俄非常友好”。马斯洛夫说，现在，中国开始留意到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对中国人任何形式的歧视，并积极做出应对。在我看来，俄方本身的错误不是由于措施本身造成的，而是因没有事先警告中方我们将采取的行动，并对入境的中国人详细告知违反的严重性。通过使馆、外交部以及卫生部的沟通和磨合，马斯洛夫认为，这不会影响未来俄中关系，“这绝不是俄中关系的‘定时炸弹’。我们应当明白，我们不仅在与作为一个抽象国家的‘中国’打交道，而且在与一个个中国人和这个民族的心理打交道。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感谢柳玉鹏先生为本文提供的俄媒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