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社会人物新闻，最近，最新的华人资讯 - 温哥华天空

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丽和性感的代名词，“天使”超模们自信地走在t台上，将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人们。而两封联名公开信和一篇报道却让维多利亚秘密企业中的恶臭文化，从蜜糖般包装中显现出来。联名信的签名者包括Christy Turlington，Edie Campbell和Amber Valletta等在内的100名名模，联合举报了维密内部难以忍受的厌女文化：来自上级和摄影师无尽的身材侮辱，言语性骚扰，咸猪手，骗拍裸照... 在光鲜亮丽的t台，内衣，翅膀和彩带背后，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维密的“天使”和其他女性员工身上发生，而没有人在乎她们的声音。后台揩油，身材羞辱最早曝光维密厌女“传统”的《纽约时报》称维密和它的母公司L Brands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厌女，职场霸凌和骚扰文化。数十年来，母公司L Brands的高管Ed Razek就一直被模特和员工们投诉。他曾被指控强吻模特，要求模特坐在他的大腿上，甚至在2018年维密大秀的后台，当众摸了“天使”的下体。左：韦克斯纳右：Ed Razek 试镜时以Razek为首的高层会恣意向还只穿着内衣的模特们索要电话号码，要求共进晚餐，甚至更多无理的骚扰。而这些年来，不是员工们不想发声，而是他们的嘴一直被捂得死死的。当模特向更高层反映她们的遭遇时，投诉往往会石沉大海。而被投诉的Ed Razek等人，则会立马返回来报复被她骚扰的受害者。加拿大模特Andi Muise就是受害者之一。她三度登上维密大秀，本来未来可期，却从此消失在了维密的舞台上。多年后，Muise才在采访中告诉人们，当年高管Ed Razek对她进行了一系列骚扰的行径。她拒绝了Razek后，没多久就被通知解雇，再不会聘用她参加维密时装秀。 Andi Muise 2007年，只有19岁的Muise光芒四射，她在试镜中收到Razek共进晚餐的邀请。当时Muise很开心，被时尚界最有权势的人邀请对于她的未来太有意义了。当天，Razek找了一辆配有司机的车接她，在去餐厅的路上Razek就多次强吻Muise。女孩明确地拒绝了他，但他根本不在意。 Andi Muise 晚餐后的几个月，他反复给Muise发骚扰邮件，要求她去他的住处，还说要和她同居。 “I need someplace sexy to take you!”一把年纪的Razek在邮件里露骨地写到。尽管Muise年轻，但她仍然明白贸然顶撞这位业界大佬可能造成的后果。尽管内心非常气愤，她还是试图用礼貌的语言回绝了对方的一系列邮件。不久后Razek又一次要求她去他家里吃单独晚餐，Muise没有同意。这是Razek最后一次给她发邮件，很快女孩就得知了，2008年她不会再登上维密的秀场，而且再也没有登上。这就是维密高层对于模特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有势，而这些女孩只是玩物。她们只能服从，不能拒绝。很多模特都提到，Razek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提醒女性们“你们的职业生涯掌握在我手里。” 模特Alyssa Miller形容Razek是一个随处带着有毒的“大男子主义”的人。 “我是权力的持有者。我可以让你成功，也可以让你破产。” 滥用权力满足色欲，拒绝就封杀，轻易地把新秀的未来捏碎。这就是维多利亚人尽皆知的秘密。 2018年，大秀前的试衣会上，工作人员们围着超模Bella Hadid测量内裤的布料是否达到了电视放送的标准。一旁的Razek坐在沙发上“欣赏”着这一切，然后当着Hadid的面说：“别管什么内裤了，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让”Hadid完美的nai子出现在台上。” Bella Hadid 他甚至没有用“胸部”，而是更粗鄙的词汇。同一天，他当众抚摸了一名只穿着内衣的模特的下体。 2015年6月的一次拍照活动中，公司给员工们提供了自助午餐。当时公关部的员工泰勒女士，端着盘子拿了一些菜。 Razek拦住她的去路，上下打量一番她的身体。泰勒女士被上司拦住感到非常紧张，尴尬的气氛引起了十几个好奇的同事围观。接下来Razek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她的体重，说她太胖了少吃点，别再吃意大利面包了。泰勒女士是一名身高1米77，63公斤的女性！退一万步不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羞辱他人的体重。泰勒女士泰勒面对这样的羞辱当场崩溃，她跑去厕所大哭，并且向人力资源部投诉。然而呢？什么都没有发生。泰勒辞掉了工作，Razek直到去年还在维密担任高管。最左边的泰勒女士在维多利亚秘密香水发布会上侵权裸照，色情威胁 Russell James是Razek的好友，也是维密的御用摄影师之一。他被曝光经常以权谋私，假借拍摄之余，提出给模特们拍摄裸体艺术照的要求（当然不是艳照那种）。由于Russell James本人很受女性欢迎，他的摄影技术也的确得到认可，所以很多模特愿意与他合作拍摄一些裸露的照片，当然拍这些照片模特们不会被付额外的工钱，她们也没有同意照片被发表。 Russell James和维珍集团的ceo Russell James盘算的是利用这些免费得来的裸照当作自己的功勋。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珍藏摄影集《天使》，里面充斥着相当多张未授权的裸照。收录在天使中的一张照片一本卖1800美元至3600美元，他还四处用这些图片开发布会。甚至还自作主张地把照片给了维密，让维密大肆张贴在某家店铺的室内。 2010年，他利用“维密摄影师”的头衔，招揽了几个年轻新入行的模特去某个私人海岛上参加慈善活动。一名叫做Nix的女性听说去了可能可以得到在维密工作的机会，于是独自前往。岛上还有很多和自己类似的女孩，她们都被灌了非常多酒，在不清醒中被“高贵的来宾们”骚扰。她说，来的女孩们都开始不适： “我们被运到这里，没有人和我们谈工作，我们被有钱人玩弄。这究竟是做高级妓院还是做慈善？” 结果是，她在Russell James的劝说下拍了裸照，但从未有机会去维密工作。与Russell James使用着类似伎俩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爱泼斯坦。这个因为未成年卖淫被抓的巨头，曾是维密CEO韦克斯纳多年的财务管理。 1995年参加第一场时装秀的爱泼斯坦Andi Muise 两人关系很好，而维密商业帝国制造的丰厚利润也造就了爱泼斯坦。他从很早就开始假扮维多利亚秘密的招聘人员，勾引年轻女性“试镜”。从1995年到2006年，爱泼斯坦多次向有抱负的年轻模特撒谎，他说自己为维密工作，可以帮助她们上大秀。他邀请她们参加海选，然后性侵她们或骚扰她们。去年夏天，在爱泼斯坦一案的联邦法庭听证会上，一位女性说：“我为了他的谎言，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买维秘的内衣上，为试镜作准备。” “但事实上，这简直就是变相卖淫，当时我觉得自己像在地狱里一样。” 高层腐烂，滥用权力真正的CEO韦克斯纳很少在纽约，而时装秀的大部分工作都在纽约，这里基本上就是Razek的天下，他一向和hr沆瀣一气。 Razek的儿子也曾在维秘工作。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在hr得知他性侵女同事后，他立刻被调到其他子公司息事宁人。恐惧的受害者已经没法相信任何人，有些甚至寄希望于向更高一级的董事会成员投诉，但大多数也是没了下文。有员工指出，维密的厌女气氛早就从根上就决定了。集团CEO韦克斯纳不光是装聋作哑的典型，还经常被听到发表贬低女性的言论。并且对于女性诉求一向是不屑一顾。韦克斯纳和夫人阿比盖尔早先，维密的营销策略就一直被很多人诟病。身为一个女性内衣品牌，女性用品品牌，维密却一直是“男性幻想”的代言。其中之一是电视广告中多情色暗示而几乎没有关注过女性的需求，有意把男性欲望加之于女性，并暗示她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维密官网上对于“完美身材”的定义更明显的一点则是对于瘦的执念。模特界的确都曾刮起过“骨瘦如柴”的风潮。但在近10年，欧美模特产业和服装产业一直在向多元化发展。老年模特，残疾人模特，跨性别模特和大码模特的运用已经不是新闻。但CEO韦克斯纳对为生产大码内衣和雇佣大码模特不屑一顾。其他公司的大码模特他说：“没人会让整容医生把自己往胖了整。” 因此也造成维密比同行晚了很多才勉强雇佣了“大码模特”Barbara Palvin。 Barbara Palvin被称为维密史上第一个大码模特，引起了非常多人的不满为什么要打引号呢？因为维密显然对大码（plus size）有误解。Barbara是一名穿8码，也就是国内M-L码的女性。 Barbara有着非常正常的身材，却被维密的高层定义为“超重”。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身材穿不进最小码的女性们的想法。维多利亚秘密公司前公关凯西说，作为一个从小被培养独立精神的女性，在维密工作是非常痛苦的。厌女的氛围根深蒂固，面对辱骂，刻板印象和骚扰，底层工作者只能一笑置之。 “任何想改变这氛围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他们受到了惩罚。” 六位现任和前任高管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当年他们曾经试图引导公司走出“色情”“物化女性”的品牌文化。但高层拒绝了他们，并且将三名提出异议的管理人员辞退。从CEO开始，他们不想改变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不在乎女性员工是否自在。2020年，维密却仍然是那个1977年的维密。投诉无门，处处是死路，去年之前，改变维密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也算是老天有眼，2019年维密母公司L Brands开始全线衰落。营业额下降，店铺关门，电视直播停止，爱泼斯坦被捕。不景气下，受害者们的声音终于穿透了权力层，被听见被报道。虽然，Razek还是不承认自己的恶臭行径，公司还是只用了几句“会调查改进”回复了女性员工和模特们的公开信。但至少，这回终于有了声音。2020，希望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

2020年1月19日，在圣地亚哥定居的华人张珊（化名）带着4岁的女儿坐上了回中国的飞机，想和国内的家人团聚，没想到，落地之后就遇上新冠疫情爆发； 2月1日，张珊和家人历经波折回到了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家。过去十几天内，她经历了多年没有感受过的惊心动魄和人情冷暖。经历了这些事，她说，“你会发现和很多人的感情和你以为的不一样了。” 以下为张珊的经历，略有删减调整遭遇改签：坏消息和涨价同时到来 19号，我带着我的女儿Lisa一起坐上了美联航的航班回国。Lisa今年4岁，她出生在美国，这是她第一次回中国。这趟旅行的目的也是希望她可以回国体会一下中国过年的气氛和文化。我的先生已经因为工作原因提前从美国出发到上海出差。当我已经坐上飞机后，我刷手机看到了一则消息： “白岩松八问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到底如何？” 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确定人传人”，让我打了一个寒战。文章刚看完，飞机就开始在跑道滑行。我的手机进入飞行模式，我和女儿也开始了一场10多天奔波两国的奇幻经历。实际上，在中国的这十多天里，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紧张的。我和女儿按照计划第一站抵达先生的老家——北京。三天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我翻看手机，看到了一篇报道，而正是这篇报道让我明白这场疫情潜在的风险。随即，大年三十，也就是看完报道的第二天，我决定改签全家人的票。因为先生仍然认为疫情没有严重到改签，所以争论过后，我们只改签了我和女儿的机票，决定提前将3月1日的返程机票提前一个月改签到2月初。现在来看，这个时间比美国政府公布取消航班以及发布入境禁令还早上不少。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尤其是我们还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不过，本来回国一个半月的行程将被缩短到仅十天出头，我也就没法按计划回老家青岛和家人一起为母亲的七十大寿祝寿了。这一改签也非常贵——本来我和女儿往返机票是1200美金，算下来单程两人也就600美金。因为跨月份改签，我们不得不额外付了1400美金改签费用。又过了几天，29号，央视新闻发了条微博：白宫考虑取消中美之间所有航班。先生这才感到严重性，随即决定和我们母女一起改签，提前结束中国的出差工作和假期。先生机票的改签引发了更多麻烦。因为当他开始改签的时候，很多当时还在国内的华人也都开始担心无法按时回到美国，开始考虑改签机票提前回的事了。那时所有人都在急着改签，机票变得非常紧张，甚至打通美联航的电话都变得难上加难。我们听了一个小时的音乐，才成功打进去。整个改签过程也非常复杂拖沓，用了两天时间，平日里不过四五百美金的回美航班，我先生却花了3000美金才“抢”到。据我所知，到1月31日，美国政府公开发出禁令——“自美国东部时间2月2日下午5时开始，过去14天内曾到访中国的外国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除外）将被暂时禁止入境”，票价甚至飙升到了4000美金以上。不过，如果本身返程机票为2月当月，美联航、海南航空等多个中美航空公司还是提供了免费的改签服务，这让不少和我一样逗留国内的美国华人也感到一丝温暖。遭遇机闹：有乘客被要求下机，所有人开始恐惧除了经历不断改签的烦恼外，我们也不断收到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安排新航班的消息——按照本来的安排，我们将于2月1日搭乘早上10点的航班从北京抵达上海。但飞机不断延后，先改到11点，再到1点。就这样延后了三次，飞机仍然不能顺利起飞。 1点过后，我们搭乘前往上海的航班已经滑行几分钟，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机闹”重新返回原点：机长给出的原因是飞机上有5位旅客因为一些原因要被请下飞机。但具体原因，无论乘客怎么问，航司在最初都不肯给出最终解释。 “这些人是不是武汉人？”“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原因？”“我们有知情权。”周围乘客因为航班一再取消、延误积攒的怒气一瞬间爆发，都吵起来。过后，当空乘人员随口解释说被其中一位乘客是因为接下来转机上海到墨尔本的航班被取消被请下飞机，所以不需要飞行北京到上海航线段时，大部分乘客的反应却是不再相信。 “如果这个原因为什么不能早说？”“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飞到上海再飞回来？”已经在密闭飞机上憋闷了一段时间的乘客更加暴躁，似乎失去了理智，对航空公司的解释失去了信任。甚至一名男性开始大声喊嚷，被周围热心人拽着、拉着，才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我也理解他们。这趟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的大部分乘客都需要接下来转乘国际航班，抵达各个国家。而这一天距离美国政府宣布的2月2日之后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中国入境仅剩下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一旦航班拖延过久，会严重影响到这些人下一个国际航班的登机，甚至让他们“回家”变成不可能的事情。这架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基本满员，人和人座位很近，虽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烦躁充斥着整个航班。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那场和机组人员的争执，但每个人内心都对被迫下飞机的五个人身份存疑，甚至有着恐慌。最终，五个乘客仍然被强制离开飞机。而因为乘客下机，导致整个航班重新回到登机口，托运行李也需要全部拿出来，重新过一遍安检。而此时，我们和女儿已经在机舱中憋闷了接近两个小时，也觉得越来越紧张，甚至是害怕——你不知道密闭的这几个小时，哪个人可能会是疑似患者。不过尽管充满了紧张和烦躁，但也有一些事让我们感到温暖：在大人们争执过程中，几位女乘务员破例在起飞前给每个小朋友提前供应了点心和餐食，并且主动对孩子们进行了安抚。无论是这些小举动还是整个航行过程的服务，除了开头的插曲外，还算是温暖的。这趟航班全程空乘人员都戴着口罩，且做着最严格的健康检疫和体温监控。两个小时的飞行，空乘为每位乘客都测量了不少于三次体温，并且要求每个乘客填写了健康状况表格。表格上的内容包含了过去有没有去过武汉，有没有去过湖北。表格下一行字非常明显——填表者要对表格上填写的内容负法律责任。这一趟紧张的航行结束后，我们抵达了浦东机场，跑着要完成第二次登机准备。遭遇第二场“机闹”：美联航不让乘客登机？国际航段远没有国内航班来的检查严格，这种“松懈”让我感到担忧。美联航竟然只让我们在浦东机场填写了一张健康申报卡片，且整个登机过程中，都没有人再次盘查，甚至没有问过旅客是否去过武汉。登机过程中，我又见证了第二场机闹。在排队登机过程中，美联航通知本该登机的11位旅客不能登机，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美国政府要求2月2日后，非美国籍／绿卡持有人不得从中国返回美国。而这一禁令颁布仓促，到底如何实施，似乎航空公司还比较迷惑，他们需要不断打电话和移民局确认。实际上，这个航班会在美国时间2月1日抵达美国，按道理并不会受到禁令影响，但是航空公司仍然很谨慎，担心乘客出现抵达美国无法入境的情况。这11人中有一家五口是意大利公民，可以免签美国旅游但并不具有永居身份。而另外一家人的情况似乎更复杂些——是美国绿卡持有者的一对父母。如果这架航班2月2日后抵达美国，这对父母按照规定不算是绿卡持有者直系亲属（在美国，法律意义上父母作为直系亲属只有绿卡持有人未成年的情况下才算）。而2月1日抵达美国的航班本不应该阻止这些人。最终经过一个小时他们和移民局的电话请示，美联航让这家人最终登机。而航班也因此延误一小时。登机后，我彻底傻眼了 ——和网上传言中一票难求，所有人都赶着2月1日回美不同的是，禁令生效前的这最后一趟上海-洛杉矶直飞航班上只有四五十人。可以说，飞机上空荡的很。航班上每个人都自己坐一排。一个是更舒适，另一个是和陌生人保持了距离，还可以减少被病毒传染的几率。我们也都比较放心。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每个乘客都戴着口罩，哪怕是侧躺睡觉的人也没摘下来过。那些和我一样带着孩子的妈妈们显得比其他人更加小心翼翼。在我用消毒纸巾为女儿擦拭小桌板的时候，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妈妈也在用消毒纸巾给孩子擦拭座椅以及用免洗消毒液给孩子不断洗手。尽管我们平日里都会督促孩子多喝水，尤其在干燥的机舱内，但这次，我们整个航行过程从来没有提醒过女儿，还想减少她去厕所的频率。每次去厕所，也是一场“仗”：要把马桶坐垫用消毒棉认真消毒一次。因为我在上飞机前，刚刚看到一则新闻说粪便可以传播新型病毒。（硅星人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7日在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新增多项措施预防粪—口传播途径。）除了不断的擦手，飞机上的妈妈们还每过几个小时就给孩子换一个新口罩，甚至戴了手套来防止他们胡乱摸。整个飞行过程中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人摘口罩，哪怕女儿哭闹觉得戴着不舒服，我也非常坚决让女儿戴好口罩不能摘。中间还有一些事让我们很紧张。坐在后排的一位用轮椅推上飞机的大爷在飞行过程中咳嗽了几次，惹得整个飞机上的人都敏感了起来。每一次咳嗽，人们就忍不住回头撇着看。每个人的眼神都很紧张，眉头也都揪在了一起。尽管没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但不少人都在因为大爷的每一次咳嗽感到极度紧张，甚至有人回头的时候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巴。飞行过程中，似乎心情最自在的就是那些空乘。和全程戴口罩的乘客相比，空乘在航行快要结束的时候都开始渐渐摘掉了口罩，哪怕还需要近距离和乘客接触。这些给我的感觉是美国人并没有中国人这么在意疫情这件事，无论是松散的健康检查还是飞机上的隔离意识，美国航空公司“轻松”的状态都让我有些意外，甚至担忧。而这种意外的轻松也体现在了下飞机后美国的入境环节。遭遇小黑屋：独立通道和乌龙盘查和美国华人群体中盛传的禁令前入关9小时截然不同的是，在繁忙的洛杉矶机场，我们仅仅用了10多分钟就完成了入关。美国洛杉矶机场为了减少从中国来的旅客和其他旅客的亲密接触，单独为中国来的航班开辟了一个独立的临时通道——完成安检和入关。但整个下飞机和入关的过程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健康检查。和国内航段测体温、大拇指测血氧不同的是，美国航段和下飞机后的美国机场，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之前报道中出现的健康检查——没有人盘问是否去过武汉和湖北，没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戴口罩，更没有人要求测量体温。尽管我们入关比较顺利，但是同样从中国回来的姐姐姐夫一家回到西雅图就没有那么顺利——出生地无锡的姐夫被关进了小黑屋，接受了不少盘问。而盘问原因竟然是因为武汉的“武”和无锡的“无”因为拼音都是“wu”，这些美国海关官员就以为两地比较近，反复盘问。而这一天，美国确诊案例已经升到6例，其中一半都发生在加州。疑似案例已经不少于160例。回来后，我们也听说其他人从旧金山等地2月1日入关，入关也是极其顺利，安全检疫也是差不多出乎意料的简单。不少人开始讨论：疫情似乎只得到了部分的重视，停航等措施颁布地很快。但落地实施时就显得有些“敷衍”了。遭遇华人冷眼：订餐被拒绝、租户要搬走如果说在中国和航班上，我们还体会过很多陌生人提供的温暖，那回到美国所受到的待遇却着实让我心寒。一个明显的感觉——美国华人对于疫情的恐惧似乎比国内严重更多。哪怕我就回国十天，没有去过湖北，以及自行全家隔离14天不出门，仍然在周围华人眼里是个行走的病毒。回到家后，我们全家主动进行14天自行隔离，所以无法去任何超市和餐厅。于是，我和平日里常年送餐上门的餐厅打电话，希望能够订餐送到家门口，然后等送餐员走后她再去拿饭，并且在线转账，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接触。哪怕是这样，仍然遭到老板娘的拒绝。她一再问我有没有去过武汉，问多了甚至让我有些无奈，每个人都躲着我，连朋友们也都只关心我们有没有去过湖北，有没有好好隔离，却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可以说，因为疫情，回到美国后，我多多少少感受到了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尤其我们的租客因为我们从中国回来担心被我们传染，提出想要搬走一段时间，甚至拒绝支付搬走时间的房租。实际上，我们是两幢独立的联排别墅——两幢房子里的人无需任何形式的接触，传染更是无稽之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活仍然被影响着。在我看来，在中国人们隔离是为了防御病毒传播，但在美国我们自我隔离实际上就是在防御本地人的恐惧。这是我和先生隔离这几天来总结出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