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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始之前，大家跟我一起想象一个画面：你的伴侣此时此刻正和别人一丝不挂地在床上，而你完全知道这件事。你不仅知道，同时你自己也在和别人行鱼水之欢。你们之间达成了“开放的婚姻关系”共识—— 在你们婚姻的期间，彼此可以和伴侣以外的人发生关系。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能接受这样的婚姻吗？姐刚刚就刷到这样一则令人大跌眼镜的新闻。讲述了福州福清的男子林某，终日在家无所事事为了寻求快感刺激，短短四个月内在不良网站发帖招募“换妻性交”，在一家温泉酒店的客房内上演荒唐可耻的 “ 换妻游戏 ”。什么是“换妻游戏”？顾名思义就是交换各自的对象来满足欲望。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中国，虽然换妻游戏有违社会道德伦理，但一群"换妻者"也渐渐蔓延开来。法院介绍说，2018 年 2 月初，在家无所事事的 90 后男子林某为了寻求所谓的“刺激”，在某性爱自拍网站内发布招募 “ 换妻性j ” 或 “ 多人群j” 参加者的帖子，同时附了自己妻子王某的裸体照片。没过多久，和林某一样追求刺激的人出现了。网友余某、小林在网上看到消息后，很快就联系上了林某，几个人一拍即合，相约在某酒店内见面。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竟用手机拍摄照片作留念。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个月后，网友何某通过网站留下的联系方式添加了林某微信，几人又相约在某大酒店实施换妻性交活动。2018 年 3 月 5 日，林某在同样的网站发帖招募 “ 换妻性j ” 并附上述淫乱活动照片。 2018 年 6 月份，网友何某通过网站留下的联系方式，添加了林某微信。第二次换妻游戏如火如荼，两对夫妻相约在某大酒店实施换妻活动。至此，尝到甜头的林某再也按捺不住犯罪的步伐，没隔多久又在同月通过网络邀人一起进行“换妻”活动。在酒店的某一客房内，一行人聚众淫乱，林某趁机再次使用手机拍摄淫乱活动照片。直到去年9月份，以林某为首的网友们被公安抓获，他们的“换妻游戏”被判决为聚众淫乱罪至此才告一段落。 2015年山东也爆出过相关新闻，小马主动起诉和丈夫离婚。小马与丈夫结婚十年，靠两个人奋斗买了楼，买了车，孩子都8岁了，一家人幸福美满。但是小马最近有了离婚的念头，离婚的原因……难以启齿…… “俺对象跟我提出来交换老婆，他就说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没有感觉，换换媳妇玩。”小马对记者说道。小马说，这事丈夫提了不下四次， “他在QQ上有很多网友，有那种交换群，网友领着媳妇，他领着我交换，我不愿意，他每次都在两个人发生那种关系的时候提，他提我不同意，他就动手打我。” 换妻不同意还家暴？这还了得。小马决定彻底了断，谁知婚还没离，丈夫抢走她的手机，把她赶出家门…… 这件事还闹上了地方新闻节目，轰动一时。在固有的传统观念来看，姐觉得这种事无疑于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病态。可对于那些人来说仿佛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为了迎合这个群体需要，已经开始运作发展初具规模的“换妻俱乐部”。说道把“换妻”成功发展成一种俱乐部活动，就不得不提到2009年发生的的“马尧海换妻案”。提起“聚众淫乱罪”，不知道大家对马尧海这个名字还有没有印象。作为“聚众淫乱罪”获得实刑的第一人，马尧海组团换妻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马尧海是南京某大学计算机系的副教授，高知分子。如果不是被媒体曝光，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人前教书育人的师者，背后却是“换妻”活动的一员。事情发生在2009年8月17日。秦淮公安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抓获了正在进行换妻活动的网民，伴随着案件的跟进调查，换妻活动的参与者又牵出了17人。这些人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3年的家庭主妇，年龄最大的，便是当时53岁的副教授马尧海。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大学副教授不仅仅是换妻活动的参与者，还是整个换妻活动的始作俑者。据了解，当时53岁的马尧海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自从2002年第二次离婚后，就一直保持着单身状态。不过马尧海身边从不缺性伴侣，与女性同居或一夜情是这位大学副教授的生活常态。原本，马尧海是打算加入换妻俱乐部的，但是他没老婆，那种换妻俱乐部都需要夫妻的**图片和视频认证，马尧海根本进不去。于是，不死心的马尧海一转头便自己建了一个QQ群，而且很快的，该群很顺利地加入了近两百名网友。最终法院对马尧海被从重处罚，获刑3年6个月。对于这样的判罚结果，马尧海感到很气愤。他表示：“夫妻保持开放式关系是一种个人自由，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生活方式，不能因为别人看不惯，就定义它为犯罪。” 在马尧海的观念里，每个人都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只要双方都认可“换妻”，那么换妻就是可取的，不违背道德、也不存在背叛。但凡是夫妻双方赞成的换妻行为，合理也合法。以至于就算马尧海约玩了多场“换妻活动”，他马被警察带走铐上镣铐时，都还不知道我国有“聚众淫乱”这个罪名。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开放式婚姻”？前一段时间，姐听朋友谈起娱乐圈八卦，其中有聊到徐峥和陶虹的开放式婚姻，两人早就开始就各玩各的。早前在媒体采访上，陶虹曾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肉体上的事，那都不叫事儿。” 甚至后来金星在采访陶虹的过程中曾这样问道：徐峥自从成为大导演后，身边往上扑的女明星特别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没想到陶虹开玩笑打趣地说：“那也不错，说明我的眼光不错。” 同样的话也问过冯小刚的妻子徐帆，她这样答道：“主动倒贴冯小刚的人太多了，看死也没用那就不看。反正我们家是男人不吃亏。” 这让姐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看过的美剧《致命女人》，其中里面就讲述一对夫妻奉行开放性婚姻。大致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睡可以，但原则上不许动真感情，方便的话大家可以一起睡。尽管中国是个传统保守的国家，但是近年来像这种开放性婚姻的声音甚嚣尘上。许多人都忍不住吐槽：“所谓的什么换妻开放，不就是在出轨乱搞吗？” 虽然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尽管有些是夫妻双方达成共识你情我愿的，但婚姻的边界毕竟还是“忠诚”二字。试想一下人在结婚那天宣誓厮守终生，而后便打着“换妻”“开放式婚姻”所谓看似合理化的幌子在外边与别人乱搞，那将是多没底线多么荒诞的一件事。知名性学家李银河曾经对马尧海的案件发过声。她说，她不支持也不提倡马尧海换妻的行为，但是马尧海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不仅是马尧海，还有无数个想要保持开放关系的已婚男女，他们都享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乍一看正义凛然，思想也走在时代先锋。不过仔细品读一下，你发现甭提法律了，就算是在伦理和道德上也压根站不住脚。对于约定俗成的普通人来说，爱情是具有排他性的，开放式的恋爱或者婚姻关系一定存在，但它仅仅属于很少一部分人。那部分人需要十分的强大，独立，聪明，自私，自我...... 真正选择开放性关系的人，都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那是像伍尔夫、像维吉尼亚、像理查德一样有着丰富而强大的内心的人。这些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在寻找什么，在每一段关系里学习成长，而不是迷失自我，这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自信。而我们不是，我们是容易患得患失的普通人，我们看到的是性，是肉体，而非别人看到的精神高度。对于我们来说，婚姻是需要忠诚来约束的，换妻就该有悖于伦理和法律，受到舆论的谴责，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都像马尧海那样，婚后自由支配身体，夫妻和夫妻之间随意滥交。那么婚姻的意义在哪里？婚姻里开放的尺度又在哪里？没有边界、没有底线，岂不是天下大乱？我们都该知道，婚姻，意味着家庭、意味着稳定，也意味着你要让出部分自由，才能去享受这份温暖和安定。性与爱完全分开，灵与肉泾渭分明的婚姻，其实并不存在。 “换妻”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实现自我放纵的幌子。别否认，你听到“开放性关系”的时候，脑子里首先反映出来的是滥交；你听到“开放式婚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出轨。你要的不是人身自由的权利，你要的是出轨、纵欲，合理化的借口。写在最后：人生如戏，如幻梦一场，每个人都应该好好选择他能承受得起的，幸福的方式。当你决定尝试开放性关系的时候，那就请止步于婚姻。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世人的思想如何开化，婚姻的底线都是忠诚。精神上、身体上，无一例外。

据CTV转引美联社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NHC(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副主任李斌（Li Bin）宣布，截止到北京时间周二午夜，中国国内确诊感染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上升至440例，其中9人死亡，涉及到全国13个省市和自治区。但据央视网综合国家卫健委和各地卫健委的通报数据，截至北京时间周三（1月22日）晚19时30分，全国各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为473例。其中，福建、安徽、澳门、辽宁、贵州、海南、山西、广西、宁夏等地在周三都有首例确诊病例的报告。据美联社今天上午9时52分更新的消息，中国全国各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544例，死亡人数也上升至17人。（CTV）美联社报道称，李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已经发生人传人，以及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和感染。” “有证据表明，该疾病已通过呼吸道传播，并且有可能发生病毒突变。” 中国卫生当局发出警告，吁请武汉市市民尽可能避免到公共场所，更不要举行大规模聚会。李斌警告说，这种新的病毒性疾病已经感染超过400多人，并造成至少9人死亡，还有可能会进一步传播。泰国当局周三证实了四起感染病例，患者包括1名泰国公民和3名中国游客。日本，韩国，美国均报告了一例；台湾也有一例。所有这些患者要么是武汉人，要么是最近到过武汉的人。泰国公共卫生部长Anutin Charnvirakul对记者表示：“目前这里的局势已得到控制。我们检查了所有相关的人：包括出租车司机，为病人推轮椅的人，以及在患者身边工作的医生和护士。这些人都没有问题，说明还没有人传人。” 美联社报道称，前葡萄牙殖民地，已经回归中国的澳门也证实一宗感染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控制病毒传播很有信心。他说：“我们确实有相关计划，我们认为它能够很好地应对。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好地处理了…我们的情况不错，我认为中国方面也在努力，可以把事情处理好。” 朝鲜旅行社表示，由于武汉肺炎爆发，该国已禁止外国游客入境。在此之前，前往朝鲜的大多数游客要么是中国人，要么通过邻国中国前往该国。2003年非典恐慌时期，朝鲜曾经关闭了边境。目前不少国家在国际机场采取扫描措施，重点对象是来自中国，特别是来自武汉的旅客。一名曾经经历过2003年SARS爆发的资深医学专家对美联社表示，尽管新病毒与SARS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起源于中国，且与食用动物有关系，但当前爆发的情况似乎比当年要温和得多。 2003年SARS爆发时，David Heymann博士曾经担任世卫组织全球应对SARS的负责人。他对美联社表示，这种新病毒对有其它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可能更危险，但似乎不像SARS那样具有高度传染性。 Heymann博士还说：“看起来它不太容易在空中传播，很可能是通过紧密接触传播的。但非典不是这样，它是在空中传播的。” 美联社最新报道说，世卫组织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日内瓦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是否应将这次武汉肺炎的爆发与蔓延宣布为全球危机。 17年前，SARS不仅横扫中国，也在遥远的加拿大肆虐。短短一个月内，由一个“超级传播者”触发了亚洲以外最严重的SARS疫情。当SARS首次在中国南部出现时，它对加拿大人来说是一个谜——没法快速测试来确诊，不知道它如何传播，也不知道如何治疗。由于没有明确的程序来筛选病人或保护自己不受感染，加拿大的医护人员面临巨大压力，充满恐惧，甚至宁愿辞职。 SARS疫情在多伦多爆发的第一阶段，主要影响了四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患者及其来访者。第二阶段主要发生在单个病房的工作人员和访客中。在整个链条中，“超级传播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轮SARS疫情，加拿大共确诊375例SARS，45%为医护人员，死亡44例，病死率高达12%。仅多伦多地区就隔离了25000名居民。由于没有完善的重大疫情应急反应系统，面对来势汹汹的SARS疫情，安大略省的公共卫生系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是漏洞，公共卫生部门与医院之间欠缺沟通，医疗人员疲于奔命。加拿大安大略省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传染病部门主管布莱恩·施瓦茨博士曾表示，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当然也包括医疗系统内部，都是极其可怕、极其严重的创伤”。 “超级传播者”造成医院内传播最初的“传播者”是一个老太太，她无意中传播给了自己的家人。 2003年2月18日至21日，78岁的加拿大居民关姓老太太与她的丈夫在香港度假，并入住九龙的一间酒店。有报道说，她在此酒店期间曾与一名中国医院来港的刘姓教授擦肩而过。关太太于2月23日返回多伦多，而此前一天，那名刘姓教授已经住进了医院。关太太回家后开始出现症状，并于3月5日在家中死亡。在她生病期间，包括她儿子（病例A）在内的家庭成员在家中护理。病例A于2月27日发病，并于3月7日转诊到医院。 3月7日，A病例出现严重呼吸系统症状后，病毒开始在医院内传播。他被安置在急诊科的一般观察区，接受雾化沙丁胺醇治疗。在这段时间里，SARS传染给了急诊室的另外两个病人（病例B和C）。B病例在1.5米外与A例相邻的床上，用帘子隔开，曾出现快速房颤的B病例9小时后从急诊室出院回家。C病例因胸腔积液而出现呼吸急促，距离A例约5米，转院至医院病房，3月10日出院回家。三个病人由同一个护士照顾。病例A在向急诊科报告后18小时被短暂地转移到医疗单位，然后转移到重症监护室（ICU）。三小时后，由于肺结核被列入鉴别诊断，他被隔离。3月10日，负责病例A的ICU工作人员实施了接触和液滴预防措施，病人一直隔离到3月13日死亡。病例A的家人于3月8日、9日和10日到ICU探望了他。在此期间，一些家庭成员发烧，两人出现呼吸系统症状。3月9日和3月11日分别对家属进行了胸片检查。4名成员的放射片异常，并被要求随时戴上口罩，进出重症监护室时洗手，并限制他们去重症监护室的次数。失控：众多院内感染事件发生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示，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正在河内、越南和香港的医护人员中传播。该警示已转发给多伦多的传染病和急诊科医师。第二天，病例A死亡，很明显，其他几个家庭成员的病情也在恶化。有关临床医生和当地公共卫生部门怀疑该家庭的疾病可能与香港报道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有关。3月13日，四名家庭成员被送入三所不同的医院，3月14日，另一名家庭成员被送入医院。所有患者均采取空气、飞沫和接触预防措施。入院后，这些病例没有进一步传播。但这只是部分阻断，另外一个“超级传播者”B随即开始发挥其破坏性。病例B于3月10日出现发热，也就是在急诊部门接触病例A3天后出院。在接下来的5天内出现呼吸道症状。3月16日，他被两名急诊医疗服务人员带到医院，他们没有立即采取接触和液滴预防措施。急诊室内采取了空气、接触和液滴预防措施，9个小时后病例B被转移到ICU的隔离室。他的妻子于3月16日患病。她于3月16日在B病例所在的急诊室（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并于3月21日在ICU拜访了他（已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当天晚些时候死亡。感染还传播到了病例B的其他三名家庭成员中。 3月16日，与病例B及其妻子接触的许多人患上了SARS，包括将他带到医院的2名护理人员、1名消防员、5名急诊科人员、1名其他医院工作人员、2名急诊科患者，1名在B病例期间在急诊科工作的管家，与病例B同时在急诊室就诊者7例（症状发生于3月19日至26日）。至此，“超级传播者”B不仅撂倒了自己的妻子，还撂倒了另外19人。更糟糕的是，16名医院工作人员、来访者和患者又传染给8名家庭成员和8名其他家庭联系人。让人意外的是，即使是佩戴了防护设备，采取了预防措施，仍防不胜防，仍有医院工作人员中招。在ICU，病例B的机械通气插管是由一名戴着手术面罩、手术服和手套的医生操作的。他随后感染了SARS，并传染给了他的一名家庭成员。3名ICU护士在插管时采取了液滴和接触预防措施，在3月18日至20日期间出现早期症状。其中一个把感染传染给了一个家庭成员。 3月13日，病例C因心肌梗塞症状发病，由医护人员送至医院。由于不清楚他在3月7日与A病例有过接触，因此医院方面出现疏忽，没有将其隔离，也没有采取其他预防措施。他被送入冠状动脉监护室（CCU）住了3天，然后转到另一家医院进行肾透析。他一直住在另一家医院，直到3月29日去世。随后SARS开始在该医院内传播。这一次也是撂倒了一批人，其中包括病例C的妻子，她于3月26日生病。其他被感染的人包括：急诊室的1名患者、3名急诊室工作人员、1名在急诊室工作的管家（当病例C在场时）、1名医生、2名医院技术人员、2名CCU患者和7名CCU工作人员。其中一名将C病例送往医院的医护人员也病倒了。还没有完——随后，该医院患病的工作人员进一步传染给他们的6名家属、1名病人、1名医务室工作人员和1名急诊室的其他护士。安大略省宣布进入紧急状况情况近乎失控！2003年3月23日，多伦多可用的负压房的数量正在耗尽。在3月23日下午的4个小时内，该市一家慢性病护理机构西园医院（WestParkHospital）的工作人员在一座以前用来安置肺结核病人的闲置大楼里重新启用了25张床位。尽管西园的医生和护士做出了努力，斯卡伯勒格雷斯医院和西奈山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帮助，但合格的工作人员只能照顾14名病人。面对越来越多的感染病例，安大略省政府于2003年3月25日根据《健康保护和促进法》将SARS列为一种可报告、可传染和致命的疾病。这一举措使公共卫生官员有权追踪感染者，并发布命令，防止他们从事可能传播新疾病的活动。省卫生厅启动了应急行动中心。到2003年3月26日晚，西园医院和多伦多医院所有可用的负压室都已用尽；然而，10名需要入院治疗的斯卡伯勒病院工作人员在急诊室等候，其他生病的人则在家等候看病。一夜之间，安大略省政府宣布了省级紧急状态，要求所有医院建立负压室，照顾SARS患者。截至2003年3月25日，加拿大卫生部报告了19例SARS病例，其中安大略省18例，温哥华1例。但事实上，截至当日，已有48名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的病人入院。更多的人开始感觉到症状，并随后被确定为SARS患者。后来的流行病曲线显示，这一时期是爆发的高峰期。3月19日，9名加拿大人患上了“疑似”非典型肺炎，这是最高的单日总数。综合“疑似”和“可能”病例来看，发病高峰为3月26日，3月25日至27日这3天发病高峰期。安大略省政府于2003年3月26日宣布非典为省级紧急事件。根据《应急管理法》，政府有权指导和控制地方政府和设施，以确保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命令大多伦多地区（GTA）和西姆科县的所有医院启动“橙色代码”应急计划。“橙色代码”意味着相关医院暂停了非必要服务。他们还被要求限制访客，为潜在的非典患者建立隔离装置，并为暴露在外的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即：长袍、口罩和护目镜）。四天后，省政府官员扩大了安大略省所有医院的准入限制。 5月4日至5月中旬，加拿大再没有发现新病例。5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把多伦多从SARS疫区名单中剔除。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疫情已经结束。安大略省政府于5月17日解除了紧急状态，这与疾病得到控制的情况是一致的。有关指示继续强调卫生保健环境中加强感染控制做法的必要性。医院的橙色代码状态被撤销。似乎病例总数达到了稳定的水平——140例可能感染，178例疑似感染。24名加拿大人死亡，全部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发生的两起SARS疫情及病例年龄分布。大多数病例在18岁至64岁之间，发生在医院的医疗工作者、患者和医院访客之间第二阶段：又现“超级传播者” 本来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是没料到，5月下旬多伦多再次爆发SARS疫情。 5月上旬和中旬，根据省控制SARS指示的建议，在除急诊部和ICU以外的所有医院区域，多伦多所有医院都停止了对没有呼吸症状的非SARS患者采取扩大的预防措施（即使用N95或同等呼吸机的常规接触预防措施）。此外，不再要求工作人员在全院常规佩戴口罩或呼吸器，也不再要求他们在吃饭时保持距离。 5月20日，多伦多一家康复医院的5名病人被报告患有高热症。4月22日至28日，这5名患者中有1名在北约克总医院（NYG）骨科病房住院，另1名在5月22日通过核酸扩增检测发现与SARS相关的SCoV。经调查，第二名病人于4月22日至28日在NYG医院骨科病房住院。在确认这些病例后，对NYG医院的肺炎病例进行了调查，在患者中发现了8例以前未发现的SARS病例。与安大略省疫情第二阶段有关的第一名患者是一名96岁男子，他于3月22日因骨盆骨折入院。4月2日，他被转到骨科病房，在那里他发烧，胸片有浸润。尽管他最初似乎对抗菌治疗有反应，但在4月19日，他再次出现呼吸系统症状、发烧和腹泻。他与SARS患者或医护人员没有明显接触，吸入性肺炎和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似乎是他症状的可能解释。在随后的疫情调查中，与该患者密切相关的其他患者以及与这些患者相关的几名来访者和医护人员被确定患有SARS。至少有一名探访者在一名住院家庭成员发病前患病，另一名探访者被确定患有非典型肺炎，尽管他住院的妻子没有。 5月23日，NYG医院不再接受新病人，但新确诊的非典病人除外。不久，新的省级指令颁布，要求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几家医院提高感染控制预防措施的水平。NYG医院的医务人员被置于为期10天的隔离之下，并被指示避免在工作之外的公共场所出现，避免与朋友和家人亲密接触，以及在公共接触不可避免时戴口罩。截至6月9日，在NYG医院因感染而新增的79例SARS病例中，78例似乎是由5月23日之前的感染所致。在第二波疫情中，多伦多卫生部门的反应有了提高，采取果断措施，包括提高感染控制预防措施的水平，让相关医护人员隔离等。因此，短短几天就遏制住了疫情。但是，进入6月份，加拿大卫生官员表示，多伦多东部郊外的惠特比莱克里奇医院内至少有12起SARS疑似病例。此前，这所医院中已经至少有15名患者被怀疑在接受透析治疗时感染上了SARS病毒。至此，多伦多成为亚洲以外惟一一处仍不断出现SARS病例的地区，到6月份，当局已经强制隔离650人。反思：领导、协调不力相关数据显示，在2002年至2003年SARS肆虐期间，全球共有8,098人先后感染该病毒并且有774名患者死亡，死者中有44名加拿大籍公民。回望多伦多抗击SARS的历程，正如一些医疗界人士所指出的，当年加拿大的防备和应急反应“非常、非常简陋”。后来发布的一份加拿大联邦报告批评了对疫情的处理，指出领导、协调不力。加拿大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唐纳德·洛曾撰文指出，多伦多在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方面的教训表明，这种疾病在医院内传播的速度极快，SARS超级传播者的危险不可低估，未及时发现的病例导致了高发病率、高死亡率。他指出，这种疾病完全是由接触受感染者引起的。传播主要发生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或发生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病例中，传染源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有些病人感染性更强。他认为，归根结底，严格遵守预防措施和执行这些措施，对多伦多遏制SARS疫情、确保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的安全至关重要。 17年后，当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或许勾起了一些加拿大人的恶梦。加拿大方面正密切关注。与上次应对SARS的被动情况相比，加拿大的一些传染病学专家认为，这次加拿大方面对疫情防控处于主动地位。全球化时代也导致了风险的全球化。SARS等疫情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忧虑，疾病的无远弗届，更说明“地球村”的村民如何唇齿相依。而每一次创伤都在提醒世人，采取透明、紧急应变、扩大合作等方式，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途径。（参考链接： https://www.ctvnews.ca/health/cases-of-new-coronavirus-rise-to-440-in-china-9-dead-1.477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