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一名17岁的中国留学生已失踪100天仍未被寻获。加拿大蒙特利尔警方1月25日宣布，一位匿名捐助者捐献2万加元赏金，以奖励能提供该留学生位置信息的人。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失踪的17岁中国留学生田丰。田丰家人供图   该名来自河南的男性留学生名为田丰，2022年7月下旬抵达蒙特利尔。在事发前，他与陪读的母亲住在一起。据身在蒙特利尔的其表兄回忆，2022年10月17日晚，田丰在住所吃过晚饭后，于21:40时左右出门，其后曾在网络群聊中发过一个表情包，之后不知去向。其母近午夜返回住所，未入孩子卧室查看，故次日方才发现孩子已失踪、失联，并在次日晚间报警。 田丰的家人早前曾表示，田丰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平日未发现其有不良嗜好，作息规律；事发前与家人关系融洽。他离开住所时，应该只携带了手机和钥匙，未带钱包、身份证件等物品。 田丰亲友表示，已向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反映此事。总领馆高度重视，并积极与当地警方联系。加拿大魁北克河南同乡会、加拿大魁北克河南商会等社团组织也迅即展开力所能及的帮助工作，安抚家属、打听信息、发动乡亲扩散消息等。 蒙特利尔警方表示，调查确定，有人最后一次看到田丰是在该市西南区圣雅克街(Saint-Jacques)和德利内尔街(Delinelle)交汇处的圣伊丽莎白广场公园附近。他不通法语或英语，身高约1.8米，体重约68公斤，失踪时身穿黑色牛仔外衣、黑色毛衣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 警方表示，寻人赏金由一位匿名人士通过当地慈善机构“太阳青年”捐出。希望知情人士尽早与警方联系。

多伦多警方今年初发布一对男女的照片，称他们使用伪造文件冒充真正的屋主将多伦多的一处房屋挂牌出售，当时屋主人在海外，事后才发现房子已经被偷卖了。一个华人留学生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据报道说，她在中国期间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被别人以97万的价格给卖了，所幸她买了产权保险，目前保险公司正在调查这套公寓是如何被他人卖掉的。报道说冒名顶替者的地产经纪讲普通话，相信骗子很可能也是华人。 图源： Global News 据Global News报道，来自中国湖北省的余某（Moffy Yu）提供的文件显示，她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去年5月11日被别人以97.8万的价格挂牌上市，九天后以97万元的价格售出，价格接近大流行房地产繁荣的高峰期。安省的土地所有权文件显示，这笔款项的所有权已于6月15日转让给一位向蒙特利尔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新买家。 现居湖北省的前国际学生余说，她从未将自己位于多伦多央街Aura skyscraper的房子出售。 图源：skyscrapercity 她说，该房产被人冒名挂牌出售，冒充者获得了空置房屋的使用权，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了照片，然后挂牌出售了。在此过程中，冒名顶替者似乎欺骗了买家、双方房地产经纪人、参与销售的律师、一家大银行和安省土地登记处。 多伦多警方证实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但不会透露更多细节。蒙特利尔银行表示，它随时准备帮助警方，而土地产权主管部门于8月31日在产权上放置了“警告”通知。 余将自己的经历称之为“离奇而震惊”。 来自King International Advisory Group调查员Brian King代表产权保险公司调查了这个案子，King说这是“全面产权欺诈”的一部分，窃贼通过使用虚假身份证明来冒充真正的房产所有者。  King表示他无法对此案件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 但他说，他的公司最近调查了大多伦多地区的几起全面产权欺诈案件。其中一项涉及200万元的房屋销售。 他说，这一现象涉及自称是房产所有者的“欺诈冒名顶替者”，欺诈者“制造并准备了身份证明”。 他说，全面的产权欺诈“问题重重”，因为真正的房主和毫无戒心的新买家都受害。 King说，房产出售，虽然是欺诈性转让，但都是在适当的法律程序中进行的，这增加了复杂性，因为必须全部撤消，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一切都必须经过各种司法程序。 24岁的余说，她在2017年以超过80万元的价格购买的该公寓，去年7月她注意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因为当时她没有被收取每月的物业管理费。 她让在多伦多认识的房地产朋友调查情况，得到了此公寓已经挂牌出售的消息，她感到震惊。 余说，我吓坏了，我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余说她于2019年返回中国，她向警方和她的保险公司报告了此事。 周二，当一名记者表明身份并询问该房产的所有权时，一名接听该公寓对讲机的女士挂断了电话。目前大楼的对讲机上仍然显示着余的名字。 余提供的文件中列出的代表欺诈卖家的房地产经纪用普通话表示，该公司不知道此案，而买方代理经纪证实该公寓六月售出。 余说，这次不幸经历中唯一幸运的部分是她购买了土地产权保险。 安省房地产协会行政总裁Tim Hudak表示，欺诈者伪造文件的技术变得更老练了，很容易瞒天过海，因此屋主保障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购买产权保险”。 “产权保险”贵不贵呢？平均而言，每1,000元的房产价值，保险价约为1元。如果房屋价值50万元，屋主要花约500元，房子价值100万元，那保险费就是1000元。 Hudak说，以前的房产欺诈的手段是骗子充当买家，以他人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获得房屋贷款，然后将钱拿走。如今骗子冒充屋主身分成了新趋势。 若屋主长期不在境内，很容易成为骗子下手的目标。 Hudak说，当涉及买卖房屋时，所有相关专业人士、房地产经纪、律师和银行等人，都应该要非常仔细地检查身份证件。

一名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在上学路上，惨被几名警员拦截，并遭遇膝盖压脖子及反复电击。因为警方认错人了！ 现在这名多大学生起诉多伦多警局和三名警员，索赔160万。 根据一份索赔声明的描述，2021年8月12日，27岁黑人Hasani O’Gilvie在去多伦多大学市中心校区的路上，他从北约克的一个广场下车，在Jane Street夹Wilson Avenue附近，他发现一辆警车在跟踪他。“担心自己安全”的他拐进了超市No Frills和另一栋建筑之间的过道中。 但警车紧随其后，警员Rachel Saliba从车上下来，开始盘问他。 “O’Gilvie先生提供了他的全名，但被告Saliba并不相信他，”诉讼称。 几秒钟内，又一名警察Jilliane Baquiran出现，“在Taser枪的威胁下”，试图逮捕O’Gilvie，而O’Gilvie“向他们保证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并举起双手在他面前表示他服从命令。” 接下来情况“升级了”，第三名警察Seth Rietkoetter到达现场，他“立即抓住了”O’Gilvie，并用膝盖和腿压制他的脖子。 索赔文件称，尽管O’Gilvie顺从地将双手放在背后，他还是在“被制服、没有反抗、躺在地上、被束缚”的情况下被反复电击。 警员Rietkoetter在整个电击电击过程中，用膝盖一直顶着O’Gilvie的脖子。 索赔称：“在O’Gilvie先生被完全束缚住时，警官非法搜查了O’Gilvie先生的包，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些身份证明，证实O’Gilvie说的是真话。” 之后，警官们表示歉意并放走了O’Gilvie。 多伦多警方向媒体证实，这些警官目前仍在为警方工作。 根据媒体获得的一份警官笔记，警方称这是一起“认错人”的案件，O’Gilvie并不是警方正在搜寻的年轻黑人男子。其中一名警官的笔记称，O’Gilvie与一名嫌犯有“相同的外貌描述”。 据O’Gilvie的律师说，整个逮捕的过程都被警察的随身摄像机拍了下来，他已经看了这些录像。但这些指控还没有在法庭上得到证实。 该案定于2024年2月举行听证。 现在，O’Gilvie正在起诉多伦多警方和三名涉案警官，要求他们为每项违反宪章的行为赔偿5万加元元。他的母亲Christine O’Gilvie也根据《家庭法》要求获得25万加元的赔偿。 心理创伤 O’Gilvie的脸上有疤痕，他的上身受到软组织伤害。但O’Gilvie的律师说，情感伤害是最严重、最持久的。 律师David Shellnutt告诉记者：“最严重的伤害是心理上的。” 诉讼称，噩梦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O’Gilvie，让他无法入睡。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的压力渗透进他的每一天。 “年轻的黑人男子被国家公职人员攻击，这是相当大的创伤。我们怀疑这些伤害将持续多年，需要大量的治疗来解决，”Shellnutt说。 “O’gilvie 被拘留、逮捕和殴打，因为他是一名年轻的黑人，没有其他合法理由，”诉讼称。“被告对O’gilvie先生的行为是排斥黑人的、歧视性的、非法的。” “我认为O’gilvie的故事对多伦多的黑人来说并不新鲜。多年来，他们一直谴责警方使用武力。”Shellnut 说。  Shellnutt 还指出了事件的更广泛的时间线。一年前，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 在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 被一名警官用膝盖压在地上。一年后，前多伦多警察局长公开道歉，因为数据显示黑人居民在看起来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警察用枪指着的可能性比白人高230%。 Shellnut还提到了最近批准的多伦多警方预算增加4830万元：“就这样，警方还在要求更多的钱！”

中国学生几乎占麦吉尔大学国际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在UBC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多大占近三分之二。 中国留学生仅2018年一年，就为加拿大经济贡献了约50亿元。加拿大研究型大学近年来受到大量削减预算和政策变化的挑战，而新冠疫情令收入骤减。 多年来，加拿大大学与中国的合作急剧增加。例如，国际学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在本国政府资助减少的情况下，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通常是国内学生所支付学费的三到四倍。 2010年至2019年间，在加拿大PSI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158%。2018年，中国学生通过学费、住宿、交通和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为加拿大经济贡献了约50亿元。 确保新的和不断增长的稳定、可预测的资金来源，对于加拿大大学减少对外国资金的依赖非常重要。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依赖仍无法改变。 加拿大大学由于新冠疫情，来自国内的资金已经大减，收入也严重减少。

自从手机有了定位追踪功能，现在电子设备被偷之后，人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希望根据蛛丝马迹找回失物，但警方强调，独自行动真的很危险！ 据报道，就在几天前，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佛罗伦萨火车站等车时，被一名小偷盯上了。 这名摩洛哥小偷认定留学生的背包中一定有贵重物品，于是决定一定要把它偷出来。 图源：中国侨网 据报道，在盯了很久之后，摩洛哥人冲过去抓起地上的包，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这名中国学生顿时慌了，因为包里面不仅有笔记本电脑，还有其他电子设备和贵重物品。 然而，该留学生意识到包中电子设备装有定位系统。于是他拿着手机定位，悄悄地跟了上去。他想把包拿回来，小偷却十分狡猾地一直在逃跑。 图源：italiarail 幸运的是，两名便衣警察看到了这名留学生，并联系了巡逻的同事。警察立刻逮捕了这名逃跑的小偷，并将其归还失主。 这名摩洛哥男子因盗窃罪被逮捕，但警方提醒留学生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千万不要独自冒险前行。因为小偷可能有同伙，身上可能有武器，独自跟上是非常危险的。

抖音大家天天刷，但有没有人想过自己拍点小视频做网红呢？ 近日，有媒体介绍了一位多伦多大学的亚裔留学生，她刚到加拿大不久，正在通过视频分享她对其他来到加拿大的人的建议，这些视频帮助她获得了上万的粉丝。 Tiktok视频博主Cheena (@hexsocialstudio)制作了一个系列视频，详细介绍了一些你应该知道的“关于加拿大的随机事情”，以保证你的安全。 Cheena说：“如果你接到一个电话，说他们来自CRA或IRCC，并且提到一个案件或你欠了费用，这就是一个诈骗电话，” “挂断电话，不要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拨打网站上列出的正确号码进行确认。” 图源：narcity 除了金融诈骗之外，她还对另一种威胁进行了真实的描述。“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鹅，如果你看到一只鹅，就继续走，不要去抚摸它，不要去接近它，这可以救你的命，”Cheena建议说。 图源： [email protected] 在其他的视频中，她提供了更多的建议。“当你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你的账单应该用比特币支付，这是一个骗局，” “当在网上做交易（出售物品）时，不要接受支票付款。现金支付是最安全的，” 图源： [email protected] 她说：“骗子会会故意寄来金额更大的支票，要求你将多余的金额电子转帐，再把这支票全额退款。” 她还会拍摄一些非常温馨的视频，鼓励新来者。“如果你是一个新移民，我只想说，不要害怕！不要认为你不能取得伟大的成就，因为你是一个国家的新人。” “走出你的舒适区。相信自己，并始终对反馈持开放态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能行！”

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显示：自12月12日起，北京、广州、上海和沈阳进行了常规签证预约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需要重新预约时间，12月线下面试取消。移民签证预约保持不变。  美国驻华大使馆称，此举是考虑到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领事馆仍然对公众开放。  目前取消信息如下—— 北京领馆：2022年12月13日到30日取消所有非紧急类非移民签证预约； 上海领馆：2022年12月14日到30日取消所有B/C1D类签证预约； 沈阳领馆：2022年12月12日到16日取消非移民签证预约 沈阳领馆自12月12日起签证服务暂时关闭； 广州领馆：2022年12月12日到16日取消非移民签证预约 临时关闭非移民签证处并暂停常规签证服务。 预约了以上领馆12月面签的同学可以查看一下邮箱，是否收到取消邮件！如有遗漏欢迎大家补充！

涉杀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蒋凯文(Kevin Jiang，音译)的潘勤轩(Qinxuan Pan)，日前开庭被五名证人指有作案嫌疑，法医还在他驾驶的休旅车上发现死者血迹与皮肤残留物及开枪后的痕迹，以“合理依据”(probable cause)指他涉案；死者父母表示感谢，指证据确凿，被告有罪。 检方提供多项证据直指潘勤轩涉杀蒋凯文。(警方提供) 康州高等法院日前用两天的时间，听审潘勤轩所涉的谋杀案证供，第一天由一名拖车司机、两名警员、一名废品场保安，与一名不愿具名的谋杀案目击者指证被告，指在蒋凯文死亡前后，曾看到被告。 翌日的听证会中检方提供物证，两名法医与一名纽黑文(New Haven)警探指，在潘勤轩车内发现变速杆上有蒋凯文血迹，被告在案发日戴的帽子有死者皮肤组织，并在车内发现开枪后痕迹；经两天听审，法官阿兰德(Jon Alander)指同意被告涉案，检方履行举证职责。 蒋凯文的父亲蒋民诚(Mincheng Jiang)与母亲刘琳达(Linda Liu)对上述结果感到欣慰；蒋民诚表示，目前证据确凿，毫无疑问潘勤轩有罪，“这就是结果”；刘琳达感谢法官当日的裁决，“我们等这一刻太久”。 对此，潘勤轩拒绝认罪，代表律师在听证会后，要求把2000万元的保释金降低到200万元，当天的庭审法官哈蒙(Gerald Harmon)拒绝了此申请。 蒋凯文去年2月被杀害后，麻省理工学院(MIT)华裔博士生潘勤轩成为主要嫌疑人，一直在逃，三个月后在阿拉巴马州被捕引渡回案发地康州受审，他否认控罪，案件胶著至今，原定9月庭审，被告律师帕蒂斯(Norm Pattis)指，他的当事人拒绝合作，因此为他申请精神检测，结果显示被告有能力参与庭审。 根据法院文件，潘勤轩是预谋作案，且准备充分，警方虽未公布作案动机，但多项证据指向情杀，蒋凯文未婚妻佩里(Zion Perry)也表示，感到潘勤轩“对她有意思”。

　　在全世界，读医最难的可能要数加拿大了，不但比欧洲、澳洲难，而且比美国还难，有很多有志成为医生的学生被迫远道他乡读医，但最后绝大部分回不到加拿大执业，被迫流落他乡。 　　加拿大环球邮报（GobalandMail）12月12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在国际医学院接受培训的加拿大医生越来越多地放弃回加拿大工作。 　　距离加拿大3,340公里外的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CollegeofSurgeons）有近300名加拿大学生，感觉很像加拿大的一所医学院。   　　虽然这所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历史悠久的大学自1784年以来一直在培养医生，但近几十年来，已成为许多年轻加拿大人追求成为医生梦想的的海外重要培训基地。   　　皇家外科医学院RCSI四年制医学课程中超过40%的学生来自加拿大，这比任何其他国籍的学生都要多。 　　为了让加拿大留学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校方组织了加拿大感恩节庆祝活动、一年一度的TerryFox长跑、以及前往北爱贝尔法斯特（Belfast）观看职业冰球比赛的旅行。 　　甚至课程也面向北美的医学职业，围绕加拿大和美国医学考试的写作时间制定了课程表。 　　马修·马恰切拉（MatthewMacciacchera）来自多伦多旺市，一位有抱负成为整形外科医生，目前在读四年级。 　　马恰切拉说：“这里有这么多加拿大人，几乎感觉就像你在加拿大的学校里。” 　　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马恰切拉毕业后想回到加拿大开始医学生涯。 　　每年，加拿大都有数千名学生在爱尔兰、澳大利亚、英国、以色列、美国和加勒比地区隶属于美国教育的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 　　这几千名医科生选择离开加拿大的原因是在加拿大读医太难了，因为几乎不可能获得该国17所医学院的2,800个名额中的一个，每年大约90%的申请者被拒，尽管GPA成绩和资格很多都非常好，但是，需求远远超过供应。 　　这些国际医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国家担任医生，他们在那里备受垂涎。 　　几乎所有海外读医的加拿大学生都想回家执业，但不能。 　　2010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年有3,500名加拿大人出国接受医学培训，其中90%他们想回到加拿大工作。 　　但是，因为他们经常返回加拿大职业的系统所阻止，尽管加拿大医生短缺，但该保守的系统却反应缓慢。 　　专家说，加拿大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因手术积压、急诊室挤爆和医护人员精疲力尽而不堪重负之际，数百万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寻找家庭医生，加拿大需要紧急解决其医疗人才流失和国际医科生面临的许多障碍。 　　专家认为，加拿大各省政府和医学监管机构还需要为国际医科生创造更多的住院见习医生（residencies）机会，这是解决加拿大日益恶化的医疗危机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 　　如果要想在加拿大成为执业医生，读完医学院后，必须要进行至少两年的见习监督培训，也就是所说的residencies住院见习医生。 　　但对于许多在海外学习的医生来说，由于缺乏省级资助的住院医生职位，因此，到美国欧洲读医学院回加拿大从事医疗职业的道路仍然封闭。 　　图：加拿大家庭医生来源比例 　　根据住院见习医生的匹配服务系统(CaRMS)的数据显示，在今年成功匹配获得住院医生资格的3,295名医科毕业生中，只有439人在国外的医学院接受过教育，占大约13%。 　　十年前，加拿大为国际培训的人提供了499个住院医生职位，而在198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接近700。 　　同样，指定给国际医科毕业生的住院医生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从2014年的346人减少到今年的331人。 　　图：国际医科生申请住院医生的情况   　　图：在国外读医回到加拿大需要经过漫长的8个步骤 　　许多国际申请人实际上是加拿大人，例如爱尔兰RCSI医学生马恰切拉来自多伦多旺市，但CaRMS匹配过程只考虑他们的医学院所在的位置，而不考虑申请人来自哪里。 　　马恰切拉说，通过有限的医学院名额和阻止海外留学生返回加拿大医疗系统的障碍是同学们的普遍抱怨。 　　由于在加拿大获得住院见习医生的机会非常困难，这些加拿大在海外医学院毕业的医科生被迫选择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工作，而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不像加拿大这么保守，对其他国际医学毕业生的门槛较低。 　　“我的一些同学很想做家庭医生，哪怕去偏远的农村当家庭医生。但他们无法在加拿大进入医学院，所以被迫到海外留学，支付更多的学费，并且正在失去名额给那些真正想从事其他专业的加拿大人，”马恰切拉说。 　　作为非欧盟学生，他们每年要支付高达80,000加元才能在爱尔兰学习医学，几乎是加拿大医学院学费的四倍。 　　虽然每年都有数十名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毕业生返回加拿大，但大多数最终都进入了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在美国，国际毕业生与美国国内受训的医学生享有同等地位。 　　许多人最终去了美国，Macciacchera马恰切拉在那里完成了实习，并可能最终去读研究生，今年有1,400多名加拿大医学毕业生申请这样做。在申请的国际毕业生中，将近60%获得了美国的住院见习医生。而在加拿大，这种可能性要小得多。 　　杰西卡·朗之万(JessicaLangevin)是在RCSI读医的另一名加拿大留学生，她希望返回加拿大当家庭医生。 　　她在安大略省Sarnia长大，但这位对医学感兴趣的26岁女孩担心，由于国际毕业生的住院医生数量有限，她可能没有机会在加拿大成为一名医生。 　　这就是为什么她也去美国申请。 　　“经历了这整个曲折读医过程，最后却无法在加拿大当医生，这真的很糟糕，”她说。 　　“一直获得的信息是，如果你是一名国际医科毕业生，几乎不可能在加拿大获得该死的住院医生资格，”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AtlanticBridgeProgram项目首席执行官彼得·尼伦（PeterNealon）说。 　　“这些人是百里挑一，他们唯有到别处当医生，因为他们很受欢迎。加拿大要求人家离开，最终他们唯有离开了。”

现如今加拿大物价飞升，食物、房租和学费都在涨，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开支在不经意之间就变多了。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为了帮助抵消部分费用，康奈斯托加学院（Conestoga College）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学生营养获取计划（Student Nutritional Access Program）的机会。 国际学生Aastha Pandit说，校内食品银行（Food Bank）每个月都能帮助她维持生计。 图源：Conestoga College 她说：“从精神上讲，当你是一个国际学生时，你总是在奔波”。 她说：“兼职工作、全职课程、通勤以及适应加拿大的天气。你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必须为自己做饭，你必须为自己买杂货，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自己做。” Tony Sabu也是该学院的一名国际学生，他说他能体会到Pandit的日常琐事。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我也没有存款。所以我申请了SNAP计划，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和礼品卡，这样我就可以购买食物。” Sabu和Pandit说，他们作为来自印度的国际学生搬到Kitchener后，第一次经历了食物短缺。 Sabu说：“在家乡，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食物困难。我来自一个农业家庭，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从外面买过东西，所以来到加拿大后，对我来说，为自己买所有的东西是一件新鲜事。” 他说，在发现校内食品援助计划之前，他曾经每个月在食品杂货上花费大约$25元。SNAP计划为像Sabu这样的学生提供了每月$125元的当地杂货店礼品卡。 Sabu说他通过减少零食和外出就餐来省钱。 他说：“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做一顿家乡饭。在Kerala的时候，我们通常早餐吃木薯粉。然后吃咖喱鱼和咖喱牛肉。我在这里买不起这些东西，但有些时候我去Kerala的餐馆，吃这些东西。” 图源：Conestoga College 在2023年秋季，有556名学生报名接受校内食品银行的支持。根据通过康奈斯托加的SNAP计划收集的调查结果，其中400名学生（72%）被认定为南亚人，而537人（96.5%）说他们是国际学生。 略高于一半的受访者（283名受访者）说，由于缺乏家庭支持，他们正经历着食物短缺的问题。 帮助管理食品援助项目的Rachael McCullough说，这种需求持续增加。 McCullough说：“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障碍，比如学生们并不真正知道如何用罐头食品做饭。因此，我们增加了更多的新鲜蔬菜，然后我们遇到了后勤问题，如容纳这些产品，因为我们的食品银行真的很小。” McCullough说，就在那时，他们决定不再经营传统的食品银行，而是每月向学生提供礼品卡。她说，此举也给了学生选择购买更符合其饮食限制或文化规范的食品的自由。 工作人员还认识到，被迫求助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Monica Suljovic也帮助管理这个项目，她说他们采取了措施，确保没有人感到羞耻或被污名化。 “我们尽量保持谨慎，”Suljovic说。 “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申请，没有人会看到他们的申请表，除了我们的食物银行领导。他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来领取礼品卡，直接拿了就走，”Suljovic补充说。 礼品卡的资金来自于学生会费用和捐款。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也有助于向学生提供当地餐馆和杂货店的优惠券和折扣。

联邦政府在本月15日展开一项试验计划，国际学生在学期内现可全职工作。有卑诗省的商业领袖表示，该计划会对省内经济带来好处。 有专家指出此举能帮助顾主应对劳工短缺的窘境，让他们的经营环境提供更多弹性以及稳定的工作机会。 不过有学生倡导组织就担心，计划会对学生的工作量带来影响。 该项试验计划会实行至下年底。此前，国际学生在读书期间，每周只能够最多受薪工作20小时。 联邦移民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表示此项目能将50万名国际学生引进到本国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卑诗教育厅发言人提供的数据，省内在2020至2021学年有近50万9千名大学生，其中就有151,185名为国际学生。

回忆起儿子的时候，李蓉的眼睛会亮起来，话也绵密得多，就像“在数身上的珍珠”。过去十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品尝过生活的百般滋味，但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跟孩子相处的，日常而细碎的时刻——比如儿子发蒙时，她曾指着路边的椅子，教他什么是长，什么是宽；母子逛超市时，她试着让儿子算数结账；他们一同看世界地图，看中国以外，那么多不同形状、地理、气候的国家……后来，儿子长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算数学到了统计学，从乐山走到了香港，又去到了美国。可她从来没有出过国。第一次坐飞机出去，是在去年，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而是赶赴他的葬礼。2021年11月9日，李蓉24岁的儿子郑少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近人行道上，被一名18岁的嫌犯枪杀。嫌犯抢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卖了100美元，次日被逮捕。那是李蓉不愿触碰的部分。她57岁，曾独身料理父母的丧事，离了婚，儿子又走后，生活好似坍塌下来，没有了寄托。后来，支撑起她的还是儿子：他一定希望她“健康快乐、过得好一点”。今年10月，我们在四川乐山见到李蓉时，她正在努力地学钢琴，练习瑜伽，上老年大学。 李蓉说，她喜欢罗曼·罗兰那句知名的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郑少雄一周年忌日的时候，李蓉发的朋友圈。以下为李蓉的口述1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没有离开，“不思量，自难忘”。这24年，所有美好的回忆，像一颗一颗的珍珠，嵌在我心里，挂在我胸前，任何时候想起，随手一捏，就是一个故事。我有那么多宝贵的回忆，我就觉得我很富有，很幸福。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7岁跟着父母从成都来到乐山生活。毕业后一直在医院做财务工作。生同同时我33岁了。同同一岁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分开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必须强大起来，为儿子撑起一片天。同同很小的时候，上街看到路边的椅子，我会教他什么是长、宽，他跑过去拿卷尺量；街道施工，我会带他去看井盖，让他知道井盖是做什么的。我还会带他到桥上看汽车，记车牌、车号，跟他讲不同车子的价格、特点。郑少雄小时候。郑少雄和妈妈在一起。他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去逛超市，给他10块钱买东西，通过计算价格学习加减法。我也会带他去看家电，告诉他热水器、锅是哪个国家的，回来后看世界地图、翻书，了解这些国家在哪，人口、气候怎么样。慢慢的，他就觉得很有趣，小学考常识，他每次都考得很好。书法、钢琴、素描、跆拳道、街舞，他喜欢什么，我都让他学。我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别的小朋友都在家睡懒觉，他到街上为人家写春联。还有一年夏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一个人在弹钢琴，背上全是汗。问他怎么不吹空调，他说一个人吹有点奢侈，吹风扇，谱子又全吹跑了。他干脆都不开，就在旁边放条毛巾，手汗湿了就擦一下。那时候，一到周末，我骑着摩托车送他上各个补习班。他上课的时候，我就在路边看书。他每次都最后下来。后来听老师说，其他同学上完课就跑了，他每次帮忙把桌子凳子放好才走。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也很心酸。别人都是父母接送，我就一个人骑个摩托车，下大雨的时候，两个人全身都淋湿了。同同比较早熟，很小就会做饭、扫地，照顾自己。我经常跟他讲，小时候妈妈保护你，慢慢的，妈妈能力差了，你要学会保护妈妈。2小升初的时候，同同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乐山外国语学校，费用全免，但是要住读，我怕他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给他选了另一所走读的学校。学校离家骑车要40分钟，为了让他早上多睡会儿，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每天下班了赶过去做饭，第二天再赶去上班。上初中后，同同开始在学校比较出名，他成绩好，字写得好，又有才艺，同学都叫他“老大”、“学神”。2011年10月，郑少雄代表学校到法国巴黎访问。有一次放学后，他和同学在操场打球，有个同学说，谁帮他上楼拿书包，给谁5块钱。同同说他去拿。第二天，老师表扬那个同学，说他给班里捐了5块钱。那个同学还愕然，后来才知道是同同以他的名义捐的。初二的时候，同同代表学校到法国巴黎访问，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回来的时候给每个老师带了香水，给同学带了纪念品。给我和我的闺蜜也带了香水，我一直没舍得用。同同的叛逆期也是在初中，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在原则范围内，我都答应。那时候他打游戏上瘾，我跟他约定，每天只能打半个小时。有时候时间到了，他一局没打完，要求加时，把第二天的时间用了。加了10分钟，没过完瘾，又加10分钟。等过完瘾再去做作业，效率特别高。第二天我特意早点回家，看他是不是在打游戏。一推他的门，他在写作业。我说你今天没打啊，他说，我昨天打了，今天就算了吧。他的自律就是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学校很多女生喜欢他，送他礼物。我说这些都是人家对你的情谊，你要珍惜。我还给他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导他，“青春期对某个人有好感是很正常的，但是要以学习为重。”中考的时候，同同考上了成都七中，当年整个乐山只有4个人考上。为了方便照顾他，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我每周五一下班，坐两小时汽车到成都。到的时候晚上九点了，他刚好下晚自习，我拎着吃的去接他，他特别开心。周日再赶最后一班车回乐山。那三年，每周如此，来回的车票攒了一大堆。郑少雄读高中时，李蓉每周往返成都和乐山，攒下一大堆车票。在成都七中，他被评为了形象大使。生活中，我们像朋友一样，他有什么都会跟我说。我工作遇到压力，和同事有摩擦，也讲给他听。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各自陈述理由，再一起分析。我很赞同刘瑜说的，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只是借助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帮你完成做母亲的梦。爱他，就让他轻松快乐，成全他的梦想。那些年，我所有精力都放在父亲和儿子身上。我妈在同同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爸爸2012年过世。去世前，我在他床边守了三天三夜。他弥留之际，我把儿子也叫来了，想让他知道生死是怎么回事。离婚后，有很多人追求我，条件也不错，但我要照顾父亲和儿子，没有精力。我就想着，等以后把儿子供出来了再说。32015年，同同以651分被香港大学统计与财经系录取。港大学费生活费一年二三十万，我每个月工资才几千块。为了供他上学，我把我爸留的房子卖了，公积金全部取出来，倾其所有供他读书。那几年，家里常年只开一盏灯。我擦脸就用大宝，不舍得买护肤品。买衣服稍微贵一点，我就有犯罪感，觉得还不如给儿子，让他吃好点。我其实也是个爱美的人，看人家穿漂漂亮亮的，我也羡慕。但我觉得，把儿子培养好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我就要全力以赴去支持他，其他的我可以牺牲掉。李蓉和儿子的对话同同很懂事，我每学期一次性给他生活费，他从不乱花。平时也很节俭，香港西瓜太贵，他没舍得吃，每次回家才吃。他还申请了宋庆龄基金会的奖学金，去当助教、做家教，补贴生活费。我总觉得惭愧。我跟他说，妈妈提供给你的太少了，你做我的儿子挺委屈的。他安慰我，妈妈，你已经给我你能提供的最好的，我已经很感激了。去港大第一年，同同评上了香港大学学生大使，负责接待来港大访问的人。郑少雄作为学生大使，出现在2017年香港大学杂志封面上。当学生大使后，学校每年奖励他免费旅游，他去了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我寄明信片，带小礼物，拍照发给我看，我就感觉他在带着我看世界。同同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三年，五年，要怎么做。他也很努力，坐高铁，等车，出去吃饭，随时都在学习。才20岁，就和学姐合作出了本书《做事的逻辑》，还连续三年入选港大“院长优异生名单”。郑少雄给自己出版的书签名。在香港的经历，对他的帮助很大。我记得他刚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坐电梯，人特别多，电梯门关不了，他就自己走出去。我说，人家都没出来，你为什么要走出来。他说，算了，大家都这么想，电梯怎么开啊？就这些小事情，我感觉以前是我教育他，现在他反过来教育我了。从他去港大开始，我们每晚都会道晚安，分享彼此的生活。他每次给我发他生活的照片，跟同学出去玩，我就觉得特别幸福，像我自己在读大学一样。我也给他发我做的蛋糕、烙饼。我平时喜欢在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上花一些小心思。出去吃饭贵，我就请朋友们来家里喝下午茶，自己榨西瓜汁、豆浆，把灯调暗，烛台点起，放上音乐，是不是很有氛围？通过这样子，我也找到了我想要的诗和远方。那时候我经常跟他说，幸福就像一个毛线团，只要露出一点点头，我就会把它扯很长。不一定要在什么高大上的地方，自己也能创造幸福。李蓉母子合照。我们一起走路，要不牵着手，要不挽着。我那些同学都羡慕我，说自己的儿子从来不会这样。我跟闺蜜聚会，也把他叫过去，他知道那些是我的闺蜜，特别懂事，说“谢谢你们，平时我不在的时候，你们陪伴我妈妈”。帮她们拎包、占位置，她们都特别喜欢他。我很幸运，那时候花那么多时间去陪他，不然现在我都没什么可以回忆的。他带给我很多的快乐，让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不那么孤单。儿子出事后，他一个港大的同学给我发消息说：“有一次在香港看海，问他有什么比海更深的爱，他说是母爱。您的爱一直是他的翅膀，给他穿越所有风雨的力量”，“在香港每年的中秋节，和您打完电话，他都会哭好久。”42019年，同同提前一个学期，以一级荣誉从港大毕业，还被评为港大杰出校友。他想继续读研深造。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特别开心，说他被好几个学校录取了。我说你最喜欢哪个，他说芝加哥大学，因为它的经济学非常有名，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很高兴，又发愁学费，他读港大把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去芝加哥留学，一年费用将近50万。同同担心我压力大，我说，这不是你该发愁的，砸锅卖铁我也要圆你的梦想。我找亲戚、朋友们借钱，他们都很支持。现在想起来，儿子需要钱的时候，我全力以赴给他了，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芝加哥后，同同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单间。刚去的时候，因为疫情，他在家上网课，没人交流，很想家。我就跟他视频，给他看我吃的是什么，还把他喜欢的玩偶摆成一排，说“它们都等着你回来哦”。为了省钱，他经常自己做饭。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看他做得好吃，有时候会去蹭饭。一顿简单的饭，他也会摆盘，拍照发给我看。中秋节，郑少雄自己做月饼。后来疫情好些了，他会跟同学去密歇根湖冲浪、划船，去攀岩，听钢琴音乐会，打乒乓球，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我们照旧每天分享各自的生活。我有高血压，经常忘记吃药，他就给我买了个带电子钟的药盒。我说长胖了，他就送我体脂秤，一步步教我使用。他去芝加哥后，我的心一直悬着，每天关注芝加哥的新闻，一看到有枪击案发生，就睡不着。他宽慰我，他安装了可以实时标示犯罪事件的软件，晚上不出去，不会有事的。不过有一次，他说半夜听见窗外有枪声，马上翻起来，挨着墙壁站。还有一次，睡梦中听到了警笛声，被惊醒。去年一月，中国留学生范轶然在芝大停车场遭到枪击，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记得他的追悼会在学校草坪上举行，黄昏的时候，蜡烛火苗燃着，他爸妈就在晚风中蹲着，很凄凉。我跟儿子说，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我是受不了的哟。他说，没事，你放心。同同的梦想是当数据科学家。2021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他想先在美国找一份数据研究方面的工作，积累些经验。我鼓励他，我们是黎明前的黑暗，等你工作了，我就没什么压力了。他说，等以后挣钱了，每个月给你零花钱，慢慢带你玩带你享福。之后没多久，同同告诉我，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了，我很为他开心。2021年11月7日，我57岁生日那天，同同掐好时间给我寄来一瓶香水。我没有想到，那会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收到儿子的礼物。10号（北京时间）上午，我看到网上有消息说，有学生在芝大校外遭到枪击，我赶紧联系儿子，没有回复。我一下慌了，在各个留学群里询问情况。上午11点多，领馆来电话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全身发抖，感受到了什么是骨肉相连，那种无法抑制的痛，还有恐惧、愤怒、迷茫，一下袭来。我痛得站不起来，一直蜷缩着身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处理，我要去接儿子回家。11月12号，我飞往上海面签。港大在上海的学生家长，把我接到他们租的民宿。进屋脱鞋的时候，我袜子前面有两个洞。他们一下抱着我，说“李姐，你太不容易了”。带我去买袜子，还给我买了件呢子大衣、围巾。一个港大家长还陪着我去芝加哥。飞机上，乘客们都在睡觉，机舱里漆黑一片。我打开座位上的顶灯，开始写追思会上的发言，边写边哭。5飞机抵达芝加哥后，来不及倒时差，芝大为少雄举办的追思会开始了。那天是11月18日（美国时间），洛克菲勒纪念教堂里坐满了人，来了很多官员、市民、学生。还有媒体直播。李蓉在儿子追思会上发言。我上台发言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会失声痛哭，撑不住倒下，给我准备了医生。站在台上，我觉得自己是在和儿子说话：“今天我远渡重洋，来到你身边，我用了你买给我的香水，我相信你能闻到这个味道，闻到妈妈的味道，你知道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李蓉在追思会发言的部分内容。台下很多人都哭了，翻译也哽咽了。发言完后，教堂里响起了唱诗班和管风琴演奏的《梦见家和母亲》，哀婉凄美的歌声回荡着，我瞬间泪如雨下。教堂里的人一个个上来和我拥抱。第二天，同同的遗体运回学校，很多老师、学生来送别他。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反复听《好久不见》，常常梦见儿子突然从山上摔下，或是在河里奄奄一息喊“救命”。想到他一个人躺在异国他乡冰冷的街巷，心里愤怒又心疼。他倒下的地方，我去过两三次，地上摆满了鲜花、玩偶和朋友们悼念他的卡片，我把卡片都带回来了。郑少雄遇害的地方，摆满了悼念的鲜花。他的同学陪着我去他住处收拾遗物。那天，一推开门，房间里就一张床，一个小书桌，十来平米，很简陋。我进去的时候，他的书桌干净整洁，衣服整齐地挂在衣柜里，闹钟“滴答滴答”转动着，充电器的灯还亮着，好像在等待主人归来。我把他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好，书、眼镜、剃胡刀、闹钟、茶杯，还有他喜欢的那些小玩意、贴身衣物，我全都带回了家，就像把他带回家一样。现在，它们被我放在家里，每次用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还在一起的感觉。他的衣服，我有时候会拿出来穿，鞋子，我都刷得亮亮堂堂的。那栋公寓的留学生们，塞给我厚厚一堆卡片，全是写给少雄的，讲他以前怎么帮助他们。我后来才知道，出事那天，同同是要回家帮朋友开洗衣房的门，路上遇害的。那位同学一直自责，后来鼓起勇气来看我，哽咽着给我鞠躬，说同同以前帮他搬家，教他做饭，给了他很多帮助。我拥抱了他，安慰他，途中遇害只是偶然，希望你能释怀，好好生活。芝加哥风很大，我一去就流鼻血，他的同学给我带面霜护手霜，还有各种吃的用的，轮流陪着我。很多人来宾馆看我。我记得有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教授，他说少雄是他的第三代弟子，他看过少雄写的论文，觉得他太可惜了，很心痛，抱着我哭了。在芝加哥待一个半月后，我背着儿子的骨灰盒回国了。他伏在我肩膀上，犹如小时候睡着的模样。62022年春节，我和成都的亲戚一起度过。以前我曾对儿子说，只要空气中弥漫你的气息，屋里回荡你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过年。而今，一切成了永远的痛。2022年4月6日，是同同25岁生日，我在家陪他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我像往常一样给他发微信，说“我没有保护好你，来生妈妈会加倍地爱你。”三天后，同同下葬了。他的墓地，我选在山的最高峰，一天中最早迎来朝阳，四周苍翠葱绿，宁静深邃。墓碑竖碑上刻着“温润如玉君子，出类拔萃人杰”，横碑上写着“You are an angle”（你是一个天使）。我想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告别，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的事。安葬那天，来了很多亲友。大家进墓地的时候，陵园里响起电影《珍珠港》的插曲《Tennessee》，那是同同喜欢的歌。音乐在山间回荡，工人们慢慢把墓地的砖砌好，敷上水泥。同同喜欢的书、魔方、眼镜、玩偶，同学们写给他的纪念卡片，我都放进墓里陪伴他。之后，大家上前献花，音乐换成了大提琴版《送别》，哀而不凄，离而不伤。后来公墓里的人说，我是第一个在墓地放歌曲的。同同安葬后，我发了条朋友圈：“生离是朦胧的日月，死别是憔悴的落花。从此，思念深似海，往事如天远。人间银河，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自他出事后，我一直靠意志强撑着，后事处理完后，身体一下垮了，急性胰腺炎发作，住了一个月院。我请了个护工照顾我，几个闺蜜轮流给我送饭。这些年，我做过五次手术。儿子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气胸，肺压缩了90%，切除了1/3的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一次手术。同同初一的时候，我下楼梯时摔断了右腿，上了4根钢针、5根螺钉，一直到第二年才取出来。他上大二的时候，我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那时他刚好放假，一直守着我。他说，幸好我放假了，不然你一个人太可怜了。身体上的痛，我觉得都可以熬过去。每次面临人生的磨难，我就想，儿子还需要我，我倒下了，没人保护他了。我就是靠这个意念活着。我跟他说，妈妈什么都可以给你，我留一只眼睛就够了，因为我想看你。他在芝加哥的那些同学，好多都有汽车，如果他也有汽车，不是一个人在街上走，是不是就不会遇害？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特别自责，恨自己能力太小了。想他的时候，我会写日记，看聊天记录，给他发消息：“……妈妈梦见你了，和小伙伴一起，租的房子大，整洁。妈妈很想念。”到现在，我觉得我的泪已经流干了，但是猛一瞬间想到他，还是会哭。五一那天，我去看望同同，下山时看到一个女孩抱着一束花上去，她说她是少雄的初中同学，想来看看他。我带她过去后，远远看着她跪在墓前和少雄说话。后来女孩告诉我，她暗恋少雄很多年，一直把他当男神，想变得更优秀点再表白，结果他越走越远，自己追不上了。她后来经常找我聊天，每次回乐山都来看我。7同同出事后，芝大给我寄了两本纪念册，写满了网友们对他的祝福；香港大学校长也发来慰问信，给了同同很高的评价。他的很多同学、朋友联系我，跟我分享他的故事。母亲节、我生日的时候，他们代替少雄，给我寄来香水、鲜花、化妆品。李蓉生日那天，收到了很多儿子朋友们送的礼物。我现在感觉，同同换了一种方式来爱我。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帮助。我也想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公益机构邀请我去分享教育孩子的经验，我都会去。同同的同学、朋友们有什么困惑或者想倾诉的，我都会认真倾听，开导他们。你采一束野花，回家插起来多漂亮，做了饭，摆个盘，多好看，点点滴滴的小快乐聚在一起，还有什么忧愁啊？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美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开朗起来，走出来看看阳光，多美的天气啊。我的心态也是这些年慢慢磨出来的。我经历过太多磨难。我没有姊妹，父母不在了，儿子没了，老公也没有，没人给你支撑给你归属感，内心掏空的感觉。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儿子希望我健康快乐、过得好一点。现在，我每天过得很充实，学钢琴、瑜伽，报了老年大学学民族舞；还加了读书旅游群，每天分享读的文章。天气好的时候，和朋友去喝茶，出去玩，打麻将，逛街；下小雨的时候，在家放点音乐，看一本喜欢的书；有时边做家务，边听蒋勋讲美术、唐诗宋词。思念一个人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我不喜欢凄凄惨惨，我想有意义地向阳而生。我基本每个月都会去看同同，带上一束鲜花，放一首他喜欢的歌，静静地跟他说说心里话，或者写信烧给他。他的墓地在山巅，要走很长一段路。以后等我老了，走不动了，我就出钱叫人背我上去；实在动不了，我也会双眼看向他的方向，在心里为他祈祷。以前，他总觉得我为他付出了很多，想带我去看世界。以后，我想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带着他去看。同同去世后，我听说，芝加哥大学加大了警力安排和巡逻，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留学生的安全。律师告诉我，案子开过几次庭，目前在调查取证阶段，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因为这个案子，芝加哥专门通过了一项法令，大幅提高买卖盗窃手机商家的罚款与处罚力度，对偷盗手机进行严罚。这些年，我其实也羡慕别人幸福和睦的家，也有很多人给我表白，到了这个年龄，考虑的现实问题比较多。我对爱情的理解是，有人陪你立黄昏，有人为你粥可温。我有时候也会想，以后不能动或者生病了，谁来照顾你？家里那些我喜欢的小玩意，以前舍不得用，想留给儿子，现在留给谁啊？以后老了，看见人家儿孙满堂，一家人其乐融融，就觉得，哎呀，还是有点孤单。想起这些，就觉得特别悲哀，人到末年，悲从心起，你就要去接受一个人的孤独、无助和求人。中秋那天，我和朋友去了峨眉山。清晨，我拍了张月亮的照片，我想象着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和我看相同的月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今年中秋节，李蓉发的朋友圈。我想起他刚去港大那年，给我寄了一盒美心月饼，自己舍不得吃。后来去了芝加哥，中秋节他给同学做了冰皮月饼，很成功。他说，妈妈，等我回来做给你吃。

2020年到伦敦留学后，张胜佳迷上了一项小众活动。 拿上铲子、塑料袋，穿上及膝的雨鞋，背上黑色帆布包，他来到泰晤士河边的滩涂，走走停停，时不时蹲下来仔细翻找，然后把找到的东西塞进包里带走。 别误会，他不是在捡垃圾，而是加入了英国当地一种叫“泥泞寻宝”（mudlarking）的业余考古活动。 “寻宝”近30次之后，他家里的货越堆越满，从玻璃瓶、刀叉、旧手机，到戒指、烟斗、神像，都成了他眼里的“宝贝”。 在一小片带着污渍且形状不规则的青柳瓷上，张胜佳发现了神秘的“东方符号”。由此，两百多年前英国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古老文明产生了联结。 这块青柳瓷还成了他的毕业设计作品《英国制造》（Made in England）的“主角”。 “未来我会继续做这项研究，让它成为有完整叙事的影像和一组雕塑作品。”张胜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寻宝” 2020年，张胜佳来到伦敦攻读纯艺术专业硕士。 当时，因为疫情原因，他每天只能待在宿舍，有时候从窗户往外望去，能看到退潮后泰晤士河岸的滩涂。一次，他偶然发现一些人在岸边寻找着什么，便对此产生了好奇心。这有点像他以前在家乡做的事——“在广东家乡的海边，也捡到过一些好玩的东西”。 深入了解之后，张胜佳第一次接触到这项被当地人称为“泥泞寻宝”的活动。 ·英国当地一些“泥泞寻宝人”在社交网站晒出的“宝贝”。 在18世纪末的伦敦，“泥泞寻宝人”（Mudlarker）开始出现。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以在河滩泥泞中捡到的一些零碎物品为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妇女和童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工作，那些被污水冲上岸的废物中，经常藏着碎玻璃、针头之类的东西，一不留神就会被划伤。更可怕的，还有人因此染上了由老鼠传播的“魏尔氏病”。 ·18世纪末的“泥泞寻宝人”。 到了近代，这项活动不再被视为一种职业，反而吸引了一批业余考古爱好者。人们想要加入这个“考古队伍”，还需要伦敦港务局的批准。 “登录官方网站后，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等，再上传照片，生成的电子证件会发送到申请人的邮箱。”张胜佳解释，“最后需要缴费，之前是3年90磅，现在涨价到了96磅（约合812元人民币）。” 会员可以从官网获取不少信息，包括所谓的“藏宝地图”，以及一些“行规”，比如，如果有人挖掘出具有考古价值的东西，就要根据相关法律上报。 第一次“寻宝”，由于没有经验，张胜佳选的时间有点糟糕。 那天天气有点阴，风挺大，他只拿了一个塑料袋，就前往离家几站地铁远的码头。当天，他虽然只捡到了一些碎瓷片，却很惊喜。 “寻宝”之旅有时险象环生。 一次，因为不熟悉泰晤士河的潮汐规律，还在河滩上忙碌的张胜佳猛然发现，原本上岸的路已经被水淹没了。幸好几位正在散步的大爷看到他被困，在岸上为他指路，一点点帮他找到了上岸的梯子。 还有一次，他几乎整条腿陷进泥沼之中，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脱险”。 去的次数多了，张胜佳逐渐积累了不少经验。“要提前看好涨潮时间，潮水涨得很快，容易被淹；滩涂的烂泥比较多，有时候可能会陷进去；泥沼里可能有铁钉、碎玻璃等，如果被划伤有感染破伤风的风险。” “探秘” “捡”只是泥泞寻宝的第一步，捡回来的东西怎么处理呢？ 张胜佳会先把这些“宝贝”清洗干净，晾干后贴上标签，拍照记录。“一般的物品就装在袋子里放起来，有特别的再挑出来进行分类。” 在张胜佳的家里，有一个四层抽屉柜，柜子里堆满了经过河水冲刷的旧物，有动物的牙齿、宜家的叉子、各色玻璃瓶、旧手机、烟斗......种类丰富。 ·张胜佳捡到的像麻薯的石头。 那些“宝贝”背后的故事更让张胜佳感慨。 一次，张胜佳捡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鉴定专家跟他说，这是枚订婚戒，来自上世纪30年代，“大概是两人闹分手后，女生把它扔到了河里”。跨越一个多世纪后，这对情侣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而见证他们这段爱情终结的物品，却没有被岁月侵蚀，几乎完好无损地落到了张胜佳的手中。 最让张胜佳感到好奇的“宝贝”，是那些蓝白相间的中国风碎瓷片。在不同的滩涂区域，他都曾捡到过类似的瓷片，且一直以为这些东西应该来自中国。直到有一次，他在二手市场上买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产出的一款瓷盘，回家核对后，发现与捡到的碎片花纹相吻合。 经过调研，张胜佳发现，这种瓷器叫青柳瓷（Blue Willow），虽然周身布满东方文化符号，但确实是英国本土制造。 18世纪下半叶，英国陶瓷工匠怀揣着对东方异域文化的想象，仿照青花瓷制作出这种瓷器，装饰元素包含青柳、宝塔、桥梁等。 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张胜佳开始探索器物背后的使用群体，以及他们与社群的关系、跨地域文化交流等问题。 “当时，茶叶在英国很流行，人们觉得喝茶的时候配上中国餐具，可以体验到异国情调。” 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这种瓷器在工厂大量被复制，流通于市场上，也成为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张胜佳在一些英国同学家中发现，直到现在，他们每天盛饭的碗上依旧印有青柳图样。 除了捡到的瓷器碎片外，张胜佳还搜集到很多相关资料，有与“泥泞寻宝”相关的纪录片，还有与青柳瓷相关的老电影等。他决定将研究成果做成毕业设计展览。 展览的幕布上，两条蜿蜒的白线代表泰晤士河，河流两岸分布着瓷片被捡到的位置，再配上西方电影中出现相应餐具的片段。 观众走进展厅，可以看到张胜佳拼瓷片的过程，也可以看到青柳瓷的使用场景。旁边的电视上播放着带有此元素的影像，比如1931 年的迪士尼电影《中国瓷盘》“The China Plate”、英国儿童节目“摇滚宝宝”（Tweenies）等。 ·1931 年，迪士尼电影《中国瓷盘》（ The China Plate）中的画面。 他将展览取名为《英国制造》（Made in England），灵感来源于盘子底部的标识，寓意英国人将想象中的东方文化通过生产变为日常物品。 “信仰” 家乡对张胜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出生于广东潮汕，家乡文化带有“庶民性”（即从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看问题），这使得张胜佳更关注“非精英叙事”，也影响了他后续在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方向，包括家族、民间信仰和早期跨国联系等主题。 小时候的张胜佳特别喜欢看历史书。上大学后，他攻读室内设计专业，由此积累了建筑学相关知识。历史和建筑学交杂融合，在他心中埋下了探索人类发展史的种子。 张胜佳离家来到伦敦读研时，带了不少东西。在一大堆行李中，葵斗碗格外显眼。 因为潮汕盛行民间信仰，张胜佳经常跟着家人去庙里参加祭拜仪式。有一次，从庙里出来，他在旁边拆迁的废墟中发现了这只碗，便捡起来拿回家中。 研究后他发现，葵斗碗的诞生与潮汕食物短缺的历史有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潮汕人多地少，粥这种节约粮食的烹饪方式开始流行，葵斗碗因为隔热、利于盛粥而大量出现。 “碗上有一些符号，和生育、食物、长寿以及家族等有关，我带到英国后，本来想做成一个比较抽象的作品，但和英国导师沟通后，发现他们不太能理解这一创作。” 因为英国人不明白粥是什么食物，张胜佳只能解释为类似麦片粥一样的平价食物。此外，不少创作背景的差异，也给他的创作带来障碍。 之后，导师向他推荐了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理论研究方法。张胜佳决定将葵斗碗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文化脉络全都讲清楚，尽量清晰地呈现研究内容。 “因为食物不够、寿命短，潮汕人希望生育更多后代来改善家庭条件，但更多人口使得食物更加短缺，所以一部分人下南洋谋生。” 张胜佳通过葵斗碗上的符号，串联起潮汕地区的传统价值观、家族迁徙故事，以及当地食物短缺的历史。 ·葵斗碗资料图片。 今年，张胜佳在伦敦街头搞起了新作品——《临时神龛》，灵感来源于他的一次偶遇。 当时，他和朋友在深圳散步，看到一个收废品的人，把废弃饮水机的门拆掉后，拿橘子插上香放入其中，供奉神灵。 “来到伦敦后，很容易捡到旧家具，某些局部的构建也很类似神龛的构造。”张胜佳在街头找到一些建筑“灰空间”，例如电箱与排水口等，将“香炉”置于这些空间。 “香炉”往往就是手边最常见的物品，有时候是橘子、苹果，有时候是用完的罐子或碗，神龛中也不摆放神灵，只是“希望人们可以重新思考信仰的本质与崇拜对象之间的关系”。 异域街头，张胜佳还在不停地寻找和探索，试图以独特的视角，讲述更多被历史掩埋的“边缘故事”。

天气晴好的中午，中国留学生宇琦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悉尼街头。今年 9 月，他来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之后兼职做外卖员。在送外卖途中，他去了很多平时不会去的地方，遇上了意外的风景和治愈的人。 骑电动车送外卖时，他大部分时间在放空。吹着风，欣赏沿途的风景，享受这两年来自己 " 最轻松的时刻 "。早在今年 3 月，他脱产考研失败，看着简历上多出两年的空白期，他很崩溃，看不见出路。 现在，他在澳洲留学，日常兼职送外卖。这份工作没有职场内卷和对前途的迷茫，1 个月能挣 2000 澳币（约合 9326 人民币），基本覆盖他在悉尼的房租和生活费。 他说，在这里送外卖很开心，学习也更有动力，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都是通过劳动获取收入。" 我现在的心态更好，赚得更多更好，赚不到钱也没太大关系，而且不用每天工作 10 小时，才能养活自己。" 【1】" 没想到能挣这么多 " 留学之前我就想着要兼职打工，但没想好做什么。今年 9 月来到悉尼，权衡之下觉得送外卖的时间比较灵活，还能更快了解这个城市，于是决定做外卖员。 相较于在餐厅工作，送外卖对语言要求没那么高，不需要大量面对面的沟通。并且餐厅的工作时间更严格，不利于我兼顾学习和工作。之前问过几家华人餐厅，薪水比最低时薪还要低一两刀，大概是 18-20 澳币 / 小时。 送外卖前，我了解过澳洲的交通法规，准备好安全装备和送餐装备，做好了心理建设。毕竟我刚从过国内出来，送外卖需要跟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怕语言不通惹来纠纷。 外卖平台会进行线上视频培训，讲一些送餐基本礼仪、交通法规、道路安全知识，还有平台的如何使用。 送餐之旅正式开始。第一天挺顺利，整个人很兴奋，但经验不足跑了很多回头路，只挣了 70 刀。跑多了以后就会做好路径规划，在同一个区域取餐了一起送，节约更多时间。 因为习惯不同，我偶尔会被小小 " 教育 " 一下。澳洲的车子是可以在路边随便停的，但是一般都会平行于道路，不要挡住人行道，有一次我挡住了，就被人批评了。 我尝试了三个外卖平台：熊猫外卖、Uber 和 DoorDash。熊猫外卖支持的餐厅老板和客户都是华人，uber 的受众主要是当地人，会经常收到小费，熊猫外卖基本不会有小费。熊猫外卖有一个底单的价格，每超过 1 公里会涨钱，但涨幅很小，所以跑熊猫会尽可能接短距离的单。Uber 的外卖有点像打车程序，会计算路程和等待时间。 送餐装备 / 受访者供图 我每周会送个三、四天，一天会跑中午和晚上两个高峰期，加起来四、五小时。熊猫平台大概一天赚 120 到 140 澳币，uber 目前可能缺外卖员，会经常给一些奖励补贴，4 小时能赚 180 澳币。有时候我会选夜宵时间段送外卖，晚上 9 点到 12 点，能多得一点补贴。骑电动车久了脖子痛，但如果去餐厅打工也会辛苦，挣得还少。 一周收入 / 受访者供图 10 月一个月，我差不多挣了 2000 多澳币，基本能 cover 我在悉尼的房租和生活费。一开始只想挣点补贴，没想到能挣这么多，我现在就想多跑跑，薅资本主义的羊毛。 送外卖可以去到平时你不会去的地方，见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有天晚上，我被派了一个很远的单，直接骑到了达令港。回家时路过大桥，扭头一看，沿岸灯火通明，壮美的场景让我震撼，感觉世界在为我亮灯，那一刻真的很愉悦。 治愈的不仅是风景，还有人。 有一次我骑车过大下坡，差点撞到一个醉汉，他的朋友跟我说没关系，反过来还一直安慰我，当下觉得挺暖心的。还有一次我路过一片绿地，被一条雪纳瑞犬追着咬，我骑车跑，它就一直追，还咬住了我的脚，还好我的鞋比较厚，没被咬破。最后一位热心的白人大哥拦住了那只狗，真的很感谢他。 送外卖还让我种草了一些餐厅，比如港式甜品店、冰淇淋店、用火坑烤的披萨店，有机会我要去尝尝。 种草甜品店 / 受访者供图 在雨夜送餐风险更高，这边的路面非常滑、风也比较大，雨夜会有一些交通隐患，外卖平台会给你补贴，送餐收入是平时的 1.2 倍。有一次我送得有点久，电动车没电了，只能淋雨推着车，走了两三公里回家，当时真的很崩溃。现在心里会有个概念，车最多跑 5 小时，快没电的时候，就会准备回家。 我遇到的客户大多通情达理，但也收到过两个差评，有可能是因为联系不到客人，就把外卖放楼下了。这边的外卖平台不会因为差评扣钱，但我心理上蛮受打击。差评过多可能会导致封号，评价越高，可能会接到更好的单子。熊猫外卖跟骑手的联系更紧密，Uber 与骑手不是雇佣关系，我们更像是个体户，安全也需要自己负责。 悉尼一些区域的治安不很好，我有朋友送外卖时被一个醉汉威胁，说要拿刀捅他。为了确保安全，我在车筐里放了一个防身的棍子，用来吓唬人。 我认识的骑手中，有人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的留学生，也有人是通过中介来这边打工赚钱的，我能明显感到后者的压力更大，一天会跑 10 多个小时，工作强度很高，看上去更沧桑和疲惫。其中不乏有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叔叔应该是出来打工的，阿姨是来陪读的，孩子在这边读本科。 【3】两年来，最轻松的时刻 来悉尼留学之前，我的人生经历了比较黑暗的两年。 我本科毕业于成都某 211 大学，在苏州的银行工作不到一年后，在 2020 年辞职脱产考研。 在国内工作时，更多是精神上的压力，为了业绩不得不加班，再加上经济环境不好，金融业不好做。我下班回家后，经常要继续写工作材料，写到凌晨 1 点多，第二天 7：10 起床，带着惺忪的睡眼，坐 40 分钟地铁去单位。作为一个本科生，我觉得要走得更远，还是要在学历上有提升，就尝试脱产考研。 2022 年 3 月，我考研失败了，有了两年的空白期，这在招聘市场上很不利。刚出分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找调剂，我刚过 B 区国家线，考研太卷了，基本上刚过线很难调剂上；我也在求职网站上看工作机会，金融类企业对社招要求 3-5 年工作经验，最后我的简历石沉大海。我天天闷在家里搜寻各种信息，纠结要不要再考研，很崩溃，不知道出路在哪。 我的一个研友建议我出国留学，这确实是我当下唯一的出路了。我顺利拿到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offer，感觉人生有一束光透进来了，有了前进的方向。 我 25 岁了，有年龄焦虑，就算在国内考上，还要再读 3 年，国外大学的硕士时间更短，能更快进入工作岗位。我就读的金融硕士是一年制，在澳洲留学经济压力挺大。我一整年的学费涨到了 50，200 澳币（约合人民币 23 万），加上生活费一年得要四五十万，还好有家里的支持，当上外卖员后，家里只需要承担学费。 我打算明年在澳洲毕业后，回国参加校招。有硕士学历，在金融业的天花板更高一些，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早回国要比晚回国好。 来澳洲后，我过上了两年来最轻松的日子，没有职场内卷和对前途的迷茫，送外卖很开心，学习时也更有动力。我喜欢骑着车到处欣赏风景，边工作边散心。 骑车时，我大部分时间在放空，脑子不用那么紧绷。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都是通过劳动获取收入。 我现在的心态更好，赚得多当然好，赚不到钱也没关系。不用每天工作 10 小时，就能养活自己。

前不久，一名刚来加拿大的17岁中国留学生突然失踪的消息让很多华人们感到揪心...... 这位名为Tian Feng的中国留学生在7月下旬抵达蒙特利尔，于10月17日失踪后便杳无音讯，至今已经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图源：Journal de quebec 现在，苦苦寻找儿子的母亲SuJing Nie（聂女士）接受采访，站在镜头面前迫切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尽快找到神秘失踪的Tian Feng。 “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回来，甚至用我自己的生命去换他的生命。”聂女士用普通话说道，一边说一边忍不住啜泣了起来。 Tian Feng的表哥Yuan Tian，也就是聂女士的外甥，帮着她给记者进行翻译。 表哥Yuan Tian解释说，他们从10月17日起就没有再见过Tian Feng了。他刚来蒙特利尔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既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英语，这让他们很担心他的安全。 “Tian Feng这个人平时很内向，据我们所知，他没有朋友。很可能是迷路了......” 在康考迪亚大学攻读工科的表哥Yuan Tian已经在蒙特利尔待了6年，7月份的时候他邀请表弟Feng Tian过来，并在蒙特利尔圣母院附近为他和他的母亲，以及10岁的弟弟租了一套公寓。 发给妈妈的最后一条短信：刚热了牛奶，准备睡觉了 10月17日晚上9点30分左右，聂女士尚未回家时收到了儿子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他说他已经热好了牛奶，喝完就准备睡觉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聂女士去Feng Tian的房间时，却发现他不在屋里。 聂女士知道他当天有考试，起初，她担心Feng Tian忘了带书包。再之后，就无法再联系上他了，极度的担忧让无数恐怖的想法在她脑海中浮现。 表哥Yuan Tian认为，表弟可能是晚上给母亲发短信后出门散步，以减轻压力。“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可能是丢了卡、钱包，没有办法回家。” Yuan Tian还说，表弟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他会乘坐公交车去市中心的国际语言学校学习英语，中午去他家吃午饭，然后回到公寓跟母亲一起吃晚饭。 10月17日下午4点30分左右，Feng Tian和往常一样去了Yuan Tian位于Sherbrooke Street West的家。“当他离开我家时，我们讨论了他上课的情况。”表哥回忆道。 母亲每天晚上到唐人街寻找儿子 由于担心Feng Tian的安全，家人们打电话报了警。虽然警方已经发布了寻人启事，但现在还是没有消息。 每天晚上，母亲聂女士都会沿着蒙特利尔老城区的Saint Jacques Street街到唐人街寻找儿子。Yuan Tian则和朋友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到处张贴表弟的海报，但都无济于事。 图源：Trip Adivisor 从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来看，有一名少年曾在Saint Jacques Street街附近的15号高速公路上方的人行天桥行走。 “我们不能100%确定是他。”Yuan Tian说道。现在他们已经几周没有收到Feng Tian的消息了。 “由于他前不久才刚刚来到加拿大，调查人员和亲属担心他的安全。”蒙特利尔警方在寻人通告中写道。 图源：蒙特利尔警局 Feng Tian身高1.8m，体重68kg，黑色眼睛和头发。 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0月17日，地点位于地点在蒙特利尔 Côte-des-Neiges–Notre-Dame-de-Grâce 区的 Sherbrooke Street West和Cavendish Boulevard 的交叉口附近。失踪前，他穿着一件黑色毛衣和外套，还有黑白相间的鞋子。 希望这名17岁的少年能够早日平安回家！

100万在美中国留学生，70%的简历高度相似：良好的本科教育，惊人的英语分数，大机构的实习经验。他们严谨、优秀，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目的性。然而，他们如此不同的个性，也在无形中妨碍了他们，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之中。 中国留学生与“次群体” 上周和一位美国朋友吃饭，他曾在《大西洋月刊》担任中国频道的编辑，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的同学。他正在筹划一系列和中国在美留学生有关的报道。 这个来自加利福利亚的男孩，曾在昆明和连云港等地生活了数年，现在试图从一种比较微妙的文化角度来描述留学生群体： 他们在美国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否会感到难以突破文化瓶颈的沮丧？ 毕业回国后，他们的海外经历是优势，还是重新融入本土文化的门槛？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学生，我一直认为至少在研究生这一档上，中国留学生是生活在一个“次群体”(subcommunity)里。 这个次群体虽然在空间上从属于美国在校学生这个主群体，但其营造出来的“次文化”(subculture)和总体上流行的文化、奉行的价值观有诸多不同。 我并不是指中国留学生喜欢抱团，因为其他的次群体譬如印度裔和哥伦比亚裔的学生也总是成群结队。 那这个次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总体上非常有计划、非常有目的性。” 我朋友的答案是：“太严肃。” 接着我们聊起了另一位在哥大的朋友，美国人，来念研究生时已经30岁出头，曾经担任美国军方的合同雇员。他念了国际安全政策专业，毕业后跑到一家俄罗斯电台做记者，最近又辞了职，在琢磨非政府组织募资人的角色。 显然，他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相信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符合对“年轻有为的常春藤毕业生”的期望。 我的编辑朋友说，你看，他30多了还在兜兜转转，还在找自己的兴趣点。我说，是，这个情况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很难想象。   次群体与次文化我在美国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70%的简历高度相似：良好的本科教育，惊人的英语分数，大型机构的实习经验（但不曾全职工作），以及一份进入大型国际机构或者知名企业的希冀。 应该说，在资源高度稀缺、竞争非常激烈的中国，能够在20岁出头交出这样一份简历的，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稀缺而狭窄的向上流动通道，决定了挑战者必须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次选择。 刚出生就要挑好幼儿园；小升初、初升高、高考，无一不是战役。挑选本科专业，则要找有大批人走过并且证明能稳健进入社会中层的路径：经济、金融、会计、国际贸易，炙手可热。 因为优质教育和职业资源稀缺，走错一步的成本太大，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已经习惯早做打算、标齐目标、直奔主题，剩下的从脚下到目标的路径不再是生活，而是通道。 机械化地将生活分解成任务，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或许会被肯定，甚至鼓励。 但若被放到另一个主流格调很不同的文化中，这种机械与严肃则容易使人格格不入。 高度计划性带来的严肃亦会弥漫到一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譬如日常事务的处理，人与人的沟通。当目的性很强的生活态度和机械化分解生活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的特征，“次群体”与“主群体”之间的罅隙便会凸显出来。 我观察到的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对待研究生课业的态度。 从发达国家出来的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因此在挑选课程和参与讨论、完成作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更多是对知识、经验的好奇，以及如何利用在研究生院进修的时间细化自己的专业方向，修正甚至颠覆自己职业的兴趣点。 但我在和中国留学生的交谈过程中，发现许多人因为没有经历过职场的摔打，还在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的延续、甚至高中的延续来对待：为了保证作业高分，不惜对答案；而对教授同一门课程不同导师的选择，则要参照上一届学生的得分情况。 在学业之外，大把的时间花在图书馆以确保考试可以得到高分——经过高考的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些曾经很熟悉的几何公式、化学方程式、生物细胞结构图，要花多少时间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 当然，我的样本有限，观察到的行为差异也并非以种族和文化背景为清晰的分割线。但这种总体性的状况仍让人感到忧虑：大陆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尖子生，大多谨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标性又强，生活节奏非常紧张，容易错过设定路径之外的选择和风景。 次文化中目的驱动和严肃性的双面性 生活宽度比较狭窄的人，容易变得自卑或者自负——这是我观察到的另一个关于中国次文化的群体性特征。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便是公开演讲。 演讲这个东西，高度根植于演讲者的文化背景，而借由外向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我常去的一些和中美经济、政治相关的活动上，主办方经常同时从双方邀请嘉宾，同场竞说，而中国式演讲和西方式演讲很是不同。举例来说，在美国演讲，以一个笑话开场缓和气氛、拉近演讲者和观众的距离，是非常普遍的。最简单的，演讲者为了自贬一下活跃气氛，可以在台上站稳了的时候就说：“在你们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观众往往哄堂大笑，演讲者顺势进入主题。 复杂一点的，演讲者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开场笑话，譬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典礼上开的那个玩笑：当Nohria教务长邀请我来做今天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就想，来给一帮比我年轻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讲？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Facebook)做这件事。我喜欢被年轻人包围着，除了他们问我‘你上大学没有互联网是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更糟，他们说‘Sheryl，你能过来一下吗，我们想看看老年人是怎么想这款设计’的时候。 Sandberg今年44岁，而Facebook雇员的平均年龄是30岁出头，这个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 我很难想象——也只在很少的场合遇到过——中国的演讲者会在开场时讲这样的笑话。 他们往往喜欢直切主题——就像留学生在学校里直冲考试那样——略过轻松随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泼有趣一面的环节。这样严肃的群体性格，在有意无意地塑造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群体形象（看看好莱坞大片里中国人的形象就知道），并且反过来束缚华人跳出自己参与设定的这个刻板印象。所以当喜剧演员黄西的声名传回国内时，大家才觉得那么新鲜。嘿，中国人也能在美国讲笑话，老外们还那么乐！ 在我看来，中国次文化中的目的驱动和严肃性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品质，但也是束缚许多人拓展职业和生活的可能性、拥抱其他乐趣的终极障碍。 今年3月份，我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和杜克大学联合组织的中国论坛做了一个演讲。由于是主旨演讲者中年龄最小的，我引用同为演讲嘉宾的“中国通”沈大伟教授在其新书《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的一段描述开了一个自贬的玩笑。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沈大伟教授在书中写道：中国在国际事物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经济实力不匹配。如果把经济实力比作一个拳击手的重量级，中国现在是在比它级别低的重量组里(punch below its weight)。 轮到我上台演讲时，沈大伟教授、一位美国资深的安全事务顾问和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教授已经演讲完毕。 我的开场白是：“显然，我今天被分到了一个超过我重量级别的组里(punch above my weight)。我为今天的演讲准备了很多，但其实你们知道，随便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师傅都比我知道的多。” 场下笑声一片。演讲结束后，一位美国的观众在推特上@我。他说，“她其实是在一个正合适的重量组里(punch at her weight)。”

联邦政府解除国际学生每周最多工作20小时的限制，预计可令不少留学生减轻经济压力。 联邦政府解除国际学生每周最多工作20小时的限制，预计可令不少留学生减轻经济压力，但有学者警告，若新措施恒常化，这将只会吸引到只顾打工赚钱的外国学生。 联邦移民部表示，从下月15日至明年12月31日，在加拿大境内的国际学生，基于学生签证而授予的校外工作授权不再受每周20小时的限制，部分原因是一些人出现财困，部分原因是企业长期面对招聘困难的问题。 一些国际学生为到本国进修而背负数万元债务，他们支付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3至4倍。涉及的学费每年超过60亿元，即平均每名学生约2.5万元，这已成为本国专上院校的主要收入来源。 学生还感受到租金和食物作本上涨的压力。25岁印度留学生瓦西哈兰(Ranjan Vaseeharan)称，有关规定改变后，从事保安工作的他每周将可额外加班，致使每周工作时间提高至24小时，此举将可帮助他支付逾1.6万元的学费。他说，其所有外国同学几乎都打工，一些人每周工作近40小时，但表面上他们每周只工作20小时，他们都私底下收现金工作，以回避法例，这意味著该等学生面对被剥削的风险，例如时薪较低或在不合安全标准和没有保险下工作。 联邦移民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形容取消每周工作时间上限的决定属双赢，并指有关新措施将可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时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然而，有关规定的改变也可能令接近起薪点的劳工群体增加，此举或会令赴笈加拿大的学生类别改变。 滑铁卢大学经济系教授斯库特鲁德(Mikal Skuterud)指，工作时间的限制旨在保护国内劳动市场，并确保学生专注于学业，而有证据显示，若低技术工人供应增加，势将为工资带来下行压力。他又说，取消有关限制也可能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产生影，若有关改变恒常化，本国可能会开始吸引一些只顾打工赚钱的外国学生。

温莎大学正在通过新的全年自杀预防计划告诉学生“你在这里很重要”。 温莎大学的高层心理健康官员之间，就预防自杀问题进行了一次“心与心”的交谈，之后创建了一个新项目，旨在让学生们更容易得到支持。 图源：uwindsor 据学生健康、咨询和健康服务主任Mohsan Beg说，该计划是大学的学生心理健康战略的一部分。 他说，在他在大学工作的20年里，曾有本地学生和留学生死于自杀。虽然他没有提到具体数据，但补充说自杀是15至25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 Beg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的问题，它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使获得帮助更容易，建立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关怀社区，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获得帮助，任何一次自杀事件都是让人悲痛的。” 图源：uwindsor 校园心理健康和保健协调员Katie Chauvin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对有自杀想法的学生的专业支持，而现在的新项目“有助于将消息传出去”。 新的在线资源包含来自经历过心理健康斗争的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分享的经历。 Chauvin说： “这些人正在为那些有自杀念头的人所面临的不为人知的痛苦发声。我们现在就要进行这种对话，而不是希望我们将会有这种对话。” 在这些对话中，一位华人女孩Fei Qin讲述了自己对抗自杀念头的经历。 图源：uwindsor 你对那些正在考虑自杀的人有什么建议？ Fei Qin：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活着简直太艰难了。一切都感觉非常困难。但我希望你知道，这一刻我是为你骄傲的。你在呼吸，你在活着，就足够了。 愈合需要时间，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请一定要寻求帮助，校园里有专业人员在这里为你服务，这里将一直有一个地方专门留给你。 对于那些不确定是不是想要寻求支持的人，你想说什么？ Fei Qin：我知道有些事情很困难。当一切都受到伤害时，可能很难找到安慰或指导，但我可以告诉你，这里就有帮助。我知道选择寻求帮助很困难，但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值得的。 有时我不想和朋友谈论我的个人想法太多，所以我选择看治疗师。有人倾听并提供专业意见是件好事，有人在那里为你的痛苦保留空间。向外寻求支持是需要勇气和力量，当你有一个可以倾听的人时，你的痛苦就会缓解一点。 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关爱冠军”？ Fei Qin：预防自杀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知道与自杀作斗争的感觉，我想确保其他正在作斗争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而且治愈是可以发生的。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看不到活着的意义，因为我对生活没有憧憬。 在我最艰难的一天，一个陌生女人花时间向我表达了她的关心。她的善意时刻所产生的影响比她自己知道的还要大，让我感觉到我被人看到和理解。如果不是她，我不知道我今天是否还能在这里。 自从上了大学，我第一次接受了治疗，我终于感觉到我可以呼吸了。如果你正在挣扎或考虑自杀，请及时求助。我们在校园里拥有的资源可以真正发挥作用。你应该知道，有人在关心你。 当事情变得棘手时，你是如何应对的？ Fei Qin：我最喜欢的应对策略是写日记或去跑步。跑步有助于我的心理健康，因为这感觉就像我在逃避我的问题，一些可能压根不存在的问题。这一刻我只专注于地面和我的双脚不断地敲击路面。 如果我觉得太累了，不能跑步，我喜欢写日记。我知道这听起来超级老套，但我试着在纸上倾诉，把我所有的想法从我的大脑中吐出来。不需要对这些想法进行任何评判，只是给它们一个空间，让它们在我的日记中存在。 这是一种很好的意识流的写作方式。我不喜欢有结构的写作，所以有些时候它是一个待办事项清单，有些时候它是一页愤怒的涂鸦。 是什么给了你希望？ Fei Qin：我曾经把每种情况都想得很坏，但现在我生活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之中。 如果事情真的解决了呢？如果我能够存钱买车呢？如果我能够实现财务稳定呢？如果我能够梦想着每天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呢？由于无法控制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我试着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抱有希望的想法。 如果我感觉不舒服，我会对自己说： “没关系，亲爱的，今天就慢慢来吧。”和 “今天不要着急”。自我同情真的能帮助我度过艰难时期。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在挣扎，这里是获得帮助的地方。 加拿大自杀预防服务：1-833-456-4566（电话）| 45645（短信）。 儿童帮助电话：1-800-668-6868（电话），网站上有即时聊天咨询。 Hiatus House危机热线： (519) 252-7781

这也太吓人了！ 周二晚间，卡尔加里大学的部分学生收到了一条警报，上面写着“逃出去，躲起来或战斗(Get out, hide, or fight)"。 学生们都吓坏了，不知道该不该逃走？或者往哪里逃？具体是什么危险也不知道。 大约40分钟之后，警报宣布解除。虽然事件发生的时间不长，但一些学生认为学校的警报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事发时很多学生都没有收到警报。   25号晚上8点45分左右，该大学发布了一个就地避难警报，通知学生和工作人员在科学剧院大楼附近有一名“活跃的攻击者”。   大约40分钟后，“离开、躲藏或战斗”的警报被解除，大学在推特上表示，警方说此人已经离开校园。 警方说收到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校园内挥舞着一把刀。 周三当天，多个报警人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在校园内刺伤了几个人。由于情节严重，警方向该大学部署了许多资源。 警方说：“到达后，我们的警察对校园进行了搜查，没有找到任何受害者或证人来证实这一事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犯罪者参与其中。”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警方正在与卡尔加里大学合作，同时对该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校方在书面声明中说：“我们校园社区的安全是首要任务。虽然在昨晚的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我们将继续与卡尔加里警察局一起调查这一严重事件，该事件涉及一名已不在校园内的武装嫌疑人。” 虽然事件发生的时间不长，但一些学生十分担忧大学的紧急通讯系统。 警报发布在了卡尔加里大学的Alertus紧急通信应用程序、校园内的公共电脑和大学的推特上。 卡尔加里大学证实，它在周二晚上遇到了Alertus应用程序的技术问题，其IT部门正在调查这一情况。 该大学说：“我们对校园社区在这次事件中遇到的挑战表示歉意。我们致力于为卡尔加里大学社区建立一个可靠和有效的通信系统。” 在事件发生时，多名学生遇到了应用程序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大学的更新，一些学生说，信息的缺乏促使校园内出现了混乱。 学生Arhaam Mukati说：“有些人惊慌失措，有些人跑回了宿舍，有些人只是继续他们的工作，”当警报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时，他正在该大学的图书馆学习。 他说：“起初，我们都在四处张望，想'这是真的吗'......有些人质疑这是否是一个恶作剧。” Mukati说，他不确定周围的同学是不是都收到了警报，然而确实有一些收到警报的人，在试图打开应用程序了解更多细节时，显示“出现错误”。 他去找图书馆里的其他人，告诉他们情况，最后打电话给校园保安，他说保安没有接听他的电话。随后，他拨打了911询问情况。 Mukati说： “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 .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有携带武器的人'。” “从逻辑上讲，这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对吗？这可能是一把枪，可能是一把刀，可能是一把锤子，我们无从得知。” Mukati说，大学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方法，在潜在的危机中与学生沟通。他建议大学可以利用图书馆和校园内其他建筑的扩音系统来提醒学生，或者像一些美国大学那样采用基于短信的警报系统。 他说：“我觉得学校需要做得更多，不仅仅是事件开始的沟通，还有事后一切安全的沟通。这也应该通过同一个通知系统，而不仅仅是推特或社交媒体。” 该大学学生会主席也有同样的担忧，他说收到了学生对Alertus应用程序不能正常工作的多个投诉。 学生会主席Nicole Schmidt说： “这令人担忧，因为所有在校园里的人都应该被通知到活跃的袭击者，学生会将询问大学可以做些什么，以确保像这样的紧急信息被所有需要它的人及时、准确和有效地收到。” 2019年9月，该大学对其之前的紧急警报应用进行了调查，因为它在校园内另一起事件中也失败了。 那次事件是一个假警报，一名学生携带一个看起来像突击步枪的纸糊艺术作品出现在校园内，但它的发展与本周二晚上的事件类似，多名学生要么不知道情况，要么不得不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更新。

留学生找不到工作，雇主招不到人，这两个话题经常同时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之中，似乎留学生和雇主之间，从来都不是“双向奔赴”！ 图源：financialpost 加拿大本月早些时候决定暂时允许国际学生每周工作超过20小时，这一决定受到广泛赞扬。但一些专家表示，要想有意义地解决该国的劳动力危机，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增加工作时间之后，该国50万名外国学生可以帮助缓解雇主招人的压力。在今年7月份的数据中，该国有近一百万个职位空缺。 图源：financialpost 对于学生来说，这一政策变化还可以帮助他们抵御高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并助力他们的职业发展。 然而，一些分析家说，暂时放松就业限制可能会加强学生流，使其成为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这将给已经因缺乏资源而受到积压困扰的移民系统带来额外压力。 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加拿大商业委员会（BCC）已经敦促移民当局增加新的处理中心，更新“过时的IT系统”，雇用更多的边境官员，并在政府宣布其下一个移民计划之前扩大快速入境系统。 对此，移民部发言人Remi Lariviere说，潜在的变化不会影响处理时间，因为政策变化只适用于已经在加拿大的人。 Lariviere补充说，移民部正在招聘多达1250名新员工，到秋季结束时，正在走向一个“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工作环境，以“帮助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申请处理。” 图源：financialpost BCC的数字经济总监Trevor Neiman说，取消工作时长上限将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增加了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可能性。 Neiman说： “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国际学生在毕业后申请了永久居留权。获得有意义的工作的能力是决定一个国际学生是否决定永久定居的主要因素。” 然而，Neiman补充说： “实现这些好处的关键是确保国际学生能够找到与他们领域相关的工作。” 数据显示，新来者的技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从事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的人数从2001年的46%下降到2016年的38%，而加拿大出生的工人的比例为60%。 帮助求职者的慈善组织ACCES就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llison Pond说，取消20小时的上限意味着学生和雇主可能会被“台面下”的工作安排所“吸引”，这些工作安排往往是“不稳定的，有潜在的危险”。 加拿大学生会联盟（CASA）主席Christian Fotang对此表示赞同，并说额外的工作时间可以帮助防止对学生的剥削。 Fotang说： “我们已经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国际学生说，这一变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接一个额外的班，在当地商场做零售，或在校外学生酒吧工作。CASA希望看到这个项目成为永久性的。” Lariviere说，政府不希望学生“把工作放在学习之上”，但希望他们能通过试点项目“抵消一些费用”。移民部希望学习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分享他们对临时变化的影响的观察。

专门跟踪调查大型技术公司的科技透明项目(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TTP)呼吁，社交媒体巨头Meta打击在其平台上传播的加拿大签证骗局。 图源：CTV News 根据TTP组织一项调查总结，一些自称的移民律师在Facebook账户发布帖子，针对移民申请人，声称通过网站提供免费前往加拿大、获得就业和住宿。 报告称：“这些网站告诉用户，他们必须通过WhatsApp邀请朋友才能访问签证项目，这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骗局的传播者。” “然而，这些网站从未提供承诺的签证信息或任何有关加拿大移民的合法信息。” 该组织表示，这些网站会收集毫无戒心的人的个人数据，数据可能被用于身份盗窃。 加拿大政府已经警告用户注意这一骗局，并通过加拿大驻巴拿马大使馆的Facebook页面发布消息，接触潜在受害者。 “大使馆了解到，关于2022年加拿大政府招聘的假WhatsApp消息正在流传。这条消息不是来自加拿大的政府。我们不建议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未知的第三方。” 据TTP称，Meta完全了解这些骗局，“似乎没有对这些帖子采取任何行动”，这违反了Meta自己的反欺诈和欺骗政策。 图源： AP / Patrick Sison 根据TTP的说法，谷歌似乎允许假签证网站使用分析和广告工具，收集更多关于人们的数据，并从页面浏览量中获利。 在一篇关于其调查的帖子中，TTP展示了看起来一模一样的Facebook和WhatsApp帖子，向中美洲、南美和非洲的移民群体宣传假签证。 TTP的报告写道：“这些帖子称，加拿大正在招募45万多名移民工人，并承诺为所有16岁以上的移民提供旅费、免费住房、即时工作许可和加拿大政府的法律援助。” 在假网站打开之前，会有一个框引导用户将信息发送给至少15个人。TTP翻译一个西班牙语的网站说：“只要你点击下面的‘邀请朋友/群’按钮，在WhatsApp上与15个朋友或5个群分享信息，你的加拿大签证表格就会出现。如果您没有正确完成此步骤，签证表格页面将无法加载。” 该骗局的其他版本涉及一些伪装成移民律师的人在Facebook上的资料。TTP追踪到的一个据称是虚假的个人资料是“Janelis Osoria/Osoria Rosados”，而且这个名字继续更改版本。 TTP的报告写道，该账号提示回复用户直接私下给他们发信息，以获得更多。 该骗局的早期版本在2022年1月使用链接缩短服务TinyUrl将用户引导到一个虚假的申请页面。到今年2月，TinyUrl终止了该链接，并介入删除了所谓的“垃圾邮件、欺诈或赚钱骗局”。 TTP表示，Meta并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来阻止这些广告，并强调，发现虚假的个人资料和广告是多么容易，Meta可以很容易删除它们。 “加拿大签证骗局以其厚颜无耻而闻名。相同的账号一次又一次地发布相同的错误信息，”TTP的报告写道。

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规则，近些年来一直被饱受诟病：不公开、不透明、让人摸不清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学生的种族问题总是隐隐跟录取率挂钩。这个没有明文规定的潜规则，让无数辛苦努力申请，却次次失望而归的学生和家长们饱受折磨。 特别是，非常看中成绩的亚裔家庭。 去年，一部拍摄亚裔升学纪录片横空出世，影片在年初的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后立刻引起了热烈反响。 该纪录片不仅获得了众多奖项的提名，且把顶尖大学录取中“是否涉及种族倾向”这个敏感问题，再次抛了出来。 《Try Harder!》 这部电影由 Debbie Lum 执导，镜头对准了加州著名的公立高中Lowell Public High School 的一群即将申请大学的高中生们。 这是加州湾区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学校里大部分孩子都来自亚裔家庭。 学生对学校的评价 “来到这里才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跟我朋友其他上的高中比，我们学校就像个监狱。” “每次上课就能感觉到，大家对上好大学有多么渴望” “Lowell 高中根本就是虎妈的集中营” “我朋友说，我上的是亚裔精英学校” “这里是终极自信粉碎机” “这里，是最好的。” 过去15年，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已经下滑了超过50%。 每年，全美各个顶尖高校都会来这里招生，由于录取人数有限，他们即是朋友也是对手。 为了有限的名额，这些孩子不得不从高一开始，就进入了疯狂的竞争模式。 斯坦福，是这里很多孩子的梦想。 然而，斯坦福是全美录取率最低的大学之一，录取率仅为4.4%。而每年斯坦福从Lowell 高中招生的人数少之又少。 学校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斯坦福“好像不喜欢Lowell 高中的学生，认为我们是念书机器”。 斯坦福的招生官曾暗示，在他们眼里，Lowell 高中的学生只会机械的背诵，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吐出来。 2020年，有学生当场问招生官：“为什么我们学校的学生斯坦福的通过率这么低？” “是因为我们都是亚洲人吗？” 斯坦福的招生官回应道，“如果你喜欢你们学校的学生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请举手。” 全场鸦雀无声。 颇有经验的老师也不断跟学生们强调，试着把目光从斯坦福移开，申不进去可以试试别的。 “看看这些常春藤盟校，你有时候发现即使你条件都符合了你也进不去，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和一个叫种族的小问题有关。” 影片记录了几个孩子申请大学的过程，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这里，有相当典型的，来自虎妈类华裔家庭的Alvan。从生活琐碎到报考志愿的选择，从吃啥穿啥到宿舍被褥的安排，妈妈无一不要操心。 有来自开明华裔家庭的Ian，祖辈是最早来美打拼的中国人，家人世世代代都住在湾区，父母也都毕业于Lowell 高中。因为吃过上学的苦，所以妈妈更希望儿子去社区大学，“希望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目标明确的Sophia，父母来自中国，打的一手好网球，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在别人都广撒网的同时，她只申请了11所大学。她希望大学能帮她跳出华人圈子，接触到更多种族的同学。 每个人的结局，也非常有意思。 Alvan 遭到了所有常春藤学校的拒绝。最后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Ian 后来被埃默里大学牛津学院录取。他说，他觉得妈妈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当他转过身时，让他看到他还有别的可能性。 Sophia，上了哈佛、哥伦比亚、布朗的候补名单，后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UCLA录取，她最终去了UCLA。 此外，影片还拍摄了两个非亚裔学生的申请经历。 一位是混血女生Rachael，来自离异家庭，妈妈是非裔美国人，爸爸是白人。妈妈也是一位性格颇为强势的虎妈。母女俩多年来相依为命。 Rachael非常争气，8所常春藤盟校里，有四所把她列入了候补名单，她接到了两所的offer，最后选择去了布朗大学。 但这样的优秀，同样因为种族问题受到了质疑。 有一个孩子当着她的面说，你能被录取是因为你是非裔。 对于这种看法，Rachael 清醒的表示，她认为是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跟肤色没有关系。她也不想看到，本该像她一样被录取的亚裔学生，却没有被录取，就因为他们的种族。 另一个孩子Shea 是白人，同样来自离异家庭。他是唯二的两名在上AP Physics课的低年级学生。 影片拍摄途中他被房东赶出了家门，因为他爸爸吸毒。妈妈住在另一个城市，而他为了进这所学校，他必须搬来跟爸爸住，否则入学就不符合规定，但他觉得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 他每三到四天见一次他的爸爸，基本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书。 拍摄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多，Shea 肉眼可见的改变了。 在拍摄最开始，他雄心壮志地表示，自己必须要上到顶尖的大学，“否则我的梦想将无法实现。” 而在后期，他平静的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对名校的执着，其实真正的成功，是在哪所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他也是五位主角中，唯一一个被斯坦福成功录取的孩子。 纪录片里还有一个始终活在别人口中的天才学霸Jonathan chu，大家口中的他都是神一样的人物，会拉小提琴，平均绩点4.7，情商还很高。 有学生爆料，他曾经故意在生物测试中考了零分，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补考中拿A来帮忙降低成绩曲线（通俗一点讲就是让班里其他同学的成绩别显得太差）.... 老师批试卷的时候批到Jonathan ：“他得了100，我怎么一点都不惊讶，下次我出得再难一点。” 他被哈佛和斯坦佛同时录取。最后选择了去哈佛。 有意思的是，导演并没有放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任何采访片段，他的优秀只能在影片的一些角落里被捕捉。 也许是因为他本身低调拒绝了采访，也许导演认为，比起这样神级的天才型选手，不那么完美的普通学生，才更值得关注吧。 图片截自inpendent lens，版权属于原作者 影片的最后，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大学，一位小姐姐无奈的说，我感觉努力了这么久，结果进了一所不需要努力就能进的大学。 那干嘛还要这么拼？ 接受采访时很多孩子表示，这样的录取系统，会让人感觉很无助。 眼见多年梦粹，却搞不清自己哪里做对了，哪里做的不对，只能不断push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希望在胜利的天平上多出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而更痛苦的莫过于，看到跟自己相似的同学，甚至不如自己的同学，却被梦想院校录取了。 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定义自己，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其实，遗憾和不圆满才是人生的常态，包括潜规则，包括“不公平”。 但缺口，也是出口啊。 重要的是，“在认清生活本质后，你是否能依然对生活，心存热爱。” 你拼尽全力对着目标冲刺的决心、经历失败永不言弃的斗志、和面对失意坦然接受的勇气，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都是未来让你成长蜕变的养分。 人生的赛道那么长，其实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一间能容纳近百人的教室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中国学生，甚至连授课老师也是中国人。不久前，路明非将这段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成为他有史以来发布的评论数最高的一条内容。 然而，这并非国内大学的上课景象，视频中的地点是英国的诺丁汉大学。路明非就读的会计金融硕士专业今年的学生人数在180人左右，其中约160名是中国学生，印度学生数量次之，约十多个，剩下的是英国本地学生。 这种现象被留学生群体戏称为“反向留学”。   商科是“重灾区” 今年夏天刚到英国的路明非，留学初衷是“混个文凭”。对于这一想法，他从不遮掩。 他也考虑过在国内读研，但摆在眼前的现实很残酷。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创下历史新高，较上年增加21％。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招生总数人数，2022年约为110万人，考研“上岸率”仅为24%。 路明非本科就读于国内一所三本院校，据他了解，该校的考研率仅为1%，“双非院校考研没优势，我想着也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路明非身上带着点北方人的坦率和自信，他履历光辉，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和班长，考试成绩专业第一，得过国家奖学金和不少荣誉。出国留学便成为最优选项。 他的选校逻辑简单粗暴，“美国签证比较麻烦，澳洲学制长，英国就一年。”于是一口气申请了数十所英国院校。 排除个别学校的“水专业”项目之后，他还拒绝了几所较好的学校，担心自身的语言水平有限，“即使去了也听不懂”。最后诺丁汉大学的会计金融专业成为一个折中选项。 “反向留学”这一现象，与学校、专业选择有较大关系。 商科一直是“重灾区”。 森森对此深有体会。五年前，他在美国中部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攻读金融硕士专业，“整个专业40多个学生，有30多个中国人。”他回想了一下，印度学生人数次之，美国学生则屈指可数。 “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号称全美第三多。”但这所学校录取的标准并不低，对标化成绩和过往实习经历都有要求。根据该校官网，森森就读的金融硕士专业在全美排名第七。 就读于澳洲昆士兰大学应用金融硕士项目的杜琛亦有同感，他已记不清这个专业的具体人数，但“中国学生最多”是最直观的印象。 杜琛在上海一所211高校读了四年国际经济贸易本科专业。“万金油专业，什么都沾点边，但都不精。” 他如今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期间，股票市场正值牛市，证券课的老师鼓励班上同学“有能力的都去炒股”。杜琛对金融业的兴趣最早起源于此。 受困于金融行业的求职门槛高，清北复交的本科加上国外顶尖大学的学历只是一张“入场券”，对于当时的杜琛而言，进入这一行想都不敢想。 本科毕业后，还处于迷茫期的杜琛去了一家新加坡制造业公司在上海的分部，担任工程师一职。“类似于销售工程师，也需要技术支撑，但和我的专业完全没有关系。” 在外企工作，上下班很规律，但杜琛对工作内容实在提不起劲。一年后跳槽旅游自媒体，他再次感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最后他萌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 在各大商科硕士项目被中国学生挤满的同时，一些海外院校的传媒专业也遭到中国留学生“入侵”。 一位正在英国利兹大学就读传媒硕士，自称曾是湖南卫视编导的用户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所在的专业共30个学生，其中27个是中国人。“一回头以为自己进了新东方大班课。” 这并不意味着该学院来者不拒。利兹大学传媒学院的八个硕士项目均对中国院校申请人设置了门槛，只有在官方公布的院校名单上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 这份公开的院校名单显示，中国大陆共有197所高校入围。 “由于我们收到的申请数量巨大，因此只能提供名额给那些在名单上的中国院校申请人。任何不在此名单上的院校学生申请将会被拒绝。”利兹大学解释称。 老牌传媒院校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传媒硕士项目也涌入大量中国学生。 南加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最新公布的2022年秋季硕士研究生数据显示，传播管理专业共有150名硕士入学，中国学生就有91名，占比60%；数字社交媒体、全球传播专业分别有99名、62名新生，中国学生占比分别高达76%、68%。 除商科外，据路明非观察，学校的一些社科专业里中国学生人数也过半，“我们学校工科专业的中国人也不少。” 长期以来，中国留学生数量在国际学生中始终居于首位。 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发布的Open Doors数据显示，在2020/2021学期中，中国和印度学生占53%。中国依然是最大生源国。在美持F1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总计31.7万人，印度学生16.8万人，仅为中国留学生的一半。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近日也公布了其最新中国留学生数据，人数创五年来新高。本学期注册在读的中国学生共5859名，仅次于2017年5932人的历史峰值。 一年制硕士“水”吗？ 英国一年制硕士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并非香饽饽。 一位曾在外企有十几年招聘经验的HR透露，早年间，她曾为公司招聘管培生，该岗位第一年可以在英国总部工作一年，“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但看了一圈简历，也面试了几位英国高校毕业的硕士，她还是没有挑到合适的候选人。 面对社会对英国一年制“水硕”的看法，路明非对此并不认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硕士学习的亲身经历，就缺乏真正了解。 不少英国学生学习起来也有股“狠劲”。“有的甚至可以连续一整天上课，中饭就随便对付一口。”路明非称。 尽管路明非感觉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太多了”，但常去的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却察觉到，过去两年，这个小城里的印度面孔越来越多了。 英国内政部数据显示，在截至2022年6月的一年里，英国政府向印度留学生发放了11.8万张学生签证，较2019年增加了8万张。这是自2011年以来印度首次超过中国，成为获得英国学生签证数量最多的国家。 路明非发现，印度学生在课堂上大多发言积极，“英语算是他们的母语，回答问题很快，答的内容也很多。”但中国学生多数比较沉默，只有个别学生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会发言。 印度留学生也有自己的圈子。这学期的一堂课上，在组建合作小组时，路明非曾尝试找几个印度学生，却遭到了婉拒，对方表示，需要问问其余几个印度同学的意见。 在中国人多的专业中，一个小组里全是中国面孔的现象并不少见。 在昆士兰大学就读期间，杜琛更倾向于组员都是中国学生。他对印度学生带有一丝刻板印象，觉得他们爱吹牛，经常迟到。他甚至遇到过一次小组作业时，印度组员“放鸽子”。 “临近截止日期了，发现他还没开始，提醒了之后答应‘马上做’，但最后内容还是空白的，我们就帮他做了。”杜琛说。 刚到布里斯班时，杜琛曾短暂感到孤独。在国内他有稳定的社交圈，但在异乡，除了同学和室友，他一度担心自己的社交圈太过单调和狭窄。于是开始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圈去社交。 通过各类同城活动，他认识了一些国际学生，彼此也都聊得来。同时，他也意识到，留学在外，所处的社交圈并没有高低之分。 但由于成长和教育背景差异，杜琛认为，中国学生很难真正融入外国人文化。比起强行融入，他更认同“怎么舒服怎么来”，待在中国人圈子里也不是件坏事。 从昆士兰大学毕业后，杜琛还是没有进入金融行业。“太看重背景了。”他曾面试过一家知名证券公司，败在了最后一轮面试。他发现，一起毕业的同学里，只有家境显赫的，才获得了这个行业的入场券。 谈及毕业后的职业规划，路明非很明确打算回国发展。有一纸研究生文凭后，他希望能够进入老家的国企。 森森回国后，进入一家国企工作，工作第三年，他意识到稳定的生活状态并非是自己追求的，于是在去年申请了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转码项目，并成功录取。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开启新生活。

蒙特利尔警方请求公众帮助寻找一名失踪的17岁华裔男孩Tian Feng。   Tian Feng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周一，在Côte-des-Neiges-Notre-Dame-de-Grace区Sherbrooke Street West与 Cavendish Boulevard的拐角处。   警方说，这名17岁少年刚到这个国家，不会说英语或法语。 调查人员和他的家人很担心他的安全。 Tian Feng身高1.8米(5英尺11英寸)，体重68公斤(150磅)。 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时身穿黑色牛仔外套、黑色毛衣和黑白运动鞋。 任何了解这起失踪事件的人请拨打911或前往当地警察局。

为了让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拉丁裔等有色人种的学生可以进入知名高等学府深造，美国很多顶尖大学在招生时采取了种族配额制或隐性筛选机制。但是，此举却让亚裔学生乃至白人学生面临招生歧视。特别是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问题，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公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也被起诉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最近，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漫长诉讼程序，美国最高法院将对此案做出裁决。 从平权运动到亚裔歧视 1960年代，在黑人运动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平权法案》，旨在促进大学种族多元化，让更多有色族裔学生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多起严重的黑人歧视事件，黑人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而组织起来，共同推动教育、就业、福利等政策的种族倾斜。 《平权法案》要求大学招生要考量种族因素，让历史上备受歧视的黑人、拉丁裔等有色人种得到适当偏袒，避免大学清一色的是白人。 吊诡的是，为了反歧视而生的《平权法案》，却导致了对其他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学生的歧视。这种类似于种族配额制的招生做法，促使亚裔学生内部激烈竞争，他们要想取得精英大学的入学资格，往往需要取得比其他族裔学生高出许多的成绩。 平权运动和多元化诉求导致亚裔学生面临招生歧视，而白人学生在一些大学的入学名额也被挤压。 哈佛大学是首屈一指的知名高校，在招生政策中歧视亚裔学生的问题也最受关注。同黑人、拉丁裔或白人学生相比，亚裔学生的学术成绩更高，但他们获得入学资格的条件也更高。 2014年，针对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中歧视亚裔学生的问题，学生组织“公平入学”提起了诉讼，认为强调种族多元化的招生程序，挤占了亚裔学生本应取得的入学资格。 《哈佛校报》 （The Harvard Crimson） 披露的数据显示，2022年获得哈佛大学录取资格的1954名本科生中，27.8%的是亚裔，比2021年的27.2%略高，也高于2020年的24.5%和2019年的23.09%。与此同时，白人的比例从2019年的50%一路下降，近三年依次为45.8%、39.7%和40.4%。如果没有针对亚裔学生的招生歧视，那么亚裔学生比例可能会更高。 种族问题向来是党派政治的关键议题，诉讼案的走向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不定。在2019年和2020年的两项法院裁决，均支持哈佛大学胜诉。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时，支持司法部调查针对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诉讼。2021年12月，拜登总统支持的最高法院则驳回了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最近，这一诉讼又峰回路转，面临新一轮的翻盘可能。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要再让亚裔成为校园多元化的牺牲品了》，认为现在到了抛弃平权运动和种族多元化的时候，不应继续对亚裔学生进行招生歧视。该文认为，当前对亚裔学生的歧视，就像20世纪初部分常春藤盟校对犹太学生的偏见一样，只不过手法更加隐蔽罢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打着改善高校多元化旗号的做法，恰恰造成对亚裔学生的歧视，最终可能反而会损害其所倡导的多元化和公平入学。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平权法案》的帮助下，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取得了精英大学的更多入学资格，但他们如果能够被其他大学录取，顺利完成学业并毕业的机会反而可能更大。也就是说，一些本适合进入其他大学的有色人种学生，因为降低标准而进入精英大学，却可能难以完成大学学术要求，甚至面临辍学风险。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一书中，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就谈到这一问题。作者是出身贫寒家庭的黑人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但是，他通过调查发现，“寒门难出贵子”，贫困学生在精英大学的录取道路上历尽艰辛；即便进入大学后，也难以真正融入大学的“富人俱乐部”。 为何是亚裔学生？ 之所以是亚裔学生，而不是其他族群遭受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歧视，同亚裔群体的人口特征有很大关系。 美国著名移民和亚裔美国历史学家、明尼苏达大学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漪莲 （Erika Lee） 出版的《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一书，追溯了美国华人移民和华裔美国人的历史，认为虽然“平权行动”旨在消除种族歧视，改善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代表性；但是，对于亚裔而言，它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美关系紧张，近些年来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反移民情绪和行动日益增大。 亚裔学生普遍被认为学术成绩优秀，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李智英 （Jennifer Lee） 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教授周敏合著的《美国亚裔成就的悖论》一书则发现，虽然美国华裔和越南裔青少年取得了非凡的教育成就，但他们在步入职场和社会时面临严峻挑战。她们认为，亚裔美国人的成功，很难通过文化论和种族优劣论来解释，而主要同美国的国际移民筛选机制有关。 她们指出，儒家文化、虎妈式家教和刻苦耐劳等带有华裔特色的族裔文化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亚裔移民超级严苛的筛选机制，即能够成功移民美国的亚裔群体本身就很优秀，因而在社会流动时享有起点优势。但是，亚裔群体的整体优秀也使美国社会对其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都是聪明好学的优等生，并抬高乃至扭曲了他们对亚裔的期望。 这种社会期望就像一把双刃剑，既使亚裔群体备受关注，也使他们在教育和职业发展等方面面临壁垒。 2021年3月，周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华裔美国人不能被误认为“外来寄居者”或“永久的外国人”，而应入乡随俗和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团结起来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自身权益，并通过推动中美关系向好来改善自身处境。 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歧视进行诉讼，反映了亚裔群体在维护自身权利而采取实际行动。 择优录取还是种族配额？ 在择优录取和公平起见之间，高等教育一直摇摆不定，精英大学更是难以取舍。 一方面，顶尖大学追求学术卓越，需要优中选优并公平竞争，如此才能维持和提升学术水准。另一方面，不同族裔的经济社会状况差异较大，需要通过某种政策来使社会弱势群体也能够进入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就成为大学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矛盾的不二法门。 但是，同基于种族的筛选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关注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而不是依据种族或肤色等标签进行遴选。 即便是亚裔学生群体内部，也存在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而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自然会伤及无辜，甚至可能加剧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 比如，哈佛大学近些年的新生调查都显示，学生家庭的年均收入整体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学生父母就读于哈佛大学的传承录取比例也有所上升。换句话说，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让更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进入哈佛大学，而寒门弟子“鲤鱼跳龙门”就更加困难重重了。 与此同时，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大学本身，多元化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适度为之。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就指出，人类社会的人口多样性同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太低或太高的多样性都不利于社会进步，只有适度的多样性才能维持社会繁荣。 特别是对本已非常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来说，在大学招生过程中刻意强调和追求多元化，反而可能是得不偿失和适得其反的。 高等教育入学，特别是顶尖大学招生的公平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共性挑战。高考制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公平的招生政策，但城乡差异、高考加分、高考移民等问题也受到争议。针对少数民族、偏远乡村地区等的高考加分和倾斜政策，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但也让一些人钻政策空子，并导致高考招生政策的执行偏差。 今年9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近些年来清理和规范高考加分，目前已取消5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并逐步取消95类地方性加分项目。在少数民族加分方面，高考也在逐步完善，使其朝着公平、规范和精准的方向发展，避免高考加分的滥用、泛化和无序。 随着人口流动、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未来涉及高考招生的公平问题，也可能会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在高等教育入学政策方面未雨绸缪和提前规划，避免被动响应和积重难返，不失为教育部门的可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