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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常青藤更难进的美国大学

2016年6月27日，一名学员在西点军校的入校日接受例行理发（美国陆军照片）或许你想来美国留学，而且认为自己的水平足够进入一些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但是这里说的可不是“常青藤盟校”。和美国的某些竞争极为激烈的军事学院比起来，进入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也许倒还容易一些。一名西点军校学生的教育成本据估计为每年5万6千美元，而这些军事学院不仅仅免收学费，还会付钱让你入校学习。美国联邦军事院校是由联邦政府资助、训练学生成为军官并为美国军队效力的学院。毕业后，本国学生将必须在他们所属的军种内服役5年，而国际学生将回国效力。西点军校国际学术事务副院长布雷特·马修斯谈到这些国际生时说，“我们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来训练并教育他们，随后他们会回国效力一段时间。” 这五所联邦军事院校包括在纽约州的陆军西点军校、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空军学院、康涅狄克州新伦敦的海岸警卫队学院以及纽约州国王点的商船学院。这就所学校每年都会迎来国际学生。美国联邦政府政策要求这些军事院校每校现有国际生加起来不得超过60人，高于2004年45人的上限。在陆军西点军校、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学员被称为cadet，而在海军学院和商船学院，学员被称为midshipmen。每年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选择合格国家，今年有大约100个国家。西点军校招生主任黛博拉·麦克唐纳说，“他们把招生量提升到60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升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 西点军校为2022届招了16名国际生。这些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际生将和1200多名新生一起入校。麦克唐纳说，国际生的招生程序和本国学生的差不多，只有几个不同的步骤。 “最大的区别是，国际生需要由他们国家相当于美国国务院的部门提名，”麦克唐纳说。“他们由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名，这和我们招收美国公民的过程不一样。” 美国申请人必须要争取到他们当地的国会众议员或参议员或者美国副总统的提名。任何申请美国联邦军事院校的学生在入校前必须大于17岁，但不得超过22岁。他们不能是已婚、怀孕或有抚养孩子的责任。申请联邦军事院校的国际生在被录取前还必须参加托福考试。2016年西点军校国际生的托福考试考分的中间值是94分，该考试满分为120分。有意申请美国军校的国际学生还必须参加SAT考试，并争取获得高于平均的分数。大致来说，西点军校的SAT平均分为1340，海军学院为1400，海岸警卫队学院为1320，空军学院为1310，而平均分最高的是商船学院，为1600。海军学院为2022届录取了14名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国际生海军学院国际生项目主任提姆·迪舍尔说：“每年我们会收到60到80个提名，我们争取每年录取15名国际生。” 每年空军学院会录取大约15名国际生，而商船学院有三个全职国际生名额。商船学院国际招生官凯斯·华生说：“每年差不多会有10名国际生递交申请，不过只有大约半数会被录取。” 当萨拉约·苏克查2015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开始他的大学生涯时，他只有三名同届的国际生。他本人是有史以来第五名被海岸警卫队学院录取的马来西亚籍学生，上一名在1996年毕业。苏克查说：“我在上一名马来学生的20年之后被录取了，我感到很幸运，极有福气。” 他同时被海岸警卫队学院、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以及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录取。苏克查说，“作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的军官候补生，我和其他19名候选者经历了一系列选拔活动，并最终被三所学校录取。” 美国海军学院的招生官迪舍尔说，国际学生会在国内学生之前接受新生入校指导，这是为了帮助他们调整时差。他们还会参加一门政治科学课，以便更好地了解美国宪法。同时会有一户人家作为他们的“接待”家庭。第一年的新学员每个月会得到一笔900多美元的资金。其中一部分会进入他们的个人账户，另一部分进入另一个账户，用来支付他们的制服、书本、一台电脑、活动费用以及开支。当苏克查把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告诉家人的时候，他们百感交集。 “我妈妈当时非常激动，”苏克查说，“她当时高兴得哭了。” 而其他人则担心他要如何与那些像电影里描绘的那样粗壮高大的美国硬汉竞争。苏克查说：“我们家庭里从来没有人在国外生活过。”

8年前
女留面具人生：白天学霸晚上小姐回国嫁官二代

这个姑娘，会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一辈子。温哥华的卖淫嫖娼现象有多普遍不必多言。小编听过不少本地女生“下海”的故事。其中最让人感到唏嘘的是，很多女生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水准”——买更多的名牌包包，买豪车，把身边的姐妹们都比下去。知乎上有一个留学生的故事很火。华人男生小A出国留学，生活所迫，来到当地一家色情按摩院当保安。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神奇的中国女留学生，该女生的经历颠覆了他的三观。这个中国女留学生长相清纯甜美，性格很文静，怎么看也不像“接活”的。小A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时，既惊艳，又痛心。但是一开始两人没什么交流。有一次，这个姑娘和一名客人发生了纠纷，小A作为保安就帮忙协调。纠纷解决后，姑娘表示了对小A的感激，于是两人就聊了起来。小A没忍住，问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你挺好的一个姑娘，为什么出来干这个？家里有困难吗？” 没想到，姑娘轻轻一笑，目视远方，幽幽地说：“来这儿出国的，谁家会困难呢？只是我妈平时给我的生活费不够我买东西的。身边的朋友都拎着名牌包了，我可不想比她们差。”小A哑口无言。再后来，快期末考试的时候，小A居然在学校图书馆里看见了这姑娘。这才知道原来两人是校友。小A所在的学校在当地算不错的了，有的专业期末通过率只有50%，不拼命学就得重修。当时，小A看到姑娘正在专心致志地趴在桌子上给另一个同学讲题，一脸认真，完全就是学霸的模样。小A再次被震惊了。小A所在的色情场所，每个接客的姑娘都有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有个屏幕，可以看见大厅里的客人。这样一来，如果姑娘看到熟人的话，就可以选择不接客。而这个姑娘似乎没怎么碰见过熟人，就这样在她的那个小房间里，接了一个又一个的客人。这些客人形形色色，身材相貌各异，身份背景各异，但是姑娘都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在小A眼里，这个中国姑娘是店里所有姑娘中最敬业的了。一天晚上，姑娘接完了客，准备下班了。她背着自己的LV包包，走到店门口时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对站岗的小A说：“我以后不来了，准备回国跟我男朋友结婚了。你一直以来挺照顾我的，谢谢你了。” 小A再次懵逼，问：“原来你有男朋友啊？” 姑娘点点头，“嗯，我们早就订婚了，他一直等我毕业呢。” 小A咽了口口水，“是你老家的吗？” 姑娘说，“是啊，他爸是我们那儿一副局长，已经给我安排好工作了。” 这下，小A的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除了小A，这个姑娘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恋人，应该都永远不会知道，她曾经在异国有过这样一段“自力更生”的历史了。相信这个姑娘，也会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一辈子。在温哥华，还曾经有位中国女留学生为了买车付月供，一开始兼职“接活”，后来发现“躺着赚钱又轻松又高效”，于是干脆辍学做起了全职小姐。唉，只能说，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但是为了虚荣，放下了真正的尊严，真的值得吗？

8年前
华人把孩子送出国求学很骄傲？被现实打脸!

华人父母送孩子出国求学，做小留学生，听上去是挺骄傲的选择。然而，让思想不成熟的孩子们缺乏父母陪伴，独自远涉重洋，果然好吗？据了解，其实不少家长都后悔了。在洛杉矶游览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留学生，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小留与ABC玩不到一起没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学生，能和本地的孩子们玩到一起吗？这个问题只有孩子们最清楚。其实，他们玩不到一起，哪怕都是会说中文的孩子。听听孩子们说什么。 Sara和Rain是两所不同高中的学生，已经快毕业。一位随家人移民美国5年多，一位是美国出生的ABC，他们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玩到一起吗？ “从不和他们一起玩，”Sara说，“他们聚在一起不怎么学习，就是特别会玩，好像除了玩啥也不做，而且他们都说中文，好像是在美国继续过中国生活，感觉他们‘自成一派’，我不想加入他们。我才来美国不久，也想尽快学好语言，尽快熟悉这里的文化。” 当Rain被问及是否和中国小留学生们玩时，直摇头，“不不，他们自己玩得很好，有不少人在一起的。我和弟弟从来不和他们玩，玩不到一起。我和弟弟都会说些中文，但是他们完全不说英文，完全不聊这里的事儿，而他们熟悉的话题，我们又完全不了解。最主要是，他们不怎么学习。” 当几位墨西哥裔、白人同学被问及类似问题时，他们更加不以为然，一位叫雅思敏的高中生说，“不玩。之前我们同年级的有几个中国学生，不知道他们是留学生还是移民。他们天天在一起，说中文，我们最早也曾经和他们聊天，但他们好像不愿意和我们聊天似的，慢慢地大家都不和他们玩了。后来年级里来了一个中国学生，她说是移民。她就特别好，和其他中国同学不一样，很Open，和我们学英语、西班牙语，还教我们说中文。我们有困惑的关于中国的问题，都去问她。我后来还在脸书里发了合照，说她是我最最爱的亚洲人，她可高兴了。小留心智不成熟无法自理除了孩子，家长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儿子读高中，之前寄宿在一个白人家庭，后来发现他和我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我都不了解他了，就自己过来看着他。慢慢发现他整天和一些寄宿中国留学生们一起玩，就是玩，从来不见他们学习。我现在知道了，很反对把孩子独自留在这里，没人管的小孩子真不行，他们根本心智不成熟，怎么可能管理好自己。”一位陈姓家长说，“后来我没办法了，直接给孩子转学，让他远离之前的朋友。” 另一位杨姓妈妈则感慨，说幸亏当初没让孩子一个人来留学，“女儿初来时读高一，两年后才告诉我，她刚到美国的时候有多寂寞、难受，没有朋友，没有交流，孤独地要得自闭症了。现在她很感激地对我说，‘妈妈，幸亏当初有你陪伴，有人和我聊天，做我的好朋友，不然真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能不能熬过那段日子’。” 让孩子做小留许多家长后悔了 “去年暑假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国旅游，顺道接上在国外读书的女儿，本来以为是非常开心的一次旅行，没想到我和朋友们不久即发现女儿得了厌食症。”在中国大陆夫妻两人生意都做得很成功的曹女士介绍说，他们家有3个孩子，因为当时中国依然执行计划生育，所以第二个孩子生在了国外，于是从孩子6岁起，夫妻两人就让二女儿出国，寄宿在一个关系很密切的白人朋友家中，做小留学生了。本来以为从小生活在国外，语言、文化关容易过，容易适应环境，然而，事情并非只向好的一面发展，夫妻两人忽略了缺乏父母陪伴的未成年小孩子，无法自我调整内心的孤独。 “旅行中，我们其实早发现问题了，女儿很会给大家做饭，但是她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东西，当时只是觉得奇怪，想着或者在节食？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大人和她一起，围坐着聊天，顺手放了几大包家庭装的薯片类零食在旁边，不经意间发现女儿在一边不停不停地吃，有一大包几乎吃完，我们正惊奇，她突然开始吐，连去洗手间都来不及，直接吐在桌子上，我们当时吓坏了，而孩子也特别羞愧，独自躲进房间。因为长年不在一起，我自己都觉得和她沟通有些障碍，就请朋友试着从侧面了解情况。” 曹女士说，朋友花了很长时间和女儿沟通后，告诉她，孩子从心里恨妈妈爸爸，觉得他们偏爱姐姐，把姐姐留在身边，还时不时发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虽然知道爸爸妈妈是想让她看到家人开心，却不知道这些深深刺痛了她。她知道自己可能得病了，每次只要吃东西就不停，直吃到吐为止，却不敢告诉任何人，觉得羞愧，却又不知道如何医治。曹女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悔万分，马上把孩子接回了中国，再有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再也没想着送孩子早早出国。曹女士遭遇的问题并非特例，当她知道女儿的情况后，开始关注朋友圈中送孩子做小留学生的父母，没想到都发现或大或小的问题苗头，有的不好好学习、甚至辍学，有的结交不好的朋友，而且差不多一致的问题是，都和父母很疏离，父母已经很难和他们交心地沟通，不知道他们内心在想什么。

8年前
报考思培的五个要点！

思培考试是加拿大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留学和入籍英语考试，在许多需求英语资格认证的场景当中都可以完全替代雅思。比起雅思，大部分有过比较的同学和朋友都认为思培更加容易通过，特别在听力部分和写作部分。同时，思培的侧重点也更加放在日常生活，所以较少出现偏，怪，难的题目。不过就像所有资质认证考试一样，思培也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下就是我们认为报考思培最需要注意的五个要点：一，思培考试入场记得携带护照或者枫叶卡以证明，报名和出成绩都挺快的，不过一个考生一个月只能进行一次思培考试。二，思培满分十二，可替代入籍/留学以及其他英语资质需求。一共180分钟，其中包括120分钟的阅读写作以及各三十分钟的口语和听力。三，思培考试的内容放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在各部分会出现更多对话以及在加拿大生活耳熟能详的标记，比如TIM HORTON，Canada Goose等。考生在参加考试前，可以多了解一下加拿大的比较出名的事物。四，思培考试的口语是机考，开始以及结束都需要按键，并且时间是规定好的。口语考试中经常会出现一两道问路类型的题目，考生可以适当准备。五，阅读题目中也会出现一些加拿大文化圈内的事物，如少数族裔，原住民等，考生可适当准备。总的来说，思培考试比雅思考试要容易很多，不过也有许多跟雅思不太一样的地方。思培考试的设计，本身就是由温哥华市UBC大学的教授做的，所以最好的思培补习机构也就在这里，梦想思培DreamCelpip，能迅速满足你的通过梦！关于我们梦想思培DreamCelpip是一家专业的教育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方式先进，力图帮助学生快速提高成绩。联系我们 740-4400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778-551-7755 info@dreamcelpip.com www.dreamcelpip.com 相关阅读思培攻略：考雅思还是思培(CELPIP）思培 - 英语语言考试又添新丁去加拿大留学啦？要入籍啦？英语考不过啦？

8年前
准备好！大批美国学生正涌入加拿大高校就读

　　从越南战争开始，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是美国人寻求逃避艰难政治局势的目的地。最近，根据CNBC指出，美国各大学的申请者数量急剧下降，而加拿大的高校申请数量却持续攀升。除了国际留学生，前往加拿大各高校就读的美国学生也在急速增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部分原因是除加拿大之外的国际留学生，受到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更严格的移民政策的影响，所以很多留学生都选择了加拿大。但是，有很多美国学生也选择到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一位到蒙特利尔就读的美国学生表示，之所以会选择到加拿大留学，是因为加拿大低教育成本和高质量的生活吸引了他，而且他也可以选择继续上一所顶尖的大学，并且在毕业后继续生活在低成本的环境中。　　举例来说，他到加拿大留学的费用是，每年2万刀，一间1.5公寓每月租金也只需600刀;而在美国，每年的学费高达6.5万刀，而且美国大西洋沿岸任意一个主要城市的一居室公寓每月租金都需要1300-1400刀左右。　　除了以上物质条件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延长工签的有效期至3年，也让那些国外留学生在毕业后留在加拿大变得更容易。　　所以目前为止，在特朗普执政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开始进入加拿大就读。据官方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前往加拿大的美国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而且，在特朗普结束任期之前，这一现象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8年前

　　导读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遇了。　　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2014年3月29日，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模式。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资料图片)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