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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迪看来，他的电极技术一旦成功，在未来就并不仅仅是可以帮助闭锁患者这么简单了，这项技术最终将推动人类走向人机一体和意念控制的未来。于是，已经年届七十的他决定，拿自己的大脑开刀，做一次大胆的冒险尝试…… （提示：下文中有些图片可能会造成某些人的感官不适，请慎重考虑是否阅读）文/Daniel Engber 译/土豆同学、小鱼、Xaviera、郭斯塔、鹊踏枝、blue sun 校对/小赵、凤梨原文/www.wired.com/2016/01/phil-kennedy-mind-control-computer/ 脑部手术持续了十一个半小时，从 2014年6月21日下午时分开始，延续到加勒比海地区第二天的黎明。下午，麻醉作用渐渐消退，神经外科医生走进病房，摘下他的金属框眼镜，举着它，以提问的方式来检查这位缠满绷带的患者。”这是什么？”他问道。菲尔·肯尼迪凝视着眼镜看了一会儿，他的视线飘到天花板，又落到电视。”呃……呃……眼……眼……”他结结巴巴，”……眼……眼……眼……”“没事，慢慢来，”外科医生乔尔·塞万提斯尽可能用他最平静的声音，说出这些话来使患者保持冷静。肯尼迪再一次尝试做出回应。仿佛他在努力迫使他的大脑工作，就像一个喉咙痛的人吃力地吞咽食物。与此同时，外科医生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同样不安的想法：”我不应该做这个手术。” 几天前，肯尼迪到达伯利兹机场，当时的他还是个头脑清晰、一丝不苟的66岁电视医生（TV doctor），看起来严谨且权威。他没有什么疾病，医疗上也不需要塞万提斯打开他的头骨。但肯迪尼却想要做一场脑部手术，并且愿意为之支付三万美金。菲尔·肯尼迪肯尼迪曾是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因为将几根电极嵌入瘫痪患者的大脑并教会患者用思想控制电脑的光标这一壮举而登上新闻头条。肯尼迪称这位病人为世界上的“第一位半机械人”，新闻界将他誉为史上第一个通过人脑-电脑界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进行沟通的人。从那时起，肯尼迪的一生都致力于建立更多、更好的半机械人，并努力开发一种能使人类的思想完全数字化的方法。到了2014年的夏天，肯尼迪坚信只有身体力行，才能推动自己的项目前行。为了他的下一个突破，他打算对一个健全人的大脑下手，也就是他自己的大脑。因此肯尼迪前往伯利兹进行手术之旅。一位当地的橘农兼前夜总会老板，保罗·鲍顿，负责管理肯尼迪手术的后勤工作，塞万提斯——伯利兹第一个本土生长的神经外科医生——为手术主刀。鲍顿和塞万提斯同为“生活质量外科诊所”的创始人，拥有一个医学团队，专门治疗慢性疼痛、脊柱病症，现在还特别提供腹部整形、鼻子整形手术、男性胸部修整手术以及其他增强手术。 “我想我们已经毁了他的余生，”鲍顿说，”我当时这样想，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肯尼迪聘请塞万提斯来执行第一道程序——在大脑的表面嵌入一组玻璃与金丝混合的电极——这一步看起来进行地很顺利。在手术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出血，但他康复的过程却是问题重重。两天待在室内，肯尼迪坐在他的床上时，突然，下颚开始打颤且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他的一只手开始晃抖。鲍顿担心这癫痫会嗑碎肯尼迪的牙齿。他的语言问题也同样存在。”他说的话不再有逻辑了，”鲍顿这样说，”他一直在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已经说不出其他的话。”肯尼迪仍然能够表达音节和一些分散的单词，但他似乎已经无法再将它们组成短语和句子了。当肯尼迪抓起一只笔，试图写下些信息时，写出来的却也是潦草无章的字母。起初，鲍顿被肯尼迪那印第安纳·琼斯式的科学研究方式所折服：他来到伯利兹，打破研究的标准规则，赌上自己的心智。然而，现在他在这里，显然已经寸步难行了。“我想我们已经毁了他的余生，”鲍顿说，”我当时这样想，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印第安那·琼斯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夺宝奇兵》里面的主角，是一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很喜欢冒险，身手矫健，聪明细心。】当然，这位美籍爱尔兰裔医生（指肯尼迪）比起鲍顿和塞万提斯更清楚其中的风险。毕竟是肯尼迪发明了那些玻璃与金线混合的电极，并且目睹了医生将其植入好几个患者的大脑中。所以，根本问题并不是鲍顿和塞万提斯曾对肯尼迪做了什么——而是肯尼迪对自己做了什么。西班牙的神经学家荷塞·德尔加多差不多就在当年电脑出现的同时，就有人开始努力找出一个方法来用我们的思想控制电脑。在1963年，一位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在他的研究报告里说，他已经想出如何使用人类脑电波控制简单幻灯片投影仪的方法。大约在同一时候，一位耶鲁大学的西班牙的神经学家，荷塞·德尔加多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这源于他在西班牙科尔多瓦斗牛场进行的一场盛大的演示。德尔加多发明了他称为“颅内刺激接收器”的设备——此设备植入大脑，由无线电控制，可以用来采集神经信号以及传递到大脑皮层的微小刺激。当德尔加多走进斗牛场，他晃动红斗篷来煽动牛的情绪。当这只动物靠近时，德尔加多按下他的无线广播发射器的两个按钮：第一个按钮刺激公牛的尾状核（基底神经节的主要组成部分），使它动作变得缓慢最后停止；第二个按钮会使它转身并且向一堵墙跑去。被植入“颅内刺激接收器”的斗牛，德尔加多按下他的无线广播发射器的两个按钮：第一个按钮刺激公牛的尾状核（基底神经节的主要组成部分），使它动作变得缓慢最后停止；第二个按钮会使它转身并且向一堵墙跑去。德尔加多梦想着使用他的电极能直接进入人类的思想：读取它们，修改它们，改善它们。在他尝试将植入物应用在精神病人身上之后，他于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这样说道：”人类正处于进化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很快就要拥有强大的力量去构建我们自己的心理功能。只是问题是，我们理想中想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人？” 德尔加多的研究工作让很多人感到不安，这并不令人意外。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计划项目渐渐衰退，饱受争议，缺乏研究资金，而且大脑的复杂性更令他举步维艰。德尔加多原以为大脑可以通过简单的热线控制，但其实根本不是。与此同时，科学家们的计划则比较保守——继续将电线放入实验动物们的头中，他们只想破译大脑信号，而非通过神经元探得文明的奥秘。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神经学家们已经发现，如果你使用植入物来记录来自一只猴子大脑运动皮层中细胞组的信号，接着对全部的放电信号取平均值，你就可以知道猴子打算往哪边挪动它的四肢——这个发现被公认是开发病人脑控假肢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神经学家们已经发现，如果你使用植入物来记录来自一只猴子大脑运动皮层中细胞组的信号，接着对全部的放电信号取平均值，你就可以知道猴子打算往哪边挪动它的四肢但被用于这项调查的传统大脑电极植入物有个主要的缺点：他们接收的信号出了名的不稳定。因为大脑是一个胶状的介质，有时当细胞被植入物记录，或因被金属尖利的一角碰伤而死掉时，细胞会游离出固定范围。最终电极会黏在疤痕组织上，导致它们的信号完全消失。菲尔·肯尼迪的突破最初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生物工程的基本问题，这项突破可谓确立了他在神经科学领域的职业生涯，也最终使他走向了伯利兹的手术台。他的主意就是将取出的大脑神经放入电极中，以便电极能够安全地被固定在大脑内。为此，他将一些聚四氟乙烯包覆的金属线的尖端粘到一个空玻璃锥的内部。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他插入另一个重要的部件：薄薄的一片坐骨神经。这少许的生物材料有助于使周围的神经组织更充实，诱使原细胞向圆锥里伸展。肯尼迪不是将裸露的电极植入大脑，而是慢慢诱导神经细胞在植入物周围长出卷须覆盖，将其固定住，就如同被常春藤缠绕的棚架一样（对人类受试者，他用一种已知能刺激神经生长的化学混合物代替了坐骨神经）。菲尔·肯尼迪将一些聚四氟乙烯包覆的金属线的尖端粘到一个空玻璃锥的内部。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他插入另一个重要的部件：薄薄的一片坐骨神经。玻璃锥的设计似乎提供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好处。现在，研究人员们可以长时间地把他们的电线留在原位。他们能够收听到大脑电颤振在人毕生时间里传出的音轨，而不是单次实验时捕捉大脑活动的一个个小片段。肯尼迪的“亲神经电极”，在1996年，经过数年的动物测试，神经信号公司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将肯尼迪的锥电极植入人类患者脑内，为那些无法走动或说话又没有其他途径治疗的人提供一条可能的生命线。肯尼迪将他的发明命名为亲神经电极。他在发明了这个之后不久，就辞去了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并且创立了一家名为”神经信号”的生物科技公司。在1996年，经过数年的动物测试，神经信号公司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将肯尼迪的锥电极植入人类患者脑内，为那些无法走动或说话又没有其他途径治疗的人提供一条可能的生命线。并且在1998年，肯尼迪和他的医疗合作者，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罗伊·巴凯，接纳了会使他们成为科学名人的病人。约翰尼·雷是一位52岁的石膏板承包人和越战退役老兵，大脑曾经中风过。损伤使他不得不依赖呼吸机，全身瘫痪在床上，面部和肩膀处有轻微颤搐。他只能通过眨眼两次代表”是”，一次代表”不是”，来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由于雷的大脑没有办法让大脑信号传到他的肌肉，肯尼迪努力截取雷的脑部信号帮助他的大脑和肢体进行沟通。肯尼迪和巴凯将电极放入雷大脑的主要运动皮层里，该皮层控制肢体基本的自发运动（第一次时他们把雷放入磁共振成像机，并让他想象在移动自己的手，从而发现了一个最佳作用点，也就是功能磁共振成像中最亮的点。接着他们将植入物放入那个点）。锥一固定住，肯尼迪就将它们连接到一个植入在雷头骨顶端的无线电发射器上，就在头皮下。肯尼迪和雷一周合作三次，竭力解译他运动皮层传来的脑电波并将其转化成了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雷学会了仅通过思考来调制从其植入物发出的信号。当肯尼迪将他连入电脑时，他能使用这些调制方式来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尽管只是沿着一条线从左到右）。之后他能通过抽动肩膀来点击鼠标。通过这个动作，雷能从屏幕键盘上选出字母并非常缓慢地拼出单词。 “这正是技术的最前沿，简直有点异想天开，”巴凯在1998年10月这样告诉一群神经外科医生同行。几周之后，肯尼迪在神经科学学会的年会上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这已足以让约翰尼·雷的惊人故事——昔日行动受限，今日能靠意念打字——得到全国和全世界报纸的报道。那年12月，肯尼迪和巴凯作客电视节目《早安美国》。在1999年1月。关于他们实验的新闻出现在了《华盛顿邮报》上。那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菲利普·R·肯尼迪，一位医生兼发明家，使一个瘫痪的人能用思想来操作电脑。一个历史性时刻很可能正在这间病房里展开，肯尼迪也许将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格拉罕姆·贝尔。”（这个贝尔就是贝尔电话公司的那个贝尔）在他和约翰尼·雷合作成功后，肯尼迪似乎正走向一项宏伟的事业。但是，在1999年和2002年，当他和巴凯将植入物植入两个闭锁综合征患者的大脑中时，两例都失败了（一个病人的切口没有闭合，植入物必须被移除；另一患者的疾病迅速恶化，导致肯尼迪对神经系统的记录徒劳无功）。更令人绝望的是，雷在2002年死于脑部动脉瘤。与此同时，其他实验室关于大脑控制假肢的研究取得了进展，但是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设备——通常是几平方毫米的小贴片，和数十根可以延伸到大脑的裸线。而在微神经植入物的研究领域中，肯尼迪的玻璃锥电极却逐渐变得像Betamax录像制式一样，可行，有发展前景，最终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译者注：Betamax是由日本Sony公司研制开发供盒式录像机系统使用的一种磁带格式。】 2003年，在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把将一套植入物置入一个猴子体内，使它能够操作一个机械手臂喂自己一瓣橙子。肯尼迪与其他的科学家对脑机界面研究的区别并不只是硬件方面。他的大部分同事都专注研究单一类型的神经控制假肢项目，这是美国国防部愿意通过国防高等研究局资助的项目。具体内容即研发一个将帮助患者（或退伍的老兵）使用假肢的植入物。2003年，在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把将一套植入物置入一个猴子体内，使它能够操作一个机械手臂喂自己一瓣橙子。几年后，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研究的两个瘫痪病人已经学会使用这些装置来控制机械手臂大口喝瓶子里的咖啡。但是肯尼迪对机械手臂的兴趣远远小于对说话的兴趣。之前雷成功用意念移动光标，说明闭锁综合征患者可以通过一台计算机分享他们的思想，即使这些想法的变化像沥青滴落的速度一样缓慢，甚至一分钟只有三个字符。那么如果肯尼迪真的能做出一个脑机界面可以像健康人一样说话呢？在许多方面，肯尼迪都承担着更大的挑战。人类发声比任何肢体运动都复杂得多。组织语言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基本的动作，然而这动作需要协调100多种从横膈膜到舌头和嘴唇等不同部位的肌肉收缩和舒张。要完成一个肯尼迪想象中的那种能发声的假肢，研究人员必须想出如何从极少数电极的输出信号中识别所有口头语言的精确编排。 1998年的爱里克·拉姆齐因此肯尼迪在2004年做了些新的尝试，他把植入物放进一个叫爱里克·拉姆齐的年轻闭锁患者脑内，后者遭受了车祸影响，像约翰尼·雷一样深受脑干中风折磨。这次肯尼迪和巴凯没有把锥电极放在控制手臂和手掌的运动皮层部分，而是把电线向下推到一条像头带一样的沿大脑两侧覆盖的大脑组织带，在这一区域的底部有一块神经元，能发送信号到嘴唇、下巴、舌头和喉部的肌肉。就是在那里，拉姆齐被植入锥电极，并且离头皮表层有6毫米深。通过使用这个装置，肯尼迪教拉姆齐用合成器发出简单的元音。但是肯尼迪不知道怎样去探知拉姆齐的感受，他脑内是什么情况。拉姆齐可以通过眼球的上下移动来表明是或否，但因为拉姆齐有眼疾，这个方法也不能持续。对肯尼迪来说，他没有办法来证明他语言实验的可行性。于是他在拉姆齐在脑海里组织语言的时候，记录下拉姆齐大脑的信号——可是当然肯尼迪没有办法知道拉姆齐是否真的默默想了这些话。爱里克·拉姆齐遭受了车祸影响，像约翰尼·雷一样深受脑干中风折磨拉姆齐的健康状况恶化，正像他脑中的植入装置也一样没有进展。随着岁月的流逝，肯尼迪的研究计划也连连碰壁：他不再得到资助，于是他只好遣散了他的工程师和实验室技术人员；他的合作伙伴巴凯去世了。现在肯尼迪只好单独工作或者雇佣临时人员帮忙（他仍然在他的神经内科诊所上班，治疗患者）。他确信如果他能找到另一位病人，他会再一次实现突破——理想的情况是有个人，至少一开始，可以大声说话。如果能在类似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等的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早期患者脑内做测试，他将有机会在患者说话的时候记录神经元发出的信号。这样一来，他就能弄清每个特定的声音和神经信号之间的联系。他将会有时间来训练他的语言假体——能解码大脑活动的精细算法。但是在肯尼迪找到他的ALS病人之前，FDA撤销了他植入物的合法资格。在新规定下，肯尼迪必须证明这些植入物是无菌、安全的，才能继续在人体上试验——这些证明需要一大笔资金，显然他没有能力支付，因而他说他相当于被禁止在病人身上做实验。但是肯尼迪没有失去信心，可以说，他反而信心满满了。在2012年秋天，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2051》的科幻小说，这本书讲述了阿尔法的故事，这是一个像肯尼迪一样出生于爱尔兰的神经电极研究先驱，活到了107岁，是自己技术的倡导者和活标本：他将自己的大脑装进0.6米高的生命维持机器人里。这本小说勾画了肯尼迪梦想的轮廓：他的电极技术并不仅仅是帮助闭锁患者来沟通的工具，更将推动人类走向金壳其外、思想其中，机能增强和意念控制的未来。在出版他的小说时，肯尼迪知道了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这位首次在人类患者体内植入了脑机通信接口的人，将会再做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他没有其他选择了。“大不了，”他想。”我就在自己身上做。” 在伯利兹的手术后几天，鲍顿每天都去肯尼迪休养的宾馆，离加勒比海有一个街区的一幢亮白色别墅。肯尼迪恢复得很不好，他越是努力地想说话，他就越是觉得嘴被锁上了。很明显，美国那边没有一个人会来鲍顿和塞万提斯这里把博士领走。当鲍顿联系到肯尼迪的未婚妻，并告诉她有关的并发症时，她没表现出一点同情心，”我早就试过阻止他，但是他不听，”她说道。然而，在一次特别的拜访中，情况开始好转了。那是炎热的一天，鲍顿给了肯尼迪一杯柠檬汁。当这两个人走到花园里时，肯尼迪仰起头，发出一个轻松而满足的叹息。他啜了一口酒后脱口而出，”感觉很好。” 作为人类豚鼠的研究员 2014年，菲尔·肯尼迪聘请了伯利兹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让医生在他的大脑内植入多个电极，然后在他的头皮下插入一套电子元件。回到家后，肯尼迪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验，用这个系统来记录实验中自己的大脑信号。他的目标是：破解人类言语的神经编码。在那之后，肯尼迪仍然难以找到一些词来描述事物——他可能看着一只铅笔，但却称它为钢笔——但他的流利程度提高了。塞万提斯感觉到他的客户已经恢复一半正常了，于是就让他回家了。他之前对这场手术会毁掉肯尼迪生活的担忧，现在烟消云散了；病人留下的语言能力损失只是一种术后脑部肿胀的症状。只要适当控制，他会好起来的。几天之后，肯尼迪已经回到他的办公室继续坐诊，中美洲的冒险给他留下的最清晰印记，就只有挥之不去的发音问题，和他剃光发、缠着绷带的头，他的头有时用色彩斑斓的伯利兹帽子遮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在等他头骨中锥电极内的神经元生长时，肯尼迪用抗癫痫药物维持着。但他没有在肯尼迪的大脑皮质里寻找嵌在那里的三个玻璃锥电极。让它们留在原位会更安全，在肯尼迪的余生，它们都将陷在肯尼迪的脑组织中。然后，同年10月，肯尼迪飞回伯利兹进行第二个手术，这次要把一个电力线圈和无线电收发器放进去连接他大脑里伸出的电线。手术很顺利，只是肯尼迪想把一些组件加在他的头皮下，鲍顿和塞万提斯对此感到为难。 “我有点惊讶，它们那么大，”鲍顿说。在他们看来，这些电子组件有点笨重过时。鲍顿在业余时间会捣鼓无人机，因此当有人要把这种老旧的小发明缝进头里时，他感到迷惑：“我想，你没听说过微电子吧，老兄？” 肯尼迪再次从伯利兹回到家后，就马上开始为他伟大的自我实验收集数据了。在感恩节前一周，他进入自己的实验室，在他的头上，平衡了一个磁线圈和接收器。然后，他大声对自己说不同的话时——比如“我想她觉得动物园很有趣”和“工作的喜悦使一个男孩说‘哇’”——同时按下一个按钮，使得他的话和他的神经信号记录同步，就像一个导演用场记板同步图片和声音，如此开始记录自己的大脑活动。在肯尼迪的手术中，医生在他的大脑内植入了多个电极，然后在他的头皮下插入一套电子元件在接下来的七周里，从早上8点到下午3:30他花了大部分时间接待患者，然后利用晚上下班后的时间来观察自我测试的情况。在他的实验笔记中，他把自己列为对象PK，像是为了匿名。他的笔记表明，他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前夕进入了实验室。实验并没有像他希望那样持续那么久。他头皮上的切口从未完全愈合，无法覆盖里面的大体积的电子组件。在他的头皮被植入组件88天后，肯尼迪又回到了手术台。但这次他没有大费周章去伯利兹：这是一个为维护他的健康而进行的手术，不需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而且可以由他的定期保险支付，所以他没必要出国。 2015年1月13日，当地医生打开了肯尼迪的头皮，剪断了他大脑里伸出的电线，移除了电源线圈和收发器。但他没有在肯尼迪的大脑皮质里寻找嵌在那里的三个玻璃锥电极。让它们留在原位会更安全，在肯尼迪的余生，它们都将陷在肯尼迪的脑组织中。失语是的，直接通过你的脑电波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但它的速度奇慢。其他交流工具工作更快捷。肯尼迪的实验室位于亚特兰大市郊一个枝繁叶茂的商务园区，在一栋黄色木隔板住宅里。挂出的招牌表明套房B就是神经信号实验室的总部。2015年5月的一天，在那儿我见到了肯尼迪，他穿着一件粗花呢夹克衫，系着有蓝色斑点的领带，他的头发整齐地分开，从额头梳到后面，暴露了他左太阳穴的小凹陷。“当他把电子设备放在这里时，”肯尼迪带着轻微的爱尔兰口音说道，“牵开器拉走了我的颞肌分支神经，我不能蹙起眉毛了。”事实上，我注意到，手术给他英俊的脸庞留下了不对称的下垂。肯尼迪同意给我看他在伯利兹第一次手术的录像，录像被保存在一张老式的只读光盘里。即将要看到旁边这个男人暴露出来的大脑，我正在做心理准备，这时他将光盘放进那台还在用Windows 95的台式电脑光驱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耳的噪音，好像有人在慢慢地磨刀。这张光盘加载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有足够时间开始谈论他这场备受争议的实验计划。“科学家应该是独立的个体，”他说，“做科学研究不能靠委员会。”他接着准备说美国同样也是由个体而不是各种委员会组成的时候，只听见光驱运作的声音，好像货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机器给点力啊！”他说道，并不时用鼠标在屏幕图标上不耐烦地点着，打断了刚才的一连串想法。“哦天呐，我刚刚明明放了光盘啊！” “我认为人们高估了脑外科手术的危险性，”他接着说，“脑外科手术并没有那么难。”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如果你能科学地做某件事，你只管做就是了，不要听那些唱反调的人。” 终于电脑上出现了一个播放视频的窗口，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肯尼迪颅骨的图片，他的头皮被夹子剥开了。光盘驱动的声音被金属触碰到骨头的可怕咯吱声所取代。“哦，他们还在钻我可怜的脑袋，”他一边看着屏幕上进行穿颅术的自己，一边说道。 “帮助ALS患者和闭锁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是那不是我们止步的终点，”肯尼迪说，“第一个目标是恢复语言功能。第二个目标是恢复运动功能，很多人正在研究这一点——这个目标终将会实现的，他们只是需要更好的电极。第三个目标便是加强正常人的身体机能。” 他点了快进，让我们看他的大脑暴露出来的部分——一片白花花的组织上布满了蜿蜒的血管。塞万提斯拔下了一根电极插进肯尼迪胶状的神经里，开始用力拉电线。一只戴着蓝手套的手不时停下来用明胶海绵轻擦他的大脑皮层来止血。 “你的大脑会比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拥有远远更大的力量，”肯尼迪继续说道，此时屏幕上他的大脑正在有规律地搏动着。“我们将大脑提取出来，将其连接上能为我们做很多事的小型计算机，大脑会继续存活着。” “对此你感到激动吗？”我问。 “啧，当然啊，我的天哪”，他说，“我们就是这样进化的。” 我坐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盯着他的旧电脑显示屏，有些不敢苟同他的说法。因为看起来，即使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但科技好像总能有新的或者更好的方式来让我们失望。我的智能手机能在我手指粗心的滑行输入下打出单词和句子，但是它出现错误时我还是会骂它一句（我靠，都怪自动纠错！）。我知道，现在的科技远远好过肯尼迪这台颤颤巍巍的旧电脑和他笨重的电子组件，我的新谷歌Nexus5手机马上要到手了。但是人们真的会放心将自己的大脑交给科技吗？在屏幕上，塞万提斯将另一根电线刺穿肯尼迪的大脑皮层。我们第一次看这个录像的时候，肯尼迪对我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事实上，他的确有一双妙手。”但是现在他偏离了我们对进化论的讨论，开始冲着屏幕喊叫着，就像一个在电视机前看比赛的球迷。肯尼迪对屏幕上正为他大脑做手术的那双手喊道，“不，别那么做，不要把它挑起来，”他对我解释着，“不应该以那个角度进去，”然后又转向电脑，“还要更往里推一点啊！”紧接着他又说，“好了，够了，够了。不要再推了！” 菲尔·肯尼迪的电极的尖端有一个微小的玻璃锥。图片提供：丹·温特斯如今，侵入式的大脑植入物已经过时了。神经假体研究的主要资助者更赞成一种放置平板电极格栅的方法，将8x8或是16x16的格栅，覆在大脑裸露的表面。这种方法，叫做脑皮层电流描记法，或称为ECoG。它提供了一种比肯尼迪的更清晰、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不是聆听单个神经元发出的声音（信号），而是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或者我想应该是，聆听所有的，一次成百上千个神经元的合唱。 ECoG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协同的痕迹可以为计算机传递足够的信息解译大脑的意图——甚至是一个人将要说的单词和音节。一些被污染的数据也许会变成一个好处：当需要神经元的交响乐团一起演奏，才能振动你的声带，移动嘴唇和舌头时，你就不想只依赖其中一个不靠谱的小提琴家。ECoG栅格还可以在颅骨下安全地放置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比肯尼迪的圆锥电极时间更长。“我们不知道极限到底在哪里，但是至少能过长达数年或者数十年，”爱德华·张说道。这位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外科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今致力于自己的语言假体技术。去年夏天，正当肯尼迪忙于为2015年神经科学学会会议收集展示资料期间，另一家实验室发布了一个新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科学家就能通过电脑以及埋在头盖骨下的植入装置，解码人类的语音。这种技术被称为“脑转文字”，由纽约沃兹沃思中心，奥尔巴尼医学中心以及一群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并已在七位植入有ECoG网格的癫痫病人身上进行了试验。他们对每一名受试对象提出要求——大声朗读葛底斯堡演说的选段，《矮胖子的故事》，约翰·F·肯尼迪的就职演讲，以及电视剧《圣女魔咒》的同人小说中某一个不包含人名的部分——研究人员记录下了他们在此期间的神经数据。之后，研究人员利用它们来训练神经数据转语音的软件，并将输出的语音录入一个具有预测功能的语言模型中——一种有些类似于手机上语音转文字引擎的软件——它就能通过给出的上文猜出即将说出的下文。不可思议的是，这套系统倒还真管用了。电脑屏幕上一节一节地显示出了《矮胖子的故事》，《圣女魔咒》同人小说以及其余的文段，正确率还挺过得去。“我们找到方法了，”一位ECoG的专家兼研究合作者格文·沙尔克表示，“在我们手下，它可以重建那些口语文本了，这正确率可不是电脑瞎猜出来的。”早期的语言假体术已经能够从大脑中识别单独的元音和辅音；而现在，但沙尔克的团队已经做到将大脑活动转换成完整的口语句子，虽然其过程艰难，并且错误多多。不过，沙尔克也承认，这最多只能证明设想的可行性。他表示，想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对着电脑发送完整成型的意念，甚至于让人肯定它的使用价值，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想想那些已经面世几十载的语音识别软件，沙尔克说道，“1980年左右，语音识别的正确率大概有百分之八十，要知道百分之80在工程上已经是很斐然的成绩了。但这在现实生活中依然不顶用，”他说，”Siri我还是不用的，它还不够好用。” 与此同时，我们有着简单得多，也有用得多的方法，来帮助交流不便的人。如果病人手指能动，他就能用摩尔斯电码打出想说的话。如果病人眼睛能动，她就可以用智能手机上的眼球追踪软件。“这些设备都相当便宜，”沙尔克表示，”你是愿意用这些，还是愿意花10万美元在脑子里植入一个正确率只比瞎蒙高一点儿的装置？” 我试着把这个想法和近些年媒体上出现的，那些靠机器生活的人所展示的奇妙行为放在一起——有人用机器手喝咖啡，有人在伯利兹给大脑做植入。未来似乎总是近在咫尺，就像半个世纪前何塞·德尔加多走进斗牛场时一样。在不久的未来，我们的人脑都会受电脑的统治；不久的未来，我们的思维和情感都将会被上传到网上；不久的未来，我们的精神净土将会被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经受所有的挖掘和分享。我们已经能够窥探这个可怕又惊人的世界的轮廓——但我们越是靠近，它却越是远离。肯尼迪，已经受够了人类进步的芝诺悖论，他厌倦了老是在追赶未来却永远追不上。因此，他坚定地向前迈了一大步：让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好迎接那个他所描写的2051年的世界，那个德尔加多相信马上就要到来的世界。【译者注：芝诺悖论：“一个人从A点走到B点，要先走完路程的1/2，再走完剩下总路程的1/2，再走完剩下的1/2……”如此循环下去，永远不能到终点。】当肯尼迪最终将他从自己身上得来的数据公之于众时——先是在去年五月的艾默里大学研讨会上，接着在十月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他的部分同事姑且还是持支持态度的。面临巨大风险，独自研究，穷困潦倒，肯尼迪成功地创造了他独具一格的大脑语言记录，张说道：“不论它里面最终是否拥有语言假体的秘诀，这些数据都是非常珍贵的。它们简直意义非凡。”对于其他同事，虽然他们仍有些困惑，但这个事情实在令他们深受触动：这个他们相识多年并喜爱有加的人，在世俗道德的边界，走出了无比英勇又令人始料未及的一步，仅凭一己之力，强行将大脑研究推到了曾经不可追的未来。而其他的科学家除了惊讶，就是惊讶了。“有人觉得我很勇敢，有人觉得我很疯狂，”肯尼迪说道。在乔治亚州，我问肯尼迪他是否想过再做一次这个实验。“对我自己做吗？”他说，“不。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我是说，不能再在脑袋同一侧做了。”他敲了敲太阳穴，那个锥电极还依然埋在里面。后来，似乎受到了在另一边脑袋植入的想法启发，他开始计划制作新的电极和更精密的植入器，这是为了重新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他工作的许可；也是为了挣实验生活一切所需的补助金。 “不，另一边我也不应该做了，”他最后说道，“不管怎样，我现在没有电子产品来做这些。等我们造好了机器再来问我吧。”这就是我从肯尼迪身上学到的东西，也是从他胡乱的回答中学到的东西：人无法一直规划未来，尤其是未来还不明朗的时候。有时，需要先自己打造一个未来。

　　明镜（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　　胡一鸣（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场方程，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一年之后，史瓦西发表了后来被用来解释黑洞的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1963年，克尔给出了旋转黑洞的解。1974年脉冲双星PSR1913+16的发现证实了致密双星系统的引力辐射完全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一致。2016年2月11日，LSC（LIGO科学合作组织，LIGO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向全世界宣布：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并且首次观测到了双黑洞的碰撞与并合。　　在这一百年里，被誉为“人类认知自然最伟大的成就” 的广义相对论，一直在成长中：我们知道了时空的弯曲以及一些由时空弯曲可能产生的奇异事物，比如黑洞、引力波、奇点、虫洞甚至时间机器。在过去历史中的某些时期，甚至现在，其中有些事物被不少物理学家视为洪水猛兽般的怪物，对它们是否存在提出过强烈的怀疑。就连爱因斯坦本人直到逝世前都还在怀疑黑洞的存在。曾经同样的黑洞怀疑论者惠勒，后来却成为了黑洞存在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对时间、空间和时空弯曲所产生的事物的认知，会发生革命。引力波作为广义相对论的重要预言，直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其存在性也仍被不少物理学家质疑过。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几代物理学家付出了无数努力，可这神秘的引力波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北京时间2015年9月14日17点50分45秒，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以下简称LIGO）分别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Livingston）和华盛顿州的汉福德（Hanford ）的两个的探测器，观测到了一次置信度高达5.1倍标准差的引力波事件：GW150914。根据LIGO的数据，该引力波事件发生于距离地球十几亿光年之外的一个遥远星系中。两个分别为36和29太阳质量的黑洞，并合为62太阳质量黑洞，双黑洞并合最后时刻所辐射的引力波的峰值强度比整个可观测宇宙的电磁辐射强度还要高十倍以上。详细结果将在近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 061102）。这项非凡的发现标志着天文学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人类从此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全新窗口。　　　　LIGO 汉福德(H1,左图)和利文斯顿(L1,右图)探测器所观测到的GW150914引力波事件。图中显示两个LIGO探测器中都观测到的由该事件产生的引力波强度如何随时间和频率变化。两个图均显示了GW150914的频率在0.2秒的时间里面“横扫”35Hz到250Hz。GW150914先到达L1，随后到达H1，前后相差7毫秒——该时间差与光或者引力波在两个探测器之间传播的时间一致。（此图版权为LSC/Virgo Collaboration所有）　　1、什么是引力波？　　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在非球对称的物质分布情况下，物质运动，或物质体系的质量分布发生变化时，会产生引力波。在宇宙中，有时就会出现如致密星体碰撞并合这样极其剧烈的天体物理过程。过程中的大质量天体剧烈运动扰动着周围的时空，扭曲时空的波动也在这个过程中以光速向外传播出去。因此引力波的本质就是时空曲率的波动，也可以唯美地称之为时空的“涟漪”。　　下面这个动画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S. Barke，显示了两个黑洞相互绕旋慢慢靠近最后并合的全过程。过程中黑洞周围的时空被剧烈扰动，最后以引力波的形式传播出去。　　引力波的强度由无量纲量h表示。其物理意义是引力波引起的时空畸变与平直时空度规之比。h又被称为应变，它的定义可以用下图说明。　　　　引力波竖直穿过由静止粒子组成的圆所在平面时，圆形状发生的变化。（图片来自德国爱因斯坦研究所。）　　由上图可见，在引力波穿过圆所在平面的时候，该圆会因为时空弯曲而发生畸变。圆内空间将随引力波的频率会在一个方向上被拉伸，在与其垂直的方向相应地被压缩。为了便于解释引力波的物理效应，图中所显示的应变h大约是0.5，这个数值远远大于引力波的实际强度。哪怕是很强的天体物理引力波源所释放的引力波强度，到达地球时也只有10-21。这个强度的引力波在整个地球这么大的尺度上产生的空间畸变不超过10-14米，刚好比质子大10倍。　　2、引力波是怎么被发现的？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有许多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为证明引力波的存在做出了无数努力。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引力波存在的间接实验证据——脉冲双星 PSR1913+16。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家泰勒（Joseph Taylor）和赫尔斯（Russell Hulse）利用射电望远镜，发现了由两颗质量大致与太阳相当的中子星组成的相互旋绕的双星系统。由于两颗中子星的其中一颗是脉冲星，利用它的精确的周期性射电脉冲信号，我们可以无比精准地知道两颗致密星体在绕其质心公转时他们轨道的半长轴以及周期。根据广义相对论，当两个致密星体近距离彼此绕旋时，该体系会产生引力辐射。辐射出的引力波带走能量，所以系统总能量会越来越少，轨道半径和周期也会变短。　　泰勒和他的同行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面对PSR1913+16做了持续观测，观测结果精确地按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那样：周期变化率为每年减少76.5微秒，半长轴每年缩短3.5米。广义相对论甚至还可以预言这个双星系统将在3亿年后合并。这是人类第一次得到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是对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的一项重要验证。泰勒和赫尔斯因此荣获 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PSR1913+16转动周期累积移动观测值与广义相对论预言值的比较。图中蓝色曲线为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值，红点为观测值。两者误差小于0.2%，此发现给引力波科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在实验方面，第一个对直接探测引力波作伟大尝试的人是韦伯（Joseph Weber）。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第一个充满远见地认识到，探测引力波并不是没有可能。从1957年到1959年，韦伯全身心投入在引力波探测方案的设计中。最终，韦伯选择了一根长2米，直径0.5米，重约1吨的圆柱形铝棒，其侧面指向引力波到来的方向。该类型探测器，被业内称为共振棒探测器（如下图）：　　　　韦伯和他设计的共振棒探测器。引力波驱动铝棒两端振动，从而挤压表面的晶片，产生可测的电压。图片来自：马里兰大学。　　当引力波到来时，会交错挤压和拉伸铝棒两端，当引力波频率和铝棒设计频率一致时，铝棒会发生共振。贴在铝棒表面的晶片会产生相应的电压信号。共振棒探测器有很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它的共振频率是确定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共振棒的长度来调整共振频率。但是对于同一个探测器，只能探测其对应频率的引力波信号，如果引力波信号的频率不一致，那该探测器就无能为力。此外，共振棒探测器还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引力波会产生时空畸变，探测器做的越长，引力波在该长度上的作用产生的变化量越大。韦伯的共振帮探测器只有2米，强度为10-21的引力波在这个长度上的应变量(2×10-21米)实在太小，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物理学家来说，探测如此之小的长度变化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共振棒探测器没能最后找到引力波，但是韦伯开创了引力波实验科学的先河，在他之后，很多年轻且富有才华的物理学家投身于引力波实验科学中。　　在韦伯设计建造共振棒的同时期，有部分物理学家认识到了共振棒的局限性，有一种基于迈克尔逊干涉仪原理的引力波探测方案在那个时代被提出。到了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韦斯（Rainer Weiss）以及马里布休斯实验室的佛瓦德（Robert Forward），分别建造了引力波激光干涉仪。到了70年代后期，这些干涉仪已经成为共振棒探测器的重要替代者。　　　　引力波激光干涉仪的工作原理　　上图可以描述引力波激光干涉仪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理解为有四个测试质量被悬挂在天花板上，一束单色、频率稳定的激光从激光器发出，在分光镜上被分为强度相等的两束，一束经分光镜反射进入干涉仪的X臂，另一束透过分光镜进入与其垂直的另一Y臂。经过末端测试质量反射，两束光返回，并在分光镜上重新相遇，产生干涉。我们可以通过调整X、Y臂的长度，控制两束光是相消的，此时光子探测器上没有光信号。当有引力波从垂直于天花板的方向进入之后，会对两臂中的一臂拉伸，另一臂压缩，从而两束光的光程差发生了变化，原先相干相消的条件被破坏，探测器端的光强就会有变化，以此得到引力波信号。激光干涉仪对于共振棒的优势显而易见：首先，激光干涉仪可以探测一定频率范围的引力波信号；其次，激光干涉仪的臂长可以做的很长，比如地面引力波干涉仪的臂长一般在千米的量级，远远超过共振棒。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世界各地，一些大型激光干涉仪引力波探测器开始筹建，引力波探测黄金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些引力波探测器包括：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臂长为4千米的LIGO（L1）；位于美国华盛顿州汉福德臂长为的4千米的LIGO（H1）；位于意大利比萨附近，臂长为3千米的VIRGO；德国汉诺威臂长为600米的GEO，日本东京国家天文台臂长为300米的TAMA300。这些探测器在2002年至2011年期间共同进行观测，但并未探测到引力波。在经历重大改造升级之后，两个高新LIGO探测器于2015年开始作为灵敏度大幅提升的高新探测器网络中的先行者进行观测，而高新VIRGO也将于2016年年底开始运行。此外，欧洲的空间引力波项目eLISA和日本的地下干涉仪KAGRA 的研发与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想要成功探测诸如GW150914的引力波事件，不仅需要这些探测器具有惊人的探测灵敏度，还需要将真正来自于引力波源的信号与仪器噪声分离：例如由环境因素或者仪器本身导致的微扰，都会扰乱或者轻易淹没我们所要寻找的信号。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建造多个探测器的主要原因。它们帮助我们区分引力波和仪器环境噪声，只有真正的引力波信号会出现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探测器中。当然考虑到引力波在两个探测器之间传播的时间，前后出现会相隔几个毫秒。　　　　　　上图（来自LIGO Laboratory/Corey Gray）是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附近，臂长4千米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探测器（L1）。下图为高新LIGO的灵敏度曲线: 图中X轴是频率，Y轴是频率对应的噪声曲线，仪器噪声越低，探测器对引力波的灵敏度越高。可见高新LIGO的最佳灵敏度在100-300Hz之间。　　经过4年不断升级和测试的高新LIGO终于在2015年9月初试锋芒。事实上，很多人都对2015年的第一次观测运行（O1）能否探测到信号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它的灵敏度还远远没到最佳状态。然而，宇宙往往在不经意间给人以惊喜。甚至在O1没有正式启动时，GW150914就已经不期而遇了*。万幸的是，O1采用的是软启动，所以在信号到达地球时，探测器已经处于工作状态了，采集到的数据也是可靠的。　　3、GW150914事件到底是什么？　　在 2015年9月14日北京时间17点50分45秒，LIGO位于美国利文斯顿与汉福德的两台探测器同时观测到了GW150914信号。这个信号首先由低延迟搜索方法来识别（这种搜索方法并不关心精确的引力波波形，它通过寻找可能为引力波的某些特征迹象来较快速地寻找引力波），在仅仅三分钟之后，低延迟搜索方法就将此作为引力波的候选事件汇报了出来。之后LIGO干涉仪获得的引力波应变数据又被LSC的数据分析专家们拿来和一个海量的由理论计算产生的波形库中的波形相对照，这个过程是为了找到和原数据最匹配的波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匹配滤波器法。图7展示了进一步数据分析后的主要结果，证实了 GW150914是两个黑洞并合的事件。　　　　通过比较引力波应变数据（以在汉福德的H1探测器所接收的应变为例）和由广义相对论计算得出的在旋进（inspiral）、合并(merger)、铃宕（ringdown）三个过程的最佳匹配波形，得出的关于GW150914的一些关键结论。图片下方展示了两个黑洞的间距和相对速度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它们的速度在不到0.2秒的时间内达到了0.6倍光速。（此图版权为LSC/Virgo Collaboration所有）　　后续跟进的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GW150914是一个36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和一个29倍太阳质量黑洞并合事件，在并合后产生了一个62倍太阳质量带自旋的 kerr黑洞。这一切发生于距离我们十几亿光年以外的地方。LIGO 探测器真实地探测到了很久以前发生于某个遥远星系的一个大事件！　　将并合前的两个黑洞和最终产生的黑洞相比较，可以发现这次并合将大约3倍太阳质量（大约600万亿亿亿（~6×1030）公斤）转换成了引力波能量，其中绝大部分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释放了出去。相比之下，太阳在一秒内发出的能量大约只相当于是四十亿（～4×109）公斤物质转换成的电磁辐射。实际上，令人惊奇的是，GW150914放出的峰值功率要比可观测宇宙中所有星系的光度总和还高10倍以上！正是因为致密双星系统在并合前的最后阶段才能释放达到峰值功率的引力波，所以之前提到的还有3亿年才能并合的PSR1913+16双星由于正在释放的引力波强度还太弱，因此很难被探测到。　　以上数据还表明，这两个黑洞在并合前的间隔只有数百公里，引力波的频率在此时大约达到了150Hz。因为足够致密，黑洞是唯一已知在如此近的距离都不会碰撞融合的物体。由并合前总质量可知，双中子星的总质量远低于此，而如果是一对黑洞和中子星组成的双星的话，要产生这样的波形，它们必定会在远低于150Hz的时候就早已开始并合了。因此，GW159014确凿无误是一次双黑洞的并合事件。　　新的时代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自从100年前提出以来，历经了重重考验，从对水星近日点进动的解释，到1919年爱丁顿对日全食时太阳附近光线偏折的研究，再到对引力红移的验证，每一次检验，相对论都从容应对。而这一次引力波的探测，更是有力地支持了相对论在强引力场下的正确性。至此，广义相对论的所有主要预言被一一验证，而这一个传奇的理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后历久弥新。　　有那么一个时代，人们以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完整地建立，后世的物理学家只需要修修补补，把某些常数测得更精确一些。做出这个预言之后没多久，开尔文就与世长辞，遗憾未能见证他当年预言的“物理学天空的两朵乌云”把看似坚固的物理学大厦连根拔起，在废墟上挺立起新两座的高楼：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现在，似乎又到了物理学突破山穷水尽的时刻，又是一个后辈只能修修补补的年代，对于一个物理学家而言，生于这个时代似乎是不幸的。可是，引力波的发现，又打开了一扇希望的大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一直是现代物理学天际线上的一朵乌云。而极大质量和极小尺度的黑洞，是研究这一乌云最佳的着手点。引力波是唯一能深入探究黑洞的研究手段，作为物理学家，生于这个时代又是何其的幸运！所以说，引力波的探测，远远超出了检验广义相对论本身的意义。　　2015年9月14日引力波的发现是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这一非凡的成就，凝聚了太多物理学家的心血，也是多少人魂牵梦萦的所在。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见证物理学历史的重大进程。对于我们这些亲身参与其中的科研工作者而言，更是感到无比荣幸。虽然我国目前在引力波领域的研究力量稍显薄弱，少有专门的研究团队，但是在LIGO科学合作组织中也活跃着不少中国人的身影，包括大陆地区 LIGO科学合作组织的唯一成员单位清华大学，利用GPU加速引力波暴数据分析和实现低延迟实时致密双星并合信号的搜寻；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加强引力波数据噪声的分析；分析引力波事件显著性的系统误差等。此外清华还参与构建引力波数据计算基础平台，开发的数据分析软件工具为LSC成员广泛使用。我们特别感谢对本文有帮助的几位LSC年轻同行们：罗切斯特理工的张渊皞，西澳大学的王龑、朱兴江和储琪，墨尔本大学的孙翎，伯明翰大学的王梦瑶，格兰萨索研究所的王刚等等。　　在文章最后，列出LSC内部几位科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本事件的评价来结束此文。　　4、发现引力波意味着什么？　　“爱因斯坦当初认为引力波太过微弱而无法探测，并且他从未相信过黑洞的存在。不过，我想他并不介意自己在这些问题上弄错了。”——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艾伦（Bruce Allen）　　“通过这项发现，我们人类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旅程：一场对于探索宇宙那弯曲的一面（从弯曲时空而产生的事物和现象）的旅程。黑洞的碰撞和引力波的观测正是这个旅程中第一个完美的范例。”——索恩(Kip Thorne) 　　“引力波的直接探测实现了50年前就设定好了的伟大目标：直接探测难以捕捉的事物，更好地理解宇宙，以及，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周年之际完美地续写爱因斯坦的传奇。” ——加州理工学院，LIGO天文台的执行官莱兹（David H. Reitze）　　“这项探测是一个是时代的开始：引力波天文学研究领域现在终于不再是纸上谈兵。”——LSC发言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物理与天文学教授冈萨雷斯(Gabriela González) 　　“在《星际穿越》和《三体》中，都不约而同地将引力波选为了未来科技发达的人类的通讯手段，这也许只能是美好的幻想，但对于天文研究而言，引力波的确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吹进来的第一缕清风，就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信息：极重的恒星级双黑洞系统存在并可以在足够短的时间（10亿年）内并合。这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谁能知道在将来的更多的探测中，LIGO和一众引力波探测器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博士后，胡一鸣　　“不少亲朋好友问过我，你在研究些什么。我都这么回答：我们在找另一种光，一旦找到，意味着人类从此有了第六感，就像有了超能力，用一双天眼饱览神秘宇宙中无尽的奥妙。现在，我们，找到了！” ——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