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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读过莫言的《檀香刑》《蛙》《丰乳肥臀》，那你读过“莫言深度好文”，“莫言最美的一首诗”，“莫言最精彩的一段话”吗？相信你一定在朋友圈被转发的公号文上，甚至在一些官方号、纸媒杂志上，读到过这些内容。它们的传播之广，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莫言的小说。今天，书评君就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不一样的“莫言”。 “如果世上没有美酒，男人还有什么活头？”像这样的句子，谁相信是莫言写的，那也就可以认定他不读书了。前两天，在例行刷微博的时候，看到莫言正好刚刚更新了一条，我仔细看了一下，接下来笑了一晚上。那条微博是这样的：　　事情很简单。在莫言两周前的一篇文章下面，一位热情的网友留言说：“莫老师，学生不才，把您的酒色赋配了音乐，有时间请指点。”并附上了歌曲链接地址。然后莫言谦和友善地回复了这条留言：“谢谢您的热心。我也见到了网络上流传的所谓的‘莫言’的《酒色赋》，但该文非我之作。” 但出于好奇，我去搜索了一下这篇所谓的《酒色赋》，于是就被它惊呆了。本以为既然名为“赋”，至少该是一篇文字上有些华彩的韵文，然而它是这样的—— 如果世上没有美酒，男人还有什么活头？如果男人不恋美色，女人还有什么盼头？如果婚姻只为生育，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如果男女都很安分，作家还有什么写头？如果文学不写酒色，作品还有什么看头？如果男人不迷酒色，哪个愿意去吃苦头？如果酒色都不心动，生命岂不走到尽头？套用一句网络俗语——槽点太多，不知从何吐起。无论是搬弄文字的能力，还是所传达的观念，都可以被小时候在爷爷家墙上看到的《莫生气》甩得远远的。在这篇“赋”里，男人活着就是为酒、为色，而这不仅赋予了女人生活的意义，还造就了作家的事业！以至于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就是这样的文字，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莫言作品”而广泛传播，并且被很多人信以为真——以至于满怀欣悦地去莫言本人的微博下留言交流。这像是在提醒我们：对于相当多的人而言，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和他的作品本身几乎没有关系，意义只在于他更有名了，从“作家”提升为“诺奖作家”“伟大人物”，“历史地位”变了。到底是怎样的作品——是《檀香刑》还是《酒色赋》——匹配了诺贝尔奖，很多人完全没有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莫言。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在微信上搜索“莫言”，显示出来的公号文章有一小部分确实是来自莫言本人的采访、作品或相关报道，但更多内容则在标题上往往有“必读好文”“莫言最精彩的一段话”“莫言：XX（深度好文）”“莫言语录”“最美的一首诗”“太喜欢这段话了”…… 随机点开一些，会读到这样的内容—— 莫言新作《同学赞》找一个理由和同学见一面不为别的只想一起怀念过去的岁月一口老酒、一首老歌热泪盈眶找一个理由去和同学见一面不管混得好还是混得孬只想看看彼此一声同学、一份关切情谊绵长找一个理由去见一见同学这是我们最信任的人大碗喝酒、大声唱歌一生兄弟、一世姐妹地久天长 …… 这篇《同学赞》，和《酒色赋》的水准可谓难分伯仲，“莫言”洋洋洒洒写了几十行，只为劝大家去赴一场同学会。相比之下，另外一些被安排在莫言名下的文章总算有了些“文采”，因此也就更有欺骗性。比如这篇：把不喜欢自己的人忘掉这个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也总有人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而且，无论你有多好，也无论对方有多好，都苛求彼此不得。因为，好不好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不要用无数次的折腰，去换得一个漠然的低眉。纡尊降贵换来的，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没有平视，就永无对等。 …… 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着。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有的人注定要来给你上课的。你苦心经营的，是对方不以为意的；你刻骨憎恨的，却是对方习以为常的。喜欢与不喜欢之间，不是死磕，便是死拧。然而，这就是生活，有贴心的温暖，也有刺骨的寒冷，不过是想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整。在辽阔的生命里，总会有一朵或几朵祥云为你缭绕。与其在你不喜欢或不喜欢你的人那里苦苦挣扎，不如在这几朵祥云下面快乐散步。天底下赏心快事不要那么多，只一朵，就足够足够。这篇名为《把不喜欢自己的人忘掉》的文字以莫言之名流传甚广，转载者既不乏数万甚至10万+的阅读，也不乏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和官微，并且延伸到了纸媒，某省级日报和某最知名的文摘类杂志都曾作为莫言作品转载。但这篇文字的原作者乃是一位常写人生感悟、心灵抚慰类文字的作家马德，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解释： “前两天，有人告诉我，我的那篇《把不喜欢自己的人忘掉》，配上莫言先生的图片在微信上被疯狂转发。这么糟糕的文字，真的玷辱莫言先生了，望先生看到后一笑。我由此相信，网上好多所谓莫言先生的短文字未必是他老人家的。也由此相信，我的这篇文章或者是题目，或者内文的话，深深地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他们觉得出自我，还有些不能使人信服，于是靠莫言先生的名头流传开来。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我觉得，这很不好，于我没什么，只是，这样的拙劣文字，真是玷辱了先生。望先生一哂，哂之，再哂之。” 　　马德的作品通常是这样的画风，与莫言的差别显而易见。能追溯到原作者的文章，可以帮我们窥探到此类仿冒文章的传播链条。但更多文章，已经难以查明原作者，比如一篇名为《生活本来如此》的“莫言作品”，也被各路官号大V转载，轻松斩获10万+，但文章主题是“二十多岁喜欢的衣服三十岁再买，已经没了当年的美貌和身材。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都要活得精彩，每一天都要不辜负自己”…… 更何况，最为多见的“莫言说”连文章都不是，而是一则一则的短语录。比如：我还在原地等你，你却已经忘记曾来过这里。 ——莫言想找个保鲜盒，把你给我的那些感动都装起来，当我不那么喜欢你的时候，就拿出来回味一下。 ——莫言假如你知道自己这样做并没有错的话，那么，你就继续做下去，不要理会别人会怎样地讥笑你。 ——莫言叫我滚，滚了。叫我回来，对不起，滚远了。 ——莫言人时已尽，人世还长，我在中欠自己的旅行，终有一天，要还给自己每年，至少要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 ——莫言实在无法想象，要有怎样的勇气，怎样的胆识，才能把莫言老师的名字放在这些在鸡汤文里都够不上平庸水准的句子后面？如果莫言老师的作品就是这样，那畅销书榜单上的治愈系作家们恐怕都更有资格得奖。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仿冒文章、仿冒语录可以大行其道，广为传播？从内容上看，这些仿冒文章、仿冒语录几乎都是鸡汤体甚至打油诗体，所讨论范围超不出生活、爱情、人际相处，甚至酒色人欲，十分的“接地气”。文字又朗朗上口，颇具感召力和煽动力，夸张地说，让凡是文化水平足够读通这些句子的人，都毫无阅读障碍，于是引发共鸣的机会自然多。　　某公号推送的“莫言语录” 从来源上看，如今网络“自媒体”“营销号”兴盛，只要有流量有人气，就可以换来经济上的回报。于是，“编造”和“抄袭”成为不少公号、平台的内容运营方式，这些仿冒文章先是由少部分人有意为之，编造莫言的名头以吸引流量。之后被越来越多的平台直接抄袭和转载，造成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但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相应的读者和受众，即便有人捏造名头、生产这样的内容，也无法造成如此广泛的传播效应。“莫言语录”一类文字的流行，反映出的是在中国相当广泛的人群中，阅读素养极低。人们能够、愿意从文字中接受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鸡汤文或“酒色赋”；他们并不阅读，缺乏对阅读内容的基本判断能力，也不想通过读书来扩大自己的认知、深化自己的思考；而只需要从这些简短的文字里寻求一些共鸣、一点抚慰。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崇尚名人，崇尚地位。对于部分读者群来说，“莫言得诺贝尔奖”值得铭记，是因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最高奖”这些关键词，是因为这些词背后的民族主义、名利主义的情绪认同。所以莫言才在成为诺奖得主后被“选中”了，他的名字虚幻成了一个标签，起到的作用只是让那些低劣的语录和文章更便于传播。他本人写过什么作品，将写什么作品，关心哪方面的问题，都和这部分读者无关。看，莫言本人的微博最近时有更新，但阅读量、回复数都十分平淡甚至寥寥无几，远不如依然在各种公号平台上以“语录”“美文”存在的“莫言”那么亲切、通俗、受人欢迎。仿冒语录、仿冒“美文”是互联网文化的一大景观，受害者也远不止莫言一人。“重灾区”还包括张爱玲、杨绛、鲁迅、白岩松等。去年杨绛逝世时，一篇她的“百岁感言”在网上广为流传。但实际上，这篇文章乃是伪作，而且是真假混杂的伪作。文章开头部分的几句话，“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确实是来自《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但后面诸多人生感悟，比如被引用最多的那句“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就完全是拼凑而成。” 　　年轻艺人井柏然曾手抄这段“百岁感言”纪念杨绛，造成乌龙事件。外国作家同样逃不掉这一命运。最著名的乃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封《告别信》。2014年4月马尔克斯去世，一封所谓的“1999年72岁的马尔克斯患上淋巴癌后写的与读者告别的信”一时间成为各媒体、自媒体纪念他的不二之选。这封《告别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有一刹那，上帝忘记我是一只布偶并赋予我片刻生命，我可能不会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所想，但我必定会思考我所说的一切。我会评价事物，按其意义大小而非价值多少。我会少睡觉，多思考。因为我知道，每当我们闭上一分钟眼睛，我们也就同时失去了60秒。当他人停滞时我会前行，当他人入梦时我会清醒，当他人讲话时我会倾听，就像享受一支美味的巧克力冰激凌！ …… 上帝呀，如果我有一段生命……我不会放过哪怕是一天，而不对我所爱的人说我爱他们。我会使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了解他们皆我所爱，我要怀着爱而生活。…… 这封《告别信》流传极广，当时在微博上，说几乎所有媒体官微都曾转载，也不算太夸张。纸媒上，也有诸家知名报刊予以刊发。这封信的流传是从国外开始，在外网搜索马尔克斯告别信，也能看到广泛传播的盛景，马尔克斯1999年患病，从2000年起这封“告别信”就开始了红遍全球的旅程。但这封“告别信”的真实作者，是墨西哥口技艺人 Johnny Welch，作品初次现身互联网，远在1999年马尔克斯患病之前。而之所以文章开头有“如果有一刹那，上帝忘记我是一只布偶并赋予我片刻生命”，乃是因为这段话曾作为布偶剧中的台词。——凭这篇仿冒之作的知名度，第一个将马尔克斯的名字标注其上的那位“编辑”，不知道如今是在忏悔还是得意？辨别真伪难不难？其实并不算太难。这些著名的作家，作品都已经得到很全面的出版，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段“语录”，都应该有可查明的出处。笨而可靠的方法是照着最全的文集核实，但其实如果在搜索结果中，内容重复的出处极多，却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标明了其引用来源，那就非常可疑。当然，对一位作家的水准、风格有基本的掌握也许更为重要，莫言会不会说“如果世上没有美酒，男人还有什么活头”，杨绛会不会写“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只要用心读过他们的书，自然会先有一个判断。奈何“语录”“美文”的受众总是更多。毕竟，几句鸡汤就把诺奖作家拉低到了自己的水准，能从其名下获得“共鸣”，这真是天下最便捷的阅读方法。相比之下，“一分钟了解一本书”之类的快餐式阅读都显得分外真诚。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媒介和平台几经变迁，但这样的内容没有变少，反而传播更为便利了，有越来越多之势。想说，希望国人的普遍阅读素养能越来越好，希望认真读书和思考的人能多过相信“莫言语录”“杨绛语录”的人。但——这或许太乐观。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深藏着一个秘密，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　　4月的南方，阴雨连绵，有些湿冷，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肤白皙，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黑得发亮。　　谈话时，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并不躲闪，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细长，像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戴着手铐，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时不时张开，再用力握紧。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1 　　快14年了，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天刚黑，她推开邻居家的门，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走进院子时，她觉得有东西黏脚。在微弱的光线下，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　　客厅敞着门，亮着灯，朱梅英立即看到，邻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点，她吓得怔住了，随即开始大喊。　　受害人浑身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脚的液体，正是血液。　　警笛声很快响起。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足足有三四百”。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弯腰穿过警戒线。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尔有人走过，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隔着窄窄的巷子，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涨潮时，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们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那段时间，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推演案情。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2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扫描过许多毛发、指纹和车辙子印，这次却有些“看不透了”。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送检血滴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直到宋成上中学，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陪写作业，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直到高中毕业，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读初中后，“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闲书”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时候，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这所高中“二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当地人戏称它为“泰兴最高学府”。人们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3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4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的午后，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后来王伯官以“孙女没人照看”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事实上，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就此跑掉，跑进另一种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让她别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救命”声。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声音太大，声音太大”，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他仍觉得当时脑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见，被人知道――一个名校优等生，逃课、上网、扒别墅院子栏杆，根本解释不清楚。他绕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事发后，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7年间，院子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因为妻子遇害时，王伯官待在厂子里，他便发誓，案子一天不结，就一天不回厂房。没过几年，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鬓角冒出白发，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　　这14年间，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过上两遍”。与此同时，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散发着“发霉和腐臭”的味道。　　尽管如此，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以后的每天早上，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　　5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清洗了沾满血的手。旁边的厨房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　　走出洗手间时，他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便跑上二楼，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他循着声音，来到后院，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傻子”，没有“威胁”，就走出客厅，翻墙离开。事实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　　离开后，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将那把原来用于“耍酷”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当时，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宋成回忆，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一切都一如往常。　　只是那场“噩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晚回到家后，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救命”声。　　此后多年，每一次回家，他都要绕到大路，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但在他的脑海里，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反而“更清晰”。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他的分数从整栏的90多分一路下降，80分、60分，直到50分。参加高考，这个曾被父母师长寄予“北大清华”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成了泰中“剩下的10%”。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在三年高中生活中，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他也会跟同学说笑，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只是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　　高二时，他曾经爬上窗台，不料母亲忽然出现。高三时，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他闭着眼睛骑车，渴望车祸降临。落网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想过去西藏，就死在那里，因为“雪山纯净，而我太脏了”。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他从不睡床，觉得床下有人，从大学起，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　　每天晚上，他几乎都睁着眼，一直到天亮。但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让我无处可藏。”他说，他怕人来人往，怕与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伪装，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 　　“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而且都没用。”宋成说，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大学毕业后，他去往上海，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　　“我看过一个故事，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你希望他多吃一点，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宋成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着。　　在别人眼里，他过着“有车有房有妻有子”的体面生活，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他豪赌、盗窃，过着另一种人生。　　宋成关注过“辛普森案”，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赌完之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但必须输……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我宁可自己不要了”。　　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 　　为了还债，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去年1月，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他心里清楚，“那天终于要来了。” 　　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但宋成冷静地说道：“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坚持离婚。　　6 　　今年1月，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　　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碰信息”时，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串密码，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　　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王伯官“大哭了一个下午”。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14年来的屈辱、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　　当年案发后，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重新打了条手链。如今找到凶手后，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奶奶出事那天她只有10个月大，被背对着凶手的“傻爷爷”抱着，待在后院里。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　　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伤口愈合后，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此后，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只是直到现在，他还是会在人多时，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　　每次洗澡，每当摸到这个伤疤，他都会“浑身打个激灵”。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　　“既然一定会看到它，就让它更多吧。”在看守所里，他掀开袖子，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　　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不要孩子”的协定，觉得“没资格当父亲”。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　　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纯洁，“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没有罪恶的自己。” 　　14年来，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轻声地告诉他：“小宝你要好好的，爸爸杀过人，你要做好人。” 　　他曾想象过，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两个字：快乐。“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他眼神坚定地说，确认那是与父亲“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　　宋成的前妻回忆，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我孩子出生后，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盗窃、赌博的画面。他越长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来，他的一生就毁了。” 　　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听到了熟悉的乡音。那一刻，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他忽然感觉，“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因为“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　　在他看来，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一定会自杀。但现在，他相信父亲不用。因为“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　　他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是不是也是“坏人”。“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我只能想，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 　　他曾经想过，“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在里面的生活，会更容易一点吧，起码不用再演戏了。”审判即将来临，宋成却非常平静。　　只是有时，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杀了人，在洗手间清理血迹。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是血，就用手去擦镜子，血越擦越多。　　那一刻，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