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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要推出新海外买家税，听歌看电视都征税

昨天（11月30日），在报告了新的援助政策、经济刺激计划后，加拿大副总理、财政部长方慧兰还在“秋季经济声明”中，提到了一系列增加政府收入的税收计划。最令华人关心的可能就是新的房屋海外买家税了！据周一发布的财政文件显示，加拿大正在准备对外国购房者征收新税，以帮助减少来自海外的投机购买，这被认为是某些市场房价急剧上涨的原因，使得许多加拿大人无法负担住房。不过，该文件并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一位资深政府消息人士称，该措施的时间和范围可能会在明年春季预算中进行详细概述，预计会在3月或4月。目前，BC省对某些地区的外国买家征收20%的土地转让税，并且对空置房屋征收额外的投机税；安省则有15%的外国买家税。除此以外，政府还提到一个新的税收计划，对全国消费者首次征收数字销售税（digital sales taxes）。根据现行规定，在加拿大境内不存在实体的外国数字企业可以在本国出售商品和服务，并且不需要收取GST（商品和服务税）或HST（统一销售税）。图源：Shutterstock 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的Netflix（奈飞）公司不会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对其数字流媒体服务征收GST或HST，但是在加拿大有业务的Apple公司，就得对其所有iTunes客户收取相关税款。目前，魁省和萨省已经要求加拿大和外国数字服务提供商需要注册，并且对其收取省级销售税，比如Netflix和Spotify公司。联邦政府表示，现行的政策对加拿大公司不公平，并且剥夺了政府可用于改善每个人生活的税收。方慧兰说，销售税可以用于在加拿大消费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不管他们是如何提供的。这是消费者需要纳税，而不是公司本身。其实关于此事，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协调，只是尚未有结果，但是方慧兰表示，加拿大现在准备先行一步，独自对数字公司进行征税。若通过的话，该计划将从2021年7月开始征税，并预计在未来5年内获得$12亿元的收入。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项新的征税，目标是如Airbnb和VRBO一类的加拿大短期租房服务。目前，Airbnb不会向客户收取销售税，个别房东会将GST或HST添加在他们收取的费用中，但是税款征收是不平衡的。因为对于年收入少于$3万元的房东来说，根本不用缴税。图源：Shutterstock/Daniel Krason 根据方慧兰的提议，所有住宿服务将收取GST和HST，并由业主或出租公司缴纳。据估计，这项税收将在未来5年内给联邦政府带来$3.6亿元收入。征税还不够，联邦政府还提议向加拿大税务局（CRA）提供数百万元的资金，以加强打击避税行为。在未来5年，CRA将获得$6.06亿元，用来资助针对国际逃税和侵略性避税的新举措。这笔钱将用于雇佣专注于离岸业务的审计师，以针对将收入和其他资产隐藏在海外的加拿大人。这将是的CRA有更多能力来审计高净值人士的高风险税收申报。据估计，新措施将在5年内获得$14亿元的收入。不过以上计划，均需要国会投票通过才能正式实行，大家敬请期待。参考阅读：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economic-update-child-care-netflix-tax-1.5822327

6年前
加国这些儿童可领高达1200的补助

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今天宣布了联邦秋季经济报告（Fall Economic Statement 2020）。报告表示第二波疫情正席卷加拿大，政府将继续保护加拿大人的健康、工作和经济。在今天的报告所提到的若干措施中，有一项是帮助有小孩的家庭度过疫情。 // 报告表示在2021年将为每个有权获得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的家庭的每个6岁以下儿童提供高达1200加元的临时支持。不过，关于这一措施，目前尚未看到更多的细节。

6年前
BC卫生局花上千万买过期口罩，大搞装修

据CBC News报道，周一（11月30日），BC省首席卫生官Dr. Bonnie Henry及卫生厅长狄德安（(Adrian Dix）在例行疫情通报会上，公布本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疫情情况，过去72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364例，其中有277例是菲沙卫生局辖区内漏报的历史病例，死亡数达到史无前例的46人。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BC省卫生部门内部消息称，BC省卫生服务局（Provincial Health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PHSA ）在疫情期间浪费超过1千万元，其中包括花费700万元购入无法使用的口罩，数十万元用于对行政办公室进行非必要装修；并为高管及其员工提供数万元的高档饮食。 BC省卫生厅长狄德安（Adrian Dix）在获悉此事后，迅速采取行动已下令立即彻查此事。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很高兴收到这些举报，让省府及时了解情况。已经指示卫生厅副厅长尽快检讨PHSA的行为，并及时将意见反馈给他。一位消息人士说：“我很震惊，简直不合情理。” 另一位知情人士说：“作为纳税人，这让我感到恶心，完全是浪费。” 举报者声称，所有的一切始于2月3日，PHSA董事会斥35.2万年薪从蒙特利尔聘请了一位新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enoit Morin，作为聘请计划的一部分为他提供了住宿和汽车。

6年前
华人女婿当上国会议员呼吁加拿大对富豪加税！

新冠病毒对不同体质的人，健康影响差别巨大。新冠疫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带来的后果更是天差地别。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新冠让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在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Economic inequality）面前，“对富豪征税（tax the rich）”也成了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加拿大44名富豪疫期狂赚$530亿贫富差距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非营利组织税收公平协会（Canadian for Tax Fairness）11月2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从今年4月至10月的半年间，加拿大最富裕的44位富豪财富净增了$530亿加元，增幅高达28％。加拿大首富汤普逊家族财富暴涨了$88亿，网络电商Shopify创始人卢特克（Tobi Lutke）的财富增加了$66亿元，而超市与药房连锁巨头韦斯顿家族（Westons）则增加了$16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千百万普通加拿大的财务状况却急剧恶化。疫情以来，至少840万居民失去工作或收入降低，79万加拿大人因交不起房贷而选择房贷延迟。那些有幸能继续全职工作的人，很多都冒着染上病毒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医护、零售、物流、市政清洁等抗疫前线的关键工作者。然而，这些身先士卒为全体国民抗疫并帮助雇主财富飙升的前线战士，不仅没有得到雇主的嘉奖，其收入反而实质下降。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Loblaw、亚马逊等大公司象征性地给前线工人涨了两三块的时薪，当时资本家们还收割了一波美名。但这些涨薪举措几个月后就宣告结束了，而疫情仍然肆虐，工人继续累死累活，而富豪们的财富却飞速增加。在加拿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富豪们的资产却爆发式增长，原因除了运气和对资本家对员工的剥削以外，还有加拿大现有税收制度对富豪阶层的倾斜。在过去的20年中，加拿大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了4倍多，从1999年的23名增加到2018年的至少100名，其总财富增加了近5倍。目前，加拿大最富裕的顶级富豪只占人口1%，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总量的近26％。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开征“富豪税”大温华人女婿国会力推民调公司Abacus Data近期的一个民调发现，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都支持 “富豪税（wealth tax）”，也即对资产超过$2000万的加拿大居民，超出资产每年征收1%的税款。值得注意的是，连一向主张“减税”的保守派人士，也表现出对富豪税的热烈支持。众所周知，右翼保守派人士一直主张“小政府，低税收”，经常一听到“加税”就跳起来反对。但此次参加Abacus民调的保守派人士中，64%都支持富豪税。当然这个数字，与新民主党（NDP）、绿党和自由党群体的支持率还是低了一些，这三党人士对富豪税的支持率分别是88%、85%和86%。 “富豪税”的主张， 2010年代一直是美加政界的热门议题。2016年美国大选和2019年加拿大大选，更被多个候选人当做竞选议题。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和沃伦都主张征收富豪税，但税率和计算方法略有不同。在加拿大，NDP是富豪税的主要推动者。2019年联邦大选中，NDP主张征收富豪税以支持全民药保、全民牙保等福利。加拿大国会预算官员估计，如果对价值超过$2000万加元的加拿大人征收每年1%的财富税，每年可为国库增加$200亿元的税收。而全民药保的费用，全国每年大约只要$150亿。今年疫情发生后，新西敏-本拿比选区（New Westminster—Burnaby）的NDP国会议员朱理民（Peter S. Julian）特意向国会提出M-43动议，要求加拿大迅速开征富豪税。朱理民的太太田丽梅（Limei Tian, 音译）是个华人，夫妻俩在当地选区民望很高。去年小编有个学妹曾打算给朱理民做义工助选，但本拿比的邻居说，不用助选朱理民都会赢。（朱理民夫妇。图片来源：朱理民议员脸书页面）在美加两国的商界，支持富豪税的超级富豪也有不少，股神巴菲特、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是华人女婿）等，都表示愿意接受富豪税，呼吁政府对自己开刀。2020年7月，来自美国等7个发达国家的80多位富豪联名发出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向我们征税”，以筹集资金抗击新冠病毒。加拿大国会否定“富豪税”提议巨额赤字或由普通中产承担人民排山倒海的支持，政界持续多年的呼吁，甚至富豪自己为之站台，这“富豪税”应该会迅速立法执行吧？然而，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议案竟被加拿大国会否决了！就在上个星期，加拿大国会就朱理民议员的富豪税提案进行表决，结果只有NDP和绿党议员投票支持，自由党、保守党和魁人党全投了否定票。当时消息一出，英文网络上一片悲愤。Reddit网友郁闷地说，当初自由党/保守党自称代表中产阶级，我头脑一热选了它。但现在看来他们都已被富豪收买，下次我们只能选NDP/绿党！但断言200多名国会全被收买，也太过黑暗。一些议员说，他们投反对票的原因是，富豪税的政策设计中，没有考虑“资本外流”这个变量。法国在2013年就推出了类似的富豪税，但是数年后却又黯然取消。因为政府发现，富豪们为避免交税，将大量资产转移出法国，仅仅合法流出的资产4年中就有1250亿美元。富豪税是基于资产按比例征收的“利息”，但如果“本金”都消失的话，利息就更无从谈起了。加拿大国会预算官的估算，只是基于加拿大当前财富总额的静态计算。但并非所有富豪都有利他精神，而加拿大流到海外避税天堂的巨额财富，加拿大税务局至今都束手无策，追不回来。政策设计是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只靠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情怀是不够的。加拿大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政府设计出更加务实有效的税务政策。目前智库和业内人士的建议有很多种，包括提高消费税、开征遗产税等受众更广的加税政策。此次富豪税被否决，看来新冠给加拿大带来的$3825亿巨额赤字，只能由普通中产来承担了。为一套自住房都要吭哧吭哧搬砖25年、地税涨几千块就疼得哭爹喊娘的各位华人中产，面对富豪和政客甩来的这个巨额重担，你们准备好了吗？

6年前
加拿大这人居然盗取$1100万救济金，仅BMO就有400多个账户

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政府积极发放各类救助金，缓解了很多人的生活压力。然而，救助金的盗领现象一直时有发生。比如CERB福利津贴的审核不完善，导致80多万人不符合要求却依旧能够申请到福利金。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是无意误领了，但是有些人却是故意钻空子，有意为之。多伦多有一家公务员，就利用职务之便在多个银行狂开账户，盗取$1100万救济金。 Sanjay Madan，Shalini Madan夫妇与他们的两个儿子Chinmaya Madan、Ujjawal Madan都是安省的公务员。 Sanjay Madan曾在安省教育厅iAccess解决方案部担任主任，是政府在线家庭支持计划的信息技术负责人，去年的收入是$176,608。 Shalini Madan是安省政府和消费者服务部电子政务支持部门的经理，去年的收入为$132,513。大儿子Chinmaya Madan在政府和消费者服务部担任了三年的技术产品经理。小儿子Ujjawal Madan是教育部iAccess解决方案部的合同工，也就是在父亲Sanjay Madan手下工作。据星报报道，Sanjay Madan所负责的在线家庭支持计划在春季向受新冠影响的学生家长分发了超过3亿加币的救济金。正因为是负责人，所以他对其中的安全漏洞了如指掌，安省教育部默认所有申请人都很诚实，没办法确认提供信息人身份的真伪。于是，安省在4月份启动紧急援救计划后，他们一家四口伙同Vidhan Singh利用假银行账户正大光明地诈取救助资金。 Sanjay Madan以家长的名义在BMO银行开设了400多个新帐户。安省政府在11月6日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法院冻结其资产。根据安省政府的文件显示，这些BMO账户里的家庭补助金超过250万加币，相当于向一个1万多名儿童的家庭付款。其中：Sanjay 的账户是$693,650元，Shalini的账户是$ 690,950，Chinmaya的账户是$ 615,200，Ujjawal 的账户是$596,700和他们家的公司的账户是$4,950。同伙Vidhan Singh也获得了42,500的家庭补助金，相当于有200多个孩子。此外，他还用同样的手法在TD银行操作，大概有超过30,000笔付款，总计约800万加币。要知道，政府发放这项救助的初衷是帮助支付疫情初期学生在家学习的费用，每个12岁以下儿童可以获得$200，每个有21岁以下特殊需求的儿童或青年$250。没想到，这笔款项竟然也被监守自盗了。 Sanjay Madan已经在8月10日被停薪，等待调查结果，11月初又被解雇，目前还没有面临指控，家庭资产已经被冻结，包括他在9月29日卖房的收入$1,031,407。他表示，从资产被冻结之后，已经没办法支付各种账单，现在连买食物都成了问题，更不要提儿子在Georgia Tech读硕士的学费及生活开支。 Shalini Madan在8月11日被停薪，等待调查结果。大儿子Chinmaya Madan在8月11日被停薪，随后辞职，LinkedIn个人资料显示，目前在西雅图Microsoft工作。法庭文件显示：为了欺诈公款，Sanjay Madan在2020年5月29日指示下属放松了付款规则。他甚至冒用教育厅长的名义称Stephen Lecce的办公室要求这样做，实际是子虚乌有的事。按照他自己定的新规，在5月25日、6月1日、6月8日和6月15日，每个申请人可以要求将5笔家庭补助金存在一个账户中。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只是丢了10万加元，没想到现在牵扯出$1100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也极可能是冰山一角。

6年前

险资举牌杠杆并购在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并不少见。扑克投资家注意到，有消息称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11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至11月28日期间大量购入格力电器股票，持股比例由2016年三季度末的0.99%上升至4.13%，持股排名由公司第六大股东上升至第三大股东。当然，恒大买了更多万科A的股份，或许涉及宝能从万科出来。这种景象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也非常火热。“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事实上，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个别激进保险公司及控股集团突然冒起，一些实业家如董明珠在公司治理上的被围攻，和80年代的美国多么类似！或许，我们应该对资本更清醒一点。 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杠杆并购里根、撒切尔80年代早中期的改革，的确是立足于振兴供给侧的。但是却没有达到效果。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发展停滞，金融行业开始在“存量发掘”上做文章。这是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里根、撒切尔的败笔，在英国是片面私有化，在美国，则是让摘桃子的人（Value Taker）凌驾于价值创造者（Value Makers）之上。这里面，钻监管空子而未被制止是一大原因，毕竟摘苹果比种苹果容易的多。这些现象，集中体现在传统工业等领域。同期，信息技术产业开始起飞，西方信息技术产业（很快加上通信技术产业）和其他大型产业（能源、交通、电力、钢铁、建材等等）之间走势的差别就此出现。在80年代，美国也并非全然没有出现产业强人，挽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李·艾柯卡就是典型的美国英雄。但是，由于左翼社会运动的崛起，大公司的发展被压制，沉闷的局面仍未改变——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1988年问世的“人类导致全球变暖”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做了次带有投机味道的事，她为了压制自己的长期对手——英国国有煤矿而推动核电，成为该理论站台的第一个国际重要政治人物（需要指出的是，里根和老布什并没有大力支持这一运动，尤其是里根从未支持过，精心把它扶上台的是此时还很年轻的政客——戈尔），结果在后来反噬了自己——该社会运动一旦扩散，核电由于“安全因素”也被干扰，在西方几十年没有新的建设，对此，撒切尔在21世纪的回忆中后悔不已。这一运动在克林顿时代发扬光大，这是后话。 80年代美国产业英雄李·艾柯卡，在日本汽车长驱直入美国市场时奋起直追在50-70年代技术推动的新市场需求突然消失后，大量西方大型制造产业成了停滞行业，这时候金融新兴势力来了，而且逐渐蚕食并长期统治西方这一产业领域。这就是KKR为代表的私募股权（PE）公司。他们启用连环高杠杆（通常是养老基金成为基金LP，保险公司提供过桥贷款，银团贷款，垃圾债券，形成四级杠杆）现金收购上市公司，退市后折腾一番再上市。这种行为连带激发了股市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等寄生行为（并购通常使标的公司股价上涨，如提前得到消息可提前布局）。“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具体的方法是：在法律上将为并购建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和并购对象合为一体，这样工具性法律实体为收购借的大量债务就变成并购对象的债务。并购对象通过大量削减成本——包括日常开支、员工及研发开支来还债。在这一过程中，起先利润会很低（因为还债有利息），但避免了税收（利息在交税前扣除，记住，原来公司被并购前没有高负债也就没有这笔利息，那利润是要交税的）。随着利息逐渐偿还，净利润就重新增长，这样形成一个很好的两-四年的记录，再拿去上市。而美国资本市场由于摆脱了高通胀，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是有个持续的牛市的，市盈率本来就比原来高，而做出增长的上市前利润记录能搞个好估值，如此卖出，并购型PE就赚钱了。当然，在经济上衡量，利润很高，所以后来有些经济学家拿着这资本进出的利润说PE如何如何“提升了经济效率”，如果真的靠提升效率赚的钱，那应该不受时间限制，但其实并购型PE都是集中在某一时段爆发，到今天也就三次热潮。 Merchants of Debt，已经翻译为中文《门口的野蛮人2:KKR与资本暴利崛起》，写于1992年，详细记录了KKR在80年代的几个案例请注意这种并购和普通并购的不同。并购是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种常见行为，本身是中性的（但并购后的整合从来都是很艰巨的任务），有价值的并购是互有所需，比如一些本身太小但有独到技术的公司通过被并购整合到具有系统能力的大中型企业里面发挥价值，这在科技领域是常见的。但上述并购是纯财务公司并购实体经济企业，而且大规模动用杠杆（而非自身现金或换股并购）。很显然，这在本质上没有对企业的长期研发尤其是长期战略路径进行什么考虑，这样一种短期操作，对企业少有改进，甚至摧毁了企业的长期研发体系。李·艾科卡本人就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但在欧美，PE成为传统行业公司的股东的现象持续了20多年，在80年代中后期、2005-2007年及最近有三轮热潮，拿在手上的更多——现在中国公司海外并购会发现大量企业的卖主都是PE。平庸是这些产业近30年的主要特点。这也是规律：从产业史看，凡是进入金融性资本来全面主导局面的行业，往往是技术进步已经停滞的行业（新技术不出现，才比谁的钱更雄厚）。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避免停滞。那么为何那时“积极股东主义”能得到相当的公众赞同，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管理结构正好处于一轮青黄不接的状态——大部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创立的大中型企业创立者及其家族多已退居二线，经过60年代的管理层接管，大部分企业的经营很波澜不惊。另外，80年代初沃尔克治理通胀时的高利率也让一些企业经营困难，80年代中期大量制造领域的美国企业全面受日本冲击，非常窝囊。这时有一批像《华尔街》电影的盖柯这样的人振臂一呼，“贪婪就是好”，舆论就会一片倒，再加上小股东天生墙头草，有人出高价收购股票当然愿意卖。结果，门口的野蛮人并没有振兴美国企业打败日本人——当90年代初这场泡沫破灭时，他们就一窝蜂跑去相对保守的房地产（REITS）市场了。美国80年代中后期并购方面的教训给今日中国的警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设计者在海外留学时，正好赶上了这一浪潮，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那时这些活动的不利后果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这一情节导致了设计能带来“中国版的野蛮人之争”的制度（如高收益债）一直是一些群体的情怀。但事实上，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个别激进保险公司及控股集团突然冒起，一些实业家如董明珠在公司治理上的被围攻，和80年代的美国多么类似！差别仅在于：美国并购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是银团贷款和垃圾债券，可以以工具性法人实体借债，中国不允许，所以中国财务举牌/并购的主体成了保险公司——靠发售等同理财产品性质的万能险的保险公司，再和背后出资人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融资结合在一起，瞄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股权分散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不是典型国企，而是有强人执掌的民营）进行举牌。而且这种举牌不像美国那样要全盘并购，只需要成为最大股东（对那些股权分散的公司，通常20%以上即可）就可以介入公司的经营。 2015年年底以来，在宝万之争中，华生（8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设计者之一）出来反对“谁钱多谁说了算”，这是有道理的。只是万科是过去20多年本身搭顺风车的房地产企业，还不是特别典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对格力电器、特变电工这样的由能人一手领导带大，具有重要科技产业制高点意义，同时因为出身集体所有制而股权分散的公司的举牌——其中格力电器在2016年底的股价异动说明它已经成为目标。为什么不能放任靠发行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无节制的举牌企业并查收企业经营？因为只有一手带大企业的能人能最准确的评估企业下一步战略应该怎么走——这种为企业奋斗几十年乃至企业的实际创立者，一般都视企业为自己的生命。而企业的每一次决策尤其是重大新产品研发，有必需的投入时间——在中国最近很多案例中是2-5年（指物质领域或真正高技术领域的新产品，不包括媒体性的互联网“产品”），一般3年较常见（越是从无到有的越难，越是没有国外先例的越难；比如康得新搞增光膜、欧菲光搞新型触摸屏、摄像头模组，2-3年；比亚迪从无到有搞“云轨”，5年；京东方搞扩产走出困境，3年；特变电工搞超高压、特高压产品，3年左右；华为从提出“云、管、端”搞高清图像传播，研发了三四年了），而后这个重要产品能给企业带来3-4年的回报期，同时又用于维持新一批“下一代产品”的研发。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多代产品迭代式研发，多领域同时研发等情况，但每个产品研发消耗的时间是硬要求，很难改变。由此可见，企业本身的产品研发-收获/下一代研发-收获是一个连续流，正是这种不断滚动的企业决策推动了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生活边疆的开拓。简单的把企业看作现金奶牛，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对于大部分企业，现金奶牛（如他能达到的话）只是一个假象：如果它不投入研发，那种稳定的利润-分红撑不过5年——那么即便按照每年分红率占市值6%计算，也不过能分出市值的30%，一旦5年后企业败落，持股者企业价值的损失更惨（不要提巴菲特，巴菲特分红型企业的典型是喜诗糖果，这种非科技民生行业不多且美国不是靠糖果立国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很多被私人寡头控制的前苏联大型系统性企业逐渐落后的原因——俄国大亨大多不做再投资，有了利润就汇到国外，俄国现在已经陷入国内技术相比国外落伍，寡头性企业把持国内物品高价人为维持利润的局面（更惨的是败落，比如乌克兰，前苏最高尖端的技术因为私人大亨没有兴趣参与——太难榨取现金，扎波罗热的电力传输技术就由特变电工系统性吸收）。明白企业运转的基本原理，我们再比较一下“举牌”相关的两个群体所做的事情：一个是辛辛苦苦做了20年乃至30年的企业，一心为企业长期发展着想（比如格力电器董明珠，比如南玻的曾南），一个是对外发理财产品，短时间内囤积几十亿、几百亿的现金，被堆着的现金推着“不得不”到处搜寻大规模投资对象，“不得不”举牌眼中的“类债股”。谁会为企业长期命运着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举牌型金融资本的钱本来就不是自己的钱，而是通过调动小投资者心理倒腾过来的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小投资者的心态——即便万能险可以滚动。举牌型金融资本可能在敲门时会允诺不干预企业一把手战略决策——但一到企业要有重大战略动作的时刻，他们经常会犹疑，因为这会减少当年的分红，这在南玻的案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根本上看，举牌型金融资本不愿意对企业进行长期投入，因此对举牌行为必须在法律上有所约束。事实上，这关系到一个经济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真正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强盛秘诀是鼓励并保护它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现代企业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统帅——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总是要带起一群团队，再在其中历练出下一代企业家，如此代代传承，不断裂变。金融资本在企业发展上应处于辅助性角色，当二股东、中小股东、不话事股东，提供资金，分享企业逐渐壮大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