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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林在旅行中。受访者供图文｜实习生王双兴编辑｜胡杰校对 | 王心 ►本文约 6211字，阅读全文约需 12分钟孟林为自己准备的遗像，就靠在客厅的书柜旁。枣红色相框大约一尺高，黑白照片中，他穿白衬衫黑西服，偏分着头发，戴细框眼镜，格子领带系得一丝不苟。照片拍摄于2003年，那时，已经服用7年抗艾滋病药物的孟林耐药了，买不到更高一级的救命药，他以为自己就要“熬不过去这道坎”，于是去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下了遗像。没想到，他又安然无事地活过了15年。15年里，他搬了好几次家，扔了不少老物件，但遗像始终留着。遗像里的人，曾经顶着同性恋、艾滋病的名声，“像鬼一样活着”；也曾经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被媒体称为“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感染者的活化石”，他见证了这一疾病在中国的防治史，又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中成为这一领域的“明星病人”。现在，他57岁，照片里浓密的黑发，变得稀疏、灰白；眼袋松了，额头鬓角也起了皱纹。 57岁的孟林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淡出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益组织“爱之方舟”，减少了和艾滋病有关的活动。每天的生活就是遛狗、养花，买菜，做饭。孟林在家中包饺子。受访者供图 “老了，累了，想歇了。”孟林说，在艾滋病圈子里浸淫了20多年，他厌倦了和艾滋病捆绑在一起的日子，如今不想当鬼也不想当神，只想被看作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好强，也有孤独。 “孟林没有力量啦” 2018年的第一个月，孟林基本是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的。 1月初，左腿做了半月板缝补手术——年轻时打篮球落下的伤。 24日，左腿的手术伤口还没有痊愈，孟林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被医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塞。挂在床头的氧气咕嘟咕嘟输入体内，孟林整理了一下手背上的输液管，眯上眼，给自己来了张自拍，随手发到微博上：“想象了一下，叔走的时候应当就是这么安详。” 因为常年服用抗艾滋病药物，色素沉积，他的肤色比普通人更暗。如今鼻孔前又多了根输氧管，网友们一惊：“说什么蠢话”、“刚出院又住进去了”、“早日康复”……评论很快过百。孟林不回复，笑言：“生命长短没那么重要。” 早在前一天晚上临睡时，孟林就感觉到了心脏不适，胸痛、气短，但他犹豫了，没有立即去医院——尽管医院就在小区旁边几百米处。“其实是在纠结，一下（死）过去不是挺好。”孟林说，对“艾滋病单身汉”来说，暴毙是最大的幸福，他们最怕“弹弦子（半身不遂）”，无人照顾，生活质量和尊严都没有。孟林吃了几颗速效救心丸便去睡了，他说，脱鞋的时候，心里甚至做好了再也不用穿鞋的打算。次日清晨，醒来，暴毙失败，拖到下午，去医院就诊。住院前的孟林，穿黑色过膝羽绒服，围着深蓝色的围巾，身材不高，头发灰白，看上去和走在马路上的老人没有什么差别。他跛着腿穿梭在医院人群里，检查、缴费、取药、打针，用双手接单据和药物，并对每一位医护人员道谢，声音礼貌、温文。这符合朋友们对他的描述：儒雅，谦和，好相处。这和微博上的孟林不尽相同。生活中的孟林本人。受访者供图用朋友何滨的话说，微博上的孟林，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手术住院时，有朋友在微博上发出三套寿衣图片，让孟林挑选，孟林转发并戏称留给另一位朋友；此前去云南旅游时，他穿上少数民族的女装，拉起粉红色裙摆，笑着歪头、拍照，发给别人看。何滨也是艾滋病人，与孟林相识十余年，因为有共同的公益工作经历，他能理解孟林在现实和网络中的反差：“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无数条留言、私信，几乎每个咨询的人都会和你倾诉。就像我每天不管几点睡觉都会玩两把斗地主，孟林在微博上疯疯扯扯，也是他排解负能量的一个方式。” 这一次的手术，本可以顺势做一次倡导的，但孟林“放弃了，不想折腾了”。艾滋病患者手术难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孟林也投注了很大精力为病友争取平等的就医权。“每个个案都是政策倡导的机会，可以变成群体的权利。” 这次的腿部手术，孟林原本应当找一家以骨科见长的医院就诊，倘若医院因为他是艾滋病患者而建议转入传染病医院，他便可以用“一场恶战”做一次社会倡导，呼吁更多医院接纳艾滋病人。但最终没有这么做，他“自觉”地去了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 “老了。”孟林说，“孟林没有力量啦。” “像鬼一样活着” 1月22日，孟林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的前两天，我们坐在他的车里聊天。他声音不大，忍不住想抽烟时，会加重语气说一句“实在不好意思”，然后打开自己那边的车窗。寒冬的北京空气干冷，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他抽掉了大半包烟。他以前抽玉溪，一天一两包。他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戒不掉，于是改抽细支烟。说话时，烟渍在唇齿间若隐若现。几十年的烟瘾了。 1995年底，孟林病发。脱发、消瘦、皮疹、腹泻、发烧、全身淋巴肿大……二十多年后可以云淡风轻地说出来的词汇，在当时让他一度无所适从。吸烟是化解压力的出口。 “猜到可能是艾滋病，不敢和任何人说，只能去各个小诊所对症治疗，哪不舒服看哪。”直到听说佑安医院确诊过艾滋病患者，偷偷跑去检测——艾滋病阳性，CD4（人体的一种免疫细胞，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只有26个，免疫系统严重受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氓罪”尚未取消，同性恋会被警察抓进局子，艾滋病作为经由性和血液传播的疾病，被看作“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产物”，和淫乱、肮脏、见不得人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就连孟林自己也觉得，同性恋是见不得人的，艾滋病是罪有应得。 1996年初的北京，尚没有医院收治艾滋病人。直到当年3月18日，佑安医院感染科首开五间艾滋病病房，孟林是第一批的第一个。病房在医院西南角，紧挨着太平间，原本是废弃的麻风病病房，医院临时叫人清扫打理，将孟林们安置其中。房间简陋，每个病房不过五六平米，除了氧气瓶什么设备都没有。窗子不足半米，有几道铁栏杆守着，视线硬往外闯，也总会被黑黢黢的“煤山”挡回来。耳边还有来自太平间的哀乐和哀嚎，时不时地响。戴着口罩，不愿意见人，每天躺在病床上，是医生们对孟林的最初印象。 “会痛苦，会恐惧，本身就是濒死的人，躺在阴冷的小屋里，天天听着哭声，那受得了吗。”孟林说。几天后，他决定下床，站到门口，盯着陌生人哭丧、送殡——既然死亡不可逃避，那就和它大眼瞪小眼。心情不好的时候，孟林也会去太平间里待上一会儿。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光线昏暗，靠墙处是一排太平柜，房间正中是遗体告别台，孟林一圈一圈绕着告别台转。从哪来，到哪去，怎么面对死亡，逼着自己想。思考的结果是：接受，顺其自然，把今天过好，让今天快乐起来。孟林在向日葵花丛中。受访者供图和孟林同一批住院的有四个病人，一位吸毒感染艾滋病的重庆人，一位舞蹈家，一位日语翻译，还有一位援非工作者。在那时，艾滋病意味着绝症和死亡，孟林和病友们约定：谁走在前面，互相送一下，不要走得太没有尊严。后来，日语翻译去世了，“家属不管，我们给擦干净，穿上衣裳，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和他聊天。”孟林说，“其实是面对自己去了。你在这个（死亡）边缘，也要面对这些，面对了，就变得更加坦然一些，没那么恐慌。” 1996年，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鸡尾酒疗法”面世，佑安医院艾滋病病房主任徐莲芝询问五位病人，是否愿意一年花20万，尝试药物是否有效。在当时，月收入三四百已然算是高薪，只有做生意的孟林能拿出20万的巨额药费。如今孟林从不提及当年的生意，但坦言“不算有钱人，不过比很多人强很多”、“除了艾滋病我没有过过太苦的日子”。早期的抗艾滋病药物副作用极大，孟林恶心、目眩、头痛到撞墙，但他至少活了下来。同时住院的五位病人中，有两位因为无力承担药费陆续去世，一位无法承受心理压力和病痛自杀，只有孟林和另一位病情较轻的HIV携带者得以存活至今。到现在，他懂得如何与体内的病毒和平共处，每天早晚十点钟准时服药，药片两白一黄，托朋友从非洲带回来的，让他的CD4维持在800左右，和正常人无异。现在的孟林不需要四处出差了，上网成了他的主要消遣之一。他眼花，最近又得了干眼症，摆弄手机时习惯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去。聊天间隙，他随手刷新微博，在一则年轻人自杀的消息底下，看到有人评论：自私。孟林并不认同这样的评价：“自杀的人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心存一线希望就不会去死。” “明星病人” 离开家后的二十多年来，孟林搬过十几次家，有时是因为“没有家的感觉，住着不舒服”，也有时是通过把高档社区换成普通社区，筹集药费。现在，他住在北京西北郊，不堵车，有低矮的山峰在路尽头绵延开来，小区不远处就是一家三级综合医院。孟林正在开车。受访者供图家是一处不足30平米的公租房，学生公寓一般的纵长楼道里有几十户人家，孟林拥有其中一扇门的钥匙。进门右拐是客厅，他在那里挂了一个深色门帘。朋友王言到家里做客，问：“为什么在这儿挂个帘子呢？没有必要嘛。” 孟林回答：“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王言没说话。他能够理解，孟林始终不适应被人关注：“他的身份是比较特殊，但他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地看他、同情他，也不喜欢被塑造成明星、英雄，他特别渴望别人把他当普通人来看。” 孟林成为“明星”，是2000年初的事情，那几年，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在拉开帷幕。 2001年8月23日，中国官方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了河南血液污染造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的事件；当年11月13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京召开；2003年，全球基金（为应对世界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而设立的一个筹资机制）进入中国；同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坛医院与三个艾滋病病人谈话并握手，时任副总理吴仪视察河南艾滋病高发村；2004年开始，中国的艾滋病人获得了免费药品。集体的喜讯，却把孟林排除在外：他耐药了。那些免费药品对他而言毫无用处。孟林并不讳言，起初决定参与到艾滋病公益事业中，药是很大动力——站出来参与NGO工作，国际组织可以提供购药渠道。当时全球基金刚刚进入中国，正如孟林的朋友陈京所说：“艾滋病病人最大程度参与到艾滋病防治中，是国际组织很重要的理念。”他们需要为病人们树立一个偶像，一个吉祥物，让疾病与公众情感产生有效连接。孟林恰恰符合人们对“艾滋明星”的想象。有媒体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孟林面容白净、能说会道，看起来不像会做“那些事”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活了10多年的艾滋病感染者，是中国第一批吃到抗病毒药物的人。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政府，他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存在。一边是各个机构都在挖掘这样的“明星”，另一边是佑安医院的医生们建议他“走出来”，孟林最终朝聚光灯迈出了步子。 “情怀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起初，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公益的出发点不过是解决个人的困境——得到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被病友需要：“我的分享被他们当做很重要的信息，一个‘罪人’可以和大家一起做事了，并且彼此是平等的。” 2004年后，孟林成立了自己的公益组织“爱之方舟”，办公室就设在佑安医院。孟林说，他付出自己的很多精力和金钱在抗艾事业上。这位“明星病人”开始被各种组织、机构请去讲话、培训；大大小小的项目需要他协助开展；孟林的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上百条信息：怎么能像你一样活下来？药可以停吗？服药副作用严重怎么办？孟林的工作之一，是“通过调查研究，开展政策倡导，促进政策完善。”在关注艾滋病患者手术难的话题时，孟林和伙伴们走访二十余个省搜集样本，起草《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治疗与生存状况定性调查报告》；借助新媒体发声，反对医疗行业内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另一项工作是“网络化，让更多人建立联系”，孟林创建论坛、公众号，也组织大家线下沟通、聚会。何滨每年都会参与其中，他说：“那个时候的感染者不像现在，没有网络聚集地，大家是松散的，人数少，社会压力大，历史推动他（孟林）走出来，把大家聚到一起。” 和学界建立联系，获得学术支持；和媒体沟通，借助平台发声；和国内官方、国际组织博弈，促进政策落实完善……佑安医院的医生张可说：“孟林的语言能力很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作为民间组织，既要在社会上生存，还要面临很多压力，这样情况下既要把工作做好，还要让大家认可，是非常难以平衡的事情。 “老了，累了，想歇了” 1月22日下午，孟林从医院做完检查，去停车场开自己的黑色越野。小泰迪芊芊等在车里，见主人回来，跳着往他怀里钻。孟林用手指点了点狗鼻子，声音温和：“可黏人了！” 家里还有一只小灰狗，叫妞妞。现在的孟林，大部分时间和它们待在一起。孟林和小狗妞妞散步。受访者供图他养了十来盆花，玉竹、吊篮、虎皮兰，不一而足；把家里的家具重新布置，加了一张桌子，用来读书和练书法；每天下楼遛狗、买菜，尽可能荤素搭配着安排食谱，边吃饭边看电视，给自己满上一杯国窖1573。从去年三四月份起，他就开始“学习退休”了，有意与艾滋病圈疏远，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在早期的新闻报道里，孟林所遭遇的悲情、凄苦被放大无数倍，后来他站出来做公益，又为媒体提供了励志、正能量、大爱无疆的故事。“他不喜欢这个样子。”朋友王言说。如今，孟林从公益工作中渐渐退出，他坦言“借助媒体为艾滋病患者发声”的诉求降低后，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不想再被采访、被关注，“不愿意那么认真地面对过去了。” 他谢绝见网友，因为“承受能力有限”、“从心底厌倦艾滋病的话题”；给微博私信设置了自动回复：谢谢留言！坦率讲，我早已厌倦重复了无数遍的各类问题，不想看，更不想回复。或许你觉得我很冷漠，但也恳请看到我的无奈和不堪！如果，你确实需要咨询、交流或闲聊，那就先发200红包过来，给你自己一份尊严，还我一份补偿。谢谢！有人骂他贪财，他不回应。事实上，孟林在经济上并不为难，收费只是一道门槛，帮他挡住一些与艾滋相关的讯息。有人质问他情怀都去哪里了，也不回应。 “确实像堂吉诃德一样拿着长矛战斗过，但是现在我不愿意了。老了，累了，想歇了。”孟林说。从1996年艾滋病发病至今，孟林需要常年服药，在岁月、病毒、药物副作用的共同侵袭下，如今57岁的他，在朋友眼里就像75岁的体质，“血脂偏高，不止一次因为心梗住院；骨质疏松，关节也不如以前灵活了。” 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说：“（孟林的）身体状况单纯从艾滋病来看病毒比较稳定，但是长期累积的毒副作用还是很麻烦的，吃了二十多年的药，对肝脏肾脏、心脑血管的伤害不可小视。”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艾滋病人一样，孟林离开家庭、没有子女。最近，在一起六七年的同性爱人，迫于家庭压力将要离开北京，回南方老家。住院时医生让叫家属，孟林只能找圈子里的朋友过来。和朋友聊起退休生活，他嘴上说着一切都好，事实上，还在“学习怎么生活”。去年秋天，他到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银杏树下，十来个老人正在打太极拳，孟林心里痒痒，但最终还是没有走上前去：“不敢，怕他们问这问那，老伴呀，孩子呀，有孙子了吗，干什么工作呀，没法回答，也不想编故事了。” 在朋友眼里，孟林比以往更从容了，提及往事依然会为艾滋病群体遭受的歧视感到不公，但“缺少一种愤怒，不会折磨自己了。”说话时音调鲜少有波澜，所有言语无关批判与谴责，出现频率最高的，则是“理解”：理解因为艾滋病离开他的亲人朋友、合作伙伴，理解网上带着满口戾气骂他的陌生人，理解新闻里走投无路违法的“坏人们”…… 就在几天前，他接到一通来自海南的电话，对方解释半天，孟林才想起是一个几年没联系的艾滋病患者。 “有什么事吗？”孟林问。电话那头笑了：“没事，想起你了，打电话问问。” 孟林心里清楚：“他是想看看我还活着吗。看我，就是看他们自己的未来。” （孟林、何滨、陈京、王言为化名。）洋葱话题 ▼ 你怎样看待孟林的经历？

林涵带孩子出门看病。原标题：口述｜我在柬埔寨找人代孕，生了个脑萎缩孩子很长一段时间，林涵（化名）不愿回忆过去半年的经历。她总觉得那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尽管她真切地经历过拥有孩子的喜悦和被困失去自由、仓皇逃亡的恐惧绝望。直到2017年10月21日下午看到儿子的体检报告单，“轻度脑萎缩”几个字仿佛巨石般砸向她，击溃了她。她瘫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痛哭了一个多小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拼了那么大的努力把他带到世界上，他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他这辈子该怎么办？” 不满三个月的孩子躺在婴儿车中，睁着大眼睛看着她。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上百万代孕生出的孩子，刚出生就身患重症。更令她心寒的是代孕中介的态度，对方回复她：“放弃这个孩子，重新给你再做一个。”她不明白，孩子快三个月了，她怎么放弃？ 2017年11月，记者在上海一家宾馆见到了林涵。她刚离了婚，带着孩子来上海看病。33岁的她身形瘦削，脸色有些苍白，穿着一身粉色睡衣缩在椅子上，说话时语速很快。回忆起那场改变她命运的异国非法代孕经历，她几度哽咽。以下为林涵的口述。 “像疯了一样，就想要个孩子” 2011年结婚后，我一直没有怀孕。 2013年10月份，我在上海一家洋酒公司做销售督导。有一天上夜班时，突然间肚子疼得浑身冒汗，被送去医院看急诊。一位很出名的妇科专家怀疑我是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一做核磁共振，真的是单角子宫、残角子宫。后面又做了手术，输卵管割掉了一侧。医生告诉我，我以后生育是很困难的，可能只剩25%的机会。当时觉得，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从小吃了那么多苦。父母去世得早，19岁就去上海打工。刚去的时候住200块钱一个月的地下室，蚊子咬，又没有空调，来例假的时候疼得冒汗，我就在席子上打滚。我文化程度也不高，边打工边上的大专。在上海打拼了10年，好不容易从最初的销售员做到了销售督导。丈夫在上海待了三年后回老家工作，我们两地分居。一开始，我只想做试管婴儿。上海，贵阳，广州，香港，能去的医院我都去了。每家公立医院做试管婴儿的，都人山人海的。因为以前吃过抗抑郁症药，一直没能成功建档。后来听说泰国做试管婴儿成功率高，我又去了泰国的一家医院。跟我同一批去的7个人，全都没有一次成功。医生说我的身体条件比她们差得多，我大受打击，灰溜溜地回了国。回来后我着魔了一样，到处咨询，加了一二十个QQ群、微信群。柬埔寨金边的一家试管婴儿诊所客服找上我，武汉的一家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找上我。还有一位“病友”说跟我情况一样，约我一起去柬埔寨做代孕。那时候我就想不明白，别人都是一结婚就生孩子，我这个就没戏，怀不上，我能怎么办？我怕这次不去的话，这辈子都要不到孩子了。因为国内代孕违法，很多人就到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做代孕。2015年印度、泰国相继打击非法代孕，很多人转去柬埔寨。我没想到，就在我到柬埔寨的第二天，2016年10月24日，柬埔寨政府发布了针对商业性代孕的禁令，直接导致很多外国代孕夫妇回不了国，我也没能逃脱。之前约我同去的“病友”没有出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很可能是武汉那家代孕机构安插的“托”。到金边后，我先去了试管婴儿诊所。之后武汉的代孕机构工作人员带我去了他们合作的柬埔寨某生殖遗传医院。那是一家中国人投资的医院，请来的都是国内的妇产科专家。医院有八层楼高，下面三层是医院，上面是住宿酒店，看起来规模更大、环境更好。一去，一位女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让我先促排卵，不行的话再找代孕。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肚子上打两针促排卵针。到第5天的时候，医生说卵促不起来，因为我的子宫不好，盆腔又积液积水，做试管成功率很低，必须找代孕。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可能被“套路”了，先劝说客户促排卵、再告诉他们只能做代孕据说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2016年11月1日，我和武汉的代孕机构签了合同，45万包成功，两年之内包孩子健康出生，包DNA，包回国。在国内，包成功套餐要65万到70万。柬埔寨“代妈”（指代孕母亲，下同）只拿7500美金，所以费用要低一些。 “终于有孩子了” 签约前，代孕机构工作人员带我去他们在柬埔寨的代妈基地参观过一次。那是位于柬埔寨金边郊区的一栋白色三层别墅。一进门，是间宽敞的客厅，五六位代妈打赤脚坐在地上，两位刚移植完胚胎的代妈躺在地垫上。客厅里电视、冰箱都有。我打开冰箱，里面有些脏，但有肉有水果。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别墅他们在柬埔寨有五六个，一个别墅有4间房，代妈一人住一间，有营养餐有水果，不用干活。没怀孕的代妈们齐刷刷站在了我面前，冲着我嘿嘿笑。她们年龄看上去比我还大。我看面相选了两位，一位说自己22岁，生过两个孩子；另一位叫阿星的说自己26岁，生过一个，还拿出身份证给我看。问她怎么生的，她把衣服撩起露出肚子，两只手顺着肚子摆出下滑的姿势，表示是顺产。阿星后来成了我孩子的代妈。直到生产前一天她才告诉我，中介教她说只生过一个，但其实她生过三个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2岁。来基地之前，阿星离婚了，在外面洗碗打工，一个月50美金。有中介找到她，告诉她帮别人生孩子可以拿到6000美金，每个月还有150美金的工资，吃的好住的好，不用干活，她就去了。去了后发现并非说的那样：她那个基地里有二三十个代妈，只有两间房给她们睡，十几个代妈得打地铺挤一个房间，夏天空调只开一会儿；水果、肉这些，有客户去参观时才摆出来；代妈们得自己洗衣服扫地，有时还会挨骂。而这些，中介不会让客户知道。 2016年11月3日上午，我被推上手术台取卵。麻醉药注入体内，意识开始昏迷。半小时后醒来，只觉肚子胀痛，坐不起来。我就在手术台上哭，痛得呕吐。医生说给我取了7枚卵子，卵巢伤到了。我在病床上躺了5天才回国。 12天后，中介给我发来代妈移植胚胎的照片。十天后告诉我，怀孕了。（阿星）怀孕3个月时，我心里忐忑，又飞去柬埔寨带代妈做产检。当B超探头在代妈肚子上移动时，我隐约看到宝宝的小脚丫一蹬一蹬的。医生说，宝宝很乖很有活力。我笑嘻嘻的，转过头还忍不住看。终于有孩子了。那一刻，觉得老天对自己真好。滞留柬埔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中介就让我提前去。那时我已经做到了公司副总，月薪三四万。为了孩子，我把工作辞了。 2017年6月30日到柬埔寨后，中介工作人员不在，我一个人在酒店里等。别人告诉我，怀孕后期要一个星期检查一次，不然怕孩子在里面缺氧。 7月12日，代妈检查出胎盘钙化，需要每天吸氧直至孩子出生。中介认为会“折腾”代妈，不同意。等到7月24日预产期过了，还是没有动静。我就把代妈带到条件好一些的医院。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说那儿没法办出生证，让我送到他们指定的医院。在车上时，代妈痛得满脸通红，我把手给她，她就使劲地捏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们去的是一个三层楼高的小诊所，紧挨着高架桥和加油站，噪音很大。病房只有5平米左右，小桌子上满是灰尘，还有蚂蚁在上面爬。到医院时已是晚上5点多，中介让一名翻译留下来陪护，不让我进去，怕被医生知道是代孕的。回酒店后我担心得睡不着，迷糊间等到凌晨三点还没消息。我就出去找车，酒店前台说这里晚上出门不安全，劝我别去，我顾不上那么多，找了个三轮车就胆战心惊地奔过去了。凌晨五点多到医院时，孩子刚生出来，还在擦洗。我弹了下孩子的手和脚，孩子“哇”一下哭了出来。没待一会儿，中介催我回去。我急得生病了，扁桃体发炎，难受得要死。晚上6点多又灰溜溜地去了，看到儿子撅着背躺在那儿，满脸发紫，呛奶了，找来医生抢救了半小时才回过神。中介发微信让我赶紧走，说医生知道你是代孕的就完蛋了。那时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不放心孩子，偷偷待到第二天早上才走。就这样，每天偷偷摸摸地半夜去、早上回，坚持了4天。4天后，中介将孩子交给我。那时我已经付到35万了，合同上写的是：10万尾款是包孩子的亲子鉴定，健康评估，还有回国手续。中介让我先付尾款。我坚持按合同上写的，先做亲子鉴定等再付尾款。我们就吵了起来。这之后，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查出患有黄疸，但因为不是出生的医院，无法做新生儿评分等全面检查。孩子的黄疸一直不退，我心急如焚，担心黄疸会入脑，便决定自己去办回国手续。一去金边机场移民局，我和丈夫、孩子的证件便被扣留，对方怀疑我们是贩卖人口，要调查我们。林涵和丈夫、孩子的证件被金边机场移民局扣留。我和丈夫四处托人找关系，还求助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国代孕不合法，他们也只能督促移民局走法律程序。滞留柬埔寨的两三个月，我们东躲西藏的，这个酒店住几天，那个酒店住几天，怕真把我们逮进去了。那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看着孩子直掉眼泪，天天盼，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丈夫也因为回不了国生意失败。跟我们一起被滞留的两对代孕夫妇先后“跑路”。我不愿走，还是想以正规途径回国。从未对我发过脾气的老公，第一次歇斯底里地爆发了，骂我“到现在还没清醒过来”。我默不作声，一个劲地哭。惊魂逃亡最终我们也逃了。 2017年10月9日，在收到法院传票后，我和丈夫花了26500美金，找当地的蛇头偷渡回国。出发前，蛇头告诉我们，路上会很艰辛，贵重物品都不能带。我们就把所有行李都扔了，什么都不敢带，只买了一个背包，装孩子路上用的奶粉、奶瓶、湿巾、纸尿裤等。我和丈夫还特地买了套当地人穿的花衣服花裤子穿上。下午五点，天开始变黑了，一男一女两位蛇头来酒店接我们，把我们转移到蛇头的一个民宿窝点。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我们从金边出发，坐七八个小时的皮卡车后到了一座桥边。4个骑摩托车的柬埔寨女人正等着我们。车门一开，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位胖胖的女人一把抱过孩子，拿出一块事先备好的脏毛巾盖住孩子的头。另一位女人帮我拿包，甩给我一件黑衣，示意我套上。他们说越南话和柬埔寨话，我听不懂，只能按她们说的来。坐上摩托车后，胖女人抱着孩子坐我后面。我不敢动，也不敢回头，一只手死命地拽着孩子的小脚。车疾驰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大约半小时后，来到一个关口，开始冲关。我缩着头不敢看，只隐约听到一句“OK”后，车便冲了过去到了越南境内，停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整个过程不过5分钟。下车后，胖女人把孩子递给我。我打开毛巾一看，孩子的脸被捂得红红的。丈夫坐的车迟迟没有来，我胆颤心惊，心想完蛋了。半小时后，老公终于出现。他说，他们过的那个关口突然有领导检查，蛇头便绕另外一个关口过关。他当时想着要是出了问题，让我和孩子先走，不会拖累我们。我俩就在那儿，他看着我哭，我看着他哭。最后老公就拍我，说别哭了，我们最难的一关也过了。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坐上了摩托车。我把孩子放前面抱着，一只手拽着前面人的裤带，一只手拖着孩子的头，又紧张，手又动不了。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让我们下车，我的腿还在发抖，老公就把孩子接过去。蛇头告诉我们，今晚没车了，要在越南过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吃了个米线就出发了，坐了10几个小时的大巴后下车，肚子饿，就在路边买干面包啃。之后又坐了2小时的出租车，换上另一辆大巴，从越南的南部开到北部，两天两夜，我们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苦。我跟老公挤在车子最底层，窝着身子，轮流换着抱孩子。数星星数月亮，分分秒秒煎熬到骨子里。孩子哭，只能用矿泉水冲奶粉喂他。我心里一阵发酸：他大概是最小的偷渡客吧。从大巴上下来后，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出租车到了中越边境的A城（化名），喝口水休息下，再次坐上摩托车，之后坐摇橹船过一条河，穿过河边的草丛，来到一处两米多高的围墙。蛇头告诉他们，翻过这道墙，就是广西的C镇（化名）了。墙下，一位边民手扶梯子等候着。老公一手扶着孩子的头，一手爬梯子。梯子晃了下，孩子差点就摔下去了。我吓傻了，从钱包中抽出一张钱塞给扶梯子的人，那人立马把梯子拽紧。等老公过去后，我看着高墙不敢爬，双腿害怕得发抖。老公抱着孩子说：“没事，你爬。”我深吸了口气，死命拽着梯子，一步步往上爬。脚落地后，差点没站稳。再往前穿过一条小巷，几条大猎狗冲着我们叫。蛇头说：“你们从这儿出去就可以了。” 一出去，就看到了C镇的大门，我跟老公一下子瘫软跪地。我说，老公，到了，我们这回可以回家了。丈夫“哦”了一声。我又热又累又饿，眼泪没忍住，哗地一下流出来了。 “他这辈子怎么办？” 谁知回到家第二天，就出问题了。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去，就发现孩子不对劲，他的头使劲往后仰，按都按不住，脚后跟也不会着地，脚尖是绷着的。同龄孩子能做的动作，他都做不了。新生儿评分也不及格。四天后，去医院拿检查结果。去的路上，我心里祈求老天，我们吃了这么多苦，孩子千万不要有什么问题。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看到上面写着“轻度脑萎缩，脑积脓脑积液可能”，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内心崩溃。我拼了那么大努力把他带到世界上，他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他这辈子怎么办。林涵孩子的病情诊断书。第二天去见医生，心里盼着：医生告诉我这只是个误诊。然而，医生一看片子就直摇头，说孩子情况很严重。这之后，我带孩子去做了串联质谱筛查，排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开始每天给他头上打神经节苷脂，促进大脑发育；每天带他做康复、理疗、按摩。医生说，他发育神经那一块是空白的，怀孕后期没有发育好，如果产检过程中及早发现，还有代妈的营养得到完善的话，或许不会这样。我找到代孕机构的负责人。他说：“如果是我们这里做的、不健康的，你可以放弃这个孩子，我们重新给你做一个。” 我说：“孩子都三个月了，什么叫放弃孩子？我把他放到哪里去？” 对他们来说，孩子或许只是一个商品，但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命。就算他真的是一个高危儿，需要我一辈子照顾他，我也不可能放弃他，倾家荡产也要治他，救他。丈夫、亲戚也找他们谈过，他们每次都说“先付尾款再说”，还推脱“偷渡环境那么恶劣，孩子有问题，你怪得了谁啊。” 和中介沟通无果后，林涵崩溃大哭。我找了四五位律师咨询，他们都说，代孕在中国不合法，我和中介签订的协议也无效，案件很棘手，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低。媒体报道后，代孕公司武汉的办事处已经搬走了，但网站还照常开放。滞留柬埔寨期间，我跟老公矛盾激化，回国后不久就离婚了。我带着孩子去上海看病，从找代孕到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200多万。孩子查出问题后，保险公司都拒保了。因为没有发育好，孩子的抵抗力格外差，经常病毒感染，全身严重湿疹。屁股、头上针打多了，现在给他指尖抽血，他都已经不吭声了。那么小一个孩子，每天要去上课、做运动，要让他撑、爬、扶。他有时不想动，就趴在那儿睡觉，或是哭，我心疼得直掉泪。做了几个月的康复后，孩子病情有所好转。医生说康复治疗要一直做到周岁，再看他情况。每次我带孩子去做康复治疗时，别人问我宝宝是第几胎、多大年龄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这种事情说给别人听，不丢人吗？你问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找代孕，中国传统的观念是，没孩子，婚姻、家庭、你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这方面去求孩子的，很多女人都是很悲哀的。你问我后不后悔代孕，后悔也想要个孩子啊！孩子怀到一半的时候，我还想再生一个，但经历那么多之后，我打死也不生了。林涵给孩子喂药。孩子在做康复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