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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加拿大《公民法》修订案《C-37法案》限制，一位加籍日裔母亲表示，她在日本生下的两个孩子无法获得本国公民身分。这类加国家庭还有许多，维权人士呼吁改革相关法例。 据CTV News报道，加籍日裔母亲丸山（Vicki Maruyama）的父母为加拿大公民，因此她在香港出生后依然获加国公民身分，随父母搬去亚省爱民顿居住，并在该市长大。 后来她回到日本教英语时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却在怀孕八个月时才得知加拿大订立了《C-37法案》，该法案限制了她在日本生下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该法案2009年通过，规定加拿大公民的子女，如果在海外出生，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分，但如果子女的下一代，又是在海外出生，则不能获得公民身分。 两孩子只能获旅游签证 该法案似乎正是针对丸山的例子。她的父母是加国公民，她虽然在香港出生，但她可以获得加国公民身分，而她的孩子在日本出生，就不能自动获得加国公民身分。 目前丸山的两个孩子，只能凭借旅游签证进出加拿大，在很多方面无法享受等同于公民的福利待遇。例如：旅游签证要求他们定期出境，孩子也无法在亚省公立学校就读，甚至可能不能免费注射疫苗等情况。 丸山表示，自己的子女出生地不在加拿大，却被当成外国人来对待实有不妥。反之，他们只是在日本出生，就已获得日本的公民身分。 丸山已联系联邦保守党前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ey）寻求帮助。然而在加拿大此事并非单独个案，有类似家庭等待逾一年时间，子女的移民申请才获批准。 联邦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贞也表示，她曾收到大量类似案件的求助，并曾在国会提出私人法案以协助该批人士。 她的私人法案在2016年提出，但仍未获通过；如果得不到联邦自由党的支持，该私人法案似乎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维权人士查普曼（Don Chapman）表示，国会应该立法帮助这批“被遗忘的加拿大人”。目前有28万加国公民在外国生活，有些人在外国出生的子女，以后可能依然面对相同问题。
  •   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项目昨天进行了最新一轮抽签，3750名申请人获得移民邀请(ITA)，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40分。自今年6月13日以来每一轮抽签获邀的人数都为3750人。 8月22日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17轮随机抽签，抽签结果显示，共向3750名申请人签发ITA，与前5轮抽签签发ITA数额相同。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40分，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出现440分最低分情况。 本轮抽签继续采用「中断链接」(Tie-breaking rule)规则，即参与抽签的移民申请人不仅要满足最低移民分数最少要440分，而且必须是在2018年2月21日以前递交移民申请进入「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候选人库(pool)的申请人。 今年以来，联邦移民部透过「快速通道」申请系统基本上保持在每两周进行一轮抽签的节奏，已经向54,700申请人发出了移民邀请，CRS要求始终保持在440分以上。从6月13日以来，每轮抽签签发ITA的数量都是3750。 从本轮抽签的候选人库情况看，截止2018年8月16日，入库候选人总人数为88,215人，主要集中在两个分数段：申请人的移民分数在351分到400分之间的有34,542人，移民分数在401分到450分之间的有29,011人。
  • 穿白色T恤，扎马尾辫，刘璇抱着厚厚的文件袋，站在咨询台前，同女警官交谈。她笑起来有酒窝，一眼望去，并不像年过三十的母亲。 实际上，她已有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四岁，全都出生在加拿大，入了加拿大国籍。 这是7月23日，刘璇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正为小女儿申办中国“绿卡”。文件袋里装满了父母双方的身份材料以及女儿的出生证、护照及签证复印件......不过，她还是不确定是否齐全，也不知每份资料有无纰漏。女警官也拿不准，需要请示领导再通知刘璇。 6月27日，北京，由武警站岗的公安部大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牌子是4月2日正式挂上去的（@视觉中国网） 刘璇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余年，拥有“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距离成为加拿大公民，只差一步。她是北京人，独生女，求学出国。到如今，父母年事渐长，需要人陪伴、照顾。两三年前，她便考虑带着女儿一起回国。 女儿是加拿大国籍，回国后，不但出入境等手续繁琐，想在国内上学，也有很多限制，这一直是她和丈夫头疼的事情。 今年3月，刘璇的丈夫从网上得知与中国“绿卡”新政相关的消息后，立马告诉刘璇。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其中提出组建由公安部下辖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职能是协调、拟定移民政策；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承担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等。 刘璇一直都知道这张卡片的存在。但在她的认知中，那是“非常，非常难申请的”。但这次政府机构调整，让她看到一些希望，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飞回北京。 飞回国内的不只是刘璇，已经移民国外的众多华人，同样被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吸引了。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人曾想尽办法，通过留学、技术、投资等各种方式，移民国外。 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去到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咨询、申办中国“绿卡”，希望能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 “有种井喷的感觉” 刘璇是2001年出国的，到现在已经17年。她还记得，刚到加拿大时，大陆移民地位很低，很多香港、台湾地区过去的移民看不起他们。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近几年，一说中文，好像大家都认为你挺有钱。” 现在，刘璇发现，这些“有钱人”又在返回中国。她有一个朋友，妻子和女儿已经入籍加拿大，他事业在国内，于是一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女儿在加拿大上学几年，妻子实在待不下去，拿到身份后，带着女儿又回到中国来上学，现在也在为女儿办中国绿卡。 据刘璇了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中国人移民国外，主要事业、社会关系都在中国。于是妈妈陪读，爸爸像太空人一样两地飞，“好多陪读妈妈不是特别愿意为了孩子牺牲家庭，或者牺牲自己的事业，入了籍以后，就又回国了。” “现在，申请最多的就是华人。真正的外国人不多。”某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李佳欣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之前申请“绿卡”限制很大，能拿到的非常少，新政之后，大大降低了中国“绿卡”的门槛。工资、税收两项达到一定数额，满足居留时限要求等，都可以直接申请。 事实上，早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前，“绿卡”的政策就在放开。2017年，公安部宣布，在天津、湖北、重庆等自贸区，以及京津冀、广东、四川等省市，推出入境新政，为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创新创业，为长期在华工作人员提供居留便利，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据李佳欣介绍，通常，外国人获得中国“绿卡”的方式一般有五类——投资、任职、特殊人才，以及亲属团聚和投靠。此前，利用亲属团聚申请者最多，现在，以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行业专家、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推荐的高精尖人才为主，人数与过去相比， “有种井喷的感觉”。 对此，上海费戈曼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夏凌华颇有同感。费戈曼成立于1951年，全球设有40多家办事处，为170多个国家、地区提供移民咨询服务，早在中国“绿卡”制度建立之初，他们就开始提供相关业务咨询和办理。 “申请中国绿卡的人数一直处于递增趋势。”接受本刊采访时，夏凌华介绍，从2016年起，客户的咨询量跟之前相比涨幅高达40%—50%。今年以来，来公司咨询的华人比例明显增加，占绿卡咨询总数的50%。 当下，海外华人华侨总数超过6000万。约六分之一是改革开放后走出中国的新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新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一书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写道，在美华人已经突破400万，其中，近350万加入美国国籍，大部分是高精尖人才。 中国一度是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的计划。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出台。截至2017年底，已分13批引进701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以2011年7月入选南京“千人计划”的海外专家为例，48人全部为华人、华侨。 今年四月以来，李佳欣便受理了多位外籍华人博士的绿卡申请。接受本刊采访前一周，多数申请已成功获批。在她日常接触的外籍人士中，日本、韩国派驻的外籍人才，一般在中国停留四年便会离开。“欧美人可能会觉得中国适合居住，但很少考虑定居”。 也有一些相对年轻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外遭遇排挤、限制。相较之下，会觉得国内的资金充裕，创业的条件也好，政策开放。当地新政出台前，李佳欣曾遇到一对高知夫妇。两人都是博士，以亲属投靠方式申请“绿卡”。材料递交了两三年，“绿卡”却一直没批下来。 “他们也不灰心，就不停地交申请，递材料。”最后没办法，正巧碰上其他省市出台出入境新政策，两人从李佳欣那里撤销申请，转投到其他省份。 最大的优势 李佳欣偶尔在网络上回答网友出入境相关的提问。在一条外籍华人博士如何申请中国“绿卡”的帖子下，她提及近期成功受理华人博士绿卡申请的案例，引来不少人咨询。 7月份，在英国工作的王皓，也留言询问绿卡的事情。他已经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有机会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在犹豫、权衡。他长期关注着中国“绿卡”新政动向。在李佳欣的帖子下留言，他特意询问籍博士申请中国“绿卡”能否在海外办理。 显然，对很多人来说，放弃中国国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绿卡”新政，给很多移民国外的华人，提供了多一种可能性。 刘璇在加拿大接触到很多朋友，要么是保留中国国籍，拿了加拿大绿卡，“像我这样”，刘璇说，要么是直接加入加拿大国籍，再计划拿中国绿卡，“回来以后就没有限制了”。 王辉耀在《国家移民局》一书提到，与此前单纯关心出入境问题不同，如今，环境、生活便利性、社会福利、人文关怀等问题，已经成为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关注的新热点。 提及中国“绿卡”的含金量，夏凌华认为，这也是申请绿卡的外籍人中华人比较多的原因。她的客户中除了外籍华人，还有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但他们申请绿卡，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本身就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对国民待遇问题就不太感兴趣。” 在日本生活22年后，长海博文回到江苏，担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同时还在中国铝业、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机构任职。“虽然我还是外籍，但回到国内，国家却能给我国民同等待遇。”长海博文撰文回忆道，2011年11月，首批21位外籍人士获得了江苏海外高层人才居住证，自己就在其中。获得这一证件后，他不但能够申请各种各样的国内科研资金、项目，还能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长海博文坦陈，“这一点，是对我们海外回来的最大支持。” 各省推出的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亮点之一是将“绿卡”的身份证件功能与当地的优惠政策结合。比如，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获得者除了可以享受买房、子女教育等相关福利，针对浙江创业的经济特点，持证人还可以技术入股，以商标、著作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出资等方式创办企业。 虽然女儿在加拿大成长，但在刘璇看来，她回国读书，最大的优势并非语言，而是在高考问题上。“如果你是外籍，在中国一直读书，你可以在中国参加高考”，刘璇说，关键在于，外籍学生迈入国内顶尖大学的门槛要低得多。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曾透露，北师大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留学生，“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材料，再参加比较简单的测试。” 不过，刘璇回国，主要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父母。 她是80后，“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比较多”，刘璇说，父母现在年龄大了，缺少人照顾，她想过为父母申请加拿大那边的移民，但要求比较严格，父母也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他们只好考虑回来，“孩子年龄大一些，她们愿意回去，还可以回去。” 每个人回来的原因都不一样，但对很多老人来说，故土感情确实是很常见的原因。 李佳欣在处理“绿卡”申请时，碰到过很多五六十岁，在国外工作了大半辈子，如今通过“人才计划”回国的华人，“华人有落叶归根的感觉”。 在吸引海外人才归国的问题上，海外华人、华侨历来是工作重点。 “ 外籍华人，是我们引进全球人才的绝对主力和重点人群。”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刘国福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与生在国外的外籍人士相比，华人更容易被吸引回国，他们“对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思乡情结”。（刘璇、李佳欣、王皓为化名。本刊记者陈光对本文有贡献。） 一场特殊的座谈会 2018年3月12日，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作为中国“两会”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铁道大厦酒店，参加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公安部、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国侨办等机构的官员，目的是听取海外侨胞关于华侨政策的意见。 据徐静波回忆，座谈会现场，一些华人、华侨提到了“华裔卡”的问题。“这个事情讨论了很多年了”，徐静波说，很多华人、华侨希望政府能针对已加入外国国籍，以及长期居留海外的侨胞，发行“华裔卡”，以方便他们回国，在国内办理各项事务。 2016年，北京实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时，北京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就曾谈及这个问题，他表示，为吸引国际科技创新人才，中关村将试点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制度。 这个消息传出，立即在海外华人圈引发热议。但随后，中关村专门通过媒体公开澄清，华裔卡相关政策尚处于调研阶段，还有待于国务院、公安部等机构审批。 在这次座谈会上，公安部官员再次回应了这个话题。“目前不具备发行条件”，徐静波向本刊回忆道，华人华侨虽然数量庞大，但管理上涉及不同部门，情况比较复杂。公安部官员也承诺，在中国工作华人申请绿卡问题，会降低门槛，放宽条件。而针对华侨回国使用护照的问题，也将会把护照纳入国民信息系统，以保证护照在国内办事能够通用。 “中国的护照其实有两个部门在发”，徐静波说，在这次座谈会上，相关人员也介绍了这个情况，中国人第一次出国时获得的护照，一般是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发放。出国后，很多人常住国外，护照用完或者到期后，回国不便，通常在中国驻外使领馆换发新护照。因此，中国的护照发放与管理，出现了公安部、外交部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的护照信息并没有在国内实现完全联网，因此，很多华侨回国时在住宿、换外汇甚至申办公司等问题上，常遇到很多麻烦。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实施了一个出国人员必须注销户口，以身份证换护照的做法”，徐静波介绍道，当时的身份证不起什么作用，许多人都不在意。但现在，这些华侨频繁返回国内，没有身份证信息就非常不便。“我在日本听说过好几次，华侨带着日本人回国考察，到了酒店，日本人都办好入住手续，住进了房间，而这位领队的华侨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住不进酒店，因为酒店不认他的中国护照，要求他到派出所去开临时身份证明。日本人看不懂，你中国人回到中国来，怎么还这么麻烦？” 徐静波自己就曾一直被身份证问题困扰，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公安部相关人员承诺，要推进解决这个问题。但徐静波也知道，这个事情牵涉不同部门，想要推进，还是要耐心等待。
  •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认为，新一代移民不乏年轻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士不惜收入减少，仍选择一个生活环境更理想的地方迁移。 有透过专才移民计划来加的本地新移民司徒先生表示，虽然来到加国要面对寻找合适工作的挑战，但本地的政治制度开明、生活质素和空间均比香港要好，因此决定在加国定居。   司徒先生原先在香港一家非牟利机构担任政策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作倡议的工作。而他认为，香港政府的施政步伐缓慢，且政制发展不明朗，社会气氛亦渐趋紧张，作政策倡议工作难成气候，因此，对其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他亦提到加国拥有开明且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为理想的居住空间和空气质素，这亦成为了他选择来加的原因。   然而，移民不是没有代价，对司徒先生而言，放弃稳定的工作收入，走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重新建立事业并非容易的事情。不过，他指自己平衡过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生活压力、空气质素和居住空间等因素后，认为在较健康的环境下过活，比起在香港收入稳定来得重要，因此毅然决定申请专才移民来到加拿大。 不过，他亦指出，身边不少曾考虑移民的朋友，虽然对香港的生活环境有许多抱怨，但大部分未有切实行动申请移民。皆因考虑到移民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工作和收入均难以保障，因此仍然选择留在香港。  
  •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去年宣布该市为一座“避难城”（sanctuary city）之后，近日一群移民律师提出一份建议清单，确保那些没有身份的居民可以得到所需的服务，其中主要建议是实施一项对移民身份“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   　据CBC报道，魁北克移民律师协会（AQAADI）主席表示，避难城是指当地居民无论是否有移民身份，都可以获得市政服务，而且不需要害怕获得这些服务会导致他们被拘留和被遣返。   　　不过，“避难城”这个词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定义。 　　蒙特利尔前市长科戴尔（Denis Coderre）最早在2017年1月将该市称为一座避难城，他在推特上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禁令时，表示蒙特利尔作为骄傲的“避难城”，欢迎新移民和难民，多元化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DNA“。 　　魁省移民律师协会主席Guillaume Cliche-Rivard表示，当时，特朗普颁了一项又一项针对移民和难民申请者的政策。在加拿大，我们的政策完全相反或接近完全相反。 　　2017年2月，蒙城市议会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动议，宣告该市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是一座避难城。 　　但是，去年秋季新上任的女市长Valérie Plante在今年3月否认了前市长的说法。她说，蒙特利尔还不是正式的避难城。 　　据律师协会主席称，女市长曾表示市府正在努力提供新的服务，实现这一目标。 　　这促使律师协会提出建议。该组织表示，目前的制度意味着，在蒙城没有合法身份的居民无法得到与其他居民相同的服务。 　　协会主席Cliche-Rivard（下图）说，无身份的居民实际上也在为市政服务付费，包括交房租、使用公交，在超市购物时交税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我们一样在为经济做贡献。 　　没有身份影响到他们不能获得市政服务，比如为孩子报名上游泳课或者去公共图书馆，也包括更必需的服务，如警方的保护。 　　还有许多女性因为没有身份，在遭到虐打后不敢报警，因为担心会被报告给加拿大边境局而导致被遣返。 　　移民律师协会的报告称，这些问题都将导致女性和儿童被边缘化。 　　协会表示，已经与市政府展开讨论，市府对这些建议持合作、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不过，还不确定市府何时会采纳协会的建议。 　　另据市府发言人对CBC表示，有关问题仍在研究中，评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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