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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华人移民来说，国籍(Nationality)是一个永远富有吸引力的话题。同时，国籍也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话题。无论是移民改籍、双重国籍这些同多数移民直接相关的话题，还是嫌犯引渡、外交保护等同国籍或多或少存在联系的社会议题，都牵动着众多华人的注意力。　　近来，一份题为《公安部警告：400万美籍华人入籍35年后仍属中国公民》的文章又传遍了北美的中文社交媒体，引发了许多已入籍移民和有意向入籍者的担忧。许多移民在庞杂的信息中迷失了，甚至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确实，无论什么和国籍相关的问题，都显得十分复杂，冗长的法律条款也往往让人望而生畏。这样杂乱的信息环境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同国籍相关的迷思与疑问。关于国籍的种种传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入籍加国后，我到底是哪国人? 　　近来，一篇名为《公安部警告：400万美籍华人入籍35年后仍属中国公民》的文章被传的沸沸扬扬。文章中写到，“中国《国籍法》中关于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条款，是针对某些特殊情况而设的。在正常或一般情况下，依照《国籍法》第十四条，必须通过申请，审批，批准和颁发退籍证书的法律程序”。　　文章还说，领事馆“护照剪角”的退籍方式不被公安部认可，如果当事人在中国牵扯法律官司，中国警方和法庭仍然将当事人按中国籍处理。此文一出，北美华人界哗然，众多已经入籍很久和正在计划入籍的移民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入籍以后，我到底是哪国人?”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丧失中国国籍”;所谓“公安部”一文中提到的第十四条则明确表明：“除第九条规定的以外”，(有意退籍者才)“必须办理申请手续”。也就是说，根据《国籍法》的书面逻辑，在法理层面上，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一旦自愿入了外国籍，就丧失了中国国籍。只有这类人以外的中国国民想要退出中国国籍时，才需要向相关机构提出申请，方可在法理层面上退籍。　　《国籍法》是一部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其解释权由中国最高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持有，公安部作为执法机关，无权解释《国籍法》。经《加西周末》记者调查，公安部的网络信息发布平台上也完全无法查到“公安部”一文中所提到的相关信息。因此，“公安部”一文中煞有介事地说道的“特殊条款”、“按中国籍处理”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言论，都可被视作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　　换言之，对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来说，由于在入籍前必先成为永久居民，“定居”事实已成，因此在从唱完国歌、拿到“蓝本本”(加拿大护照)的那一刻起，就满足了“定居”和“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两个条件。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也就不再是中国人了。　　退籍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公安部”一文基本可被断定为谣传，但它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关于入籍、退籍等问题认知不清的社会现状。中国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加国法律承认双重国籍的这一事实，更加剧了此问题的复杂性。如上文所述，在法理层面上，移民一旦加入他国国籍，中国方面便认定此人失去中国国籍了。　　但是，由于中外政府不会互通国民信息，移民入籍后，如果再也不同中国任何政府部门打交道，中国政府将很难知道他已经入籍的事实。因此，他的中国国籍也会被保留下来。正因如此，也诞生了一些在移民间流传颇广、但充满漏洞的所谓“保留双国籍”的“攻略”。　　在考虑国籍问题时，应该分清“法理”和“事实”两个层面的区别。在法理层面丧失国籍，并不等于实际上退籍。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网站上的《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须知》一文中写道，“对曾有中国国籍，后加入外国国籍者”，“首次申请中国签证，须提供原中国护照原件及护照照片资料页复印件”。有过相关经验的移民都知道，领馆会在入籍者的中国护照上剪角。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签证组负责人卢明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领馆会在护照上剪角，表示该护照已失效，持照人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同时会将相关情况知会原持照人的户籍所在地”。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目前将“护照剪角”即视作退籍程序。但由于不和使馆打交道就不会“被剪角”，这种退籍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被动退籍”。如果移民想要不通过领使馆主动退籍，则可填写《退出中国国籍申请表》，交付户口所在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处理。　　总结来说，入籍后的华人移民，在法理上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并不知道该移民入籍了，如果一辈子不再和中国打交道的话，事实上不会被退籍。假如希望借合法渠道前往中国，则一定会被强制退籍。另外，亦可高风亮节地填写《退籍表》，主动通知中国政府退籍。　　生在加拿大的小孩到底是哪国人? 　　另一个始终引起移民群体广泛关注的话题即是婴儿的国籍问题。根据加拿大《公民法案》(Citizenship Act)，1947年1月1日后在加拿大国土范围内出生者即拥有加拿大国籍。　　而中国方面的法律解释相对复杂。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五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在具体判定国籍情况时，中国驻加拿大各领使馆亦参考《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人士国籍判定及赴华注意事项》。根据孩子父母的身份状况不同，在加出生的华人孩子最多面临六种的国籍认定可能性。　　中国方面对于在加出生孩子的身份判定手段十分复杂。《注意事项》中不乏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信息。比如，父亲是永久居民，母亲是中国籍，孩子出生是加拿大籍;但父亲是加籍，母亲是中国籍时，孩子出生反倒是中国籍。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判定规则多么复杂，都只能代表中国方面对孩子身份的认定，不会影响到加国政府“生子即入籍”的态度。有媒体曾经拿中国的这份《注意事项》做文章，称“在加拿大生孩子不一定是加籍”，在华人社会引起恐慌。这其实是玩了偷换概念的把戏。中国的法律规定，只对中国有效。无论中国政府是否判定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小孩拥有中国籍，都无法改变他落地获得加拿大籍的事实。而《注意事项》中提及的两种出生获中国籍的情况的孩子，则将会在事实上拥有中加两国国籍。这对于部分希望孩子在两国都能“落户”的家长来说，反倒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换言之，对加拿大政府来说，生在加拿大的孩子一定是加拿大人，个别情况特殊的孩子可能拥有中加双籍，只不过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双籍”中的外国籍罢了。　　另一个移民父母关心的问题是，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生的孩子可以获得加籍吗?根据加拿大移民局规定，2009年4月17日以后出生的婴儿，如果其父母中有任何一方有加拿大国籍、且出生在加拿大或是在婴儿降生之前入籍的，都可以获得加拿大国籍。　　加籍香港人入境中国，　　无法申请中国签证? 　　中加两国法律体系对国籍的认知不同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今年6月份，一则有关加籍香港人国籍问题的新闻在加国华人社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一度引发联邦政府关注。据报道，两名土生土长于加拿大多伦多、从未去过中国的二代香港移民试图用自己的加拿大护照办理中国大陆的十年旅游签证，但遭到拒绝。中方签证官的理由是，这两位加拿大人的父母是定居加拿大的香港人，因此中国视这两位申请者为中国香港公民。既然是“中国人”，自然没有理由申请签证前往自己的国家。于是，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建议二人申请中国公民身份象征、效力等同于中国护照的“旅行证”入境中国。这一事在加拿大人口众多的香港移民及其后裔中引发了轩然大波。隶属联邦新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香港移民关慧贞(Jenny Kwan)一度积极跟进此事，甚至上书联邦政府，要求引起加拿大政府重视。在她写给加拿大外交部长狄安信中，关慧贞表示：“自2016年6月2日后……此前没有获得过中国旅行签证的一代加拿大华人移民以及他们出生在加拿大的小孩在前往中国旅行时将被视作中国公民，他们在中国旅行期间将无法受到加拿大的外交保护。”　　关慧贞　　依据中国驻加领使馆判定国籍问题时参照的《注意事项》，出生在加拿大的申请人，如出生时父母都是中国国籍者，则被视作具有中国国籍。按当事人口述，两位申请者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但申请者出生时父母的国籍情况则未被公布。华裔律师钱路在同《加西周末》交流时推测，这两位申请者出生时，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并未定居在加拿大，而申请者有很大概率在提供申请材料时上交了让中国使馆相信他们出生的时候，“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且没有“定居在外国”的信息，因此使得中国使馆做出了他们具有中国国籍的判断。　　经《加西周末》记者调查，领使馆在面对类似此事件中事实上拥有双重国籍的香港居民时，会遵循中国人大常委会1996年对《国籍法》在香港实施的特殊法律解释，不采用针对大陆居民的退籍的方法。也就是说，事实上，拥有双籍的部分香港移民是不会被强制消除中国国籍的。《解释》中第四条规定，“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可使用外国政府签发的有关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这在法律上认定了香港移民实际可以拥有两本护照，但其中国护照以外的第二本护照无法在中国境内使用。这起香港青年签证事件中，两位二代香港移民的情况特殊。　　据钱路律师分析，这可能同他们递交给中方使领馆用于作为办理签证证据的文件中，包含了让中方领馆相信他们出生时就具有中国籍的证据，因此才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的震撼。如果这两位二代香港移民不愿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中国国籍，只能通过主动退籍的方式切断与中国的国籍联系。不过，在事件发生后的数月中并未再发生类似事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说明，两位港裔青年的经历属于个例，媒体和社会各界恐有过度解读之嫌。　　这一事件在八月迎来进展，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向可能受此事件影响的华人移民保证，中国方面“并未更改签证政策”，而“双国籍的加国人士将在香港受到加拿大政府完整的外交保护”。中国外交部亦在事件发生后承诺，中国处理香港公民签发证照相关问题时，始终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入籍后，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得到外交保护? 　　香港的加拿大国籍事件所体现出的核心问题，并非是港裔移民对自己可能有的双籍的不满，而是对自己必须以中籍身份入境，进而无法受到加国外交保护的担忧。这一问题对中国大陆移民来说也绝非无关。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在大温地区的华人中，有小部分人是为了逃避中国的法律制裁才选择移民的。众所周知，中加两国由于司法理念的不同，始终未能签订引渡条款和协议。这给了一部分在国内有犯罪嫌疑、尤其是经济犯罪嫌疑的华人移民栖身加国，避免被中国公诉的机会。加拿大也因此有了“贪官天堂”这一并不光彩的称号。　　但是，“取得加拿大国籍后中国政府就没办法了”的想法却是错误的。虽然缺乏引渡条款，但中加两国间常会通过外交等手段进行相关问题的交涉。其中既有施压博弈，亦有协同合作。2006年，涉及中、加、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玉山江案”曾经引起社会巨大关注与争议。生于中国新疆、被认为有“东突”背景的玉山江2001年被加拿大接受为难民，并在之后入籍加国。2006年，他因涉嫌从事恐怖活动被乌兹别克斯坦当局逮捕。由于中乌两国间存在引渡协议，玉山江被引渡回中国。审判期间，加拿大政府要求介入，并给予有加国公民身份的玉山江外交保护。　　但据新闻报道，中国政府透露，玉山江在离开中国前就从事过恐怖活动，并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通缉犯，其之后假借其他姓名获得加国难民乃至公民身份的行为相当于逃脱通缉的违法行为，因此中国政府不认可他加国身份的有效性。依照此逻辑，中国政府不承认所有在改籍之前即在中国有过犯罪事实的移民的“新国籍”。另有报道称，玉山江在出国前曾涉嫌杀害中国官员，如果这一事实成立，由于遇害者是中国国籍，即便玉山江已加入加籍，中国政府依然对作为该案拥有司法管辖权。　　由此可见，无论涉事国间是否存在引渡协议以及涉事国家是否承认双国籍，各国政府都不会轻易放弃对涉嫌触犯本国刑法的犯罪嫌疑人的司法管辖权。加拿大政府也在其官方网页上特别提醒，“有些国家不承认双国籍，因此，当你被拘留时，加国外交官员可能无法协助你。”因此，对寄望以入籍加拿大脱罪的华人移民来说，拿到加国护照并不代表赢得了既往不咎、逍遥法外的令牌。　　国籍问题混乱，源头在哪里? 　　中加两国间由国籍问题引发的社会事件与谣言不断。一定程度上，这种混乱应当归罪于中国《国籍法》的滞后与模糊。中国《国籍法》制定与于1980年。彼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洗牌阶段，因此各项法律的制定也有着相应局限的时代背景限制。而做为这一立法的根基的“单一国籍”制的起源是在50年代初期，很难说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则。《国籍法》制定后的三十六年间，未经历任何修改，这使得《国籍法》在处理当代社会问题时，有很多自相矛盾和混乱的地方。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即是在具体执行此法时，缺少统一的实施细则，以至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工作人员都可能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的答案。　　比如，在判断公民是否具有中国籍时，《国籍法》常使用“定居”一词，然而，在《国籍法》和其相关解释中却竟然没有针对“定居”一词的定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曾在2005年颁布《“关于华侨定义中‘定居’的解释”》，将“定居”定义为“在国外长期居住或获永居权”和“在国外合法居留5年以上”两种情况，并将留学生和因公出国人员排除在这两种情况之外。然而，侨办并非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它对于“定居”的解释之于《国籍法》来说并无法律效力。那么，《国籍法》中所规定的“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获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一条，是否对已获得外国定居权，但又不在国外长期居住的中国公民不适用?《国籍法》中自相矛盾或解释不清之处并非仅此一例，其他不严谨的地方甚至不胜枚举。　　随着中加两国交流不断扩展，移民加国的华人也会与日俱增。在今后的日子里，由国籍引发的社会问题只会与日俱增。中国政府应该及时跟进当前社会状况，针对当前华人移民和其他受《国籍法》直接影响的群体出台符合时代背景的、严谨的实施细则与解释，建立一套完整而可执行的体系。不然，国籍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关于国籍的不实谣言也将会越发肆无忌惮。

作者庄百川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出版图书《环法自驾八千里》和《地道美国》。 1 一大早我就被一阵施工的噪音吵醒，拉开窗帘一看，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黑人小伙正叼着烟，开着挖掘机，在房子四周的草地上“开膛破肚”。我问Tony：“这是闹哪样？”Tony支支吾吾：“我在给房子装ADT （全球最大的家庭电子报警监控服务商），那伙计正在挖沟埋电缆。” Tony，美国农民，52岁，在美国中部的南达科他州经营着一个12平方公里的中型农场。他总在我面前炫耀本地的治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汽车可以不拔钥匙、WiFi不用设密码……” 我一脸狐疑地问：“那你这鬼地方有必要装ADT吗？” 他眼神躲闪：“这……这当然有必要啦。” 那天，Tony出门访友，我开着摩托车在他的农场四周转悠。秋天的烈日照得人犯晕，远处地平线上热浪滚滚，12平方公里的农场里种着一望无际的黄豆，单调而空旷。一小时后，我在离Tony家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名亚裔女子，手里拿着手机，神色焦虑。听到摩托马达声，她转头，我们四目相对。她看上去不过20岁左右，头发从发根到发梢由黑变黄。身上套了一件人造革夹克，里面穿着低胸内衣，紧身牛仔裤包裹着粗壮的小腿，浑身散发着“杀马特”的气息。 “你认识Schmidt？” 她问。Schmidt是Tony的姓。 “嗯，我是他朋友。” “他现在在哪里？” “他去参加朋友的Party了。” 我实在猜不出眼前这个东北妞和农民Tony有什么关系，便好奇地问她。 “我……我是他女朋友。”她的语气犹豫，没什么底气。女朋友？我心里咯噔一下。Tony跟我说过很多家长里短，我只知道他刚离婚不久，但从未听他提及过有一个中国女朋友。 “他什么时候回来？” Tony给我说过他晚饭后回来，但为了稳妥起见，我说，“我不知道，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听到“电话”这个词时，女孩阴沉的脸上掠过失落的神色，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2 中央大平原、稀薄的人口、美国老农民、东北小太妹——这一堆关键词把我的好奇心迅速点燃。当时正值中午，我借机请她吃饭。我们对面而坐，她面色凝重，专注地啃着三明治。吃完，她抹了抹嘴角，“走，我们喝酒去！” “喝什么酒？” “啤酒，”她补充道,“美国的啤酒比水还便宜！” “去哪里喝？” 她不耐烦地丢下一句“跟我走。”就转身离开了。我们驱车来到附近的一座小山，她从后备箱搬出一箱啤酒，自顾自地喝起来。一口又一口，一瓶又一瓶，喝着喝着就开始自言自语。女孩说自己是满族的“钮祜禄氏”，不爱读书，整日和一群小太妹厮混，高考成绩一塌糊涂。她父亲是一个小企业主，在亲朋好友的怂恿下，把她送到了美国中部的一所野鸡大学来混文凭。在美国，她英语没什么长进，钱倒是花了不少。工商管理系的老师神龙见首不见尾，同学们整日就是喝酒、打牌、抽烟、约炮。一天早上，钮祜禄同学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猛然醒悟，“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 于是，她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嫁人，找工作。 “嫁人当然要嫁美国人，这样才可以混张绿卡，回国后也好交代。”至于对象的年龄、肤色、长相、智商，统统不是问题，“有钱最好，没钱也行。” 她开始在各种婚介和约会网站上刊登自己的资料。信息一经发布，她的中国娃娃脸就立刻引来全美各地的“虎狼之师”。不过，后来的事让她很失望，要么是几次视频聊天之后就不了了之；要么是见过一次面之后，对方就没了下文。她握着啤酒瓶，一脸悲愤地看着我，“我很丑吗？” “不丑。” “我身材很差吗？” “不差。” “我没有女人味吗？” “还……还好！”我结巴了。 “那他们为什么都不要我？”她依旧悲愤地看着我，见我半晌没说话，就把视线转回那片无边的玉米地，拿起酒瓶，猛灌一通。不出所料，Tony也是她的网友，只不过Tony比较厚道，和她见过三次面。只要钮同学（代指钮祜禄同学）主动打电话，Tony总不会拒绝，更不会先挂电话。但在钮同学看来，他们的进展太慢了，她等不起。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我问。 “上个月。就在他的农场。我去他的农场参观，刚到他家不久，他就说要去洗个澡……” “洗澡？” “是的，我以为他要那个。”钮同学稚嫩的脸上波澜不惊。 “然后呢？” “我在房间里等他。然后他人就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说到这里，钮同学一脸的沮丧。 “至今都没有通上电话？” 她垂头丧气，默认了。气氛有点压抑，我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工作上。说到工作，钮同学似乎略感欣慰，她刚找到工作，还是眼下最热门的B2C电子商务。 “你好厉害，据我所知，很多中国博士生在美国都只能去餐馆刷盘子。” 她强忍住嘴角的笑意，“人生嘛，失之东‘藕’,收之桑榆。总不能情场、职场都失意吧。”她掩饰不住得意，“中国总公司很大，美国分公司才我一个人，从头开始，边学边干。” “这么说，你是美国分公司的总负责人咯？” 她故作矜持：“勉强可以这么说吧。” 这份工作来对于钮同学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前段时间，钮同学连自杀的念头都快有了，一个陌生人加了她好友——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老板，姓刘，一个号称自己在中国做几千万生意的商人。刘老板说,他在美国加州开了一年的公司，正准备进军美国中部，要在Sioux City租办公室和仓库，开设分公司。实际上，刘老板的生意就是把几集装箱的宠物用品和健身器材从中国运到美国，然后在美国的Amazon和ebay网上售卖。过去，刘老板的仓库在洛杉矶。那里不但租金贵，人力成本也高，更要命的是，它位于美国西南角，发货到全美各地的平均快递费是最贵的。这就意味着刘老板忙活了一年，都给美国的快递公司打工了。刘老板挺豪爽，虽然从未见面，但和钮同学联系后不久，就给她寄来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让她用作活动经费。他还拍胸脯保证，“以后你就是美国中部分公司的元老，将来我还会和你签订长期劳务合同，等你毕业了就可以留在美国工作，时间一久，拿绿卡是水到渠成。” 说到这里，钮同学非常激动。夕阳西下，她望着远方金灿灿的玉米地，坚定地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找Tony，见不到就死心了，以后我要踏踏实实给老板卖命。” 3 那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重型机车轰隆隆地从远方驶来——Tony醉醺醺地回来了。他刚结束了本地哈雷摩托车友的聚会，还在“No Panty Day” (无裤日)里，看足了各类辣妹的大胸和屁股。 “还是你们美国人开放，我们中国绝对没有这样的活动。”我感慨。 “是嘛？”Tony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我认识的一个中国女孩子可比我开放多了，她是附近大学里的学生，有一天她来我家玩，”他打了一个嗝，“当时，我刚从农场回来，让她待在客厅，我先去洗澡。” “你猜后来怎么样？”Tony仿佛惊魂未定，“我洗澡回来，通过门缝，看到她居然脱光上衣，只穿一条内裤。”Tony瞪大眼睛，指着我屁股下的沙发，“就躺在这里。” 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大概Tony真的只是想在工作后，单纯地冲个澡而已。我略带坏笑，“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 “按理说，这是一个馅饼。”Tony郁闷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描述当时的心情。坦白说，看到她赤裸裸地躺在沙发上，我没有任何欲望。” “那后来呢？” “我穿好衣服，躲到我哥哥家了。”Tony掏出手机给我看，“我已经把她列入了黑名单，以后再也不会接到她的电话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我还联系了ADT，让他们来给我装安保系统，以后任何陌生人接近我的房子，ADT就会给我发信息、打电话。” 我恍然大悟：“原来你是为了她，才装ADT？” 他一脸苦笑：“难道我还需要防贼？” 4 收到1000美元的支票后，钮同学开始着手找仓库了。前后看了十几个，都不尽人意，不是面积太小，就是太大；不是位置太偏，就是租金太贵……仓库不能落实，刘老板一着急总是骂人。美国中西部地广人稀，有时为了看一个仓库，她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来回开车花两三个小时。她自知条件平平，总是骂不还口，但偶尔也会跟我抱怨：“我已经尽力了，来回奔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才给了我1000美元，除了油费和伙食费，几乎没剩多少了。” 我只得安慰她，“老板也不容易，这里的仓库不落实就做不成生意，他也着急。” 后来我才知道，刘老板和我是同一个城市的。钮同学希望我能借着同乡的关系，为她斡旋一下。我本不爱多管闲事，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还是和刘老板取得了联系。刘老板的想法瞬息万变，他看上了奥马哈北郊的一个仓库，于是就催着钮同学去实地考察。恰巧那段时间，钮同学正忙着准备考试，拖了几天，刘老板就打电话过来破口大骂：“你他妈到底要不要干？不干老子去找别人，奥马哈华人留学生多得是。” 钮同学依旧骂不还口，又向我抱怨：“又不是我故意拖，前段时间为了仓库的事情，我耽误了不少学业，过几天我就要考试，不抱佛脚就一定会不及格。他只顾自己，一点都不替我着想……” 牢骚听多了，我开始不耐烦，“那你就撒手呗，别理他了。” 钮同学沉默了一会儿，“你能陪我去一趟吗？我只是一个学生，实在心里没谱，这仓库刘老板很满意。” 我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刘老板也这样拜托我，他对钮同学不太放心。第二天早上，我在约定地点等了大约五分钟，一台老款的丰田Camry开了过来。钮同学从车后排下车，“坐我们的车去吧。”她头发很乱，身上有酒气，眼角的红血丝清晰可见。我开始怀疑她这几天是否真的是在忙于复习，便皱了皱眉，“你们？还有其他人？”打开车门，一股浓郁的酒气扑面而来。两个中国男孩，一个坐在驾驶座，另一个坐后排。 “你们都喝酒了？” 驾驶座上的男生一口京片子，笑嘻嘻地说：“昨儿晚有点喝高了。” 我很不情愿地上了车。车内米黄色的坐垫上到处是污渍，烟头、沙土、空啤酒罐、用过的餐巾纸、皱巴巴的地图……填塞着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钮同学在自顾自地玩手机，她身旁的男生则时不时地咬她的耳朵，摸她的大腿，最后把手伸入她的短裙中…… 驾座上的男生姓沈，北京人，毕业于北京知名高中，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他年纪虽小，但在美国已经混了好几年，转了很多次学。和钮同学坐在一起的，是她的新男友。他们三个情况相似。学习不好，家境一般，既与美国人的圈子绝缘，也融不进优秀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圈。平日里，不过是凑到一起打牌、喝酒、抽烟、约炮…… 留学生活，如此而已。 5 一路风尘仆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相比国内的仓库，这个仓库算是五星级水平。870平方米的面积，挑高至少有7米，有一个宽敞的办公室，暖气全覆盖……最大的优点是，它有6个可以和集装箱卡车对接卸货的车库门，可以全天候卸货。然而，这个仓库一个月租金要2929美元，还要先预付半年。房东Russ是个犹太人，七十多岁，一头银发，西装笔挺，颇有几分欧洲绅士的派头。刘老板看完我发给他的照片后非常满意。但对于租金，他有两个要求：第一，租金降为每月2600美元；第二，房租预付由半年改为三个月。 Russ冷冷地说：“NO.” 刘老板退而求其次，“租金可以接受，但房租预付必须由半年改为三个月。” Russ还是冷冷地：“NO.” 眼看着要谈不下去了，我试着给他们找一个台阶下，就凑到Russ耳边低语：“你稍微妥协一下吧，如果四个月可以的，我去帮你和刘先生谈。” Russ依旧摇摇头：“NO.” “妈的，死老头，居然一点都不让，老子不租了……”刘老板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最后“哐”的一声，仿佛是手机被狠狠摔在了地上，就没信号了。即便如此，三天后，刘老板签过字的合同和支票还是递到了房东的手里。租金每月2929美元，预付依旧是半年。只是刘老板答应寄给钮同学的新支票，还没有着落。 6 回国第二天，我还在倒时差，整个人晕乎乎的，刘老板打来电话，“兄弟，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想和你聊聊。就现在吧。”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我太累了：“有点晚了，改天吧。” “这也算晚？出来吃夜宵吧。”他的口气很坚决，给人一种“只要你说不，我马上就翻脸”的感觉。半小时后，我们在钱湖北路的一家烧烤店会面。刘老板三十出头，向我讲起了他的经历。他大专毕业，曾在一家大型外贸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寻找那些适合在美国ebay和Amazon上卖的产品。他声称：“我是B2C部门的元老，兢兢业业，但始终都得不到提拔，人际关系也不好。” 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而他依旧拿着几万块的死工资。他手里有几套拆迁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卖了一套，筹了200万，着手在美国自立门户。他说：“不就是开个淘宝店嘛，老子也开一个给你看看。” 刘老板从未去过美国，对美国的政策法律、经商环境、劳工制度等一无所知。因为最初仓库选址失误，他几乎是一分钱都没赚到。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未来的规划：“接下来，我要去美中部租个大仓库，雇更多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抬高音量，强调道，“我还要雇美国白人。将来，公司雇佣员工人数多到一定程度，我就可以申请美国绿卡。”他得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了，你了解美国的移民政策吧？” 这时，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敷衍道：“听起来不错嘛。” “哈哈，你如果要办绿卡，将来尽管找我，小意思，分分钟帮你搞定。” 我们聚会的那一天，他位于美国中部的仓库刚落实，生意还没有开张。他惟一的员工就是那个连野鸡大学都没毕业，英语糟糕的钮同学。这并没有妨碍他向我许诺绿卡。 “那就先谢谢您了。” “哈哈！”刘老板得意地大笑道：“小事情一桩，来，干杯。你觉得钮小姐怎么样？”他开始切入正题。我回答得模棱两可：“还行吧，我看她比较重视这份工作。” “那当然，她敢不重视？就凭她那水平，也想在美国找到工作？没工作，她能留在美国？”他接着抱怨道：“这女人太笨，连个仓库都搞了这么久。” “中部各种资源都比较缺乏，她只是一个学生，再怎么说，也帮你搞定了。” “足足浪费了我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啊！中部仓库搞不定，我洛杉矶的仓库就不能关，每个月可是3000多美元的租金啊！”说到这里，刘老板说话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我没接话，心想：“你对我吼什么？”刘老板也意识到这样不妥，“她的英语怎么样？” “一般般吧。” “哎，真不知道这些留学生去美国干嘛，连个英语都学不地道。等我公司发展起来，就去找几个名牌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说到这里，刘老板的眼睛里突然发出一道凶狠的寒光，他拍了一下桌角，盛气凌人地说道：“去！给老子到美国实习去！” 烧烤吃完，酒水喝光，聊得差不多了，我实在太疲惫，就提议到此为止。刘老板笑嘻嘻地说：“一定一定，以后我们兄弟一定要多沟通。” 我以为，接下来他会叫服务员去结账，没想到他突然丢下一句：“我先去趟厕所。”一溜烟，就闪了。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十分钟后，刘老板还是不见踪影。无奈，我叫服务员结账。不久他就出现了，瞟了一眼桌角的收据，就掏出钱包，大声招呼：“服务员，买单。” “我已经买了。” 我轻声说。 “哎呀呀，兄弟你太客气了，真是的，是我叫你出来的，应该我来请你才对。” “下次你请吧。”我随口应付。 “好，没问题。”他利索地收起钱包，接着说：“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去洗脚？” “下次吧。” 我看都没看他一眼。 7 仓库落实之后，刘老板在一个月之内，把5个60尺集装箱的货发到了美国。也就在这个月，刘老板和钮同学闹了四次矛盾。第一次，刘老板把钮同学的工资由每月一结变为一季一结。一方面，他确实资金紧张；另外一方面，他想扣留一部分工资，防止钮同学犯错、撂挑子。这让钮同学难以接受，她每天上下班要开车，各种开销很大，她百般恳求，但刘老板坚持不给。第二次，美国的办公用具很贵，但刘老板为了省钱，往美国发了一些桌椅和迎宾台。这些东西都要组装，钮同学忍不住发牢骚：“我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干这种体力活？” 刘老板一听就大骂：“你干不干？不干给我滚！”其实，钮同学要找几个人帮忙很容易，但被刘老板一骂，她就以各种理由拖延。第三次，仓库里的办公垃圾如果要物业来收集，要付费，刘老板就要求钮同学每天下班的时候，把垃圾带回家处理。但钮同学坚持认为，干如此低级的工作，关乎尊严。最后，垃圾处理费由刘老板付80%，钮同学付20%。刘老板觉得她眼高手低。第四次。仓库开工之后，发货量迅猛增长，刘老板要求钮同学尽快联系Fedex洽谈运费折扣。一个月过去，Fedex销售代表的影子都没看见，刘老板大发雷霆，钮同学说，她每天打了至少五个电话，对方的答复都一样：“最快也要一个季度之后，才能调整折扣。” 美国中部地区的商业氛围没有洛杉矶浓厚，当地人办事效率不高，这不能怪钮同学。但刘老板认为，是钮同学能力不行。他们暂时都离不开对方，但又互相埋怨，在三番五次的矛盾中，逐渐将对方逼向容忍的底线。他们都很清楚对方的底牌。刘老板认为，除了他的公司，没人会雇佣钮同学这样的学渣，她违法打工，只要他向美国移民局举报，她这辈子都别想再来美国；钮同学觉得自己是这份艰苦工作的不二人选，她的签证只能在学校里勤工俭学，任何雇佣她的公司一旦被查，轻则会被罚款，重则会被吊销营业执照。他们俩的矛盾一触即发。就在刘老板规划下一步行动的时候，钮同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生病了，要请假半个月。” 刘老板曾夸下海口，“找一个华人来我公司工作，易如反掌。”可仓库落实后，来应聘的华人很少，极个别需要工作的，一听他公司的情况就摇头。钮同学的突袭，让刘老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马上就把工资打入她的银行账户。但钮同学还是坚持，“我真的是生病，来不了，但我可以介绍朋友来临时帮忙。” 无奈，他只能接受钮同学的提议。 8 钮同学的朋友，就是那天开丰田Camry的沈同学。沈同学开工没过多久，就成了刘老板的噩梦。一个礼拜，他发错了130个包裹，每个包裹不仅要重新发，还要承担客人的退货费，一来一去，损失不少。随后，连连的失误降低了客人的购物满意度，一些差评出现，刘老板网店的搜索排名自动下滑，甚至还让他在ebay上的Top Rated Seller头衔受到威胁——该头衔能节省20%的交易费。刘老板百般无奈，只能恳请钮同学 “带病上岗”。几番推辞之后，她才勉强答应。沈是个什么货色，钮同学一清二楚，她把他当作一颗炸弹，想炸醒刘老板，“你不是嫌弃老娘差劲么？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差劲！” 但她也低估了这颗炸弹的破坏性，就在她“带病上岗”的第二天，刘老板收到一份美国银行的通知——他开的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签字的笔迹是沈同学伪造的，但因为是非法打工，刘老板不能报案。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把剩下的支票统统作废。钮同学也知道自己捅了大篓子，等再去沈同学的宿舍，早已是人去楼空——他又转学了。 9 春节后的某一天，钮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回国了。寒暄过后，我随口问道：“什么时候回美国上班？” “刘XX是个畜生。” 钮同学答非所问。 “怎么了？” “这畜生居然把支票作废了！” 我一头雾水：“什么支票？” “他给我的工资支票，2000美元，我第二天去银行兑钱，银行说，签发人已经通知银行，把这张票作废了。”电话里传来她急促的呼吸声。我沉默了一会儿，她补充说：“老娘回国的机票钱都是向朋友借的。” “他……他太过分了。” “我很后悔当初没听我爹的话，他让我别轻信浙江商人，人渣。” 一听这话我就不高兴了，怎么能一竿子打死所有浙江商人呢？我冷冷敷衍：“算了，以后别理他就是了。” “我跟他没完！”她提高音量，声音有些颤抖，“如果举报我，我就向美国劳工局和移民局，举报他非法雇佣留学生。老娘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举报你？” “是的，我向他要钱，他不给，居然还威胁我，要举报我非法打工！”说到底，钮同学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她担心被举报就再也不能进入美国，野鸡大学的文凭也没指望了。 “放心啦，他不至于这么傻，举报你对他也不利。” “那就好，从今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她的语气里夹杂着恐惧和愤怒。显然，“我们”也包括我在内。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多保重吧。” 她“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从此，我再也没有钮同学的任何消息，但我知道，从天而降的工作机会没了，她的美国梦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