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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中国妇嫁59岁白男感人苦恋终移民

66岁中国妇嫁59岁本地男感人5年视像恋终获移民女方纵想假结婚男方却有真情意一名曾在加国逾期居留而被勒令离境的六旬中国女子，与一名加国男子发展异地「姐弟恋」并结婚，丈夫申请担保妻子来加团聚但被移民部拒绝，质疑女子是为了移民加国才结婚。案件先在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图)的移民上诉部(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审理。案情指，59岁领取残疾援助的男子海特(Lance Donald Hayter)在加国出生，从缅省移居温哥华。他曾跟伴侣同居超过20年，伴侣在2003年死后，海特再经歷一段维持一年的关係后，在2011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66岁李姓中国女子，发展异地恋。两人其后结婚，海特申请担保李移居加国，遭移民部拒绝。海特因此提出上诉。文件显示，海特和李分隔两地长达5年，两人每天透过视像联络。海特在聆讯称，他们都长开通讯软件Skype，扮作一起生活，一起看电视，对着镜头吃饭，甚至看着对方入睡。双方又互相寄卡和礼物，海特更曾到中国探访李，有和李的亲友合照。移民部承认海特结婚的理据真实，但怀疑李另有企图。移民上诉部同意移民部的忧虑，指虽然两人的婚姻看似真实，但移民部的确有理由调查李。李是中国公民，在1976年结婚，育有一名女儿，在2001年8月离婚;她在离婚后数日，以临时居留签证(temporary resident visa)进入加国，探望当时留学加国的女儿。签证在2002年到期，但李并未回国，她声称女儿遭袭击，导致她要留下陪伴。她其后跟一名加国永久居民结婚，在2005年获担保移民。但担保人在同年10月底报警指遭李袭击和威胁，数日后决定撤回担保申请。当局向李发出驱逐令(exclusion order)，李在2005年12月离境。海特和李在聆讯供称，现在李和女儿关係疏离，即使李的女儿现在定居大温哥华地区，海特至今也未联络过她。移民部怀疑李结婚只是为了亲近女儿和孙儿，但上诉部同意海特指，要连续5年透过网上通讯去伪装时间是太长了。海特的亲友和同事等也作证，证明两人是真的结婚，裁定海特和李的婚姻是真实。至于李是否为了移居加国才结婚，上诉部认为虽然她对寻找加国伴侣持开放态度，但更重要的，是海特而不是李，要求中间人介绍伴侣，加上两人能证明他们关係发展缓慢而渐进，而且两人曾考虑定居中国。上诉部接纳海特和李的理据，虽然李有跟海特结婚有藉此移民的动机，但不足以抹杀大量证明两人关係的理据，因此裁定海特上诉得直，推翻当局的决定。

8年前
国内来的朋友纷纷问：加拿大的效率为啥这么低？

上个月朋友从中国来加拿大旅游，回国前在我家小住几日。我家在士嘉堡，吃饭，购物都很方便。为尽地主之谊我请了一天假带他去吃海鲜大餐。刚过12点我们就到了酒楼，里面人声鼎沸，门口或立或坐地有十几个人在等翻台。朋友见了笑着说：“看来这的生意还真不错。” 接待员递过来一张小纸条，47号。朋友感到很新鲜，“真想不到吃饭都要排队拿号，我在上海时只有抢房才拿号的。” 我苦笑了一下“习惯了，在这儿抢口吃的也不易呀。”二十分钟过去了，只有一拨食客离开。又过了一会儿，朋友说“要不我们换一家吧，饿着肚子看别人吃饭真不好受呀。这些人这么慢悠悠的吃，都不用上班了吗?” “哪像你们上海人生活都跟奔命似的，我来加拿大十几年了，就没见到这的人做什么事快过!“ 出门找餐馆，太小的怕怠慢了客人，人少的怕食材不新鲜，人多的又不愿等，还真不信找不到合适的了!这么一较劲，一折腾就一直饿到了一点半。最后在一家自助餐厅找了个座位，如饿死鬼般的吃相但愿没吓着旁边的其他食客。朋友临走前想买几瓶海豹油带回国，我便于周末带他去家附近的沃尔玛逛逛。购物的人虽多但收银口开的也多。结账时并不用怎么等，我们俩感觉还挺好的。只是当我拿到收据检查时发现只买了五瓶海豹油却收了六瓶的钱。我找到刚才的收银员要她退回一瓶的钱，她抱歉地说退款要去服务台办理，她只能收钱不能退钱。服务台前面也只有六，七个人在排队，人不多就排着吧。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店员并没有服务任何顾客，大家只是在那里傻傻的等。问前面站着的人才知道店员是在等主管过来处理一台电脑的退货。我觉得十几元钱的退款应该用不着主管，便走到前面说明情况，可店员说，由于刚才操作上的问题收银机死机了，需要主管用钥匙取消原来的操作才能继续工作。她现在也无能为力，只能等着。“我们要等多久主管才能来呢?”“不知道，已经呼了两遍了，我可以再呼一遍。” 十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主管的影子, 我觉得为了十几块钱让朋友在这跟我傻等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就问店员能不能多拿一瓶海豹油了事，她很痛快的同意我们自己去取一瓶。我们在架子上拿了一瓶放进提袋径直出门。朋友笑说“早知道这么容易，我们该多拿几瓶呀。看来你们加拿大效率不高却挺讲诚信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聊起加拿大的低效率，比如我在这里的第一年曾申请一份税局的工作。笔试通过后面试，然后就再无音信了。等我在银行上班后大约过了五个月才得到通知，让我再提供两份reference并去接受最后一轮面试。这效率也太低了吧!但低效率也有它的好处，比如我的家庭医生，每次按预约时间去都要等上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我开始很不习惯等，认为是医生为了节约自己的时间而把病人约在同一时刻，这样即便有病人没按时到他也不会空等。但时间长了才发现是因为我的医生太友善和耐心了，不但检查细致，还尽可能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的病人来一次恨不能把全身的病都看了，能不超时吗?我上次体检查出地中海贫血，便问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病，他就从染色体和遗传的角度给我做了一次科普，令我真是佩服加感激。朋友听了与国内医院看病一对比说这次你们加拿大的低效率还真是赢了。我说不仅如此，我十年前来多伦多落地是在温哥华转机的。记得当时入关时耽搁了一些时间，又在机场走错了方向，等问清楚登机口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与妻子一路狂奔到登机口，看到排队的长龙心说“完了，下班航机都准备登机了。” 过去一问竟然是我们的班机正在办理登机，前面仅有一位空奶在检票。之所以叫空奶是她看上去至少也有60岁了，眼睛明显老花，要不时摘下和戴上眼镜在旅客名单上查找人名，核对护照，慢的难以想象。按这个速度恐怕再过一小时也登不上机。站在队伍最后我们的心情从开始的庆幸变得有些焦急，不多久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空奶起身擦去身后黑板上的起飞时间，写上新的时间，比原定的起飞时间足足晚了一个半小时。好厉害的空奶，竟然能让航班为她的低效率来买单。朋友听了大笑，说我真会编故事。我告诉他这绝不是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亲身经历。我真应该感谢加拿大的低效率，它不但给了我机会，还陶冶了我的性情，从过去的急躁变得更加平和与宽容。不管你赞不赞同，我还真是喜欢上了这种低效率的生活。

8年前
好不容易出个国看了这些交通指示标也是给跪了

作为高素质的中国公民，对于交通指示标我们一向是严格遵守滴，但是出国后看到的这些指示标，我只想说一句，设计者，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这是什么烂路标，还好意思说Good Luck啊.. 这又是几个意思？路面多坑，骑车需小心？山上时常掉牛下来吗？那我拿个垫子接着，拉回去吃肉。禁止通行你直说，画这么多指示标闹心不？此地严禁扔孩子？这...你让我洗，我也不洗啊。这是说该地经常出现怪兽吗？画的这么吓人... 到底让不让左转？看的我头疼.. 这些写指示标的人脑子都TM进水了吧... 从国外回来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看看咱国内的坑人指示牌，瞬间回血，还是满格滴...

8年前
你对于加拿大的美好憧憬，可能是别人炮制的谎言

说道对于加拿大的认知，人总是离不开免费医疗，高福利这样的字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能看到很多人过分美化加拿大各种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水平和医疗保险方面。常看见有些大叔大妈们闲聊，一说起加拿大，就满脸笑成了一朵花。“我儿子在加拿大上学，那边的医疗水平比国内好很多，看病打针都免费。” 还有说“那边空气清新，食品也安全，养老失业有保障，生孩子还给奶粉钱。” 然后再对比一下国内的情况，说“国内看病贵、看病难、给小孩挂个专家号都要拿个小板凳凌晨5点就在医院门口守着。还有说“中国食品安全太恶劣，农药超标、化学制品泛滥，对比美国超市里的蔬菜全有机，草莓不用洗就能吃。” 这些言论大都是早期移民加国的华人回中国探亲时的“谈资”，也有的是一些“海归”们回国后片面的宣传。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根据菲莎研究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加拿大典型家庭(父母加两个小孩)在2013年就要为这个“免费”的医疗系统支付11,320加元(约合67,424人民币)的税款。而菲莎研究所健康政策研究总监艾斯麦尔(NadeemEsmail)表示，加拿大家庭每年都要缴付上千元的税款来维持这个公共医疗保险。而这个费用比其他费用增长速度要快1.5倍。而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和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的数据则显示出不同家庭每年就维持公共医疗保险系统所缴的税款：父母与一个小孩的家庭： 10,989加元(约合65,452人民币) 父母与两个小孩的家庭：11,320加元(约合67,424人民币) 单亲家庭和一个小孩：3,905加元(约合23,259人民币) 单亲家庭和两个小孩：3,387加元(约合人20,173民币) 丁克家庭：11,381加元(约合67,787人民币) 单身：3,780加元(约合22,514人民币) 这个报告亦指出，从2003年起，家庭用于维持公共医疗保险的税款上升到53.3%。而公共医疗保险的价钱更比其他物价上涨快1.5倍以上，比家庭收入的增长快约1.5倍。另外，就今年而言，为了维持公共医疗保险，10%的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则要支付482加元(约合2,871人民币)，10%收入达平均收入的家庭需要缴付5,364加元(约合31,947人民币)，10%高收入家庭则要支付35,309加元(约合210,297人民币)。看到这样的数据，你还想说加拿大是免费医疗吗！！！除此以外，“免费”医疗带来的看病难问题也让身在加拿大的华人想念起国内的医疗制度。了解加拿大的人都知道，一般患者到了家庭医生或急诊室那里，能不给药吃就不给药吃，能打发回家就打发回家；需要面见专科医生、接受医院治疗的，则要等待很长时间。根据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报告，1993年加拿大人平均看病等候时间为9.3周，似乎还能让人忍受；到2008年，等候时间攀升至17.3周，2016年更是创纪录地增加到了20周，即5个月。在有的人看来，这哪里是看病，简直是“等死”。 20周还是平均等候时间。大部分省份的等候时间，实际上更长。其中，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都在30周以上，新不伦瑞克甚至达到38.8周。这意味着，在新不伦瑞克，患者从约见家庭医生到住院治疗，很可能要等近10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使被专科医生确诊，也要等待10周左右，才能获得治疗机会。另外，在加拿大，中医是不在保险范围内的，你需要全部支付自己的中医费用。另外医生处方上的药品不是免费提供的，只有65岁以上老人、社会福利金领取者、住院病人和难民才能免费取药，而加拿大的药费非常昂贵。牙医治疗针对10岁以下儿童和救济金领取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眼科治疗针对18岁以下儿童和救济金领取者享受免费医疗，免费项目也仅限于验光的费用，配眼镜还是要自己掏钱的。总的来说，移民海外，大部分医疗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而免费的部分需要你以保险的形式缴纳保金，在缴纳保金的前提下，你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仍然有限制。

8年前
又一红通犯藏大温肖斌居列治文闹市

　　中国官方再度罕有地公开22名被指涉嫌贪污受贿、并潜逃海外的红色通缉犯详细资料，甚至包括他们居住的街道，当中5人被指匿藏在本国卑诗省，其中涉嫌职务侵佔罪的肖斌，更被指匿藏於列治文闹市中，导致华社议论纷纷。　　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22人都涉及重大贪污或白领罪行，分别有20男2女。委员会监察网站日前公开各人相片、身分证号码、护照号码、涉及罪行、潜逃日期、以及相信藏匿国家的地址，但就删去街牌号码。　　网站显示，其中5人都在加拿大卑诗省，包括肖斌、李文革、贺俭、程慕阳以及王清伟。名单可见链接http://www.ccdi.gov.cn/jdtp/201704/t20170427_98209.html。　　早前被点名与联邦自由党关係密切的程慕阳，显示居於温哥华；另外，肖斌及李文革两人可能居於列治文、王清伟居於芝里华克（Chilliwack），居於温哥华岛那乃磨(Nanaimo)的是贺俭。至於其他10人，则显示正匿藏在美国、新西兰、澳洲、英国。　　《星岛日报》记者周五曾赴肖斌可能居住地列治文阿克罗伊德路（Ackroyd Rd.）附近查询，有住户就指未曾见过这人。原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肖斌，被指涉嫌职务侵佔罪，利用其担任齐齐哈尔市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职务便利，非法侵佔公司巨额财物，并2011年1月21日外逃至加拿大。　　涉嫌侵佔公款 2011年逃加　　加拿大东北同乡会会长鲍勃、加拿大东北总商会常务副会长韩燕等人，在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访问时，都表示不认识、也未听说过肖斌此人，并指许多来自东北中国移民，并未参加同乡会活动。　　温哥华法律公证人任立三，在接受本地中文媒体访问时就指出，中国官方今次公告，是想进一步对当事人施压。任立三相信，今次被点名人士，早就在加拿大官方的掌控中，中国的施压并不会改变加拿大官方想法，加国官方也不会就公告配合中国政府採取任何行动。

8年前

台媒称，温哥华的真人秀《公主我最大》揭露被送往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富二代们极致奢华的生活，再度引发话题。台湾东森新闻云3月10日报道，其中名叫卓微的女孩，接受《纽约客》杂志记者的访问。在访谈中她不断提到名牌商品，像是“帮佣的月薪大约等于一双 Roger Vivier高跟鞋，一晚狂欢大概会花掉半个柏金包”，还有“上次生日时，不到一个小时就喝光相当2个Fendi包包的酒”。报道称，“名牌商品对她而言就像一种货币”。对于网友们指责她“炫耀不劳而获的东西”，卓微不在乎地回应：“我不觉得我在炫耀，我只是在生活罢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留学、移民海外的人数不断增长，甚至成为英美等国最大的外籍学生来源。根据胡润百富网《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80%的中国大陆富豪都希望让子女到海外留学，比例是全球最高。这些富豪将西方视为他们计划中的目的地，在伦敦、纽约、温哥华等地抢购房产，认为这不仅能安置财产，更是为了将来可以把后代送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温哥华的真人秀《公主我最大》揭露被送往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富二代们极致奢华的生活。（图片来源网络）《纽约客》访谈原文：提到在北美的“海外党”，很多人的脑海中立刻会浮现两种形象：一种是发奋学习拼命打工的苦逼穷学生，一种是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迷茫富二代。而后者总是特别能带来话题性和关注度。异国、金钱、阶层……无一不在触动国人的神经。贴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敏感标签，我们平日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各种耸人听闻的报道，让这个团体仿佛自带一层神秘的光环。那么这些在北美生活的中国“富二代”，到底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11月，温哥华，寒冷的星期日清晨。 Weymi Cho开着她崭新的红色全真皮座椅玛莎拉蒂GranTurismo来到我的酒店门口。昨晚她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她价值四百万的海景公寓楼里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和朋友们一边喝着Veuve Clicquot一边唱歌。Weymi今年二十岁，身材苗条，有着及腰的长发和漂亮的大眼睛。身穿一件Dior丝绸女士衬衫的她，似乎有种与生具来的矜持与贵族气息。时近上午十点，我们动身去逛街。（From Instagram） Holt Renfrew, 人称温哥华版的Barneys，是Weymi周末的寻常去处。“这里根本没法和Vegas比，Vegas的东西和服务要比这儿强得多。”她抱怨道。Weymi的英语稍微夹带着一些亚洲口音，当我提出和她用中文交流的时候，她显得更加放松了。 Weymi说起话来三句不离奢侈品牌的名字--奢侈品，在Weymi的字典里是一种货币般的价值衡量尺度。对于她来说，雇一个月保姆要花上“一双Roger Vivier缎面瓢鞋”；而到城里玩一宿要花“半个爱马仕Birkin包”。“去年三月份我过生日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喝出去了两个Fendi totes。”--大概相当于4000美金。（YouTube视频截图）在商店里，我和Weymi偶遇到了她之前在温哥华某时装学院的同学，现在正在当导购员。提起来中国来到这儿的顾客，她的同学感慨道，“中国人简直就是把奢侈品店当成菜市场，买件好几万的衣服就跟买颗白菜似的。”另一个导购女孩儿凑过来，“他们这么买东西，不把奢侈品当奢侈品。” Weymi笑道，“可不是嘛，我现在都不忍直视Chanel了。广场舞大妈都人手一只chanel boy。” 在台湾长大的Weymi，十四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到了温哥华，并在这里进入了一家寄宿学校。她的父母都是大陆人，后来到台湾做半导体生意，把Weymi和她的妹妹送到了某国际学校上学，就是为了以后送她们去国外读书。在上大学之前，Weymi姐妹常常在美国和澳洲度假。“我爸爸想让我们练好英语。他们的计划，从始至终就是要把我们送出国。” 出国，是众多中国新贵们的终极计划。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富人们迅速席卷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城市，横扫房地产市场，让本土人民不禁忧心忡忡。为什么温哥华有如此数目庞大的中国人呢？临海城市，气候宜人，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吸引着中国的新贵们蜂拥而来。他们不但在这里进行疯狂的消费和投资，还让自己的孩子们去在这里读书、做生意、社交。 “富二代”，在中国指有钱人的子女。几千年积贫积弱、战战兢兢的历史，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与这个国度向来格格不入。去年，中国某位最富有的富二代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炫富”照片，照片中他的宠物狗每只前脚上戴着一块金质Apple Watch，瞬间引来网民热议。很多人吐槽，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暴殄天物的富二代们，根本不懂得挣钱的辛苦，完全丧失了中国社会所敬奉的勤俭精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在讲话中强调，要让企业家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意识到，“挣钱不易，粒粒皆辛苦”。政府还特意招收了国内70名富翁的儿女进行“道德情操教育”，以警戒他们要遵守中华传统美德，勤俭持家，以骄奢淫逸为耻。纵然如此，富二代依旧过着他们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冰与火的青春》，讲述了富二代们纠葛的爱恨情仇和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而Weymi参与拍摄的网络双语节目《公主我最大》，则记录了一群白富美奢靡无度、空虚冶艳、勾心斗角，有如宫斗剧般光怪陆离的富贵生活。这些白富美挤破头皮地互相攀比，同时又对他人张扬和奢侈嗤之以鼻。第一季的结尾，来自台湾的女孩coco因为背了仿制的hermes、穿了非设计师品牌的衣服被别的女孩群起而攻之；第二季则拍摄了两个白富美在洛杉矶看房的经历。对“暴发户”的鄙视和“仇富”心理不是中国特产。然而，这种中国式的仇富却别有韵致。在伟大的中国特色主义精神熏陶下，一切“财富”都是“新财富“。打倒了老地主阶级和富农，也就打倒了旧时的理财经验。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新一代的有钱人们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有些不知所措。我问了几个《公主我最大》的女孩，作为富二代，被人嫉妒并且指责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知道有很多人骂我们，说我们炫富，怎样怎样。其实我们也没炫什么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Weymi耸耸肩，不屑一顾的样子。（YouTube视频截图）逛完了街，我和Weymi一起赶往《公主我最大》第二季最后一集的拍摄地点。这是一家泰式餐厅，为了拍摄，节目组包下了整个饭店。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早，我就开始和节目导演Kevin K. Li闲聊起来。 Kevin是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来自加拿大一个华人家庭，今年已经37岁了。Kevin说，他想把这套节目做成一个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和Real Housewives的混搭。“我觉得，如果我对这些中国富二代的生活很好奇，那其他的加拿大人、美国人也一样很好奇。” 拍节目并非难事。Kevin在此前拍摄了一个宣传短片。在这个宣传短片中，一位朋友的朋友开着一辆兰博基尼，一边展示着她各种各样的包包collection。“我们的短片被一家当地媒体相中之后，大家迅速关注了节目。”Kevin说。“富二代这个词，当下正是个如火如荼的话题。没有人不对这个群体好奇，也没有人不想说点什么。” 我们聊得正热的时候，节目组的嘉宾姑娘们纷杳而至，俨然如一场时装大秀：Helmut Lang, Alexander McQueen, “玫瑰金”iPhone...第一个走进来的是Diana，来自UBC一名23岁的女生，主修经济学和亚洲研究，曾经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居住过。还有她的朋友Chelsea--嘉宾中唯一一位已婚女生。虽然最近刚刚生了小孩，Chelsea的身形依旧修长袅娜。她身穿一袭精致的嫩粉色羽毛娃娃裙，足蹬一双恨天高的Gucci高跟鞋，活似一只行走的粉色鸵鸟。紧接着是Ray以及她的男朋友Pam，同样来自UBC，两个人也都是富二代。Pam今年26岁，显然是嘉宾中最成熟、最有经验的。姑娘们一边等待节目开拍，一边紧张地打量着对方的衣着和饰品，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剑拔弩张的空气里，她们却又勉强维持着假惺惺的友好。（YouTube视频截图） Kevin在这期节目中担任主持。当Kevin提出让大家围坐在圆桌边的时候，姑娘们显然有些不高兴。“要我们都坐到桌子后面，那我们这些衣服不就白穿了？”Chelsea说，“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穿睡衣睡裤来呢。”即使如此，Kevin还是坚持让她们做到桌子后面。“我很理解你们的想法，不过你想想，六双参差不齐的腿，在镜头里会显得特别乱。” 节目开拍，大家先是喝香槟、碰杯，然后Kevin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Diana，你那个‘过一天穷人日子’实验怎么样了？”“不太好。” “在洛杉矶找没找到满意的房子呢？” “房子都不错，可惜位置不行。” “你们感觉，找一个和自己经济实力不匹配的男生date是否很有挑战性呢？” Kevin问姑娘们。姑娘们沉默了一下。Diana整理了一下刘海，从容地说道，“挺难的。以前我这么尝试过，感觉就是.......就是很尴尬，很难堪。” 录制完毕，姑娘们开始闲聊起来。“我最近打算去做一下整容，哎，你们听没听说过，韩国最新发明的一种3D molding整容术？据说是不留伤口那种，只需要带上一些矫正器之类的就行。”Diana说，这种新整容术可以让她变成完美的“瓜子脸”--当今中国女生梦寐以求的“女神”脸型。 “对啊对啊，上次跟我爸妈去韩国的时候，我和我妹妹就想去做这个手术，但是他俩没同意。”Weymi插了一句。 Diana淡淡地说道，“这是高科技，做出来效果特别自然。而且八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好了。” “你们这么年轻，就要去遭这个罪，何必呢？”我问她们。 Diana睁大了眼睛，又是困惑，又是同情地看着我，“当然是为了变好看啊。” （YouTube视频截图）最近，中国银行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中国有60%的有钱人们都打算移居国外；他们或是已经开始着手移民投资、购置房产，或是正在酝酿移民计划。（注：这里的“有钱人”定义为资产高于1000万人民币，约等于150万美金，这在中国是相当大数额财产。）据美国国家房地产协会汇报，中国消费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比例和地位。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要移居外国呢？有人是为了躲避空气污染，有人为了让孩子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斯坦福社会学教授周学光先生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环境异常竞争激烈。是否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通常和家里钱多钱少无关--有的时候，即使你花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把孩子送到清华北大。而除了上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钱留在中国不安全。中国经济发展缓滞，股市风云莫测，加上近年来快刀斩乱麻的反腐、“打老虎”，把国内许多以政府官员为靠山的有钱人吓得心惊胆颤。 John Osburg, 一位专门研究成都商业人士的人类学家表示，想在中国做好生意，很大程度上要靠找对后台。所以，近几年来的反腐搅得富人们草木皆兵：一旦自己在政府的后台“下了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弄不好就被没收财产。“当然，也有人害怕生意对手在背后捅一刀，运用关系把他们拖下水。”有人甚至把登上福布斯财富榜视为诅咒。Osburg说，这个财富榜上的中国人，每过几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被政府“下马”的。在温哥华，Weymi也曾和我提到这种紧张氛围。“我们家在上海有些政府里的亲戚。额，当然，都是清官，和我讲过挺多这样的事。现在不一样了，在中国不全是靠关系做生意了。”近几年，北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华人移民大潮。在拍摄节目后的派对上，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个男人，对我说，“这个人，他谁都认识。”这个人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对于Ray来说，阿斯顿马丁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因为她和男朋友每人都准备买一辆。而这位的阿斯顿马丁，是世界上唯一一辆、James Bond 007幽灵党同款的阿斯顿马丁。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名叫Paul Oei, 一头干净利落的银发。当我和他介绍自己时，他立马掏出手机和我照了一张自拍，然后发到了instagram上面--这是他通常的“见面礼”。他紧接着递给我三张名片：Organic Eco-Centre生态肥料公司的CEO，这家公司也是《公主我最大》的赞助商；“温哥华中国小姐”选美赛的主席；以及加拿大Manu移民及金融咨询公司的主席。据他说，在温哥华移民的富二代们眼里，他就像一个非官方的领事馆大使--想来温哥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Paul Oei。在一家窗外停满了宾利和路虎的中餐馆内，我和Oei悠闲地吃着88刀的烤鸭，喝着小陶罐里香喷喷的蘑菇汤。“这些中国富人一开始来温哥华的时候，都把这里当成临时住所。很多人觉得北美是个无聊的地方。但是过了那么一两年，他们的孩子毕业了都会说，我爱加拿大，我不想回去了，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餐厅的老板娘胡燕是一个举止端庄的四十岁女人。来到美国之前，她在西安曾经开过一家餐馆，生意非常可观，收入丰厚。“当时我老公在温哥华旅游，几个朋友非得拽着他去看什么房子。结果你猜怎么的，第二天我们俩就签了合同，把那房子买下来了。” 虽然房子花了她家一大笔钱，胡燕并不觉得自己是为温哥华经济“做贡献”，反而更像买了保险，把自己的财产从前途未卜的中国挪到了加拿大。而胡燕的儿子让她更加坚定了留在加拿大的决心。她骄傲地对我说，自己的儿子正在洛杉矶参加一个高尔夫锦标赛。她还打算把餐馆开到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最后开到纽约。“你知道，美国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等以后搬到纽约，我儿子就可以离这些大学更近一些。” Yan毕业于UCLA，目前在著名建筑家Bing Thom的公司任职。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Yan发现，温哥华有70%的房子是被中国人买下的。而奇怪的是，这些平均价值$305万的房子的房主们，大多数人都自称是家庭主妇或者学生。事实上，真正的幕后购买者是这些“家庭主妇”远在中国赚钱的丈夫们--由于中国市场巨大，钱来得快且容易，而加拿大金融稳定、安全，富人们选择在中国吸金，然后把财产存进加拿大这个“储钱罐”里。在中国人疯狂购买的冲击下，温哥华的房价在过去的六年里涨了足足75%，导致很多本地居民买不起房。市长Gregor Robertson不得不用调高税收的方法控制这种冲击与不平衡。很多人都认为，富二代们长大之后通常都理所应当得继承父辈的家业。但实际上，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父亲并不想让她接手自己辛苦经营的公司。“我爸的意思是，不想让公司葬送在我手里。他说，你要是没有管事的能耐，还不如让别人来，然后你自己每个月拿点钱得了。”有些父母会给孩子一段“实习期”，以此测试一下他们的商业能力。 Weymi’s的爸妈则给了她五十万美金，用这个钱创办一个中英双语的奢侈品时尚杂志，卖到各大奢侈品店。“我倒是不指望用这个杂志赚大钱，”Weymi说，“不过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个project太适合我了。”同样，Ray的男朋友打算用父母给他的资金，在温哥华开一家旋转寿司店。“我想，每桌上都有个iPad，客人可以在iPad上点餐，还可以玩游戏。”他说。（YouTube视频截图）参加这场真人秀的姑娘们中，唯有Pam是有工作的。“如果我留在中国，肯定还活在父母的翅膀下，不知道外面的大风大浪。在国外独自生活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到父母为我的付出。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有一次我让他们给我转一万多刀到我的账户里，等了好久也没转过来。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妈，她说是银行processing这边出了点问题。后来我才从一个亲戚那里知道，我妈妈的生意快要破产了。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体会到，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而我又是多么不成熟不懂事。” Pam慢慢地跟我说道，“其实我也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工作了。我没有父母那种老成，至少是在国内经商的经验。西方人都是直来直去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要学会周旋、学会言外之意、说话要绕弯子。我在中国简直就像个外星人。” Pam和她的朋友们一样，很早来到海外，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生存。她们的父母希望她们可以继承中国的血统和文化，但是在加拿大生活了数年的她们，再回到故土，已然是“相见不相识”了。一天晚上，我和Weymi在“小四川”约了晚餐。这一次，她终于穿得随意了些：素颜，齐膝羊毛大衣，舒服的平底鞋。小四川在Richmond，是一家加拿大华裔开的餐馆。和Flushing、Queens很像，小四川仿佛是加拿大华裔们的人间天堂。我问开着车的Weymi，“比起亚洲来，你是不是更喜欢温哥华呢？”她先是没开口，用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这样说，比如我想拐个弯，我直接打上转向灯，然后旁边的都会给我让路。这是正常人的思路吧。在中国呢，我打转向之后，旁边没有一个减速的，全都抢进来，我根本都拐不出去。真是气死人了。后来我也不打转向了，干脆就直接拐。别人都这么干，你想守规矩都没法守。” “小四川”一点也不小。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中国人。Weymi朝一桌吵吵嚷嚷的男生招了招手，回头悄悄对我说，“在温哥华这地方，抬头就能撞见熟人。”点菜过后，Weymi拿出手机，“想不想看我和Justin Trudeau的自拍？”没等我回答，她就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了照片。“当时他还不是加拿大总理呢，我就和他照了一张。我挺喜欢Justin的。说实话，加拿大这些政客们我都挺喜欢。只不过西方的政客都太过liberal了，比如在大麻和死刑这些问题上面。”（中国是每年执行死刑数最多的国家）我们吃着饭，不知不觉就说到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你去过West Hastings吗？”Weymi问我。 West Hastings，是温哥华最为奢靡昂贵的住宅区，毗邻诸多极受欢迎的夜店、酒吧和天价楼盘。 “在这儿，你看到的是最上层的生活。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至少比在中国好。”她回忆起小时候在上海，曾经看见过农民工们风雨飘摇的铁皮屋，还有她妈妈的老家，云南某个破落寒酸的小山村。“小时候我妈总是给我讲，这些人有多穷多困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姥姥就是洗衣工出身。但是我妈妈不想像村里的人一样，成天七嘴八舌地讨论谁家买了只鸡，谁家死了只猪。” 字里行间，我似乎能体会到Weymi内心的恐惧：对贫穷恐惧。“如果我妈妈没走出那个村子，也许我现在就是个井底之蛙的农村小姑娘......你想象得了么？” 说到这里，Weymi倒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