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有研究指移民拘留对儿童会构成重大心理压力。 　　■CBSA指已拥有加籍儿童，在少数情况下才会与无身分的父母一起被扣留。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显示，自2011年起在多市有至少241名加籍儿童、连同他们的无身份家长被加国政府拘留。他们的拘留日数平均超过一个月，其中一名男童更被拘留超过两年；报告指被拘留的儿童会留下长期心理阴影。 　　加拿大边境服务处（CBSA）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至15年期间，多伦多的移民拘留中心扣留过至少241名加籍儿童，平均每年48人。当中三分二人被扣留一周以上，31%被扣留超过一个月，一名男孩更曾被拘留长达803天，85%儿童年龄不足6岁。有关数据未有计入被扣留在多伦多以外地方的儿童。 　　这份长63页名为《隐形公民：遭移民拘留的加拿大儿童》（Invisible Citizens：Canadian Children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的报告昨日发表，报告警告“即使仅被扣留过一段短时间的儿童，获释后也会出现极端负面而良久挥之不去的心理反应。就算儿童本身没有被扣留，但要与被扣留的父母分离，儿童的精神健康亦出现同样的严重后果。” 　　出现失眠抑郁 　　研究访问了9名曾经或目前正被拘留的无身分母亲，发现被扣留的儿童曾出现失眠、食欲不振、失去玩耍兴趣、抑郁和分离焦虑等征状。 　　根据CBSA的政策，加籍儿童只有在数种情况下，包括没有其他亲人或朋友可以照顾他们、仍接受母乳喂哺、太年幼不宜离开父母，或者有健康问题，方需要和父母一起被拘留。

  根据《新世界财富》的最新报告，2016年 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百万富翁大约有8000人，在全球来看多可以排进前三名。全球最受百万身家移民青睐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去年吸引了1.1万百万富豪移民，其次是美国（1万人）。 去年全球进行了移民的百万富豪共计8.2万人，比2015年上升了近2万人。移民来加拿大的百万富翁最青睐的是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其中温哥华的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移民则大多数来自欧洲。   大部分百万富豪移民的理由是教育质量以及个人安全，尤其是对自己的子女来说。与此同时，气候、医疗以及环境是否清洁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   这些百万富豪移民的来源国主要为法国、中国和巴西。其中法国最多，去年有1.2万名百万富豪移民外国，主要移民理由是过高的税率以及日渐紧张的宗教问题。中国去年贡献了9000名百万富豪移民，巴西则有8000人。 中国虽然有大批百万富翁移民国外，但国内仍然有更多的百万富翁出现。而反观法国，情况则没有这么乐观。法国移民国外的百万富翁人数众多，但国内却没有更多人进入百万富翁的行列。   这份报告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至少在国外居住半年以上的百万富豪，而不是在国外置业或获得身份后返回原居住地的“空中飞人”。所谓“百万”的定义，则是除了主要自住房以外，还另外拥有至少$100万美元资产。  

　　 2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警察在当地反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游行示威现场值勤。 　　“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华人会受到波及吗?”――近段时间以来，一股紧张情绪在美国华人社区中蔓延。据在美国的华人媒体披露，甚至还有福建籍华人为此取消了春节返乡的航班，生怕回国容易、但再返美国遭拒。 　　美国华人媒体报道称，中国移民因为担忧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取消了旅行安排。 　　春节过后，这股紧张情绪似乎在华人中愈演愈烈。日前，有国内媒体援引一位匿名的加州律师的说法称，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以政治庇护或是婚姻等方式获得合法身份，恐怕会成为美国政府下一波驱逐的对象。另外，一些已取得合法身份的华人，存在以小聪明享受政府福利的情况，比如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去住政府补助的老人公寓等，这也是美国移民执法的对象。 　　政治庇护?假结婚?时局越是混乱，政策越是解释不清，担忧与恐慌便越容易滋生。华人整体数量占美国人口的1%左右，据不完全统计，非法移民中大约有3%左右是华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美国学习和生活，华人对于美国的移民政策异常敏感。 　　一方面，美国为了实现种族多样化，对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实行了严格的移民人数限制，本来就不容易移民成功――不仅工作签证要参加抽签，而且绿卡排队都要比其他国家的长好几年。另一方面，华人中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为了移民美国不择手段，假结婚、假政治庇护的做法时有发生，比如美国地方媒体2014年曾报道披露，一位中国男子以假结婚骗取“绿卡”，被发现后还被起诉、判刑。最糟糕的是，这小部分人来到美国后，本身素质不高，骗取政府福利来也毫不手软。例如，有些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在美国申请福利时没有如实申报房产，就可以“拿取”福利很多年。 媒体报道截图 　　一直以来，有限的政府资源让司法部门对福利骗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致力于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让地方执法部门如得了“圣旨”一般，出动大规模警力搜捕和遣返非法移民，绿卡持有人如果犯罪也同样面临遣返。 　　在支持特朗普的华人中，有一部分人对他收紧移民政策的做法拍手称快。这些华人在美国有正当职业，收入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甚至高收入阶层，对于与非法移民争夺社会资源早有不满。在他们看来，特朗普宣称的“美国利益”才是最要紧的，其实就是要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毕竟越多人来分这块美国大蛋糕，就越可能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 　　还有一种对移民政策前景稍显“乐观”的态度认为，特朗普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限令还卡在法院里，即使特朗普打赢了这场官司，禁令的合理性也早就被人质疑。此外，特朗普提出的其它限制非法移民的政策，如修建美墨边境墙、增加上万名边境巡逻警察等，更是从资金和人力来说都任务非常艰巨，没有两三年的时间都无法看到实效。 　　话虽如此，但仍有不少华人担心，从特朗普的“禁穆令”可以看出，特朗普“关门”意图明显，“我们也担心，虽然我们的利润微薄，尽量不去冒犯当地人，但我们的存在仍然可能被视为影响了当地白人的收入和就业。”一位42岁的华人餐馆老板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由此来看，特朗普收紧移民政策，已经带给了华人移民一定的精神压力。而大家对这波“遣返非法移民潮”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被扩大化，并进一步收紧对签证和绿卡的发放。  一家中国人在美国开设的家庭式中餐馆。(图片源自网络) 　　事实上，在签证问题上，中国留美学生已经开始“先中招”。 　　据美国《世界日报》等媒体报道，中国留学生不过是回国度了个假，然而近日却在入境美国时还要交微信、微博密码。有中国留学生甚至因为微信中的聊天记录被认为存在涉及代考等违反校规行为，后又被美方遣返，连完成学业也成了问题。  媒体报道截图 　　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在2月初的联邦国土安全听证会上透露，美国正考虑要求对从中国等一些国家前来的访客提交有关社交媒体的账号，并称这是反恐需要。 相关媒体报道截图 　　“我周围已经有一些华人朋友后悔当初支持特朗普了。”一位在美留学多年的中国博士生告诉参考消息网-锐参考，根据美媒的披露，特朗普政府接下来还要改革H1B签证(美国为了缓解IT等行业面临的“人才荒”的问题，曾于1990年设立了一种名叫H1B的工作签证，允许招不到有水平的本地工的企业，通过H1B签证引进拥有高学历的外籍劳动力)，大幅提高其持有人的最低薪水标准，“这样一来，想通过工作签证留在美国发展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位博士生说。 　　今年年初，在谈论特朗普收紧的移民政策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曾报道称，美国总统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限令，好似1882年-1943年间针对华工的《排华法案》。当时那部法律规定，自其生效日期起，任何州法院或联邦法院不得给予中国人美国公民身份。 　　如今70多年过去了，美国又要对华人下手了吗?

　　在中国骗了天文数字的巨款后跑路加拿大买房，这招今后可能越来越不灵了。本周二（2月21日），卑诗省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要求一名中国人偿还中国中信银行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及其利息。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裁决。这也是去年9月中加两国签署有关“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以来，中方首个在加拿大跨国追债成功的案例 。 严世彪在温哥华购买的四栋豪宅之一  图片来源: CBC / Homelife Benchmark Realty Corp 　　56岁的严世彪（Shibiao Yan，音译）用从中国带来的钱在大温哥华地区购买了4栋豪宅，总值超过800万加元（约4160万元人民币）。本想就此安然度过余生，没想到的是，中信银行不仅通过私家侦探找到了他，还在温哥华起诉了他。 　　法庭文件显示，严世彪原是石家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2014年6月，他以公司的名义向中信国际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但贷款在2015年夏天到期前，严带着他的妻子和家人逃到了温哥华。 　　2015年7月，中信银行向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12月，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下令冻结严世彪及妻子的资产。2016年3月，石家庄仲裁委员会向严世彪发出终局裁决令，要求其在3月27日前返还5217万元人民币。但严并没有还钱，因此中信银行决定跨国追债。 　　CBC的报道称，2016年6月底，中信银行委托律师克莉丝汀向卑诗省高等法院申请禁止令，指控严世彪用从中国骗来的钱在温哥华和素里两个城市购买了4栋房产，总值超过800万加元。6月底，卑诗法院发出临时强制令，冻结了严某的所有资产。 　　当时加拿大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案，诈骗资金转入温哥华楼市的黑幕，也从这起案件开始被慢慢揭开。 　　香港《南华早报》23日的报道称，卑诗最高法院法官要求严世彪必须偿还石家庄仲裁委员会裁决的全部欠款。不过，因为近年来温哥华房价高涨，即便他按判决要求偿款仍可能获利。当天，没有人代表严世彪出席法院听证。 　　曾代表中信银行处理此案的反洗钱专家、温哥华律师克莉丝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类似情况的案例有很多，我想跨国追债的闸门会从此打开。 　　此前，克莉丝汀曾透露，严世彪案经媒体广为报道之后，很多来自中国的电话打进她的办公室，希望她协助处理类似案件。打来电话的既有富甲一方的商界巨贾，也有大型的金融机构，甚至不乏带有政府背景的知名企业。而涉案金额更高达数十亿加元（约合上百亿人民币）。 　　克莉丝汀说：“中信银行是中国国有银行，在我看来，这个结果有更重要的意义。这项裁决将在某种程度上阻碍那些有问题的资产从中国流向加拿大。” 她补充说，这对加中关系也是个好结果，并有助于提高加拿大应对金融犯罪的全球声誉。 　　对某些有钱人来说，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麻烦了！今年春节刚过，一个英文缩写的词汇在中国就火起来了：CRS。自今年1月1日开始，CRS就进入了“实操期”。 　　简单地说，CRS是“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的英文缩写，这是由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倡导的“国与国之间税务信息自动交换”，将在2018年覆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说白了，就是各国政府之间相互通报对方公民在自己国家的财产信息，以避免偷漏税、洗钱等。比如一个中国富豪，他在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开曼群岛同时拥有账户和资产，最迟到2018年，他的这些财产信息将都会被中国的税务部门掌握。 　　CRS进入实操阶段，谁会受到影响？一起来看看央视新闻的报道。 　　可以说，CRS进入实操阶段，意味着今后中国税收居民在境外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账户信息将被税务机关清楚掌握，而对美国、加拿大的税收居民来说，其在中国的账户信息也将由中国税务机关掌握。总之，想在境外逃税、避税，或隐藏资产从此就没那么容易了。　　

　　江岚，是美国华语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现在从事国际汉语教学、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与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到底是什么机缘让她从一个陪读妻子成为一位华人学者，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我是1991年来美国陪读的，学的是日语。出来前的想法很简单，陪读陪读，就是陪先生，先生学业完成了，我陪读“任务”完成了，就回国。可出来后才发现，轻易是回不去的。当时大多数能够出来留学的人，不混个人样，都不会回去。 　　打持久战 用字幕机学英文 　　从懵懵懂懂地出嫁从夫，到突然变成要打“持久战”，我才意识到要开始学英文了。我就在家看电视学英文，20多年前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电视上都配有英文字幕。那时根本没有，电视上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字幕机，现在跟你们说估计你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给聋哑人看电视的一种工具，用上它，电视里就出现英文字幕了，我就这么开始学英文。 　　千里迢迢 只身赴芝城打工 　　要打“持久战”了，面临的第一件事情是还债。我先生出来留学所需的2万多人民币还是找亲友凑的，那时美金很值钱，我们都以为靠他的奖学金一到了美国就可以还上了。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我们在密西根州一个小小的大学城，周围没地方打工。于是，朋友介绍我到了离家8小时车程的芝加哥市。 　　到了芝加哥，进了一家华裔开的中餐馆做女侍者。由于英文不好，加上没有工作经验，工作很不好找，那个老板娘肯雇我的条件是不付工钱，收入就是每天的小费。我同意了，这是我的第一份工。 　　那是一家在当地蛮有名气的中餐馆，周围很多白领来就餐。刚开始时，他们点餐，我很多都听不懂，特别是鸡尾酒，我根本不知他们点的是什么。好在那时年轻，记性好，我就模仿他们的发音，点进去。再有就是上菜。厨房里忙的时候堆满一大排各种各样的菜，我都不知道哪个菜是我的客人点的，根本无从下手。好心的大厨天天在不忙的时候教我怎么辨认那些菜，就这样，我一步步学会了。 　　出国前临行时，爸爸给了我一条金项链，他跟我说，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也不要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拿金项链去换点钱，买张机票回家。”从什么都不懂到学会打餐馆，对我来说是跨过了一道最基本的坎儿，给我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虽然老板条件苛刻，但微薄的收入却给了我一份自信，我知道自己可以不用去卖项链了，我可以靠自己活下去。 　　餐馆打工 异国他乡遇贵人 　　后来，我先生转到宾州的里海大学读博士，我跟着他来到了宾州。在家呆了一阵，我想上学，可上学需要钱啊，债务这时候是还清了，可文科生没有学费怎么上学?我又想去找一份工，挣钱攒学费。这时候我已经有经验，找工作也很容易了，朋友很快介绍我到一家上海人开的中餐馆去打工。说到这家餐馆，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在我的生命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那家餐馆打工半年后的某一天下午3点多，餐馆没客人。老板回上海谈帮助上海酒店员工培训服务生的项目去了，老板娘去接孩子，其他人聚在厨房里聊天。外面就剩下我一个人，一边包馄饨一边守着门。这时候进来一个老太太，看样子她是长途开车，错过了吃饭时间，已经很饿了。她点了一份不放味精的鱼香芥蓝并打算带走，等待厨房炒菜的时间里，我就陪她说话。等菜来了她也没走，边吃边跟我继续聊，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100美元小费和她的联系方式。过了一周，她又来了。这次是中午来，我比较忙，没多少时间跟她讲话，就正常的服务，她又给我留了100美元小费。 　　两周之后，老板回来了，上海的生意谈妥了，他把上海酒店的员工带到餐馆里来，一方面培训他们，一方面帮他打工。这样，餐馆原来的男女侍者全部都被解雇，没办法我就回家了。 　　没两天我突然想起了老太太，于是打了个电话给她。老太太接到电话就惊呼起来：“你到哪儿去啦?我找不到你了。我向餐馆要你的电话，他们不给。我想，一个年轻的女孩突然不见了，会不会被老板欺负了?”当我告诉她原委后，她问我：“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跟她说想打工攒学费。她说：“你虽然来到美国这么久，但你并不知道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你先别急着打工，让我带你看看真正的美国。” 　　第二天她来接我，带我去了纽约，我们在曼哈顿中城过了一个周末。老太太是犹太人，家族做的是房地产生意，在宾州费城附近，有很多产业。当时她已经60多岁了，喜欢打高尔夫球，冬天怕冷，常去南方。我从此经常陪着她出门，去了美国很多有名的高尔夫球场。我看到了美国有钱人的私人世界，也发现了很多他们那个世界里因为钱衍生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就像老太太，虽然有儿有孙，却始终孤身一人;虽然家大业大，但家族内部总有一代一代打不完的遗产官司。专题 　　我自小跟祖辈长大，喜欢和老人家在一起，因此跟老太太很投缘，她也越来越信任我。一年以后的某一天，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她突然问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先生如果找得到工作，我们就留在美国，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回去。”没想到，老太太大叫起来：“你怎么可以回去呢?我给你一个工作。”我笑了：“我是学日语的，你怎么可能给我一个工作呢?”她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初做生意 一家一家去兜售 　　从佛罗里达回到宾州，老太太就带我去费城找移民律师。三天里，我们大概见了费城所有的移民律师，大家都不愿意接我的case，最后才遇到一位刚拿到执照的律师说可以帮我们试一试，大概有40%的成功概率，收费800美元。老太太立刻爽快地答应了。2个月后，我的工作签证办下来了。 　　老太太有个进出口公司，由她的儿子打理，做欧洲汽车的进出口。她让我到这个公司去，想出一个可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来。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一行，没有工作经验，也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货品。恰好不久国内的家里给我寄来一大箱衣物，其中有很多件毛衣。90年代中期国内的针织品工艺相当不错了，我拿给老太太看，她同意做针织品贸易，而且从专门为打高尔夫球的人做羊绒毛衣开始。 　　于是，我跟在老太太后面，从设计、选料、看样，到订货、清关、出货，我们把从中国宁波进口的羊绒毛衣批发给零售商家。每一步都充满变数，充满挑战，有学不完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国内一点小小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变通”，我们被梅西百货退单。两万多件羊绒毛衣积压在仓库，更惨的是已经错过了大零售商的订货季，没办法我只得一次次提着这些毛衣，到纽约、费城等等周边城市的一家家小专卖店去兜售。 　　等我怀了孩子，这份工作的性质已经不适合我，于是离开了公司。但此后十几年直到老太太因病去世，尽管我搬了好几次家，我们的联系和来往一直没断过。 　　开始写作 斩获汉新文学奖 　　等到我家孩子1岁多，我又觉得还是应该去读书。我自认为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子，想去学教育，于是就近进入里海大学教育学院，读课程设计专业的硕士。毕业后，在美国银行的培训部找到一份工作，为公司做培训项目的课程设计。这期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先生到硅谷去工作，我则留在了东部。等到他也回到东部，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我再次呆在家里带孩子，一边继续写作。 　　我很早就开始了写作。初到美国所经历的巨大的情感落差和文化落差，以及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前途一片渺茫的那种纠结，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感受。 　　那时，我跟美国的华人社区并没有什么交流，不知在美国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都在用中文写作。直到2000年参加“汉新文学奖”，获了奖，到新州去领奖，才见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热爱中国文化，长期用汉语创作的人们。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帮助和提点，对我后来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体裁两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给《侨报》写稿。过去我写的文章在美国看不到，现在可以看到了，我非常兴奋。写作这件事情，也因此在我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登上讲台 大学教授中文课 　　2004年，美国的“汉语热”刚刚兴起，新州的圣彼得大学需要一位教中文的老师，我被推荐去应聘。我从没上过讲台教书，但是我还是去了。 　　那时还在暑假期间，系主任刚好去中国讲学了，我被面试我的代理系主任留了下来。开学后系主任回来，系里第一次开会，他见到我，问我 ：“过去没教过书?”我说：“没有。”他再问：“你觉得自己能干好吗?”我老实回答：“不知道。”他很坚定地鼓励我：“你可以应付得来的!”不过，他紧接着问：“我可不可以听一节你的课?” 　　他说得非常客气，却令我非常紧张。那时不像现在，市面上有那么多中文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备一堂课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汉语课堂上到底要教什么，怎么教，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当时其实是很迷茫的。是我那些学生们对学习汉语的热情，推动我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思考去学习：越南华裔家庭的孩子Jade读到大四了，因为不会讲汉语得不到工作机会，她要学好中文;Vincent和Simon，这一对双胞胎专攻国际贸易，他们要学好中文;大冬天还穿短袖棉布唐装的Joe崇拜中国功夫，他要学好中文;华裔的孩子伍谷丰从前不肯听父母的话上中文学校，现在知道错了，自己打工付这门课的学费也要学好中文等等，一茬一茬的学生总是反复地提醒我，当时在里海大学的课堂上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面对新的知识已经够害怕了，教师不能让他们更害怕，你要以最简单、最易懂的方式教他们。 　　当初教的第一堂课，“什么是中文?”系主任听过以后，从此整整一年，他没有离开过我的课堂，他也要学中文了。这位专攻早期欧美传教士研究的学者，十分强烈地渴望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一直为在圣彼得大学开设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化课努力。我后来再去读书，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来，和他的鼓励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即便现在我已经离开圣彼得大学很多年了，他也还是在帮助我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