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本周，加拿大大西洋省份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称，2015年大西洋沿岸接收的难民移民达到创纪录水平，总共有8,300人;而且2016年10月以前的统计，就已经有11,600人来到了加拿大大西洋地区。 　　2017预计接收移民1,9000人 　　大西洋省份经济委员会委员表示，从2002年开始，大西洋地区接受的移民难民总数就在不断增长。去年，又有大批移民难民到来，这也与他们宣布的一个新的大西洋移民3年试点项目有关，也就是“每人每月不用工作就可以领到1000加币”的试点项目。 　　经济委员会委员还表示，当地的省提名计划是推动移民增长的真正原因，因此，预计2017年大西洋地区有可能接收19,000人。 　　移民增加了，可走的也不少 　　不过，经济委员会委员也表示，虽然移民的人数增加了，但如何把他们留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5年内，有接近一半的人离开。 　　如今，人口老龄化是大西洋四省面临的问题。新斯科舍省省长说，自从2013年当选以来，他的政府就一直把人口问题作为重点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需要为移民、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经济机会，以扩大税收的“基地”，维持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 　　2015年，大西洋四省通过省提名计划接收的移民总数为4,640人。新不伦瑞克省(NB省)接收的人数为1,765人;新斯科舍省接收了1,395人;爱德华王子岛省(PEI)接受人数是950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接收了530人。 　　新斯科舍省省长认为，他们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让移民和留学生可以留在当地工作。

Vansky编译，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否则视作侵权。 看着人家国内的小伙伴立春各种晒春饼，温哥华的我们立春晒晒白雪皑皑的照片是不是眼泪只能默默往肚子里咽？咱们暂且不提南边美国换个新总统每天各种游行示威闹得沸沸扬扬，也不说加拿大接受了人家美国不要的难民，分分钟就发生恐怖袭击这些事在国内都是万万不会发生的。 咱就说说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体验是你觉得在北美生活不如在中国的，不是说这里不好，不过得注意到了不足才能改进不是。 知乎网友里们酱紫是不行滴： 个人感觉还是小费文化。 很多人说什么有小费有激励机制，问题是，你至少要给到10%，那么我为何要特意好好服务你这一桌来换取一个你“可能给我15%，20%”的机会？？？和福利国家的低保一个德行，我吃低保也是混日子，干重累活也是混日子，不如直接保底就好。你认真服务了四五桌，可能会有15%的小费。但是我都敷衍的话，精力时间足够服务10桌10%了。而且有一次服务很差，给了个整数不到10%，他居然还跑出来要更验证了他的有恃无恐。本来小费是鼓励服务人员的机制，现在已经成为“明面上的潜规则”。给少了甩脸子甚至追出来要，给多了我吃个饭心里还不痛快。好笑的是一帮人整天骂吃拿卡要，但还整天给小费文化洗地。 知乎网友虐虐好过年： 作为留学僧，我最纠结要不要回国的原因就是因为看病的事情。在美国看病实在是太坑了。国内的医生尤其是三甲医院的，经验丰富的甩美国的医生多少条街不知道。想想门诊时医生几分钟一个病人，一天多少个。对比美国医院，据说一个医生一天不能接待超过10个病人。我就呵呵了   1. 朋友急性咽炎先是被health center诊断错误，吃了一周错误的药。硬是将急性咽炎拖成了慢性咽炎。祸害无穷   2. 我身体感觉不舒服进了急诊，结果所谓的急诊也拖了两个小时才从等待，量体温进入真正的检查部分。这也叫急诊？？朋友类似经历，进了急诊，就被晾在一边两三个小时，等医生来的时候，她都已经睡了一觉，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了。急诊费3000大刀。感情3000就是去医院的急诊房间躺了3个小时。连个按摩小姐都没有，还不是五星级酒店，3000都可以买两个LV了！！   3. 一直觉得美国没有中国那么尖锐的医患矛盾，账单不是及时出，绝对是占了首功。且是由保险公司作为之后的讨论对象，根本到时候就是鸡同鸭讲，连理论都不知道怎么理论。可怜国内的医生护士一直背着巨大的锅。 知乎网友： 没人说看电影吗？ 网上可以买票，但是没办法选座位，怎么办呢？现场先到先选，13年看星际迷航的首映，一堆人在影院排队，11点过的电影，大家八点过就到了，只有坐在地上玩桌游了，美国同事也在吐槽"太傻逼了，泰国都可以网上选位置" 知乎网友江唯：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手被开水烫到，我拿了个塑料袋，首先拜访了学校食堂，然后才去了医务室。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变成留学老司机的我，知道食堂饮料区供应冰块。我一秒钟也不用等，装了一袋子冰，捂在手上，然后去医务室。医务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在拿药，我抱着冰袋和烫伤的手，在等待区看了半小时电视。 手动微笑。 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护士给我涂了点烫伤膏，拿几个冰袋，填个单子。五分钟不到解决。 这就是大美利坚自救精神。   知乎网友卖剪纸的神奇瘦子： 中国，晚上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大排档烧烤摊上谈笑风生，广场上热热闹闹。没有人会担心有生命危险，大家脸上都有着一股子放下白天繁忙工作后片刻的轻松自在。 在大洋那边，天黑之后街上就空空荡荡的，偶尔晃荡的一两个人影寂寞极了。 我说可能是人家的民族传统吧，或者是别的国家人不太多。 朋友打断我说什么呀，晚上出门有生命危险的好吗。 我:。。。。 生命危险，这个在中国我从来没有担心过的词汇。

一个名字简称C. S. Z.安省华人男子于2015年遭遇车祸受伤，怀疑由于是在超市打现金工，可以证明的收入非常低，低到每小时$3.5，比安省最低时薪11.40加元的三分之一不到。于是汽车保险公司赔他的收入代替金（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s）只有每个星期200多加元的，为了生活，被迫偷偷打工，又被保险公司派出的调查员多次跟踪并录下视频为证，最后拒绝发收入代替金。 该名华人男子不服，告至安省牌照上诉庭，法庭于去年8月29日进行聆讯，由于该名华人英语不太好，当时法庭提供一名普通话翻译，上诉庭并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一个裁决，认为华人提供证据前后矛盾，令这位华人失去继续领取收入代替金的资格。 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车祸受伤 申请收入代替金 法庭文件显示，这名华人男子在2015年9月18日的一次汽车事故中受伤，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男子受雇于一间食品超市，任职切肉师傅。华人男子作证表示，他的工作职责包括：切猪肉，把脂肪摘掉，往陈列柜补充肉类和为顾客服务等。 车祸后，该名华人男子（申诉人）向投保的Allstate汽车保险公司（答辩人）声称，由于事故造成严重伤害，他不能返回工作岗位，并申请收入代替金。 但计算出来的收入却非常低，每星期只有210.57加元。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周薪960加元的四分之一不到。 从2015年9月25日开始，这位华人只能领着保险公司提供的每星期$210.57的代替收入的款项。 保险公司两度暗中监视 该微薄的收入发到2016年2月7日就停发，答辩人2月26日解释，他们几次请求申请人提供受雇文件，收入证明和医疗文件，但申请人一直没有提供。保险公司称所要求的文件是必要的，以确定申请人是否有资格继续领取收入代替金。 但这位华人打的是超市现金工，其中因素估计保险公司懂，知道这位华人无法提供。 期间，保险公司还暗中监视申诉人，答辩人于2016年2月11日，12日，16日，17日和18日对申诉人进行了监视，发现这名华人回到事故前工作地点工作，以及可以驾驶汽车和其他活动。 2016年4月8日，答辩人致函申请人，告知自2016年2月26日起暂停发放收入代替金。 申诉人于2016年4月25日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保险公司续发收入代替金。 这名华人作证说，从2016年2月8日 – 2016年3月21日他返回工作，以支持家庭开支，但由于身体无法支持，并在2016年3月21日停止工作。 申诉者最后还要求将收入补助金提高至每星期400元。 申诉人在作证时说，在事故发生之前，申诉人每周工作72小时，每天12小时轮班，每周6天。事故发生后，每天工作8小时非常艰苦。 在2016年8月8日的案例会议上，申诉人提供了他自己事故后收入声明（OCF-13）。这份收入显示，申诉人从2016年2月8日至3月21日的6个星期，他工作总共288小时，并收到了现金支付2,592.00元的收入。 法庭文件对这份收入进行分析，6个星期内工作288小时，这意味着他每周工作48小时（每天8小时），时薪$9.00，与申诉人之前声称的事故前时薪$3.51元出入较大。 在2016年8月8日的案例会议之后，保险公司再于2016年8月10日，11日，12日，13日和14日对申诉人再一次监视录影。申诉人再次被警告在事故前工作地点工作。 这名华人申诉人于2016年8月17日向法庭提交了关于本庭审理的书面意见时，没有表明他于2016年8月9日至8月16日再次尝试重返工作岗位。 当申诉人被问及是否通知了答辩人（保险公司）于2016年8月9日返回工作时，开始没有作答，在被多次提问后，申诉人表示他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但他告诉了他的心理医生，然后于8月17日通知他的律师。 裁定法官Lori Marzinotto还称，申诉人没有按照法庭要求和命令提供资料。 法官：前后矛盾 法官对案件分析如下： 申诉人有责任证明有权享有收入代替金，但他没有。在核对医学证据后，法官称发现没有足够的可靠证据，证实申诉人实质上无法履行工作的基本任务。 法官表示申诉人的提供医疗证据存在太多的不一致性，损害其可靠性。 同样，申诉人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事故后的收入和工作时间，申请人的口头证词和文件证据是相互矛盾的。所提供的文件表明，申请人在事故前时薪约$ 3.50元，但申诉人提交的OCF-13文件上显示，他事故后收入时薪是$9加元。 最后，法庭判决这名华人无权继续领取收入代替金。 这宗案子，体现本地华人很多真实的情况，打现金工没有雇佣证明，令到车祸发生后，开始claim保险时提供的合法时薪只有$3.51加元，保险公司赔偿的收入代替金只有可怜的每星期200加元，家庭无法生活，只有再度偷偷打工。 打工又给保险公司派出卧底偷偷录影，最后上诉时，这位华人估计是提供真正的收入证明， 现金工作，时薪$9加元，虽然比安省最低时薪11.40加元还要低，但法官估计不明白、也不了解低层华人的痛苦生活，很多华人在加拿大不是那么高的收入，为了生计长时间工作，甚至打2-3份工的大有人在。最后法官还认为这位华人口供前后矛盾，不诚实、不可信，判华人败诉。 此案的内在因素估计只有低层的人才能体会，人艰莫拆！

　　上世纪90年代以降，近20年间，国内的技术移民，如过江之卿来到新大陆。泊岸之后，大多数技术移民，用生活经历领教了一句良言，“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移民路上，我看到了另一个西方社会 　　时光流逝，移民生活如潮起汐落，那些能重回本专业领域，一展平生所学，或徐图稻粱之谋的，已是幸运一族。 　　对于许多不太走运的移民来说，不再能够吃上技术饭，或者，不再能够坐进明亮的办公室，如何生存和养家，立即成为严峻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组移民风景：深入工厂到机器流水线上弄饼干压模具的，到赌场发牌到农场择菜的，半夜潜到各家餐馆杀蟑螂抓耗子的，或者，自闯天地开杂货店电脑店理发店的，又有中年返校当读书儿郎企图重新调整再出发……许多移民，不得不为基本的生活而转战。 　　移友们，喜欢回首移民路。 　　一个技术移民朋友，谈及移民得失时说，在他看来，到加拿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儿子不用“拼爹”了：“儿子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序的环境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当然，这是相对的，他强调。 　　而他自己，也可以“藉此逃掉负疚感”。儿子将来，“不必埋怨父亲没用，埋怨父亲手里没有一份权势或者成为一方土豪。”“这样，也让一份可贵的亲情，保持了它的纯洁性，避免被社会环境污染。” 　　但一番移民生活，弱化了他过去的慷慨激扬。 　　作为男人，他有养家糊口的使命感。在多伦多找不到工，他曾经西去阿尔伯特省寻工。为节省一点旅馆费，坐在埃德蒙顿的街头，在满天星斗下，思绪杂乱，吸了一晚上的烟。 　　上面这个移友年轻些，还有心劲，去闯出一条未来之路来。而年龄相对较大的老高，却只想防守在已有的生活线上。 　　老高，总是给人感觉他在努力挺直腰板，让人觉得他还手脚伶俐。但脚下，屡屡穿着沉重的劳保鞋（劳保鞋有铁片镶嵌，那是在工厂做工必须自备的），还是让他显得有些拖沓，毕竟已过六十岁的年纪。 　　他曾是国内一家大型建筑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这说起来令他自豪。我们都替他可惜，说他错失了国内房地产经济的Gold Rush――淘金潮。黄金年代啊，那是最好的时代，实在可遇不可求。 　　老高却洒脱地说，设计院的事，是十多年前的陈事了。“不提当年。我要面对的是当下。在加拿大工作才十多年，过去退休金积累的不多，政府给的退休金补助就会相应减少，这是关键。” 　　只好在工厂“活到老，干到老了”！ 他摊开粗糙的手，无奈地说着。听着这种耳熟能祥的旧话，我们都笑起来，一边想着如何说一点祝福他的话，让他感觉热乎些。 　　我在一家眼镜厂的流水线上干过labor 。那个工厂，有七八个中国工友，包括清华毕业的，大家做着性质类似的工作。 　　在机器流水线上，我使尽全力提取和放置制作眼镜的铁胚，还被印巴工头叫嚷“快点，快点”。而那时那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力气殆尽。（这么说，并非矫情） 　　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每两小时，有15分钟休息时间。喝口水，填点肚子什么的，但我们又不能在车间干这些。所以，大家非常“警惕”，一到休息时间，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快速赶到吃东西喝水的地方，路上需要三分钟；热一下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找位置坐下立即吃东西喝水，还没有等到消化的感觉上来，又得连忙赶回流水线。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的中国工友们，大家习惯了倒计时。还有三小时下班了，还有两小时，还有一小时…… 　　什么叫度日如年，就是这种现场的倒计时。 　　为了一份温饱，我们成了工作机器，精疲力尽还不敢放弃。在加拿大的许多工厂，实际上许多移民成了现代工作制的奴隶，被现代化流水线绑架着。 　　那时，我经常想到上海杨浦区纱厂的“包身工”， 夏衍描述的三十年代工场。 　　我至今记得，一年夏天，在一家纸盒厂，一个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的研究生――她是努力奋斗的中国布依族女孩――对我说准备参加一个护士学校的入学考试，却因为在流水线送料时，中指没有及时收回，而被机器无情地碾断…… 　　我经常想，在工厂里，我看到了加拿大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会阶层，不幸他们大都是移民。 　　他们拿最低的工资，工时保障、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也不容乐观；繁忙的流水线，容不得人身和心灵的自由；文化背景观念身份异样纷呈，人际关系也缺乏西方文明所谓的尊重和尊严……过着最低微的人生，一不小心，还会失去安全和健康…… 　　我想，那里存在着另一个加拿大社会，主流社会永远看不到。 　　我们的技术移民，因为加国市场的容量有限，或者，因为年龄，因为技术断层，因为运气，因为语言……许多人行走在职场和人生的边缘，生活产生很大变动，人生道路也由此变得非比寻常。 　　被裹挟着走上移民路上的孩子们 　　在移民路上，我看到了相濡以沫，一起勇敢面对新大陆的夫妻；也看到了在移民路上很多的劳燕分飞；更看到了那些家庭里的孩子们，他们被不同的家庭裹挟着，走上不一般的移民路。 　　我曾经看过一段有关伊朗移民电影的文字和图片。一个伊朗小女孩被父母带到加拿大，站在雨天的窗口，想念远方的外婆，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女孩，被父母带到外国，她跟母系文化断开以后，实际上跟过去的联系已细若游丝，非常脆弱。 　　我们这样的成年人，还有朋友，高中、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等旧关系在那里搁着，可以随时畅聊，对加拿大喜笑怒骂，发泄感情， 或者，干脆走进到教堂，在那种屋顶下寻找新慰藉。 　　可是孩子们，小小的年龄移民，遇上很大的事，实际上可以倾诉的对象很稀缺。而且，她们根本不懂得怎么寻求帮助。 　　刚移民到加拿大，我的女儿想念外婆。可她也到了一定年龄，不想让外婆为我们担忧。另外，她自己心中也有很多的事。而那时候，我猜想，父母在她的心中，可能也不是什么好的聆听对象。 　　一个傍晚，她站在阳台上问我，“中国在哪一个方向？” 我答：“在西边，太阳落山的地方。“太阳在加拿大落山了，就去了中国的天空”。 　　自此黄昏时分，有那么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她站在阳台上，透过楼群，眺望西下的夕阳。余晖里，脸上有泪。 　　孤独和寂寞，不是成人世界的专利。 　　于是，她那时写日记，半掩着门写，诉说着小小的心事，写给远方的小表姐，一个尚处懵懂年龄，在遥远中国的小女生听。过去，她和这位小表姐，经常围着外婆的炉灶要好吃的。 　　事实上，她唯一的倾诉对象根本就听不到。主动写日记，是为心中不能承受之负荷，寻找出口。那时，可惜没有微信这么方便的交流手段。 　　于是，她想在同学间找朋友。如果有同学疏远了她，她放学后回家，会站在窗口，不时撩开窗帘，露出一丝缝，她在那一丝窗帘缝里，观看放学路过家门口的同学们，心神不宁地。如此敏感，其实反而更容易受到一些内伤，来自同龄人的。 　　而移民生活的这些痕迹，多少刻在了她以后的性格和成长路上。 　　又有一些孩子，在移民路上，还要亲眼目睹父母变成怨家路人。遭遇一场严重的家庭情感撕裂，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更多。 　　我认识的一位熟人，一家三口从中国移民来加后，夫妻都曾在工厂努力做工。但不幸的是，夫妻都在工厂里先后受伤。因为生活的巨大压力，也因为他们的同学从劝慰者忽然变成了第三者，夫妻关系已到存亡之秋。 　　在这么一个飘零的家庭里，在满头烦恼丝里，她的儿子还是很争气，顺利从大学毕业了。奈何加国容量有限，工作不是辗转难觅，就是三个月四个月的零时工。一切如此不顺利，让她青春正盛的儿子，再起心灰意冷之感。 　　想到移民后丢失在中国的亲情，已经入籍的儿子，暗暗下定决心，他要回去，一个人回去，回到那出生的地方，回到童年温暖的中国，他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记忆里的温馨和呵护，那是中国的长辈亲友们过去带给他的，一直萦绕着他，挥之不去。 　　而他的母亲，却已觉得，回头路难走，因为现实明摆着。 　　她如今，唯一可做的，是祷告。 　　移民啊，移民 　　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曾遇到一位铁路华工的后代。他还记得，当年祖先在加拿大筑过铁路，在落基山里风餐露宿。但谈起他曾经的故乡故土，他除了西式笑容，一脸惘然。 　　那时那刻，我忽然也觉得一片迷惘。 　　为了生活和希望，我们一步跨出，远渡重洋，移民他乡。从此，仿佛回头无路。 　　而这一步，也把我们的后代，永远留置在一片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 　　那么，终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们，会与我们离开时的母国，在文化上彻底地断开。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移民客的旅程，是让自己的后代一步步消失母国记忆，文化上渐行渐远，最后失去归程的旅途。 　　念此，不免若得若失，想起李煜的一句“起坐不能平”。兹以为文。

最近美国极不太平，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整个世界局势都前途未卜。 2017年1月的《经济学人》出了两本新年特辑。左边是奥巴马黯然离去的背影，曾经改变了英国国运的欧洲诺曼底公爵在祷告，暗示英国脱欧又是一次国运更改的事件；右边则是一副塔罗牌，特朗普的位置是judgement,世界的未来就看他了。 很多在加拿大的人很庆幸，自己当年明智的选择了加拿大而不是美国。但也有些人常常会想，自己当年是否应该离开中国。 如今各个年龄层的华人数量已相当庞大，因此出国已很难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文化孤岛，但我平时接触最多的，仍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出国的人：公司上司、心理医生、法庭导师、搬家师傅、社区便利店老板…… 透过他们，我了解了作为第一代移民怎样在东西两种文化里挣扎，他们又是如何在全新的社会里扎根、生活、培养新一代的“香蕉人”……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贯穿了第一代移民在北美的整个生活。 尽管在多伦多这片竞争激烈的土地上，华人陆陆续续获得了令人艳羡的身份、过上了有车有房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生活，但对于45岁至60岁的他们，谈起年轻时的回忆才会让他们眼前一亮：那是热血奔腾、思想解放的80年代，是新思潮风起云涌、要睁眼看世界的渴望。 他们谈崔健的“一块红布”，谈作家王朔，谈金庸武侠，谈诗人北岛和海子，谈宗教哲学，谈政治避难，谈文化殖民，谈如何在大雪纷飞的季节开着破烂的二手车从尼亚加拉到纽约，也谈六四学潮…… 我喜欢有这个年代印记的人。他们是内心有诗歌的一代。他们心中山花烂漫的浪漫主义，从未消失。 精神的独立对于他们而言，就如同爱之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周五晚上和一个60年代出生的朋友吃饭。 听他讲当年如何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全中国最好的物理系，怎样放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得到的工作、偷偷摸摸瞒着组织准备出国，怎样在美国水牛城欣喜若狂地拿到了加拿大的移民纸，从小到大未见过大雪的他又是如何在多伦多的冰天雪地里一步一滑地去抢一份cash工，怎样安家置业娶妻生子，怎样一步步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 我相信这一切，凡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会有所体会。 拿到签证，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才会一个个扑面而来。衣食住行，事无巨细。 原来你以前生活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是一种假象，那是因为生活还没有把你逼到柴米油盐都要考虑的绝境，一切生活中最简单的需求都被放大，一切的孤独和旁杂的冲击，你都必须独自去面对。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抱怨了一阵之后就理直气壮地跑掉了。 而对于他们这一批当年全中国最顶级的优秀青年而言，还有另一项令人不知所措的迷茫：没有任何人、任何人，能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时也想，大不了再干个两三年，我55岁以后就退休回国算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可是，家乡也是回不去的啊。”我说。 “她早就不再是游子栖息的港湾，只是一个物是人非的旅游景点。‘’ 他有点动容：“你知道吗，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每天就傻傻地盯着天上飞过去的飞机看。所有人都问我到底在看什么啊，我告诉他们，只有它能带我回家。” “可能，这就是命吧。”他总结到。 是啊，人生的事，有谁说得清呢？ 《红楼梦》里一心要嫁给宝玉的袭人姑娘有一天替宝玉换下一条绿色汗巾，她哪里知道她将来要嫁的夫君会是这个汗巾的主人蒋玉菡，而《十八春》里世钧失去了他最爱的曼桢，而最终伴他到老的是平庸贤惠的翠芝…… 人生的事，也许正因为无法预料，才让我们有始终欣然活下去的理由吧。 特别是对于这一群不肯被平淡的生活招安的人——你不知道生活会厚待你，还是薄待你，所以你只能一往无前英勇无畏地活着，爱着，走着……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一直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 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任何事，做了，就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