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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人对华人社区活动没兴趣？

　　一个族裔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走出来应该是有老有少，尤其是像春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但是华裔专栏作者和社区活动人士林雯注意到，华人社团组织的节庆活动一成不变，让年轻人提不起兴趣。她星期二（2月7日）就此接受了采访。　　林雯说，华人社团组织节日活动，总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餐厅或宴会厅包场，每年都是同样的人上台致辞，同样的团体表演歌舞，然后吃饭，抽奖。她说，华人社区领袖孜孜不倦地服务社区多年，应该肯定。但是他们的观念和思维和这个社会脱节。因此这类活动中，除了义工和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基本上看不到25-35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　　林雯认为，要吸引他们，不仅要改变活动的形式，而且要让他们参与筹划。现在的情况是，华人社区组织一个活动，委员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一般都在65岁以上。他们不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做出的方案一定是和年轻人脱节的。　　在加拿大价值观的框架之下与各种分歧共存　　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华人社区唯一的分歧，也不是华人社区独有的分歧。林雯说，穆斯林社区也有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华人社区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各省的人，或信教与不信教的人之间彼此看不顺眼。但这是很正常的。只要大家都以遵守加拿大价值观为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社区的声音本来就应该是多元化的。　　谈到穆斯林社区，林雯说她的“网黑三人组”这个月底将去一个中东餐馆拍视频，邀请两位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以中东饮食文化为切入点，谈谈穆斯林文化和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冲突。

10年前
200名加永久居民被拒入境川普禁令来真的！

　　昨天（2月6日，周一），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古迪尔（Ralph Goodale）表示，在川普的禁穆令签署之后，约有200名持Nexus加美边境快速过关卡的加拿大永久居民被拒绝入境美国。　　据星岛日报报道，古迪尔强调，持Nexus卡而被拒绝入境的人士，全部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没有加拿大公民。他表示，加拿大政府正与美国当局商讨，确保让所有加拿大人获得公平对待。　　在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7国国民入境后，联邦自由党政府曾经再三强调，加拿大护照持有者不会在通过美国边境时遇到困难，但有关持有受影响7国护照的加国永久居民的入境情况，早前仍无法得到当局确定。　　1月27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人民入境的行政命令，禁止包括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在内的七国公民入境90天。　　万万没想到的是，和这些国家有关系的加拿大永久居民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的访美快速通关卡(Nexus)突然被撤销了。 Nexus撤销通知　　虽然古迪尔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发言人都表示，在7个国家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受到了影响，但是持有双重国籍的加拿大人暂未受到影响。但据CBC报道，至少7名在加拿大出生、持有双重国籍的人被撤销了访美通关卡。　　多伦多律师Cyndee Todgham Cherniak则表示，这种情况的发生简直“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并表示类似的案件现在越来越多，已经完全超出了“仅仅是巧合”的范畴。　　古迪尔昨天就表示，川普的禁穆令只实行了1个星期，加上美国法院下令暂缓执行入境禁令，让美国出入境政策变得不确定。反对党联邦保守党移民问题专家林宝莱（Michelle Rempel）表示，联邦政府应当为永久居民争取与加拿大公民拥有相同的待遇。

10年前
想不到！加拿大人对待移民竟然是这种态度

一直以来，加拿大人在国际上的形象都是“友好、包容性高”。然而，根据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机构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加拿大人对移民的包容性并不好。研究题为“加拿大优越论：我们是优秀还是幸运？”，讨论了加拿大人对待移民的态度，并发现加拿大人与美国人和欧洲人基本一致，移民造成社会分裂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份调查是在一月份进行的，一共采访了1522名加拿大人。针对“移民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受访民众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多数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具有中性或正面的影响，但是有相当大部分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担心移民与社会脱节研究者询问了对移民的融入社会的问题，指出不推动少数族群融入加拿大社会，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完全分割的社会。结果显示，很多加拿大人有这种担忧。有58%的受访者对移民的融入现状持负面的看法，认为移民与社会脱节。有超过65%的人认为，移民有责任在行为表现上“更像个加拿大人”。五分之一要求停止吸纳移民有20%的人支持加拿大完全中止移民；46%表示反对全面停止移民。研究作者、政治学教授Michael J. Donnelly写道：“说明有一大部分选民对停止移民的想法持开放态度，至少是在理论上。” 这些民调数字显示，加拿大出现反移民潮不是没有可能。今年1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移民禁令，未来3个月内停止接收难民和来自七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入境。有数据显示，特朗普的当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移民政策。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大选后一份分析中写道：“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希拉里的民众都认为经济是首要问题，而特朗普赢得的选票来自于更多担忧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民众。” 对移民的担忧正在滋长在加拿大，移民问题极少成为分裂性的政治议题，但是研究显示，未来这并非不可能。报道称，确实存在一股强大的反移民的暗流，部分是由于受特朗普的当选。例如，在美国大选期间，温哥华当地一份报纸发表了一封市民来信，信中抱怨移民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西端社区和同性恋社区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世界的人和难民，他们拒绝学习语言，成为我们多元化社区的一部分。当我走进商店，没有人说英语。” 这位西端区的居民在信中说：“别误解我，但是你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成为少数人口，真的太令人伤心。” 网友评论： ——美国的反移民情绪终究会延烧到加拿大，会喊出“美国/加拿大 First”的人不会把少数族族裔当初是加拿大人，哪怕是已经入籍的华人。这种歧视跟上海人、香港人歧视外地人一样的性质，户口簿说明不了问题。 ——居住在所谓主流人种区域，迄今没邻居与我主动搭讪。冬天整条街我第一个出来扫雪，夏天我经常剪树栽花，连续十多年参与慈善捐助活动，白搭!种族的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一句"多元化"能够"洗白"的！ ——加拿大地大人稀,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在加拿大是一个大国策, 移民部比资源部还要大和重要。。。民众的意愿有时没有太大的意思，如果投票把加拿大前1%富翁的钱平分分给其它的99%，我相信支持率一定会超过一半的。。。民众中的大部分是自私和短视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精英的存在。。。在涉及到资源分配上, 并不能以民意为主。。。。否则就有上述这个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专政的情况出现。。。。但这绝对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10年前
实拍：看红包是怎样同化美国人的

　　中国春节落在美国春季学期中间，因此在美国极少能在大年三十和初一好好庆祝节日，加上这里不是华人集聚区，这些年来我能够坚持下来的最多不过是煮顿饺子、出去吃顿中餐和给丫丫一个红包而已。　　所以前几天当我告诉对农历完全不了解的丫丫要过年的时候，她马上高兴地回应，“春节快乐，红包拿来!” 　　我无语，赶紧递过去事先包好的红包。　　丫丫打开看了一眼，在手机上记下一个数字，然后把钱又递了回来，很体贴地说，“妈你把这个加到我零花钱的账上吧，今年买足球守门装备的钱我就从零花钱里自己出了”。　　我莞尔，对这个孩子的懂事，我真的很安慰。　　我现在终于也能收微信红包了，因此给丫丫红包不只是我，大年三十我就被我哥给丫丫的大红包给砸“晕”了，于是掉头给侄子发，侄子反过来又给丫丫下了一片 “红包”雨，在红包的飞来飞去中，我真的感觉在美国过年的味道也一下子浓了很多，于是灵机一动，想看看美国人能否接受红包这种文化。　　初一上班时，包了三十多个红包，给我手下的学生助理。我先群发邮件解释当天是中国新年，我在办公室里准备了中国糖果，还有给每个人的小礼物，请他们有空的时候驻足(stop by)。发第一个红包时，她一看是钱顿时楞住了，我赶紧解释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一个传统，她满脸疑惑但还是开心地收下了。发第二个人时情形依旧，发到后来开始有学生直接担心地问我这样给每个人发下去的话我会不会花掉很多钱，我说好玩儿就好，不过看她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事情到此没完。　　当晚要下班时，我的学生助理们集体送来了一大束鲜花，祝我春节快乐，原来他们一商量，把我发的红包钱凑到一起“还”了回来，显然，红包这种事在美国人中推广还真是有些难度的。　　不过周末的一件事又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美国首府华盛顿每年春节的第一个周末都要在中国城举办舞狮、游行等庆祝活动，看看那里的美国人发起红包有多自然吧。　　2017年春节华盛顿中国城的庆祝游行

10年前
又有华人丢移民身份还是因为回国工作

大家都知道如今在加拿大谋生已是很不容易，而现在对于保住加拿大身份的问题也开始令人头疼，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加拿大移民来说，虽然加拿大移民法律规定，“被加拿大企业外派驻于海外之全职员工，或派驻在海外之加拿大官方全职公务人员，均视为已履行居住义务”，但是移民部为了防止这一条款被滥用，审查的非常严格。即便确实是被公司外派至海外的永久居民，一旦被移民官怀疑居留意愿不足，或生活重心不在加拿大，如不能满足居住义务(五年内住满730天)，就可能被取消枫叶卡。居住天数过少丢身份钟先生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特殊安排，结果还是不如人意。按加拿大移民及难民上诉庭(IAD)的裁决文件，钟先生申请技术移民成功后，一家三口于2008年1月27日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钟先生登陆27天后就回中国工作。枫叶卡过期后，钟先生2014年11月21日在加拿大驻北京签证处获得永久居民旅行证件，并于12月26日回到加拿大。他2015年1月5日递交枫叶卡更新申请后，1月14日又回中国上班了。加拿大移民官员审查该申请后，发现钟先生在2015年1月5日前的5年里，只在加拿大住了98天，没达到5年内住满2年的要求，于是拒绝了其枫叶卡更新申请。钟先生的太太和女儿的居住历史也类似，她们的申请同样被拒。钟先生在枫叶卡过期后回到加拿大，马上递交更新申请，并随即回中国，看起来他对更新申请能获批有把握。否则，如果想保住移民身份的话，理应满足居住条件后才出提申请。按上诉庭的文件，钟先生曾是一家加拿大公司的雇员，在中国工作，按现行居住要求的计算方法，住在国外也符合格的条件，包括加拿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全职驻外雇员。不过，移民部不承认钟先生是合格的公司驻外雇员，上诉庭2016年9月23日也做出了同样的裁决。仔细安排无济于事 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间，钟先生曾住在加拿大，他的太太在北京找到工作后，他也回中国了。2010年2月，他开始为在中国的Altus建筑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工作，具体做宜家(IKEA)商场项目。钟先生在作证时称，他于2011年9月底辞职，11月1日返回加拿大，目的为了满足居住条件。11月21日，他与Altus上海公司的加拿大母公司Altus Group Limited签订合同，该合同同意将他派往中国，做相同的项目，职位也一样。钟先生认为，他与Altus Group Limited的合同期从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5月15日，或直到中国上海的宜家项目完成后;随后该合同获得延长至2015年2月13日，或完成有关项目为止。因此他属于加拿大公司外派雇员。关于这工作，钟先生不但有与Altus Group Limited的合同为证，还有该公司给他的2012年、2013年及2015年收入证明(T4)及在其工资中预扣税的证明。上诉庭认为，这些证据对钟先生有帮助，但他们仔细检查记录及钟先生的证词后得出的结论是：Altus Group Limited 所“安排”的在上海的武汉宜家购物中心项目，实际上只是钟先生2010年2月起在这家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子公司的工作的继续。补救为时已晚钟先生的上诉也提出了人道及同情理由，但没足以获上诉庭接受。上诉庭文件显示，钟先生是华裔马来西亚公民，1994年开始在中国当建筑设计师，他的太太是中国人，也是建筑师。他们长期住在中国，女儿也是在中国出生。他们之前住在加拿大的最长时间，是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上诉庭称，钟先生2015年9月回加拿大后作出了更实际的融入努力，他加入了教会，在温哥华地区的一家学院读了一个课程，开始找工，后来开了一家设计咨询公司。钟太太因为要照顾病重的父亲，2016年4月才返回加拿大，并参加了英文课程(ESL)。钟的女儿自2015年4月开始在加拿大读4年级。钟先生登陆加拿大后一直有报税，他们有银行账户、注册退休和教育储蓄计划，并有租金收入、抵押贷款及一辆车。不过，上诉庭称，虽然上诉人在加拿大有了一些基础，但与他们在中国及马来西亚的专业、社会和家庭联系相比，他们在加拿大的融入有限。“他们作为一个家庭，绝大多数时间在中国生活。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移民状况会成为这个家庭未来在中国居住的障碍。” 怎样才符合加拿大公司外派员工条件上诉庭的文件称，他们发现钟先生2011年9月底辞去上海宜家项目经理职务，11月1日回加拿大满足居住条件的说法不可信。因为他没带太太和女儿回加拿大，只是在别人家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一个月。期间他要求Altus Group安排他回上海工作，以满足其移民身份的居住要求。11月21日他获得雇用合同，12月3日回中国继续做原来的工作。“这样的安排”不符合有关规定。钟先生与Altus Group的合同，没说明他回加拿大后会继续在该公司工作，这已经是一个不利因素。不过，上诉庭的文件称，这是加拿大公司被利用，为了钟先生能继续做他在中国原来的工作、与妻女住在一起，同时满足移民的居住要求。因为武汉宜家购物中心项目的中方合作者提供的信件显示，钟先生自2011年4月13日至2015年2月13日是该项目的全职设计经理，比钟先生获得Altus Group的雇用合同早了几个月;钟先生自己提供的证据，也是在获得Altus Group的合同前后，他都是在该项目做同样的工作。相似遭遇的并不罕见中国公民简某曾于2002年与加拿大公民结婚，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其后妻子去世，他又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并开始在中国生活。在2012年，身在中国的简某与位于BC省烈治文的一间米行签署工作合同，担任业务协调员(Business Coordinator)。那是一个全职的岗位。2014年，身在中国的简某向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申请枫叶卡延期，并附上了自己的工作合同。大使馆官员经过调查发现，在过去的五年里面，简某只在加拿大待了185天，远远低于“五年内住满730天”的居住义务。虽然简某声称，他是被加拿大的公司“外派”回中国工作的，但是无法提供明确的工作任务记录。此外，他从未在加拿大工作过，连签约时人也在中国，这些都不符合外派规定。基于以上理由，大使馆官员裁定简某因“未能满足居住义务”，而丧失永久居民身分。简某遂向移民局的上诉部门(IAD)上诉，但是遭驳回，于是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联邦法院的法官经过审理，驳回了简某的申请。法官表示，移民部为永久居民设定居住义务，其宗旨是促进他们融入加拿大的社会，可是简某获得身份已有10年，他的生活重心仍然在中国。此外，他也不同意简某符合本国企业外派境外的全职员工规定，例如他没有同公司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且他的职位也并非“临时外派”，当结束任务后就会回到加拿大。同时，在2012年也有类似的个案，来自中国的移民毕先生2007年2月21日与一家加拿大公司签了3年合约，在中国任总经理助理，之后他全职在中国工作，只是偶尔回加拿大作短期停留。他的枫叶卡更新申请被拒后，一直上诉到联邦法院，也没成功。联邦法院在裁决中的解释是，要满足公司驻外雇员的政策要求，移民在海外的工作必须是临时的，必须与其雇主保持联系，在任务完成后必须回加拿大为该雇主工作。但是，毕先生在海外得到的不是临时的工作任务，也没有迹象表明，其雇主已经同意他在中国的这段工作结束后，会在加拿大继续留用他。多伦多资深移民顾问黄国为对此的回应是，当政府怀疑你的动机时，会有很多理由可以否决你。但是，如果你的申请是真实的，也有很多证据可以使用。这是一项简单的移民法例，但执行时有很多具体情况，需要对其了解清楚才可以避免麻烦。这两起案件再度证明，永久居民若希望以公司外派形式保留枫叶卡，要十分小心。因为即使是如此，只要被移民官怀疑居留意愿不足，或生活重心不在加拿大，如不能满足居住义务(五年内住满730天)，就可能被取消枫叶卡。

10年前

美国杂志《滚石》近期就中国人赴美产子进行了深度报道。在这篇长达万字的调查中，记者本杰明·卡尔森（Benjamin Carlson）跟随两名赴美产子的中国夫妇，记录了整个过程的见闻。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有删节。皮特、艾利与第二个孩子。表面上看来，杨氏夫妇皮特（Peter）和艾莉（Ellie）的生活正是北京梦的代表。他们有一所公寓，所在区域前景可观；他们有一辆白色本田，皮特对其呵护备至；他们还有个调皮的儿子，今年1岁，名叫熊熊（音）。他们穿名牌牛仔裤，有自己的iPhone 6s手机。假日里，他们有时会去“中国的夏威夷”——三亚，有时也去中国香港和日本。周末他们出去吃饭，或是去北京城外的香山郊游。这样的生活足以叫不少人羡慕不已。但2014年，艾莉发现自己怀孕了，皮特说，他希望到美国去生育第二个孩子。皮特开始在地下生育旅行产业中寻找月子宾馆。他和销售代理聊天，在LA Fat Dad、USA Baby DIY、America Baby Home等论坛上浏览图片。选项之一是租住一间专供生育旅客租用的独立屋，但中国产妇轮班住进组织严密的居民区，这存在风险。也可以在旧金山租住公寓，他们有朋友这么做过，价格更低，也不惹眼，但皮特在那里举目无亲。最终，他和艾莉一致决定选取折衷方案——住进洛杉矶城郊一家共有16间客房的旅馆，价格是2万美元。 10月底，艾莉和皮特——他们要求使用化名——乘坐的航班从北京起飞，飞行10个小时。这一决定从一开始就使艾莉感到不安。这可能给婴儿带来潜在危险，而且花费巨大。一位在美国享有永久居留权的朋友告诉他们，此举在法律层面也令人担心。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曾拒绝孕妇进入西海岸机场。不过最终她同意一试——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到中国之外接受良好的教育，冒险也值得。他们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下了飞机。据说对于生育旅客，这里更容易通关。艾莉怀孕已有7个月，看起来非常明显，因此十分紧张。在线论坛提出建议，孕妇可以穿宽松的黑色连衣裙，拿手提包挡住腹部。但至少有一个帖子说，这么做绝对是错的：“现在那里孕妇很多，如果都穿一样的服装，他们马上就能看出你怀孕了。”艾莉决定穿一件褐色夹克，还有一条裙摆下垂的灰裙。生育旅行在中国极受欢迎，没有人明确地知道每年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赴美产子。根据中国媒体的披露，2012年，中国有约1万人出境生育；据估计，最近这一数字已上升至每年6万人。数据的飞速上涨部分缘于2012年政府在中国香港的行动。另外一部分原因是2013年的爱情喜剧大片《北京遇上西雅图》，该片的女主人公便是住在月子旅馆期间找到了真爱。接近夏威夷海关，皮特提醒艾莉要保持镇静。“记住，”皮特小声说，“我们来这只是度假。”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得到6个月的停留期，对于赴美旅行的中国游客，通常给予的停留期就是6个月。他们走向柜台，递上护照。海关官员是一名中年白人男子，他问他们要游玩多久。“10天。”皮特说。官员点点头，微笑着给他们的护照盖章，说道：“祝你们玩得开心。”他们向行李领取处走去，掩饰着兴奋之情。正拖着行李箱穿过海关，一位在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工作的拉美裔官员拦住了他们。尽管获得了签证，如果他们被认为要在美国生子，且又无法承担费用，那就依然会被驱逐出境。中国论坛上面，这一类故事比比皆是。官员的眼睛扫过艾莉，他指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怀孕了？” 皮特和艾莉几乎不会说英语，但他们听懂了官员的问话。艾莉心跳得厉害，她记起她读到过，如果你对官员说谎，他们就会把你带到一间“小黑屋”里。皮特掏出手机给这名官员看幼子熊熊的照片。熊熊留在中国，和艾莉的父母呆在一起。“我们的孩子！”皮特说。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官员问他们包里装着什么，带了多少钱。皮特说，他带了9900美元，刚好低于无需申报的最高金额——1万美元。正常情况下，大额现金也许容易引起怀疑，但似乎救了皮特和艾莉。不管他们来美国是否专门为了生子，这笔钱表明他们足以支付医疗费用。官员挥手示意他们通过。他们租了一辆雪佛兰，去提车时，艾莉强忍着眼泪。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短暂的甜蜜时光结束了。已是午夜过后，下面的城市一片黑暗。和华灯璀璨的上海、北京相比，这就像是一座空城。“这真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吗？”皮特想，“城区就只是一个小点。”他们预定的美兆（音）月子中心有人来接他们。大约凌晨两点，他们来到Pheasant Ridge豪华公寓之家，他们的宾馆就在这片建筑群中。走进房间，艾莉难掩心头不快。白地毯斑斑驳驳，照明灯昏暗不堪，餐桌上遍布污迹。 Pheasant Ridge豪华公寓之家。此前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来看这片楼群“高档设施”的照片——4个网球场、热水浴池、游泳池、健身中心、带着遮阴阳台的灰白色建筑物……他们忽然觉得那些时间全白费了。艾莉说：“要是没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也不会怎么失望。” 几周以后，我在Pheasant Ridge的这间公寓里见到了皮特和艾莉。周边的Rowland Heights——一个人口约为5万的居民点，看起来就像是一条连绵不断的商业街。这里挂着调味品商店、珍珠奶茶咖啡馆、港式面包店、德成行商店、九龙地产、昌兴珠宝和老东北饭店的标牌。该地区台湾人口数量颇多，这就容易解释此地为何成为中国生育旅行在南加州的中心——如果不是在全美的中心。2013年，洛杉矶县的一个专门工作组发现，该地区已经确认的28家月子宾馆中，22家都位于Rowland Heights。相比之下在猫途鹰网站上，该镇仅有两家商业旅馆。 Pheasant Ridge在一条四车道旁边，对面是一家商场。美国国旗高高飘扬在园区入口，马路两边也排列着星条旗。园区用墙围着，相互连通的木质建筑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大约15英亩的土地。在我探访期间，大概有五六家月子宾馆都开在这里，但根本说不清一家“宾馆”的地盘从哪里算起，到哪里结束。没有指示牌，也没看到标志。你也许会认为，这片房产的开发就是为了怀孕的中国租客。在Yelp网站上，Pheasant Ridge只得到了可怜的1.5星评价。有位评论者生气地说：“那片地方根本不是公寓区！那是一家中国月子宾馆！！！”（Pheasant Ridge的一位代理人表示并不了解其房产中月子宾馆的情况。）皮特夫妇在美国这间公寓的厨房。皮特为我开了门。他戴着一副时髦的眼镜，穿着蓝色波尔卡圆点紧扣衬衫，艾莉跟在他身后徘徊着，小心翼翼，明显已有孕在身。房间很整洁，有两个大窗卧室，宽宽的白色皮沙发，一幅旅馆风格的喷漆画，上面画着罂粟。小小的厨房里储备着大米、酱油、大葱和哈根达斯雪糕。皮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Naked Juice果汁。“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他问，一面用手指着标签。卧室里有一张白色的四脚床，对面是电视机，只能接收到中国的频道，包括河南、江西等地的省电视台。皮特抱怨说，他想看美国电视台，但看不到。“他们，”他说，他指的是美兆月子中心的房主，“他们控制这个。”（美兆月子中心的一位代理人说：“我们就和宾馆一样。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客户提供服务。”）另一间卧室空着。他们先前的室友是一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女人，几天前，她带着婴儿离开了。皮特已有38岁，但看起来只有25岁。他脸上没有皱纹，头发给毛巾擦得又光又亮，精力充沛，就像是男孩乐队的经纪人。艾莉小心而又矜持，穿着一件American Eagle运动衫，腹部从中显露出来。她嘴唇丰满，略有点地包天，极少首先说话。可一旦说到她喜欢的话题——医生，还有美国昏暗的室内照明——她就变得甚至有些执拗起来。讲到他的奇遇，皮特看起来兴致很高。他们看过湖人队的比赛（“要是没见过科比，你就不能说自己来过这里”），去过威尼斯海滩，拜访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全世界最顶尖级的12所大学之一”）。早上他去皮特 F. Schabarum公园跑步，给墙边上紫色的三角梅拍照。他极其赞赏美国人的高素质，这里的汽车会停下来为行人让路，他说：“这事在中国永远发生不了。”感恩节，旅馆为他们提供了火鸡。他坚称自己很喜欢火鸡，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在力求赞美另一种文化中的古怪食品。艾莉兴奋地谈起商场购物的经历，皮特则飞快地说了一大串商标的名字：American Eagle、Costco、Tommy Hilfiger），还有Cheese Factory。我们用汉语交谈，但他在句子里插入含混的英文单词。有位摩门教徒作为志愿者，一周两次来这里教英语。他会说基本的汉语，教学的主题有“守时”、“激励青年”等等，但皮特经常缺席。艾莉开始从卧室往外拿东西。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摞婴儿装。“看看我们买的东西！”她说道。皮特也和她一道。他拿出7套婴儿服，上面绣着足球和圣诞老人；两双新生儿的耐克鞋，两双配套的成人耐克鞋，正是皮特的尺码（“看看这质量。这是真品！”）；几艘玩具潜艇、一只毛绒兔子、一只毛绒猴子；绿色、橙色、黄色、深蓝色、紫色的毛毯和T恤衫。他们跑来跑去，热心地展示着买来的一大堆东西，直到两张沙发全都盖满，活像市场上出售婴儿用品的货摊。待我问起他们是如何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皮特把头偏了偏，脸上的稚气消失了。“我们要是真的有钱就不用来这里了。”他说，“你要是有钱，生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要紧。将来不管怎样，你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我们，我们得付出很大代价来到这里。” 皮特生长在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是家里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不喜欢学校——大概这并不奇怪。他更愿意出去打弹弓，或是跟着父亲钓鱼。他得到了青岛一所大学里的职位，但还是决定去北京工作，业余时间学习。他和哥哥同租一间公寓，只有一张床，哥哥叫他睡在上面。狭窄的街区里，皮特发现了盗版的美国电影录像带，喜欢上了施瓦辛格和兰博。他阅读面很广。《围城》是他最喜欢的图书之一，这是一部色调黑暗而又妙趣横生的中国小说，写的是一个社会中层的男人陷入一段悲惨婚姻之后的挣扎。书名来自一句法国谚语。这句谚语把婚姻比作遭到攻击的城堡：“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母亲去世之后，皮特放弃了学业，做过一系列临时工作。23岁，他挨家挨户地推销杂牌洗发水，直到他在一个沙龙里遇到一位女人，她安排他在商场门外、汽车站里卖人寿保险。他学会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销售员，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一行里缺少有钱的朋友，限制了他的发展潜力。他先后卖过苹果汁、打印机墨盒和办公用品。起初他感到羞愧，因为自己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你呆在井里，一直处于低谷，别人压根不会去注意你。”他说。得到机会成功之后，一切都变了：“忽然之间，每个人都愿意见到你，和你吃饭，问你是怎样取得了成功。”这只叫他越发愤世嫉俗。“人们只看重你外在如何，看你有没有Prada、Miu Miu或是保时捷。”他说。 2005年，朋友为皮特和艾莉安排了相亲。他们来到一家私人驾校，皮特特意穿了亮红色的彪马衬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艾莉戴了顶风格活泼的软呢帽。看到她猛然关上车门的样子，皮特被迷住了。“这姑娘没有那种服服帖帖的性格——她举止相当自信。”他说，“我喜欢男人脾气的姑娘。” 他们约会了几年。皮特在网上为一位老板经营企业管理程序，并且开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2009年，他们结了婚。3年后，他们在北京市郊靠近商业中心的一栋楼内买了新房。但和中国不少中产阶级市民一样，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在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都和正式登记的居住地联系在一起；皮特和艾莉都不是北京人，他们的孩子想要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会遇到困难。等到上高中时，孩子很可能得回到乡下，到皮特多年以前离开的故乡去上学。 “一回家，同学就都羡慕我，‘能呆在城里，你太棒了。’”皮特说，“但我们没觉得很好。我们已经动摇了很多回。” 一名女子在Pheasant Ridge漫步。又一次拜访Pheasant Ridge的时候，皮特为我引见了美兆月子中心的一位经理，一个精力充沛、烫过头发的女人，名叫琳达（Linda）。她上下打量着我，轻快地走了起来。我们走上蜿蜒的小路，路两边都种着灌木，她挥舞着手肘。我们跟着她上了楼梯，来到二楼一间典型的美兆客房内。房间的布局和皮特、艾莉的那间一样，不过摆着紫色的兰花，卫生间里还有一堆叠好的毛巾和赠送的Ultrabrite牌牙膏。皮特问到我们能否去参观自助餐厅，琳达带我们下楼，来到一间改建过的底层房间内，顾客在那里拿着塑料外卖餐袋走来走去。一堵墙边摆着餐盘，盘里有蘑菇、西兰花、切片热狗和炖菜。一张早餐桌上堆着香蕉、咖啡和美汁源橙汁。琳达掀开一口锅的锅盖，锅里盛着鱼丸汤，她背出一大串孕妇饮食的注意事项。一位孕期妇女每日的食宿开销是115美元——恢复期的价格则是两倍，那时每天得给女人准备五顿饭——丈夫的开销则是每天40美元。“我们有两位厨师。”琳达说，“一位做（中国）北方菜，一位做南方菜。这样每人都高兴。” 回到外面，她把另一间用作洗衣房的屋子指给我们看。走上窄窄的楼梯，她打开另一扇门，里面也是一个改建过的房间，黑而且静，屋角摆着空气净化器。这是婴儿房。19个摇篮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每个都标着粉色和蓝色的号码。一幅巨大的画上画着一个金发小女孩，一位护士正在旁边的剪贴板上核对些什么。“请不要拍照。”琳达侧过身子小声说，“我们有些顾客并不希望中国国内的人知道他们在这里。” 2013年2月，在收到公众的大量投诉之后，洛杉矶县对月子宾馆进行了调查。由不同机构组成的工作组——包括公共卫生部、儿童与家庭服务部、公共事业部和消防队——接到投诉，称该县有97处地点被用作月子宾馆，最终，18家宾馆因违反区域规划而被关停。在Pheasant Ridge，工作组发现了广场上大规模的厨房、洗衣间和婴儿室，但当官员们回来进行后续调查，这些设施都不见了。（当然，一年之后我重访此地，这些设施又全都建了起来，重新运营。）最终，该地区针对月子宾馆的新条例并未通过。工作组决定，“超越当地区域权限的投诉”将被提交州级和联邦机关。罗萨纳· 米切尔。从那时起，当地居民就在不断投诉。罗萨纳· 米切尔（Rossana Pilar Mitchell）是相邻的Chino Hills的一名家庭律师，她带领当地民众抵制月子宾馆。2012年，化粪池不堪重负，水漫Chino Hills的一个开发区，她便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到月子宾馆的现象。污水涌入了邻家的草坪。多达30名中国妇女都居住在山顶的独立屋内。此后不久，米切尔建立了名叫“别在Chino Hills”的组织，该组织向当地权利和组织机构提出建议，抗议那些看来可疑的宾馆。 “我觉得很气愤。”米切尔说，她戴着钻戒的手拍在桌上。她的律师事务所位于一条仿照西班牙殖民地风格建成的大街上，我们就在那里见到了她。米切尔和她的家人于1971年从秘鲁移民美国。她父亲是一名会计师，在那之前几年便已来到美国，积累资金，获得绿卡，然后才把妻子和7个孩子带到了Rowland Heights。米切尔自豪地指出，她和兄弟姐妹都成了医生和律师。“我父亲尝过贫穷的滋味，”她说，“我们一家十口人都成了美国公民，但我们用的是正当的方式。你得同情非法移民。他们来到这里，努力工作，并且想要成为美国人。” 米切尔曾是当地联合校董会的主席，她当时明确表露过自己的道德原则。有一次她说：“来到这里，买到护照，这并不是美国梦的全部意义。”她答应带我去看传闻中的一家月子宾馆，我跟着她跑律师业务的粉色汽车上了山。我们停在了一座有水泥墙的房子前面。一位白发七旬老翁在车道上遇见了我们，他的名字叫鲍勃·阿米蒂奇（Bob Armitage）。阿米蒂奇把山下一栋房子指给我们看，房子外面停着4辆汽车。“他们就在那里，”他说，“我管那里叫香港希尔顿酒店。”阿米蒂奇是一名退休警官。从他那片草坪看过去，圣加布里埃尔山的美景令人惊叹。他领着我们穿过街道，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香港希尔顿酒店”。他一路向米切尔抱怨着：“他们不交税，我敢肯定，”他说，“我在这里住了18年。这种情况最初是从哈仙达岗开始的，现在到了这里。你一整天都能看到怀孕的女人。” 一辆奥迪SUV开过来，停在我们身边。司机是一位谢顶的拉美人，40多岁，他说他叫理查德。他指着山下说：“上周我看到6辆车停在那里，一辆停在草坪上。这就是Chino Hills发生的情况。”他说，孕妇大量涌入，不少家庭都只得离开。他说：“我猜不得不离开之前，我在这里住不上10年了。” 尽管常被生育旅客困扰的社区居民们产生了愤怒情绪，长久以来政府该如何应对却一直不甚清晰。毕竟，这些生育旅客拿着合法签证来到这里，并没有违背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但这一问题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联邦官员便致力于运用某些手段加以处置。使馆面签时说谎，也就是签证造假，这是违法联邦法律的行为，正如税收欺诈一样。不少月子宾馆会指导他们的顾客该如何对美国领事馆官员说话，而且根据执法监察，这些宾馆很少交税。 201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国税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对洛杉矶东部的月子宾馆开展了联合调查。Rowland Heights的调查在特别探员杰瑞德·哈拉达（Jared Harada）的监督下进行，调查专门集中在一片建筑群——Pheasant Ridge中。但调查针对的旅馆却不是美兆月子中心，而是星星月子中心，位于皮特和艾莉所在的园区对面。皮特夫妇与孩子在一起。 2014年7月，哈拉达派出了一名内线，这人会说汉语普通话，曾因进店行窃被捕，他假称是来自中国东北某市的一名孕妇的表兄弟。这名内线携带通讯装置来到Pheasant Ridge，花费1600美元预定了顶尖级的“一条龙服务”，其中包括机场接送、住宿、护理和预订费。与此同时，另一名特工人员拿被监听的电话打给宾馆，假称自己是中国孕妇，是一名器械修理工的妻子。哈拉达甚至还装作孕妇，用中文发送电子邮件咨询，他至少用了两个假账号：leiwang1985@hotmail.com和hongywongy@hotmail.com。有一回他无比悲情地声称，他的——也就是那名并不存在的孕妇的——丈夫丢了工作。他让另一位特工人员帮忙浏览准妈妈们的在线论坛，观看星星月子中心发在YouTube上面的视频，其中一个视频里，宾馆老板夸耀着他们的“五星级高尔夫别墅月子房”。从7月到次年2月，包括皮特和艾莉呆在Pheasant Ridge的整个阶段，哈拉达和他的工作组都对停车场进行着定期的监督。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一个与星星月子中心的管理人员相关的停车场上，那里距离皮特和艾莉的房间约有100码的距离。特工们也会关注其他停在那里的车辆，几个有名的孕妇入驻地点也受到监视。他们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查看客人的护照、工作信息和赴美动机，随后，他们可以拿这些信息核对国务院的面签记录。一次停车检查时，一位男性乘客承认，他是车上一名婴儿的父亲，并为特工人员递上了他的名片。据名片显示，他在中国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工作，公司隶属于保险巨头保诚保险。另一位游客则对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他来美国是为了看世界摔跤协会在芝加哥举办的摔跤比赛。2015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通过一项裁决授权搜查3家月子宾馆。想要拦住6万对夫妻，这也许还做得不够，但这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在Pheasant Ridge观光一圈之后，我又见到了皮特、艾莉和他们在月子宾馆的一些新朋友，他们正在小肥羊火锅店吃午饭。有位胖男人老程（音），看起来活像一只气鼓鼓的蛤蟆，他沉默着向我伸出手来。他在一家生产透析装置的工厂工作。他的妻子小江（音）脸颊绯红，已经怀孕6个月了，笑得像个在成人餐桌上吃饭的孩子。桌子远端有位举止优雅、善于言谈的女子，她姓周（音），丈夫已回到中国。一盘盘切成薄片的生牛肉、豆腐和冷冻虾端上桌来，小江问起美国人是否庆祝生日。还没等我说话，她的丈夫就说道：“当然！”老程说：“在超市里，我看到他们买生日卡片，过生日的人从2岁到65岁都有。” 饭后我们回到老程的房间。坐在沙发上，我们都活跃不起来了。倘若这就是月子宾馆的生活，那感觉和淡季旅行也差不多。屋子一角鼓鼓的白色皮制双人座椅上，皮特拿出了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里面有中文写成的价格单，上面列着顺产（2500美元）和剖腹产（5200美元）的费用。他和艾莉正就选择哪家医院争论着。他想去嘉惠尔医院——这似乎是Pheasant Ridge最大众化的选项，而艾莉想去蒙特雷公园医院，她说那里面更暖和。老程向我问起美国一款与透析相关的应用有什么功能，他在平板电脑上下载了这款应用。皮特看我不大舒服，冲进厨房拿来两瓶啤酒。“你喝过这个吗？”他问。他满心欢喜地打开两瓶百威啤酒的瓶盖，说：“这是我的最新爱好。” 第二天早晨，艾莉头一次看了医生。宾馆给了他们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推荐的妇产科医生，讨论了很久，他们选择了黄俊博（音）医生，一位倍受中国妈妈欢迎的美籍台湾人。“你听说过他吗？”艾莉问。“他很有名的。”皮特穿着一件淡黄绿色的夹克衫忙前忙后，一会回几句艾莉的问话，一会替我端来剩下的煎鸡蛋、辣酱油和风干腊肠。他们得快点：工作日里黄医生看病，先到的先看。他们要和周女士、老程和小江一起拼车，皮特过去开门。过了一会电话响了。“回来，”艾莉喊道，“他们叫我们呢！”艾莉坐上了周女士的吉普，皮特和我一辆车。他靠在座位上，拿着一只银灰色的背包。天下着毛毛细雨，洛杉矶的早晨拥堵得格外严重。我们驶入车道，皮特兴奋地朝车窗外那排成一堵墙似的车阵招手。“为什么车里都只有一个人？” 他们这群从Pheasant Ridge出发的人差不多是最早来到医生诊室的。女人们坐下了，男人站着，研究着贴在墙上的许多圣诞贺卡和致谢卡片。一大批照片上面都是怀抱婴儿的黄医生，多年以来，他青春的笑容慢慢变作了坚忍的苦脸。圣诞树悬在服务窗边，窗上装饰着一轴中国画。墙上有个指示牌，写明说这里不能刷信用卡。医生叫了艾莉的中文名。她穿着黑色运动衫、灰色紧身衣和豹纹短上衣，看上去就像一位乔装打扮的小明星。皮特拉开了双肩背包的拉链，二十二十地数着数。 “你有3000美元现金吗？”接待员问。 “我现在有2000美元，”皮特问，“可以吗？” 接待员把钱塞进呼呼作响的点钞机。12名中国孕妇坐在没有窗户的候诊室里。我听到有人在询问我的情况：“那个外国人是谁？” 一个半小时之后，艾莉被叫进了检查室。黄医生让她躺在台子上，问她是否知道胎儿的性别。 “知道，又是个男孩吧？”艾莉说。她希望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又是个男孩。” 艾莉感到失望，和气地皱了皱眉头。黄医生用探测仪在她腹部扫来扫去，指着超声影像说：“这是头，这是睾丸，这是羊水。” 但后来艾莉生气了。在北京，她说，“看病时间很长。房子很大，天花板很高，把胶体涂在你身上之前还会加热。”我问他们还怀念中国的什么东西。他们都说到一种腌制蔬菜——酸菜。到了公寓，艾莉又说：“在美国太寂寞了。这里可做的就只有购物。” 对于批判生育旅行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在法律上也一样。外国人带着钱涌进美国生子，然后带着美国护照回家，这本护照能让他们的孩子进入美国的公立学校学习。不仅如此，这些孩子有公民身份，等到21岁，他们就可以帮助父母和直系亲属同样成为美国公民，这就使得生育旅行意味着整个家庭的移民。和非法移民相比，这部分移民的数量还相当小，但在此前，美国公民身份是全球精英眼中最有声望的东西，可以理解，这样的看法也许就要遭遇挑战。根据联邦修正法案第14条，除去外国外交官的孩子，每个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修正法案的初衷在于对先前的奴隶授予公民身份，1898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黄金德案则将生来就有的公民身份延展到所有人身上。该案件中的黄金德父母都是中国人，他本人在美国出生。由于当时针对中国移民的禁令，他的公民身份遭到了否认。生育旅客若是在面签时说谎则可被控欺诈，但实际上，他们最有可能受到的处罚就是将来申请签证时会被拒签。（去年美国一共向中国公民签发了140万份旅游签证，申请旅游签证的中国公民90%都会通过。）嘉里·霍多洛夫（Gary Chodorow）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移民律师。他曾为因被怀疑面签时说谎而遭美国拒绝入境的中国客户做过代理，他认为政府为阻止生育旅客进行的努力漫无目的，他对此感到惋惜。“实际上他们通常都不会遭到处罚。”他说，“起诉一小部分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 克里科里安（Mark Krikorian）是移民研究中心的执行董事。该中心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制定更加严格的移民法案的智囊团。克里科里安认为，生育旅行玷污了“公民身份的互惠性”。他指出，如果情形发展到最坏，也许就会导致他的儿子被派往海外参与军事行动，作战的目的则是为解救一位与美国几无联系的护照持有者。“现在的问题在于，公民身份是公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他说，“你没有成为社会化的美国人，你不知道7月4日是怎么回事，不看美国电视，不为社会做出贡献。而非法移民的孩子至少还通过社会化成为了美国公民。在这个意义上，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也许还没有生育旅行严重，尽管前者的问题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名叫本村宏（Hiroshi Motomura）的移民法学者认为，生育旅行也可以作为一种筛选过程。他论证说，美国想要有钱财、有远见、有技能的移民者，那还不如要这些孩子的父母。父母们愿意花费数千美元，只是为了加大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国会期待的东西他们全有。”本村宏说，“只是不可否认，他们用了迂回的方法。”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班上有一位持有美国护照的中国台湾学生，这位学生在美国发展得很好。他也听说过不少情况类似的学生，他们都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美国。“我们兴许怀疑这些中国孩子会不会变成美国人，”他说，“但我认为，那些回到这里的孩子都会变成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皮特的朋友韦斯利（Wesley）去年带着妻子来到美国产子，他认为他们这些人应该得到美国人更加热情的欢迎。据他说，这么多人来美国，是因为“我们和那些墨西哥人，还有来自福建的中国人都截然不同。”他说，“我们教育程度高，经验丰富，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多有建树，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 我问皮特和艾莉，像他们这样拼力为孩子买公民身份，是否会觉得不够正当。此时他们显出了近乎挑衅的神情。“我们有两个孩子，”皮特说，“为了他们，我们尽力做好一切。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2015年1月18日，我接到了皮特发来的短信：“本（Ben），晚上7:30，我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体重8.5磅，身高20.5英寸。母子平安。” 一个温暖的早晨，我又一次来到Pheasant Ridge，皮特正忙得晕头转向。曾经整洁的公寓内如今堆着鞋盒、婴儿床、婴儿车和旅行箱，堆了足有6英尺高。他们的新室友是一位来自上海的会计师，她在卧室里来回走着，正给她新生的孩子喂奶。一堆堆盖着薄膜的汤碗和空奶瓶乱糟糟地放在桌面上。“孩子还没醒，”皮特小声说。卧室门内传出微微的啼哭声。过了一会，艾莉穿着长袖的豹纹睡衣，抱着孩子轻轻地走了出来。“他来了，”皮特说，“问叔叔好。” 皮特拿出了护照，用双手捧着，就好像那是一把仪式剑。他们花200美元雇人开车，把他们送到位于全美大道的帕拉杉夏公共图书馆，在那里提交护照申请。照片上，他们新生的美国儿子头枕在床上，眼睛也不看镜头。得再过上好些年，他才能在空白的签名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艾莉于三周前分娩，这就意味着她依旧处在中国人所说的“月子”内。在中国，产后的限制非常严格。中国人普遍相信，产后若是没能好好休息，那就会导致身体不好，患上慢性疾病。人们认为坐月子的女人连微风也得躲着，穿厚袜子，戒绝性行为，不能上网，不能洗头发。在北京生下长子熊熊之后，家人不让艾莉读书，她只能听着皮特在另一个房间里看电视。但在美国，她惊人地毫不在乎。剖腹产后一个星期她便开始洗澡，白天看《甄嬛传》——这是一部肥皂剧，演的是清宫内一名野心勃勃的皇妃施展阴谋的故事。很快，她和皮特离开公寓外出购物去了。 “最重要的一点，”她说起坐月子的事，“那就是保暖，别吹风。”我的眼睛移向敞开的阳台门，那里距离我们坐的地方才几英尺远。她轻蔑地摆了摆手。“有些规矩实在叫人不方便，”她说，“不论如何，那都是些老规矩。” 杨氏夫妇于两天之后飞回了北京，正好赶上中国农历新年。他们住在北京一片公寓区的高楼里，我和妻子到他们小小的公寓中拜访了他们。艾莉的父母在包饺子，婴儿则睡在床上。艾莉已经在讨论返回美国的事情。“看看中国的东西有多贵，”她说着，把一张瑞士莲糖果的照片塞给我们看，“一包巧克力要100元（约16美元）。我要疯了！”他们计划搬家，不过艾莉坚决主张不买贵的家具，“因为我们说不定很快就要回去了。” 为和Pheasant Ridge的同伴维持良好的关系，皮特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名叫“美国宝宝的爸爸”，邀请了中国各地的80人加入。这些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只是相识，还有的是朋友的朋友。他们都曾经带着妻子赴美生子，或是正打算这么做。第一次发送消息时，他这样描述建群的目的：“为有过美国生活经历的爸爸们提供一个开拓机遇的平台”。这个群的成员短时间内就超过了100人。在他的微信群里，皮特指着名字祝贺新生儿的诞生，还分享一些激励人心的文章，比如“你的朋友圈何以意味着一切”。别的父亲则在群里发起投票：“兄弟们，你们的妻子回国之后奶量有没有变少？”这也是个互诉同情的平台。但皮特和艾莉，还有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中国夫妻要如何构筑起两个国家之间的生活，这还远未明了。从现在算起，他的美国儿子还有21年才能帮他移民，在此之前，他的移民方式只有几种。其中之一是受雇于一家美国公司，然后取得绿卡——这不大可能，因为他英语不好。另一个是通过EB-5项目为一家美国企业投资50万美元——大约是他们为儿子取得护照时花费的15倍，每年约有1万名外国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公民身份，他们每人至少要在美国创造10个就业机会。无论怎样，皮特和艾莉的儿子也许最终根本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在现行规则之下，等他长到18岁，他就必须做出抉择：是继续保留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皮特和艾莉离开两周以后，数十名国土安全局和其他机构的官员从Pheasant Ridge西侧的大门进入园区，他们得到授权，搜查11个房间。在一间房内，一个姓黄（音）的女人穿着睡衣打开了房门，她还以为是星星月子中心的员工过来送吃的，或者是通知她有包裹。她的母亲和3周大的婴儿睡在里面。来人是3名身着制服的男子，还有一位中文女译员。译员一再保证黄女士并未被捕，可她依然十分害怕，她担心他们会把她驱逐出境，还会拿走孩子的社保卡。 “你来美国是不是为了生孩子？”一位官员问。他要看月子宾馆、妇产科医生和医院的收据。黄女士承认她曾申请过福利——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WIC）。按照黄女士的说法，这名官员变得严厉起来，“那是为公民提供的，不是为外国人，”他说，“谁告诉你可以这么做？” “月子宾馆说的。”黄女士答道。官员们说，她们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他们，然后就离开了。无论黄女士有多害怕，Pheasant Ridge还是很快恢复了平静。在建筑群的东面，也就是皮特和艾莉住过的地方，生活一切如常。在搜查期间，生育旅客们，包括老程、小江和周女士都香甜地睡着，平静地呆满了他们的停留期。他们在网上购物，去超市，驾车出游，吃烤肉，心满意足地把新烤的汉堡包发到微信上。突袭之后5个月内，Pheasant Ridge里的生育旅客无人被捕。另一家月子宾馆有10个人被控签证造假，但他们都已经回到了中国。国土安全局说，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最后一次在美国见到皮特时，我们一道去Peter F. Schabarum公园散步，他经常在那里锻炼。大地和丘陵都覆盖着绵软的绿草，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皮特告诉我，如果他们还有机会搬回来，他想住在这样一座公园边上，那样他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里跑步。他冲旁边3个蹦蹦跳跳的女孩点点头。“就和她们一样，”他说，“不用担心被车撞，也不会被坏人拐走。” 我不想叫他扫兴，因此我决定不向他指出，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交通事故，也有坏人——更不用说奸猾的商人、卑鄙的政客和劣质的学校。皮特脑中对美国充满梦幻，他正在构想他的新企业——建立一家出租车公司，或者是房地产公司，也有可能自己开一家合法的、光明正大的月子宾馆。他乐于发现更大、更美的地方，如今他正想象着未来，那时候，他的孩子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自己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他花了35000美元，倘若他能看到美好未来的幻影，也许这就足够了。离开公园，我们试着猜测街上遇到的行人哪些是在中国长大的，哪些又是在美国长大的。有的直着走，收着手肘，压着步子，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走法。有的摇来晃去，深得典型美式阔步之神韵。皮特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模仿这大摇大摆的步伐。“再过10年，”他咧嘴笑着说，“说不定我也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