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一名律师在处理一起祖母遗产纠纷案件中向客户收取了42.5万加元费用，但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定，应将账单削减至6万加元。 Sea to Sky 律师事务所的唯一律师Andrew Liggett被命令在费用审查后大幅减费，同时还需承担客户在《法律职业法》听证会中产生的法律费用，该听证持续五天。 高额计费 Liggett最终向客户Michael Arnaldi及其妹妹合计收取629小时服务费，按每小时395加元计算，并额外收取78小时法律助理费用（每小时125加元）。案件涉及其祖母遗产分配争议。   法院指出，该遗产纠纷在亲属之间关系紧张（“充满对立”），但最终在调解后达成和解，并未进入庭审。   Arnaldi在支付3.5万加元预付金后，被要求承担总计约39万加元账单，该金额占140万加元遗产的三分之一以上。 法院认定收费“过高且站不住脚” 案件由法院登记官Meg Gaily审理。Arnaldi随后申请将费用降至7万加元。 Liggett则辩称，其收费符合复杂遗产案件的合理标准。 但法院认定，该费用“过高”且“站不住脚”，必须大幅削减，并认为6万加元才是“与实际服务相符的合理费用”。   法院：案件并不复杂，存在“无效计费” Arnaldi在2023年8月祖母去世后聘请Liggett，最初是为了帮助他从太平间领回祖母的遗体，因为其母亲反对在尸检前放行遗体。 随后，该律师介入遗嘱争议：家族对2022年遗嘱（偏向孙辈）与旧版本遗嘱（偏向子女）产生冲突。 但法院指出，案件事实并“不特别复杂、困难或新颖”。 被指“按时间堆费用”，甚至包含不当计费 法院认为，在约3.5万加元预付款期间，律师“在不必要或无成效的工作上持续计费”。 部分费用显示，在短短数月内收费已超过10万加元，但其中仅有两次法庭出庭，且每次不足半天。 甚至有记录显示，一次仅因休庭结束的出庭，被计费6.5小时。 法院还指出，部分账单涉及律师助理用于研究基础法律程序与表格的时间，但“法律培训成本不应转嫁给客户”。 利息收费与纪律记录引发关注 法院文件显示，Liggett对未结账款收取每月3%复利，相当于年化超过42%，高于合法贷款利率上限（约35%）。 法官指出该利率“已超过刑事违法水平”，律师随后表示已调整收费以符合规定。 此外，卑诗省律师协会此前曾对Liggett的账务行为进行过纪律处分，并限制其在无监督情况下管理信托账户。 法院认为这一背景也是评估其账单合理性的重要因素。 法院最终裁定：原收费严重不合理，应降至6万加元，并由律师承担相关法律费用。案件仍然强调了律师收费透明度与合理性在遗产纠纷中的重要性。

判决刚刚出来。发生在意大利米兰的一起致命案件，在沉寂了一年多后，终于有了结果，两名华人男子，分别被判17年监禁。而在庭审中，检方原本的量刑建议，是14年。这一判决，也引发华人社区热议。把时间往回推，这起案件发生在2024年10月17日凌晨。地点是在米兰Viale Giovanni da Cermenate的一家华人经营的酒吧。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当时37岁的男子Eros Di Ronza与同伙骑摩托车来到这里，用工具撬开卷帘门，准备盗取现金和店内的刮刮乐彩票。警报触发后，楼上的两名华人男子很快下楼，与小偷发生冲突。最初的过程，其实还可以被理解为制止盗窃，但事情很快失控。监控画面显示，男子在店内被发现后，正试图从被撬开的卷帘门下方离开。他在地面上向后移动，试图脱离现场，但在这一过程中遭到攻击。随后，他起身逃离，冲突从店门口延伸至二十米外的街道。接下来发生的，是案件中最关键的一段。根据检方披露的法医结果，死者身上共有至少36处伤口，均由剪刀造成，分布在颈部、躯干以及四肢多个部位。媒体报道中提到，在男子已经倒地的情况下，攻击仍在继续。英文报道曾用一句话描述这一状态：“even when he was already on the ground dying”。现场记录还显示，两名涉案人员在整个过程中未受伤。警方认定，受害人当时并未对两人形成持续攻击行为。案发后，其中一人曾拨打紧急电话报警，表示“已经把小偷打了，对方情况很严重”，请求救护车到场。另有记录显示，有人曾离开现场返回住所，将身上的衣物浸入水中。在庭审中，检方态度明确表示：这已经不是正当防卫，而是带有明显过度行为的故意杀人。当对方已经无法构成现实威胁时，继续施加致命暴力，就不再属于“防卫”，而是新的犯罪行为。因此，检方提出对两人各判14年。但法院最终的判断更为严厉。虽然没有采纳“残忍加重情节”，但也没有接受正当防卫的说法，而是认定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完整的杀人犯罪，并在综合情节后，将刑期提高到了17年。这个案子在华人社区引发关注，近年来米兰治安持续恶化，小偷抢劫已经成为了商家作为头疼的事件。在很多人直觉里，“小偷入室被打死”似乎很容易被理解为“活该”或“防卫过当”。但从法律角度来看，一旦对方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继续攻击的每一下，都可能被单独认定为犯罪行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这起案件还只是“一审判决”，后续是否会上诉、是否会改判，还需要继续关注。

据 National Post 2026 年 5 月 2 日报道，一名男子的难民申请已被加拿大拒绝。 他曾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在美国因身份盗窃和伪造被定罪。加拿大移民部门去年 11 月下令遣返他至洪都拉斯。但他日前获得联邦法院批准，暂缓执行该命令。 该男子在近期联邦法院判决中仅以 FGH 缩写身份出现，判决指出，“他曾作为线人向执法部门举报 MS-13 黑帮成员，以换取美国方面推迟将其遣返。”   判决书还称，这名难民在充当线人约三个月后，MS-13 黑帮成员似乎察觉到他与执法部门合作。当他拒绝继续担任线人时，于 2017 年被捕并被美方遣返回洪都拉斯。   联邦法院 4 月 28 日在温哥华发布的裁决显示，FGH 于 2020 年 11 月通过非正规途径入境加拿大。他于 2021 年 4 月递交难民保护申请，案件被转交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但因被认定涉及严重刑事犯罪，申请随即被中止。 FGH 在法庭作证称，若被迫返回洪都拉斯，可能遭遇“无法弥补的伤害”。 判决书指出，“自 2017 年 1 月被美方遣返洪都拉斯后，FGH 曾接到来自美国和洪都拉斯的匿名威胁电话，对方称知道他的身份，并指控他‘通过协助当局监视他们’。”2017 年 3 月，FGH 在洪都拉斯遭持枪分子驾车尾随，导致严重车祸。此后，他藏匿约四个月，随后逃往美国。 据称为 Mara Salvatrucha (MS-13) 黑帮成员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萨尔瓦多 Tecoluca 通过视频出席远程法庭听证会。摄影：MARVIN RECINOS/AFP，Getty Images 提供 2017 年 5 月，FGH 试图再次入境美国时被查获，并被美方再次遣返洪都拉斯。 判决书称，“他此后在不同地点生活，之后逃往以色列，再到西班牙。但在当地无法获得合法工作机会和稳定生活，最终于 2019 年底返回洪都拉斯。2020 年夏天，他经美国辗转来到加拿大。” 根据联邦法院裁决，“洪都拉斯黑帮对被其视为威胁或未服从其要求的人实施威胁和暴力，包括谋杀。被针对者包括：‘被认为与安全部门合作的人，如线人、证人，以及被认为泄露信息的现任和前帮派成员。’” 判决还指出，黑帮能通过其犯罪网络追踪目标。 “据报道，更容易被追踪的人群包括：被帮派认为背叛者、掌握帮派重要信息者，以及前帮派成员。这些人的家庭成员也可能被追踪。”裁决称，“如果某人有充分理由担心受有组织犯罪团伙迫害或严重伤害，通常难以从国家获得保护。” FGH 的姐姐向法院提交证据，称其前夫在首次遭到黑帮威胁五年多后被杀，说明时间推移和规避行动未必能降低风险。 去年 12 月，FGH 提交了遣返前风险评估（PRRA）申请，这是他留在加拿大的最后努力。今年 2 月，一名高级移民官员拒绝了他的申请，认定“没有证据显示 MS-13 自 2017 年后曾试图寻找或伤害他”。 同一官员还认为，“没有客观证据表明 MS-13 已知他曾担任线人或仍对其感兴趣。该官员指出，申请人在被美方遣返后曾在洪都拉斯居住，但没有证据显示其期间遭遇伤害或威胁。官员还认为，申请人提出的是普遍风险而非个人化风险，且未能推翻洪都拉斯国家有足够保护的推定。” 判决指出，FGH 于 4 月 7 日申请暂缓遣返，但一周后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内部执法官拒绝。 随后，FGH 向联邦法院法官申请，在对其 PRRA 负面决定进行司法复审期间暂缓其遣返洪都拉斯。 法官 Simon Fothergill 写道：“我认定，申请人已以明确且令人信服的非推测性证据证明，若返回洪都拉斯将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 法官还表示，FGH 指出其刑事定罪均为十多年前为躲避在美身份查验而犯下的非暴力罪行。 “自抵加以来，他一直遵守加拿大法律，近期已提出刑事康复申请。他还与一名加拿大公民结婚，希望未来获得永久居民担保。” FGH 的律师请求因其在加申请保护的理由，将其姓名匿名化。Fothergill 法官表示，移民部长 Lena Diab 并未反对该请求。 Fothergill 法官说：“我认定，匿名令是必要且合适的，以防止‘高于一般不便或尴尬的风险’。” 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介绍，MS-13（又称 La Mara Salvatrucha）是跨国犯罪组织，主要活跃于萨尔瓦多，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美国也有重要影响力。在萨尔瓦多，MS-13 已从街头帮派演变为集犯罪、经济、军事、政治于一体的势力。该组织曾大规模、有针对性地杀害执法和其他国家官员；对平民进行无差别杀戮；通过暴力关闭或控制关键公共服务；为成员设立军事化训练营；并获取军用武器以通过恐吓手段强制推行其意志。

卑诗省一名房东在驱逐房客后，搬回自己的柏文居住，然后飞往中国照顾生病的父亲。法官裁定，她在卑诗住宅租务处(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简称RTB)的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卑诗最高法院法官威尔金森(Sandra Wilkinson)于4月14日对此案作出裁决，但该裁决于周五在网上公布。 据CTV报道，宫崎美雪(Miyuki Shiino，译音)拥有位于北温蒙特罗尔大道(Montroyal Boulevard)的房产。奈恩(Mike Nairne)及雷恩(Sujin Wren)从2021年8月起租住于此，直至2024年6月被宫崎美雪停租。 停租的目的是为了“收回房屋自住”，宫崎美雪告诉法庭，她于2024年8月搬进了这间柏文。 威尔金森的裁决如此写道，然而，到了同年10月，她得知身在中国的88岁父亲“胸主动脉瘤破裂，并接受了大型血管手术”。 接下来的5个月，宫崎在中国度过，直到2025年4月父亲病情好转后才返回北温。 2025年6月，奈恩及雷恩向卑诗住宅租务处提交了争议解决通知，要求就房东不当驱逐租户的行为获得赔偿。 在卑诗省，如果房东或其近亲打算搬进出租房屋，房东可以驱逐长期租户。但是，《住宅租赁法》对这类驱逐行为施加了一些限制。 房东必须秉持诚信原则，在租户搬离后合理时间内完成驱逐的既定目的，并至少继续将该房屋用于该目的6个月。 房东如恶意驱逐，其驱逐通知可能会被撤销；而未能按时入住或居住满规定期限的房东，可能会被责令向前租户支付相当于12个月租金的赔偿金。 宫崎的案例就是如此。审理其租户案件的RTB仲裁员认定她未在该房屋居住满6个月，并命令她向奈恩及雷恩支付45,156元。 宫崎请求重新审议，理由是RTB仲裁员未能考虑其父亲患病的特殊情况。RTB在重新审议后仍维持原判，宫崎遂向卑诗最高法院提起司法审查，威尔金森法官也因此介入此案。 法官认定RTB仲裁员在听证会上未能确保程序公正。 “仲裁员在裁决中错误地声称房东没有提供翻译，并且错误地声称房东未能解释其长期缺席的原因。”威尔金森法官的裁决书写道。 “仲裁员未能考虑房东的所有证据，包括其翻译后提交的书面证据以及她在听证会上的口头证词。忽略这些重要证据，尤其是在这些证据直接涉及情有可原的情况和居住情况时，构成可复审的错误。” 虽然双方对宫崎未在房产居住满6个月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法律规定，在存在情有可原的情况时，此项居住要求可以例外。 尽管宫崎在听证会上自行代理并依赖翻译，但根据裁决，RTB仲裁员并未询问她前往中国的行程，也未向她解释有关情有可原情况的规定。 “此外，仲裁员在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驳回了相关的医疗证据，进一步损害了程序的公正性。”裁决书写道。 威尔金森法官认为，RTB的裁决和复审裁决均应撤销，但她并未以自己的裁决取代仲裁员的裁决。相反，她将案件发回RTB，要求其根据双方已提交的证据进行复审。 (图：星岛)

卑诗最高法院表示，由于人手和设施不足，一些刑事审讯可能要重新安排地点或延期，甚至将部分被覊押的人释放。 由于一些覊押场所距离法院路程太远，法警有时甚至动用包机接载被告上庭，但仍未能完全解决问题。 卑诗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在法院官网上发布公告称，一直以来，如果即日从惩教中心押送被告来回法庭的安排有困难，多会由法院所在地附近的警察局，代为负责被告在受审期间的覊押工作。 然而，从去年起，皇家骑警和其他执法机构无法再提供充足的人员和设施，来覊押这些候审人士；加上在一些较小的市镇，当地的法院也没有附设在审判期间暂时扣押的设施，令一直沿用的做法必须改变。 公告还指出，法院的法警已经着手解决问题，通常是用包机即日将受审者从审前拘留所押送到法院。 公告称，省府和警方一直在努力寻求解决办法，但目前仍未知何时才能找到可行的“长远解决方案”。 霍姆斯称，如果无法安排审讯按计划进行，部分审讯可能需要改期或重新安排地点，又或者可能要将被覊押者释放。 她表示，卑诗省有11个内陆和西北部的市镇或地区正受到相关问题影响。 图：BCGEU资料图片  

多伦多警方表示，经过数月对“幽灵枪”制造和贩运的调查，已经逮捕了一名 28 岁男子，并查获数十件违禁枪支部件、3D 打印武器，以及可用于制造无法追踪枪支的数字文件。 本案是“Project Cluster”行动的一部分，该项目自 2025 年底启动。这也是多伦多警方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私人制造枪支案件之一，并涉及一项针对持有用于制造非法枪支的计算机数据的新刑法罪名。 警方称，调查始于 2025 年 11 月。当时，皇家骑警（RCMP）发现有人在枪支相关网站上发布可疑广告，这些广告似乎在出售常用于组装私人制造枪支的部件，并将情况通报给多伦多方面。 “这些枪支和传统手枪的功能完全一样。”多伦多警方枪支与帮派联合专案组警司 Steve Matthews 说。 调查人员确认卖家为多伦多 28 岁男子 Brian Narciso，并在安省检察署协助下制定了“全面调查计划”。 Matthews 补充说：“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他是单独作案，但我们仍在搜集证据，调查他是否与更大团伙有关。” 2025 年 12 月 9 日，警方在 Narciso 的住所及相关车辆执行搜查令，查获已组装完成的枪支（包括 3D 打印手枪）、可组装 24 支违禁枪支的部件、3D 打印机、数字存储设备和计算机系统、移动设备以及涉嫌犯罪所得。 Matthews 表示，2025 年 6 月 28 日至 10 月 29 日期间，北约克 Lawrence Avenue West 和 Caledonia Road 一带共报告 6 起枪击事件。 警方称，Narciso 多次前往偏僻地点试枪，现场留下 100 多枚弹壳和未使用子弹。其中一发子弹曾射入附近住宅。 “这不是理论上的担忧，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社区的枪支。”Matthews 说。 警方还称，Narciso 曾出售一套 3D 打印手枪核心部件（定义枪支的关键部分）及组装所需配件。 法证检测将多起案件与同一把武器关联起来。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Project Cluster 行动中查获的两把 9 毫米 3D 打印手枪，与 2025 年 10 月发生的三起枪击案有法证关联。 Narciso 面临多项指控，包括贩运枪支及持有用于制造枪支的数据（刑法新罪名第 102.1 条）。 被告已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出庭。

在中国开个黄色玩笑，或者办公室里对女同事拍拍肩膀，这些在中国人们习以为常的举动，在加拿大可能就有大麻烦了。 在加拿大生活、学习或工作的华人群体，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挑战：同样的行为，在中国和加拿大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有些在国内被视为“问题不大”或“可以通融”的做法，在加拿大却可能直接触及刑事边界。如果缺乏这种差异意识，很容易在无意中“踩坑”。 从法律体系的逻辑来看，加拿大以 Criminal Code of Canada 为核心，更强调对行为本身的规范和提前干预。也就是说，只要行为触及人身安全、诚信或公共秩序，即便后果尚未扩大，也可能被认定为刑事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律实践更偏向结果导向，很多行为在未造成严重后果前，通常先通过行政或治安手段处理。这种差异，决定了在加拿大“入刑门槛更低”，但处理更分层；而在中国，“入刑更谨慎”，但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处罚往往更集中。 在具体生活中，这种差异最直观地体现在一些高频场景。 首先是酒驾。 在加拿大，Impaired Driving属于刑事犯罪，只要检测结果超标，就可能留下犯罪记录。很多人误以为“喝一点没关系”或“隔一晚就没事”，但实际执法非常严格。而在中国，虽然醉驾同样入刑，但会区分酒驾与醉驾，处理方式更有层级。换句话说，在加拿大，法律介入更早，不需要等到严重后果发生。 其次是资金往来中的风险。 一些留学生或新移民出于帮忙心理，代收或转账资金，甚至收取小额“好处费”。在加拿大，这类行为如果涉及不明资金来源，可能被认定为参与欺诈或处理犯罪所得。即使当事人主观上没有恶意，也可能被追究责任。中国近年来对电信诈骗打击力度极大，类似行为一旦被认定参与诈骗链条，处罚往往更重。两者的差异在于，加拿大更强调“参与行为本身”，中国更强调“整体犯罪链条”。 第三是求职中的诚信问题。 在加拿大，简历造假、虚构工作经验或伪造推荐人，一旦涉及雇佣关系或经济利益，就可能构成欺诈。这不仅影响求职结果，还可能对未来的移民申请产生负面影响。在中国，这类行为多被视为信用或劳动纠纷问题，较少直接进入刑事领域。因此，一些在国内常见的“包装经历”，在加拿大风险明显更高。 第四是日常冲突中的行为边界。 在加拿大，轻微的推搡、拉扯，都可能被认定为Assault（袭击）。一旦报警，警方通常必须介入，甚至可能当场采取拘留措施，并附带禁止接触的命令。即便双方事后和解，也不一定能轻易撤案。而在中国，类似行为通常属于治安管理范畴，只有造成明显伤害时才会上升为刑事案件。这反映出加拿大更强调对人身安全的前置保护。 第五是网络行为。 在加拿大，持续骚扰、频繁发送信息、跟踪或威胁他人，可能构成刑事骚扰（Criminal Harassment）。法律不仅关注身体伤害，也重视心理安全。在中国，大多数类似行为仍属于行政处罚范围，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可能入刑。因此，一些被认为只是“情绪表达”的行为，在加拿大可能已经越界。 在毒品政策上，两国差异更为明显。 加拿大在大麻使用上采取一定程度的合法化，但对贩卖和生产仍严格限制；中国则对毒品实行零容忍原则，任何相关行为都可能面临严厉处罚。税务方面，两国较为接近，通常先以补税和罚款为主，但严重情况下都可能升级为刑事责任。 综合这些差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加拿大，很多“看起来不严重”的行为更容易被纳入刑事范畴；而在中国，入刑门槛较高，但一旦入刑，处罚更集中、力度更大。 对于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来说，最需要调整的不是具体做法，而是判断标准。很多风险并非来自故意违法，而是沿用了原有环境中的习惯。例如，帮朋友处理资金、在简历中“适度优化”经历，或在争执中出现轻微肢体接触，这些行为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性质可能完全不同。 一个简单但实用的判断方法是：如果一件事不适合被雇主、银行或政府公开了解，那么它很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在一个强调透明与合规的环境中，“是否可以被解释清楚”本身就是重要的边界。 适应规则差异，是跨文化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相比依赖经验或侥幸心理，更清晰地理解法律逻辑，在规则内行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也为长期发展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16岁少女夏普悬案44年，警方靠Podcast线索与DNA技术逮捕4嫌。（图／123RF） Podcast helps Louisiana police arrest 4 suspects in decades-old murder of teen girl Roxanne Sharp https://t.co/I6bKL1bktj pic.twitter.com/fhbCqV1Gny — New York Post (@nypost) April 25, 2026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破案传奇。1982年，年仅16岁的少女夏普（Roxanne Sharp）惨遭性侵杀害，遗体被弃置于树林中，这起命案尘封了长达44年，直到近日警方透过一档“犯罪实录”Podcast（播客）获得关键线索，结合现代DNA技术，成功逮捕4名现年60多岁的嫌犯。森林里的噩梦！16岁少女遭性侵弃尸回溯1982年2月12日，夏普的遗体在科文顿（Covington）一处林地被发现。当时调查显示，她生前曾遭残忍性侵并被杀害。然而，由于现场缺乏物证，加上当时社会笼罩在“恐惧文化”下，民众合作意愿极低，导致侦查陷入死胡同。当地警长法雷尔（Michael Ferrell）直言，“冷案不会自己终结，它们能侦破，是因为有人年复一年拒绝放弃。”Podcast点火！“恐惧文化”降温后线索涌入转机出现在2025年初，当地媒体与警方合作推出Podcast节目《谁杀了夏普？》（Who Killed Roxanne Sharp?）并设立线索专线。随着时间流逝，当年的恐惧感已逐渐淡化，节目播出后吸引大量曾认识夏普的民众联系警方，甚至有新的证人出面指证。警方同时重启DNA鉴定，利用最新的科技重新检验当年留下的微量证据。 Covington police arrest four men in connection with murder of Roxanne Sharp | Click on the image to read the full story https://t.co/6j6kIXk6FS — wdsu (@wdsu) April 25, 2026 4恶狼落网！2嫌早已因他案服刑中警方于周五宣布逮捕4名现年64岁的男子：泰勒（Perry Wayne Taylor）、史佩尔（Darrell Dean Spell）、库柏（Carlos Cooper）及小威廉斯（Billy Williams Jr.）。其中，泰勒与库柏早已因其他案件在监服刑，史佩尔则在俄亥俄州被捕，等待引渡。这4名嫌犯均被控加重强暴与二级谋杀罪，一旦罪名成立，将面临终身监禁。地检署官员表示，这项成果证明了“执着、协作与科技进步”能让正义抵达。夏普的家属也发表声明，感谢各界努力，让家人在等待近半世纪后，终于能获得疗愈与了结。

  在 AI（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阴暗面。   莎兰·考尔（Sharan Kaur）曾担任前联邦财政部长莫诺（Bill Morneau）的副幕僚长，现任 Navigator 公司负责人。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女性，她早已习惯了网络上的喧嚣与恶意：收件箱里充斥着关于种族、政治、外貌甚至性别的谩骂......她学会了拉黑、静音，并以一身“钢筋铁骨”在政坛立足。   然而，近日的一段经历却彻底击碎了她的防御：她收到了一段利用 AI 高清深度伪造生成的、极具性暗示的视频。视频中的主角，正是她自己。     数字暴行：当你的身体不再属于你自己   “这不再仅仅是键盘侠的喷子评论。这是一次捏造的、高清的侵犯，”莎兰·考尔在自述中悲愤地写道，“这是对我身体图像的操纵和扭曲，将我置于一个我从未参与过的场景中。这是一场数字攻击，是对个人代理权的窃取。”   在这种侵犯面前，即便是职业生涯一直以文字为武器的考尔也感到词穷。她指出，制作一个 AI 换脸视频并非无意之举，而是一连串蓄意的伤害：犯罪者必须搜寻她的照片，上传到没有监管的 AI 工具，输入露骨的性描写词汇，最后进行分发。   目前，联邦政府已宣布计划通过《C-16法案》（即《保护受害者法案》，Protecting Victims Act）将制作和传播非自愿性 AI 深伪内容定为刑事犯罪。然而，考尔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加拿大的法律进化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   法律漏洞：安省法官判“AI 裸照”不构成犯罪？   考尔指出，加拿大现有的法律景观令人绝望。虽然《刑法》第 162.1 条规定散布私人亲密图像违法，但法律对“亲密图像”的定义仅限于“真人的视觉记录”。   就在 2025 年 11 月，安省法官在“卡普尔案”（R. v. Kapoor）中做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裁决：一名男子散布其妻子的 AI 生成裸照，法官虽然斥责这种行为“道德上令人反感”、“极其卑鄙”，但最终判定其不构成犯罪。   “不是犯罪。”考尔强调，法律上的这个漏洞让犯罪者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仅仅因为那是“模拟”的而非“真实”的。   目前，安省等大省仍依赖过时的民事手段进行索赔或申请删除令。虽然曼省、魁省已经更新了法律，卑诗省也通过了包含“真实或伪造”内容的《亲密图像保护法》，但在考尔看来，这些都只是破旧系统上的补丁，而非真正的刑事问责。     触目惊心的数据：女性对司法系统信心几乎为零   考尔在文中引用了一组令人心碎的官方数据，揭示了加拿大女性在暴力犯罪面前的无力感： 在加拿大，仅有 6% 的性侵案会报案，是漏报率最高的暴力犯罪。 在报案的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会提起指控。 最终，只有不到 1% 的针对女性的性侵案能成功定罪。   司法部（Justice Canada）的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性侵幸存者对警察、法庭和整个刑事司法系统完全没有信心。   “当我过去举报骚扰时，收到的往往是冷漠、精疲力竭的官僚障碍，甚至有人建议我‘直接注销账号’，”考尔写道，“这仿佛在说，解决被针对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渺小、更安静。”   她呼吁，加拿大必须采取激进的、明确的法律改革，不仅是分发，制作非自愿深伪内容也应入罪，甚至应该考虑强制性最低刑期。同时，必须对执法部门进行重新培训，不再让技术问题成为性别暴力的遮羞布。    

卑诗上诉法院驳回了一项要求买家赔偿43万元的诉讼，重申此前“缺席判决”的结果无效。　 该判决与大温地区一宗告吹的物业买卖有关，上诉庭维持原审裁决，认定买方对诉讼并不知情，因此早前在其缺席下作出的判决结果无效。 在上月12日公布的裁决中，卑诗最高法院三名法官的会审结果，裁定维持去年的原判，允许被告王李莉敏(Li Min Wang，译音)对卖方因她未能完成一项物业交易而要求赔偿提出挑战。   该物业占地3.4英亩，位于大温地区高贵林附近的安莫尔(Anmore)。   根据讼诉文件，原告认为原审在作出撤销“缺席判决”结果的裁决时，犯了法律和事实上的错误。 根据法庭记录，卖方指控王违反了以158万元购买物业的协议，交易告吹后，该物业其后以115万元的价格售予另一买家，差价43万元，原告入禀索偿这笔款项。 由于王未对有关诉讼作出回应，卖方于2023年10月获得法院准许进行“缺席判决”(default judgment，又称“欠动判决”)，判决结果被发送到王位于本拿比某柏文的登记地址。 原告随即申请正式评估损失。2024年10月，法官下令向王送达损害赔偿申索书，相关文件张贴于其住所所在的柏文大楼大堂门上，并以邮寄方式送达副本，同时以电邮发送电子版本，相关资料也发送到与王有联系的电话号码。 王未有出席聆讯，法院于2024年11月8日对原告的损失金额进行了评估，判决被告须向原告支付43万元赔偿，外加近2.8万元利息及约8,100元律师费。法院还命令被告，将先前因交易失败而获退还得的2万元订金返还给原告，原告此前已收到7.5万元订金中的5.5万。 然而，王女士其后申请撤销赔偿和欠动判决结果，她声称从未收到有关诉讼的通知。 王在提交给法院的誓章中表示，她于2023年5月返中国照顾中风的母亲，当时她的父亲也在住院。除了2024年曾一次短暂回来加拿大外，她基本上一直身处海外，直到2025年1月。 王声称在此期间，她停用了加拿大的电话号码，没有查看信箱，并且由于网络限制，在中国期间无法收取或阅读某些电子邮件帐户，而她在本拿比的柏文已租出，因此不知道有法律文件被寄送或送达。 王女士告诉法庭，她在2025年1月返回加拿大时，查看电邮才得知自己被起诉，随即委托一名会说普通话的律师申请撤销判决结果。 卑诗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接受了她的解释，裁定她并非故意不回应诉讼，撤销了缺席判决中的损害赔偿评估。 原告不服上诉，但上诉法院认定原审的裁决并无法律错误，并合理地认定王女士并非故意无视诉讼程序，据此驳回上诉，同时确认王女士现在仍然有权为相关索偿提出抗辩。

据《多伦多星报》4 月 10 日报道，多伦多一宗老人护理纠纷引发社会关注：73 岁女儿 Eva Samonas 因母亲 Vasiliki Atanasovski 在家中摔倒卧地多日致死，被控刑事疏忽致死罪名。案件目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围绕家庭照护责任、老年人自决与社会支持的伦理讨论愈演愈烈。 案件发生在东约克 Broadview Ave 附近。2024 年 1 月 7 日，96 岁的 Atanasovski 因长期卧地导致严重感染，最终器官衰竭身亡。庭审中，检察官 Christine Jenkins 指控 Samonas 未尽“法律照护义务”，让母亲长时间躺在地板上，致生命受到“明显威胁”。她表示：“她实际上掌控着母亲的生活，对母亲的决定负有责任。让母亲长时间卧地，显然危及生命。” 警方到场时，老人已连续两晚三天瘫倒家中，身下为尿液和粪便。Samonas 辩称，由于母亲腿卡在茶几下，自己无法为其更换尿布，只能用垫子暂时安置。她还表示，母亲患有失智症，生活无法自理且拒绝洗澡，家中环境长期堆积杂物。Samonas 自 2022 年起独自照顾母亲，随着母亲病情恶化，护理难度不断增加。 图源：Ontario Superior Court 面对法官 Jane Kelly，Samonas 强调自己并非有意怠慢母亲，而是担心贸然送医会让母亲情绪失控。她说：“我爱妈妈，怎么可能疏忽？”她解释，母亲一直害怕进医院，坚决要求“让我一个人呆着”，并多次拒绝救护服务。 Samonas 还讲述了作为主要照护者的艰辛。母亲曾多次将她反锁在门外，甚至用棍子打她。她本人患有偏头痛，案发前一夜也未能休息。她还表示，自己无力独自抬起母亲，邻居和亲戚也因担心伤到老人不敢帮忙。虽然哥哥建议她报警，但实际行动全靠她一人承担。 法庭上，代表 Samonas 的法律顾问 Aaron Wine 指出，Samonas 从小生活在堆满杂物、环境恶劣的家庭，长期处于身不由己的状态。他强调，Samonas 并没有故意让母亲处于危险，且家中环境问题并非检方起诉核心。他还反驳检方关于褥疮的指控，称伤口并不容易被发现，连急救人员也是翻身后才察觉。 案件尚未宣判，法官预计将于 5 月 25 日作出裁决。这起案件不仅是法律责任的判定，更让社会反思老龄化家庭中，照护压力、伦理困境与制度支持的缺失。

卑诗省一对夫妇声称邻居的树木对其构成安全隐患，损坏了他们的房屋，并造成持续的滋扰，影响日常生活，向民事审裁处提出4,500元赔偿请求，结果败诉。 根据卑诗民事审裁处(BC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周四发布的判决书内容，李氏夫妇(Jane及Wayne Lee，译音)要求审裁庭勒令邻居斯皮尔斯夫妇(Andrew及Catherine Speirs)赔偿和修葺大树。 斯皮尔斯夫妇在房屋园子种有六棵花旗松和一棵相思树，高度为16至25米。 李氏夫妇表示，他们已住了45年，房屋的露台在2005年进行了重建，但由于树木掉落的碎屑造成毁坏，他们需要再做重建工程。 判决书写道：“李家表示树枝伸到他们的物业范围的半空，松针、松果和树液掉落在他们的露台和屋顶上，导致露台和屋顶经常被杂物覆蓋，而且由于松针堆积，排水沟每周要清理三次。他们指有被积雪覆蓋的树枝掉落，要自费清理；而且不断掉落的碎片，令他们无法在露台上用餐，也不敢代朋友照顾宠物，因为担心牠会受伤。” 斯皮尔斯夫妇承认，一些杂物可能从树上掉落到邻居的露台和园子里，但他们也指出，邻居的家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大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树木碎片主要来自斯皮尔斯的家园，也没有证据表明碎片的数量越来越多。 审裁官认为，李家未能证明这些树木构成安全隐患，并引述一份来自专业树艺师的报告指这些树木健康和结构稳固。 审裁官也不认为这些树木损坏了李家的物业，呈堂照片并未显示露台受到任何可见的损毁，例如撕裂、污渍或破烂。 此外，未有证据显示树木碎片的数量或情况“异常或过多”。 审裁官写道：“李家在2005年扩建了露台，使其距离其物业边界线仅余三米。扩大了的露台更靠近树木，自然会有更多碎屑坠落其上。现在没有证据显示随着树木的生长，情况有所恶化，也没有证据表明修葺会让情况有所改善。” 审裁官认为情况仅对李家构成“不便”，而非“不合理的干扰”。 由于李氏夫妇未能证明这些树木构成法例中的妨扰行为(nuisance)，因此驳回了这宗索偿诉讼。  

为回馈姐姐的照料，“00后”冯先生在遗嘱中将工资存款全部留给姐姐，并把使用7年的游戏账户作为数字遗产纳入分配范围。这是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华遗嘱库“十大典型案例”中的一个案例。 离世的互联网用户，留下的不仅是亲情与回忆，还有庞大且沉默的数字王国：微信与支付宝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以及聊天记录、云相册等。 随着当前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数字遗产的治理，正成为亟待破解的前沿课题。 被冻结的数字资产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下线’，朋友圈里的视频照片、拥有不少粉丝的短视频账号，还有游戏里充过值的账号，到底该归谁？能否被亲人拿到？”近日，某知名大V突发疾病去世，留言区里有不少网民探讨。 去年10月，某已故歌手在一家音乐平台的账号被人意外登录，平台核查后发现，这是艺人在去世后，账号绑定的手机号被运营商回收后“二次放号”所致。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网民对数字遗产问题的讨论：亲人去世了，关于他们的“数字记忆”该如何处理？ 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近年来，数字遗产相关诉讼增长速度很快，但大量案件因法律空白与技术壁垒久拖不决或无法执行。 上海某大学学生周某的母亲在某平台创建的公众号被不少用户关注。母亲去世后，周某尝试继承，却发现个人类型的公众号不支持继承。一方面，母亲精心运营的公众号将面临销户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原绑定的银行卡已随母亲离世销户，此后产生的广告收入无法到账。去年，周某将该平台告上法庭。 “法院立案后，平台方提出将该公众号迁移的调解方案。我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让数字遗产继承问题被看见、被重视。”周某说。 为规避此类风险，数字遗产正逐渐被一些人写入遗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办主任陈凯表示，随着年轻群体对遗嘱的认知不断刷新，虚拟财产已成为年轻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2月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互联网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94亿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93亿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73亿人。 当岁月流逝，这些庞大的数字账号中有一部分会慢慢变为数字遗产。一名年轻受访对象说：“数字遗产跟房子、存款不一样，它看不见摸不着，很容易被忽略。但数字、账号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情感，不能悄悄消失。” 法律、技术与伦理的三重困境 数字遗产继承到底难在哪？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法律、技术、伦理层面，存在三重困境。 在法律层面，虽有原则规定，但缺乏具体规定。受访法律工作者说，民法典第127条虽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但仅为宣示性保护，缺乏具体操作规范。目前，不少平台的服务协议，与民法典的指导原则存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查阅多款主流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协议发现，绝大多数平台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享有使用权，禁止转让、继承”，有的平台还在协议中写明“用户离世后，账号将由平台直接收回”。 此外，部分数字资产的价值评估也缺少明确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判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琦说，游戏装备、自媒体账号等资产的价值受市场、政策、用户活跃度影响较大，又没有公开、合法的交易市场，价值评估缺乏统一标准。 在技术层面，数字账号在继承时面临登录验证、加密解除等技术限制。例如，短视频平台账号如果可以继承，需要账号密码、手机验证码、人脸识别等多重登录验证；电子货币的提取，也需要平台密码、取款密钥、身份信息等要素，如果有加密资产，还要面对平台对用户数据的保密措施，更难以实现继承。 某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王晓告诉记者，若逝者账号长期不使用，就可能被平台限制登录；由于平台有账号安全保护的规则限制，后续即便是亲属也难以轻易登录。即使有公证部门的遗嘱公证，在互联网平台中也很难直接变更权属关系，只能借助司法诉讼的方式确定归属权。 在伦理层面，数字遗产继承也要面临情感和隐私的“冲突”。“数字遗产的继承分两方面，分别是财富和情感。”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思钊说，情感固然重要，但逝者生前的每一条信息、每一段语音、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视频，是否全部允许对继承人公开，是值得商榷的伦理问题。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高蕾说，私密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数据兼具人格权益和隐私属性，如果直接交给继承人，很可能构成对逝者和第三方隐私权的侵犯，这导致逝者账号在继承认定中的可继承边界难以统一。 以创新探索出路 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80.1%。周思钊等受访专家说，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越多，数字资产越庞大。而这些数字资产，终有一天会变成数字遗产，关于这类遗产继承的需求会逐渐增多。如果继承问题始终难以“破题”，在一些平台还可能会滋生非法获取用户数据、私自付费继承交易等灰色产业链。 目前，围绕数字遗产继承的立法探索正在全球多地开展，已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中规定，遗嘱执行人有权接收遗嘱设定人的数字资产或设备。企业、平台也纷纷发力，开展有益尝试。一些大型手机厂商和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指定遗产联系人，并授权遗产联系人在用户身故后一段时间内，访问部分存储在账户及云端的内容。 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作第三次修正，其中增加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为包括数字遗产继承在内的虚拟财产纠纷案件的受理、审理提供了司法依据。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建议，各地可先行探索出台框架性规范与可操作指引，明确底线规则，如明确社交账号等数字遗产的法律地位，构建分类继承制度，明确数字遗产继承程序，随后依据技术迭代与司法实践高频评估、滚动修订。 数字遗产不仅关乎巨额资产的归属，更关乎数字社会如何确立“以人为本”的底层规则——数据不仅属于平台、资本，更属于创造它、赋予它灵魂的每个普通人。  

2026年4月1日，英属哥伦比亚省新西敏市的最高法院建筑外贴有木板。 加拿大新闻社/Ashley Joannou 新西敏——一名被判有罪的谋杀犯被判终身监禁，并追加14年的刑期。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表示，此案具有“有组织谋杀”的所有特征。 布兰登·特谢拉（Brandon Teixeira）因其被控的“处决式”谋杀，去年被判定为一级谋杀和未遂谋杀有罪。 在新西敏的判刑听证会上，法官詹妮弗·邓肯（Jennifer Duncan）表示，这些罪行“生动反映了温哥华下层地区对火器的容易获得和使用的情况。” “本案具备所有有组织谋杀的特征——使用两把手枪，多次通过手机联系受害者，最终在一条黑暗的住宅街道上进行谋杀和未遂谋杀，”她说道。 “一个人的生命戛然而止，而一名年轻女性的生活则永远改变。” 特谢拉因2017年10月射杀28岁的尼古拉斯·卡布拉（Nicholas Khabra）并伤害了一名将受害者带去与特谢拉见面女性而被判有罪。 邓肯表示，她无法认定该女性的未遂谋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此没有依照检方建议判处第二个终身监禁。 检方律师迪安娜·维德曼（Dianne Wiedemann）指出，特谢拉因一份价值16万元的合同而动机杀死卡布拉，他计划与另一名男子分赃，并对卡布拉心存报复，因为他认为卡布拉参与策划了几天前针对他的枪击事件。 一级谋杀的定罪自动判处终身监禁，25年后可获得假释，维德曼认为未遂谋杀严重到也应判处并行的终身监禁。 维德曼在法庭上表示：“像这样的合同杀人案件严重威胁了社区的安全感，使社区无法有效运作。” 她提到卡布拉身中四枪，身上有31处刀伤，"留下了一个血腥而骇人的现场"。 她告诉法庭，那名腿部中枪两次的女性是脆弱的、毫无防备的，且她的未遂谋杀“是因有计划和蓄意的目标杀人而引发的。” “在清晨时分，于离家很远的偏僻地区与卡布拉会面，必然需要杀死与合同无关的第二个人，”她说。 那名因出版禁令而身份保护的女性在法庭上谈到了这次枪击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有些日子我感到坚强，有些日子我却感到彻底崩溃，”她说，并补充道卡布拉“并不应遭受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应受此影响。” 特谢拉的律师雷扎·曼苏里-达拉（Reza Mansoori-Dara）表示，特谢拉被判一级谋杀并不意味着陪审团必然认为这是一起合同杀人案件。 他还提到，即使合同杀人得以证明，对于未遂谋杀的定罪也并不影响其相关性。 曼苏里-达拉还说，他的客户没有长时间的暴力犯罪记录，而他对女性下手于下身，表明她的要害并非这次袭击的目标。 在庭审中，特谢拉并未发表任何意见。 其律师辩称，未遂谋杀的判刑应为12到15年。 谋杀后，特谢拉逃往加州，直到2019年被捕时仍使用假名生活。 他试图以审判延误侵犯其宪章权利为理由，申请撤销案件，但未成功。 本报道由加拿大新闻社于2026年4月1日首次发布。 Ashley Joannou, 加拿大新闻社  

安大略省一家法院此前驳回了一家律所高达5.1 亿加元的律师费申请，如今该律所正就此提出上诉，并称此案判决将产生广泛的行业影响。   2023 年，Nahwegahbow Corbiere 律师事务所代表 21 个阿尼希纳贝原住民部落，与王室就 1850 年《罗宾逊 - 休伦条约》违约问题达成100 亿加元的里程碑式和解。   来源：CBC   但其中两个部落对律所主张的 5.1 亿加元律师费提出异议。2025 年 10 月，安省高级法院作出裁决，认定这笔按和解金 5% 约定的律师费 “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法官弗雷德・迈尔斯裁定将其削减 4.87 亿加元。   近日，该律所在上诉法院提交的书面陈述中辩称，这一判决会对其他案件产生 “寒蝉效应”，尤其对那些资源不足、案情冗长复杂的群体维权案件影响巨大。   代表该律所上诉的多伦多律师布赖恩・戈弗表示：“对于处境艰难、若非如此根本无法走到庭审的社区来说，此案在司法可及性上意义重大。”   而挑战这笔律师费的原住民部落代理律师则驳斥了这一说法，坚持认为收费总额完全不合理。   什么是风险代理费？   风险代理费（按和解金比例收取律师费）在法律行业十分常见。客户无需预先付费，仅在案件胜诉或达成和解后，按约定比例支付费用，通常在 15% 至 30% 之间。   这类协议多用于人身伤害和集体诉讼案件，在安省自 2002 年上诉法院裁决后才逐步普及，但刑事案和家庭法案禁止使用。   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副教授苏珊・基奥多表示，围绕风险代理费的伦理争议一直存在，但它对提升司法可及性至关重要。“任何付过律师费的人都会说，风险代理费简直是天赐之物，极大解决了普通人请不起律师的问题。” 部分风险代理费模式成争议焦点   2007 年，由 21 个原住民部落组成的罗宾逊 - 休伦条约诉讼基金委托 Nahwegahbow Corbiere 律所代理此案。2011 年，双方签署了部分风险代理协议。   律师在办案期间按折扣小时费率收费，总额已达 1700 多万加元。此外，双方约定：和解金前 1 亿加元按 15% 收取风险费，超出部分按 5% 计费。   大部分部落对此无异议，但花园河原住民部落和阿蒂卡梅克申阿尼什纳韦贝克部落拒绝接受，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迈尔斯法官在裁决中指出，由于协议 “特殊”，律所仅一小部分费用存在风险，大部分收入通过按时计费已得到保障，这种低风险也是他认定收费不合理的关键原因。   上诉方律师则辩称，律所承担的不仅是财务风险，原住民律师还背负着 “巨大的声誉风险”，其专业地位和社区关系都与案件结果深度绑定。   戈弗还表示，如果一开始就把费率定在最终被裁定的 0.4% 左右，几乎不会有律师愿意接手如此复杂的案件。他担忧，此类部分风险代理协议的未来会因此判决蒙上阴影。   原住民部落：受益者应是族人，不是律所   花园河原住民部落酋长卡伦・贝尔在声明中表示，她挑战天价律师费是 “为了追求公平与诚信，确保利益真正落到受益人身上，而非律所”。   5.1 亿加元的金额，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单个部落在此次和解中获得的赔偿。 迈尔斯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律师无权获得 “意外横财”。   不过，天价律师费在其他案件中也曾获批。去年安省法院就批准了一批律师在烟草公司诉讼案中收取9 亿多加元风险代理费，但这些律师 26 年来未获任何预付报酬。   多伦多大学法学教授梅奥・莫兰指出，要支撑如此高额的收费，律师必须承担 “极高、近乎极端的风险”。   业内专家表示，未来法院仍需不断处理律师费合理性的争议，而本案上诉法院的判决，有望为大额和解金案件的风险代理规则提供重要判例指引。  

一名男子近20年前在缅省杀害一名年轻原住民梅蒂斯（Métis）女子，靠DNA技术突破才得以破案，疑凶周五（27日）被判囚12年，死者母亲直言伤痛「无法原谅」。 被告Kevin Queau现年44岁，来自温哥华，2024年被控二级谋杀，上周以较轻的误杀罪认罪，控辩双方共同建议判处12年监禁。     缅省法庭法官Sadie Bond接纳建议，并强调定罪罪名的轻重，无法减轻死者家属所承受的丧失与痛苦。   尸体荒野中被发现　悬案搁置近20年 死者Crystal Saunders于2007年4月在温尼辟（Winnipeg）最后被人目击，时年24岁。同月，一名休班的皇家骑警在距离缅省首府约80公里的圣安布鲁瓦斯（St. Ambroise）附近查看兽夹时，发现其遗体。   案发时，警方虽从死者颈部及指甲收集到DNA，惟当时技术不足以纳入全国DNA数据库。直至科技进步，旧有样本终获重新比对，并与Queau的DNA吻合，后者于2015年因在卑诗省被裁定性侵及严重袭击罪成，其DNA早已存入数据库。   「Mr. Big」卧底行动促成认罪 皇家骑警其后展开「Mr. Big」卧底行动，安排卧底警员于2023年2月至2024年1月间，与仍居于卑诗省的Queau进行52次互动。 据同意案情陈述，Queau在行动中亲口向卧底警员承认，曾在缅省杀死一名性工作者，称对方在车内持刀企图劫劫他，其后他将遗体弃置于圣安布鲁瓦斯附近的营地，返回住所后焚毁死者衣物及手袋。     控方律师Michael Desautels解释，接受误杀认罪协议，是因为案中主要卧底警员其后面临纪律聆讯，或影响其证词可信度，为免案件再度延误，控方同意以认罪换取较轻控罪。   「所造成的伤害无法原谅」 死者母亲Sandra Saunders在庭上发表的受害人影响陈述中，表示对误杀认罪结果感到不满。她在陈述中写道：「Crystal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有梦想，为自己和女儿努力改变生活，她聪明善良。他所造成的伤痛无法原谅。」   Queau的辩护律师Saheel Zaman表示，当事人深感悔疚，接受罪责。Queau本人在庭上拒绝发言。 （图：皇家骑警、温尼辟警队、加通社资料图片）

一宗发生在大温地区、至今未破的华裔女子命案，因为一起法律诉讼的裁决，近日再度成为舆论焦点。根据《省报》的报道，BC省最高法院法官近日裁定，该案具有“重大公共利益”，媒体和记者对案件及相关组织的深入调查属于正当监督，不应被压制。案件发生于2020年6月17日，41岁的中国籍女子A某在素里一处住宅区附近遭人殴打致死，案发地点距离一个灵修健康组织活动场所仅数个街区。案件至今仍未侦破。 Douglas Todd: Unsolved murder of Chinese spiritual group worker justifies 'passionate' scrutiny, B.C. judge rules https://t.co/btZxKTfxOY pic.twitter.com/QYZCeC6WQL — The Province (@theprovince) March 26, 2026 据加拿大皇家骑警当时通报，死者与该组织存在联系，这一线索“对调查至关重要”。警方亦曾形容该案“离奇”“异常”，并称案件笼罩在“谜团”之中。不过，警方强调，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该组织与命案有关。该案过去六年持续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并进行相关报道。法院：记者调查属公共利益 不构成恶意此次裁决源于该组织对BC省独立记者伊娜·米切尔（Ina Mitchell）提起的诉讼。记者米切尔曾在印度媒体发表调查报道，不仅追问“谁杀害了A某”，还深入探讨该组织的全球运作及其在中国的背景。BC省最高法院法官大卫·莱顿（David Layton）在今年2月作出裁定，支持记者米切尔的报道，认为该组织提起诉讼，属于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压制批评声音的“法律战”（lawfare）。法官指出，相关报道涉及“相当重要的公共议题”，记者提出质疑属于合理监督；即便记者对议题“充满热情”，也不代表报道不负责任或带有恶意。 此外，法院还判定该组织需承担米切尔的全部法律费用，这在类似案件中较为罕见，通常胜诉方仅能获得部分费用。组织背景引发争议公开资料显示，该组织于2014年前后逐步将业务从中国转移至加拿大BC省，包括在素里及盐泉岛设立据点。该组织主打“身心健康与财富增长结合”的理念，吸引大量女性参与。媒体调查称，其课程收费高昂，并曾组织野外生存训练等活动。对此，该组织在诉讼中否认所有指控，包括否认与命案有关、否认为邪教组织，以及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系。

加拿大人现在可以在23andMe团体诉讼和解中索赔高达2500加元 曾使用23andMe了解家族 ancestry 的加拿大人，由于一起团体诉讼和解，可能会获得赔偿。 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有望从对美国个人基因组学公司23andMe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数据泄露团体诉讼中获得赔偿。上周五，加拿大律师事务所KND Complex Litigation发布通知，提醒受到影响的加拿大人，截止日期为6月25日，他们可以索取总额为325万美元（约450万加元）和解金额的一部分。 诉讼经过 23andMe   2023年10月，23andMe发布声明称，发生了一次数据泄露事件，用户的个人信息在暗网出售。 这家DNA检测公司表示，黑客访问了近690万用户的数据。KND Complex Litigation代表加拿大客户对23andMe Holding Co.及其母公司23andMe, Inc.发起了团体诉讼，指控该公司未能保护客户的高度敏感和有价值的个人数据。 诉讼称：“该诉讼声称，原告的承诺、声明和表述，以及适用的隐私法规和行业标准，均未得到遵守，被告未能引入、实施或维持适当的数据保留和数据保护措施。”   诉讼进一步指控该公司违反了自身标准，称此次数据泄露事件是由于对高度敏感的客户数据处理不当和粗心大意所致。 在2025年9月，双方达成了一项325万美元（约450万加元）的和解协议，其中包括法律费用、支出和适用税费。 你符合条件吗？ 23andMe诉讼   如果您是使用过23andMe的加拿大人，您可能有资格索取和解款项。 要符合资格，您需要是加拿大居民，并且在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之间是23andMe的用户，即安全事件发生期间。您也可以在收到公司通知提示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下提出索赔。该和解仅涵盖未选择退出团体诉讼的客户。 您可以获得多少赔偿？ 集体诉讼   如果您符合资格要求，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索赔获得赔偿。 第一种是“合格的特别索赔”。如果您有文件证明您在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因安全泄露而产生了自付费用，您可以获得最高2500加元的赔偿。相关费用可以包括购买物理安全设备或监控系统、寻求专业心理健康咨询或治疗的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第二种是“合格的特别索赔”，这是一种按比例分配的索赔。您可以在不提供额外信息或文件的情况下提出索赔。   根据索赔网站的信息，赔付将以加元进行。如果您满足资格条件，只需填写索赔表格，即可立即考虑获得赔偿。 如何提交索赔？ 符合资格的加拿大23andMe用户应填写索赔表格，可以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或索赔网站提交。提交索赔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25日晚上11:59（太平洋时间）。 您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联系方式、您符合的索赔类型，以及必要时的支持文件和所需的付款方式。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23andMe加拿大团体诉讼和解网站。 资料来源：Isabelle Docto

张雪峰骤逝，留下年仅11岁的女儿，不少人都在担心孩子的安排，怕他生前最疼爱的孩子无法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分到他的全部遗产，担忧孩子会面临和继母争产的情况，引起热议不断。 知名教授朱虹出面爆料，张雪峰生前设立了家族信托，但很可惜流程没有走完，还有很多人可能都没被安排好。 朱教授称张雪峰去世当天她正巧和朋友们在喝下午茶，其中一个朋友是负责张雪峰家族信托的银行行长，行长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接到电话说张雪峰去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雪峰去世时间是下午3点40分，两小时后，就有人告知银行行长这个消息。   当时讣告还没发出，难道在那时就有人打听家族信托情况，想分遗产了吗？   遗憾的是，张雪峰的家族信托流程并没有走完。朱教授称很多张雪峰想照顾的兄弟姐妹、父母等亲友可能都没有安排好。但没有没提及女儿，难道真如网友爆料的那样，张雪峰早为女儿立好遗嘱，遗产由她继承？ 如果留下遗嘱那就不用多说，但网友最担心的情况是，张雪峰去世突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那么女儿能继承的遗产份额很可能就不会如张雪峰生前所想的那样，继承他的全部家业。 据各方爆料，张雪峰似乎已经和二婚老婆付幸领证，付幸账号目前已经是私密状态，张雪峰手下员工提及此类话题，态度也模棱两可，不确认也不否认。 问二婚是否领证，就怼人说，少操心他人。被问及张雪峰留给女儿的财产会不会被别人瓜分时，就说没有别人，都是家人，似乎张雪峰的遗产分配情况已经有了风声，张雪峰女儿可能不是唯一继承人，遗产分配还有的磨。 张雪峰生前对身边的亲友都很照顾，有网友扒出付幸的妹妹开了5年花店，但很巧合的是，直到2025年12月份，才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作品，两个月后，花店店主就合作上了大网红张雪峰，张雪峰举办的烟花秀在她的账号上宣传，张雪峰本人还配合出镜。 而2025年11月，正是网传张雪峰二婚领证的时间，看来张雪峰二婚后，也没少帮扶二婚妻子的娘家人。这个店主是张雪峰现任妹妹的事情，还是张雪峰前任张梦婷的好友爆料的，不得不说，这几个人的圈子也挺小啊，分手了也在关注。 除此之外，张雪峰还设立了不少助学金、援助等项目，如果信托流程没走完，还没有遗嘱的话，那他的善举是否有人继承也很难说了。 有员工爆料张雪峰离世的细节，说他进电梯的时候，还有心跳，当时以为已经救回来了，但没想到最后还是抢救无效。 张雪峰去世后，不少网友都自发送花去公司悼念，公司走廊里摆满鲜花，还有网友直接前往殡仪馆告别，张雪峰这下真如他生前所说的那样，影响了很多人，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 可叹的是，人生无常，在珍惜当下的同时也得未雨绸缪。最后还是希望张雪峰生前的愿望能够实现，让女儿无忧无虑的长大，未来不必为生计发愁，幸福快乐吧！也希望外界多给一些时间，当务之急是好好送别逝者，相信张雪峰家属和公司会做出最好的安排。

西班牙25岁女子卡斯蒂略（Noelia Castillo）因曾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及遭受性侵，曾2度试图轻生。2022年跳楼自杀未遂后导致下半身瘫痪，她与父亲打官司争取安乐死，拉锯长达20个月后，最终胜诉，于周四（26日）平静离世。 居于巴塞隆拿的卡斯蒂略，13岁起父母离异，曾在安置机构度过动荡的少年时期，并被诊断出患有强迫症（OCD）与边缘性人格障碍（BPD）。然而，最让她崩溃的是，先后遭遇3次性侵。 卡斯蒂略曾遭三度性侵。X@orlaminihane   西班牙国会2021年通过安乐死合法化，有示威者抗议。美联社   西班牙亦有人支持安乐死。路透社   曾遭多人集体性侵 她生前接受访问时表示，她曾遭拍拖4年的前男友趁她服安眠药入睡时性侵，之后更先后在夜店与酒吧，分别遭到多名男子集体侵犯。这些创伤令她在2022年10月从5楼跳下自杀，虽捡回一命，却从此导致下半身瘫痪，余生只能与轮椅为伍。 她瘫痪后的生理剧痛与长年心理创伤，令她觉得生不如死，最终决定向政府申请辅助死亡。 惊动欧洲人权法院 虽然加泰隆尼亚政府在2024年4月就核准了卡斯蒂略的安乐死申请，认为她符合“不可逆转且导致致残痛苦”的法律条件，并定在同年8月执行。但就在执行前的最后一刻，她的父亲却在保守宗教团体“基督徒律师协会”（Abogados Cristianos）的支持下，向法院提出诉讼阻止。 她的父亲认为，女儿患有人格障碍，判断力受损，国家有义务保护这类“脆弱族群”的生命。这场家庭与法律的拉锯战整整持续了20个月，案件一路从巴塞隆拿法院上诉到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最后甚至惊动欧洲人权法院（ECHR）。 法院认定具备自主决定权 最终，法院认定卡斯蒂略具备自主决定权，驳回其父的要求。 对于父亲的阻挠，她认为他从未尊重过自己的决定，而且从来不理她，她不想一直留在医院。 这宗官司是西班牙自2021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首宗由法官判定是否准许执行的争议个案。周四晚，卡斯蒂略在圣佩雷德里韦斯医院（Sant Pere de Ribes hospital）执行致命药剂注射。 死前与家人道别 在离世前几天，她曾向媒体表示，“我终于办到了，现在或许能休息了。我再也受不了这个家、受不了这些病痛，还有脑袋里那些折磨我的事。” 她在接受安乐死前与所有家人道别，但她坚持在最后一刻保持孤独。她向院方要求，当药剂注入的那一刻，病房内不得有亲属在场，不希望其他人亲眼看着她闭上眼睛。 

日本和歌山县田边市77岁富豪、外号“纪州唐璜”的野崎幸助于2018年因急性药物中毒身亡，当时22岁的妻子须藤早贵被控谋杀。3月23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就此案进行了二审宣判，维持了一审地方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 ▲野崎幸助与须藤早贵法官：无法证明须藤向丈夫投毒这一案件事发于2018年5月。当时77岁的野崎幸助在迎娶当时仅22岁的妻子须藤早贵后，不到3个月就在家中死亡。有传言称，野崎婚后与须藤发生矛盾，打算跟她离婚，并曾对朋友说“比起老婆，新的女友更好”。野崎死亡后，遗体被验出含有大量冰毒（甲基苯丙胺）成分，须藤早贵被认为嫌疑重大遭到起诉。野崎幸助生前将自己与众多女性的关系写成书籍，因其风流成性，在日本舆论中被比作欧洲传说中的情圣“唐璜”。在野崎幸助与须藤早贵结婚前，双方曾约定，野崎幸助在婚后每月支付须藤早贵100万日元的生活费。在野崎死亡后，检方指控须藤早贵为了领取巨额遗产，诱导丈夫摄取过量冰毒。通过调查，警方还发现，须藤早贵在案发前曾于网上搜寻“完美犯罪”“老人死亡”及“兴奋剂过量”等关键字，且曾与毒贩接触。由于案件不存在直接证据，与一审相同，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如何评估间接证据。在去年12月的第一次上诉听证会上，检方要求提供新的证据和证人，但高等法院驳回了检方所有请求，当日结束了庭审。此次二审法官宣布支持一审的判决，即虽然在野崎死亡的时间段内，家中只有须藤与野崎两人，且须藤在发现遗体的二楼与起居室所在的一楼之间频繁往返；但检方无法证明须藤是如何在不引起野崎怀疑的情况下，令其摄取过量冰毒。主审法官村越和弘认为，要在野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给他服用致命剂量的冰毒并非易事，故不能排除野崎自行服用冰毒，或者意外摄入致命剂量冰毒的可能性。另外，关于须藤是否真的从毒贩处获得了冰毒的问题，高等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根据一审中出庭作证毒贩的证词做出的判决，即须藤获得的所谓“毒品”是否真的是甲基苯丙胺存在疑问。该毒贩表示，他给被告的是“冰糖”，而不是甲基苯丙胺。须藤有可能获得6.5亿日元遗产在庭审现场，须藤早贵身穿黑色外套及水蓝色衬衫出庭，神情冷静。在宣告维持无罪的一刻，她显得不为所动，向法庭一鞠躬后离去。大阪高等检察厅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将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后再决定是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野崎幸助生前留下的遗产总额超过13亿日元。根据野崎生前书写的遗嘱，他原意将财产悉数捐予田边市政府。不过，须藤早贵正就遗嘱效力提出诉讼。根据日本法律，身为配偶的须藤早贵有权获得法定继承份额的一半，即约6.5亿日元。日本法律规定，仅有在遗产继承人被证实以非法行为（如谋杀）夺取遗产时，才会丧失继承权。如今须藤在刑事层面上维持无罪，若遗嘱最终被裁定有效，她作为遗孀仍可分得半数财产。

加拿大国会周一（23日）将就一项保守党议员提议的《监禁而非保释法案》进行表决，3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周日（22日）在多伦多举行记者会，阐述立场。 联邦保守党早前表示，不满执政自由党多年来推行“抓了就放”的执法现况，因而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立即通过 C-242号《监禁而非保释法案》（Jail Not Bail Act）。保守党称，这项法案旨在推翻自由党破碎的保释制度，因为相关保释法令社区居民深感不安。 22日在多伦多怡陶碧谷，三名出席的国会议员包括Arpan Khanna、Amarjeet Gill及Larry Brock。他们表示，《监禁而非保释法案》旨在修订现行保释制度，包括在特定情况下提高保释门槛，以及扩大“反向举证责任”的适用范围，并涉及部分刑事案件中保释条件的重新设置。 三名出席的国会议员包括Arpan Khanna、Amarjeet Gill及Larry Brock 国会议员Arpan Khanna指出，立法重点在于回应社会对保释制度的关注，进行必要修订。 国会议员Amarjeet Gill称，相关措施旨在强化司法系统处理特定案件的审慎性。 国会议员Larry Brock表示，法案主要聚焦于制度层面的调整，并强调在实施过程中须兼顾法律程序。 三位议员呼吁各党派议员在表决时予以支持。 当前，《监禁而非保释法案》仍处于立法程序阶段，将于今日11时在众议院二读。   来自牛津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 Arpan Khanna 早前于2025年9月22日提交C-242号法案一读，意在扭转C-5和C-75等政策造成的后果。     （资料图）

据温哥华市警局(VPD)消息，一名高危险性犯罪者在获释不到一个月后，因涉嫌违反释放条件而被捕，如今面临新的指控。 据CTV报道，迪肯(Shaun Deacon)于2025年11月17日获释时，警方曾发布公开警告。当时，温市警方表示，他们认为“有充分理由警告公众，迪肯对社区儿童(主要是男孩)构成高风险”。 迪肯有很长的犯罪纪录，包括1988年、1996年及1998年因性侵儿童被定罪。在过去的20年里，他也多次违反长期监管令。 警方周五透露，迪肯因违反保释条件在圣诞节当天被捕，加拿大警方曾发出全国通缉令。温哥华市警局高风险罪犯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于周三批准了对他的指控。 迪肯目前面临违反长期监管令、违反第161号禁令，以及造成5000加元以下损失的指控。 他目前仍被羁押。 警方表示，迪肯违反了禁止他使用或持有任何可上网设备的条件。 迪肯出狱后，也被禁止靠近16岁以下儿童可能出现的场所，不得与儿童交流，不得持有任何形式的儿童图像，也不得与任何有性侵儿童前科的人接触。 (图：VPD)

卑诗省温哥华东区一处民宅内的62岁男子，于周三（18日）晚间遭两名男子绑架，两嫌疑人当晚即遭逮捕，现已被控罪。受害人则因伤被送往医院。 温哥华警察局（VPD）周五（20日）发布公告称，26岁的萨尔曼（Fazeel Salman）和24岁的阿瓦（Reignings Besong Awah）均被控一项绑架罪，目前仍被拘留。 警方指出，周三晚上约9时15分左右，他们接到一宗入屋抢劫及绑架的报案。   大约30分钟后，警员在斯洛坎街（Slocan St.）夹百老汇东街（East Broadway）附近，发现了疑犯的车辆。   温哥华警察局公告中说：“嫌疑人拒绝停车接受警方截查，警方追至第14街夹伍德兰大道(Woodland Drive)附近，最终将他们的车辆包围。” 警方表示，嫌疑人弃车逃跑，但在温哥华警察局警犬队的协助下被抓获。 警方在周五的公告中表示：“受害者因伤被送往医院。” 卑诗省法院记录显示，萨尔曼没有任何前科，而阿瓦曾因违反市政附例（bylaw），在温哥华法院出庭一次，他被指控在距离建筑物开口六米范围内吸烟。 两人将于3月23日再次过堂。

据微信公众号“新乡检察”消息，3月20日，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就嵩山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原名刘应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案，依法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该消息称，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释永信（原名刘应成）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 去年7月，少林寺管理处发布消息称，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 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去年11月16日，河南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嵩山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涉嫌挪用资金等案，经河南省公安厅指定新乡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新乡市公安局提请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释永信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今年61岁的释永信曾担任过2020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也曾任河南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释永信16岁到少林寺出家，拜时任方丈行正长老为师。1987年，行正长老圆寂，22岁的释永信担任少林寺管委会主任，主持寺院事务。1999年，释永信出任少林寺方丈直至他被批捕，任期长达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