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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一时众说纷纭。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要不要退出”的问题上，一种意见支持退出，认为中国大学应有自己的标准，另一种意见反对退出，认为这是与国际脱轨。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国际排名”这一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实际影响。本文指出，国际大学排行榜，比如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主要根据各国大学多项数据来作出，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量化考核”，其中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受这一标准影响，为了提升大学排名，在国内不少大学里，外国留学生比中国学生住着更豪华的宿舍，领着优厚的奖学金，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能享受更低的录取和考核标准。这是过去几年里频繁出现留学生舆情的一个重要诱因。事实上，这些特殊待遇，在中国人到国外读书时，一个都没有。作者发问：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可能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本文原载“南都观察家”，原题为《老外扎堆大学校园，为何“留学逆差”还越来越大？》，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老外扎堆大学校园，为何“留学逆差”还越来越大？ ▍ “老外”扎堆的大学校园每年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都要举办一场载歌载舞的晚会——“北京留学生之夜”。我曾有幸观赏了各国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场晚会彰显了“高端大气国际范儿”，有篇后续报道称：“来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中外学生演员联袂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国际艺术盛宴。”我在台下欣赏着表演，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安。节目单上印着一位日本学生的名字，她已经连续几周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了。上学期结束后，她果然未能通过考核，我只好给了个不及格的分数。如果喜欢走访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便会发现这些年肤色各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虽然留学生占全体大学生的比例还很小，但他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新生扩招的幅度。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大学录取的留学新生从2005年的6.1万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万人，增幅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录取的国内大学生则从504万人上升到698万，增幅为38%。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年度数据，如果将各类留学生加总，他们的存量已从2011年的29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44万人，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则从660所增长到829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很多留学生来中国只是参加汉语培训，更值得关注的是拿文凭的学历生，即读本科、硕士或博士的留学生。他们的增速尤为惊人，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间从每年录取1.5万人上升到3.8万人，增幅为158%。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从3.8%迅速发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学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为学历生，留学生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16年，北师大计划招收245名本科留学生，同年北师大招收国内本科生2590人，留学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国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学，2014年国际学历生的招生规模仅为75人。我曾在北师大为三类学生授课：本科生、专业硕士和留学生。每类学生中都存在好学生和差学生，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有些留学生甚至连一篇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还有的连中文试题都读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学生项目的负责人聊起此事，并建议他控制一下生源质量。他有些无奈地答道：“我能招够学生就不错啦。”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招这么多留学生？ ▍ “规模优先”的教育方针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高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了落实这份《纲要》，教育部随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示到2020年要将来华留学人员提升至50万人。中国教育政策的决策者意识到，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尤其是学历生人数增长，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在这种规模优先的指导思想下，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留学生比例对中国高校这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吗？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目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制作，还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于科研成果指标，而且由本土大学评估，因此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前两者。那么，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排名呢？ ▍ 大学排名与国际学生比例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数一样，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于各国高等学府的多项数据，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将这些指标标准化，再赋予一定权重，分析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所大学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计算公式都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单上，牛津大学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学排名第十。就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比而言，前者为35%，后者为24%。芝大招收的留学生素质也许高于牛津大学，但由于比例较低，就会失掉一些分数。为什么这两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对规模，而不是绝对质量？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源质量难于比较——清点人头总是易于测试水平。二是这两大排行榜都有英国背景，而英国大学的留学生比例较高。给予这一指标更多权重，可以提升英国大学的排名。与纯粹基于科研指标的交大排行榜相较，这一点就显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单上，有三所英国大学进入前十，分别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当年的交大榜单上，只有剑桥大学进入前十，排在第四位。我们是否应该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两家的榜单？中国教育界的领导们很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国内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别处于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单上则处于29位和35位，在QS榜单上则处于39位和24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家的排名参考了很多主观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评价)，它们的客观指标也更具操作空间。针对排行榜的各项指数，有些高校的领导班子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本校排名。进一步扩大留学生在全校学生中的比例，无疑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 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除了有助于提升大学排名，来华留学生也常常被视为“国际人才”。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引进的来华留学生却还不多。广纳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国留学生，可以很好地平衡当前的留学逆差，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留学大国，同时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王辉耀先生为改善中国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学生问题上并不具有一线的教学经验。由王辉耀主编的2013年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留学赤字”，我国出国留学生与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间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万扩大到2012年的80.9万。“留学逆差”和“留学赤字”显然借用了国际贸易的概念，它们为中国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留学教育属于一种服务贸易，中国留学生对外支付的学费显然高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给我国的学费。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应当保持流出人数与流入人数平衡，就像做国际贸易一样？一个非洲学生就读于广州某大学，这对中国的意义是否相当于一名北京学生就读于美国某大学？如果只考虑学生数量而不计生源质量，我们很容易计算“留学逆差”。然而，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中国高校都是如此。无须借助实证数据，我们就可以从选拔机制上推断出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家庭无力承担子女留学国外的高昂学费，因此高中毕业生大都会参加高考，争取进入国内较好的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等较富裕的地区，北大清华基本可以保证吸收到国内最好的生源。其他学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实力，吸收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源，几流大学就招收几流学生。然而，留学生的招生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一流大学招收留学生，不得不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的青年，国外学生首先会考虑申请欧美大学，和中国学子的留学趋向一致。因此，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国家二三流的学生，而中国二三流大学能招到的留学生素质就更等而下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高考竞争激烈，北大清华的本土生源质量不见得逊于哈佛耶鲁，而留学生的水平却不如美国一流大学。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学内，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具有显著的成绩差距，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间。 ▍ 扩招政策弊大于利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标，除了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还有着外交战略方面的考虑。比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有助于促进交流，推动发展，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然而，中国高校的学生同外国留学生接触后，容易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学习不如我们”，对非洲和亚洲学生的印象尤其如此。其实，不是这些地区的学生不如中国学生，而是录取政策的双重标准造成的。有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告诉我，北大每年招收约二百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由于韩国学生学风不佳，北大学生积怨已久，他们之间还为此爆发过冲突。在很多大学，韩国学生在留学生中占有很大比例，所谓“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化”。例如，北师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学生，在全球设了两个考点，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就在首尔。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留学生约占一成，这意味着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优秀学子只能进入差一些的大学就读。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标准，这些中国学生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难怪他们会产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学生抱怨说：“我很愤怒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居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自己的优秀人才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留学教育的直接成本也非常高昂。中国高校的声望和师资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汉语也不是国际通行的英语。如果想招到还算合格的留学生，就得靠提供奖学金了。根据教育部公报，201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有4.9万人，占来华学生总数的11.1%，根据学位高低，每人每年约在六至十万元之间。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奖学金，总规模估计有几十亿。就其性质而言，政府奖学金相当于给予其他国家的一笔巨额援助。这笔“留学援助”若能节省一部分，用于资助或奖励中国的优秀学子，也会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此外，由于留学生平均素质较差，高校教师不得不多花时间教导他们，这其实是将教育成本转嫁到了教师身上。某名牌大学的留办人员提出，对留学生应当“同等对待，适当照顾，严格要求，加强指导”。“适当照顾”其实就是降低考核标准，“加强指导”则意味着增加工作量。每当为水平很差的留学生批改论文，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招他们？” 中国高校目前实行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国内大学提高国际声誉。尽管大学排行榜只重比例，不看质量，可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反馈到国际社会上。就像某些大学曾经开办卖文凭的培训项目，最终还是会让这些项目声誉扫地的。此外，扩招对留学生也有不利影响。由于降低标准录取，很多留学生几乎一入校门就进入差生行列，整个学习阶段都面临巨大压力，有些人就自暴自弃了。如果他们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学校，本有可能继续投入喜爱的专业。在我曾就职的北师大，2016年某留学生项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学生。起初，我有些不满上课人数减少，可很快就发现作业质量提高了。几位同事都反映，这届留学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往届。规模质量不可得兼，双重标准误人误己。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会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吧。

当留学成为一笔划算的买卖。英国大学又双叒叕要罢工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40所大学投票决定，在6月至10月举行进一步的罢工。其中就包括我们学校。提到罢工，我现在心情十分复杂。今年一月，我顶着新增病例日增10万+的压力来到英国上学，结果隔离结束还没上几节课，就遭遇了一场罢工。是的，在过去一年里，英国高校的教师们，时不时就会来一场罢工，以争取提高收入、养老金等权益。花着高昂学费和生活费，冒着疫情风险，来到英国，结果，经常就面临找不到老师的情况，我心中有一种想去消费者协会投诉的冲动。另一件给我带来极大冲击的事件是，第一次和全班同学碰面，当我环顾四周时，我发现偌大的礼堂里坐着的，似乎90%是中国人。总之，在英国留学的第一个月，我破防了。仿佛留了个假学如果要问我在这样一个班上90%同学都说中文的英国大学留学是怎样一种体验，那我只能告诉你：太有意思了。你可以期待老师到底会用多离谱的发音念你的名字。拼音对他们来说太深奥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念没念对，你也不知道他们念的人是不是你。老师对腾讯和阿里巴巴比你一个中国人还熟，提到“China”的次数快赶上拜登和特朗普。分组讨论时，只需要一个眼神试探，同学们就会自动开启中文讨论模式。对了，刚开学那会儿，学校还有专门给中国留学生答疑解惑的微信顾问。是的，这个职位就是叫“微信顾问”。在哪儿都能听到中国话，有时候我也会有点恍惚，总感觉是我们组团花钱上外教课来了。 2020年9月21日，载有来自全国各地74名留学生的赴英复学包机启程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图源：视觉中国）而在校园外，只要肯花钱，你可以买到一系列中文服务，从租房到外卖，从接机到旅游，时刻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祖国的强大。我加的租房中介过年时还一度齐刷刷卖起了年夜饭，接机客服一天到晚在朋友圈更新旅游开团信息。打疫苗也可以去华人开的店里打。当然了，还有作业代写。他们总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各种留学生微信群，报价高昂，却从不缺客户光临。在异国他乡能使用优美的中国话享受便利固然很爽，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某种困境。似乎我可以一直呆在舒适圈里直到回国，而所谓想通过留学带来成长，除非自己主动走出圈子，不然真的难以获得。而且，一旦适应了这样的舒适，走出圈子变得很难，尤其是在疫情时代，人与人之间总隔着一层口罩的情况下。所以，我，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英国留学生，尽管上着排名还不错的学校，尽管也是克服了种种压力硬着头皮出了国，到了现场后心里却感受到了巨大落差：我真是来留学的吗？这……是不是有点水啊？鄙视链的底端近年来，越来越多家庭能负担得起留学开支，留学生和海归也越来越普遍。然而，在留学风越刮越热的同时，留学圈内也建立起了一条心照不宣的鄙视链。很不幸，我正处在鄙视链最底端：一年制英硕。大部分英国研究生项目实行授课制，前两个学期上课修学分，最后一个学期写毕业论文，一年就能毕业。因此，在很多人眼里，英硕虽然同时吃到了研究生和留学生双重红利，但它既不如那些要读两三年的研究生看起来“正经”，也不像那些海本、美硕动辄就要扔入几百万的高昂成本。给人感觉就是含金量不够，含“金”量也不够。去英国读研究生，只要学校不是牛津剑桥，大概多多少少都会被亲戚这么问过：你的学校是不是申请了就能上啊？只待一年能学到啥？是考不上研才去的吧？ …… 之前我还会据理力争一下，比如好学校都看重本科院校、绩点和实习经历，比如课程其实很紧凑，课业压力也挺大，比如这两年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在国内能保研的成绩也可能会被刷…… 2021年7月9日，英国波尔顿大学毕业生戴口罩参加毕业典礼。（@视觉中国图）但当我终于坐在礼堂里，看到身边的中国同学时，心态确实崩了。不过破防之外，这学上都上了，我总得弄明白，英硕，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让人产生“水硕”的印象的。至少，咱们得先挖一挖英国高度商品化的教育产业。办大学，比足球豪门还赚钱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政府对于英国大学的资金支持就一直在削减。在80年代以前，英国大学还可以按照聘用学者的数量获得相应的科研经费，但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为了缓解当时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决定把这些开支砍掉一大半。资助大幅削减了，但办了几百年的大学又不能停，没办法，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了。走上商业化道路的英国大学就像回宫后的嬛嬛，过去也许还有几分真情，现在满脑子只想着“搞事业、搞事业、搞事业”。英国政府作为“万恶之源”，也只能默许甚至鼓励大学的圈钱行动。首先就是学费疯涨。对英国本土学生，政府将学费上限从每年3000英镑上调到9000英镑。这个价格还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上限，很多学校的学费不止这个价，比如我校。我校对本国学生的收费普遍在一万英镑以上，而对于海外留学生，他们割韭菜的手更狠了，收费可以达到本土学生的2.5倍甚至更多。医学、商科这类热门专业，一年学费三十多万人民币（约3.5万英镑）不在话下。北京第22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英国留学展台。（图源：视觉中国）不光如此，针对国际学生的涨价还得到了官方许可。在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会的网站上写着：由于通货膨胀，海外学生的学费每年都有可能上涨，具体涨多少取决于学校，请同学们做好心理准备。我校官网上也有类似说明：本校保留涨学费的所有解释权，每年都有可能上涨3%到5%，不过涨的主要都是海外留学生的，其他同学请放心。住宿费也是大头。英国大学会为学生提供宿舍，自营，或是与校外公司合作。这些学生公寓相比于社会房源有两个特点：面积更小、价格更贵。但对于初到英国的留学生来说，学生公寓往往是人生地不熟的他们的首选。此外，奖助学金的发放也在缩减。政府从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变成了提供更多学生贷款，这样一来，经济压力就转移到了学生自己身上。奖学金的申请也有着诸多限制，尤其是对授课型硕士项目。在申请的时候，我望着高昂的学费流下热泪，抱着一丝期望点开了奖学金项目的页面，然后发现一个我能申的都没有。对于博士，英国高校同样本着“有钱你就来”的态度，能自费就自费，不能就走CSC（国家留学基金委），总之不要想从学校身上薅到一丝羊毛。靠着高昂的学费和住宿费，英国大学赚得盆满钵满。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的数据，仅2019-2020学年，英国高校的总收入就达到了424亿英镑。对比一下，你或许会对这个数据有更直观的概念。在2018到2019这一年里，曼联俱乐部的收入是6.27亿英镑，而同样地处曼彻斯特的曼大，在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了10亿英镑。瞄准的就是中国人？当教育被高度商品化后，很多事情都变味儿了。在英国大学的眼里，学生的身份不再是学生，而是变成了消费者。他们提供教育资源的目的，从教书育人变成了尽可能地招揽客户，以及想尽办法留住他们。至于一年制授课型硕士项目，就像是英国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打造的氪金服务。不过，在这里我要破一个洗脑包，“中国留学生多≠英硕只有中国人会读”。从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英国人自己才是授课型硕士的主力军。以2020年的入学情况为例，这一年入学的授课型硕士中有38.535万是英国本地人，是其他所有海外留学生总数的1.5倍。而且在疫情开始暴发的2020年，跑去读研的英国人比前一年一下子多了6万。也不知道是他们失业率太高了，还是居家办公闲得慌。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英国人对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并不在意，他们往往会选择多花一年时间读个非全日制的硕士，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就小了很多。但海外留学生几乎不会考虑非全日制的授课形式。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在英国读非全硕士的人当中，有91%都是英国人。其实英国大学想圈所有人的钱，但由于从本国人身上薅到的羊毛有限，才把目光转向了海外。而中国大学生对研究生学历有着很高需求，又因为语言和地理限制，了解英国高等教育真实情况的渠道有限，存在信息差，于是便成了他们眼中最好“糊弄”的一批人。从2010到2020年，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了接近10万，单是2019到2020一年里，这个数字就涨了4万，从数据来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读研究生的。疫情期间，博尔顿大学在校园内引入了大量的防疫安全措施。（图源：视觉中国）为了迎合需求，英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开得越来越多，名字也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但大多数中国学生在申请时只能依靠学校的QS排名或者中介的话语来判断学校和项目的好坏。不小心选到了都是中国人的项目？来了发现一个硕士专业能收七八十个人？不好意思，个人选择，个人负责，个人认栽。把学生当作消费者看待之后，教育质量的下跌似乎成为了必然。大学为了尽可能地留住和吸引更多学生，往往会降低考核标准和提高考试通过率，以此保证付出高昂学费的学生都能“有所收获”。英国大学学位整体上可以分为荣誉学位（honours degree/bachelor's with honours）和普通学位（ordinary degree/bachelor's without honours）两种。荣誉学位按等级从高到低细分为一等学位、二等一学位、二等二学位和三等学位。据《卫报》报道，从2010年到2019年这十年时间里，以英国一等学位毕业的学生比例从16%上升到了30%。英国高等教育监管机构（OFS）的首席执行官尼古拉·丹德里奇 (Nicola Dandridge) 表示，73%的英国大学的一等学位毕业生人数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增长，而这种“无法解释”的成绩通胀很可能会削弱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英国大学公信力的下降从网友的反应中可见一斑。在reddit论坛上就有不少对英国高校放水行为的吐槽。有匿名网友笑称，没有学生会在英国读研期间挂科，如果有，那值得震惊一整年。一位名为“UShah”的用户则说：“我见过中国学生在考试的时候还带着中英字典，有的人无法用英语正常交流。我真的很怀疑上课内容他们到底能听懂多少。如今的教育，只是大学的生意罢了。” 老师：我要去罢工了可以说，英国大学将高等教育打造成了一款奢侈品，但又通过扩招、放水等一系列操作，让这款奢侈品变得越来越不保值。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概念来说，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化。学习知识，获得文凭，靠文凭找到工作，再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文化资本转换经济资本的过程。但教育一旦成为了奢侈品，就意味着一个人首先得拥有丰厚的经济基础，才有获得文化资本的机会，单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路被堵死了。同时，伴随教育商品化带来的学历贬值，也使得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更难获得对等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英国高校似乎只有在创收时才把学生当成可以割韭菜的消费者。在其他时候，这些学校既没有为学生提供与高学费相匹配的高质量服务，也没有给予学生作为消费者应有的维权和投诉渠道。就拿每年都要上演好几回的英国高校联合罢工为例。我才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就经历了两次罢工，有一次罢工更是长到接近三周。在这三周里，老师不会从事任何与教学有关的活动：不上课，不回邮件，也不改作业。如果不是每个老师都给我发了一遍邮件，我都不知道他们也被资本主义剥削得那么惨。从2008年起，在学费涨了两三倍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却减少了20%。还有不少教职工与学校签的是短期或临时合同，甚至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 2018年2月22日，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参加罢工的老师堵住了学校侧门，阻止学生与员工进入校园。（ICPhoto 图）赚的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老师们也不清楚。对此我表示很同情。但老师们至少还能够罢工抗议，学生们的损失却是无法讨回的。我和同学粗略算了算，三个星期不上课，约等于三万块就这么打水漂了。我曾经天真地询问老师既然罢工了，是否可以考虑退点学费给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亲爱的，不可能。这下好了，不光是短时间看不到经济回报，还白白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学生的权益在大学内部的利益争夺中被牺牲了，但我们连维权的武器都没有。在豆瓣“2020s艰苦留学组”里，不少在英留学生都表现出对罢工的愤怒和无奈。用户“人類不宜飛行”表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工作挣的，接二连三的罢工让她很后悔选择来英国读研，可她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只会签公开信表示支持老师，就没干点实事”。 “那我的权益呢？”小组成员“人類不宜飛行”的回复，也是我，还有其他英硕人的心声。可是明知道有坑，每年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地往里跳。因为它可以让人以最短的时间同时获得硕士学历和海归身份。这意味着投简历的时候不容易被刷了，落户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方便了，对于手头还算宽裕的中国中产来说，它看起来依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