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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日晚，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第8名被困人员被救出。中新社记者杨华峰/摄漫长的寂静被一名护士的到来打破了。护士是来借东西的，要止血带和吗啡。黄俊记得，随她一起到来的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废墟下，“8号幸存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双腿被卡住了，人要活着出来，可能得牺牲腿。这是2022年5月2日凌晨1点，在长沙望城区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已经持续了超过60个小时。黄俊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骨科医生，专攻“创伤”。事故发生后，他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进入现场待命。那里已经集结了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市120急救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一条街上都是消防车和救护车，”黄俊回忆，“但是人（幸存者）出来得很慢。” 8层的建筑物垂直坍塌后，高度瞬间压缩至不到两层，同时挤压着紧邻的两侧房屋。救人，要一边小心地掏，一边加固通道。抵达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黄俊都在等待。他周围人来人往，机械不停，灯光明亮，但为了准确捕捉生命迹象，也因为救援都在废墟之下，现场听上去总是“一片静默”。在这个安静的夜晚，真正的难题即将出现。保命还是保腿到4月30日下午，已有5人获救，雷达探测仪在废墟中发现了新的生命迹象，“不止一个人”。根据消防救援指挥部发布的情况，新发现的6号和8号幸存者距离很近。指挥部决定，从相邻的西侧建筑破窗进入废墟，斜向下开辟一条通道。大的器械不敢用，消防员只能用磨机、撬棍、斧头、电动剪。挖出一点空间，马上用木方和钢柱顶撑加固。预制板、水泥墙、砖瓦被一点点切开，救援通道上挡着的一台大冰箱，磨废了近200片砂轮。这条路打了20多个小时，6号幸存者终于被带离废墟。距6号两米远，大冰箱的另一侧便是8号。如果不切冰箱，就只剩一个小孔洞，周围是倒塌的坚硬梁柱，上方隔着一层楼板则是9号的位置。更麻烦的是，8号的双腿被压，完全不能动弹。直到1日深夜，在经历了一次救援通道小幅度垮塌后，8号还是没能出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了：“保命还是保腿？”人要快点出来，腿留不住；人出来得晚，腿压得久可能还是留不住——都得做好现场手术的准备。救援一线的医护人员知道，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车上，有更齐全的药物和设备，甚至还有CT室和手术室。与匆匆赶来借麻药和止血带的护士交流后，黄俊赶紧和医院沟通，要了一支麻醉团队。在这位外科医生看来，“截肢”是技术难度不高，但决策门槛极高的一项操作，更何况是“现场截肢”。他坐不住了，加入医疗组的讨论，得知是一块巨大的预制板压住伤者的小腿下部。到底应该“慢慢刨”还是“先保命”，有人提出，这个人不快点救出来，可能会耽误救下一个人。也有人认为，被压了这么久，腿可能也挽救不了了。黄俊不否认这些可能性，“先保命，再保肢体”也是一条医疗原则，但他还是反对截肢。 “基于我的专业判断，我觉得不一定。”他说，人类小腿的血供系统多，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侧支循环……预制板压下来，不可能完全阻断这些系统，腿还有希望。他又考虑到，现场截肢，势必要用到止血带，使用时长和压力如果控制不好，会对患者造成“二次打击”，甚至引发“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一系列并发症，严重的会出现肾衰竭，造成死亡。 “她能说话，生命体征平稳，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截肢。” 在表达了观点后，黄俊结束值班，离开救援现场。后来，他通过医疗组的微信群得知，截肢的方案并没有执行。他认为，指挥部最终的决策是“综合性”考量，自己的意见“并不关键”。可能被考虑在内的因素还包括救援通道狭窄、没有实施手术的空间等。在这位医生离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消防员用撬棍、千斤顶挪开了压住8号右腿的预制板，又用充气垫分离了勾住她左腿的杂物。5月2日晚上7点多，8号幸存者离开了废墟，被送往湘雅三医院。 “一条血管都没了” 考验还没有结束。“不能说腿保住了，只能说腿连着身体出来了。”黄俊在湘雅二医院骨科的同事魏建伟说，“连着，不一定活着。” 2日晚上，这位医生忽然接到电话，请他去湘雅三医院一趟。在这家接诊本次倒塌事故伤者的定点医院，骨科主任罗令已经见到了8号。这一晚，同为8号而来的还有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湘雅名医”唐举玉等。他们都是骨科专家。魏建伟骑上电动车，几分钟就赶到了。他直奔手术室，一进门，看见了那双脚。 “还能不能保住？”他暗自担心，戴上手套，摸皮温，冰的。摸血管的搏动、测试毛细血管的充盈程度，都不理想，“希望不大”。右脚比左脚的情况好一点，但足背和足底鼓起了“梨子大小”的水泡。这是长时间挤压足部的力量忽然消失后，组织液充盈造成的。在专家到齐之前，魏建伟要了支注射器，先把这两个水泡抽掉了。 “所有专家看到她都要倒吸一口凉气。”罗令回忆，“没见过压这么久的，做好了现场截肢的准备，但社会各界都希望保住她的腿。” “8号”20岁出头。见过太多可怖外伤的罗令忍不住想，这孩子遭遇事故，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如果肢体还保不住，会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想保住8号的腿，“不是因为社会的关注，而是为了她未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与此同时，从专业的角度看，罗令又必须理性。被压几十个小时后，8号左腿的胫前动脉、腓动脉“没了”，胫后动脉到踝关节平面也没有血供，可以说“一条血管都没了”。要命的风险还有很多，比如组织继发性坏死、横纹肌溶解和骨筋膜室综合征，“硬保，搞不好命都保丢了”。 “命保不住，还谈什么脚。”魏建伟也说，他记得此次事故中的一名幸存者，大腿被压太久，获救后曾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对8号来说，要是双腿坏死组织的细胞已经严重损害内脏功能，就要尽快截肢救命。一份忽然递到手术室的报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群专家的焦虑。根据最新的化验结果，8号的肝肾功能指标“还不算太差”。大家决定，马上手术，在术中继续评估。手术刀首先切除了8号左腿被压处坏死的皮肤，然后打开一系列包裹着肌肉的骨筋膜室。魏建伟记得，那里的肌肉呈现出缺血的暗红色，手术室里能闻到一股异味。医生们清理了所有坏死的组织，小心地保留肢体屈伸活动所需的“腱性部分”。接着，他们对血管和神经进行“松解”，将它们分清、捋顺，减轻压力。在这些操作完成后，医生们松开了绑在8号左腿上的止血带，很快观察到，被切开的皮肤边缘，出现了轻微的渗血。对其他外科医生而言，术中患者出血往往预示着危险和操作难度的增加。但在这群“接胳膊接腿”的医生的手术台上，出血更有可能是大好事，表示血管完好，血流通畅。有血运，肢体才有可能恢复功能。 “看到出血，这条腿一定要保了。”魏建伟说，他们随后处理了8号的右脚。他记得，唐举玉教授格外细心，要来注射器，亲手把脚趾上的微小水泡一个一个抽掉。 5月6日零点，罗令（右）和汤逸夫、黄煜钊博士在处理伤者肢体上的水泡。受访者供图术后的风暴午夜时分，魏建伟回到家中。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就睡着了，他脑子里复盘着刚才的事。从手术的情况来看，8号的腿恢复了一定的血运，但还远没到能说“成功保肢”的时刻。肢体看起来还在，但伤口会不会感染，会不会出现并发症，能不能恢复功能，都是未知。他记得那是两条瘦弱的腿，担心它们走不出术后的所有“风暴”。对罗令来说，手术仅仅是个开始。8号转入重症监护室后，他带着4名年轻医生值班，每半小时查看一次“血运”。术后第二天中午，8号的左脚发生了“静脉危象”，皮肤表面有明显紫绀，针刺脚趾，不出血。触诊皮温，冰凉。罗令判断，这是缺血组织恢复血液灌注后引发的“二次损伤”，肢体严重水肿，再度导致组织缺血和淤血，这只脚又危险了。罗令和他的团队为8号实施了第二次手术。术后，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他和3位年轻医生监测血循环指标20次。其间，“静脉危象”再次发生，他们就在病床旁紧急处理。 “缺血再灌注、动静脉危象及受损组织的反复水肿将在未来48小时内多次对血运造成冲击。”罗令在笔记中写道，这位医生习惯用绘画和文字来做临床记录。针对8号的记录很长，“受损”“水肿”“危象”是每隔几行就会出现的词。罗令图文笔记中的一页。受访者供图 “3天内发生了4次严重的水肿冲击，患者还要过感染关、组织坏死关。”罗令认为，8号正处于“保肢”的关键时期，但危险期已经过去一大半，湘雅三医院为这位伤者配置了来自内科、外科、营养科和心理科的医疗团队，“总体情况正在向好”。病情危重的8号只是医生需要面对的幸存者之一。 4月29日，倒塌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罗令已经接到指令：守在医院。现场救出的幸存者，会被送到急诊，接受一系列检查和治疗。罗令记得，有个小姑娘，18岁，学护理专业，自救能力强，送来时“只有软组织挫伤”。有一位女性，骨盆骨折，要等经期结束才能手术，但她状态很好，每天都在病房里读喜欢的书。8号之前来的6号，小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腿骨戳穿了皮肉，但复位情况良好，等待骨折愈合。8号之后来的9号，被压了88个小时，现在每天“活蹦乱跳”。10号，被压133个小时，也要保肢，还在观察期。截至5月6日凌晨3点03分，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获救10人，遇难53人，其中不少是长沙医学院的大学生。 “我带的研究生，有些就来自长沙医学院。”魏建伟遗憾地叹道，那份名单在医务工作者看来格外痛心，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我们”。 4月30日，这位医生接到指令去现场，也是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刚抵达的时候，他有点蒙。“我们临床经验丰富，但没去过这种现场，当年去汶川（参与震后救援）的都是我们师父一辈的人。” 魏建伟看着吊装机、起重机都在运行，消防员忙碌穿梭，却等不到幸存者出来，着急“怎么这么慢，有生命迹象就赶快拉出来呀”。待了一天以后，他不再这么想了，救援难度太大了，“长沙下了两天大雨，埋在下面的人一滴雨都没感觉到”。 5月1日夜里，他收到“快到现场”的呼叫，赶忙站到离废墟最近的地方。3辆救护车排在最前面，二三十位医护人员和他一起等候，“6、7、8可能要出来了”。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3点，每次传来一点响动，大家就激动起来。魏建伟知道，前序救出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出现了挤压综合征，他思忖着，再出现的话，要不要截肢来阻断坏死物质吸收；一位幸存者骨盆损伤，出血量大，这位医生也作好了准备，待会儿若有相似情况，自己要一步上前，加压包扎；如果幸存者有脊柱伤，搬运要格外小心。在等待的时间里，医生们互相提醒、讨论着， “手套戴了又脱，脱了又戴，反复五六次”。他们太想救人了，他们希望，有人可以让他们救。 “我们医的是人，不是伤” 魏建伟在现场没有等到8号，但在手术室里见到了，他多少有点安慰。那个数字“8”，变成了他眼前真实存在的小姑娘，在医生触诊时会轻轻地说“好痛”。她姓刘，名字好听，父母守在手术室外。她那么年轻，还有好长的人生路要走。后来听罗令说，小姑娘经历了术后险情，还是一天比一天好，魏建伟陷入了反思中。 “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时，会觉得保不住。”他反复想，什么才是对患者最好的决策。在临床实践中，有患者为保住肢体，花费巨大，功能恢复却不理想，不如选择技术成熟的假肢。有患者对身体的完整性特别执着，却不知道，坏死的组织可能危及生命。在灾难事故这种极端的场景下，如何采取特殊的措施。 2019年下半年，他接诊过一位伤者，一条手臂被水泥搅拌机截断，是工友“抱着断臂送来的”。事故发生已经4小时了，先接骨头肯定来不及，魏建伟剪了两段输液器软管，把断臂和躯干的血管先连接起来。后来，那位伤者的手臂，“恢复到可以开车”。罗令坦言，8号接受第一次手术前，曾做过一次严谨的“截肢评估”，在那份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的“特殊器官切除审批表”上，她伤情的综合评分已经超过标准线，专家们还是决定，切开看看。 “评分是死的，人是活的。”罗令说，“我们医的是人，不是伤。” 这位创伤医学专家见过各种最惨烈的车祸伤、坠楼伤……“有人来医院时费用不够，救下去就是无底洞，救不救？”他认为，除了学识和经验，医生还得有担当。“我尽力了，这是我的尊严。” 他尽力守护的那个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想喝橙汁，想吃苹果，对医护人员总是客客气气。但罗令最想看到的，还是她“走起来，跑起来”。目前，除了左大趾和右小趾血运稍差，她的腿基本安全。罗令见过此次事故几乎所有幸存者，他说“奇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获救的几个女孩，都格外坚强，对生命有着执着的渴望，撑着她们熬过废墟下的数十个小时。在手术后、在换药时，络合碘、盐水冲刷伤口，没有一个人哭。但他也深知，很多遇难者根本没有机会“坚强”。魏建伟则表示，医生救了这几个人，但救不了的人，他们的家庭又该如何面对，“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5月1日，长沙印发《关于迅速开展居民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在全市全面启动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行动。5月7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开展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不久前的一天，罗令带人走进病房，看见小姑娘在笑。笑容很奇怪，似乎是看着这群穿白衣服的人，却又对不上眼神。他走到病床前，仔细问过，才发现这姑娘是个“近视眼”，700度，眼镜留在废墟里了。医院赶紧给她配了副新眼镜。戴上之后，她对医生说：“我想看看我的腿。”

近期，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一时众说纷纭。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要不要退出”的问题上，一种意见支持退出，认为中国大学应有自己的标准，另一种意见反对退出，认为这是与国际脱轨。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国际排名”这一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实际影响。本文指出，国际大学排行榜，比如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主要根据各国大学多项数据来作出，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量化考核”，其中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受这一标准影响，为了提升大学排名，在国内不少大学里，外国留学生比中国学生住着更豪华的宿舍，领着优厚的奖学金，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能享受更低的录取和考核标准。这是过去几年里频繁出现留学生舆情的一个重要诱因。事实上，这些特殊待遇，在中国人到国外读书时，一个都没有。作者发问：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可能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本文原载“南都观察家”，原题为《老外扎堆大学校园，为何“留学逆差”还越来越大？》，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老外扎堆大学校园，为何“留学逆差”还越来越大？ ▍ “老外”扎堆的大学校园每年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都要举办一场载歌载舞的晚会——“北京留学生之夜”。我曾有幸观赏了各国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场晚会彰显了“高端大气国际范儿”，有篇后续报道称：“来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中外学生演员联袂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国际艺术盛宴。”我在台下欣赏着表演，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安。节目单上印着一位日本学生的名字，她已经连续几周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了。上学期结束后，她果然未能通过考核，我只好给了个不及格的分数。如果喜欢走访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便会发现这些年肤色各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虽然留学生占全体大学生的比例还很小，但他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新生扩招的幅度。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大学录取的留学新生从2005年的6.1万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万人，增幅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录取的国内大学生则从504万人上升到698万，增幅为38%。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年度数据，如果将各类留学生加总，他们的存量已从2011年的29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44万人，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则从660所增长到829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很多留学生来中国只是参加汉语培训，更值得关注的是拿文凭的学历生，即读本科、硕士或博士的留学生。他们的增速尤为惊人，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间从每年录取1.5万人上升到3.8万人，增幅为158%。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从3.8%迅速发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学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为学历生，留学生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16年，北师大计划招收245名本科留学生，同年北师大招收国内本科生2590人，留学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国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学，2014年国际学历生的招生规模仅为75人。我曾在北师大为三类学生授课：本科生、专业硕士和留学生。每类学生中都存在好学生和差学生，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有些留学生甚至连一篇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还有的连中文试题都读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学生项目的负责人聊起此事，并建议他控制一下生源质量。他有些无奈地答道：“我能招够学生就不错啦。”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招这么多留学生？ ▍ “规模优先”的教育方针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高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了落实这份《纲要》，教育部随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示到2020年要将来华留学人员提升至50万人。中国教育政策的决策者意识到，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尤其是学历生人数增长，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在这种规模优先的指导思想下，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留学生比例对中国高校这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吗？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目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制作，还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于科研成果指标，而且由本土大学评估，因此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前两者。那么，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排名呢？ ▍ 大学排名与国际学生比例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数一样，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于各国高等学府的多项数据，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将这些指标标准化，再赋予一定权重，分析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所大学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计算公式都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单上，牛津大学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学排名第十。就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比而言，前者为35%，后者为24%。芝大招收的留学生素质也许高于牛津大学，但由于比例较低，就会失掉一些分数。为什么这两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对规模，而不是绝对质量？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源质量难于比较——清点人头总是易于测试水平。二是这两大排行榜都有英国背景，而英国大学的留学生比例较高。给予这一指标更多权重，可以提升英国大学的排名。与纯粹基于科研指标的交大排行榜相较，这一点就显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单上，有三所英国大学进入前十，分别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当年的交大榜单上，只有剑桥大学进入前十，排在第四位。我们是否应该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两家的榜单？中国教育界的领导们很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国内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别处于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单上则处于29位和35位，在QS榜单上则处于39位和24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家的排名参考了很多主观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评价)，它们的客观指标也更具操作空间。针对排行榜的各项指数，有些高校的领导班子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本校排名。进一步扩大留学生在全校学生中的比例，无疑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 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除了有助于提升大学排名，来华留学生也常常被视为“国际人才”。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引进的来华留学生却还不多。广纳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国留学生，可以很好地平衡当前的留学逆差，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留学大国，同时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王辉耀先生为改善中国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学生问题上并不具有一线的教学经验。由王辉耀主编的2013年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留学赤字”，我国出国留学生与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间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万扩大到2012年的80.9万。“留学逆差”和“留学赤字”显然借用了国际贸易的概念，它们为中国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留学教育属于一种服务贸易，中国留学生对外支付的学费显然高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给我国的学费。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应当保持流出人数与流入人数平衡，就像做国际贸易一样？一个非洲学生就读于广州某大学，这对中国的意义是否相当于一名北京学生就读于美国某大学？如果只考虑学生数量而不计生源质量，我们很容易计算“留学逆差”。然而，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中国高校都是如此。无须借助实证数据，我们就可以从选拔机制上推断出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家庭无力承担子女留学国外的高昂学费，因此高中毕业生大都会参加高考，争取进入国内较好的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等较富裕的地区，北大清华基本可以保证吸收到国内最好的生源。其他学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实力，吸收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源，几流大学就招收几流学生。然而，留学生的招生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一流大学招收留学生，不得不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的青年，国外学生首先会考虑申请欧美大学，和中国学子的留学趋向一致。因此，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国家二三流的学生，而中国二三流大学能招到的留学生素质就更等而下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高考竞争激烈，北大清华的本土生源质量不见得逊于哈佛耶鲁，而留学生的水平却不如美国一流大学。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学内，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具有显著的成绩差距，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间。 ▍ 扩招政策弊大于利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标，除了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还有着外交战略方面的考虑。比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有助于促进交流，推动发展，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然而，中国高校的学生同外国留学生接触后，容易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学习不如我们”，对非洲和亚洲学生的印象尤其如此。其实，不是这些地区的学生不如中国学生，而是录取政策的双重标准造成的。有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告诉我，北大每年招收约二百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由于韩国学生学风不佳，北大学生积怨已久，他们之间还为此爆发过冲突。在很多大学，韩国学生在留学生中占有很大比例，所谓“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化”。例如，北师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学生，在全球设了两个考点，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就在首尔。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留学生约占一成，这意味着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优秀学子只能进入差一些的大学就读。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标准，这些中国学生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难怪他们会产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学生抱怨说：“我很愤怒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居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自己的优秀人才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留学教育的直接成本也非常高昂。中国高校的声望和师资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汉语也不是国际通行的英语。如果想招到还算合格的留学生，就得靠提供奖学金了。根据教育部公报，201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有4.9万人，占来华学生总数的11.1%，根据学位高低，每人每年约在六至十万元之间。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奖学金，总规模估计有几十亿。就其性质而言，政府奖学金相当于给予其他国家的一笔巨额援助。这笔“留学援助”若能节省一部分，用于资助或奖励中国的优秀学子，也会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此外，由于留学生平均素质较差，高校教师不得不多花时间教导他们，这其实是将教育成本转嫁到了教师身上。某名牌大学的留办人员提出，对留学生应当“同等对待，适当照顾，严格要求，加强指导”。“适当照顾”其实就是降低考核标准，“加强指导”则意味着增加工作量。每当为水平很差的留学生批改论文，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招他们？” 中国高校目前实行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国内大学提高国际声誉。尽管大学排行榜只重比例，不看质量，可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反馈到国际社会上。就像某些大学曾经开办卖文凭的培训项目，最终还是会让这些项目声誉扫地的。此外，扩招对留学生也有不利影响。由于降低标准录取，很多留学生几乎一入校门就进入差生行列，整个学习阶段都面临巨大压力，有些人就自暴自弃了。如果他们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学校，本有可能继续投入喜爱的专业。在我曾就职的北师大，2016年某留学生项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学生。起初，我有些不满上课人数减少，可很快就发现作业质量提高了。几位同事都反映，这届留学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往届。规模质量不可得兼，双重标准误人误己。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会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