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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发生死亡之前，它就像你我住过的房子。随着老龄化的日渐加深，日本越来越多的房产成为“凶宅”。在日本，它被称作“事故物件”，这是一个表述中性的词，也减弱了“凶宅”的不详程度。事故物件售价便宜，销售境况却被各种原因限制。于是日本出现了专门针对这类细分市场的中介公司，他们按照心理感受进行分级，消除“不详”，装修翻新，展开驱魔仪式，并努力迈向职业化进程。中国青年白山就在这样的地产中介公司任职，他见证了一个已然老龄化的社会是如何面对那些特殊处境里的“房子”。以下内容根据白山的讲述整理。 “事故物件”经纪人我叫白山，吉林人，2009年高中毕业就来到日本，今年进入这家地产中介公司，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助客户买卖“事故物件”。我是公司招的第二个中国雇员，之前的中国雇员是一个女孩，她为了省钱，读书时曾租过殡仪馆附近的房子。据她说，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对“事故物件”有一些特殊的好奇，希望能帮人“排雷”，同时也尽力消除人们对“事故物件”的单一印象。可能是被低廉的租金吸引，之前常有中国留学生打电话来咨询她。大概是因为我会中英日韩4国语言，那个女孩回国时，社长通过猎头找到我，想让我加盟处理海外相关业务。我是一个对凶宅并不抵触的男生，平时对玄学、宗教、神话感兴趣，爱看《鬼吹灯》、《盗墓笔记》这样的小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家里有一个做“灵媒”的亲戚。我从小看着她做“法事”，被各种人“附身”，觉得这人在装神弄鬼。后来看“回头客”特别多，好像真有作用，她说的话也不像是第一次见面就能知道的，慢慢又有点信了。感觉风水和玄学，也可能是一些没办法用现代科学解释的现象。我跟家里说，有个做凶宅房产经纪人的机会，我母亲的态度还好，那个做“灵媒”的亲戚竭力反对，劝说这种事最好别碰。于是我就回绝了，没想到社长特别有诚意，拒绝他之后，还约我出来吃饭。吃饭时，我被社长说动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才65岁，人说没就没了。这个事情对他的触动很大，本以为孤独死很遥远，但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改天客户就是你自己”。亲人生前居住过的房子，反而会有种亲切的怀恋，好好地处理它们也能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一家民间调查机构（ニッセイ基础研究所）2014年的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27000人孤独地死去，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人孤独而终，其中8成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寂静地在家里死去。一度，“孤独死”导致越来越多的住宅空置，于是细分的市场也就出现了。 ● 孤独死被定义为 "在死亡时无人见证"。（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物质和精神可以两手抓” 我挺认同社长做事的价值，感觉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也有过溺水、差点被木棍砸死这类“濒死体验”，还经历了亲人的离世，我觉得生命很伟大也很脆弱。和挣钱比较起来，为他人花时间做的事情，会在别人的心里、在这个世界留下记录，对我来说更有价值。当然，社长描绘的蓝图也很不错，公司才二十多个人，已经是这个小众领域的龙头老大。“物质和精神可以两手抓”，我最终加入了这家公司。我们公司成立4年多，经手成交的“事故物件”差不多有600余个，其中“孤独死”的案例最多。2018年3月，日本小额短期保险协会发表的《孤独死现状报告》显示，孤独死死者平均年龄61岁，大约40%的案例是在3天内发现的，但平均发现时间为17天。疫情以来，串门变少了，“孤独死”发生的概率更高了。一般来讲，发现死亡的可能是家属、快递员和房东或者闻到异味的邻居。警方给死亡定性后，专业的律师会来处理房屋的继承、税务等行政手续。如果房屋的继承者有出租出售凶宅的意愿，常常会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类非正常的房屋，价格一降再降，也很难卖得出去。这时候可能就会联系到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展开协助估价、特殊清扫、装修翻新、做法事、寻找买家等工作。凶宅交易很容易存在信息隐瞒的情况，有的屋主和房产中介公司为了不让房子贬值，会刻意隐瞒房子是“事故物件”的信息。但是之前有一个最高裁判所（即日本最高司法机关）的判例，如果卖房的一方没有尽到告知是“事故物件”的义务，需要给买方赔偿，这类诉讼的公开也会影响房产经纪公司的口碑，行业也是在不少案件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公开透明。现在的凶宅信息，变得越来越像“公共知识”，在信息时代，隐瞒是一件困难的事。比如有一个叫“大岛てる”的网站，就是专门记录事故物件的信息网。人们会把“事故物件”的情报上传到网站，记录凶宅的位置、死亡发生的时间、事件经过等信息。如果是性质恶劣的杀人案，记录还会精确到门牌号。我们也会把待租待售的凶宅信息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事故当然会有等级差别，但我们基本上只会标明是“事故物件”，具体的细节需要客户打电话来问才逐一告知。 ● 一位70余岁日本女性独自死亡后的房屋内部（受访者供图） “心理瑕疵” 我们认为凶宅和普通住宅的最大区别就是存在“心理瑕疵”。我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围绕着帮助客户消除心理负担展开。为了更“标准化”地呈现这种心理感受，我们按照心理负担的严重程度，将“事故物件”分了7个等级，目前也普遍为人所接受，严重程度是逐步加深的，我罗列如下：等级一：看得见引发心理瑕疵设施的房屋，如坟地、火葬场附近的房子；等级二：共用部分（如公寓走廊、共享阳台等）及其它房间发生过死亡的房屋；等级三：72小时之内发现孤独死的房屋，尸体一般尚未腐烂；等级四：超过72小时发现发生孤独死的房屋；等级五：发生火灾、溺毙、煤气中毒等事故而有人逝世的房屋；等级六：自杀物件；等级七：他杀物件；在我们成交的600余个案例中，孤独死大概占到80%左右。剩下10-15%是自杀案例，这里面30-50岁的人比较多，其他的才是他杀，案例较少。这个分级是社长深思熟虑后发起的制度建议，也正在跟日本的国土交通省沟通，希望能将它作为一种标准，渗透到整个行业。我听说其他房产中介遇到过一个中国客户，是个道士，自己会推算风水，非要买一个墓地边上的房子，说是这样对自己的命格好。像医生、护理、刑侦、丧葬等与生死行业相关的人，在观念上不太介意，凶宅就跟其他房屋一样使用，反而因为价格低廉，更有利于投资。 ● 在执行特殊清扫的人员（受访者供图）消除不良体验为了帮助客户消除对凶宅的不良心理体验，我们通常会先使用物理方法进行遗物整理和特殊清扫。有时候需要重新装修、翻新房屋，比如换掉被尸水浸泡得变色的木地板、改变房间内部的建筑结构，尽量消除关于“这里死过人”的联想，甚至彻底改变房屋的用途，改为仓库之类的建筑。我的日本同事给我讲起过在2020年底，他跟随清扫人员，进入凶宅现场的体验。清扫人员和同事穿戴整齐厚重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进入房间，因为要使用多种强力化学品来清除气味，同时也要提防已经腐烂的尸体滋生病毒。戴上防毒面具，还是抵挡不了刺鼻的尸臭味，那是大型垃圾场混合腐烂肉类的气味，像尖利的钢针直冲脑门。那是东京一个时尚简约的复式结构公寓，看起来干净整洁，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凶宅。事实上大部分凶宅看起来都很普通——在没有发生死亡之前，它就像你我住过的房子。 ● 孤独死的人中不仅有老年人，也有年轻的职场精英。（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同事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独自死在公寓里，他是一位职场精英，从来没有慢性疾病，就像每一位努力工作的上班族一样。死者于8月中旬死亡，9月下旬才被发现，尸体已经严重腐坏，死因无法确定。这次的死亡现场有些不同寻常，通常情况，发现尸体的屋子只会有一滩液体污渍，但那次有两处。第一块污渍在床边，有一个人的背部那么大，红黑色的污渍已经干得像土块，上面有许多蛆虫。第二处污渍，大约在两米之外，比第一处大了一圈，还是湿的，当时尸体正躺在上面。只能猜测是时间过太久了，因为重力的原因，尸体从床上滚落下来，在现场的同事心里直发毛。死者的哥哥70岁，在接到弟弟死讯后非常悲伤，认为弟弟应该是死于突发的脑溢血，没来得及呼救就去世了。他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他告诉我们，他要把房屋翻新一下，然后自己住进去——想要感受弟弟在里面孤独生活的经历，并且一直住下去。一套完整的特殊清扫流程，需要消除掉臭味、扔掉污染物、拿走无用的物品、给全屋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清扫作业的价格主要跟房间大小、发现尸体的时间、死者体型大小有关，整体来说价格不低。比如夏天死亡30天后，发现普通体型男性死者的两室一厅，清扫费用约在60万日元（约3.3万元人民币）；而冬天死亡3日内，发现娇小女性死者的五室一厅，特殊清扫费用是3万日元（约1667元人民币）。物理手段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清洁，却消除不掉人心里的负担，比如对鬼怪的联想和恐惧，我们也想着借用“神鬼”的力量来帮忙减轻压力。日本这边信仰佛教和神道教的人最多，我们会委托寺庙或者神社，为凶宅祈福，消解可能的“厄运”。比如请来神道教的宫司为我们举行驱魔仪式，他会穿戴好狩衣或斋服，手持一根类似拂尘的“神具”四处摇晃，每晃动一下，前端的白色布条就会“沙沙”地响。宫司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唱起神咒，在屋里边转圈边洒盐等祭祀用品。他念的咒语，大意是抚慰亡灵，请死者安息，然后祝祷周围的人吉祥平安，消灾免难，这确实会给予人很大的抚慰。法事做完，公司会发一张正式的认定书，上面写明在某个地址的房子里，何年何月何日完成了特殊清扫和净化供养，并盖章作为凭证。 ● 许多日本老人的传统人际关系被打破，一个人孤独地生活。（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渐入“平常化” 整体而言，日本人对风水的观念没有中国人热烈，我在不动产行业5年只碰到过2个客户，提出要在风水上做些改动。在他们的概念里，风水“也许可以提升一点点运气”，不会像有些地域的中国人一样，把风水看作是关系“命格”的大事。不过说到底，买凶宅的人很多是看重便宜的价格，有钱的时候都希望住得更好，讲究房子对运气的影响，没钱的时候也不在乎是不是凶宅了。基于市场的反馈，事故物件一般会比同类房价便宜10-20%，极端情况下能便宜一半。购买、租赁凶宅的大多是年轻人，普通上班族居多，他们更有现代科学的意识，也更看重性价比。有些外国人在祖国住过的房子都有几百年历史，里面大多死过人，在文化观念里不忌讳凶宅，因此也是客户里的重要群体。租房时，房主对外国人有顾虑，担心他们不够稳定，也害怕生活习惯有差异，外国人租普通房屋相对困难，这可能是他们会考虑凶宅的原因之一。50岁以上的老人也很难租到房子，房东害怕他们支付能力不足，或者出现孤独死的情况。现在有一种“电力”系统，可以通过监测生活用电习惯来发现独居老人的异常情况，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同时，日本还出现了“孤独死”保险，如果老人死在出租屋里，房屋的特殊清扫费用、装修费用、遗物整理费用，保险都会给予赔付。根据日本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在过去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接下来的25年间，65岁及以上的男性独居者的比例预计将从14.0%增加到20.8%，同样，女性将从21.8%增加到24.5%，这将接近日本总人口的一半。 ●日本官方研究显示，约15%的日本老年人独自生活，每周只与人进行一次谈话。（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前几年我在日本卖楼盘，很多客户都是40-50岁的单身女性，买一个25平米的房子自己住，平时正常上下班，基本都不生孩子。也有不少60余岁的老人提前为晚年生活做打算，把传统的别墅式住宅卖掉，然后再买个楼房住，楼房有电梯，免去爬楼之苦，生活的区域也更繁华些，我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少子高龄化”趋势的存在。日本职场压力较大，很多职场男女因此错过了结婚的时机。也有人觉得一个人住挺好，在日本，一个人可以去看电影、吃回转寿司、吃火锅，其他人也不会觉得奇怪，整个社会有种疏离感，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尽量不管他人的事，也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如此，亲人之间不一定有很深的羁绊，经常也是各自生活。大多数“事故物件”中，死亡的拜访都显得过于仓促，逝者孤独的生活，最后也孤独的死去。有人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使得每个人有条件得以“孤独”，也有人觉得“孤独死”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广泛的讨论，“事故物件”的交易日后可能会变得平常，这可能是社会的演进过程吧。（文中白山为化名）（作者：姜婉茹）

中国是践行“动态清零”策略的国家，也是疫情控制最为有力的国家。而为这个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体系奠基的便是基层防疫人员，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诊治患者，但每一个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们来筛查、采样、送检、转运、隔离、跟踪、调查。英雄的称号并不总属于这个平凡的群体，冲上前线时，他们总会被形容为高尚、无私、无怨无悔，但平常的日子里，他们是小题大做、死板、不专业、态度冷漠的基层工作者。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普通人，接触阳性感染者时会恐惧，白天黑夜连轴转时身体会吃不消，指令不明确时会抱怨，两年如一日的高压工作会摇动信念，耗尽激情。不能按时吃饭、连夜筛检送样、一天600个流调电话、累到躺在地上……只是基层防疫人员工作中可见的部分，我们看不到的是长达两年以新冠病毒为圆心的生活。感染者尚有康复日，防疫没有停歇时。就在前几天，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90后基层防疫工作者，他来自疫情反复无常、多次封控的边境小城，疫情前是一名普通医生，在新冠大流行的两年时间里，他辗转于各隔离酒店和城乡社区之间，负责采样相关工作，接触过守边“将士”、网格员、支援队伍、流调人员、公职人员、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响的普通居民。疫情改变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试图还原这群不被看见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以下是他的口述。 712个日夜我是2020年1月23日开始加入防疫工作的，至今已经712天。其实，基层防疫人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算太高，尽管我们都有医学背景，但疫情需要我们做的，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性体力劳动，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医生主要任务就是爬楼。我们要为片区内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采样服务，要是光采样也简单，难的是，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爬楼，爬楼半小时采样5分钟，20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个检测点，我们骑着小摩托穿梭在我们负责的片区内，跑来跑去，爬上爬下，就只为了二十管标本，这样的生活，两天一次循环了3个月。我们这里今年冷得晚，10月的平均高温还有27度，中午热起来后，不透气的防护服裹在身上，全身都是汗，热得难受，人一直是晕乎乎的，来来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实，随时都可能会晕过去。那一天，我们六个人从早上九点忙到了下午三点，终于能踏实吃了顿午饭。 7月又爆发了一轮疫情，被隔离人员的检测项目和频率增加了两倍，我被临时调到了隔离酒店采样。最令我头疼的工作，其实是填表。那时报表由5个变成了12个，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个，工作交流群有几十个，删也不能删，看也看不完，也没有一套通行规范，一下说这样报，一下说那样报，我每天都在报数据，头都大了。人总是越濒临崩溃就越容易出错，越出错就越容易崩溃，那时，我白天采样忙得脚不离地，晚上头昏脑涨地填表，夜里会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压力大到彻夜难眠。没有假期，连轴工作，通宵失眠，那段时间，我无数想着，忙过这一阵就离职，哪怕下海做生意呢。现在想来，得亏没离职，身边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现在手上还压着货，交着店面租金，几个月没收入了。我的一位好友在应急采样队，他们第一天出门采样的目标，是连着的三幢出租房，每幢有四五十个房间，像这样的出租房，一般每个房间要采三四十管标本，别墅要采七八十管，取样点包括电话、手机、桌子、床、垃圾桶、烟灰缸、门窗、拖鞋、水杯、充电线......反正只要人摸得到地方，他们都要编好号，采好样并送检。人能接触到的并不只这些物品，听他讲，他们还采过猫、狗、兔子，年轻人把宠物们养得胖墩墩的，走路都困难。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来挺凶，我很担心好友被它咬到，毕竟要拿着棉签“侵犯”它的屁股、嘴巴、鼻孔、毛发，结果好友说，小憨包温顺得很，就是太胖了，得两个人才能抱得动。也有难缠的动物，7月，一位感染者在隔离治疗前把狗委托给朋友照看，结果后来朋友夫妇两人也确诊了，狗跑了出来，防疫人员不得不全城找狗。任何有可能出现病毒的地方，不管是自首回来的人，还是工地的砖头、边境的铁围栏、地里的青菜、缅甸流过来的河水，他们都采过样。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待机时长是365天X24小时，被召唤的时间，可能是半夜三点，也有可能是烈日当头的正午。吃不上饭，睡不着觉是常态，我曾经在48小时内连续出了两次任务，最终只睡了一小时。作为医务工作者，为了结束疫情，短期高压工作是我们分内之事。只是谁也没想到，两年了，疫情并没有休止。巨变细数这两年来的经历，的确多有波折，无数个出任务或是辗转难眠的深夜，我如同阿庆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诉苦，但此刻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累吗？”答案却不是那么肯定了。前几年，为了看一眼西湖，我攒了几年的年假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我先后坐了近六十个小时的汽车、火车，辗转了4个城市，最终见到了课本中的盛景，累得痛快。相比起来，每一次任务也不过是一次跋涉的经历，实话说，像我们这样处在当打之年的年轻人，少睡几宿、少吃几顿就叫苦连天，不免太过矫情。但逞强也没有意义，对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花费几个星期去控制一轮疫情，便可收获一次胜利，而对我们这样的防疫人员来说，新冠的另一个名字，叫生活。两年来，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现实世界，它将我从一个普通医生的生活中完全剥离出来，然后框死在了一个一切由新冠定义的时空里。两年来的每一天，我的每一顿盒饭，每一次任务，每一次谈话，我穿的隔离衣，住的隔离酒店，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与新冠相关，甚至在国内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我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搜寻着全球疫情和新冠药物、疫苗、策略的消息，我想知道新的一天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希望，能将我从疫情中拯救出来。希望并非没有出现过，从疫苗到药物，从封城到全员核酸，从阿尔法到欧米克戎，病毒一次又一次地击溃了我的信念。难得能让我逃离新冠的，是烟、酒和手机。在过去两年里，我只在家住过2个月，其他时间，都辗转于隔离酒店、方舱及城乡社区。我曾经呆过的隔离酒店楼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快被我的同伴们买空了。没有下酒菜，几人坐在一起，盒饭就酒，聊一聊今天的见闻，侃一侃大山，就能打发晚上6点以后漫长而又无聊的时间。我不怎么喝酒，偶尔喝一瓶啤酒，但我抽烟，疫情期间一天两包，抽的太凶了，跟人讲话直咳嗽，牙齿也变黑了。我仿佛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疫情前，工作之外我生活的关键词是，旅游健身社交，防疫生活里，取而代之的是，郁闷、烦躁、失眠、心慌，那些给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动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家里有哑铃，瑜伽垫，但3月至今，我回家的全部时长加起来不超一个月。实在闷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抱着手机疯狂跟几十个朋友聊天。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工作本身真的称不上累，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尽，饭菜不合口味导致的腹泻，心慌失眠、抽烟喝酒以及无处排解的精神压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近，我的老毛病湿疹复发了。倦怠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基层防疫工作者的心态，未免太激烈了，一个更为贴切的词是倦怠。两年来，基于对病毒威力的感知、缺乏激励以及价值感的消解，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默契行为”。以我自己为例，比起测体温，我会更看重核酸和抗体检测，因此如果出现体温漏测，我并不会十分在意。在采样时，我的同伴们曾指责我不注意个人防护，在他们看来，穿双层防护服、摘下手套后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像用水一样使用酒精喷防护服，是彻底切断传播风险的关键。但在我看来，如果取样操作过程规范，并不需要过度谨慎。我也曾见过流调人员，只戴着n95口罩与被排查人员对话，比起物品，人的传播风险显然更高。我和我的同事均未被感染，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能感受病毒“传播力”的一群人，大多数阳性感染者，都要由基层防疫工作者经手检出，而两年来的直接接触经验，构成了我们对病毒的理解的一部分。疫情初期，我也曾畏惧感染，但两年下来，再高的R0值也吓不到我了。另一个倦怠之处表现在“不求甚解”，我们当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全员核酸检测，但仍有检测者因不了解双采双检是采了鼻咽拭子后置于一单管中，而按照混检的旧例，将三五人的标本置于同一试管中。在我们的培训指导课程上，各级专家给出的规范并不统一，但这样的差异只有这些我们上课的“学生”知道，我也曾试图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但很多朋友提醒，作为执行者，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并不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就是纳闷儿，专家之间难道没有交流吗？自参加防疫工作以来，我本人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补贴，但有坚守在隔离酒店的朋友获得了300元补助，高强度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是群体性倦怠的原因之一。但这些补助或许应该给临时工和失去生计、被隔离在家的普通民众。毕竟公职人员虽然辛苦，但却是这座城市中收入最稳定的群体。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反而是我工作逐渐丧失激情的关键原因，比起其他已经或正在“战胜疫情”的城市，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让这座边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我也体会过那种为一座城市“清毒”的自豪，最开始的两轮疫情，我们控制得很好，那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着把病毒赶出去，让所有人恢复正常的生活，后来的8个月里，虽然有过混乱，但大多数城市采用的管控与全员核酸的通用策略，我们也施行了，而且时间更长、检测更频繁，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却是我参不透的，这让我时常感到很挫败。时间线一拉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基层防疫工作者都很难获得价值感，敲门的网格员、填表的社区工作者、排查风险的疾控人、以及像我一样的医护人员，大多是为防疫贡献分母，而分子的发现对我们而言，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我经手的成千上万份样本中，一份阳性样本与其他阴性样本也没什么不同，我的工资也不涨一分钱，第二天的我们仍要照常工作。和解许多自然规律是我们、专家甚至全人类都无法左右的，病毒要变异迭代，要逃逸免疫，要变得更具传染性，我们累了，疲了，倦了，但它依然在乐此不疲地冲击防线，挑战我们的认知。我渐渐明白了，我不是在短道冲刺，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战，客观地讲，我就是在过一种叫“新冠”的生活，新冠短期不会结束，疫情随时可能发生，但日子还长着呢，不可能靠激情硬撑，我，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与自己和解，将防疫当成生活来经营。时间与经验，已然打磨出了一个配合越来越默契的合作体系，我无法评估它的质量，只能说，以满足要求为衡量标准的话，基层防疫体系也在自然进化。以前转运小哥来取样，最长耗时五六个个小时，得等我们完成采样后才能把标本拿走，但现在我们采完样后会把样本放在一个固定场所并通知他们，这样他们就能省点时间。工作之外，就像从学生步入社会的转变一样，我需要重构自己的世界。想明白之后，我又开始徒手健身，还买了炊具，自己开火做起了饭。我发现了另一个打发空闲时间的好办法，那就是刷视频领红包，挣得不多，但长年累月做下来，肯定要比补助多，我有点后悔，要是把去年以来所有的失眠和无聊时间都用来挣钱，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呢。健身和饮食恢复后，我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我准备把烟戒掉。唯一的问题，就剩下了基层防疫的未来，在前几天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教授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动态清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难处不在于科学原理，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保质保量地传递和执行“科学”，试问，哪一位决策者、哪一位基层工作者不曾羡慕、不想学习那种按部就班就能筛出感染者且不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科学”精准防疫策略呢？我的想象中，每一座城市的防疫体系都应该是一台适合自己的“防疫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是冷冰冰的，但一定是精密的，常态化疫情中，可以挂一档，大规模疫情可以挂二档，从关键零件到每一颗螺丝钉都知道每一个档位自己该怎么运行，但这台机器的最高能力等级可是是三级甚至更高，这样才不至于用一次就报废。但一座城市手里有什么样的零件，能组装成什么样的机器，难度如何，并不是我一个螺丝钉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问我“作为基层防疫人员，最需要什么样的关怀和支持”，我还是想告诉做伙房师傅，把饭做得好吃一些吧。毕竟日子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