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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某上海女陪江西男友回农村过年，看到了第一顿饭后悔了，决定和男友分手并立即回上海。此事在网上犹如打翻五味瓶，引发吐槽无数。　　　　　　　　这就是那顿饭。　　　　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反应是：分！姑娘，坚决分，就算有再多的人骂你鄙视你，都不用理会他们，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你继续忍受你受不了的苦，你有权利追求你所向往且觉得舒适的生活方式。　　只是作为一名农民的儿子，看到这个新闻，心里五味杂陈。我想到了今天我的晚饭，就是下面这张：　　　　毫无卖相，也并不十分美味。里面有海带、木耳、黄花菜，还有一点点肉丝，这是中午来客人剩下的几个菜放在一起的，晚上母亲热了一下，就着一个馒头，这就是我的晚餐。这样的菜并不寒酸，谁家没有吃过剩菜？可如果把图片调一调，不比新闻里的菜好看许多：　　　　我相信，新闻里那顿饭，肯定不是他们平日里的饭食。新闻里男主角的父母，听说女子带了个上海的女朋友回家过年，肯定是倾尽所能准备了这么一桌子菜，上海姑娘所害怕的这一顿晚饭，却是他们平日里无法企及的盛宴。不怪这个姑娘不近人情没修养，她只是第一次目睹了中国最真实的境况；她只是第一次发现，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之中。也许只是这种巨大的差异把她吓坏了。　　我不知道新闻里的江西农村是什么样子，我所拥有的经验只局限于安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村庄的真实的物质生活。　　看到这个新闻时，我在想，把上海姑娘吓住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一顿饭，而是和这顿饭相配套的一切：破败的房屋，试图说普通话却露出蹩脚乡音的父母，无法忍受的卫生条件……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厕所！我不知道男方村子里的厕所是什么样的，但我看到这个新闻后，去拍了我们家的厕所：　　　　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我们的厕所，只有一个，男女共用。每次去上厕所都小心翼翼，如果里面有人，听到脚步就咳嗽一声，来人就知道里面有人了。外面还有一个化粪池，而且就在门口。我们这边每一家一户门口都是这样的。　　　　这是厕所内部，一个蹲坑，三面全是砖。狭小阴暗潮湿，还有味道。看到那个罐子了吗？那是我们晚上上厕所时用的。农村人家里都没有厕所，冬天晚上冷，就把这个东西拎到屋子里，早上拎出去。　　原谅我让你感到不适，我不是恶趣味，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就是我们这边真实的中国农村生活。当城里人习惯了抽水马桶的时候，我们安徽北部的大部分农村人每天在用的就是这种厕所。　　看到一篇评论此事的文章说，作者为了体面地待会朋友回家，准备了10年。盖了新房，添置了家居，重盖了厕所，砌了洗澡间，装了热水器，才有勇气带女朋友回家。看到我们这里的厕所卫生条件，我能深深地体会他的顾虑。　　再说回那顿饭，斑驳的木板桌上隐藏着可疑的污渍，不锈钢菜盆显得笨拙，七长八短颜色不一的筷子让强迫症患者尴尬无比。然而，我们的生活也比这个好不到哪里去。　　　　这是我们的厨房，虽然贴上了锃亮洁白的瓷砖，但还是古老的样式。虽然也配了煤气灶，但是家里人炒菜做饭，大部分时候还是用的这种土锅。　　　　烧的是豆秸，火在灶中燃烧，灰烬落在下面，如果用烧火棍用力一戳，灰就可能会从洞口扬出来。　　　　今天中午来客人时，我做的菜。　　　　这就是豆秸，黄豆豆粒打下来之后剩下的秸秆，用来烧锅特别好。小时候放学后，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边烧锅一边看书的。后来去城市里上学和工作，我有时候会自己做饭，都是因为从小烧锅看母亲和姐姐做饭学会的。去年我第一次和朋友去逛了宜家，看到一间间整体厨卫时，自来水管和抽油烟机都让我无比地羡慕。朋友很不理解，他不知道我曾经在夏天烧锅时，忍受过多少油烟和灰尘，不知道我汗湿过多少衣服。　　从上海姑娘的照片可以看出来，她前男友的家里的灯有多黑。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灯光下长大的，15瓦，昏黄如豆，还发热。即使如此，每当看电视时，父母也不舍得让它亮着，怕费电。　　我们这边的农村人，挣钱太难，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舍得浪费哪怕一丁点。一把凳子，能修修补补用上十几年；一把菜刀，就算钝得很难切动，也不舍得换一把。有一次，父亲怕接线板上的指示灯费电，我给他计算了一年也用不到一两度电之后，他还是没事就把指示灯给关了。穷了一辈子，穷怕了。　　前几天，我在网上给父母买了一台冰箱。不出所料，父母第一担心的事情还是电费：“买啥买啊，一直插着，你知道一年要浪费多少电啊！”最后拗不过我，还是买回了家。　　　　在我说不能经常拔掉插头，否则容易把冰箱弄坏之后，父亲才同意将冰箱一直插着电。但他还是不相信冰箱上写着的24小时用0.49度电的说法，他说，一天至少得用5度电。这让他心疼。　　昨天下午，我们村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村里的干部为了给我们村子修路，趁过年大家都在，召集村民兑钱。　　　　这就是开会的现场，人们三三两两，或站或蹲，七嘴八舌讨论起谁该兑多少钱。　　还是先说说我们村的交通状况。我们村离最近的马路要走半个小时，而最近几年，当周边的村子都已经修上了水泥路时，我们村仍然是土路。现在路上还铺了石子，在以前，完全是泥土，一下雨泥泞不堪。祖祖辈辈，都是如此。　　　　村头　　　　村里　　要修路，政府出一部分钱，但村子里同样要出，村民们一家家都要掏钱。村干部为了让行动更迅速，在去年选了10个代表，总共拿出了14万存到银行里，等路修好后，把全村的钱一家家收齐，再退还给这10个代表。但眼看正月十五之后就要动工，却还是差4万块钱。昨天下午的这个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从穷怕了的农民手里拿钱，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之前拿过钱的代表，总不能再让人家套腰包。但让其他人拿钱，也都是你推我我推他。本来已经答应给5000块的，因为大家要求他堂哥也出5000，最后变成两个人一起给5000；有人要求去年的代表再拿5000，而惹出一顿气的。经过了长时间的商量和妥协，最后，还是几个年轻人把钱凑齐了。　　　　这是我们村今年最重大的事情了，听村干部说，正月十五之后就开始开工了，下回再回家过年，水泥路就铺到家门口了。而每年大队申请的修路修桥计划都是有限的，如果不能抓住这次机会，我们村的路永远也修不好。　　新闻里上海姑娘的叙述中，她下了火车，转了一次车，还搭了类似于拖拉机一样的车，颠得她晕车。而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人祖祖辈辈无法逃避的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而行驶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的，大多还是这种电动三轮车。农忙时用来拉麦子，平时用来做代步工具上集买东西。但冬天风大，骑着这种车子上路，冷风刺骨，却已经比自行车好太多了。　　　　记得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写过知青派饭的事情，母亲和姐姐要淘麦磨面，等待知青来家隆重吃饭。知青来他们家必须要求顿顿细粮白面，而这些却是阎连科他们一家在春节和其他几个节日才能吃得上的。阎连科说：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人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到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城乡的不平等差距远远大于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　　话虽然说的十分愤慨，但在这个新闻里，我感受到了同样的不平等的差距的存在。也许，以前我们看到了太多巨大的差异，但直到这个上海姑娘的出现，才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这种差异放大。在上海姑娘的映照下，我看到了我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在城市主导一切的文化中是多么的边缘化，处境是多么的难堪。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当北上广摩天大楼此起彼伏，商场琳琅满目时，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暂时脱离了赤贫，却和城市产生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不论是GDP统计数字，还是电视上歌舞升平的景象，都要么掩盖要么刻意回避了这种差距。当人们在赞颂农民淳朴和农村安逸，当人们在同情农村贫困和遗憾乡土不保时，实实在在的尴尬被忽略了。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那一桌子卖相难看的菜，那颠簸难忍的道路上扬起的灰尘，那亿万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竟要面临着如此被嫌弃的尴尬。　　PS：我们村至今没有网络，这篇文章还是我用流量来编辑的

在中国地域偏见的段子中，流传最广的是各地战斗力排行，虽然版本不同，但整体结论却惊人的一致，即战斗力基本是由北往南逐次递减，食物链最顶端的是东北人，最底层的则是上海人——当然，有的版本非常政治正确地把台湾也加了进来，而台湾人的战斗值是负分。事实证明，东北人并不是中国最能打的人群这大概是中国人最容易形成共识的地域刻板印象，它甚至很隐蔽地体现在春晚之类的主流话语中。问题是，如果中国真有地域性的战斗力差别，这种说法靠谱吗？爱打架=战斗力？几乎所有地图炮在描述各地战斗力时，都以争端进入拳脚状态的时间长短作为判断标准。进入动手状态越快，则得分越高，启动越慢，则得分越低，上海人得零分，是因为上海人发生争端，几乎永远处于口角模式。这显然是把是否足够缺文明少教养当成是否有战斗力。如果以此作为战斗力强弱的标准，那么，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人，放在中国的战斗力排行榜上，大概只能排在上海人之后，因为他们甚至很难像上海人那样为一点小事就会发生口舌争端，大街上碰到不爽的事，俄罗斯人通常表现出的温和不会比台湾香港人更差。所以，这类地域偏见的段子完全是在偷换概念。像“你瞅啥？瞅你咋地？老子削你……”这种被网络夸大的肢体冲突模式，即使是事实，它也仅仅说明东北人更爱打架，完全不等于战斗力强。至于上海人不愿动手，并不意味他们战斗力弱，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最不愿以肢体冲突解决争端的人群而已——整体上，上海及周边吴语区，是中国表现最温和的地区——他们温和的整体形象甚至被放大变成整个南方人。原因或许很简单，吴语区长期是中国最富庶且文教最发达之地，深厚的传统礼教和发达的商业文化，都会强烈抑制逞强好斗之风，养成争端时寻求第三方仲裁评判的观念，哪怕只是争取围观者的支持。上海人街头的口舌争端，基本上是各自讲道理的比赛，而不是骂仗比赛——上海人口头争端，即使争上两个小时，也不会跑题到对方祖先以及家族中的女性——这是东北人过去较为擅长的技能。另外，传统社会色彩更浓厚的地区通常会比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有更强烈的荣誉文化。格拉德维尔就在《异类》中谈到，美国南方就比北方有更强烈的荣誉观念，他们更容易感觉被侵犯被激怒，网上对东北人易怒性格的夸张描述，同样适合描述美国南方人。而上海人不愿意肢体冲突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还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且一直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在今天，还是中国政府管理能力最强、效率最高的城市，这本身就意味着获得公平仲裁的可能性更高，而暴力行为则要承担极高代价。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居民，陌生人发生口角，越是倾向于以各自讲理方式争取围观人群的同情支持，而小城镇或农村居民，则更倾向于展现其即兴讲述对方丑恶家族史的天赋。网上流传的各地战斗力排名不靠谱，但中国各地的平均“战斗力”其实是可以比较。北方人体格上优于南方人无需置疑，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卡尔·伯格曼曾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同一物种，越是寒冷地区则个体体积越大，因为体积越大越利于保温——体积随外形尺寸的立方比增加，而表面积只是平方比增加。从块头上来说，东北人战斗力居于中国最强，大致不错，但上海人排位肯定不低，因为在收入差距极大、大部分人刚解决温饱没多久的中国，营养水平对身高的影响极大，而上海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他们最不缺营养。不过，今天中国普遍认为东北人战斗力最强，仅仅是因为东北人块头较大，并且相对更喜欢动手吗？显然并不如此。东北人在全中国留下的“战斗民族”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东北人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留下的赫赫武功。罗永浩曾经说过：长江以北的大案要案几乎都是我们东北人干的。中国北方的暴力犯罪案件，尤其是团伙犯罪，东北人的确表现抢眼。东北多出暴力团伙，通常被解释为“民风彪悍”，而且逻辑上也颇能自洽：今天的东北社会，形成于近世的大规模自发移民，它相对于官方组织的有序移民，更容易形成类似丛林法则的民风，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圈占更多资源。但逞强好斗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团伙的活动几乎遍布全国，而且我们后面将要谈到，无论是逞强好斗，还是喜欢抱团一致对外，东北人在中国远远算不上突出。东北社会明显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或许才是让全中国都认为“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最重要原因。牢固的信任和默契，是暴力团伙最重要的组织纽带，通常，暴力团伙的核心成员的情感纽带，不是来自血缘关系，就是自小长大培养起来的信任。如果从小共同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中，很容易形成牢固的情感。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厂矿企业，是个封闭而完备的社会，厂矿子弟们从幼儿园起就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他们不但有最深切的共同记忆，而且会形成强烈的内聚力，内地孤岛般的三线企业就更明显。如果是年龄结构极为整齐划一的厂矿企业——职工们几乎都是同代人，子女们也是同代人，相对年龄构成是连续分布的社会，这种环境长大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荷尔蒙喷发的年龄，厂矿子弟面对外部世界更容易抱团，如果他们成年时未能顺利进入社会，就极易滋生暴力团伙。东北是中国大型厂矿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很不幸的是，1980 年代进入就业年龄的人，很容易变成待业青年，1990 年代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更不幸，遇到国企改制下岗潮。东北高度单一的经济体系，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只能离开东北寻找机会。东北大概是中国人口流动最特殊的地区，其他地区是农村人口外流，东北则是城镇人口大量外流，这些人天然不会像内地的农民工一样愿意接受沿海工厂打工，或大城市工地扛水泥的工作。其实，内地三线企业或被农村包围的厂矿企业的子弟，比周围的同龄人更抱团更好斗，这个特征或许来得比东北更为强烈，但他们不像东北人，会被外地人轻易从口音、习俗等特征识别出来，并贴上地域标签。台湾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参照。今天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眷村长大的，而台湾眷村的社会形态几乎是大陆厂矿企业的翻版——中国的部队大院之所以不像眷村成为孕育黑社会的土壤，多少是因为这里的年轻人要比后者有更优越的发展机会。如果我们搜索“群体性事件”、“械斗”等类似关键词，会发现传说中民风彪悍的东北，几乎找不到几场有规模的群殴械斗，占满整个屏幕的，却是在打架排行榜中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华南地区。如下新闻事件，在东北是难以想象的： 2009 年的海南东方 3.23 事件，因为对一起学生打架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当地两个村的村民一天之内打砸烧毁了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发生后，市政府立即派遣一百二十余人组成四个工作组，深入村户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但第二天这两个村就爆发了千余人的大规模械斗，直到警方出动了同等人数的公安、武警才使群众纷纷表示情绪稳定。东方市的领导还算幸运，因为他们碰到的不是广东汕头莲塘片区的村民。2014 年 7 月，莲塘的几个赌徒被民警抓获，为了逼派出所放人，村民们不仅围攻打砸派出所，而且还在两个月后攻陷了市委，大肆殴打工作人员。更夸张的是，他们还曾经挟持值班民警游街 13 个小时，并放出话要烧死民警。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 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印证了南方人的实力：2000年至2013年全国百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中，华南地区占36.6%，其中广东省更是以267起、占总数30.7%拔得头筹。与之相比，东北三省加在一起只有27起，是广东的十分之一。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在各种战斗力排名中垫底的广东、福建、甚至浙江南部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并且数百年来一直就是。华南人民为什么这么强？宗族的力量与华南农村的轰轰烈烈相比，北方农村则显得平静得多，因为他们缺乏强大的战斗传统文化——宗族械斗。宗族械斗早在明朝就已出现，到了清朝，福建漳泉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成为频繁械斗的战场。争执的原因大都鸡毛蒜皮，但械斗往往经年累月，惨烈程度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群架。例如光绪三十三年，福建惠安县村民因赌债纠纷械斗，牵连大小两姓几十个乡，延续 3 年，死于械斗者达 160多人。光绪末年，福州长乐县的玉田、东渡两乡为争夺水源，械斗时间更长达 4 年。漳、泉地区的械斗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维稳压力，雍正十二年，皇帝专门颁布诏书严禁械斗，诏书中提到：“漳、泉二府……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实不乏人。独有风俗强悍一节，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 宋代的宗族只是初具雏形，到了明代，国家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把宗族与里甲制结合，作为建立地方社会秩序的基础，《朱子家礼》等理学经典也为宗族构建提供了一整套指导理论。官方与民间合力，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宗法、祠堂、族田、族学、族谱在内的严格的宗族制度。中国北方历史上迭遭战乱，并发生了数次人口大迁徙，而南方家族的血脉延续相对稳定，因此南方人的宗族认同远比北方强烈。时至今日，南方农村仍有大量的单姓村落，而北方农村绝大多数都是多姓氏混居。除了更强的宗族认同外，农业生产的南北差异，也是宗族械斗主要出现在南方的原因。长江以北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对水利灌溉的依赖较小，除了特定时节，一家一户大多能独立完成耕作。而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依赖灌溉也更要求协作，血缘纽带因此更加牢固，为争夺水源和农田，各宗族也更易产生矛盾。而且，南方沿海地区人口远比北方稠密，宗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连续数百年的残酷争斗，有些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之高，甚至连正规武装都不是对手。民国十三年, 福建安海发生黄、颜、张械斗, 驻泉州北洋军阀孔昭同派兵镇压, 结果反遭村民武装反抗, 军队被打死27人。 1949 年后，中共首次实现对农村基层的严密控制，宗族制随之瓦解，长江以北宗族认同本不强烈，政治环境宽松后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但南方强大的宗族文化在1978 年后迅即死灰复燃。宗族械斗的频率和烈度也很快恢复到清朝的水平，规模甚至还要更大——械斗双方由不同宗族扩大到不同姓氏，有时还会拉来“相好姓”。很多地方宗族械斗甚至演进出一套成熟的交战规则。譬如首先会在祠堂集体宣誓，然后统一着装手持各种冷热兵器进入战场，地点多限定在参战族姓的田界范围内，作战样式有田野对攻，有扼守工事的阵地战——有些地方土木作业挖掘的壕沟可宽达三米，深两米。宗族械斗高发区都有一套完备的社会动员和保障体系：战死者会在祠堂内按烈士规格设祭后下葬，其家属子女及因械斗丧失劳动能力者由族中供养，参战主要成员若事后被警方追责，会有其他族人主动顶包，甚至替其服刑。由于“同姓不通婚”，参与械斗的不同宗族姓氏难免彼此是亲戚，为此，械斗规则明确规定，一切服从宗族利益，战场上亲戚熟人照打不误。为防止有人下不了手，很多械斗都选择在晚上进行，有些更加谨慎的械斗者上场前还要化妆。有如此强大的械斗文化做支撑，碰到真正打群架时，北方人几乎不可能是南方人的对手——在“中立的日本战场”，来自福建的黑社会团伙不但让东北黑帮根本没有话份，甚至日本本土的黑社会也要礼让三分。南方人里，什么地方的人是战斗民族中的战斗民族？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约是客家人，军事要塞化的建筑就是其战斗民族的直接体现，今天，客家人不同聚集区的建筑外形，就能推断出哪里是前进基地，哪里是小跳板。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损失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者中6位有5位是客家子弟，核心武装力量也由客家人组成。太平军北伐过程中，由2万余客家人从扬州一直打到直隶，数十万清兵却对其束手无策。同一时期，客家人也创造了宗族械斗史上最惨烈的记录：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客家人与本地土著的械斗，时间跨度长达13 年，地点覆盖17个县域，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百万以上。不过，也许是由于这次伤亡过于惨重，客家人从此趋于保守，一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在广东人看来，今天最彪悍勇猛的无疑是潮汕人，但是，与喜欢在身上纹爬行动物的东北人不同，潮汕人看上去多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东北大哥一眼，最后就毁了大哥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