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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有一个不是景点的景点，它吸引的游客并不比传统的古列斯坦宫或者国家博物馆少。这是一片巨大的庭院，用红色的砖墙与首都其余的空间隔开。庭院位于德黑兰南北区的交界，看上去破旧不堪，在红砖围墙的上方还架着铁丝网，庭院的大门上有着岗楼建筑。可以想见，在三十多年前，岗楼里士兵荷枪实弹，随时保护着大院的主人。在大院的外墙上，残留着一次次清洗的痕迹。每一次清洗，就会把上面大量的涂鸦清除掉。这些带着卡通感的涂鸦大都带着美国国旗，或者画上换成骷髅头的自由女神像，当然也少不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标志、拳头、导弹，表明了伊朗的不屈服。 ▲ 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墙上的小涂鸦。伊朗的导弹和融化的美国国旗。© 郭建龙 ▲ 将自由女神画成骷髅的涂鸦。© 郭建龙我围绕着这个大院走了一圈。由于伊朗新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采取了与世界缓和的政策，于是大院的围墙又被清洗了一遍，把那些极端言论清除掉了，只保留了一部分小型的、或者不那么挑衅的图案。在大院正门的上方，悬挂了大幅拼接照片，照片的一侧是拍自1979年的美国人质，而另一侧则是拍自2016年的美国人质。2016年，在波斯湾任务的美国士兵屡屡误闯伊朗领海，伊朗出其不意，将一小批美国士兵俘获，让他们举手投降。美国士兵投降的照片成了伊朗新的兴奋剂，让当局感受到了与大国对抗的激动。在照片上还专门写上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评价：这是安拉的意愿。这个大院就是革命之前的美国大使馆。所有前来猎奇的人们都惊奇地发现，这个院子太大了，远远超过了一个大使馆所需要的地盘。如此规模的大使馆不仅容纳着必要的外交机构，还会隐藏着许多不一般的机构。事实上，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一直是被当做中东和中亚的情报集散地使用的，由于伊朗国王采取了全面投靠美国的政策，并不吝拨出大片土地做使馆之用，美国人认为这是发展情报最保险的地方。当年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政变就是在这里策划，美国调停英国和伊朗的关系也是在这里进行。伊朗还是美国从高加索和中亚两方面牵制苏联的最前线。美国人的算盘在1979年被突然击碎。这一年的11月4日，在一次反美大游行中，一群德黑兰大学的大学生突然冲出游行队伍，爬上了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进入了美国大使馆，将60多名美国使馆人员扣押了。随后，伊朗释放了其中的十几名，剩下的则成了人质。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人质事件。人质事件后，伊朗与美国断交，而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使得伊朗革命的重建工作彻底转向，原本上台的人属于温和派和宪政派，并不希望与美国断交，希望在保留原有宪政体制和外交权的前提下，温和地进行社会变革。但人质事件发生后，伊朗主动被世界隔离了，从此不得不走向了一条孤立主义的道路。 ▲ 霍梅尼头像，以及对美国大使馆事件的简介。© 郭建龙许多人对于人质事件的发生扼腕叹息，认为伊朗为此丧失了民主的最佳契机。但实际上，这却是宗教保守派的精心策划，断绝温和派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伊朗革命与当年的俄国革命做一个比较。1917年，俄国最初发生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运动，温和立宪派、激进左派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共同的理想是反对沙皇。沙皇倒台后，人们还以为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立宪政府。而温和派的克伦斯基也因此被选上了台，担任临时政府首脑。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克伦斯基试图维持住国家稳定，逐渐转向新政权建设。可是，温和派却发现总有人在不断地破坏社会稳定，制造混乱，煽动人民情绪，这些人就是苏维埃。到最后，苏维埃成功了，他们利用了人们对革命意犹未足的情绪，煽动起了更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完成了第二次革命：十月革命（或者叫“苏维埃窃国”），将俄国带入了彻头彻尾的极权时代。一旦一个社会出现动荡，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不是温和派，而是最极端的那一派。在伊朗1979年革命中，也有着同样的问题。1979革命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叫做民主革命，而第二期叫做伊斯兰革命。在第一期中，虽然人们认为霍梅尼是革命领袖，实际上却希望他进行民主革命，实现伊朗的共和化。但是，在第二期中，霍梅尼却暗中建立了武装，并挫败了一切温和派试图进行民主化的举动，开始了另一场极权运动。只有理解了伊朗革命的阶段性，才能理解为什么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对于推翻国王之后的政治进程扼腕不已。但这，也许从革命的第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 涂鸦中的霍梅尼和伊朗国旗。© 郭建龙 ▌革命大拼盘虽然伊朗国王是美国的铁粉，但伊朗革命之门却是被美国总统卡特踹开的。民主党的卡特总统是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不断地鼓励伊朗国内继续开展民主化改革，但另一方面，又为了地缘政治需要，无视伊朗国王镇压反对派的举动，支援给伊朗大量的武器，帮助他维持政权。这种自相矛盾的举动在1977年底卡特访问伊朗时达到高峰。在伊朗访问时，他继续大讲民主，将社会的热情煽动起来，可他又在同样的场合高声赞扬伊朗国王是民主自由的守护神。卡特离开后，伊朗国内立刻陷入了混乱，特别是在宗教保守的库姆，将卡特的到来看作是美国阴谋的一部分，大量的宗教人士开始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数人死亡。这件事本来是一起宗教冲突，可由于伊朗的各派都有反国王色彩，立刻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抗的高潮，宗教人士与共产主义者合谋推翻国王。这样游行愈演愈烈，到最后，任何社会灾难都成为反政府的借口。8月份，在阿巴丹（Abadan）发生了一次电影院起火事件，近400人死亡。但人们很快把起火与阴谋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支持国王的人纵火，嫁祸给宗教人士。这件事后，伊朗国内的冲突立刻升级。在种种的冲突之后，国王认定一切都是宗教人士在背后搞鬼。而宗教人士中最猖狂的，就是在伊拉克不断批评伊朗政府的霍梅尼。如果要想让社会抗议运动平息，必须把霍梅尼赶得远远的。当时伊拉克执政的就是著名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总统。伊朗要求萨达姆政府将霍梅尼驱逐出境，远离中东。伊拉克同意了。霍梅尼被迫离开了圣城纳杰夫，前往法国居住。事后，人们分析，将霍梅尼驱逐到法国可能是国王犯的最大错误。在纳杰夫，由于受制于萨达姆政权，霍梅尼不能随意发声。可是法国是世界左派运动的大本营，对于任何戴有反政府光环的人都充满了同情。法国记者们一听说伊朗反政府头目来临，立刻将霍梅尼当做大人物，将他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理传向全世界，再从全世界传入伊朗。在法国和世界媒体的包装下，霍梅尼立刻从一个不知名的宗教人士变成了另一个世界革命领袖。当世界失去了格瓦拉，又遭到卡斯特罗背叛后，急需一个新的代表人物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霍梅尼在伊朗国内的宗教界都不是最有权威的，但经过法国媒体的包装，他在伊朗国内的影响力迅速超过了自己的同僚，成了伊朗革命的指路明灯。对于国王来说，最大的损失在于，伊朗国内的高级教士中有许多温和派，他们是想与国王达成协议，希望回归平静的。他们也知道激进革命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失控。但自从霍梅尼到了法国之后，这些高级教士已经无力扭转失控的局面了，只能随波逐流，听任事态的发展。在世界媒体的鼓励下，伊朗越来越多的派别决定和霍梅尼站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国王最终的命运。工人们开始罢工，商人们开始罢市，教士们鼓动农村人反抗，学生们上了街，伊朗彻底乱了套。国王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一年多以前，卡特总统访问伊朗时称他为和平稳定的基石，但随着一年多的骚乱，公元1979年1月，他带着家人悲怆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家，伊朗也告别了国王时代，进入了令所有人向往的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真的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吗？ ▲ 美国手枪和穆斯林信仰。 © 郭建龙 ▌温和派失败了国王倒台后，首先想控制局势的是国王的首相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他试图接受革命，但保持宪政框架。他已经意识到最大的敌人是霍梅尼，在霍梅尼从法国回国之前，希望能阻止他，并尽快与其他的反对派达成共享政权的妥协。但巴赫蒂亚尔失败了，甚至军方都背叛了他，认为已经没有办法把霍梅尼拒绝在政治进程之外。 2月1日，霍梅尼在法国人的保护下，搭乘法国人的专机回国。世界的强权（包括美国）都在讨好他，希望能够与这位伊朗的新主人达成新协议，就如同当初古巴的卡斯特罗刚上台时，世界抱的幻想一样。回国后，霍梅尼并没有马上冲向前台，他知道其实革命的人们大都希望实现民主和共和，而不是教士的中世纪统治。他将一位叫做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的温和派推向了前台，让他担任总理。不过，伊朗的革命形势已经复杂化。在俄国版革命中，列宁一边与克伦斯基温和政府纠缠不清，一边不断地强化极端组织苏维埃。而在伊朗版革命中，霍梅尼一边让巴扎尔甘组成温和派政府，另一边则在强化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革命委员会（Counci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革命委员会是霍梅尼一回国就建立的一个影子政府机构。如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也掌握了对人身、经济生杀予夺的大权，既可以判处人死刑，也可以剥夺私人财物，甚至连普通人的工资都有决定权。随着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巴扎尔甘的政府被架空了。巴扎尔甘并没有去讨好霍梅尼的口味，他意识到，当前最主要的是组成一个中立的温和派政府，并尽快形成有效统治，否则就会被委员会取代。他将极端的教士派和共产主义左派都排除在内阁之外，寻找了许多温和人士入阁，试图保持独立性。在这个时期，巴扎尔甘仍然与美国保持着联系，希望在不进行重大外交调整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再稳定。但巴扎尔甘和当年的克伦斯基一样，发现不管怎么折腾，他的权力仍然越来越小。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宗教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Dadgah-ha-e Enqelab）随意审判，大肆剥夺富人的财产。这个法庭成了法外王国，却足以决定人的生死。最可笑的是，在巴扎尔甘刚组成政府，宣布了内阁名单之后，突然发现新任空军司令无法到职，原因是：这位倒霉的将军已经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了。法庭把富人财产没收之后，没有交给国家，而是交给了自己控制的党派伊斯兰共和党（Islamic Republican Party），成了党产。结果，巴扎尔甘政府没了钱，什么事都干不了，革命委员会却发了大财，人人干劲儿十足。这些党产数量之庞大，成了伊朗社会未来几十年的包袱。到底伊朗有多少党产，人们的估算从伊朗全部财富的20%到50%不等，他们独立于监督体系之外，成了伊朗党国的腐败之源。当巴扎尔甘继续在前台表演时，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还建立了独立于政权的军队：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这个卫队主要由大量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听从于霍梅尼以及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革命卫队最初控制在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手中，他们胡作非为，任意生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息，这种恐怖氛围更加彰显了正式政府的无能。在霍梅尼在努力建立这一整套冠以伊斯兰名义的影子政府时，巴扎尔甘仍然在前台试图将革命扳回到民主革命的轨道。但他的地盘却在逐渐失守。在定国号时，新的国家名称不是伊朗（民主）共和国，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味着所谓共和国，必须运行在伊斯兰教法之下，不能够超越教法。在去往伊朗的飞机上，一位巴基斯坦人对我澄清了伊斯兰和共和国的关系。巴基斯坦人认为，“共和国”和“伊斯兰共和国”是两个概念，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虽然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只是个共和国，宪法是在教法之上的。而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才能称得上是伊斯兰共和国，它首先是伊斯兰，其次才是共和国，也就是说，教法是在宪法之上的，如果宪法条款违背教法，那么该条款就是无效的，哪怕它叫做宪法。霍梅尼对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也都进行了激烈的“党有化”，将产权收归伊斯兰共和党，比如，银行、保险、大型工厂、石油公司、电台、电视台等，控制了这一些列公司之后，反对派就丧失了与霍梅尼对抗的能力。但是对抗仍然存在，甚至在教士阶层内部也有着激烈的不同意见。有许多地位与霍梅尼相当的大阿亚图拉实际上是不同意霍梅尼的教士干政策略的，他们认为，政治的事归政治，而教士的事情只限于维系社会纽带，在政治之外来改善社会。持这观点最著名的两位是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以及阿亚图拉塔列加尼（Mahmoud Taleghani）。前者公开认为教士不应该参与政治活动，而后者支持左派的理想。当塔列加尼提出质疑后，他蹊跷地死了，可能死于毒杀。教士反对派的死亡，让和平的温和派终于被极端激进派取代了。 ▌教法与宪法温和派与激进派最激烈的争斗出现在宪法起草上。由于宪法是根本大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走向，温和派不可能在这方面让步。他们坚持，宪法所规定的政府框架应该排除宗教的控制，宗教和政党必须在宪法之下运营。霍梅尼则坚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实施，也就是：在政治架构之上强加一个更高级的教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宪法地位高于总统和议会，任何政治决策，都必须由委员会裁定为不违背伊斯兰教义，才准予实行。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法大于教，还是教凌驾于法律之上。霍梅尼显然希望建立一种高于宪法的势力。在双方的斗争中，霍梅尼逐渐占了上风，他利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制造恐怖，逼迫人们将已经起草完成的世俗化宪法交给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修改。而在选举专家委员会时，把委员会里塞满了他指定的候选人。这个专家委员会则将大量的伊斯兰内容加入了宪法，实现了霍梅尼的架构。斗争依然很激烈，即便实现了修改，但是宪法必须经过人民表决才算通过，如何通过人民表决，成了霍梅尼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但这难不倒霍梅尼。 11月4日，美国人质事件爆发，拖了一年多才告解决。人质事件也将伊朗彻底打入了一条不归路。之前，许多人已经退出了革命，希望开始革命之后的生活。但人质事件的爆发让伊朗与美国彻底决裂。温和派原指望在革命后，与美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借助美国的帮助实现社会发展。但现在，伊朗已经彻底孤立了。 ▲ 美国人烧死自由之花。© 郭建龙在它的邻国和世界大国中，由于之前一直依靠美国，伊朗与苏联关系一般，与阿富汗关系也不紧密。伊朗与土耳其存在着人种和政治的双重竞争，与沙特则是教派上的死对头。由于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也关系紧张。它只与古怪的巴基斯坦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展开，两国关系也进入了低潮期。当四周全部都是敌意时，伊朗人的抱团倾向超过了党派纷争。与美国对抗带来的兴奋感冲击了整个社会。即便认为事情已经复杂化的人，也带着好奇的心情等待着事情的发展。在一片喧嚣中，伊斯兰化的宪法被通过了。斗争高手霍梅尼获得了胜利。一个类似于中世纪的伊斯兰政权出现了。在西部遇到的那对老夫妇曾经感慨地对我回忆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革命前我们希望要一部共和宪法，但是他们却给我们塞了一本《古兰经》，说《古兰经》就是宪法，《古兰经》竟然胜利了。但也有人说《古兰经》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实质上，伊朗还是波斯，不是阿拉伯。一位教师告诉我：在伊朗我们必须学习两种外语，一种是英语，另一种是阿拉伯语。学英语，是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而学阿拉伯语，则是因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的。结果，我们的每个学生都要浪费十几年学这两门语言，却谁也学不会。特别是阿拉伯语，一点也用不上，学完就忘光了。他的话让我想到了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们。

　　身份政治观念　　数十年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身份政治居于突出地位，常常引发激烈争端。“身份”的英文identity，在一些理论领域译作“认同”。如果把identity的这两层意思合并成一个词“身份认同”，也许有助于更完整地体现其含义。　　所谓“身份认同”，直白地说，就是：每个人生而属于某一群体，比如说，黑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犹太族裔，等等。一个人在其群体长大，就会体验、继承其文化、历史、社会关系，而产生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认同。就此而言，这个观念似乎一目了然，并无可争辩之点。但是它具有理论的重要性并引发了许多实践变革。　　美国的建国理念，是一种基于个人的自由主义理念，体现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身份认同观念不赞成“原子式”的个人观，在个人和政府之间，插入“群体”这一层面。这与自由主义在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上相异。个人权利与群体规范可能发生冲突，例如，一个要求男女平等权利的妇女，与她所属的多妻制的群体的“家法群规”，直接对立，如何认同?不过，身份政治更重要的内容是，提倡这个观念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揭示，美国建国以来，并不是每个个人都享受到了同等的权利或平等的对待。一些群体，在法律或者社会规范各方面，受到歧视。例如，黑人，妇女，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特定移民族裔(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日本人、拉美族裔，等等)，同性恋者，……,等等，这个单子可以延伸很长。这就对政府、社会提出纠正历史错误、伸张正义的诉求。　　大体是1960年代晚期，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青年反叛运动高潮中，“身份认同”观念开始出现在理论和社会对话中。各种“弱势群体”(自我认定的，或社会公认的)，起来亮明身份，述说痛史。轰动一时的小说和电影《根》描述黑人奴隶数代家世，是一部代表性作品。弱势群体要求法律和社会的平等待遇，这意味着提升、扩大他们或她们过去和当下受损被压的地位权益。因此，“身份认同”立即导致“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一旦登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选举和社会活动的一个中心议题――人们卷入对各种群体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认识、评价和争议，参与到调整、再分配权益的立法和社会规范的变革活动。早期身份政治最大的成果，是改善黑人和妇女的权益。　　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中，身份政治的影响无远弗届。比如上一段中说到第三人称复数，特意用了“他们或她们”的表述，这是适应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的要求的一个具体例子。女权主义者主张，在那种句式中，不能沿用惯例，以“他们”合称男女总体，而要说“他们或她们”。在英文中，第三人称复数没有问题，说they、them、their就行了，但发言时涉及第三人称单数，就得一遍一遍说he or she，him or her，his or her，不胜其烦。这关系到话语权，是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的一个重要领域或战场。　　近年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身份政治是一台热热闹闹的连续剧。民主党俨然成为各种“弱势群体”身份政治的总代言人。在这些弱势群体之外的，是白人-男人-基督教徒――在身份政治中是几乎每一个弱势群体的“他者”。川普则逆势而上，创造了一个民粹派追随者的大群体(包括众多白人、男人、基督教徒)，以“他们/我们”的对立为号召，以击败“他们”为目标，谋取政治优势。　　身份政治曾经促进了弱势群体的权益的改善，发展到后来，身份政治最大的弊病是导致部落主义(tribalism)。本文对此进行反思。先在下一节考察身份政治在政治舞台的兴起和发展，继以“理论源头与演进”一节梳理其概念及相关理论流派，最后在“部落主义与公民观念”一节讨论近年来在自由派―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中身份政治的弊病，及可能的改进之道。　　自由派的身份政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在2016年大选川普获胜之后，就在《纽约时报》、公共电视台NPR发表言论，认为民主党应该而且需要终止身份政治。他是率先批评身份政治的弊病的自由派学者。他在2017年8月新书《过去的和未来的自由派――在身份政治之后》(Mark Lilla，“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C After Identity Politics”)[1]中进一步阐述他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分析。本文中引自该书的内容均用方括号[1a]-[1j]注明。　　里拉以美国政治大潮流变动为背景描述身份政治的发展，而引领政治潮流的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罗斯福的，另一条是里根的[1a]。　　罗斯福主旨是他在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b]。这是一个自由派的纲领，在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崩溃、众多民众艰难度日的背景下，它不仅提供政府对人民核心权利(言论、宗教)的保障，也提供政府对人民基本需要(免于匮乏、恐惧)的承诺。罗斯福以此应对三十年代大萧条对市场机制的挑战，应对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对民主制度的挑战，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创下不朽业绩。　　里根主旨有四条原则：(1)美满的生活，只有自立的个人得以拥有，(2)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增加财富，而不是再分配财富，(3)市场越自由，就越能增长并让每个人致富，(4)政府“恰是问题所在”(里拉强调注明，里根谈的不是专制政府，或无效率的政府，或不公正的政府，而是说，政府自身就是“问题”)[1c]。这是保守派的纲领，里根以此应对当时严重的“政府失败”：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滞胀(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引领了私有自由市场机制的复兴及其全球化，并促成冷战中苏维埃专制政治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　　身份政治如何嵌入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在罗斯福路线的高潮时期，也就是肯尼迪、约翰逊当总统的时候，身份政治顺应民权运动、青年反叛运动的大潮流，推动了改善弱势群体的很多变革。这些变革，包括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政策，包括改善妇女权益的举措，包括终止歧视中国移民的法规，包括善待残疾人、老年人、传染病患者并保障其权益，等等。　　1980年代以来，里根纲领占据主导地位，民主党缺乏替代的总体纲领，在大学校园左翼教授和社会上身份群体的双重推动下，转以身份政治为号召。按里拉的描述，在他写作此书时(2017上半年)，到民主党网站去看，是这样的内容：“在民主党网站主页，找不到(与里根主旨对应的)那样的文件。相反，如果你走到页底，你会发现题为‘人民(People)’的一组链接。每个链接把你带到一个网页，特地裁剪好以适应一个特定的群体和身份：妇女，西班牙语族裔，‘族裔美国人(ethnic Americans)’，LGBT(男女同性恋)社群，美国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屿居民，……,等等。一共有十七个链接，以及十七种不同的诉求。”里拉说，“你可能会想，你误入了黎巴嫩政府的网站，而不是对美国未来有一个愿景的政党的网站” 　　按里拉的描述，在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席卷美国的1980年代，自由派力量发生两大转折。一是从政党政治转向运动政治，包括形形色色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一般来说，在政党政治中“向心力”发挥主导作用，追求共同目标。而运动政治则以“离心力”为特色，强调一个一个小群体的单独议题和意识[1e]。二是成员基础从劳工阶级和农民转向校园人群[1f]，而那里的教育并非是推动年轻人向外、向更广阔的世界、向公民共享的目标，而是把他们纳入自我关注、日益狭隘、排外性的自我定义的身份群体[1g]。　　里拉形象地把校园年轻人的这种自我认同称作“身份的脸书模式(the Facebook model of identity)”：“我”就是我建构的视同个人品牌的主页，通过我自行选择的“喜欢”或“不喜欢”的群体而联系到其他人。他强调，教育本应该帮助青年建立公民观念――它是民主政治的中心概念，是连接所有社会成员的纽带，与个人特定资质无关，而赋予每个人以权利与义务[1h]。但脸书模式的认同与此无关，一个人局限于“自我认同”所选定的某种群体，与全体公民共享的未来脱节。　　其结果是，共和党成功地说服公众，他们的党代表了大众，那些“六罐啤酒张大哥”辈(Joe Sixpack，俚语，Joe是常用男名，Sixpack指六罐啤酒)，而民主党则代表了栖身校园、办公楼的“瑜伽垫上王女士”类(Jessica Yogamat，俚语，Jessica是常用女名，Yogamat是瑜伽垫)。里拉认为，自由派的身份政治帮助塑造了这样的形象差别[1i]。　　理论源头与演进　　身份政治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柏林，特别是他在许多著作[2]中反复阐发的多元观(pluralism)。以往理论家谈“人”、“个人”，总会设定：人有理性，有同情心，有自主性，等等，人人皆如此。柏林则从历史切入，举例说，谈到“美好生活”这个价值标准，希腊人、巴比伦人、埃及人，会有很不相同的答案。历史通常显示，理论分析也可以论证，不同的价值之间不可通约、无法比较、还会相互冲突。柏林突出地把多元化与自由概念联系起来。在人们具有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否定这种多元性，就导致专制。柏林认为，承认并接受这个多元观，是自由主义的前提。　　在这个基础上，柏林区分人们享有的两种自由。一种是个人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就是说，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划定一个私域(包括言论、信仰、产权等等)，政府不得干预。柏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就是个人作为主体采取行动并实现目标的自由。它当然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自由，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自由。柏林强调，在追求积极自由的目标时，要警惕权力机构僭越，那就是，以国家政权、社会理性、全体人民等等名义，把单一的价值观强加给个人，取代个人自己的价值观。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后来的苏维埃革命，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等等，都要以一种统一的“正确的”“理想的”价值观主宰社会。　　柏林倡导的多元观自由社会，可以概括如下：承认价值多元，确保消极自由，助成个人行使积极自由实现自己的目标。柏林构建的这种自由主义，对冷战中战胜苏维埃专制体制、对改进欧美现代自由国家体制，作出重大贡献。　　总结一下：柏林的多元观开“身份认同”观念的先河。自由社会是“身份政治”安身立命所在。　　自柏林多元观以降，与身份政治有关的理论发展，涉及以下几条线索。其一，“多元观”的延伸。从柏林的多元观，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了多元价值观(pluralism of values)、多元文化观(pluralism of cultures)，等等。这扩展了人们的眼界。比如说，谈到黑人身份认同，就不再只限于惨痛的奴隶史，而扩展到黑人的神话、宗教、风俗、音乐、舞蹈，等等，等等。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观反映了现实中人们丰富的社会体验。　　其二，社群主义的推波助澜。1980年代理论界曾经有活跃而且人多势众的“社群主义”流派，其基点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观，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基本信念是，自我意识、社会认同、人格塑造等等，都是由社群建构的。他们反对脱离社群而谈个人自由、权利及社会正义，所谈的群体是“社区”性质的，即具有共同利益、历史文化、居住地理区域的人群。上面说到，身份认同理论起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切，社群主义则是一种一般性理论。社群主义的发展为身份政治助势。　　其三，这条线索的关键词是“共性”，要回答柏林遗留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给定人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之间不可通约、无法比较、还会相互冲突，民主社会如何可能运行?或者说，各种身份群体，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的教徒们、黑人、华裔、西班牙语系族裔们、欧美族裔白人，等等，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多元的诉求如何能够和谐共生?维系社会、达成“公共善(Public Good)”的基础是什么? 　　问题的答案涉及政治学、伦理/道德学、民主理论等领域。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举其要者，一个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Overlapping Consensus)，一个是德沃金的价值一统论(unity of values)。罗尔斯把价值多元观接纳到他的自由社会框架，在《政治自由主义》[3]提出：“社会统一的本性是通过一种稳定的诸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重叠共识所给定的。” 重叠共识是指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各自保持自身的前提下，就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和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德沃金[4]则提出一个“元理论(metaphysics)”的命题，就是在多元价值观中，存在着“价值的统一性”。各种价值观都是建构的产物，在诸价值间建构融贯秩序的整体，就达成价值的统一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在“重叠共识”的场景中，原有的各种价值观保持不变，在“价值一统论”的构想中，要从原有的各种价值观中建构出一个整体体系。　　这种对共性的探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克服身份政治的局限性，特别是它难以避免的分割、破碎、封闭、排他等等属性，需要了解开放、理性、宽容、和谐的社会如何可能，“公共善”的基础何在。　　其四，一些其他领域的发展，主要是大学校园左翼学者提倡的理论，影响、支持了身份政治的发展。其中，特别地，加强了其负面的作用的理论要素有：　　――文化相对主义：从多元文化观走向偏激，主张对各种文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例如，把基督教文化(经历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和原教旨伊斯兰文化(包含圣战、歧视妇女等原初教义)，等量齐观。　　――解构主义：本来是一种文学批评流派，提倡以解构的方式阅读评论著作。流行起来，对历史积累下来的基本观念、经典价值的“解构”，就会导致虚无主义的否定。例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作品的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去中心：批判世界史、思想史中的欧洲/白人中心思想，甚至中学历史教科书也要齐头并进地讲述非洲、欧洲、亚洲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确实包含所有民族的贡献，但如果否定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欧美市场机制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这条线索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标志性，容易延伸到质疑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最重要成果，人类共同享有的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　　上述几个领域的这些思潮共同创造了一种氛围，加强了身份政治群体的多样化诉求的力量。　　以上演进过程表明，身份政治一定要有多元化自由主义为基石才能发展。身份政治的发展促进了提升历史上弱势群体的权益地位。身份政治也包含消蚀多元化自由主义的和谐自洽建构的因素。　　部落主义与公民观念　　罗斯福代表民主党和里根代表共和党，提出的两个主旨，应该说，是“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纲领。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位于政治光谱上靠中心位置很近的左右两边。美国民主党比欧洲曾主张社会主义而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工党靠右很多，里根共和党也比当今的民粹主义右派、宗教右派要温和得多。这样的两党轮流执政，有共识又能互补，保证了美国政经体制大体稳健，较易纠偏而避免积弊。　　左翼偏向的典型弊病，是大政府、高税收、低效滥用的福利。本来，克林顿执政时已经把民主党推向中间，见诸其言(“大政府时代已经过去”，要“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及其政绩(例如福利改革――领取福利有期限、身体健康者要工作)。右翼主张的典型缺陷，是漠视“有为政府”观念，缺乏“社会担当”(对全民医保、对环境污染、对气候变迁、对弥补“市场失效”、对基础科学发展，等等)。本来，小布什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竞选纲领，是与最右翼的主张划清界限一个信号，他扩大Medicare医保计划的处方药覆盖面，是这方面政绩之一。那时候，左右两翼确有“重叠共识”。　　民主党的身份政治的弊病众多，里拉已经列举其大要。共和党、右翼方面，也从来不缺自己的身份政治。其群体常常不是基于人种、族裔，而与宗教或社会议题有关，如福音教派信徒，反堕胎者，等等。在政治舞台上，这样的群体常常有策略优势，就是依据“单一议题”发动其成员，所谓“one issue voter”(只按一个议题投票的选民)，在选举中形成多数而取胜。　　各种“弱势群体”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不相容甚至对立。社会中多数人可能不认同某一特定群体(例如同性恋者、变性者)的特定诉求，尽管那种诉求可能有道理。民主党以代表各种身份群体(常常是“弱势群体”)自诩，面对“单一议题”选民，可能恰使自己异化于占社会多数的人群。　　右翼群体的单一议题可以是：反对授予同性恋伴侣法定“婚姻”地位、反对堕胎、支持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等等。这部分民众常常反感上述自由派“弱势群体”的特定诉求和身份政治。当然，各种右翼群体对众多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在教会或其他机构促进下达成对某个“单一议题”的一致，其选票就足以决定选举的胜负。比如说，照顾同性恋、变性人的厕所诉求，这单一议题，就足以使一个选民对某一候选人从支持者变成反对者。　　糟糕的是，美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不在“弱势群体”从自身出发的身份政治的议程上，也不在“单一议题”选民的议程上，因而社会共识难以达成。近年来，身份政治有积重难返而愈演愈烈甚至到撕裂社会的地步。每遇到一个议题，就以“他们/我们”划界，而忽略基于事实的理性讨论和基于人道的关切。《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多次严辞批判这种“部落主义”。他特别指出川普以“部落主义”思维和方式竞选和执政，表现在：“川普无休止地制造朋友/敌人之区分，利用自由主义关于社群的模糊观念，以群内/群外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创造出包含毒素的群体” [5]。　　2018年元旦，布鲁克斯在题为“退向部落主义(The Retreat to Tribalism)”专栏文章中指出：马丁・路德・金把种族隔离和非正义现象看作是使我们分裂的力量。他诉诸普适性原则和我们的共同人性，作为治愈偏见并联合国家的手段。从那种强调共同人性的身份政治，我们已经走到强调共同敌人的身份政治。问题在于，部落式专注“共同敌人”的思维把一个多样化的国家撕裂。　　布鲁克斯这位保守派专栏作家对身份政治的诊断，与里拉这位自由派教授的思路相同。里拉在他书中的结束部分，提出以“公民观念”来替代身份政治[1j]。这项主张，和布鲁克斯以“普适性原则和我们的共同人性”对抗部落主义的主张，正相呼应而相融。　　具体说来，里拉的公民观念的主张包括以下要点：它是一种政治地位/身份(political status)，可以和前面所说的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同时并存。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认为自己具有一种群体身份的同时，具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把“我”联系到“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美国宪法开篇首句)”，把自我的状态联系到国家共同体，从而关切共享的未来。　　以公民观念取代身份政治，是以一个更普遍、超越而包容的观念取代一个比较狭义、局限而分离的观念，显然是一种提升。在政治实践中是否有效，有待观察。　　为了达成“公共善(Public Good)”或“共同善(Common Good)”，理论家们还会继续他们或她们的理论探讨，寻求合适的框架和精准的观念。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多年来美国社会中确实存在重叠共识，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确实，美国建制(机构和人)并不完善，也面临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还遭受了诸如身份政治、文化相对主义等等的侵蚀。但是，重叠共识是有坚实基础的。有理由期望，重叠共识、普世价值会克服身份政治的负面作用。“We shall overcome(我们终将战胜(克服)”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理想主义青年的战歌，确实，他们推动了在废除种族隔离、争取男女平等等许多方面的重大进展。现在，坚持理想的自由派也需要克服自身的偏激狭隘之处，扬弃已经过时的身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