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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华尔街日报》记者得以前往平壤，在严密控制下进行参观、采访。这是近10年来，本报记者首次踏入平壤。这段未经编辑的视频展现了一些先前不为外人所知的平壤生活。作为朝鲜的展示窗口，首都平壤的景观设计处处昭示着这个国家的核武野心。为核科学家新建的公寓大楼楼顶矗立着巨大的原子雕塑。人行天桥、路灯以及建筑外立面都装饰着原子图案。炸弹意象充斥着日常生活：在一所孤儿院里，孩子们的玩具车不是小卡车，而是塑料做的火箭发射车；商店贩卖着洲际弹道导弹纪念邮票；连西饼店出售的蛋糕上都是蓄势待发的火箭造型。这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平壤之行。在这趟行程中，朝鲜政府官员反复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讯息：朝鲜绝不会放弃核武，决心为此忍受经济制裁，甘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而平壤随处可见的原子美学也不断强化着这一点。 “你们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朝鲜外交部美国研究学院副院长李容弼(Lee Yong Pil)说，“我们刚刚凭借核武赢得了战略地位，任何企图破坏这种地位的对话我们一概不感兴趣。” 在平壤一个孤儿院里，孩子们玩着塑料枪炮。本报记者于9月14日至19日在严密控制之下对平壤进行了参观采访，时值美国与朝鲜——全世界最残暴和封闭的政权之一——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就在我们抵达平壤的次日，朝鲜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采访团踏上回程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平壤的侵犯促使美国被迫捍卫自身及盟友的安全，那么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他还说“火箭人”（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自寻死路。记者团飞抵平壤当天，朝鲜国家新闻机构就美国敦促联合国通过对朝鲜经济制裁一事发布新闻稿，说所有“美国佬都该被打死，就像疯狗活该挨棍子一样。” 在平壤有着玻璃墙的新国际机场，前来迎接《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是两名身穿黑西装的外交官，他们态度友好，英语流利，措辞也更审慎。在接下来的数天中，我们在监督引导下对朝鲜官员进行了采访，参观了平壤的地标建筑，还与个别当地居民做了简短交流。平壤政府通过这一系列有《华尔街日报》及其他几家美国媒体参与的活动进行了罕见的外延宣传，陈述了其坚持核武计划的理由。美朝两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即使是非正式接触也十分有限。在朝鲜开展报道活动必须经过朝鲜政府的明确批准，参访者还会受到严密监视。朝鲜政府官员答应了记者参观工厂和商店的请求，但参观对象都是政府挑选的。而有些请求，比如记者提出见一见在平壤某大学工作期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公民时，则遭到了拒绝。陪同人员同意记者与沿途遇到的平壤居民交谈，但问答都由朝鲜方面人员翻译，至于人们能否自由表达心声不得而知。平壤某酒吧的电视正在播出9月16日导弹试射的公告。朝鲜官员说，他们的武器（包括被设计用来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弹）仅为自卫用途。他们说，自1953年美国在韩国驻兵以来，美国对朝鲜的袭击威胁从未间断，而这些武器是结束威胁的必要手段。朝鲜官员称，他们希望在一个威慑体系下迫使美国与朝鲜和平共存，就像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一样。朝鲜官员在一些叫人难以作答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好奇心，比如：特朗普总统的首席顾问是谁？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职位坐稳了吗？一名官员还关注了美国有关变性士兵的激烈讨论，并询问美国的变性士兵是不是很多。他们深信自冷战以来美国就想摧毁朝鲜政府，并提醒记者，美国在2002年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的一员。他们感受到了美国的轻视，深表愤怒。李容弼提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一名移民官没搞清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指的是朝鲜，而非韩国，觉得深受冒犯。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与坚持核武器的平壤谈和平共处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金正恩扬言要攻打美国，让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人拥有核武实在太过危险。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朝鲜大饥荒导致数十万人死亡，而朝鲜政府却在饥荒之下把资源调拨给军队。而今，朝鲜依然容不得异见分子，据信有数万人被关在劳改营里。朝鲜官方否认劳改营的存在，声称所有公民都享有人权。它虽承认90年代发生过大饥荒，但将饥荒归咎于美国制裁和恶劣的天气。平壤新落成的科学图书馆门厅处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方是原子形状的图书馆标志。我们与朝鲜政府安排受访的杂货店雇员等劳动者，以及其他我们主动接近的人进行了攀谈。所有人都表示，他们支持国家的导弹项目，如果朝鲜经济因制裁而不振，他们决意做出牺牲。在一家餐厅里，吧台上方的电视播放了朝鲜在9月15日进行的导弹试射，我们借机和调酒师聊了聊，他对朝鲜导弹研发能力的进步表示无比自豪。这位调酒师说：“我们最终将战胜美国，赢得胜利，我希望每天都能发射二三十枚导弹。” 有几个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内）表达了对中国——朝鲜一个老朋友——的戒心。中国多年来一直反对讨论朝鲜政权更迭问题，但前不久支持联合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此外，一些朝鲜人说，他们怀疑中国食品和其他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平壤看起来无可挑剔。一座拥有多个大理石厅的纪念朝鲜战争的博物馆，按理要花四天时间才能参观完，可是一上午连一个参观者都没有。在有着300万人口的平壤，宽阔的街道上车流稀少。在一座新教教堂举行的礼拜活动中，看不到以家庭为单位出席的朝鲜人，参与者都是个人，多为老妇人。布道内容是对美国的抨击。此外，平壤也是个急速发展的城市，中朝贸易活动推动平壤经济出现了小高潮。在金正恩的“指导”下，外观前卫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很多是为科研人员和大学教职人员而建，还有包括水上乐园在内的文娱设施。一个新建成的科技图书馆里有可连接朝鲜局域网的计算机实验室。朝鲜国内几乎所有人都无法上互联网。平壤新落成的科学图书馆中央竖立着一枚朝鲜火箭的复制品。《华尔街日报》一行被安排住在平壤郊区一幢有白色大理石和落地窗的豪华别墅里。朝鲜陪同人员还建议我们，在结束了白天长时间的采访后，不妨随意转转。有两次，一个带枪的警卫示意散步中的记者回到别墅，散步被迫中止。政治宣传无处不在，既有反美海报和口号，也有没完没了震天响的爱国赞歌，其核心思想都是颂扬金家三代领导人。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极权国家，向民众灌输一种近乎宗教的爱国热忱，从而独揽大权70余年。一座新建眼科医院的外事主管金云爱（音译，Kim Un Ae）说，医院建成用了六个月时间，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2016年5月26日亲临建筑工地，进行了“现场指导”。该医院有个形似人眼的巨大圆形窗户。这位外事主管说，金正恩给医院的“人眼”标志提了修改意见，比如在眉毛上再加一条线。金正恩为医院挑选了能缓解视疲劳的绿色作为内部装修的主色调，还指点医院里的眼镜店按性别和价格来给眼镜框架归类。在博物馆、海豚表演馆、工厂和医院等地，建筑物建造花费的工期和领导人现场视察日期都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朝鲜上流人士的日子似乎相当滋润。去一个曾为已故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 Il)做寿司的大厨开的寿司馆子吃生鱼片拼盘，需要100美元。在位于平壤光复大街(Kwangbok Street)的一个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从本地产的茶叶到70美元的日本进口威士忌，应有尽有。人们用本土生产的智能手机玩游戏，只是这些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机仍不能接入互联网。接待《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人说，有些朝鲜父母担心孩子沉迷手机，这和美国父母很像。太阳能板在平壤兴起，一般是安装在居民公寓的阳台上，作为停电后的备用电源，这样也可减少居民对政府供电的依赖。虽然《华尔街日报》记者此行并未离开平壤，去过朝鲜其他地区的外国援朝人员谈起那些地方时，描述的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即便是在平壤郊区，生活水准也和市区天差地别。就在距离新海豚表演馆和科学大楼车程不远的地方，记者们就亲眼看到农民们使用牛车在田间作业。由于朝鲜未公布可靠数据，韩国央行对该邻国的经济进行了估测。根据韩国央行的测算，去年朝鲜GDP增长3.9%，达到约320亿美元。据韩国称，这是朝鲜自1999年以来录得的最快经济增长，可能是受政府在武器制造方面开支的提振。美国的战略是通过实施经济制裁，包括限制朝鲜购买石油遏制朝鲜的经济增长，从而向金正恩施压。由于本报记者此行受到严密监视，因而无法就朝鲜能否在制裁夹缝中生存得出结论。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7日发表推文称平壤各加油站出现排队现象仅几个小时候之后，《华尔街日报》记者走访这间加油站时，并未看到排队现象。此次平壤行程期间，特朗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中表示，最新制裁措施导致平壤加油站排起了长队。接受本报采访的一位欧盟援朝人员称，自去年11月份以来，油价已经大幅上涨。但是记者们在平壤参观期间看到的四间加油站都未出现排队的现象。记者们曾为获得拍照许可在一间加油站等待了20分钟，在此期间只有两辆车过来加油。朝鲜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李吉颂（音译，Ri Gi Song）表示，自朝鲜战争以来，朝鲜已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制裁，朝鲜可以挺过去。他还神秘地说，朝鲜可以依靠产油盟国绕开制裁。“让你们自己去猜是哪个国家，”他说。当记者暗示了几个可能的国家，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时，他笑而不答，只是重复着前面那句话。他还指出，核武器计划已经让朝鲜得以减少对常规武器的支出，而将那部分资金用于经济发展。金杯贸易公司(Golden Cup Trading Co.)工厂负责人李松和（音译，Ri Song Ho）站在自己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照片前。金正恩曾于2015年和2016年造访该厂。居住在平壤的中国煤炭贸易商丁建生（音译，Ding Jiansheng）称，“你无法通过制裁破坏朝鲜经济”。当时他正在平壤大同江岸边一家熙熙攘攘的新披萨店里欣赏女服务员们的音乐表演。他表示，虽然联合国试图通过制裁阻断对朝鲜的煤炭销售，自己的煤炭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不过他拒绝透露具体是如何做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还和金杯贸易公司(Golden Cup Trading Co.)工厂负责人李松和（音译，Ri Song Ho）进行了交谈，这家公司生产约700种不同的零食、汽水、面包和糖果，包括一款装饰着蓄势待发的火箭的蛋糕。他说，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物资匮乏的岁月，他更有动力生产更多的食物，以抵消制裁的影响。 “从孩童时代开始，我们已经懂得如何找到做成事情的方法，”他说道。和朝鲜所有企业一样，金杯贸易公司也是国有企业。李松和指出，2013年推出的一项经济政策赋予了像他这样的企业管理者更大的决策权，同时也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可以直接向顾客出售剩余产品，以赚取额外利润。该公司大楼的很大一部分空间是用于其他活动的。在更高的一个楼层，过道装修得像一个山洞，通往一个种有真香蕉树的大型热带主题游泳池。李松和还曾为金正恩的两次造访安排了两个专用房间。他的谈话迅速地从制作零食转向核威慑。他相信，随着美国接受朝鲜拥有核力量这一事实，战争的威胁将逐步消褪。他说，“我们现在拥有可以保卫我们的核武器。我相信几天之后会有新闻出来，宣布美国不会袭击我们。但我说不上新闻内容具体是什么。”

在日本东京的新宿车站街头，拖着色彩各异拉杆箱的女孩们流连不绝，她们的打扮漂亮而普通，看起来像是游客，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漂流少女”。她们离开了贫穷的家乡和吃低保的父母，在夜晚徘徊在不打烊的咖啡店之间，坐在有电源的座位边给手机充电。出门在外，手机是她们漂流在外的唯一安慰。这些年轻女孩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她们能够去哪儿？又能做些什么？曾推出过“无缘社会”“穷忙族”的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这一次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通常人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跟贫穷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过几年就能找到一位值得托付终生的老公，幸福地做上全职太太，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吗？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贫困的现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说NHK这本《女性贫困》以纪实手法将难以想象的日本年轻女性贫穷图景呈现在了大众面前，那么日本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小说《绿萝之舟》，则是充分运用了小说的虚构手法，超越了困窘的现实，深入普通贫困女性的梦境和隐喻，展示了几位女性在“无意义的生活”当中的心灵依托与情感变化。女人们劳而不得、徒劳无益的生活，与美国作家戴维·希普勒所说的“穷忙”有太多相似之处，而“穷忙族”何以存在？贫困这种现象又何以存在？美国学者马克·罗伯特·兰克则以《国富民穷》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并非由于他们道德败坏或游手好闲所致，贫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某个个体的失败。那些年轻女性究竟有多穷？色情业成为贫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NHK在对贫困女性的调查中发现，在日本默认的“女人不必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大前提下，有很多原因会让年轻女性沦入贫困：有的女性因为与丈夫离异，得不到赡养费，失去了经济支柱；有的女性因原生家庭冷漠而仓促非婚生子，成为了单亲妈妈；有的女性因为文化程度低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大学毕业，也有女性因为公司不给正式编制，只能同时打多份临时工，还要面对未还清的高额助学贷款。从表面上看，这些年轻姑娘与普通女性似乎没有任何差别，但实际上，她们每日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下，为了支付水电费、房租和交通费而日夜忙碌，一个人打两三份工，在办公室文员和夜总会公主之间频繁切换角色，忍受着“一天喝一杯冰咖啡”的伙食，甚至彻底居无定所，带着孩子住在网吧里。讽刺的是，日本日益兴起的“色情业”为这些贫困单身女性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开头提到的“漂流少女”有些为了生存，很早就开始做援助交际。近年来，色情行业的心理底线大大降低，为了吸引这些单身妈妈，日本有些卖春店招聘栏上甚至会注明“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字样，乍看上去如同育儿援助广告——卖春店招聘单身女性进行色情服务，同时帮助她们解决育儿问题，与附近的民办托儿所签约，有的还报销一半的托管费用，由此形成完整的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一条龙的“性服务派遣公司”。跟政府的繁琐程序比起来，单身女性生活所需的环境和援助在这里一步到位。但委身于性派遣公司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这样周到的“安排”之下，色情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依然逐渐消磨着这些女性的意志。《女性贫困》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李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8月为什么年轻女性会落入这样的贫困境地？在对贫困女性的调查中，NHK发现，虽然离异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更易导致女性贫穷，但女性被封闭在贫困之中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非正式雇佣”问题。日本的工作合同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签约有时间限制，而且相对廉价；在一些情况下，合同工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收入却不及正式工的一半。一方面，雇主出于对于女性的偏见，认为女性不能长期工作，工作不了多久就要结婚辞职，遂多将女性定位为合同工角色；《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数据显示，15-34岁的女性当年在合同工中占比47%。另一方面，日本的合同工制度也在逐渐趋势化，在劳动者总体就业形态中，合同工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21.7%上升到了2011年的38.2%。正是这两方面合谋，加深了女性即使就业也无法摆脱贫困的窘境。据《就业基本结构调查》统计，日本的非正式雇用年轻女性（指18-34岁的年轻女性）人数从1987年的134万人增长至2012年的289万人，而这些合同女工中，年收入未达到厚生劳动省定义的“困窘线”——200万日元的，更占到了总人数的80%以上。也就是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女性接受了非正式雇佣，从事着廉价的服务业，而这些让她们不分白天黑夜如履薄冰的工作——办公室文员、面膜服务、整理数据、夜总会公主等等，能够提供的收入只能让她们成为“有沦为低保危险的经济困窘者” 。《女性贫困》对于日本女性工作境况的记述，与美国已故学者鲁斯·赛德尔（Ruth Sidel）对于90年代美国女性的观察是一致的。在《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一书中，Ruth Sidel写道：“全美2/3的兼职工作者都是女性，而这通常意味着她们在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福利。大多数女性都在收入最低的岗位上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是性别区隔且女性主导的，例如育儿、康复、美发、美甲以及其他服务行业。” 《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Ruth Sidel 著企鹅出版社1998年11月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不仅仅使她们无法正常维持个人生活，而且必将波及他们或自愿或被迫生下的孩子，使之陷入营养不良、发展受阻等状况之中。“妈妈每天打两三份零工，与孩子的接触时间越来越少。母亲每天只是工作，没有时间关心孩子，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形成非常不利。”母子的贫困将陷入长期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如何想象贫穷女性？以无法实现的梦想支撑艰难生活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在前言中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年轻女性”与“贫困”一词联系在一起。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代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芥川奖作品《绿萝之舟》，早于NHK在2009年就已经深入展现了单身贫困女性的生活与梦想。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与《女性贫困》中的案例非常相像，这大概也折射出了日本年轻女性现实困境的普遍性。《绿萝之舟》津村记久子著叶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小说《绿萝之舟》中的女主角是29岁的长濑由纪子，她在遭遇职场暴力后，自愿从白领变成了流水线女工。她一边做着合同工工作，一边在咖啡馆和网络上兼职；她住在一个破旧社区里，连通讯公司都忘记了这片“用户群”的存在，并没有给他们开通网络。与NHK采访的女性一样，对于出卖时间换取金钱、用金钱换取食物、勉强生存下去的“无意义性”，长濑自己非常清楚，但却不得不为了谋生继续在流水线、咖啡馆和破旧的家之间周转。她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倦意，这份倦意并非针对工作，也不是针对自己的合同工身份，而是对于活着本身。相较于更重视人物客观处境的《女性贫困》，这部小说“灵光一现”地点亮了贫困女性的其他面向。工歇时分，长濑在休息室里看到了一张旅游广告，海报上是一个划独木舟的男孩形象，她突然产生了攒钱环游世界的念头。环游世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划独木舟，多么美妙的想法啊！然而长濑面对的实际情况是，环游世界的花销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省吃俭用。环游世界的梦想仿佛惨淡现实的一抹亮色，召唤着她，提醒着她，以使她不在无聊的生活中枯萎，同时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反衬着她徒劳无用的努力挣扎。她毕竟只是一位流水线女工，一整年机械劳动加上不吃不喝，才能兑换一次离开现实的机会。在刻画长濑这位单身女性的同时，小说家还讲述了其他几个年轻女性的故事以作对照。她们是长濑的大学同学，却没有一人走上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有一个自己辞职出来开咖啡店的女人，一个刚毕业就结婚的女人，还有一个辞职结婚后来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女人——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女性艰难生活的图景。在讲述单身女子所处困境的过程中，《绿萝之舟》不光铺陈了她们所遭遇的种种实际困难，还动人地呈现出了她们的心灵与梦境。长濑梦见自己划着独木舟，装着满船的水栽绿萝，去往一个个小岛上向人们推销绿萝，但人们却不喜欢；正如现实当中她曾受到许多拒绝，却仍然依靠顽强生存的意愿，继续生存下去。绿萝——这种不能吃不能用、然而能够坚强生长的植物——便是对于女性集体命运的隐喻。《绿萝之舟》以深入心灵的角度呈现现代女性困境，与NHK的《女性贫困》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的对应关系。贫困缘何存在？是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个人的失败需要在白天的文员和晚间的夜总会小姐之间切换角色的母亲，和需要在工厂、咖啡馆还有电脑学校打工的虚构人物长濑一样，常年忙碌于琐碎的工作，却挣不到足够生活的钱，属于徒劳无功的“穷忙”一族。美国作家在戴维·希普勒的《穷忙》中，也讲述了一群与她们非常相似的、被美国遗忘的穷忙族的故事，并从性别的角度提出，“本书中大部分的穷忙族都是女性，这与整个国家中大部分穷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一致。她们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养育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负重担。” 《穷忙》希普勒著陈丽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1月因虐待、毒瘾、营养不良、教育不足和离异致贫的故事听起来殊途同归，希普勒观察道，“贫困是一种奇怪的、悄悄侵入骨髓的东西，一个原因导致了许多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又形成了原来的成因，或者造成一个后果的许多成因正是由那个后果引起的。怎么看这个循环过程，要取决于从哪个环节开始研究。”所以，每个穷忙族都是一大串因果关系的产物，而对于造成她们贫困的原因，人们往往无法统一意见，比如说，究竟是疾病、抑郁或不良的消费习惯让他们更加贫穷，还是贫穷反过来导致了疾病、抑郁和不良的消费习惯。从性别角度看，男性与女性的致贫风险是否差别甚大？在《国富民穷》一书中，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克·罗伯特·兰克认为，从总体数据上看，由于婚姻的缘故，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贫困风险，女性的贫困风险只比男性略高（40岁时，36.2%的女性和33.7%的男性经历过贫困；到60岁时，这两个比例分别是49.2%和45%）。男女贫困的区别只在于，在由女性当家的家庭里，贫困的压力甚至会更大，原因不仅在于女性工作的岗位往往更加廉价，也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女性要同时负责工作和照顾家庭，压力、挫折和精疲力竭的状态反过来会影响女性照料和养育孩子的能力。《国富民穷》马克·罗伯特·兰克著屈腾龙朱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马克·罗伯特·兰克还指出，贫困的问题出在“经济脆弱性”与“人力资源成本”（技能、教育和就业资质的总和）的关系上。他如此描述道：贫困风险更高的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价值型更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吸引力就更差，市场竞争力也较低。比如说，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们由于要照料孩子，在承担工作的能力上缺乏灵活性；而当就业市场遭遇困难，人力资源缺乏的群体更容易遭遇稳定性差、工资低以及非全职的工作，而面对失业、家庭变故及生病的情形时，这些人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工作，或者寻找足够的钱来渡过难关。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群体从一开始就缺少这些人力成本资源呢？马克·罗伯特·兰克将问题归咎于美国社会分层的“自我繁衍”特征：父母一代的社会分层差异，直接导致了子女的资源和机遇的差异，也就是说，孩子长大的社会阶层对于其后来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影响，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经济脆弱性”，美国人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生活的。这虽然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但也将解释贫困问题的方向扭转了——与其问“什么样的人会遭遇贫困”，不如问“为什么会存在贫困”。所以，虽然兰克不承认女性的贫困问题比男性更严重，但他对于贫困的分析思路，与NHK讨论的、非正式雇佣制对于女性贫困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寻找贫困的原因时，他们都没有归罪于个人的习性、道德的缺陷，而转向讨论经济结构的失败，从而避免将贫困的女性描绘成懒惰无能、依靠他人和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在谈论贫困女性时，即使她们无家可归、沦入色情业，上文提到的几本书使用的词汇也都是“被人遗忘的”、“令人忽视的”，而不是指责这些女性如何“堕落”至此境地。毕竟，指出“贫困女性”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与严峻性，是希望她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真实听见，而并非意图将贫困女性树立为社会负面形象，或者经济衰退等各种问题的“替罪羊”。正如Ruth Sidel所说，“指责单身母亲败坏了美国风气，其实反射出而人们并不愿意面对的严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不稳定的雇佣制度、节节升高的暴力犯罪还有日益衰退的基础设施，是将富人的罪责推向穷人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