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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了！列治文知名小学惊现死尸！

警方正调查事件。列治文皇家骑警网页列治文警方表示，有人于周四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条沟渠内发现一具尸体，警方正在调查。根据列治文皇家骑警的新闻稿，尸体是在米勒路（Miller Rd.）6800号路段被人发现。该处距离海岛小学（Sea Island Elementary School）不远。现场图像显示，道路旁的碎石路上有一块白色防水布，可能用来覆蓋著尸体。而在该路径的两侧是警方的封锁胶带。警方称，列治文消防队也奉召到场协助，卑诗法医服务处也已收到通知。骑警表示，公众没有风险，不过未有提供有关死亡原因或案件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4年前
缓和了？中国全面解禁进口加拿大油

昨日，加拿大正式禁用中兴华为。对此中国政府却采取了进一步释放善意得态度。加拿大官员今天表示，中国已解除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禁令，形容这对生产商是「非常好的消息」。渥太华政府之前主张，油菜籽业者是因两国外交争执而被针对。加拿大农业部长毕博（Marie-Claude Bibeau）表示：「我们昨天接获中国当局的消息说，我国的油菜籽可以输往中国了。」她在渥太华（Ottawa）告诉记者：「我们有两家大公司被禁了好一阵子，所以这对我国生产商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 2019年3月，中国政府以验出有害生物为由，接连撤销李察逊国际公司（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td）和维特拉（Viterra）公司的油菜籽进口许可证。当时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正紧绷。油菜籽可用于制作食用油、动物饲料和当成生质燃料，市场价值达数百亿美元。当时加拿大官员大力抨击禁令，指中国这项行动没有科学根据，并告上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祭出禁令3个月前，由于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加中关系随之陷入危机。孟晚舟被捕后，中国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人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此举被观察家称为报复。而北京也锁定打击加拿大出口的农牧产品如油菜籽和猪肉等。孟晚舟已与美国检方就诈欺指控达成协议，结束她的引渡之争。她与康明凯、史佩弗都在2021年9月获释。

4年前
精心设置祖父母骗局：加国三疑犯被捕

杜兰区警方对涉嫌针对老年人的欺诈活动进行了调查，三名嫌疑人因此被捕。警方表示，杜兰区至少七名老年人成为欺诈目标，嫌疑人已被指控欺诈超过5,000元和参与犯罪组织等罪名。图源：yorkregion 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该杜兰区70多起疑似祖父母骗局，调查仍在进行中。警方在5月18日媒体新闻稿中说：在每起骗局中，受害老人都接到了一个声称是他们孙子的律师的电话。嫌疑人会在电话中告诉受害者，他们的孙子卷入了一场车祸，导致一名怀孕女性受伤，并需要9,000元作为保释金。警方称，经过电话联系后，嫌疑人会派出一人到老人家取钱。但是骗局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收到钱后，受害老人会接到另一个电话，告知车祸中的女性或婴儿已经死亡，因此需要更多的钱。警方逮捕了20岁的北约克人Daniel Karasira；24岁的Newmarket人Usman Oyeneye和20岁的士嘉堡人Jahmal Herbert。警方呼吁任何有关此案信息的人致电905-579-1520——5321与警方联系。

4年前
新进化版变异毒株在加国集中出现已确认近千例

日前安省公共卫生部门发布了一份报告表示，自二月中旬开始，已经检测到一种新的Omicron变异毒株进化分支BA.2.20，它与目前正在社区内传播的主导分支有所不同，而且近期正在呈上升扩散趋势。（图源：CTV）安省公共卫生部门在周一发布了这份报告，其中提到，这个新进化分支主要在安省和美国一些州传播，目前感染病例正在增加。目前安省第六波疫情主要由Omicron进化分支BA.2主导推动，而这个新的BA.2.20与它的不同之处在于BA.2.20新分支有两个突变，但目前这些突变的真正影响还未明。 “此时，这些突变在传染力、重症风险、再次感染以及突破性感染方面的影响还未知，” 安省公共卫生部的科学家们在这份报告中写道。报告指出，自今年二月起，已累计发现这个新变异版本的感染病例有996人。据一份对BA.2.20感染病例的分析发现，与现在的主导毒株BA.2相比，它的生长优势可达到24%，但这个结论还不能被确定。（图源：khmertimeskh.com）传染病学专家们表示，今年2月14日时，安省首次检测这个新进化分支，地点在伦敦市。加拿大其他地区最早发现这个版本毒株的时间是一月份。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三月初的时候，安省BA.2.20新分支的感染比例仅不到1%，但是到了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已经上升到6%至7%左右。这些病例最经常在多伦多发现，大多伦多、Hamilton地区和伦敦市也都有出现，主要的感染者是20至39岁的年轻人。 85%的已知感染病例已经接种过两针或三针疫苗。而这996个已知病例中，仅有19人是在陆空入境检测时发现的。目前3%（约30人）的感染者需要住院治疗，至4月20日的时候，尚未发现BA.2.20新分支感染者的死亡病例。截至四月份，10%的安省确诊病例样本会做进一步的整体基因排序测试，比三月份的50%有所下降。通常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新分支会在全球各地出现，但这是安省第一次如此集中发现一种新进化分支。

4年前
房市疲软股市暴跌，央行可能停止加息？

最近以来加国火爆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降温，四月全国销量较三月下降12.6%，一些热点地区的房价也开始松动，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加拿大央行的加息政策，才使得脱缰野马般的房价停下脚步。不过，随着加息的预期越来越高，大家开始担心，央行的紧缩政策是否会让房地产市场熄火，进一步拖累经济进入衰退。虽然房价小幅下跌，买家并不急于入市，况且加息对于经济和房地产的影响都需要时间来评估，而加息最直接冲击的则是股票市场，美国股市连续五周的下跌，已经创下十年以来最长的连跌。股市的波动，使得许多买家的财富缩水，再加上利息上涨，使得购房负担能力下降，央行如果继续加息，那么地产市场的冲击将会越来越明显。最近一种声音开始抬头，认为加拿大央行可能因为房地产按揭市场风险而停止加息。事情源于加拿大央行副行长Tony Gravelle的表态，他表示目前的房地产贷款或许有巨大的泡沫，快速加息恐将泡沫刺破。有鉴于此，保护房地产按揭贷款的风险要高于治理恶性通胀！目前加拿大国民的债务收入之比为186%，仅从数字可能没有感觉，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以寅吃卯粮的美国为例，美国家庭的债务收入比例只有80%！加拿大央行副行长Tony Gravelle认为，导致央行停止加息的因素可能是，许多家庭为了买房而承担更多的债务，加息将使他们备受打击！确实，不仅是普通家庭的债务水平，银行的按揭风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加拿大房地产已经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对于加拿大GDP 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新房建筑，房屋装修，房屋买卖交易等对于GDP的贡献超过10%，已经是加拿大经济的支柱！这样一来，加拿大央行副行长Tony Gravelle表示，加拿大经济对利息敏感度高于过往，主要原因是地产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还未计算与房地产相关的间接行业。不仅实体经济，在投资行业中，加拿大人的绝大部分投资都在地产行业，在疫情之前就高达2400亿加币，占GDP总额的7%，此后一年多时间，地产投资迅速攀升到GDP的10%以上！相比美国，地产投资只有GDP的3%！综上所述，似乎加拿大央行副行长的一番话，加拿大央行的加息脚步即将戛然而止，地产市场马上可以缓一口气了！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首先加拿大行长并没有表态，其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的讲话，似乎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鲍威尔在周二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联储遏制数十年来最炙热通胀的决心，必要时美联储会把利率提高至中性水平之上。他表示，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通胀以明显且令人信服的方式下降，我们将继续推进，直到我们看到这一点。如果需要将利率提高到广泛理解的中性水平之上，我们会毫不犹豫。美联储果断采取加息行动来降低通胀，美国人可能会遭受“苦难”。其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8年加息周期里讲过同样的话，话音刚落美股应声暴跌，不过，当时的总统特朗普立即对其口诛笔伐，在特朗普淫威之下，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丧失了独立性，很快就屈服了，加息周期突然转变成降息周期，美股随后进入另外一个疯狂上涨的牛市。现在，美联储是否会重演当年的历史呢？华尔街分析师普遍不太相信美联储突然停止加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David Solomon表示，美联储加息治理通胀动作太慢了，现在我们必须摆脱通胀！他认为通胀极具惩罚性，特别对于那些靠周薪、靠死工资吃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通胀对于整个社会阶层是一种巨大的税负，因此，控制通胀非常非常重要。David Solomon表示，我们正在进入货币政策更加严苛的环境！因此，从美联储的鹰派态度和华尔街的意见来看，美联储继续严厉加息的脚步不会停下。首先，美国经济，房地产市场，以及国民负债情况可以承受加息，华尔街分析师对于6月15日加息五十个基点已经达成共识，概率高达90%！其次，2018年的特朗普总统已成往事，现在的拜登总统支持美联储治理通胀，因为通胀对于低收入阶层的杀伤力最大，通胀指标不下来，选票的压力就会上去，美联储的治理通胀决心符合选情。最后，过去人们所熟悉的美联储看跌期权现在已经不存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紧缩货币政策时代，这个脚步不可逆转。鲍威尔的讲话中明显传递了一个信息，美联储不会像过去一样为保经济停止加息。鲍威尔甚至驳斥了政策制定者在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中性后停下来“环顾四周”的想法。鲍威尔称：“我们不知道中性利率位于哪里，如果需要，美联储会毫不犹豫地加息至中性利率之上。美联储不关心通胀来自何处，它只需要专注于降低通胀。最关键的表态是，鲍威尔承认，恢复物价稳定可能会涉及“一些痛苦”，自然失业率可能更接近5%，而不是目前的3.6%。这无疑告诉我们，美联储愿意牺牲一些经济增长来平抑物价。关键是美国经济有底气，即使面临连续的50个基点加息，美国低级别企业债的息差并没有迅速扩大，仍旧保持在十年来的低位，只有房地产按揭与国债利差攀升超出十年平均水平。加拿大央行如果在6月1日不加息，就会被美联储甩在后面，未来治理通胀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加拿大通胀水平31年新高的情况下，加拿大央行敢不敢冒着这个风险逆势而动呢？我们拭目以待！

4年前

中国新闻网8月15日电 14日，上海一影城放映“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时，一男子竟笑场，观众劝阻后，还一直表现的无所谓，说“我笑关你什么事”。直至有人骂了他一句，引其瞬间爆发，将爆米花扔向出口观众，甚至想动手打人。相关报道《二十二》导演郭柯：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对话人物： ▲郭柯：“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导演对话动机：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今年的这一天，一部名为《二十二》的纪录片在国内上映。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随军性奴隶。慰安妇人数存疑，有专家推断，日军在二战期间，前后共奴役约40万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其中包括约20万中国大陆女性。 “二十二”代表了中国大陆公开“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数量。2012年，这个数字是32。那一年，郭柯无意间读到关于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混血儿子的新闻，便以韦绍兰老人的故事拍摄了记录短片《三十二》。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决定为22位老人全部留下记录，因为“时间不多了”。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8月12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离世，终年90岁。从2001年起，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但此后的诉讼之路均以失败告终。黄有良是最后一位原告。从2014年至今，《二十二》记录的老人，随着黄有良的离世，仅剩8位。 ▲《二十二》剧照。来自电影官方微博。 “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新京报：拍摄纪录片《二十二》的初衷是什么? 郭柯：2012年拍摄《三十二》时，韦绍兰老人乐观积极的态度改变了我之前对于慰安妇群体的看法。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非常平静，但没有说话，我们误以为她不好接触，后来才得知她感冒了。第二天她病好之后就很热情了，会主动给我倒水，会给我们做饭，到点了喊我们一起吃饭。 ▲韦绍兰，1920年生，现居广西省荔浦县，现年97岁。1944年冬天，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后趁日军不备逃出慰安所，彼时已经怀孕的她生下了“中日混血儿”罗善学。目前老人和儿子罗善学以及外孙一家住在经过修缮后的新房中。老人乐观开朗，是位爱笑的奶奶。在此之前，我跟大家接触到的是一样的信息，这群人被日军强征去做性奴隶，受过迫害，回到家里后也过得特别痛苦，都是刻板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她们受了那么多苦难，依然那么乐观。这些老人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后来，一年多的时间内，国内公开身份的慰安妇老人就从32减少到了22位，我觉得时间不多了，就开始筹拍《二十二》，记录22位老人的生活状态，她们是如何走过余生的。新京报：和22位老人接触后，在你眼中，她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郭柯：就是普通人，跟普通老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在拍摄她们之后才有的认识。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原来她们这么平静。她们没有太多悲喜，她们每天看着自己的孙子子女，聊天、开开心心地生活，最关心的是子女生活、孙子孙女成绩好不好啊，不关心我们想象的那些东西。有人看了日本人的照片能笑出来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了”，与我们想象中痛苦的控诉不同，她们的平静是我当初没有想象到的。新京报：是什么让她们这么平静? 郭柯：时间。时间可以改变任何东西，抹平一些东西，伤痕肯定还在，但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现在仔细回想，人不就这样吗，哪有那么多仇恨，七十年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我是150岁的导演，我去拍她们才能体会到那种感受，我作为三十多岁的人，为什么要去揣测九十多岁老人的内心?未免也太不准确了。作为观众，只能去体会她们，关于她们的心理和我们想象的仇恨，我们都不能够去给答案、下定论。新京报：除了平静，还有什么特质打动你吗? 郭柯：她们都很善良。有一年春节我们去看望韦绍兰老人，给了她500元，但是临走之前，她又拿出400元给我们四个人每人包了一个红包。她的生活很艰苦，每个月只有30元低保金，在我们想象中钱对她们依然重要，但是她拿出来400元来给我们包红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导演郭柯与韦绍兰老人李爱连老人每天会早起炸馒头片，等着我们去吃;湖北的毛银梅老人种了很香的栀子花，到了夏天会摘一桶送给我们每个人。这个时候，你还能想到她们是慰安妇吗?这个帽子已经不重要了，把帽子摘掉，让大家真正去了解人，而不是了解慰安妇，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不会追问她们关于过去”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呈现出来的片子不是黑暗历史的控诉，而是相当平淡甚至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乏味? 郭柯：我们就是记录，只是想把你们(观众)带到她们身边去，或近或远地去看她们一眼，她们这些受害者，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的老人喜欢安静，我们就在门口看一眼，有人状态比较好，就进去看一眼，有人愿意跟我们聊天，我们就听她聊聊，或近或远。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做呢? 郭柯：我们不是像以前一直呈现的残忍和痛苦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谁喜欢去接触痛苦，所以，当把平静的老人展现给下一代，让他们对慰安妇群体有正确和客观的理解。用这种柔和的方式去对待老人和下一代，让他们用温柔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她们，这样做是对的。新京报：有试着触及过去的伤痛吗? 郭柯：会问到以前日本人来了是什么样，她们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算了。我们不会去追问，没有必要。如果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奶奶，你会追问吗?不要把自己当做拍者，不要把她们当做陌生人，而是当成亲人，你的问题就是有底线的。对我来说，如果一直去触及追问那些问题，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你为什么要去追问呢?难道就因为你是导演吗?在面对她们的时候，得看清楚自己，所以要平和一点。我们不谈艺术创作，只会带着感情去观察和体会她们的生活。新京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郭柯：我们开始什么也不做，先去房间去看她们，坐一两个小时。《三十二》以后对这些群体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和理解，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就是跟老人去玩儿，每天陪着她们，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我们跟老人也培养了情感，尽量减少目的性，正常地去相处。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郭柯：黄有良老人比较内向，和我们语言不通，加上腿不方便，一直坐在床上，所以交流比较少。有一次拍摄印象深刻，我们带了一架轮椅给她，扶她坐上了轮椅，推她出门。她没有轮椅，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床上，我们送了轮椅之后，她可以自由活动了，可以被推到院子里看看，她就乐呵呵的。看到她高兴，我明白了老人们需要陪伴。纪录片就是记录下来，拍摄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她们温柔一点，在她们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对她们呵护、爱护一些。她们是我们奶奶辈的人，不能再伤害她们了，而是尊重她们。 ▲毛银梅老人，1922年生，原籍为朝鲜半岛，原名朴车顺。2017年1月18日去世，享年95岁。1945年初，老人被从朝鲜半岛欺骗至中国。日军投降后她逃出慰安所，定居湖北孝感，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女儿。老人生前，家人及邻里非常爱戴她，她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姓氏改成“毛”。 “她们家人说挺好的” 新京报：通过这部纪录片，你最想传达什么? 郭柯: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和认识她们，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些曾经的受害者，这些九十多岁的老人，我们把她们当作普通老人，当成自己的奶奶来看待。新京报：你想通过这部片子摘掉过去对慰安妇刻板印象的帽子吗? 郭柯：摘不掉的，怎么可能改变所有人对她们的认识呢?就是介绍她们给大家认识，只是这样。一个影片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传达一种情绪出来，不会说大家看完片子就颠覆了对慰安妇的认知，能对老人有新的看法就可以了。新京报：有人说，你们的片子影响和伤害了老人，你怎么看? 郭柯：如果说我们对她们有影响，的确是在打扰她们的生活，但怎么可能伤害呢?我们每年都会去看韦绍兰老人，每次去都很亲切，会在她家多陪陪她。我们跟家人会偶尔打电话联系，老人不会讲电话，必须去了面对面交流。这是一种很美妙的缘分，已经超出了拍片的范畴。片子拍出来后，给她们的家人看过，他们说挺好的，感谢我们把老人的记忆留在画面里了。我觉得他们看完没骂我已经很高兴了，只要不伤害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新京报：日本观众看过这部影片吗?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郭柯：在日本没有公映过，电影节也都没有收这部片子。但部分日本观众看了之后，觉得这种方式他们能接受，很感谢我这样拍，不尴尬。这样就对了，为什么要让日本人看到片子尴尬呢，开放一点。新京报：你本人这次的收获是什么? 郭柯：就是对这些老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人应该善良一点，面对你的拍摄对象应该温和，不要着急，在生活中也该温和一些。片如其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动机，在片子中都会呈现出来。 ▲8月2日，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逝者黄有良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姓名：黄有良性别：女终年：90岁去世时间：2017年8月12日去世原因：病逝生前经历：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诉。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 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她们老了。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最大的敌人，是岁月。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直到老去，死掉。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噩梦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75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日子再往前数，就来到那个让她“恨”的年头。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剥开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壮”什么时候，对方跟到家门口，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 黄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来找，她吓得躲起来。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来看父母，再次被强奸。逃亡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黄有良曾回忆，不听话就会挨打。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形容，在藤桥的那段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而同伴中，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关押起来。糟蹋得太多了……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陈有红(音)不听日本兵(的话)，被打得大出血，死了。还有一个，听说咬断舌头，也死了。她放弃了逃走念头，听天由命。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控诉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死亡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