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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在当地时间12日，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大规模集会期间与抗议者发生暴力事件，弗吉尼亚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事件的导火索是夏洛茨维尔一尊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的铜像，市政厅拆除这一在南北战争语境下象征着“反对废奴”的铜像的决议引发了新纳粹的不满。　　然而夏洛茨维尔之所以不断成为抗议的中心，本身就是抗议的组织者的策略性的选择。夏洛茨维尔是南方州中的南部城镇，是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这个小城市大学城在大选时70%的选票投给了希拉里，而周围偏保守的农村则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这起事件除了排外和种族主义的面目外，对抗者是有着清晰的政治诉求和文化价值的双方。它意味着，美国政见不同的双方，卸下了言论自由的面纱，开始了动武――这在60年代以来，是第一次。同时，它也标志着美国新纳粹，成为了政治场域里的重要力量。　　导火索：一尊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的铜像　　2017年8月10日，星期五晚上。弗吉尼亚州小城夏洛茨维尔(Charlotteville)的解放公园里，聚集了成千上万民众。每一个人都高举着火炬，长龙一般的队伍缓缓行进，口号震天动地：“You will not replace us”(你不会替代我们)! “Jews will not replace us”(犹太人不会替代我们)!“blood and soil”(鲜血和土地)!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年轻的白人男性，有的留着精致的Fashy头，有的身穿印有希特勒名言的体血衫，有的举着组织者Unite the Right的旗帜，有的则立起了已经被很多州禁止的当年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旗帜。在媒体中，这些抗议者被称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国家主义者，新纳粹，或另类右翼。　　2017年8月的这次抗议集会可以追溯到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对抗事件。其导火索可以追溯到2015年发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暴力事件。当年6月17 日，白人至上主义者Dylann Roof冲进位于查尔斯顿的黑人教会，枪杀了9名正在参加主日崇拜的黑人。这次暴力事件的一个后果，就是各地开始陆续拆除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的铜像，作为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抗议和反拨。陆陆续续，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多个铜像被拆除。2015年当年，一位中学生写了请愿书，请求当地政府移除夏洛茨维尔的解放公园中竖立着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Robert Lee)的铜像。2017年4月，市政厅投票通过，将拆除罗伯特・李的铜像。　　就像拉锯战一般，拆除铜像的决议很快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的不满。2017年5月15日，在解放公园里，“右翼联合”Unite the Right第一次组织火炬游行，表示抗议。抗议集会的领导者就是美国当前较有影响力的白人国家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之后的6月8日和7月8日，美国的3K党也分别在夏洛茨维尔的教堂和正义公园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小的集会。每次集会和游行，都有自发的反对派站自发聚集。7月8日那一次，50个3K党的成员参加，而前来反对的人士就有1000个左右。然而，这几次的集会和游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讨论和关注，被更加紧迫的新闻事件淹没了。　　新纳粹作为政治力量正式登场　　8月的这次抗议集会，终于迅速升级为暴力事件，并且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8月10日星期五，抗议者和反对派已经开始互相推搡，互相怒视和互喷辣椒水。8月11日星期六，解放公园中发生了的对抗和暴力事件不断升级。集会时间本定在中午12点，而从上午开始，人群中就已经发生了暴力对抗。抗议者和反抗议者互相推搡、殴打、扔水瓶和喷辣椒水。中午11点，当地警方就宣布紧急戒严。下午1点45分左右，20岁的年轻人James Alex Fields Jr开着车冲进了人群，导致32岁的Heather D. Heyer死亡，另外19人受伤。当天下午，一辆弗吉尼亚警方的巡逻机坠毁，两位警官遇难。　　抗议集会演变为暴力冲突，过程看似偶然，其实并不奇怪，甚至早有预谋。夏洛茨维尔不断成为抗议的中心，本身就是抗议的组织者的策略性的选择。这个小城市大学城，周围是偏保守的农村。在2017年的大选中，周边农村及小镇中很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大学城夏洛茨维尔中70%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右翼联合”(Unite the Right)和3K党等组织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集会，恐怕是有着引发冲突和激化矛盾的准备和预期的。就好像另类右翼的意见领袖Milo Yiannopoulos选择有着激进左翼传统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引发了可能是意料之中的暴力对抗。不怕对抗，不惧血腥，恐怕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征。　　排外和种族歧视，是人们谈论这次暴力冲突使用的关键词。美国历史上基于排外和种族歧视的流血事件还是有一些的。除了上文提到的2015年的教堂枪击事件，让人不能忘记的还包括80年代的陈果仁事件。当时美国汽车工业受到日本汽车工业冲击，居住在底特律的华裔陈果仁被当做日本人杀害。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事件，并不是单一的排外或种族仇恨引发的暴力。在这起事件中，对抗的是有着清晰的政治诉求和文化价值的双方。它意味着，美国政见不同的双方，卸下了言论自由的面纱，开始动武。这在60年代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同时，它也标志着美国新纳粹，成为了政治场域里的重要力量。因此，它也是继特朗普大选获胜之后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当地时间2017年8月12日，美国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校区爆发示威游行，示威期间爆发冲突。有人驾车撞向反示威人群，造成至少1人死亡和多人受伤。　　特朗普与美国右翼组织的暧昧：极端力量的主流化　　8月12日星期天，Youtube上的直播还在继续。视频里集会的人们悼念受害者，情绪激动，背景中的声音和图像模糊，但是画面震撼人心。舆论的焦点之一则转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一天，他没有强烈谴责聚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而是在twitter上发文说：“我们必须团结以谴责仇恨所代表的一切，美国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讲话中，特朗普谴责的并不仅仅是新纳粹，而是谴责了“多方”(many sides)的暴力。这样的态度引起了国会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不满。很多人表示，特朗普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够的”。弗吉尼亚州的司法部部长说：“很明显，夏洛茨维尔事件不是因为‘多方’的过错，而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错。”在所有发表谴责的政府官员中，特朗普总统是唯一一位把责任归结在 “多方”的人，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都表示了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强烈谴责。然而，特朗普的骑墙的态度也并没有得到右翼组织的认可。很快，3K党前党首大卫・杜克(David Duke)就转发特朗普的twitter，并评论说：“你好好照照镜子反省一下，别忘了：是美国白人选你上台的，不是那些激进左派”。　　特朗普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再一次陷入尴尬境地。这一次，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政治经验，也不是因为他口无遮拦，而是因为他的内阁与右翼组织的关系。　　首先，特朗普内阁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史蒂芬・班农。他不仅是白宫中的政治战略家，也是新右翼网络中的重要结点。在成为特朗普竞选首席执行官之前，班农是 “布雷巴特新闻网”的执行主席，这个新闻网被称为“另类右翼的论坛”，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成为最拥护特朗普的新闻媒体。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真理报”，也被认为是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另类右翼的论坛。　　此外，特朗普对美国3K党的领袖大卫・杜克态度暧昧。杜克是美国3K党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公开主张白人优越论、种族隔离，而且否认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2016年2月24日，他通过自己的电台节目表达了对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支持。按照美国政治惯例，对于象杜克这样的极端人物的支持表态，主流竞选人应该立即发表谢绝声明，以划清界限。而特朗普在随后的新闻采访中，多次刻意回避发表谢绝声明，表示并不知道杜克是谁。但是，以前多次媒体的录音录像表明，特朗普曾多次谴责作为3K党头面人物的杜克。特朗普对杜克的暧昧态度，显然为他争取了美国极右翼的一部分选票。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的选举中获胜后不久，一个名为“国家政策研究所” (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的机构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乍看上去，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会议。然而，在特朗普胜选后的特殊气氛下，它为原来处在极端边缘的一些群体提供了在全国主流媒体中曝光、展示力量的机会。国家政策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斯宾塞，也是代表美国另类右翼主要人物，在这次年会上，他不仅用德语重复了纳粹德国指责犹太人的用语，而且在演说最后，他高呼：“特朗普万岁!我们的种族万岁!胜利万岁!”(Hail victory! 是纳粹口号 Sieg Heil!的直接翻译)这时听众中的一些人举起手臂行纳粹礼，全体听众跟着高呼“胜利万岁!”这次具有纳粹标志性符号的表演，把法西斯谱系的社会运动网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的联系在了一起。　　以往的政治家，对各种极端政治派别都是尽力摆脱干系，避之唯恐不及。特朗普和美国右翼组织的多重联系和暧昧态度，恐怕在美国政治史上史无前例。这意味着在美国，极端政治派别开始了主流化的过程。　　自由主义的遗产被抛弃了吗? 　　早在特朗普当选前，美国当代著名纪录片导演Michael Moore就曾经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拉票。为此，他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威明顿举行过一次演讲，题目就叫“Michael Moore In Trumpland”。威明顿的大部分选民都支持特朗普，而Michael Moore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特朗普占优势的地方，为希拉里・克林顿拉票。他的演讲轻松而且感人，其中有些段落，我摘录在这里：　　“我最担心的是那些愤怒的白男人们，他们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在美国，35岁以上的白男人只占到人口比例的19%了，伙计们，我们人就这么多了。我们在衰落啊，快要灭绝了。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啊。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之前的日子不错，大概好了一万年吧，也不赖了，对吧伙计们。现在21世纪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单身女人比结婚的女人多了。伙计们，你们看到了吧，她们不再需要我们了，她们现在可以单身了。100年前，她们可不能单身，那时候有法律，女人不能拥有房屋、银行账户，而且不能上法院提出离婚。那时候一大堆法律禁止她们做最基本的事情。现在她们不需要我们了。我们以前还有点用，我们让种族延续，能帮着拿高处的东西，现在有了人工授精和折叠梯子，她们显然不需要我们了…… 如果希拉里赢了，那女人就要掌权了。因为她们不再需要我们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男人可能会被送进的集中营的，希拉里和她的学生会举着点名板子，让我们登记入内。为了人类延续，她们会选择我们中的那些聪明的和好看的，留下来……” 　　Michael Moore具有反讽和夸张的“玩笑话”引起观众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人们笑不是因为荒谬，相反是因为严肃性。Michael Moore准确的捕捉到了一个文化症结，那就是一些白人男性所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一种自怨自艾，一种对自身和本群体的衰退的焦虑、恐惧和确认。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目前的整体经济并没有很糟糕，白人的被剥夺感可能不仅是经济的，也是(也许更主要是)文化和人口学领域的。然而，西方福利国家衰退，全球化带来的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些政治经济背景是全球性的。特朗普当选以后，有位出生在俄亥俄州，目前在纽约市工作的美国朋友跟我说，他的家乡人的苦痛，纽约市里的人是无法理解的。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新的劳动结构的调整。这一过程中，资本在全球寻找劳动力，白人群体的效率往往不如少数族裔或第三世界的劳动者，他们受到威胁，缺乏安全感，希望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保护他们的利益。市场内部的失败，导致他们选择在市场之外进行抗争。这恐怕是美国右翼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然而，政治上的判断是艰难的。美国右翼的兴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预示着自由主义的遗产被彻底抛弃吗?预示着法西斯的幽灵会破门而入吗?野蛮会战胜自由主义价值吗?还是说，它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调整，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那些受冲击而愤怒的人们一样，资本主义的市场会再次化解和接纳他们。这些问题，不仅是思考题，也是判断题。人们回答它们，也就决定了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个人选择。　　另一方面，夏洛茨维尔事件非常重要，它再次暴露了以种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包括多元文化、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的政治道路。特别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这次夏洛茨维尔事件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8月10日抗议集会之前，夏洛茨维尔的市政厅在收到杰森・凯斯勒申请集会的申请时，就试图改变集会的地点，将集会地点从靠近闹市的解放公园改到更加远离市中心而且更加大的公园，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好的控制人群。然而，杰森・凯斯勒所代表的Unite the Right组织并没有接受这一决定，而是上诉，由联邦法院裁决继续在解放公园举行集会。联邦法院之所以决定支持原集会地点，初衷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而流血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夏洛茨维尔的市长在Twitter上写到：“这正是市政府试图改变集会地点的原因”。　　8月12日，组织星期六抗议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杰森・凯斯勒(Jason Kessler)召开记者招待会，意外被名为杰夫・文德(Jeff Winder)的男性打了一拳，导致记者招待会终止。之后，杰夫・文德告诉记者：“过去几个月，杰森・凯斯勒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仇恨，给我们城市的有色人种造成了危险，言论自由不能保护仇恨言论(free speech does not protect hate speech)”。　　这两个例子，是人们在夏洛茨维尔探索言论自由的边界和内涵。而从某个角度看来，言论自由的政治已经破产。　　“水晶之夜”会重演吗?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中，纠结的人们总是免不了不断地戏仿、重排过去的场面，而差阳错地将悲剧上演成喜剧，或再因演技差劲退化成闹剧。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特朗普竞选、上台以来的美国政坛和社会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曲折和变形的镜子。　　首先，是外部的强烈相似性：滑稽、而有鼓动性的领袖人物，借助民主体制上台;以反智、暴戾、排外赢得选民同情和信任，对理性、法治、科学等传统资产阶级价值的否定，对替罪羊的标识，等等。其次，我们看到当代行动者对历史的刻意学习：从特朗普对群众集会的热衷，到他在群众集会上举行对他的效忠宣誓，再到另类右翼运动的策略：有意在左翼和自由派强大的地盘上发起挑衅(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以引发激烈和暴力的街头冲突。让人想起当年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都是通过激烈的街头战斗将自由主义秩序打垮从而进一步取得优势的。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应，不像拉美国家那样?为什么不是凯恩斯主义的，不是扩张政府开支，而是来自法西斯主义的? 　　如果说，2015年在南卡罗莱纳州在黑人教堂的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是“水晶之夜”的小规模预演，那么，2017年8月的弗吉尼亚州街头骚乱，则让人回想起将近100年前发生在德国城市街头、在希特勒手下的冲锋队和德国共产党之间的长期暴力混战。　　从2015年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以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经历了挑战，新纳粹等极端主义思潮被主流化。虽然夏洛茨维尔经历了流血暴力冲突，但是 2017年的美国还不能和1933年的德国类比。“水晶之夜”发生在纳粹上台之后，意味着国家机器开始针对犹太人展开暴力屠杀。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则是民间政治力量的对抗和冲突，其中的暴力并非国家暴力。但是，如果今天的美国从夏洛茨维尔事件开始，沿着蝴蝶效应的因果链发展下去――美国各地发生激烈的极端左右翼的街头对抗，导致社会秩序崩溃，从而特朗普有理由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解散国会，并实施排外措施以巩固其统治，那么，历史上的“水晶之夜”悲剧的在美国上演，就会有现实的可能性。

　新任FBI局长雷和特朗普的关系像一曲危险的探戈，既取决于两个人的个性，又取决于白宫和FBI两个机构相互碰撞的制度和惯性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于海洋　　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克里斯托弗·雷担任新一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的任命，特朗普也盛赞他是这一职位的完美人选。　　　　据外媒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时间8月1日以85票赞成，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克里斯托弗·雷作为新任FBI局长的提议。图为克里斯托弗·雷资料图。　　特朗普的乐观可能来得太早了点。殊不知这位律师出身的局长背后，是国会中一帮决心拿“通俄门”打垮特朗普的议员。　　雷的上头是超级神经质、非得下属公开献媚才“龙颜大悦”的总统，前面是本该替FBI遮风挡雨却宁可失宠也要自保的滑头司法部长塞申斯，手下则是一群为老领导科米抱不平并且在后者遭撤职后仍然夜以继日调查特朗普“通俄门”的愤懑特工。　　在嫌疑之时处嫌疑之地任嫌疑之职，按道理讲，秉持公心去办事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今日美国政治的大气候、华府的中气候再加上局里的小气候，却如积薪煮沸之炉水，刀枪相向之战场，慢说公心，就连何为公何为私都分辨不清。扳着指头数数，FBI自成立以来的前8任局长中，还真难找出哪位一上任形势如此公这般窘迫的。　　雷该如何办？特朗普又该如何办？他们间的关系像一曲危险的探戈，既取决于两个人的个性，又取决于白宫和FBI两个机构相互碰撞的制度和惯性。　　不同的局长，相似的政治履历　　克里斯托弗·雷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在司法部任职多年屡破大案后，升任至小布什政府的助理司法部长，主抓刑事犯罪。2005年，他卸掉公职，在华盛顿与人合伙开了律师事务所，直至前局长科米被屈辱性解职。　　雷的履历，是经典版的FBI局长履历。自1993年路易斯·弗里接任局长以来，从罗伯特·米勒、詹姆斯·科米，再到雷，这4名局长，全部都是法学院毕业，然后进入司法部工作或担任联邦检察官，得大佬提携崭露头角后再到企业(大都是跨国大财团)增长见识，最后成为职业官僚，淡化党派色彩，登顶FBI的显赫高位。　　FBI的局长多毕业于几大法学院，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　　第一，FBI本就是司法部下属单位，学法律是专业对口。　　第二，FBI的监察职能往往直接涉及权贵阶层，为了避嫌，世家子弟很少厕身其中。而且，美国所有显学中，法学对课业要求最高，小布什那样的纨绔基本被阻挡在外，平民子弟中的精英分子如果无法直接攀附上政治世家，如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布什家族等，学法便是其仕途出头最佳的道路。美国历任45位总统中，有25位是律师出身，1776年建国以来的国会议员中，则有超过50%的人是律师出身，皆为明证。　　第三，FBI的工作往往得罪权贵，没有后援和帮手，局长位置是坐不稳的。美国司法和政治精英猬集在几大传统名校的小圈子里，给系出同门的历任局长们以很丰富的政治资源。校友间的相互提携、守望相助是这个圈子的常态。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长期执教，刚丢官的科米局长从那里毕业；克林顿和希拉里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刚就任的雷局长是他们的学弟。许多类似的例子并不仅仅是巧合。　　FBI局长们大多有在司法部门和私营企业任职的经历，这也和岗位需要有关。FBI局长由总统任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党色彩，但其独立履行职责且任期10年的“行规”，又赋予了该职位专业技术官僚的特征。　　FBI局长实际上是在法律和政治意志之间走平衡木。要驾驭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执法机构，不懂业务肯定会捅天大的娄子。因此，FBI局长必须在司法部、联邦检察官或FBI本部这三个密切关联的岗位上有相当长的历练，做出显著的成绩，才能胜任工作。路易斯·弗里是有名的反黑手党专家，罗伯特·米勒年纪轻轻就侦办了著名的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C追踪行动”和洛克比空难案件，詹姆斯·科米是反枪支犯罪专家，雷处理过安然(Enron)公司破产案，都可以算作行业翘楚。　　另一方面，能当局长的人又肯定不能仅仅是业务骨干而已。FBI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副局长们往往都是几十年在司法部内深耕，而局长大人却都有离岗创业的经历。这是因为在美国，如果要在司法部下辖各局当一把手，鲜明的党派色彩固然要不得，和政治家走得太近也是大忌讳；但没有大佬提名担保，当一把手又不可能。于是，一个有成绩又有雄心的中层官员，要想和那些贵人们建立真正的长期关系，除了正式辞职，出去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或大公司高管外别无他途。　　只有离开司法部的岗位，他们和政治家、大财阀的交往才是合法的，而一旦真搭上了关系，他们也就该重新回到司法体系内等待再进一步了。回顾1993年以来的几任局长，他们能观察到的政治伯乐往往都在私营部门工作时曝光出。雷就是在给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担任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任职时结下善缘的。　　FBI局长们履历的共性，其实是这个岗位政治人格的体现。在这个岗位上，不管你个性如何，不服从法律不行，不服务于政治也不行。二者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矛盾的，局长们的前进之路则是在历练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　　FBI局长的位置毕竟太过显赫也太过险恶，不是哪个政客都能搞得定的。一套约定俗成又完整丰富的履历，代表的其实是职务门槛，过关者未必就能行，但过不了关肯定寸步难行。既然这些局长大人们是走差不多的路上来的，那么他们的行事思路也就不会差别太大。所不同的，只是技巧手法的高低而已。　　　　据外媒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时间8月1日以85票赞成，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克里斯托弗·雷作为新任FBI局长的提议。图为克里斯托弗·雷资料图。　　共舞的敌人　　一般而言，要从一大堆业务熟练的司法部中层官员中脱颖而出，比拼的当然是政治背景，但是提携FBI局长们的政治大佬却通常不是总统大人。这倒不是说总统无此意愿，而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和FBI局长的关系实在太富政治敏感性。　　从历史上讲，FBI的第一位局长埃德加·胡佛，给总统和FBI关系上开了一个特别恶劣的先河，以至后来的总统大都对FBI局长心怀忌惮。　　胡佛，这位FBI的终身局长，在美国政治史上堪称黑暗与神秘的代表。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所有人都相信胡佛手里掌握了他遇到的所有5位总统的黑材料与黑证据。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975年的调查报告证实，胡佛肯定替总统刺探过竞选对手的机密。尼克松晚年回忆录还证实，胡佛是肯尼迪遇刺案的知情人。没有被证实的传言则包括胡佛偷拍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艾诺丽的裸照、暗杀梦露、勾结黑手党等等。　　FBI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于政治却罔视法律，并由总统的宠物变成要挟总统的恶犬。这一历史教训吓坏了总统，尼克松在胡佛死后马上把FBI局长任期限定为10年。　　从法律上讲，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和权力由一系列法规和文件决定，其中最主要的两部分别是1935 年国会通过的《关于联邦调查机构作用及职权的法案》及2008年最新版的《联邦司法部长对 FBI国内调查行动的指南》。　　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了FBI的三项职权：普通犯罪调查、国家安全调查和外国情报收集。这些权力不但涵盖范围极广，使FBI处于美国法律监管中最核心的位置，还有条文明确规定“根据犯罪和国家安全威胁的严重性，情报的重大价值，所选择的调查方法具有必要的侵扰是正当的”。倒过来说，法律规定FBI采取主动出击的办法办案；如果事后证明事关重大，那么FBI当初要是因担心侵扰公众(包括总统)而消极作为是要被追责的。　　美国总统要么来自政治世家、要么与世家豪商关系密切。但这也意味着FBI的许多犯罪调查尤其是经济犯罪调查会与总统牵涉极深，总统为此需要避嫌是很正常的事情。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上权力又极大，世界霸主的地位催生了很多见不得人的黑幕，这又使得FBI在调查国家安全和反间谍反恐案件方面经常要触动总统的逆鳞，为此总统还得避嫌。在一个政敌永远拿放大镜审视你的体系内，总统和FBI局长建立亲密关系很不得体，也容易导致严重后果。　　很清楚这一点的总统和FBI局长，往往会刻意保持那种冷淡的非直接的业务关系。事实上，按照制度和惯例，FBI局长的所有意见都有司法部长或总检察长代为转达给总统，双方直接见面的机会其实极少。当然，像特朗普那样非得和当时的FBI局长科米单独吃饭的极端例子也不能算违反制度，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次见面效果糟透了。特朗普除了让科米整理并公开了一份极不利于自己的备忘录之外什么也没得到，由此可知，双方疏离的传统其实是有道理的。　　FBI局长毕竟是总统任命的，照理讲，二者即便无须热络，但通过引荐的大佬居中调和，二者间保持一定程度的默契还是有可能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二者的关系也确实是客气、疏远但合作的。不过，华府圈子竞争性的本质决定了，一旦某件大案被对手抓住兴风作浪时，FBI广泛而至关重要的权威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且不说胡佛时代如何无法无天地操控5位总统，即便是胡佛西去，这个部门仍然在历次美国政治风波中将总统们打得遍体鳞伤。水门事件当中，窃听民主党机密被发现的尼克松，不但派人安窃听器被人抓了个现行，还被“深喉”曝光自1971年起就监听安装窃听系统。那个神秘爆料的深喉就是时任FBI副局长的马克·菲尔特。尼克松恨此人入骨，却在此人后来陷入官司时作了对其有利的辩护，其中内情迄今无人能说清楚。　　路易斯·弗里由克林顿任命，但他从不出席任何克林顿总统的聚会，并且支持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调查克林顿夫妇早年投资白水房地产公司的“白水门”事件，调查引发了莱温斯基案后，是弗里局长本人在宴会上给窘迫万分的克林顿总统提取了DNA样本；罗伯特·米勒和老布什家族渊源深厚，算是历任局长中较为圆滑者，但就是他和后来的詹姆斯·科米局长一道向小布什摊牌，明确表示如果小布什继续延长遭人恨的情报收集法案，他们就一道辞职，这使当时沾沾自喜毫无准备的小布什大为震惊；同样是这个温和的米勒，在未告知小布什总统的情况下以不寻常的姿态介入一桩桃色事件的调查，最后把小布什最钟爱的将军彼得雷乌斯从他刚任命的CIA局长的位置上拉下来；至于科米，他在大选前和大选后左手调查希拉里右手调查特朗普的行径几乎同时让两党抓狂，最后命运最惨也是意料中事。　　非得决一死战吗？　　FBI的局长们是服务于政治的，也是服从法律的。二者间的取舍有一个模糊的界限，但界限到底由总统划还是局长划，最能体现总统与局长间关系的实际张力。严厉的弗里划了一条线，那就是法律，于是克林顿被钉上耻辱柱；世故的米勒划了一条线，那就是政治，于是他最多是自己辞职，却绝不会调查小布什情报收集法案是否违法。　　如果说局长与总统的关系有什么底线，大概就是他们只会挑战作为一个人的对方，而不能挑战作为一项制度的对方。具体地说，每一次对决无论双方初衷是什么，但结局应该是一个人出局或受伤，而不是总统制或FBI这个单位在政治体系内发生什么变化。　　不太有政治智慧的科米挑战了这个底线：他在大选时几次三番调查希拉里，却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他在大选后几次三番调查特朗普，仍然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他同时对垒两党，更挑战美国的竞选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想，科米是因为事关重大不敢承担知情不告的罪名，凡有疑点必向民众公布；但从政治角度看，一个掌握美国最多机密的资深探员如果连情报的挖掘前景都不能预期的话，如果一个局长遭遇难以把握的秘密必须公之于众，并且还得让社会自行脑补的话，那政治体系的稳定又从何谈起。　　更重要的是，尽管特朗普将科米撤职的理由是牵强的，但科米把备忘录私自散布给记者的行为同样是违规的。科米的问题在于他开了一个恶例，使FBI出现了凌驾于总统制(而非总统本人)权威的可能。这不是科米的本意，但他是一个没有足够政治判断力，或者说是在汹涌的民意浪潮中丧失判断力的人。　　FBI局长要服从于法律，服务于政治，科米该做的是取舍，而不是彻底把后者摒弃。　　接下来的问题是，雷履职之后“通俄门”将会如何发展呢？　　实际上，雷和FBI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和重建总统和联邦调查局两大制度的平衡，这种平衡被敏感的科米和神经质的特朗普共同破坏了，这种破坏对美国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更大。　　特朗普是有牌的。如果说特朗普执政后用人有什么习惯的话，那就是他极端强调个人忠诚。他宁肯让上千职位空着也要任命他心中的忠臣。雷不是他的第一选择，甚至不是头三个选择；但他既然任命了，他一定获得了某种暗示或承诺。这个承诺可能是雷给的，但更可能是那个推荐雷的共和党大佬给的。　　特朗普的第二张牌是他可以撤换塞申斯并更换新的司法部长。2008年《联邦司法部长对FBI国内调查行动的指南》中明确规定，FBI发起的涉及敏感事务的调查必须报告给司法部长，动用一定侵扰程度手段的调查要有司法部长或首席检察官的批准。　　也就是说，科米让特朗普感到无法忍受的调查得以进行，是在塞申斯主动回避情况下由副部长(副部长是由专业官僚担任而非政治任命)大笔一挥同意的。理论上，特朗普既然不在乎撤一个局长，那逼急了再换个部长也没什么不行的。这种行为当然可恶，甚至会导致FBI相对独立的完整监督权从此消失。但逼急了的特朗普是可能开这个恶例的，而这就等于美国法律监督制度的重新洗牌。　　特朗普的第三张牌就是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希拉里夫妇这辈子被调查无数回，几乎没有哪回能被证明是干净的。民主党今天之所以揪住特朗普不放，还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这种事情上能择干净，但希拉里邮件门的要害不是她用私人邮箱处理公务邮件，而是她删掉的1.5万私人邮件中可能包含大量公务邮件，尤其是涉及克林顿基金会20亿美元捐款到底有没有黑幕的邮件。　　只要这个调查进行下去，美国政治就可能进入一个双输的局面，政治动荡和仇恨就可能失控扩散。雷愿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反正神经质的特朗普是不在乎的。　　当然，雷也是有牌的。特朗普已经以极为勉强的理由撤了一个FBI局长，他如果再撤一个，那么特朗普的政治局面将坏到难以想象，这是肯定的。特朗普是神经质却不是没脑子，他深知自己撤换一个局长后，看似威慑了对手，其实捆绑了自己。因此，雷是安全的，而且一段时间内肯定是空前自由的。这是他最大的依仗。　　雷的第二张牌就是特朗普家族还有幕僚在通俄案中一系列不专业的操作。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他和他身边的人实在有太多的课要补。但骤登大位的那份自傲已经使他身边形成一种无法反思和纠错的糟糕氛围。弗林与俄国人有瓜葛，特朗普竟然为了他去找科米求情；小特朗普和俄国人聊大选竟然还有聊天记录，特朗普找不到人求情只好用Twitter为其担保；更别提塞申斯和俄国人有瓜葛，特朗普的宝贝女婿也可能有瓜葛。　　目前已有的证据当然不能证明特朗普或任何人通俄，但足以毁掉他的信誉，透支他的名望，更足以形成足够的压力让他神经质发作惹出新的麻烦。雷哪怕只抓住小特朗普的过错，就足以向亢奋的议员交代了。如果他想继续和总统的战争，那么他只要继续刺激总统，向他的前任那样表现出战斗的姿态，就自然会有反特朗普阵营为他背书。　　只有一个问题，特朗普和雷，继续争斗下去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让美国再生一个能够决定总统去留、左右政治风向的超级情报机构，还是让美国总统打破传统默契下决心实施对FBI的彻底控制？这两种可能都能找到制度和法律上的依据，也都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但是这两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一旦实现，宪政所必须的权力制衡原则都将彻底被打破。　　“通俄门”是一个在两党厮杀红了眼、民粹和精英撕破脸的特定情形下的特定案件。这种厮杀可能在人民归于平静后成为不愿提及的尴尬往事，也可能成为惯例传统，使美国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大道上一路狂奔。权力的制衡是一个每个人都不太满意但都能接受的状态，总统与FBI局长相互警惕、相互疏离。他们在跳一种复杂的舞步，但大抵上能共存合作。如果美国各界非把他们逼上决一死战的战场，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局长或总统的下台，还是总统制度或司法制度的彻底修改，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