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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清末的状况：下图的色块只代表大概范围，并不精确。甲午战争，清政府各军均遭受重创，当时袁世凯极力建议组建现代化军队，但上头就是不听，袁世凯很生气。后来清帝国飘摇欲坠，寻求出路，袁世凯被李鸿章等人联名推荐，成为统领。袁世凯本人极重练兵，主张变法，为革新奔走呼号。练兵时，他直接采用现代化设备和训练方式，聘请德国军官，从学堂里挑选出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培养为亲信，从顺利控制了全军。军队只知效忠于袁大帅，而不知效忠于清帝国。袁世凯的旗下，有三个学生最为出色：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此三人号称北洋三杰，民间把他们唤作龙、虎、狗。（狗是夸人，不是骂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在清朝灭亡之前十年，东北奉天有两伙土匪火拼，一边叫金寿山，一边叫张作霖。张作霖打不过金寿山，便撒丫子跑了。跑了以后他还当土匪头子，不过他深信当土匪成不了大事，于是想入编正规军。于是劫持了清军将领盛京（沈阳）将军增祺的老婆，跪求将军夫人替他求情，收了兄弟们。将军被媳妇说动，收编了张作霖，使得张作霖成了大清的地方官。张作霖 1904年左右，日俄战争，东北混乱，张作霖从容应对，增强了军队实力，后又扩编，再去作为朝廷的人去剿匪，再度壮大。革命爆发时，清帝国东北军的几位领导上书清廷，提议实施责任内阁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革命派的意思。作为清帝国的从良小能手，张作霖奉命去干掉他们。张作霖因此夺了东北的最高领导权，张作霖是奉天来的，雅称奉系军阀。阎锡山同样回到清朝灭亡十年前，在山西的五台县，有个名叫阎锡山的青年，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后来他从日本留学回来，考上了大清朝的上等军官，凭着出色的表现和学业成绩，他在短时间内连升几级，当上了团长。而他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同盟会有交往。等同盟会起义，他也在山西响应，领军灭了山西巡抚，成立了军政府，阎锡山本人当之无愧地被大家推举为都督。清朝灭亡后，他顺应时势，立即表示拥戴（臣服）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就是晋系军阀的来源！于是我们看：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张学良他爹，在东北，老家奉天。晋系军阀：阎锡山，在山西，绰号阎老西，山西简称晋。那个时候的南方并没有效忠袁大帅的表态，本身就是独立于北方而存在。先说云南大军统领，即云南都督蔡锷！蔡锷将军靓照蔡锷是梁启超、谭嗣同的学生。清末他兴产业办教育，整饬军队，革除弊病。武昌起义时响应革命军，革命成功后，自然成为云南军政府都督。云南简称滇，所以蔡锷旗下军，也换做滇系军阀。还有广西，原是清政府任命的提督陆荣廷在职，响应革命号召反了。革命后继续留任，成为民国时期广西军阀。广西简称桂，因此称作桂系军阀。到此为止，还有一事不明。四川、湖南等地是什么情况呢？答案是：这是南北军阀打来打去的地带，他觉得他二逼，他觉得他二逼，谁也不服谁。袁世凯领导的庞大军团，响应南方革命军的号召，成立了民国政府。原本南方革命军是有人主张打袁世凯的，但黄兴认为根本就打不过，只能和谈。后来大家一想，真的打不过，就和谈了。袁世凯同意了和谈，不过他的条件是，革命成功后，他来当总统。你想，这个时候有人忽然说，我们要选举，我们要换领导人，我们要打倒旧势力，扳倒北洋军，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最好把他选下去。是你，你愿意？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等人在南京成立民国政府，弄了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准备搞选举，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生气，说好的我支持你革命，你让我当总统，怎么你自己当上了，什么意思？加上后来的一系列冲突，这就要灭了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号召各省讨袁，还好有响应的，打了几仗，都是惨败，正愁怎么办呢，结果讨袁军在上海的司令部居然被租界给解散了。孙中山、黄兴等人被通缉，革命党人将此举唤作“二次革命”，意思是第一次革命革的不全，所以再来一次。没想到二次革命这么快就失败了，孙中山流亡海外。 1914年，袁世凯对民主心存的最后一点好感也没有了，他废了临时约法，出台了《中华民国约法》，解散了国会，让那些议员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恰在此时，日本来凑热闹，进军青岛，耀武扬威，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当时也是有媒体报道的，主要战场就是报纸。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无耻之极，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全国爆发了游行，以反对袁世凯为荣，以坚决革命为荣。当然这只是导火索，爆发事件出现在1915年——袁世凯居然称帝了！袁世凯称帝南方军阀，以蔡锷为领袖，发动了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段祺瑞等人，居然也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抑郁而终。袁世凯死后，无人有能力一统江湖，操持全局。就连北方的天下，也都分崩离析了。中央方面，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恢复约法，恢复国会。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原是湖北军统帅，革命时被革命党人逼着当了中央军大元帅。担任民国总统时，与段祺瑞就不和。但段祺瑞手握重兵，实际权力高于黎元洪。总统和总理不和，和事老是同为北洋出身的张勋。眼看段祺瑞想再次解散国会，张勋对黎元洪表示，这事儿非复辟不能解决。于是强行拥戴爱新觉罗·溥仪进行复辟大业。张勋问题是，段祺瑞你免了就能完事儿了吗？人家实力在那里摆着呢，手底下又都是亲信的军团，不是没有这个职称就没这个能力，于是将张勋复辟镇压了。复辟失败之后，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当和事老，张勋复辟，自己也有责任，觉得没脸继续在中央混了，引咎辞职。总统换人，换成了冯国璋。段祺瑞称反对复辟为再造共和。他不止一次造共和。第一次是民国元年，南方革命军闹革命，段祺瑞联名北洋高级将领电促清廷退位。隆裕太后下诏清帝退位。二造共和是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公开反对，多次劝阻，可惜老袁不听。后来革命派让段祺瑞表态，段祺瑞出于对袁世凯几十年的知遇之恩，虽未公开声讨，但绝不参与，且未获任何封赏。段祺瑞和梁启超等人成立了新政府，段祺瑞说我这是再造共和，孙中山说放你娘的狗屁。他说段祺瑞那个是假共和，我们要建设新共和。所以孙中山从海外流亡归国，联合桂系、滇系军阀，准备打击段祺瑞。孙中山组织的国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海陆（没空）军大元帅，其余军阀头目为元帅。同时宣布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要维护共和之纯种法统，否认段祺瑞北京政府。因此发动的战争，就叫护法战争：护法战争的范围遍及粤、桂、湘、闽、滇、黔、川、鄂、陕九省，赣、浙、苏、皖、豫、鲁、甘等省及东北地区也出现规模不等的护法武装及活动。各省份都有自身的考虑，各种矛盾数不胜数。但既然要打段祺瑞，还是有人支持的。支持打击段祺瑞政府的，都自称是“护法军”。段祺瑞（皖系）应战。策略很简单：安排冯国璋（直系）打头阵，跟西南来的那群护法神军撕逼。护法军和冯国璋打架示意图。直系、皖系等也好记，记住两个词，即“疯子（冯直）”和“断腕（段皖）”冯国璋又不是傻逼，凭什么我打你不打？干了两仗就不干了，擅自撤兵，爱谁谁，你段祺瑞自己玩儿去。于是孙中山顺利夺取了湖南，痛失湖南让段祺瑞很生气，他向大总统冯国璋同志表示，这个总理我他妈不干了。冯国璋说你不干那就太好了，我让王士珍干（当总理）！这就是传说中的直皖分裂。冯国璋主持大局，宣布：我们大家不要打了，坐下来好好谈谈。孙中山说，我不想谈！但西南的军阀们却已经跟冯国璋谈好了，单方面宣布停战。和孙中山同样不满的，还有段祺瑞。为了制裁冯国璋，段祺瑞召开了十三省军代表表决大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家要统一，就一定要跟西南军死磕，收复天下。还是段祺瑞势力大，北京政府离不开他，毕竟他是虎，冯国璋是狗，狗与虎拼，那是拼不过的。冯国璋只好说，那还是打吧，再任命段祺瑞为总理。段祺瑞派军挥师南下，与护法军大战于湖南。因为是直系当的冤大头，为段祺瑞这个死皖系打前阵，有战功的人，自然也是直系的。但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等人，辛辛苦苦夺了湖南，最后当上湖南省长的却是皖系（段祺瑞）的人。曹锟曹锟震怒，让吴佩孚不要再往前打了，辛辛苦苦干活，最后让不干活的领工资，咱不值当的。为了恶心一下段祺瑞，吴佩孚发表声明，说段祺瑞试图武力统一中国，实乃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表示赞同。段祺瑞被迫宣布停战。不打了。孙中山还是不愿意，还想着继续北伐，从而围攻北京，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但坐下来谈判的双方却签订了和约：西南各省和北方各省均同意：推举黎元洪或者冯国璋当总统，岑春煊当国务院总理。至于孙中山，最适合当一名外交官，负责海外事宜…… 孙中山愤怒！此前，孙大炮为了惩戒不认真北伐，反而排挤革命党人的桂系，登上战舰，发射大炮，炮击了广东都督府（桂系的势力在广西、广东）。桂系很多人也根本就不想搞什么议会，议员集体出走与孙中山联合，一些部队驱逐了陆荣廷（桂系老大），建立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可不久后，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就叛变了。陈炯明与孙中山政见不一样，主张像美国学习，搞联邦自治，孙中山说必须要搞民主革命。后来又发现他俩不仅政见不同，脾气也不合，加上其他一系列矛盾，最终导致孙中山撤了陈炯明的司令和省长之职。陈炯明哪里肯干？领兵来揍孙中山。孙中山好汉不吃眼前亏，离开广州跑到了上海。孙中山深知，没人支持是不行的。别的军阀都有日本或者西方列强支持，孙中山找不到支持者，最后还是决定向苏联求援，同意容共。 1922年，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提出了“联俄联共”之政策。1923年，孙中山又回到了广东，联合之前支持他的某些桂系、滇系的军队，驱逐了陈炯明。在苏俄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校，训练高级人才。这个时期，冯国璋已死，直系新老大是曹锟，受够了皖系的段祺瑞，两下里直接开干了，史称直皖战争（1920年夏）。随后，直系将领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围攻老段。段祺瑞大败。没了枪杆子，就没政权，自然要辞职退位，把北京政府的大权让给了直系和奉系。但这个直系，和东北张作霖的奉系，幕后不是一个东家。张作霖是日本人支持的，段祺瑞也是日本人支持的，而直系是英美支持的。你直系把皖系撵走了，想在中央当老大，张作霖愿不愿意？张作霖愿意，可日本人不愿意。日本人要求张作霖（奉系）和皖系合作。正好，张作霖和直系在一个政府里工作，冲突不断，于是直接就开干了。奉系和直系打的这一仗，被唤作直奉战争（1922年、1924年）。直系一度胜利，但因为大将冯玉祥临阵倒戈，最终败北。奉系赢得胜利后，任命张宗昌为皖鲁剿匪司令。而张作霖自然成了老大，控制了北京政府，和皖系联合举荐亲日小先锋梁士诒担任总理。孙中山政府之所以扩张得比较顺利，正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北方在掐架，没空顾及南方。孙中山直接用黄埔军校组建成了一个军队，称为国民革命军。而黄埔军校的校长，就是蒋介石。孙中山去世后，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担任北伐总司令。由于经费不足，民国政府做了细致的安排，砸锅卖铁卖厂子，债券收税什么的，原计划打到哪儿算哪儿，没想到一路高歌：一开始制定的基本策略是：连同冯玉祥（西北）和阎锡山（山西），打倒吴佩孚（蓝色），联络孙传芳（黄色），不理张作霖（紫色）。等弄死吴佩孚（蓝色）后，便回头猛揍孙传芳（黄色），灭了张宗昌（山东），干死张作霖（紫色）。北伐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势力，同时重创了张作霖。 1927年，张作霖因抵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猛攻，决定求和。同时因为没能满足日本人的种种要求，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主持大局，决定改易旗帜，撤了奉系军的五色旗，改挂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北洋军阀时代就此结束。补充（一）： “北洋”这个名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了近60年，但将永远存在于中国历史长河里。一部中国近现代史都与北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北洋大臣到北洋水师再到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其间充斥着中兴与没落，统一与分裂，革命与保皇，共和与立宪，忠诚与背叛。这是一个遍地烽火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年代。这段历史因此也显得格外的纷乱复杂。具体到北洋军阀，以便理解，我们简单地划分了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洋军阀的形成（1911-1916，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去世）；第二阶段是军阀混战（是1916-1926，袁世凯去世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阶段是北伐战争（1926-1928，誓师北伐到东北易帜）。理论上说，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北洋五色旗存在，都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然而军阀还是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接下来还有蒋桂战争（1929），中原大战（1930）等等。一直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都不曾事实上统一全国军政军令（阎锡山、桂系、红军等）。北洋五色旗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北洋军阀的形成（1911-1916）事情还要从甲午年说起。 1894年甲午战争大清败于日本，朝野震动。落后就要挨打，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要军事现代化。于是全盘西化，由袁世凯主持开始小站练兵。1901年，袁世凯接任北洋大臣，组建北洋六镇，北洋军（这个时候还不是军阀）开始形成。六镇共7万余人，为大清国精锐陆军部队。在那个年代，“北洋”这个词简直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后来叱咤中国政治舞台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都出身北洋六镇。 1908年慈禧去世，摄政王载沣把袁世凯赶回老家。载沣遛鸟逛街长大，忽然被捉来统治偌大个国家，有如老农被推进波音飞机驾驶室。瞎搞一气后，到1911年，大清眼瞅就要完蛋了。辛亥革命形势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稀里糊涂就成功了（孙中山黄兴等事先根本不知道），清军协统黎元洪被从床底下拉出来当起义军都督。各省云起响应纷纷独立。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重新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全权。从地图上看，革命党的地盘似乎要比清廷控制的地盘要大，但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实力，袁世凯都要比南方革命党强得太多。只要袁世凯愿意，完全可以击溃革命军，成为大清再造恩人。但袁世凯有更大的志向。革命党人给袁私下承诺，若老袁出力推翻清朝，则共和国首任总统非他莫属。 1911年12月15日孙中山回国，1912年1月1日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自任首任临时大总统。随后1月22日向全国宣布，只要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我孙文即刻辞去大总统，让你老袁来做。接下来就好办了。北洋将领们（段祺瑞带头）联名发电，要求清帝退位。大老粗们表示要”谨率全军将士不日入京，与王公部陈利害”，把小皇帝和他妈吓得直哆嗦。 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逊位诏书；13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推荐袁世凯接任；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一琢磨，辛辛苦苦九死一生搞反清大业，结果便宜了袁大头，自己成了冤大头。越想越不是滋味（事实上以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的实力对比，推翻清廷谈何容易）。好在现在民主共和了，就用选票跟老袁一争高低吧。然而书生毕竟搞不过军阀。 1913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重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过半席位。宋教仁开开心心要去组阁当总理，不料3月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虽然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谁是幕后凶手，但孙中山一口咬定是袁大头干的，二话不说就要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没搞成，孙中山等被迫逃亡日本。南方革命党控制的很多省份也很快被北洋军攻占。 1915年12月12日，在“汹汹民意”的劝进下，袁世凯登基做皇帝啦。1916年是为洪宪元年。结果老袁这事搞得有点过了。其实哪怕老袁就是做上一百年的大总统，历史评价也是很正面的。现在搞得众叛亲离。蔡锷等发起护国运动杀入四川，唐继尧（云南军阀）杀入湖南，李烈钧（辛亥时江西都督，革命元老，二次革命时被北洋军赶跑）杀入广西。广西军阀陆荣廷首鼠两端。老袁派曹锟率北洋精锐进入湖南四川迎击护国军。北洋军里很多将领也不理解袁大帅称帝（段祺瑞冯国璋就不赞成，所以这次让曹锟带兵），士兵们也没啥斗志。于是大家纷纷打假球（这帮北洋军在辛亥革命时就有过打假球的经验），碰上护国军不是撤退就是溃散，要不就互相对峙干瞪眼不开枪。此次入川有两个北洋旅长值得提一下，都是以后的风云人物，一个叫冯玉祥，一个叫吴佩孚。由于得不到北洋军的支持（日本人也上蹿下跳反对），袁大头不得不在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表示要继续当他的大总统，为国家鞠躬尽瘁。不过这次全国人民不答应了。6月6日，老袁觉得没意思，就先死一步了。 2.军阀混战（1916-1926）北洋军阀关系图 1911年后的中国可以大概分为南北两方。北方就是北洋政府控制区（后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而南方则是由地方军阀控制（主体是原各地的地方新军。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等。后来孙中山也掺和进来）。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四川，一直在跑龙套。还有一个缩头乌龟般的存在，就是山西的阎老西，躲在厚厚的壳子里面就是不出来。从1916年到1926年，基本上是北方打北方的，南方打南方的，偶尔也有南北互殴的情况。 1917年-1918年军阀割据示意图袁大总统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副总统，段祺瑞继续做他的国务总理。黎元洪祖上不知道积了什么德，莫名其妙就当上了大总统（他当副总统之前可只是一个小小的新军协统啊）。冯国璋、段祺瑞什么人？北洋三杰是也（还有个王士珍），当然不会鸟黎大总统啦。只是把他当个盖章的工具而已。黎元洪受了一肚子闷气，很不开心。后来府院之争，老黎居然借英美之手赶跑了段祺瑞（1917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被英文报纸曝光，黎元洪于5月23日下令罢免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北洋系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老黎的政府玩不转了。辫帅安徽督军张勋（也是北洋六镇出身）自告奋勇要去北京跟总统总理好好说道说道，调停调停。老张带五千辫子军6月底到北京，也没顾上去帮总统总理修复感情，径自跑到紫禁城把溥仪迎出来继续做小皇帝，康有为来做首相。同时赶跑黎大总统，解散国会。天赐良机，7月中旬段祺瑞马上出兵赶跑辫帅（让他去打黎大总统还有点不好意思）。三造共和美名远扬，爽得不得了。黎元洪跑路的时候让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老冯于是也乐颠颠地跑到北京当大总统去了。二次革命后一直无所事事的孙领袖一看，咦，小皇帝又回来了，这下有事做了。1917年7月4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当即联系南方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为了革命，陆唐想借革命的大旗抢地盘，于是一拍即合。孙中山手里没兵，只能搞点虚的。他把被赶走的国会议员迎回广州（之前议会不是被张勋给解散了嘛），让他们把自己选为大元帅。陆唐军阀习性不改，不听革命领袖指挥。陆荣廷杀向湖南，唐继尧进攻四川（这两个地方一直在混战）。到了9月，南北剑拔弩张，开始在湖南打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意见开始不同了。段总理手里有兵，把孙陆唐干翻在地最为省事，所以提倡“武力统一”。冯总统觉得打仗伤和气，呼吁“和平统一”。到11月底，段祺瑞又被冯总统赶跑了。北方单方面宣布停战。北洋军分裂为直系（冯国璋，冯巩他太爷爷）和皖系（段祺瑞）（后来在东北的奉系张作霖也入关参和）。南北停战，陆唐很开心，又多占了一些地盘。老孙则不以为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能革到一半就不革了的。孙领袖深深感受到没有自己控制的军队的无奈。 1917年12月，陈炯明带领粤军子弟兵占领汕头，老孙总算有自己的一块地盘了。南方这么闹腾，北洋大佬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对冯总统横加指责。冯总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让北洋军攻打湖南，并迎回段祺瑞继续做总理（1918年3月）。曹锟、吴佩孚打下湖南，段总理却让自己的亲信张敬尧当湖南总督，让曹吴继续攻打广东。曹吴觉得很不爽，打半天好处都被别人给收割了，没意思。于是8月就停战了。不打了那就选举吧。黎大总统不是跑路了么，那就再选一个吧。为了表示高风亮节，冯国璋、段祺瑞双双辞去总统总理职务。 1918年9月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那是北洋老前辈了，跟袁大头称兄道弟的）。 1919年，冯国璋突然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领袖。 1920年4月，直系奉系结盟，准备干段祺瑞了。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5天后吴佩孚击败徐树铮，段祺瑞宣布下野，皖系分崩离析。陕西陈树藩和李厚基赶紧投靠老曹，浙江卢永祥投靠奉系张作霖。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1920年8月，南方陆荣廷趁乱攻打同是革命同志的陈炯明的粤军。没想到用三民主义革命理想武装起来的粤军今非昔比啦，把陆荣廷打的满地找牙。8月粤军就反攻到海陆丰，11月打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被非常国会（还记得被张勋赶跑的那拨议员么）选举为非常大总统。开始劝北方的徐世昌大总统辞职，并且放出话来，只要徐下台他也下台。我孙文不是为了当什么大总统，是为了护卫法统。 1920年，湖南人谭延闿带领三千湖南子弟兵，喊着“湘人治湘”的口号，赶走段祺瑞任命的湖南总督张敬尧，开始自治。“外乡人莫再来”。没几个月，写字很好但带兵不行的谭延闿被部下赵恒惕取代（谭后来是国民党大佬）。赵军阀不仅要自治，还要治人，提出“联省自治”的新鲜概念（意思就是赵军阀也要统治隔壁省份）。直皖战争后军阀割据示意图谭延闿喊出“湘人治湘”后，隔壁邻居四川马上响应，要川人治川，并把云南军队赶出了四川（我们的朱老总就被赶走了。当然朱老总不是军阀，当时驻川滇军的头领叫顾品珍）。顾军阀回云南后，趁唐继尧不注意，于1921年2月突然袭击昆明，赶跑唐继尧。唐继尧跑到香港后不久又杀回来。 1922年3月，顾品珍战死，所部溃散，未来的朱老总去了德国留学。他在德国认识了周恩来，并且入了党。 1921年6月陆荣廷又杀向广东（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又一次击溃来犯桂军（老陆搞得挺没意思的，老是腆着脸来打革命同志，又老是被打跑），并于7月杀入广西。8月粤军进入南宁，陆荣廷逃亡香港（终于消停了）。陕西陈树藩名声太臭（原来皖系那个），虽然向直系示好，但收了老陈厚礼的曹锟吴佩孚并没有给老陈撑腰，1921年5月撸掉了老陈陕西督军职位。老陈不肯下台。吴佩孚派冯玉祥入陕。冯部很快攻入汉中，老陈跑路（老冯开始崭露头角了哦）。皖系完蛋了，下面自然就是奉系和直系对决了。大家都在伸着脖子等着看热闹。曹锟和张作霖很无奈，联合辟谣。 1922年初，老曹把7岁的女儿嫁给老张8岁的儿子，一时传为佳话。亲家归亲家，该打还得打。 1922年4月28日，直奉大战爆发，吴佩孚再一次发威。一周之内把张作霖打得丢盔弃甲，逃回关外（不愧为儒帅啊）。老张被徐世昌大总统撸去一切职务。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吴佩孚北方打得快收得也快，孙中山看得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第一次直奉大战就结束了。于是赶紧在韶关宣布北伐（1922年5月6日），史称第二次护法战争。北伐军开进江西后，陈炯明亲信叶举带兵进入广州，要求恢复老陈职务（4月孙中山免去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6月1日孙中山急忙赶回广州，要以革命情谊说动陈炯明。6月2日，北京宣布大总统徐世昌年事太高，决定下台（徐世昌也不想当这个总统），并迎回黎元洪，恢复1912年议会。孙中山又一次目瞪口呆。法统都恢复了，还护个毛啊？躲在惠州的陈炯明马上发电要求孙中山下台（还记得1920年孙中山说过徐世昌下台他也下台么）。6月15日叶举进攻总统府，孙中山半夜逃上永丰舰，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北伐军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其中由许崇智带领的一支部队居然赶跑了福建的李厚基（许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次年革命军回粤，福建被皖系王永泉占据。失败后的孙中山开始走联俄联共的路，开始打造忠于自己的革命力量。不久居然又占回了广州。于是改组国名党，建立军校，吸收共产党人，搞得热火朝天。 1923年3月，吴佩孚派孙传芳进攻福建，势单力薄的王永泉只能俯首求和，期望和平共治。共治到10月份，老王还是被孙传芳赶跑了。 1923年6月，直系准备进攻浙江卢永祥。东北张大帅急了，你打我小弟我必打你。上海不比其他地方，帝国主义势力错综复杂，不好打。各方调解了一年多，1924年9月3日，浙直大战爆发。9月15日，张大帅率兵进攻直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在这次战争大放异彩的冯玉祥，马上他就要成主角了。冯玉祥的军队在陕西崭露头角（1921年赶走陈树藩），人称西北军，以大刀闻名于世。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冯玉祥任直军第三路总司令。手下有鹿钟麟、孙良诚、韩复矩、孙连仲、宋哲元、石友三、佟麟阁、刘汝明等，都是悍将。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双方在山海关对轰。到10月中旬，直军告急，吴佩孚下令驻守北京的第3师调到前线去，京城守备空虚。冯玉祥大喜，1924年10月19日晚从燕山古北口回师，22晚进入北京城扣下曹锟，史称北京政变。23日通电全国，大骂曹锟吴佩孚，请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来京商议国政。所属部队改名叫国民军。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大惊失色。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27日张宗昌率部越过燕山攻占滦县，摸到山海关吴佩孚军队的屁股后面去啦。于是吴佩孚坐船从塘沽逃命，直军被关门打狗，全线溃散。至于曹锟，冯玉祥也没有为难，没几天就把他放走了（毕竟是老领导）。插播张宗昌诗作：《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求雨》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为难俺张宗昌？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再用大炮轰你娘。《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天上闪电》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笨不蹦》吾绝非笨！懒于去蹦！汝不是笨？为何不蹦？（这首诗很有意境）这下国内格局大变。首先冯玉祥发达了。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平分京津。老冯分得北京察哈尔和冀西南。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向西拿下绥远，接着又与甘肃马鸿逵联系，说服了他加入，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军，号称国民一军。和老冯一起政变的还有胡景翼和孙岳两位。胡南下拿下河南洛阳，号称国民二军（胡当月去世，由部下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军）；孙岳趁关中空虚杀入潼关，占领西安周边，号称国民三军。国民军的地盘，北京察哈尔绥远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围成一个圆圈，正好把山西围在里面，把阎老西吓得心惊肉跳的。老冯也是上过时代杂志封面的哦（这照片也很有喜感，尤其那颗牙）奉军方面。张作霖分得天津河北热河；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军；卢永祥投靠张作霖后，由张宗昌护送，又杀回江苏上海。孙传芳占了浙江福建江西。孙算是直系，但很识时务，早早就向张作霖俯首称臣。张宗昌护送卢永祥回来，孙传芳怕张宗昌发横来打，于是包了各种花花场所，让张宗昌爽个够。两人情投意合，竟义结金兰，让人好感动！吴佩孚在直奉大战后先去洛阳，后被赶走。跑到湖北，老部下肖耀南却劝他下野。于是干脆就跑到湖南赵恒惕的地盘隐居。不曾想为了对付奉军和国民军的紧逼，孙传芳、肖耀南、赵恒惕等还是需要一面大旗，长江流域几省的原直系将领又把老吴推出来，奉为共主。大旗竖起来后，搞着搞着在湖北河南一带，也弄出了一些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这个大旗越竖越坚实。北京政变，冯玉祥邀请孙中山进京，孙欣然前往。结果在张大帅那里碰了一鼻子灰（那个时候老冯已经跑到张家口去了）。老孙念叨的那些革命理念在张作霖那里连个屁都不是。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失望郁闷，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孙中山去世前也没说让谁来接他的班。南方革命军经过一番混战，先把陈炯明打跑，然后赶走云南唐继尧。唐继尧本来要带兵去广州，结果路过广西时居然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那几万桂军们打得落荒而逃。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军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7月，李黄白宣告广西统一，新桂系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汪精卫说动的，老汪有军队依靠啦）。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变故后（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远走苏联，汪精卫出国，许崇智避难香港），资历尚浅的蒋介石开始执掌大权。 3、北伐战争（1926-1928）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大帅占据了从东北一直到长江的大片土地，势力最大。按照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大家又开始寻思着联合起来搞老张了。中国北方又是一阵混战，遍地烽火。大概就是孙传芳、冯玉祥和吴佩孚联合起来，策反了奉系大将郭松龄和李景林（这几个人前几个月还打得你死我活的），从1925年10月10日一直打到第二年。开始大家摁着老张一阵猛揍。打着打着不知怎么吴佩孚又和张大帅（这几个人前几天还打得你死我活的）联合起来揍冯玉祥（老冯名声太差了，倒戈将军可不是没有来头的。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和李景林都被他耍过，个个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这其中各种背叛倒戈投降，一笔糊涂账。具体说一下冯玉祥。国民军揍完张大帅后，部将争地盘，认为老冯不公平，老冯很是郁闷。加上老冯把所有人都挨个耍了一遍，搞得声名狼藉。1925年12月31日，吴佩孚宣布停止反奉，看样子是要联合张大帅一起干老冯的样子。两天前国民军大将张之江居然把皖系大佬徐树铮抓去杀掉，天下哗然。 1926年元旦，冯玉祥宣布下野以谢国人（其实民国下野的人多了去了，袁世凯下过野，段祺瑞下过野，后来的蒋介石不知下了多少次野。只要军队在，下不下野没什么两样）。没过几个月，三一八惨案发生（刘和珍那回），天下更加哗然。虽说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但段祺瑞现在就是个橡皮图章啊，还是捏在你冯玉祥手里。冯玉祥已经下野，没法再下一次，只好出国避风头去了（1926年3月20日去苏联）。这段时间南方国民政府也东征西讨，统一了两广，为北伐做好了准备。 1926年4月开始，张作霖和吴佩孚等联合起来打冯玉祥的国民军（那时老冯已经跑到苏联去了）。国民军退守南口（现在八达岭那一带）。南口易守难攻。张吴打不下，国民军也不想撤，两方干瞪眼（冯玉祥出国前倒是让国民军撤回绥远。按张大帅吴大帅那个尿性，你不在他们眼前晃荡找不自在，他们迟早自己干起来。可惜京津花花世界，不是西北穷山恶水可以比的。国民军将领就没听冯玉祥的）。僵持到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了。吴佩孚急了（北伐军打到他屁股了），死命打南口。到8月13日，西北军溃败，一路退到绥远去了。这个时候北伐军已经打下湖南，快打到武汉了。北伐战争初期军阀割据示意图（看到万年潜水员阎锡山冒出头占了绥远么，后来绥远就成了晋系大将傅作义的地盘，晋军也变成晋绥军啦）下面主角就要出场了。“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7月11日攻占长沙。北伐军沿铁路北上。吴大帅结束南口战事后星夜回援。制度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神奇。用三民主义和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北伐军战斗力爆表。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军队的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了哪。8月29日贺胜桥一战，吴大帅几万军队灰飞烟灭。 9月6日，孙传芳最后通牒要求北伐军撤回两广。当日，朱培德革命军第三军杀入江西。李宗仁第七军，张发奎第四军也随后跟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鏖战江西。11月1日，北伐军围攻南昌，到11月8日孙传芳部全线崩溃，孙军5万余人投降。当月，四川大小军阀易帜，个个表示服从三民主义，然后埋头继续打。 9月17日冯玉祥回到绥西，举行五原誓师。要和北伐军一起干老张老吴老孙。老冯的誓词和北伐军那严严整整的四句四句的又不一样，全是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大意就是说，他们那些忘八蛋骂我老冯赤化，我老冯以前哪里够格叫做赤化啊。现在我老冯从苏联走一趟回来，这个见识大大不同啦！这回我老冯就要带大家，让你们好好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赤化！ 11月份孙传芳江西溃败后，赶紧向张大帅求救，狗肉将军兼诗人张宗昌率军来到南京附近的江北。北伐军的主要敌人变成了张作霖。到12月份，北方国民军控制了宁夏、甘肃、陕西三省；南方国名革命军控制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六省；另有四川贵州两省归附，革命力量声势浩大。 1927年2月，云南发生二六兵变，龙云等赶跑大佬唐继尧，也举起了青天白日旗。3月21日，白崇禧在上海击溃张宗昌直鲁联军两万人；22日，薛岳带第一师进入上海；24日，北伐军收复南京。——还有个老熟人不要忘了，那就是吴佩孚。老吴1926年8月份贺胜桥一役大败而回，万念俱灰。张作霖说现在南方势大，我们联手，你来当副元帅？老吴当没听见。老张又说，既然你打不过，要不让你让个路，我从京汉线过去打？老吴嘴硬说自己打得过，不用你来。就这样老吴跟木头一样横在老张和北伐军之间，呆在河南不战不和不进不退，堵着京汉线不让过，把老张气得半死。后来张学良带兵渡过黄河，老吴却也没好意思去挡，自己退到豫西。 1927年是国民革命军内斗的一年。 4月12日，蒋介石清共，然后宁汉分裂。分裂的原因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清共。当然，老汪并不反对清共，而是反对蒋介石清共。要清也要我汪某人来清，你蒋介石算什么东西。冯玉祥急了，你们闹啥闹，还有张胡子在呢，先干翻张胡子你们再闹啊。于是国民党在内部重重内讧下继续北伐（汪精卫武汉政府以唐生智为总司令沿京汉线北伐，蒋介石南京政府由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领兵沿津浦路北伐，互相较劲。要不是北方还有张大帅，这两拨人早就自己干起来了）。冯玉祥也出兵河南，5月31日与唐生智会师郑州。第二天，蒋介石攻占徐州。郑州是京汉线和陇海线交汇点，徐州是津浦线和陇海线交汇点，皆是军事重镇（津浦、京汉为南北大动脉，而陇海、浙赣为东西大动脉）。奉军西线（郑州一线）退过黄河。在张学良撤过黄河前，还顺带收拾了窝在豫西的吴佩孚伯伯（借口吴伯伯挡住了张侄儿讨伐冯玉祥的路）。叱咤风云十余年的儒帅吴佩孚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6月中旬冯玉祥跑到徐州想说服蒋光头放弃反共立场，结果反而被蒋光头说服，准确来说是被孔方兄说服了。蒋光头现在有江浙财团支持，出手阔绰的不要不要的。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的老冯当然就不好意思拒绝啦。老冯收了钱，大为满意，也不好意思叫人家蒋光头了，表示自己与蒋司令“相见恨晚”（之前两人一直没见过？）。于是老冯跑回郑州跟汪精卫和唐生智说，我老冯拿了蒋司令的钱，不好意思再劝人家放弃反共。这样，要不干脆我们也反共好了。武汉南京一起反共，双方再无分歧，皆大欢喜。老汪说反共不反共都是小事，我就是看不惯蒋光头。他反对的我就要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悄悄跟老汪说，我们也不支持蒋光头，我们只是支持他反共。如果汪先生反共，登高一呼，我们自然支持汪先生把蒋光头赶回奉化老家去。下面就好办了。 7月15日七一五事变，老冯老汪一起清除共产党员，驱逐苏联顾问。不过老冯比较温柔些，不像老汪老唐到处乱砍乱杀。他把自己军政系统里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去，没有太为难。 8月13日，蒋介石下野。 9月，宁汉合流，新南京政府成立。不过老汪也没能笑到最后，9月13日也下野了。从此国共也分道扬镳。 6月份的时候，阎锡山看到北伐军如此生猛，毅然决然升起青天白日旗，就任蒋光头给他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阎老西说，现在好了，既然大家都清共，那么就有共同语言了嘛。要不我去找张大帅说道说道，让他干脆也服从三民主义，化干戈为玉帛，也是一桩佳话。老张说，兄弟平生最恨赤俄，现在你们自己动手清共了，很好很好，很有诚意嘛。这个三民主义，孙总理之前也跟我唠叨过（还记得1925年老孙跑到北京去给老张老冯讲革命大道理么），我是极赞成的。岂止赞成，我老张还要再加上一民，叫民德。以后就不叫三民主义了，叫四民主义，民生民权民族民德，顺口的很嘛。讲政治没有比我老张更爽快的啦，你们看如何。老汪老蒋都很无语，发电报把张大帅给骂了一顿。张大帅很愤怒，于是在6月18日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北洋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哦），要跟北伐军大干一场。到11月底，张大帅元气大伤。1928年6月4日，张大帅返回奉天，专列在皇姑屯被炸。张大帅呜呼了。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自此，全国上下再无北洋五色旗，清一色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民国法统演变图：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改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改革与革命不断交替的历史。我们当前所处的改革时代从1978年算起，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今后怎么走，企业界、学界、民间社会上都感觉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如同一句流行语所讲的，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1、历代改革成败纵观历史，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从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一直到当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成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之后有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大约在公元9年到23年之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负面，这是因为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中国的史学家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客观、如实地去记录历史事件，而把教化作为它的首要功能。后世儒家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是为了维护现有秩序。史料的选取、真相的记录、历史的研究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客观地讲，王莽其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大臣，他意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试图通过改革来纾解危局，但是这位志大才疏的改革者失败了，这既有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有他个人的原因。汉代画像石：农作渔猎图王莽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和冯太后推行了汉化改制，这个改革虽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不多，实际上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北魏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土地制度等被后来的隋、唐皇朝所继承。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权，属于胡人，“五胡乱华”，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的时候似乎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接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德宗年间的“两税法”（公元780年），这是一次重大的财政制度改革，但没有触及政治、军事等其他领域。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公元1067-1085年在位）的变法也以经济为主，时间跨度十几年，从1069年到1085年。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到1582总共十年。对于张居正，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十年称不上是一次改革，变革的范围与深度和王安石变法无法相比，不过是通过整顿吏治和调整政策，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具有全局性和制度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与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了主持变法的“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废除了。1901年慈禧迫于内外压力，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重拾戊戌新政的各项主张，有些方面甚至比光绪帝走得更远，但为时已晚，十年后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倒台了。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简短回顾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史学中的一个永恒的正反命题，我们不是专家，在这里不展开讨论，留给将来的研究去回答。历代改革只有一头一尾成功了，也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余的改革或变法都宣告失败。我在这里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有着同样的含义，可以互换，虽然习惯上“改革”多用于现代，而“变法”常见于古代。变法成功与否，并不看变法者个人的结局，商鞅的下场很悲惨，秦孝公死后他被抓了起来，遭受车裂之刑，但商鞅所创建的制度保留了下来，因为新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连仇恨他的贵族集团也不愿放弃。所以判断变法是否成功，不看个人的去留荣辱，而要看新制度是否取代了旧制度，长期存续下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少，成功的革命多。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重复循环，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带来了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是 Revolution，词根是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改革”的英文是Reform，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意味着实质性的变化。商鞅变法促使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转型始于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才宣告完成。说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我们历史教科书里的一个说法：“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今天的史学界公认是错误的，应当纠正过来。根据学术的定义，典型的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是这个观点，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和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秦始皇结束而不是开启了封建社会，秦朝开启的是延绵两千年的皇权官僚专制时代，为这个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汉代画像石。“废井田，开阡陌”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不得不向现代社会过渡。 2、两类不同性质的变法为什么只有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这与改革的性质有关。我们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叫“突破型”，另一类是“修补型”的。一头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为敢于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后一类改革的目的是修补现有体制，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所以都失败了。所谓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带来新的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资源总量基本不变，效率的提高也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财富增加了，有个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能受益，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在经济学中叫做“帕累托改进”，它的严格定义是“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在现实中，变法意味着改变现状，“无人受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受损者无疑是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新法，然而突破型变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拥护新法的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压制守旧派。商鞅变法中出现的新生力量是城市平民和农民，依靠这些人，秦国君臣克服了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将新法坚持了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农民、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新的激励机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幅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革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得以废弃计划体制，成功导入市场经济制度。只要蛋糕做大了，受益者推动改革的力量大于受损者的阻力，就会增加改革的成功概率。新制度为什么使做大蛋糕成为可能呢？因为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了，同样的资源能比过去产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比较简单，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产量由人决定，要想提高农业产量，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激励农民，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历代变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然了，古代的统治者并不关心臣民的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而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钱有物资，国君可以养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对外进行战争，征服外族和外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对内维持现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退化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上的修补型变法那样，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如果受损者是统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简单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缓和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改革者在社会上缺少支持，朝廷里又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内外交困，仅靠皇帝的信任勉强支撑局面。修补型变法和突破型变法的另一区别是方法论，后者的特点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新制度来自社会实践；而前者是完全的自上而下，靠宰相做顶层设计，皇帝批准后由官僚体系推进落实。商鞅的新政不是他和秦孝公躲在宫廷里设计的，变法不过是把实践中证明有效的制度加以推广，例如下面我们将展开讨论的郡县制和土地私有制。邓小平的改革吸收了民间的创新，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发明。王安石是顶层设计的高手，他为官清廉，工作勤奋，用心良苦，计划周密，从智商、人品到职业操守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尽管情商低了一些，但是他的方法错了，自以为聪明，大搞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王安石像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王安石的精巧设计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达到所设想的目标，反而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结果社会财富没有增加，变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众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官员普遍敌视王安石，因为新法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场经济变法就此转化为政治斗争。一旦进入到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天生保守，官员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体制的变法者又必须依靠官僚落实各项政策，修补型变法因而落入一个没有解的悖论。当新政未达到预期效果时，在保守派的攻击面前，变法派很难为自己辩护，他们也没有民间的同盟军，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下面我们分析变法成功和失败的具体案例，要说变法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自然是非商鞅莫属。 3、商鞅变法的全面突破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井田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我的这个现代注释。井田制的问题和集体经济的一样，激励弱，效率低。我自己有过集体经济的亲身经历，文革时被送到农村当知青，人民公社大锅饭，农民一起干活，到年底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个人的努力和回报没有直接挂钩，激励不足，结果是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那时除了生产队的地，每个农民家庭还有一小块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成都归自己，这就看出区别来了。爬到陕北的山峁上放眼望去，哪片是公社的地，那片是自留地，不用村民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的肯定是自留地，蔫黄、无精打彩的保证是公社的地。生产队种不出好庄稼，公社土地的收成就是没有自留地里的高。看到这种现象，我还很不理解，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民的觉悟应该很高啊，为什么不好好种公社的地呢？井田制复原图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给农民个人，虽然去世后要交还，由国家根据人口另行分配，农民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纳税之后的收益权，相当于古代版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商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井田制的效率实在太低了。井田制下分公田和私田，农民无偿为贵族领主耕种公田，收成全都属于领主，私田上的产出在缴租之后才归农民自己支配，可以想象农民在公田上怎样种庄稼，大概和人民公社差不多吧？商鞅不仅给农民分地，而且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政府给奖赏，扩大生产规模。过去农民不可以开荒，因为都是“王土”，公有土地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公田、私田的土梗全都铲平，土地重新分配，并且可以在在阡陌之外开荒垦殖。土地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作用是相同的。井田一废，封建领主制就解体了，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改革，削弱封建领主的力量本来就是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过去农业生产剩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领主手里，秦国国君的财政收入仅靠他自己的领地和通过战争兼并的别国土地。变法就是“去中间化”，剥夺各级领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和土地收益权，国家直接向农民征收赋税，国君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凭借雄厚的财政实力，秦国建立了一只强大的军队，攻伐征战，统一了中国。商鞅之前的魏国、吴国也搞过变法，但不像秦国这么彻底，没有触动贵族领主阶层，结果都是昙花一现，主张变法的大臣不是被赶走就是被守旧派杀掉。在政治上商鞅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贵族家庭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那个时代更是。封建制讲究人的身份，而不是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不问出身，凭战功升迁，杀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一亩，有点像今天的计件工资，付出和回报直接挂钩，只要打仗勇敢，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就都有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仅士兵打仗拼命，按军功提拔军官，秦国将领也能征善战。名将白起是一介布衣，15岁从军，经历大小七十多场战斗，其中包括攻击赵国的著名战役——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结果赵军大败，二十万降卒被秦军坑杀。赵军统帅是赵括，没打过仗，只会纸上谈兵，因为出身军事贵族世家，被任命为三军司令。战国时期的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背后是竞争性的用人制度，以及制度决定的强大激励，说的低俗一点就是高官厚禄和良田美宅。由于实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秦国的统治精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平民多和外国人多。商鞅不是秦国人，原名叫卫鞅，是卫国人；秦国的宰相李斯原本是楚国的小吏，师从荀子，学成后投奔秦国。能人为什么都汇集到秦国去了？因为山东六国还在讲出身，讲血统，有才干的平民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人往高处走，都跑到秦国谋出路。外国人在秦国封侯拜将，秦国的贵族当然不高兴，于是鼓动秦王下逐客令，驱赶老外。名曰仇外，实则惧内。李斯闻讯大惊，急忙上奏，写了一遍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收回成命，打消了自毁长城的愚蠢念头。河南上蔡李斯墓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深刻和广泛的，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治理能力，秦国建立了集权的官僚体制，“废封建，立郡县”，在乡和乡以下推行保甲连坐制。我们想想强调的是，这一套制度并不是商鞅的顶层设计，在商鞅变法之前，郡县制在各国已经存在了二百年，是国君治理新征服地区的通行办法，商鞅所做的只不过是立法，将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到全国。土地私有制也不是商鞅的发明，早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初税亩”，废除井田制，取消公田、私田的划分和相应的收益分配规则，改为农民按土地面积交税，比商鞅变法早了二百多年。商鞅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将这些局部性的创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商鞅在变法的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先做思想准备，形成共识，减少变法的阻力。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记载，商鞅和守旧派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守旧派说你想更改祖制，你再高明，能超过祖宗吗？我们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错了，不要再想改变什么。商鞅针锋相对，认为时代不一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论战的结果是商鞅胜出，最后秦孝公站在了他一边。秦代立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商鞅虽然惨遭车裂而亡，但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却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成为战国时期的一方霸主。并不是所有的变法者都像商鞅那样幸运，由于“祖制”也就是现行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密切契合，改变现行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和正统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所有的变法者在这道障碍面前都不幸地处于下风。不仅既得利益以卫道士自居，占据道德高地，冠冕堂皇地反对新政，而且民众也因为习惯性思维作怪，不愿面对新法带来的不确定性，若不修正意识形态，变法就不能进行下去。王莽要恢复周礼，“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推行新政。王安石说他的新法和尧舜禹圣王之道相符合，以此抵挡守旧派的攻击。清末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主张改革的圣人，从儒学的源头上论证变法的正当性。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就招来“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小平同志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要看实际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这个策略很明智，因为一旦争论起来，恐怕多半是改革者被动挨打。不争论并不表明大家都认同，只有得到认同——无论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的政策才有执行力度，这就是改革的公信力问题。如果官员和民众不相信朝廷的决心，或者不相信新法的效果，就算国君下令，臣民也会假装没听见，皇上若认真追究起来，他们就阳奉阴违，敷衍了事。为了强化法令的公信力，商鞅在都城中竖立了一根木头，发布公告，谁把木头拖到南门，赏赐十金。百姓不信，因为当时的都城不大，南门到北门据说只有三华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能赏这么多吗？赏金逐步加码到五十，终于有一位从人群中走出来，完成了这桩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任务，结果还真得了赏金五十，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秦人从此知道，商鞅令出必行。守法有奖，违法必惩，太子犯法了，商鞅也不宽恕，考虑到储君不宜施刑，令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代为受过，结果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改革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看实际效果。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带领秦国和赵国联军和魏国打了一仗，战争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秦国一举收回了以前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商鞅用抓住老鼠来平息关于黑猫白猫的争论，大大增强了新法的公信力。战国初年形势图。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实力大大增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提高了古代中国两个最要资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采用军功爵位制，打破贵族阶层对国家治理的垄断，选拔和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充实军队和政府。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秦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得以富国强兵，到了这一步，新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贵族阶层来说也是有益的了。商鞅没有动用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一方面通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允许贵族保留土地的同时，将他们排除在政府和军队之外，必须有战功才能任职。贵族阶层也认识到，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秦国就会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土面积越来越小，就像变法前的历史已证明了的那样，一旦亡国，贵族失去一切，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沦为奴隶。外部竞争的压力使秦国贵族即使有机会，也不敢回归旧制度。秦孝公死后，继位的太子和公子虔杀了商鞅，但没有改动商鞅设立的各项新法。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商鞅变法通过提高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效率，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成功。二千年后，我们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结出同样的原理。 4、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 在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中，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镇经济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的着眼点同样在激励机制，由利润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激励工人，同时对外、对内开放，允许资源较为自由地流动。通常我们对“开放”的理解是对外开放，其实对内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开放。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消指令性计划后，资源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朝着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入高效的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GDP的高速增长（参考“两个中国模式”一文）。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改革获益，经商的发了财，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工人涨了工资，民众改善了生活，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改革是一场多赢的博弈。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再退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赞成，就像商鞅死后，如果说再回到旧的封建制，秦国也没有人赞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优越性。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才不会开倒车，道理硬就硬在这里。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先行一步，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开始，形成关于改革的社会共识。改革要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有阻力怎么办？成立独立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依靠民间的创造突破计划体制。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上，虽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来自于基层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再由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和法律。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实际上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中央没有因为他们违法而打压，因为可以发展农村经济啊，看了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错，就发了中央一号文件予以推广。直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承认联产责任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城镇的民营企业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民营企业源于个体工商户、集体和乡镇企业。年光久办了个“傻子瓜子”公司，雇了几十个人卖瓜子，县政府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他抓起来，小平同志过问后才放了出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困难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干出来的，没有什么顶层设计，顶层放开，下面自然有办法。顶层要做的是尊重和发挥基层的创造力，及时调整政策和法律，实施推广，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为什么改革要强调基层创新？因为基层民众贴近市场，他们的制度创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第二，基层的创新是“激励协调”的，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没利的不做，包产到户要是没利的话，小岗村农民不会冒着被抓、甚至被杀的危险，私下分了生产队的地。激励协调的制度是自动执行的，用不着政府监督和管控。对比下面我们要讲的王安石的变法，区别非常明显。王安石精心设计了新政策，但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励的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问题，结果他的政策在实践中要么无法执行，要么事与愿违，给民间的生产和生活增加了困扰。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问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5、宰相拗不过市场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带也讲讲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模仿西周，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对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田不准买卖。王莽这样做是为了抑制西汉末年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大官僚、大地主良田千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皇权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逃税的方法也很多，从瞒报到贿赂税务官员。这样一来，税赋的大部分就由小农来承担，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王莽深知这一点，于是宣布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没有公信力，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在工商业方面，王莽推行全面的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筦”。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价格过高。“六筦”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前面那个铁指的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他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但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珍品。王莽所有的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豪门权贵的坚决反对，甚至不惜以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当皇帝，儒家史官因此骂他是野心家。实际王莽有他的苦衷，猜测他篡夺帝位的一个动机是用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当然王莽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志大才疏，他的新政越搞越荒唐，最后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了性命。根据梁启超的观点，王安石变法也是搞国家社会主义，我认为梁启超的定性比较准确，也许可以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同样用政府替代市场，相信他的新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还不必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增收必将取之于民，而与民争利不是儒家倡导的仁政。王安石坚信可以双赢，国库充实了就能强兵，扭转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只好花钱买和平。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焦头烂额。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另外一些涉及政治和军事制度，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争利，主要是观念之争，王安石有坚定的信念，两次担任宰相，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又两次因新法的问题而被罢官，但仍不改初衷，人称“拗相公”。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长出来还没有成熟，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典当土地以至于破产。王安石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真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政府在春播时发放贷款，官定利息20%，秋天收获季节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是高利贷了，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农民得到很大的优惠。这个用心良苦的顶层设计为什么在实践中碰了壁呢？政府房贷款，本金哪里来？王安石瞄上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储备粮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遇到天灾，粮食歉收，农民离家外出寻找生计或者乞讨，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储备粮食用于赈济灾民。王安石盘算，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用，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政府还赚取了利息收入，这不是双赢吗？动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许亏本，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一定要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于是王安石下达更为具体的指令，让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用农户的财产作为抵押来放贷，根据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听起来又是一个完美的顶层设计方案，但在实践中变了味道，富农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贫农没有什么财产能做抵押，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急需，只能从富裕农户那里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上高利贷没差多少，农民没受益，政府的利息收入也只有20%，倒是官员和富豪从转贷中大赚了一把。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于是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各位听着是不是耳熟？），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墙，朝廷上一片反对声，闹得皇帝不得不出面，下诏禁止强行贷款，坚持自愿原则。然而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梁启超在八百年后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金融只能靠民间来办。 “市易法”用官办的批发、零售网络替代市场，由官员到丰收地区低价购买粮食，运到歉收地区，增加那里的供应，平抑粮价。但像青苗法一样，市易法也面临难以克服的信息问题，官员并不知道哪里丰收，哪里歉收，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用商人经办，结果又是官商勾结，从中牟利。为什么官员不能学学商人，四出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粮食供应和需求的情况呢？因为官员没有足够的激励。商人积极寻找供需缺口，倒买倒卖，赚钱归自己，官员这么做得不到任何好处，谁愿意吃这个苦、受这个累啊？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信息和激励这两个问题，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官员和宰相的激励不一致，宰相要安邦定国，名垂青史;官员只想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皇帝、宰相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守旧派大臣文彦博反问：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依靠官僚体系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若想执行王安石的国家社会主义新法，要求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青苗法需要每个农户的生产和财务信息，市易法需要各个地区、各种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信息，现代的行政官僚体系都做不到，别说技术落后的古代了。更糟糕的是，官僚体系还制度性地扭曲信息，阻塞信息的传递，下情不能如实上达。面对众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的头脑还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应该没有政治或利益动机。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清楚，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拗相公”宰相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击也毫不留情，如果说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怀写万言书，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揣摩上意的太监误导了。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们是理性的，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看上去就显得荒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一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谎报亩产万斤，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居然相信了。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缺少新的社会共识。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触及祖宗树立的正统意识形态，动摇原有社会共识的基础。除了显示新法的实际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拥护，而由于上面所讲的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新法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发展经济，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转移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移到政府手中。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是有人受损而无人受益，变法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斗争，没有民间的支持，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讲到这里，我们对比商鞅和王安石做一个小结。这两个改革家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变法的性质则截然不同，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依靠平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纯粹的顶层设计，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农民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增加了产出，提高了效率，大体做到了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