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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逐步南移，上海将“受灾”。（北京22日综合电）蹂躏京津冀等华北地区多日的雾霾逐步南移，但空气污染物未消失，转向侵袭华东和华中。湖北武汉周三起“受袭”，而浙江杭州和上海料将于周五起“受灾”。对于官方没公布“霾灾”受影响人数，有环保组织估计或高达4亿6000万人。重灾区北京上周五起受严重空气污染，已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至周三市内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昌平镇监测站的PM2.5浓度高达512的极严重级别。北京陆空交通继续受阻，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首都机场近130班航班取消或延误，包括四班往返香港航班。雾霾托管班近期极受欢迎。北京解除红色预警北京市环保部门表示，预料受北风影响，北京市内污染物浓度“由北至南”逐步下降，订于周四晨零时解除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学校停课，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等应变措施随之解除。当北京民众庆幸这轮“霾灾”过去之时，空气污染物逐步跨过长江。浙江杭州市气象台指因污染物南下堆积，杭州周四、周五两天有可能出现重度霾。上海当局预计在周五空气污染或达中度或以上，呼吁民众防范。江苏有快递公司称因雾霾阻碍陆空交通，公司约4000万件包裹“迷路”。湖北省会武汉市周二雾霾严重，周三下雨后才稍有好转。山东泰安救护车在大雾中行驶时失控撞树，车上患癌老翁不治。山东白车雾中撞树这轮强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交通，更造成死伤意外。山东泰安一辆救护车在大雾中行驶时失控撞树，车上患癌老翁不治，五名随车人员受伤。另英媒引述“绿色和平”计算，这轮中国内地今年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已影响了4亿6000万人，污染程度是世界卫生组织日常指标的六倍。延伸阅读>> 石家庄休克式治霾效应：企业停产了还是天天雾霾河北石家庄第一高楼，淹没在雾霾中。（东方IC/图）原标题：2016年最后的治霾时刻非常石家庄高国庆去早市买馒头，发现馒头房也关着门。老板娘告诉他，镇上开会了，不让烧煤。当地澡堂也暂停了几天，后来又开门了。“毕竟是民生嘛。” 赵县一家主营塑化剂的化工厂里有块告示牌，有先见之明，预报“雾霾太严重，随时做好停产准备”。17日，公告内容改成宣布全面停产。停产一个月，根本没有下游客户打电话询问库存，因为建筑工地都停工了。上游的矿山也停了，就是想继续生产水泥还得发愁原料。断电停产一个月了，2016年12月17日，张绪给镇政府打电话，说厂里情况确实有点不妙了，到元旦时能不能恢复供电。她是石家庄市栾城区辰祥铸造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目前厂里库存仅能再支撑一个月。 “看情况吧，看上边怎么说吧。”镇里也没有准确答案。工人都放假了，现在厂里只有张绪和一名库管工人，她几乎每天都还是在办公室里候着。厂里电闸贴着封条，白纸黑字，写着“栾城利剑斩污行动”，盖着鲜红的公章。 11月17日，石家庄紧急启动“利剑斩污”行动，这被称作“史上最严”治霾方案。近千家企业关停限产。市政府决心利用年底最后的45天时间，完成全年PM2.5浓度下降10%的考核任务，还要确保到年底前不出现AQI（空气质量指数）日均数值500以上的“爆表”天气。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气氛不同以往。“今年这次行动确实执行力度很大，最坚决的一次。”栾城县工信局局长张宗刚说，“这次要求的严格程度是超过原来最高标准的，涉及石家庄市、河北省的大气污染物年度排放目标的实现。” 治霾“休克式疗法”已在这一轮重霾之地次第上演，山西、四川、河南、北京、天津、山东……数千企业加入到了停工限产大军之中。一声令下，石家庄这座有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付出巨大代价，却似乎没有换来等值的回报。 “企业停产了，还天天是雾霾。”12月19日，红日钙业有限公司工人高会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妻子也在这家工厂打工，两人一个多月没工资，日常不多的积蓄用在了这时候，两个姑娘还在上学。这天，石家庄市区“世纪公园”监测点PM2.5和PM10一度双双突破1000微克/立方米，AQI日均值：爆表。河北石家庄华兴小学誉兴校区，学生们在气膜体育馆上体育课。（东方IC/图）非常时期这样隐忍的日子至少要持续到12月31日。红日钙业位于石家庄市区西面的井陉县，一百多名员工停薪歇业，没有人怪到老板头上。“我们这老板也是挺不高兴的，现在把客户都丢了。政府让停产，我们小老百姓也没有法儿，待着就行。”高会员说。销售经理高国庆不能“待着”。最近五六天，他离开石家庄，去北京、天津、山东“转客户”。钙镁产业是井陉县的支柱产业，11、12月本来是旺季。全县49家钙镁企业刚停产那几天，周边做PVC管的下游客户不相信，几个老板专程开车来县里转了个遍。再远的客户，高国庆决定自己去拜访沟通。“你要是不去转转，以后的合作觉得有问题。” 石家庄钙镁行业“歇业”后，外地同行把货价抬得很高。“轻钙（原来）是600元一吨，突然提了两三百，你爱买不买。” 这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行业。按照市政府“利剑斩污”的统一部署，这45天里，石家庄钢铁、水泥、焦化、铸造、玻璃、陶瓷、钙镁行业全部停产，制药、化工、包装印刷、家具等行业所有挥发性有机物生产工序全部停工。 11月份，因涉及众多上市公司，制药行业停产风波就已引发了媒体聚焦（详见南方周末2016年11月25日《停产治霾，石家庄药企如何过“寒冬”》）。不唯企业，整个石家庄都进入了非常时期。主城区首次单双号限行。为了错峰，市属公务员上班时间推迟半小时到9点，下班时间改到5点。 “但我们不是朝九晚五，我们是朝五晚九。”企业停产方案由石家庄市工信局牵头，该局大气办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这45天“太忙，太特殊”。市民贾波发现，路上的汽车少了一半，盯违规的交警明显增多。石家庄市交通管理局警官王斌说，早晚高峰时段，所有二线岗位民警都分配了路面的执勤岗位。石家庄出动了一千六百多名民警，还不算辅警、协管员、志愿者。为了缓解限号带来的交通压力，石家庄市区公交全部免费，每天平均运客人次比平时多了70%。石家庄公交总公司取消了全体人员公休，3950辆公交车全部上线运营，比平日每天增加了600辆。两千余块车载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标语，平均每7分钟播放一次。建筑工地全部停工。热火朝天建了两年的1、3号地铁线工地，现在白天和夜晚一样不见人影。高国庆去早市买馒头，发现馒头房也关着门。老板娘告诉他，镇上开会了，不让烧煤，让改气。当地澡堂也因为用煤，暂停了几天，后来又开门了。“毕竟是民生嘛。”市里规定了没采用清洁燃料的燃煤茶浴炉一律停止使用。除非承担集中供暖任务，20蒸吨以下的燃煤工业锅炉、苗圃、蔬菜大棚、畜牧生产设施都不能幸免。火速启动非常时期开始得有些突然。 11月17日，市政府开常务会，研究如何贯彻河北省长前一天督导石家庄治霾工作的讲话精神。“要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形势，”市长邢国辉说，“采取超常措施，决战45天，确保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当天晚上将近十点，市政府网站上挂出了“利剑斩污”行动方案。河北省电视台的一名播报员这次也和市民同时得到讯息，“一般政府通知会提前三天告诉我们”。也是这天晚上，栾城区工信局局长张宗刚收到一份市、区政府逐级传达的纸质通知。他马上回到单位，着手执行让企业停产的事。不少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当时并没料到行动会如此之严格。实际上，当地企业已习惯了年底停工限产的治霾惯例。“去年是停一半开一半，开一阵停一阵，换着来，跟单双号一样。”河北力龙陶瓷有限公司的一名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8日上午11点，井陉县威州镇镇长刚参加完县里会议，马上通知企业来镇上开会。高国庆代表红日钙业去了，去的路上还不知道这回要连续停工45天。各厂矿、企业的五六十人把镇政府会议室坐满了。开会还没来得及说通知，高国庆通过“石家庄发布”微信平台先看到了消息。以往是雾霾预警来了马上停工，预警过后开工，停工一个半月他还是第一次见识。通知念完，散会，没有企业发言时间。“大体都知道治霾是好事，但是没想到今年会这么严格。” 赵县一家主营塑化剂的化工厂里有块告示牌，一名销售经理回忆，登告示的人有先见之明，预报“雾霾太严重，随时做好停产准备”。17日，公告内容改成宣布全面停产。辛集天玉玻璃厂争取到限产，产量减少三分之二。经理王宁已经训练有素，“有时候晚上预警晚上就直接停了。好几年的时间，都比较适应了。” 确保企业停产，最关键的环节是断电。井陉县供电局17日接到政府文件，当天就对企业采取了断电措施。“一天都没耽误，百分百执行。”该局办公室主任说，“尤其现在特殊的环境，谁为这事去顶风违纪？” 突然停工，钙镁企业生产机器的管道中还存留着浆液，天冷，浆液容易冻上。井陉县钙镁行业协会和政府商量，发动企业签承诺书，保证45天内不偷干，不复工。高国庆签了承诺书，红日钙业就没有再断电。电力局来人停了变压器，电留着，可以维修更换设备，但是电压达不到，设备运转不起来。高压巡查不像一些企业老板见惯了停工限产通知，张绪第一年进厂，从没预想过会停产。前来通知的是栾城区城管办，工作人员递来一纸文件，让张绪的领导签字。张绪觉得不可思议。城管办的人过来检查，张绪就和他们理论：“我们用的电炉，不是冲天炉，污染没那么大，为什么要被停了呢？”对方回答她，上面规定了是铸造业就得停，不管是电炉还是冲天炉。政府三天两头来人检查，在厂里转了十几二十分钟，见没事就走了。 “停产之后每个企业都要进，（检查）有没有到位。”高邑县环保局分管监察的副局长说，局里派了4个中队，每队3人，每天去检查企业。除了常规检查，还有抽查和夜查。其实他知道，出通知当天政府就统一断了电。“没电怎么开工？” “我听朋友说，有企业在11月份通知刚下来的时候，不当回事儿，继续干，结果上面来人了直接就把法人（法定代表人）带走了，然后拘留、罚款。”利达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诺说，像他们这种小厂，几乎没有厂子敢再偷着干了。 “利剑斩污”行动方案要求，在这45天里，市县两级环保、住建、城管、交管、公安环保等部门要严格执法，营造密集执法和常态化夜查的高压态势。而对于一些排污压力重的工业企业，像利达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连大门都给贴上了封条。于是，停产以外，库存的销售也断了。不过，停产一个月以来，根本没有下游客户打电话询问库存，因为建筑工地都停工了。上游的矿山也停了，就是想继续生产水泥还得发愁原料。“上游停了，下游停了，中间也没法干。”陈诺说。 12月15日，利达水泥厂“就剩一个看门老头儿了”，其余十几名工人全回了老家。陈诺没替老板考虑过怎么安置他们，他感觉自己也处于失业状态，在帮朋友打零工赚点零散收入。治霾效应正定县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开车上班，经过当地劳务市场时，看见里头空荡荡的。原来能有百来人的市场，现在不超过20个。而且这些人基本是在晃悠，没什么活可干。影响正在慢慢浮现。媒体人胡鹏网购的商品从广东发货，货车进入石家庄受限，物流公司先送到了保定，再换了小车往南折回石家庄。他的妻子去菜市场买菜，原来50元一袋的20斤装大米涨到了65元。卖主说，因为大车难进石家庄，米面油都涨价了。 12月16日，石家庄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第二天，“饿了么”平台石家庄区域的订单量比天气优良时高出32%，水果、生鲜、商超等品类订单明显增加，很多人不愿出门了。 “市民们付出这么大的努力，还是这么个现状。咱们都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心情都无法表达。”河北省纪委一工作人员处于“气愤但很无奈”的状态中，他每天戴口罩骑车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额头上都是黑的。对于“利剑斩污”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石家庄市统计局公务员何聚芳没什么感觉。既治理雾霾，又缓解交通拥堵，“我个人是坚决支持的”。何聚芳感兴趣的是，这45天的超常措施会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石家庄的工业和经济。根据石家庄市工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石家庄第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764亿元，占全年的36%，高出前三季度平均值。但2016年就不好说了。“工地停工、企业停产，肯定有影响。但影响多大，要等元旦后经济数据出来再评估。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何聚芳说。经济数据背后的企业脸谱却是异常的平静。 “如果这次只停到1月1日就无所谓了，歇一个月就歇一个月吧。”陈诺说，“这个工作不行就干别的。” 他所在的水泥行业，早已感受到了产业升级与产能淘汰的压力。房地产行业、各地基础设施项目的相对减少，他从年初就察觉到水泥价格在逐步走低。但作为老石家庄人，他可以换工作，但没想到离开这片土地。张绪和同行闲聊，有的企业说，想找一个人少偏僻的地方，把工厂搬过去。“这里不能待了。” 2016年12月21日，石家庄AQI指数依然“爆表”。 “稍微来一点风就好了，石家庄人的心情是随风波动的。”石家庄一名警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连着几日无风，她都不出门遛狗。雾霾浓稠得化不开，她心疼狗。

　　1983年9月，严打期间枪毙罪犯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这就是著名的“83年严打”。在那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中，无数罪犯被枪决，马燕秦就是其中之一。她坦诚曾与130个男人发生过关系，还曾协助他人将自己女儿灌醉后让其强奸……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杨时，原题为《“流氓大案”是怎样炼成的》。　　纯粹的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二三十年前曾是法律问题。特别是在1983年的“严打”运动中，流氓罪――这个如今已被取消的罪名――可以判处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　　惠利名(化名)恨透了西安。从2000年刑满释放起，除了补办身份证，他再没回过那座故乡的城市。　　一切都与“严打”有关。　　1983年，那场从严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惠利名因参加一次被定性为“流氓舞会”的活动以及几段私人感情被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卷入的是一个轰动三秦的“流氓大案”。3名主犯因“流氓罪”――这个如今已被取消的罪名――被处以极刑。　　参加家庭舞会被判无期　　26年前的一天，惠利名骑着摩托车回到西安的家中。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刚躺下，就听有人敲门。惠利名问：“谁啊?”外面答：“查户口。”刚把门打开，就闯进几个人来，把惠利名的手臂拧到了背后，接着有人开始搜查他的房间。这些人身着便衣，惠利名不明所以。直到有人掏出逮捕令，冲他喊道：“签字!”惠利名定神一看，名字中有一个字写错了，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嘛。”对方踢了他一脚，“签字!”签字后，惠利名被带上车。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83年9月9日。　　看守所的房间里已关押了30多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惠利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每天有人拿着本子询问嫌疑人有什么事情要说，但是只要有嫌疑人问及自己的案情，对方都会回答“还没接到通知”。很长时间，惠利名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被抓。　　直到一个月之后，惠利名被转往西安市五处看守所，被押上警车的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韩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了一个叫马燕秦的女人的牵连。　　惠利名与韩涛相识于西安市政工程公司的一次文艺汇演。当时，韩涛是市政工程公司的工人，惠利名爱好文艺，在汇演期间拉手风琴为其伴奏。1982年12月，28岁的惠利名从西安市某化工厂辞职，在旅游景点摆了个摄影摊，业余时间在一些俱乐部和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一起拉手风琴。　　1983年5月的一天，韩涛找到惠利名，约他到马燕秦家里跳舞。马燕秦当年42岁，离异，独自带两个女儿，从西安民生餐厅病退，靠劳保生活。　　1983年中国舞禁初开，人们开始尝试交谊舞，但动作举止更为亲近的“贴面舞”还被视为“流氓舞”。马燕秦喜爱交际，家中经常有朋友聚会、跳舞。她的家吸引了很多时髦的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韩涛和惠利名。　　那天，惠利名骑摩托车带着韩涛一起来到马燕秦家。“当时还有马燕秦的一个女儿也在。”惠利名回忆说，马燕秦的家只有18平方米，跳舞时需要把床支起来。他们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小，跳“慢二步”。当时跳舞最流行的音乐是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南屏晚钟》。4个人一直跳到深夜，当天，韩涛与惠利名就住在马燕秦家里。　　“马燕秦睡在一边，女儿睡她身边，旁边是韩涛，我睡另一边。”惠利名用手比划着回忆当年的细节，“就是一张床上，其实就没睡，大伙就聊天嘛。” 　　惠利名见马燕秦家十分寒酸，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一早，就和韩涛一起出去给马燕秦买了些水果等吃的东西。下午，两人一起离开了马燕秦家。几天后，他们又去找过一次马燕秦，但没有进屋。当时，惠利名怎么都没想到，那一次的“慢二步”让他以无期徒刑入狱。　　在警车上，惠利名与韩涛以如此意外的方式再次相见。由于有警方押解，两人无法对话。在被转移到西安市五处看守所一个多月之后，起诉书发到了惠利名手中。上面写道：积极参加马燕秦组织的流氓舞会以及7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包括我前妻在内，一共有4个男女关系是真的，但那都是两厢情愿。”如今，年过半百的惠利名如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警方最终将涉及惠利名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确定为4个。在判决中定性为“奸污女青年4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后，惠利名才得知，自己参加的家庭舞会被认定为一个庞大的流氓犯罪团伙，涉案人员上百人。而马燕秦是此团伙的首犯。　　根据陕西省志的审判志记载，马燕秦被认定“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得款2000余元。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奸宿一室。威逼、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马燕秦最终与另外两名主犯一起被判处死刑。　　上面定的调子　　当年的西安市五处看守所属于关押重刑犯的看守所。最初的起诉书发到惠利名手中后，他的“狱友”们轮流看了一遍，大家都说，“你啊，肯定枪毙了。”而这些与惠利名同时关押一处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严打”而被捕的。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连杀27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7月17日，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3年内组织3次战役。　　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于是，1983年夏秋，全国大开杀戒，抓了很多刑事犯罪分子。但是也有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涉及性的案件，也因流氓罪被处以很严重的处罚，甚至判处死刑。　　马燕秦、韩涛、惠利名等人就是在这场“严打”中被捕的。由于案情重大，牵涉面广，马燕秦案被公诉到西安中院后，中院无法定夺，最终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　　“当时说要严打，但是具体怎么个严法，怎么推开，都不清楚啊。”西安中院负责当年马燕秦案的审判长耿兴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据耿兴允回忆，当时案件上报后，由西安市一位副书记带领公检法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京，向最高法院汇报案情。“最高法院给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案子里每个人的罪行和证据写个材料。”耿兴允说，“最后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定下来的案子(怎么判)。把死刑都定了，包括死缓的。其实就是给定个调子，下面的很多案子就按照这个走了，枪毙了一批人。　　马燕秦一案的上报和等待批复一直持续了一年半。1985年4月15日凌晨4点，惠利名被从看守所号房里提出，和此案其他案犯一起押上警车，奔赴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公审大会。在宣读了各自的刑期之后，案犯被陆续押上刑车。刑车从体育场的出口门洞穿过的时候，趁没人注意，韩涛突然对惠利名说，“对不起了，老兄。”惠利名说，“没办法了，我比你还强，我还活着。”韩涛被判处死刑。惠利名记得，那天韩涛穿着一件白色的中山装，那是被捕前韩涛从惠利名家随手拿的。　　刑车绕西安城一圈示众。然后，死刑犯的囚车直接开往北郊刑场，其他案犯的车辆开回看守所。“那个案子的案犯在刑场上状态还都可以。马燕秦是两枪毙命吧，我记得。”耿兴允还清楚地记得行刑的一幕。　　如果没有严打，流氓罪最多判10年　　马燕秦等3名主犯被执行枪决的第2天，惠利名被从看守所转移到渭南二监。　　服刑期间，惠利名服从管教但拒绝认罪。在他的记忆中，他曾经一次性写过20份申诉材料发往各相关部门。除一家单位发回一份回执外，其他均无下文。惠利名利用自己手风琴的特长，在监狱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并主持监狱内部的《醒悟报》。据惠利名自己称，在这个人数高达100多人的“流氓团伙”中，他只认识韩涛一人，也只和马燕秦接触过那一次，与其他罪犯是在监狱里一起服刑才相互认识的。至于判决中称，马燕秦曾协助一主犯将自己女儿灌醉，让其强奸。惠利名说，“那个人当时在和马燕秦的女儿谈恋爱，我那次去跳舞，她女儿给我看过两人的照片。”因主犯均已枪决，马燕秦的女儿也无从寻找，当时情况亦不可考。　　马燕秦被执行死刑之后，这个女人的故事被渲染为一段传奇，她组织的上百人的“流氓舞会”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成为了监狱中的一个谈资。有与其关押一处的案犯出狱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马燕秦关押在看守所女监房的时候，曾有男犯人为一睹芳容而发生斗殴。案件审判长耿兴允多次与马燕秦有过交流，他说，其实马燕秦并没有外界盛传的美貌。“一米七一的个子吧，身条还可以，皮肤白一点，中年妇女了。” 　　耿兴允还说，“马燕秦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马燕秦自己供出曾与130多名男性有过不正当关系，一度使法院的取证工作难以应付，经过法院确认最终只落实70余名。因为马燕秦被捕后不合常理地与警方配合以及一些传言，法院曾怀疑她是否有精神疾病，特意邀请西安市精神病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证明一切正常。　　“大刑(指严打)开始也没有办法，谁敢说不枪毙，谁敢说一个不字!83年、84年的时候司法不像现在这么独立。”耿兴允说，“当时如果没有严打，马燕秦的流氓罪最多就是10年刑。” 　　在耿兴允的记忆中，“严打”期间，他和同事们一年要办理二三百个案子。具体到马燕秦这样的大案，嫌疑人并没有请过律师。“我记得大刑(指严打)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律师，在那之后，西安市才有七八个律师，还是从司法局抽调的干部当律师。”耿兴允说。　　惠利名一直在渭南二监服刑，经过3次减刑后，于2000年元月刑满释放。惠利名出狱前3年，也就是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做出修改，废除了流氓罪。　　出狱后，惠利名没在西安多呆一天，收拾行李直接南下广东，先在昔日狱友开设的一家电子线路厂打工，此后辗转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在广东期间，他一直对所有人隐瞒自己的历史，“讲到那一段就跳过去。” 　　1980年代，惠利名个体摄影生意一天的收入比当时人们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经历了牢狱之灾之后，如今年过半百的他在一家灯具厂做一些行政管理事务，每天收入50元。惠利名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被捕前就离婚了，至今再未婚娶，膝下无子。他的户口仍然挂在西安父亲的户口本上。　　惠利名现在节衣缩食，准备存些钱，等10月份父亲八十大寿时回西安为父亲祝寿。最近他的父亲给他打电话说，“你还是回西安吧，死也死在西安啊。”惠利名嘴上答应着，但内心却非常坚决，“我不可能回西安了，我厌恶那个城市。我肯定死在外面。” 　　对于未来的生活，惠利名并无打算，这个在1980年代十分时髦的人，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黑瘦的中年人，“听天由命吧。”他说。惠利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身后的公园里放着音乐，成群结队的人在音乐下跳舞，腰身扭动，灯光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