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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创业公司“剪电线”的无良行径引发业内口诛笔伐，其实创业圈更像是一个江湖，鱼龙混杂，不光国内如此，美国硅谷也不会例外。日前，一位名叫佩妮•金（Penny Kim）的美国用户在Medium网站上分享了她被一家硅谷科技创业公司欺骗的经历。腾讯科技对其原文进行翻译整理，希望能让更多人从中吸取教训，创业或是给创业公司打工的路上少走些弯路。以下为文章全文：（全文共10143字，阅读完大约需要20分钟）讲出我的故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每每回忆此事，我都会感觉尴尬、愤怒、后悔。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教训，这样一来，其他人在选择为一家创业公司和新成立的企业工作时，或许也可以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危险信号。本文的所有内容均真实可信，这一切都是在过去4个月内发生的。但为了保护当事人，文中所有人物均采用化名。咬食上钩故事开始于2016年5月，我当时住在达拉斯，却在Angel.co上寻找湾区的工作机会。我申请了x创业公司的营销总监职位，很快收到了CTO的面试邀请。我在洛杉矶参加了最初的电话筛选——我当时恰好在那里——他让我第二天飞到圣塔克拉拉克去见面。但机票费用由谁承担并不明确，所以我问他们，这笔费用由谁来支付？那位CTO让我订机票，并告诉我这笔费用今后可以报销。虽然我有些迟疑不决，但还是盲目地相信。我认为，从Angel.co上找到的公司应该不会欺骗我。第二天，我来到x创业公司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们的联合创始人和8人组成的小型开发团队。 CEO迈克尔（Michael）进行了自我介绍，他说自己是一家成功的国际采矿集团的老板，还是一名百万富翁级的投资者，而且在摩根大通当过分析师。CTO查理（Charlie）大学一毕业就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前几年卖掉公司后加盟IBM。他们二人都在着重强调自己的经验，而没有重点介绍产品（我后来发现,他们在会见投资者时也会反复使用这种伎俩），但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可行，我也很愿意参与。他们告诉我，我的营销预算是400万美元，并且全权负责建立自己的团队。他们看起来都像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都很值得我信任。但查理后来的一段话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新招聘的员工是否有试用期时（我之前的雇主都会采用这种做法），他说：“没有，因为我们招人快，炒人也快。” 我不知道应该更看重这句话的哪一部分。危险信号1：当有人说他们“招人快，炒人也快”的时候，不要怀疑，立刻走人。面试结束后，他们带着我和其他团队成员一起去吃午餐，还让我制定一份高水平的第二轮营销计划。第二天，我通过邮件收到了机票的报销支票，我还对营销团队成员发表了主题演讲，然后就收到了录取通知。我们之后对雇佣合同展开了几次谈判和修改（写这份合同的人显然没有人力资源经验），最后达成一致：我获得1万美元签约奖金（安家补助）、13.5万美元工资和股权；如果我有充分的理由离职，便可获得3个月的遣散费（所谓充分的理由，指的是职责/薪水变化、公司搬迁范围超过50英里、停止运营或公司的市场重点发生变化）。这份待遇非常不错，而我也一直希望搬到加州。经过最后的核对后，我签署了协议，便前往日本开启了之前已经计划好的度假之旅。危险信号2：如果条件好得让人难以置信，那多半都不是真的。在日本时，CEO我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在度假），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起草一份用户获取战略。为了显示诚意，我不顾他们这种模糊不定的公司文化，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和信息满足了他的要求。我去日本时没带电脑，所以只能写在笔记本上，等到回家后再打出来。我还给该公司设计了新的名字和logo，因为原先的名字不利于SEO，而他们希望打造一个招聘平台。我的首要任务是品牌规划。但我后来发现我初步工作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400万美元的营销预算，而我的规划则是基于这一预算设计的。危险信号3：有些人会得寸进尺。他们会不断试探你的底线，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些东西。随后的事情进展很快，我卖掉了所有东西，把处理不掉的东西都打包了。在还没有安顿好之前，我把猫咪交给我的男友照看一两个月。我离开了至少住了6年的公寓，离开了至少待了12年的城市。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我终于带着一车的箱子来到了圣塔克拉克，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与LinkedIn竞争我7月5日开始了第一天工作，进到办公室后，我发现里面有17名员工。6月和7月两个月间，这家创业公司又招了9名员工，包括一名年轻的社交媒体经理——在我来到公司之前，她负责自由部署各种营销事宜。我在面试演讲时就见过此人，她是我作为营销总监应该招募的团队成员。可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在没有跟我沟通的情况下就招聘了此人。更有意思的是，她竟然在社交媒体上把自己的职位写成了这家创业公司的“首席营销官，”。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未来必然碰到各种挑战。危险信号4：如果你是管理者，而公司却在没有跟你沟通的情况下聘用了你的直属下属，这些人或许并不称职，甚至会与你竞争同一个职位。我们有8名持有H-1B签证的中国员工从事开发工作，他们的工作经验有限，但都谦虚好学。他们最终也成为受害最深的人。我们还有3位新招来的业务开发人员。其中一人很快跟我成为了朋友，我把它叫做布鲁斯（Bruce）。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人都是我们的CEO从走廊对面的另外一家创业公司挖来的——我们的CEO需要很多朋友。从本质上讲，他们招来的是一帮兄弟，但却没有给他们明确的头衔。我很快把布鲁斯当成朋友（对他没有那么警惕），因为他像是个很真诚的人，很愿意帮助我适应这个新环境。危险信号5：如果你的领导者招聘员工时看重的不是专业经验或技能，他或许是个糟糕的领导者。来到公司的第一个星期里，我用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产品、目标和市场格局。公司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希望成为下一个招聘网站，他们的竞争对手包括Indeed、CareerBuilder、Angel.co、Zip Recruiter，当然也包括LinkedIn。他们有3种订阅收入模式: 可以向使用其产品的求职者、招聘官和企业收费。我花了好几天才搞清楚，我们并没有独特而强大的功能，而且似乎没有人愿意为可以在其他地方免费获取的功能付费。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无法就我们的三大卖点达成一致时，我召集了一次白板讨论会。当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时，突然感觉非常震惊。在白板会议之后，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应该通过什么渠道来构建营销战略和塑造品牌。我会继续推广新的名字，但查理的选择最终胜出，我们在这个任务上浪费了两个星期。当时的目标是在3个月内，也就是2016年10月推出产品的测试版。危险信号6：如果你讲不出引人入胜的故事，你的产品就没有做好准备。接下来的一周，我要求与迈克尔和查理一起参加下一次投资者会议。我不确定的是：既然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也不确定他们会在会议上讨论什么。但我很想知道答案。我们的第一站是Venture Capital & Private Equity，那次会议让我大开眼界。当投资者让我的联合创始人介绍他们的产品时，他们却花了30分钟介绍自己的经历、能力和人脉关系。当我们终于展示的第31张关于团队成员的幻灯片时，投资者打断了我们。他问道：“你们有20名员工？你们的费用是多少？收入是多少？” 这是我从这些风险投资会议上学到的第一课：你的烧钱速度至关重要。他询问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取得进展，如何确认自己能够颠覆市场。迈克和查理无法给出有力的论证。现在回想起来，那位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或许已经比我们更早地看穿了他们。危险信号7：如果你的创始人总是乐此不疲地“拽人名”和抬高自己，他们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们那天会见的第二位投资者询问了与第一位投资者相同的问题，跟我们交流的时间甚至比第一位还短。我把这两次会议的笔记汇总起来，发给了业务开发团队。回到办公室后，我开始从头整理幻灯片，把总数压缩到10张。社交媒体经理杰西卡（Jessica）发现我参加了这些会议，但她却没有获得邀请后，显然非常沮丧。所以我把第二次机会让给了她。我内心十分清楚，那些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投资者不会在这个阶段重视我们，但这对她来说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可以帮助她更好地适应类似的会议。你会认为我这样的做是为了加强合作，凝聚团队。但她却认为这完全是靠自己争取而来的。在后来的工作关系中，杰西卡总是忽略我给出的各种优质建议，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上跟风发布海绵宝宝的内容，推广她那“不知所云的”文案，而这些文案中还经常夹杂着拼写和语法错误。我经常引导她发布相关的内容，教给她其她的社交媒体战略，但她却总是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那一套。工资拖延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面临资金问题，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如何出现的。但通过某些迹象可以判断，迈克尔和查理在我7月份加盟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的资金即将耗尽。所以他们一边寻找未来的投资者，一边尽量拖延时间。迈克尔负责团队每天的午餐，如果晚上和周末加班，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晚餐。我们的办公室很小，但还算得体——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会议桌周围，但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始终告诉自己，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我们租了新的办公室，原计划8月第一周班进去。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是私营航空服务SurfAir的会员，主要是为了让查理每个周末都能回到南加州的家里。一直到我加盟公司的第一个星期，工资事宜都由ADP负责处理，但迈克尔后来炒掉了他们。（或者是他们炒掉了我们？）对于这家创业公司而言，我加盟的前两个星期似乎一切正常。直到发薪日当天，事情似乎起了变化。我的第一笔工资发晚了。只有杰西卡、汤姆（6月刚刚加盟的新项目经理）和我在7月20日收到了现金支票，但其中并未包含我的签约奖金。我询问了此事，他们告诉我这笔钱会包含在下一张支票中。其他员工没有拿到薪水，我不确定究竟是何原因。我不记得曾经有人用现金支票的形式给我发过工资，所以我向公司索要工资单。查理说，在转入新的Gusto会计系统之前无法提供工资单。我不喜欢这个回答。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突然决定不再寻找公寓，而是通过Airbnb临时租了一套房子，并支付了8月上半月的房租。我当初带来的那一堆箱子仍然在汽车的后座上。这让我感觉不安。大约就在同一时间，我和布鲁斯谈起了各自的担忧。他对我说，他甚至把自己的5万美元个人存款借给了迈克尔。看到了吗？一家创业公司的员工把他毕生的积蓄借给了我们的CEO。这并非个例，另外一位业务开发团队成员鲍比（Bobby）显然也借给迈克尔5位数。我将信将疑地问道：既然他还有200万美元，为什么还要借钱？布鲁斯表示，迈克尔在海外的钱因为没有缴税而被美国国税局冻结，只有到开庭时才能解冻。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是毕生的挚友，他们几个月前才刚刚认识，凭什么这么信任迈克尔？我认为答案源于公司的兄弟文化，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要回自己的钱。危险信号8：如果公司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向员工借钱，那绝对不是好事。危险信号9：如果公司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有违法历史，你或许应该考虑另谋高就。一派谎言接下来的几周，紧张情绪逐渐蔓延。那些持有H-1B签证的人也开始担心——他们从6月15日开始就没有拿到薪水。很显然，这并不是第一次延迟发薪。由于再次拖延工资，有几个员工甚至要缴纳房租滞纳金。迈克尔把原因归咎于ADP，并表示这是他们终止合作的原因。这是否是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困境找的另一个替罪羊？很有可能。 7月21日至8月8日之间，他们每天都说即将发薪。最初的几天，他们说纸质支票通过UPS邮寄。但却迟迟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说UPS的支票取消了，因为这些支票肯定丢了，迈克尔将会通过电汇方式给我们发钱。他要求我们逐一写下自己的银行账号和路由号码。他每天都号称要去银行汇款，每天都会承诺到账日期，但却从未兑现。如果钱没到账，他就把错误归咎于我们的银行，让我们去跟银行联系。与此同时，他们还是让我们长时间加班，听从迈克尔的调遣。有一次，他我晚上11点给我打电话，跟我谈起了他的想法，还透露他无法认同查理的想法。他们每天都无法兑现承诺，而当我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相时，我感到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愤怒，对他们也越来越不信任。作为联合创始人，查理也提供不了太多帮助——她只是说迈克尔已经竭尽全力。我很难相信查理那么天真——作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合伙人，难道他自始至终都不清楚公司的状况吗？他们是在玩“好警察，坏警察”的游戏吗？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等到7月31号再来看看事情有何进展。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有15位员工已经一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还有3名员工两个星期没有发薪水，另有3名员工至今没有拿到签约奖金。这时，我开始让迈克尔和查理公布真相，让他们与团队成员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沟通。我先是简单提了一下，后来又发去了书面文件，但都石沉大海。我在邮件中写道：“我想了解工资拖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的签约奖金。我不清楚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银行汇款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还有其他我不了解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开诚布公地沟通，好让我们对自己的住处、个人存款等问题作出安排。毕竟，我冒着巨大的风险从得克萨斯州搬到这里与你们共事，是因为我相信你们和你们的产品。” 我还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就影响公司的问题展开沟通，这样就能提前规划，找到解决方案。” 但我没有获得任何回应。而那时已经是8月的第一个星期。保护自己我发完邮件的第二天就就来到劳工标准执行部（DLSE）提交工资要求。我之前从没干过这事。经过上一周的研究，我花了几天时间才做出这项决定。这是一个特例，因为我认为应该保护自己的权益——我抛弃了远在得州的生活，来到加州为这家创业公司效力。我一直没有拿到自己的签约奖金，那是我的安家补助。而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们却始终没有在工资问题上诚心对待我们。根据加州的规定，工资要求完全免费，而且受到政府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不必聘请律师，而如果我的公司发现我提交了投诉后开除我，便会被认定为打击报复，属于违法行为。为了完成手头的工作，我还得继续回去工作。当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的哥哥一起吃了晚饭。他曾经是一名律师，所以我跟他讲述了我的情况，告诉他我当天提交了工资要求。他现在也是一家创业公司的CEO，但他却很支持我的做法，还帮助我起草了一份发给联合创始人的邮件。邮件的主题是：我希望与他们进行沟通，看看我怎样才能继续在那里工作，并拿到自己的工资，以及我如何能以正当理由离职，并按照合同规定拿到奖金和补偿金，从而帮助他们减缓烧钱速度。但他随后的一番话却令我颇为沮丧：“这封信会有帮助，希望他们能把钱还给你。但我还是得提前告诉你：你恐怕拿不到一分钱。他们可能根本就没钱。就算他们有钱，也不值得因此打官司。”他之前在硅谷见过很多类似的事情。然而，他还是鼓励我继续待在湾区，也很愿意帮我把简历推荐给同行。大约就在此时，一直支持我们的两大投资人却在最后时刻放弃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跟我们的领导层有关。经过了日复一日的资金问题后，迈克尔和查理会最终承认，他们一直在指望这些投资人帮助他们发薪水。一旦迈克尔到纽约出庭，他的数百万美元就将解冻。收据造假 8月4日星期四是至关重要的一天。那一天，我的情绪被彻底击溃。那天下午，迈克尔给每个员工发送了一份PDF版的富国银行电汇收据，他在邮件中写道： “这是收据，我已经算进了你们半月薪水和签约奖金的纳税额。这笔钱会在今天或明天到账。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请注意我用黄色标出的地方。现在再来看我在谷歌上搜到的富国银行电汇确认函。下面是对比图由此可见，他们PS了一张通过谷歌搜索的图片，伪装成了真的富国银行汇款单，通过CEO的邮箱发给了17名员工。这笔钱似乎是从迈克尔在纽约的律师那里汇出的。但当我搜索此人的名字时，却没有找到任何信息。PDF文件底部的日期完全相同（我最后一次查看是在2016年），账号的尾号数字相同，预计到账日期也完全相同。我们收到这笔钱了吗？没有。另外，这张PS过的汇款单显示钱是8月2日汇出的，也就是我发信要求他们澄清事实但却未获回应的那一天。就连汇款时间戳都完全一样！我仍然没有得到工资单。无论是谁PS了这些文件，他肯定只有小学5年级的智商。但更糟糕的是，此人竟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想想看，公司的创始人宁肯捏造这些文件，也不肯告诉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没钱了。他权衡利弊后认为值得一试。后来，他不惜花费时间给17名员工每人PS了一张汇款单（或者他强迫其他人为他干了这件肮脏的事情。）他随后带着紧张的心情走进办公室，但依然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他拿到了钱已汇出的证据！他还说，如果钱没到账，肯定不是他的错，我们只能打电话跟自己的银行核实。我记得很清楚，迈克尔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他先给我发送了汇款单。我用邮件回复了一句 “谢谢你”。他看了一眼电脑，然后带着自满的微笑对我说：“我就坐在这儿。你可以当面告诉我！”我又当面说了一句“谢谢”。当天晚些时候，当所有人都因为收到汇款单松了一口气，甚至欢呼和打趣时，迈克尔低声说道：“看看那些中国孩子。他们拿到工资后真的很高兴啊！” 先来设想这样一番场景：焦急等待了一个多月后，你终于收到了一份确认文件，证明你辛苦工作赚到的钱已经汇出了。你此时有何感受？肯定很高兴，心中的阴霾肯定一扫而光，不是吗？你肯定希望庆祝一番。接着设想另一番场景：当你发现老板不仅对你撒谎，甚至把你当成傻瓜时，你又会作何感想？你的实习生发现了真相，确定了图片造假，然后把事实告诉你。你肯定会说：“不可能，没人会干这种事！” 之后，你进一步审视自己，一种恐惧感开始弥漫全身。你肯定感觉震惊，感觉自己要被压垮了。这些感觉我都有过。我感到绝望，感到怒不可遏。那天下午，我给联合创始人发去了我的律师朋友和我一同起草的邮件。我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玩弄。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我那时只是希望讨回公道，要回工资。危险信号10：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来看，用谎言争取时间和精心策划的骗局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混乱无序此后的事情进展飞快。我鼓励其他员工也提交工资要求。亚当和达伦（他们都是开发团队成员，也都是我的朋友）都提交了书面文件。他们认为可以信任杰西卡，并把退出计划告诉了她，因为杰西卡也曾经抱怨公司拖延工资，并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要离职。但奇怪的是，她第二天却改变了想法，不准备投诉公司。我们也很快了解了背后的原因。持有H-1B签证的员工感觉自己被套住了，完全无力反抗，因为是这家创业公司赞助了他们。但他们现在却身无分文，既绝望无助又压力巨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仍然相信CTO查理。他们认为，即使迈克尔是罪人，查理还是值得他们尊敬和信任。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除非查理离开，否则他们都会留在公司。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没有见过竟然有人怀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我也无能为力——这令人鼓舞，也令人敬佩，但同样十分令人悲哀。与我这样的职场老人相比，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似乎更加满怀希望，也更容易信任别人。我后来发现，布鲁斯是CEO安插在我们中间的眼线。要知道，他可是我第一个向其表达担忧的同事。我们发现他对所有同事都很友好，然后把他了解到的担忧和抱怨汇报给迈克尔。当亚当和达伦透露了他们要等到拿到工资才会回来工作的想法时，布鲁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迈克尔。迈克尔似乎也发现了工资要求一事，我相信你完全能猜出是谁走漏了风声。迈克尔威胁说要炒掉他们，而查理最终“让他们滚蛋了”。他们两个率先离开，我是第三个。打击报复当迈克尔和查理周四晚上收到我的邮件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查理回应说，我们会在周一进行沟通。他们知道必须要付钱给我和其他同事，否则就会有大麻烦。到了周五，我们都收到了迈克尔群发的短信： “嘿，伙计们。我很抱歉工资拖延了，也很抱歉大家因此承受了压力。今天放假休息，因为我们都需要时间用自己的方式来发泄一下。请好好享受3天的周末。我们周一再跟大家见面。” 我还是选择去办公室上班，除了那里我还能去哪儿？那天早晨没人在公司。亚当和达伦给我发了短信，后来也和另外几位开发者跟我一起来到办公室。我们一起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决定跟查理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他当时恰好在俄勒冈跟家人团聚。亚当问他，他认为迈克尔是否真的有钱？我们是否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查理说，他知道伪造汇款单的事情，但仍然建议大家等一等。当一位开发者问查理，他是否也把自己的钱投入公司时，查理说他投了20万美元支付了最近的工资。他的话是否属实？布鲁斯和鲍比的钱用来干什么了？我们的创业公司或许应该改名叫“兄弟救助会”。电话会议结束后，我离开了办公室，开车来到半月湾，希望理清一下思路。周一到了，我们收到迈克尔发来的短信：“大家早上好。我们还在等待授信额度。今天应该就有进展了，但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今天继续放假，我下午会尽快跟大家联系。我为工资拖延感到抱歉。感谢大家。” 危险信号11：如果公司不给你发钱，就不应该再去工作。这一次我还是决定去办公室。当我来到办公室时，杰西卡、汤姆和业务开发团队都已经在那里了。大家都表现得很怪异。没人跟我对视，他们还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肯定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信号，表明我在这家创业公司的命运已经有了定论。查理和麦克都在外面躲着我们（他们或许没想到我们会来）。我跑过去，希望能跟查理谈谈。他对我说，目前没有新的进展，我应该回家，等明天再来。由于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只能照做了。第二天是8月9日。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经过了同事的短暂沉默后，迈克尔把我叫出去谈话。我们走出门后，他对我说我这么做根本没用，他指的我“试图通过鼓励同事提交工资要求的方式来对抗他，借此毁掉公司”。他还指责我把别人的工作归功于自己。我估计你们能猜出来是谁从中作梗。我平静地告诉迈克尔，如果他因为工资要求解雇我，就会被视作打击报复，违反加州法律。而如果他想用其他理由（比如“能力原因”）解雇我，他完全有权这么做。但我有证据反驳他的说法，而且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仍要支付给我工资、奖金和补偿金。那周早些时候，我把我们的Trello任务板进行了截图（杰西卡当时篡改了内容，让人以为我什么都没干），我还把我们所有的工作沟通邮件都转发给了我自己，还包括杰西卡错误地发在公司Facebook主页上但后来又删除的消极评论（作为主页管理员，我会收到通知）、迈克尔每次承诺发工资的消息，以及他伪造的汇款单。如果说大家能从我的故事中吸取什么教训，我希望能让人们注意保留各种证据，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我收拾好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出门时刚好碰到查理。他显得更加专业，也更加亲切。我们甚至握了手，感谢彼此为对方提供了机会。他承诺会在能够支付薪水时通知我。我五味杂陈地离开了这里，既感到解脱，又满怀失望。然后，我向主管部门发去邮件，指控这家创业公司对我打击报复。最新进展我离开这家创业公司已经3个星期了。查理在8月18日给我发短信说，他已经拿到了我的工资单，让我交回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和办公室的钥匙。我如约来到了公司，他给了我一份签过名的工资单副本，里面详细列出了我的两份工资中扣除的税金。数字没有包括我的全额签约奖金和离职补偿。我必须要在法庭上向迈克尔争取这些福利。我想知道他们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我那个星期从山景城的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获得了面试机会，但工资没有谈拢。为了省钱，我在旧金山的一位朋友家里借宿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决定回到达拉斯，与亲友们团聚。是暂离还是永别？这取决于我的下一份工作。我甚至重新租回了我离开时的那套公寓——那套房子还在寻找租客，房东非常欢迎我回来。由于我卖掉了所有东西，所以房间很空，我得从头再来。但回到旧居，见到就久别的猫咪，还是让我感到一丝宽慰。如今那家创业公司已经启用了新的名字。杰西卡现在成了首席营销官，她仍会在主页上发一些段子，还会推送自己的日程，而且把我的贡献都揽到她的头上。迈克尔在8月22日炒掉了合伙人查理，埋怨他最近制造了一些麻烦，指责他“不会运营公司”，还吞掉了他的钱。我在想，查理真的被炒了吗？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局？他的LinkedIn资料显示，他仍然是该公司的CTO。他离开后的几天，他们跑到宜家购买新家具。那帮拿着H1-B签证的孩子还在那里。他们没有追随查理。到这时，这家公司出现任何事情都不会令我感到意外，这就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但我很庆幸能够及时醒来。我的工资要求和报复投诉没有撤销，我还会继续跟进。至于布鲁斯和鲍比，我不认为他们能要回自己的钱。我最后一次查看公司网站的团队页面时，迈克尔把自己的照片换成了牛头狗。这让我回想起来，他似乎一直都试图在网上保持匿名状态。我当时相信了他，以为这是因为他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号称自己跟名人和政治人物有联系）。他不希望自己的脸跟这个品牌扯上关系，他还聘请一家中国公司在网上删除与他名字有关的信息。如果你在LinkedIn或Facebook上查找他的资料，会发现他用其他图片代替了自己的照片。这家伙行踪诡秘，我甚至怀疑他的真名究竟叫什么。危险信号12：当你的CEO不想让自己的任何照片出现在网上，甚至聘请专门的机构删除自己在网上的各种痕迹时，他一定在隐瞒什么。总结人们在默认情况下都会彼此信任，并对别人作无罪推定。有人或许会问我：我当初为什么要从事这份工作？或者，在出现那么多危险信号时，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我想对这些人说：人的默认选择都是不放弃。事后看来，我承认自己或许可以避开这份烦恼。但最终，我还是冒了自己认为值得一冒的风险。我因此来到了硅谷，认识了很多有趣、聪明、才华横溢的人。能够努力工作让我感觉很好。我有幸坐在大牌风险投资家的对面，了解他们会问哪些问题。但我对待硅谷和创业公司的态度也没有那么天真。我了解了加州法律会如何积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我更感激达拉斯，因为这里有很多我原先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包括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包括宽敞舒适的空间，包括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我没有放弃硅谷，也没有放弃加州，我肯定也没有放弃那些好人。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遭遇我所遭遇的事情，但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请分享你的故事，让别人从中吸取教训。当他们遭到创业公司的欺骗时，不会再感觉孤立无援。

今年五月，我们收到一封邮件，来自一名69岁的美国老太太，叫做简•沃伦。她跟我说，她的丈夫30年前在中国家喻户晓，因为他要做地球上第一个漂流长江的人。但现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想在中国出版长江漂流的回忆录，出版社要她自费。她得了癌症，想最后来一趟中国，重走一遍长江，联系到的中国电视台找她要赞助，但她连机票钱也出不起。她对我们说：丈夫去世后整整20年，我都活在愤怒和痛苦中，没法谈论这事。你知道吗，这是唯一一次由“最高行政机关”批准的探险？ 1986年，在国务院批准下，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和简•沃伦率队漂流长江。为了争夺第一个漂流长江的荣誉，10多支装备简陋、毫无技术的中国队伍和他竞争。最终，中国人以10条人命的代价勉强漂完长江，第二年在黄河上又失去7条人命。而肯•沃伦的队伍在大水面前陷入猜忌，互相指责，终于分崩离析，他回国后便陷入官司，在破产中突发心脏病死去。让双方都付出如此代价、一度与振兴中华、女排五连冠、洛杉矶奥运会首金并列的“长江漂流”，却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次爱国主义运动。致命的误判 1983年，成都，一对美国夫妇在到处找人，他们已经待了一个月。在美国，一个华裔美国人骗他们说，自己可以拿到漂流长江的许可。为此，他们花费40万美元，带来了整个队伍和9吨的漂流物资。几番倒腾，美国职业探险家肯•沃伦和他的妻子简•沃伦，被介绍到了国家体委旗下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简称“体服”），体服开价80万美元，当时体服官员一个月的工资才40人民币。双方约定，肯•沃伦回国筹钱，并训练三名中方队员，组成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简称“中美队”），1985年8月正式漂流长江。这被美国报纸 USA Today 称为“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服”。肯•沃伦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漂流运动，却有漂流爱好者。西南交通大学的摄影员尧茂书偶然得知了肯•沃伦的漂流计划，这与他从小的梦想不谋而合。1979年开始，尧茂书就在金沙江试漂，到长江源头和虎跳峡勘察水情。回家后，他给体服写了封信，希望加入中美队，到美国接受肯•沃伦的训练。但体服只在内部筛选，拒绝了这个四川眉山的爱好者，并建议他不要漂。尧茂书也拒绝了体服的建议，并且他决定，要抢在肯•沃伦之前出发，成为第一个漂流长江的人。他对记者说：“中国人的长江，应当由中国人完成首漂！” 6月20日，尧茂书从长江源头下水，入沱沱河。临走前，想到万一自己牺牲，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难以再嫁，尧茂书做了一个悲壮的举动：他让妻子把肚子里4个月大的孩子打掉。就在尧茂书下水的同一天，美国俄勒冈州罗格河上，代表国家体委的三名中方队员褚斯鸣、张继跃和徐菊生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训练。3个月里，肯•沃伦带领他们下水12次，漂流了8条河流。为了筹钱，肯•沃伦几乎倾家荡产，他放下户外公司业务，到处借钱、选人、挑装备、拉赞助。主要赞助商是保险公司，条件是与ABC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长江漂流的纪录片。直到中方队员结束训练、即将回国时，肯•沃伦仍然没有凑足钱。他给体服打电话，称无法筹齐80万，请求取消原定1985年8月的漂流计划，推迟到第二年，体服同意了。 7月24日，漂行了1270公里后，“龙的传人号”橡皮船被发现扣在金沙江通迦峡的岩石上，尧茂书遇难，年仅32岁。俄勒冈的赌徒 1985年12月，在写给赞助商的信里，前橄榄球四分卫、探险家肯•沃伦这样评价尧茂书和他的后继者： “如果有一支中国队伍‘尝试’漂流长江，那体服对我们的收费很可能大打折扣……请注意，我强调是‘尝试’，因为狂热的爱国者们绝对不知道他们将遭遇什么。” “在六月份尧茂书疯狂的个人冒险之前，他通过孔庆文告诉我，他已经考察过800公里长江。但就像我回复孔说的，这毫无意义，我们已经极其仔细地研究了长江的坡度……尧茂书翻船处在沱沱河沿镇下游约600英里，他漂到了坡度在9英尺/英里的青藏高原边缘，落入落差60-100英尺/英里、白浪滔天的水汽中，尸骨无存。” “你记得（1977年）漂流恒流时，当时一支捷克斯洛伐克漂流队抢先我们两周出发，结果两名船员溺死，为我们这次探险增添了难度和戏剧性。” “中国队伍的出发时间很奇怪。那时，水位极低，青藏高原被雪困住，我确定他们只是想先我们一步。所以，我们一路上应该能替他们捡起倾覆的船只！” “总之，这几乎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 1985年年底，沃伦夫妇仍未筹够80万美金，申请降价，体服降到30万美元。双方签订合同：中美联合长江漂流将在7月初开始，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宜宾，全程预计2个半月。长漂结束后，体服授权肯•沃伦户外公司第一个来中国开展商业漂流。肯•沃伦挑战长江的主要武器是7条5.4米长、3.6米宽、可承重2吨的橡皮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漂流设备，用他的话说，“几乎坚不可摧”。中美队每名队员拥有上百种装备，仅服装就有40件，包括防寒泳衣、保温救生衣、保温防水靴等等，供应商有 Woolrich、North Face、Nike、UGG 等100多家，物资总重量超过9吨。肯•沃伦面试了每个队员，他向全队保证：“所有桨手都经过仔细筛选，有着极高的专业水准。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中美队在肯•沃伦的精心准备下，物资丰富，进展有序漂流长江时，肯•沃伦已经59岁，大高个，极强壮。他出生在大萧条中，富有运动天赋，读大学时拿到橄榄球和篮球双料奖学金。他酷爱读书，大学时主修历史，崇拜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打赢了美西战争，当上美国总统，卸任后又去非洲、亚马逊热带雨林探险，同时主张环境保护，建立起黄石国家公园。肯•沃伦常说，自己晚了一百年出生。他认同那个时代的探险家们。在35年数千次漂流生涯中，肯•沃伦的总漂流里程超过11万公里，无重伤、撤离记录，肯•沃伦户外公司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户外公司。他一生都保持锻炼，体力极其充沛。他强调团队合作、敬天、尊重河流，他认为河流孕育了周围一切生命，人与自然一体。每次出行，肯•沃伦都随身带个垃圾袋，把自己和其他游客的垃圾捡起来。肯•沃伦绝不认为自己在“征服”河流，漂流对他是爱好，也是他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方式。在他的船上刻着一句话：Go with the flow. （随波逐流）“不要和大水搏斗，你要顺着它走。”他告诉队员，“在河上你不能有任何投机、轻慢的心理，把自己交给河流，河流会保佑你。”基于这种哲学，肯•沃伦对漂流中最危险的事故，翻船，有着不寻常的理解：船是被浪打翻的，但当浪太大，把船灌满水以后，船就成为河流的一部分，就不会翻了，你反而安全了，“因为河不可能把自己翻过来”。一年后，在长江最致命处，肯•沃伦的这种漂流哲学将放大长江的惊险。工作之外，肯•沃伦只有一种消遣方式：喝威士忌。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他会在家里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喝一种叫 Canadian Clubs 的威士忌，他只喝这种牌子，每天如此。边喝边坐着聊天，他就放松下来了，他称作 Ken's Medicine （肯•沃伦的药）。就在出发前三个月，肯•沃伦处理了一笔医疗诉讼，在一次手术中，他的左肾被误诊切除。他拿到8万美元的调解金，不再追诉。为了漂流长江，肯•沃伦投入190万美元，他的公司破产。电视台的赞助不够，他不得不拿自己的钱投入到探险队中。家里电话停机、燃气被断，只能捡树枝生火。他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纪录片版税和日后中国的商业漂流上。但中美队多数人并不像肯•沃伦那么严肃、投入，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肯•沃伦小20多岁。年轻人们抱着来玩的心态，打成一片，很快有队员谈起了恋爱，还衍生出三角恋。抵达中国前，最后一次队伍会议，肯•沃伦问队员们还有什么疑惑。队员问他：漂流时，我们能在船里读小说吗？大院子弟活着的尧茂书默默无闻，但死后，他声名大扬，狠狠地刺痛了中国人敏感的自尊心。 1985年9月，《四川日报》刊发《长歌祭壮士》，第一次详细记录了尧茂书的漂流遇险。这篇重磅报道引得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人们反问：“龙的传人，难道就只一个尧茂书？” 8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枚炸弹。为了抢先美国人一步，1986年6月，国内自发组织的漂流队动身前往源头，他们毫无准备。一支从上海出发的队伍，到源头时只剩下一个人，这人挣扎到沱沱河，看了一眼才甘心返回。另一名武汉的漂流者，漂流船就是三只轮胎绑在一起，中间放一块木板，他也在源头附近被劝回。最后坚持下来的是两支漂流队。一支是洛阳漂流队（简称“洛阳队”），民间自发组成；一支是四川省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 （简称“四川队”），多家媒体支持，资金相对充裕。但两支队伍都没人漂流过。洛阳的队员多数来自洛阳市委和市政府大院。两院只隔了一条街，住的都是市委、市政府的家属，他们从小接受着“英雄主义”教育，却在最好的年龄赶上了文革，不是下乡，就是在街头闲晃。大院子弟天然抱团，是街头斗殴的一大势力。后来成为漂流队主力的郎保洛因为打架，多次出入劳教所。队长王茂军曾因失手杀人，到龙门煤矿背煤。副队长雷建生的父亲是洛阳玻璃厂厂长，副厅级官员，文革时被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来雷建生报考飞行员，所有环节都过了，最终政审被拒。没有受过正经教育，街头经历又给他们增添了污点，最后，大院子弟们多数进了工厂，郎保洛是胶鞋厂干部，报考法律系研究生失败，雷建生曾在轴承厂做干热处理工，王茂军在纺织厂做锅炉工。和他们从小崇拜的英雄相比，工厂的工作是那么碌碌无为，和“建功立业”没半点关系。他们的理想，“把锅炉烧翻了也没法实现，（还得算）安全事故。”王茂军说，“快憋疯了”。长江漂流就像一个出口，释放他们年轻时未能迸发的激情。尽管他们对漂流既无知，也没兴趣，家人更是不支持，整个队伍的训练就是在洛阳公园里划船，但他们还是出发了。1986年5月，洛阳漂流队背着家人、躲开体育局的堵截，偷偷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才到青海，他们就发现摸到长江源头都很难，更别提下水。一路上都是无人区，风大，干燥，队员嘴唇开裂，血流不止。脚下的路一会儿是冰冷入骨的雪水，一会儿是绵软的沙土，几次折腾，队员们脚都烂了。无人区生活食物也不够，洛阳队险些饿死。他们最开始不习惯吃炒青稞，后来掰开硬咽下去，吃了几天，嘴全烂开，稍不注意上下嘴唇就黏在一起。青稞也快吃完时，只能抓草充饥。加上高原反应，每走半小时，他们就停下来喘一会。没有大容量的储水装备，渴了就只能喝混着死牲畜味道的沱沱河水。长江在源头一段被称作沱沱河，沱沱河水小，橡皮船根本漂不起来，而且河岔多，拖不好就陷到另一条河床上。 6月24日，洛阳队终于到达沱沱河沿镇。他们得知，获四川省支持、人员众多的四川队同样在源头下水，而且，肯•沃伦的中美队也已出发，设备精良，船只众多。此后的江面上，两支中国队伍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但都把“漂在美国人前面”当作目标。和外国人抢时间的不止是漂流。洛阳队在曲麻莱县招待所就遇到一位画家，正自费步行考察长江，准备创作长达1127米的《长江万里图》，计划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完成。问及原因，画家说，他得知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到中国创作长1100米的《丝绸之路》萌发此意。又一个和外国人抢时间的人，洛阳队立刻邀请他上船漂流。洛阳队昼夜兼程，花了三周漂到玉树，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玉树的记者告诉他们，肯•沃伦6月30日到沱沱河沿镇，坐大卡车，只用了5天就到源头。他们听说，肯•沃伦是经验丰富的职业漂流探险家，漂过密西西比河、尼罗河、亚马逊等大河，为了挑战长江，他带来12条、价值10多万美金的船。洛阳队的装备是“104军用登陆艇”和橡皮圆筏，加起来才值6000人民币。这大大刺激了队员们。洛阳队开会，有人提议单船漂流，其余人上岸，但是密封船无法驾驶，商讨后觉得不妥。副队长雷建生又提议，单独放小敞船，直达巴塘，然而补给无法保证，也被否定。最后，大家决定仍放三只船，但让之前上船的画家等人上岸，再减轻装备，尽快抵达巴塘。牛仔与嬉皮士按原计划，中美队每天需要漂流80公里，相比之下，洛阳队用了一个月才漂到尧茂书遇难的地方，平均一天40公里。与20世纪早期的探险不同，长江漂流的一大任务是拍摄纪录片，电视台是最大的赞助商。摄制组听从制片人而非肯•沃伦的命令，矛盾首先出现在摄制组和漂流队之间。肯•沃伦要带队赶路，但摄制组希望收集更多的素材。快到激流处，船队就要停下来，摄制组下船选机位、测光，每次拍摄起码要选定三个机位，这都会耗费大量时间。队伍中，年轻队员大多也是抱着来玩的心态。“我们这么老远来漂长江，不是为了参加比赛的，每天跟苦力似的拼命划船。”但肯•沃伦是一个老派的西部牛仔，自称约翰•韦恩，这是美国最著名的西部片演员，他的角色诚实、保守，富有个人英雄主义。漂流时肯•沃伦从来不戴安全头盔，却经常戴着一顶牛仔帽。所有河流他都第一个下，所有危险他也第一个上。他严格按照合同去赶时间，“何况我们一路上已经延误了”。每天早上，肯•沃伦第一个起床，一个个叫醒队员。“沃伦劲特别足，因为这是他的项目，他的所有的野心、激情都在里面。”中方队员褚斯鸣说。他把肯•沃伦当周扒皮，每天天不亮就催他起床，天黑了还没停，停下来就要扎帐篷、打桩，人极累。两种探险心态和目的，造成越来越大的分歧。队里传言，ABC电视台给了已经破产的肯•沃伦一个条件：如果他能提前完成，帮助ABC节省人工费、设备租赁费，他将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这笔奖金与队员无关。这种心态上的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桨手托比身上。托比是肯•沃伦户外公司的员工，他称呼肯•沃伦为“爸爸”。前往长江源头时，托比害怕不敢去，便借口整理装备和食物，留在沱沱河沿镇。留守期间，中方队员逗他，给他喝啤酒，教他学汉语，“哥们”。“什么叫哥们，哥们就是，有什么东西都分享。”托比没上过学，他就把肯•沃伦的威士忌拿出来给中国人“分享”了。回到沱沱河沿镇后，肯•沃伦惊讶地发现，中方专门在广州给他买的威士忌，被托比喝得只剩1瓶。他大发雷霆，后来一犯酒瘾，他就非常难受、六神无主。托比负责的后勤也出问题，每次装的食品都不够分量。一饿，队里就互相指责，有美国人说，肯•沃伦偷偷藏着食物自己吃，或者说中国人藏着食物。在中方队员中，褚斯鸣英文最好，他听到美国摄影师抱怨：“中国人提供的罐头食品，比美国的狗粮还不如。”美国人也不信任中方队员的划船水平，不肯坐他们的船。过玉树后，中方队员要求自己划一条船，食物也分开吃。从沱沱河沿镇下水后第3天，美国摄影师西皮呼吸困难，脸色煞白。第5天晚上11点，西皮死于肺炎。托比和西皮一个帐篷，西皮死的那一刻，托比看到无数淡黄色的气泡从他嘴里冒出来。张继跃看到，哭哭啼啼的托比找到肯•沃伦，肯•沃伦没有安慰他，反而斥责他说：“哭什么哭！这是探险，弄不好下一个就轮到你。”在长江上游，下水后便是无人区，河边没有路。肯•沃伦打开无线电求助，结果信号无法接通，广播里听到的都是俄语。队员把西皮埋在岸边，在桨上拴了5面美国旗，纪念他在河上度过的5天，中方队员提供了1面中国旗。在西皮葬礼上，褚斯鸣鸣枪数响。肯•沃伦当时没有直接反对，但后来他对褚说：不该浪费子弹，那些旗子和桨也有专门的用途。美国队员把西皮埋在岸边，并挂了五星红旗，以示纪念西皮死后，队员更加恐慌，开始狂吃，每顿吃两、三盘食物，撑到几乎睡不着，早上赖床也更严重。肯•沃伦很生气，“好像如果不这么吃，他们自己也会死掉一样”，他更严厉地催促队伍加速漂流。抵达玉树后，美国人得知中国队伍已经在叶巴遇难。叶巴是玉树的下一站，恐惧进一步渗透到队中。队员们要求肯•沃伦下台，他们指责说，肯•沃伦对西皮毫不关心，对待队员态度极差，尤其是对托比，“像对一坨狗屎”。另一个由来已久的争执是，肯•沃伦禁止队员在河上和晚上十一点后放音乐，也不许他们在船上看小说。“没有队员把长漂当度假，但有些人意识到这事有多严肃时，为时已晚。”一名队员说。最终，包括托比在内的三名桨手和一名队医退出，乘飞机回美国，中美队继续漂流。开会时，不少队员畏惧玉树和德格之间“最危险的一段河流”，肯•沃伦说：“不可能。虎跳峡才是最凶险的水域，在那儿，光是勘察和架机器就得花两天。” 一路上，中美队不断发现翻船、断桨和橡皮艇碎片，褚斯鸣捡到过一根一米左右的塑料桨，“小孩在公园里坐充气船划着玩的”。他觉得好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 8月17日，中美队从玉树出发，逐渐进入长江最危险的江段。金沙江在3000公里的流域内跌落3000多米，长江即将显露它的威力和磅礴。叶巴滩遇难中国队伍更早感受到了这一点。进入金沙江，江面收窄，两岸陡峭，水流湍急，船队难停。洛阳队和四川队使用的都是小型橡胶船，吃水浅，碰到大浪极易翻船。更危险的是，江中密布礁石，急水流过，不规则的河道形成紊乱的漩涡，有的形成水湾，一旦进入便很难脱离。金沙江当时长江水文资料极少，队员们都将虎跳峡和尧茂书遇难处作为重点。随着在金沙江频繁翻船，洛阳队决定提前拿出为虎跳峡准备的特殊武器——碉堡式密封船。这是洛阳队发明的“特殊漂流船”，其形状如飞碟，周身封闭，呈扁圆形。人进入后，扎住入口，抱住气柱，靠舱内的氧气袋呼吸，很像抗日电影中的黑碉堡。两支中国队伍都认为这种封闭式漂流设备更安全，4名队员第一次进入密封船，顺利漂过大滩。人们对密封船充满了信心。密封船示意图然而，密封船远比它看上去危险。由于无法操控，人在船里只能听天由命，既不能躲避礁石，也停不了船。在老君滩，四川队进船前喝了壮行酒，结果过滩时剧烈颠簸，一名队员把鸡肉和壮行酒都吐出来。另一名女队员碰到呕吐物，也哇地吐了。于是，呕吐物在船里上下翻滚，粘了队员们一身。密封船的迷信在叶巴滩被打破。这是玉树往下第一个大型险滩。7月25日，洛阳队和四川队决定用密封船绑着敞船闯滩，当晚便翻船，7人落水。敞船上5人陆续找到，密封船内3人却失踪。几天后，接应队捞到了空无一人的密封船，都惊呆了：密封船中间撕裂，破开了2/3，像张嘴的贝壳。队员推测，大浪时3人困在其中，天旋地转，最后船体开裂，3人被甩出去后失踪。四川队翻船以后这是1986年的长江漂流中，第一次出现水上伤亡。搜救队伍进山，一无所获，失踪3人基本没有生还可能。出发前，洛阳队完全自发，提前商量好，生死自负。他们通知后方的遇难者家属，隔了几天，后方来电：“家属均正确对待”，队员们很受震动。但此时的漂流已经复杂起来。叶巴事故后，路透社、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人们开始知道中国的长江上，正展开一场惨烈的探险竞赛。8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赞扬漂流队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随后，四川省派了副指挥到前线，要求队伍的每一步行动都要报省里。洛阳市政府也派人来劝返，一时间洛阳队便要解散。更急迫的是，8月13日，巴塘县宴请洛阳队，席间官员透露，中美队已漂过玉树。洛阳队没想到中美队速度如此之快。“他们来了要超过咱……干脆，直接到虎跳峡，赌一次，咱们赌成功了，就行了；赌不成功就让人美国超过去了，也不难看。” 紧急磋商下，装备尽毁的洛阳队不顾劝说，直接跳过四川段，决定在最险恶、也是最著名的虎跳峡一搏。8月17日，洛阳队乘卡车前往虎跳峡，四川队也跳过叶巴，直奔虎跳。两支队伍还没到，几十家媒体就已经在虎跳峡等着了。新闻界的长枪短炮已架好，每个人都期盼着长江上即将到来的中美对决。杀手河然而，中美队到不了虎跳峡了，他们在叶巴经历了最恐怖的一段水上探险。 8月29日，阴天，队伍先派独木舟桨手夏普去勘察水情，独木舟轻巧，易停，可以贴在河边蹭着走，适合开路。夏普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景象：前方河道有一个极深的大水洞，将下游30米的水都吞入其中，中美队的船会“直接掉进去，完全消失”。夏普对船队说：“我的天，这个洞太大了，掉进去就死定了。沿着河边走，你们也许能挤过来。但你们必须先勘察。” 河边山高崖陡，一直走到下午3点，中美队才在右岸找到能看到水洞的地方。肯•沃伦判断：水洞右侧有水流流出，应该向右划。这天，摄制组架设机器又花费大量时间，下午4：30，中美队出发。现在的叶巴大水，摄于四川省白玉县盖玉乡叶巴村在当天的记录里，肯•沃伦写道：“我们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激流中，10.8米长、7.2米宽的船队被抛来扔去，如同玩具。”为了漂过大洞，中美队把4条船绑到一起，扎成一个菱形的大筏子，以增加浮力和稳定性，但最大的浪起码有两个船队那么高。褚斯鸣惊悚地发现，虽然船绑到一起避免了翻船，但由于载水多、船极重，没人能停住船了！所有人只能跟着水走，充满气的橡皮船绑在一起，互相摩擦，发出怪异的声音。 “非常窄，非常多的弯曲，走几步就拐弯，走几步就拐弯。转弯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有一种心理暗示，如果转过去一看，My God！河没有了，前面是一个断面，特别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它下面断得有多深，它可能只有2米，问题不太大。但你在上游是看不见下游的，所以就看见往上溅的白色的水花，那河就断了，似一条线断下了。 “就停不住，非常可怕，最后那段谁都不说话，就听着橡皮的声音、溅的落水的声音，就好像变成拍电影的慢镜头一样，把个别的声音抽出来，别的声音就空了。所有的注意力都盯着下面看是什么，很自然地没人说话，谁的心里都特别紧张。有一种特沉重的气氛压在那儿。阴天，走了好长时间就是这么个状态，那天是心理折磨很厉害的。 “那段时间就特别集中地一直往下，你就停不住。它就一直特别窄，一直往下不停地跌，跌水，就只能走，所以就特危险。如果有类似虎跳峡那么一个东西，那么下去，就玩完了。由于是首漂，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况，谁也不知道叶巴大水到底是什么样的，中方怎么死的不知道。所以那个心理阴影一直在。” “房子那么大的水”向中美队打来，船队被掩埋在浪群中，队员们多次落水。褚斯鸣和张继跃落水后，河里全是涡流，就像“被扔进洗衣机里边搅”，两人拼命扒住船的救命绳才没被甩下。这时，美方桨手安索看到：“洪流像褐色的被激怒的巨龙拼命地摇动着，似乎想甩掉自己身上的虫子。褚斯鸣和张继跃奋力扒住筏子边，浪头把筏子顶得几乎要竖起来，又跌入水中，划过搅成旋涡的水洞的边缘……绞在一起的胶皮、筏框和水摩擦的声音让人胆寒。” “此时，浪花冲向两侧绝壁，愤怒地卷回来，被扭曲，被击碎。我们像软木塞一样被甩出去……水波的声音和筏子的吱扭声搅在一起，其他声音都听不见，就好像火车穿过隧道时的情形。筏子里灌满了水。” 失控的船高速下行，水流巨大，似乎置身海洋之中。在最大的激流处，肯•沃伦告诉桨手们“停止尝试”。第二年再度随肯•沃伦去印度漂流的夏普观察到，肯•沃伦在无法判断水情时，就会转向自己的漂流哲学："go with the flow" （随波逐流）。“与其说他相信人的机巧和好运，不如说他坚信人在全心全意把自身的命运和江河万古奔流的必然，毫无犹豫地结合到一起去后，冥冥中会有超自然的力量保佑你。”30年后，褚斯鸣这样理解肯•沃伦当时的指示。于是，在关键时刻，肯•沃伦让桨手们放弃了与河流角力，相反，他让满灌着水的船队半沉在河流中，“变成河的一部分”，随着河流急速下行。翻船的危险避免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瀑布的恐惧。正在这时，前方出现一块巨石，船无法躲避，肯•沃伦的船骑到石头上，船底被拉开一个大口子，水开始涌入，船逐渐下沉，但肯•沃伦并没有立即意识到。突然，本来半个身子就在水中的肯•沃伦发现脚底没有船了，他和桨手安索掉落水中。他迅速反身抓住旁边一条船，船速极快，他没有时间爬上来，只能死命抓住，队员们大呼：Hang on for your dear life! （拼命抓紧了！）褚斯鸣在后船，惊涛骇浪继续往船队打来，“站起来就被甩下去”。他紧抓住船，完全无力把肯•沃伦拉上来。眼看着前方河道有个急弯，拐弯处一块大峭壁棱角向外，水冲着船就往峭壁走，失去控制的船直奔峭壁而去。肯•沃伦和安索此时还在死死地抓着船边，大半个身子都在水里，头朝船内，峭壁上突出的大石头正对着他的后脑勺。褚斯鸣准备闭眼了，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的脑袋被挤瘪。万幸，过弯时，撞向峭壁的激流又撞回来，回水的力量把肯•沃伦的脑袋往回推了几十厘米，肯•沃伦的脑袋几乎擦着峭壁过去了。褚斯鸣越想越后怕。“他要是看到（峭壁），他肯定害怕了，肯定觉得会被碾碎在里面，肯定会松手，松手这船就走了，他们俩就废了。就是他们俩不知道，傻乎乎地拼命在那抓着抓着，就冲下去了。” 一直等水稍缓，褚斯鸣赶紧窜出来，把肯•沃伦二人拽上来。他第一句就说：Congratulations. （祝贺你）肯•沃伦问：祝贺什么？褚斯鸣说：你离死只有这么远，刚才太危险了。大筏子靠岸后很久，驾驶独木舟的夏普才划到，靠岸后，他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说：Is everyone here? （都活着吧？）这一晚，不需要催促熄灯，每个人都精疲力竭，迅速睡去。四名队员受伤，部分摄像设备被撞碎，船只受损严重。“长江拿走了它的过路费。”肯•沃伦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误解与逃生 8月30日发生的事是一连串误解，最终导致这支立意伟大、准备充分的探险队，还没有到达虎跳峡，就分崩离析。第二天醒来，惊魂未甫的摄制组和桨手找到肯•沃伦，告诉他不想再漂了，要就地扎帐篷、等待救援。尤其是主力桨手罗恩，他被前一天的水情吓坏了。队伍在河边等了一天，这时，负责勘察水情的独木舟手夏普坐不住了，他要划到下游看看。夏普在摄制组中职位最低，但他坚强果断、自有主张，在漂流前他听说一天要漂80公里，就认为不可能，“这让我不信任肯•沃伦的领导”。夏普划到下游后，又逆流划上来，他带回来的消息打击了所有人：下面的河流比之前还要凶险。“我看到队伍士气低落，肯也不打算继续。”夏普心算出食物储量撑不了几天，“这时我的角色变了：我是队里唯一的独木舟手，也是唯一有勇气的人。”他把船划到对岸，然后弃船向深山徒步，他要去找救援，然后“带着修船工具，回来继续漂”。但夏普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其他队员，在他们看来，夏普害怕逃跑了。连贴边走的独木舟都过不了，只能从河道中间过的大筏子就更不可能，队伍更恐惧返回水上，只幻想空中救援。直升机成了全队的梦魇，三天时间里，每个人都在望着天空，寻觅直升机引擎的声音。当导演把发电机打开时，队员们开始大喊：直升机！直升机！连负责联系空中救援、最清楚不会有直升机的褚斯鸣也出现了幻觉。探路时，他在山上把水花声听成螺旋桨，心想：“坏了，直升机现在来了，把他们接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搁在这儿了。”然后拼命往山下跑。到后来，他听什么都像直升机，动不动就抬头看，直升机来了没有，“狗屁都没有”。第五天，三名队员沿陆路勘察水情，回来后，桨手罗恩对肯•沃伦说：下面的河可以漂，他会尽快修好船。两个小时后，肯•沃伦走到罗恩的帐篷检查修船进度，他口袋里揣着录音机，罗恩接下来说出的话震惊了他。 “我骗了你，肯。河流很危险，我不想再回去了，我想等直升机救援。”罗恩情绪崩溃了。这不是罗恩第一次情绪失控，他有情绪躁狂症状，在玉树，就是他大吵大闹，要求肯•沃伦下台。后来他又第一个和解，哭泣着和肯•沃伦拥抱在一起。他情绪波动极大，等肯•沃伦走了以后，他又和队伍分析，认为此处徒步实在困难，反而往下漂了一天才上岸。 “好。”肯•沃伦回答。 “你没生气，我真高兴。” 肯•沃伦心里想：“我生气？罗恩，妈的，我为什么要生气？你这个疯疯癫癫的混球。我现在就这么跟你们打交道。” 但他还是说： “当然，没问题。” 在队里，罗恩的划船技术仅次于肯•沃伦，同时他还是修船专家，所有的船架都由他制造。肯•沃伦没法单独操作一个大筏子，如果罗恩不去，有一艘船无人能划，再遇到大水就加倍危险。肯•沃伦也深知罗恩的反复无常，加上从白玉县出发已经漂了6天，他误以为离下一个接应点很近，走出去会很快抵达。于是他找到褚斯鸣，三名中方队员一直服从他的指令，“队长说什么就做什么”，是他在队里最后信任的人。在玉树美国队员哗变时，肯•沃伦曾说，“即便我们桨手只剩下中国人，我也绝不怀疑会成功。”确认了直升机救援不可能后，肯•沃伦先说：我出去勘察，要行我就回来再一起走。又说：褚，我一定要走，“就算这帮人都不干，哪怕我从美国找人接着漂，也要做完”。褚斯鸣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可能到美国找人回来漂呢？还没等他想明白，肯•沃伦就背包走了。叶巴附近是茫茫的原始森林，走之前，肯•沃伦对着录音机留下了对妻子简•沃伦的话：“由于我不相信他们，我决定走出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该死的、滑稽的恐惧已经穿透了这片营地……他们的合作精神每况愈下，勇气不复存在，只想着自我保护。没有团队合作，什么都没有，只是狗屎，完全的狗屎……” 出发后，肯•沃伦走到利于勘察的山顶，往下望，河流湍急，尽管他还想漂，但他觉得“不可能说服其他人继续了”。于是他接着走，带着对所有人包括对自己的愤怒徒步出去了。跟着肯•沃伦走的只有导演，导演说，如果肯•沃伦不回来，纪录片得有结尾。于是他扛着摄像机，一直拍到肯•沃伦孤独的身影消失在山那边，第二天导演又一个人回来了。肯•沃伦刚走，一个队员就跑来告诉大家：他不会回来了，“我掂了一下他的背包，起码有70磅重”。队员们跑去翻肯•沃伦的帐篷，整个长漂，肯•沃伦从不跟队员们一起露营，他会跑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有时甚至到对岸扎帐篷。这让褚斯鸣都觉得他孤僻，“好像你挺讨厌我们”。队员们拆开他的帐篷，看有没有留下信件，却发现了跳蛋和充气娃娃。中国随队记者没见过这玩意，拿着跟美国人捅着玩。大家把充气娃娃、防潮袋吹鼓了，写上SOS，往下游丢。肯•沃伦离开后，中美队又划了一天，才决定上岸徒步。摄像机、电池、镜头、胶卷和船只都搁在江边，只带吃的、帐篷、衣服和水。为了轻装，褚斯鸣把1985年肯•沃伦送他的牛皮皮带都丢了，换了绑船的一根绳子。他只带了自己拍过的胶卷和两本薄薄的日记。当时，全队的食物只剩下一点挂面和干白面，如果坐等肯•沃伦求援，非饿死不可。在山里徒步数天后，队员们终于找到一个村庄，掏出所有钱买了一头猪。结果没人知道怎么杀猪，队员们把猪嘴给捆起来，“想给它憋死”。这时候，信佛教的录音师走过来，漂流时，他每天都念佛经、给日本妻子写信。他说：这得等什么时候去！上去“噗”的一刀，把猪捅死了。一天后，搜寻了十多天的救援队也终于找到他们。出深山的路上，因为马不听话，罗恩的躁狂情绪又发作，他脱下鞋，拽着马笼头狂打马脑袋，大喊大叫。在他们抵达县城的半小时前，独自徒步出山的肯•沃伦也遇到了藏民村庄，他白皙的皮肤、新奇的装备吸引了藏民，很快，消息层层上报到巴塘县。肯•沃伦获救了。回到巴塘后，肯•沃伦宣告漂流结束。四川省某位领导告诉他们，中国人有“秘密武器”密封船，一直在陆上做接应的简•沃伦，在电视上看到了密封船，她说：“那不是漂流。” 宣告结束的当天，伴随着巴塘彻夜不歇的犬吠声，肯•沃伦在日记里写道：“长江的威力即便对一个漂流老手也难以描述……我们选的这些人，这些签了合同、要为长漂奉献的人，最终只关心自身安危。如果这次探险有失败之处，那就是缺乏决心和勇气。” 在日记最后，他说：“我说过，和长江峡谷的人们见面是这次旅途的全部，有太多太多的感人场景。但我最珍惜的时刻，是我孤身一人时……我也许再也见不到长江了。对于它的气势、力量、速度和湍流，以及这难以言喻的咆哮声，我满怀感激。” 虎跳峡决战 8月下旬，两支中国队伍赶到虎跳峡，他们并不知道肯•沃伦已经遇险。虎跳峡位于云南西北部，在丽江和香格里拉的交界处。峡谷在哈巴雪山、玉龙雪山之间，全长17公里，谷深水急。顺江而下，江心有三块突出的大石头，被划分为上、中、下虎跳，上、中虎跳间还有20多个特级险滩。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徒步圣地，早在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就撰文描绘过它。洛阳队和四川队犹豫了，虎跳峡的险恶远超想象：原本碧绿的江水，到桥头向东拐，跌进两座雪山的夹缝中，江面迅速收窄，三公里的峡谷陡峭、多碎石。当地人说，把砍好的木头从上游放下，过了虎跳，能捞上来的不过一半。要么被拍碎在江心的大石上，要么掉入水湾，几个月都出不来。队员们走半山的悬崖路勘探上虎跳，还未见水，就听到磅礴的水声。走近一看，跌水不断，巨石暗布，浪头激起有十米高，江水瞬间化成浓雾，赫赫水声震耳欲聋。人们互相说话，即使面对面吼叫都难以听清。在虎跳峡山路行走，如果听到轰隆隆声，人就要立刻缩到路内侧，紧贴石壁。经常有牦牛或者山羊滚落，轰隆隆滚下去，砸到大石上的一命呜呼，掉入江中的瞬间淹没。后来营救悬崖下的郎保洛时，一名四川记者就在山路上被落石砸死，年仅23岁。四川队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迟迟不下命令，一些队员开始反对冒险，他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一名四川队队员最开始偷了队内设备，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第一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 但是数十家媒体的记者等不及了，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你们太撇（四川话，差劲）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四川队队员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30年后，李大放对记者说。每天都有记者去询问队员，漂不漂，何时漂，《四川日报》记者找到洛阳队队长王茂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究竟漂不漂虎跳峡？” “怎么不漂？不漂虎跳峡干脆回家去算了！”王茂军说。记者又将洛阳队的态度传递给四川队，四川队也压力巨大。在把长江漂流从一个民间活动，推向全国性爱国运动的过程中，新闻记者的作用就像催化剂，无论结果好坏，都是他们“写稿的佐料”。1985年时，就有记者和漂流队员孔志毅找到张继跃，“大家一块搞个漂流队，我们记者可以给你摇旗呐喊。”张继跃拒绝了，水性极差的孔志毅溺死在叶巴滩。漂中遇难的孔志毅和万明记者也经常向队员们传递新消息，8月底，洛阳队在虎跳峡勘察，在一家小饭馆遇到两名记者，其中一名兴奋地向他们高喊：“美国队死了一个人！美国队也死了一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并不清楚细节，只是反复肯定说，错不了，死了一个队员，叫大卫•西皮。两岸民众也都知道了漂流，他们每天都来到江边，看哪方会先冲过去。洛阳队在核桃园村附近勘察，遇到村书记，书记都知道后面“美国队”在追赶，劝慰他们，一定可以先漂过虎跳峡。 9月4日，新密封船运到，洛阳队决定先把一条狗放进去，从上虎跳下水，“试漂”。结果密封船开裂，狗不知所踪。但这并不影响记者的“信心”。第二天，四川电视台记者告诉队长王茂军：“老王，你们当时如果坐人，也就过去了，狗不是人，它只能躲，人则可以抓船。” 躁动中，也有记者保持清醒。《渡口日报》记者戴洪芳就很不满激进记者的劝说行为，她反而对王茂军说：你们可不能听那些不负责任的记者，说些煽动的话，他们是为了写新闻，发报道，虎跳峡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干吗非要把命搭上？采访完，她让王茂军写几句话，王茂军写了：“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 / 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王茂军也要她签名，戴洪芳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王茂军一愣，这是之前极少见的赠言。戴洪芳说，“我没有豪言壮语，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你们。” 试漂船破后，洛阳队找不到合适的工具补船，就用补自行车的胶水，粘上丽江客运站送来的旧轮胎。此时，恰好在虎跳峡的重庆橡胶厂技术员赶来，他看着连连摇头，得知洛阳队要拿这艘船下水，他掏出五十块钱，塞给王茂军，转身离开。 9月10日，洛阳队雷建生等二人上船，当天冲过上虎跳，舱门连接处撕破，人没有受伤。各大新闻单位立刻发出报道：洛阳队冲过上虎跳！洛阳队士气大振，再次连夜补船，冲击中虎跳。舱门连接处不易修补，他们就把一块红色气垫床塞到裂口处，又用胶水反复加固。两天后，郎保洛和孙志岭上船，下水后第一个大浪，红色气垫床就飞出来，密封船撕裂成了半敞船。孙志岭失踪，漂过中虎跳后，郎保洛在峭壁边的大石块上岸，等候营救。中虎跳一死一伤，两队都停下来，全力营救郎保洛。这一过程被多家电视台拍摄下来，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各大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营救，郎保洛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9月16日，岩缝里的郎保洛被救出，举国欢腾。就在3天前，肯•沃伦宣布中美队结束漂流。“美国人退缩了，我们绝不退缩，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站在虎跳天险前，洛阳队对着吼声如雷的大跌水立誓。之后，两队都利用密封船漂完整个虎跳峡。漂完虎跳，两队立刻成为民族英雄，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疯狂追捧。洛阳队在云南大具县给船打气时，一名纳西族青年背着一筐梨要求入队，他说：“中国人漂长江，也应有少数民族一份。”招待所的服务员也要求加入。在长江上游第一个大城市渡口（现攀枝花），四川省委常委和洛阳市副秘书长带领的慰问团迎接。渡口市万人空巷，离开时，江边几万群众送行，把大桥上的一个围观群众都挤掉下去。一名少女突然跳入水中，向漂流船游去，没有追上，放声大哭。在狂热的民众面前，漂流队员明白，他们出名了。“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一名漂流队员说。成名与再战肯•沃伦和中美队的放弃，反而加剧了洛阳队和四川队的竞争，两队都要抢“首漂”荣誉。和洛阳市商量后，洛阳队直接派一队人乘汽车到武汉下水，两地同时开漂，直奔上海吴淞口。四川队措手不及，过了宜宾，长江便可通航，仅靠桨划，怎么也没法追上汽车。四川队开始强调“一寸不落”，派人去补漂之前在四川、云南跳过的4段江段。叶巴受阻后，洛阳队跑到虎跳峡，直接跳过半个四川，“一寸不落”正是它们的软肋。 11月，四川队的4只补漂分队赴四川、云南。在莫丁险滩，补漂队3人除一人在渡口后曾上船漂流外，其余二人都是第一次上船，之前一直在负责队伍的后勤和装备。结果船翻落水，3名队员全部遇难。这是长江漂流死亡的最后3个人，加上叶巴失踪3人、虎跳峡和白鹤滩遇难2人、病死的西皮和被飞石砸死的记者，长江漂流三支队伍共死亡10人。金沙江最后一搏遇难的三位勇士：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越往长江下游，欢迎群众的规模越夸张。每到一处，都有盛大招待宴会，并请到礼堂作报告。11月12日，洛阳队进入上海吴淞口，上海市委、市政府、海军上海基地、河南省和洛阳市的领导迎接，上岸后，手捧鲜花的上海市民簇拥着漂流英雄入城。队员们在同济大学做演讲，被学生的欢呼声打断。队长王茂军受上海电视台邀请，拍摄节目《真正的男子汉》，他特意刮了胡子，导演大为失望，“唉，我们拍的就是你那络腮胡……” 休整两天后，洛阳队乘火车返回河南，数千名上海民众到火车站欢送。次日，凌晨五点十七分，洛阳队乘坐的火车经过郑州，河南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在站台等候，看望路过的队员。上午九点，火车抵达洛阳，数万人涌入火车站广场。“汽车都开不动，老师也不上课了，人群把队员们抛起来。”一名亲历者回忆说。报道漂流的记者们也获得了他们的奖赏，他们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全国新闻摄影评选一等奖等奖项揽入囊中。接下来的一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里都挤满了漂流探险的人，他们希望用同样的方式沾染英雄的荣光。长江漂流的故事也被搬上荧屏，尧茂书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长江第一漂》，由春晚上名声大噪的朱时茂出演，洛阳漂流队的经历被改为电影《天鼓》，主角包括李幼斌、迟志强。长江漂流时，洛阳队就想过再漂黄河。在四川，一位小朋友问洛阳队队员：“你们漂完长江干什么？”队员回答：“漂黄河。”结果小朋友大哭，说：“都让你们漂完了，我长大以后漂什么？”队员们听完热泪直流。 1987年，洛阳队再赴黄河漂流，在黄河上，洛阳队坚持不用密封船，坚持“一寸不落”。但这一次，长漂时的队内矛盾公开并放大。组队时，郎保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模板，挑选了一批劳改犯、强奸犯、抢劫犯作为队员。《加里森敢死队》是1980年中央电视台引进的第一部美剧，讲述二战时一群囚犯在队长加里森的带领下建立奇功的故事。该剧播出后轰动全国，无数年轻人效仿，引发1983年的严打，该剧也被强行掐断。在黄河上游，这支“敢死队”与沿途藏民发生冲突，屡次动刀子。在达日，由于内讧，队伍自相残杀，一名队员被捅伤，一名记者在劝架时腹部被捅一刀。在拉伽峡，洛阳队强行冲滩失败，雷建生、郎保洛等4人死亡，这成为漂流的转折点。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的管理通知》，漂流立刻由“民族精神的弘扬”变成“过热”，中宣部下令，对漂流“不宣传、不报道、不支持”。但黄河上的3支队伍坚持漂完，最后以7人死亡为代价结束。等洛阳队到达黄河的入海口时，在场记者只有3人。长江漂流连同一起，被迅速忘记。 1986年，当漂流队到南京时，女排五连冠队长孙晋芳说：“你们不仅是不怕苦、不怕累，还要加一个不怕死！你们中间还有队员牺牲，我们非常感动，要向你们学习。” 但是今天，曾经一度与振兴中华、女排五连冠、洛杉矶奥运会首金并列的长江漂流，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长江漂流地形图褚斯鸣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很快面临西皮家人的诉讼。在玉树放弃的队员提前回到国内，接受采访，将肯•沃伦描述成一个恶魔，并对他提出指控。因为西皮的死，美国国内对长江漂流的报道绝大多数是负面。“他宁可踩着尸体也要首漂长江。”一则报道这么形容。 1990年6月，长漂4年后，法院宣判，否认了4名离队队员的证词，肯•沃伦无罪。西皮和医生伪造了一份体检报告，隐瞒了自己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史。西皮极其渴望参与长漂，但他的报社毫无合作欲望，停薪、不准假、不承诺保留工作，西皮想借此跳槽到华盛顿的报纸。肯•沃伦赢得全部6场官司，但欠下18万诉讼费。由于负面报道过多，他的漂流业务难以为继，他的公司和个人相继宣告破产，房产被出售。 6月的一天，肯•沃伦回家时，带回一束白色羽毛，他对简•沃伦解释：“对印第安人来说，白色羽毛是懦夫的象征。”他写了8封信，分别寄给4名在玉树退出的队员和4名从前的仇敌，并附上一根羽毛。 1990年12月，褚斯鸣正在准备出国留学，肯•沃伦对他说：褚，你不要急着来，咱们一起把漂流做完，我负责给你交学费。肯•沃伦再次获得体服的许可，一家日本的电影公司愿意赞助，褚斯鸣把张继跃、当年随队记者都喊上。当肯•沃伦的代表正在日本谈判时，1991年2月，肯•沃伦在家中突发心脏病死亡，享年63岁。褚斯鸣这样解释肯•沃伦对长江的执念：“曾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在人们心里有爱。人们因为爱而欲罢不能，于是被高山大河、深海太空所吸引，孤注一掷地去舍身探索，很像人在为情所困的极端处迸发出的不顾一切。沃伦从心底里挚爱长江，他魔咒在身，无法摆脱，只有以身相殉。” 褚斯鸣 1993年，当年的中方桨手张继跃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漂流公司，公司的一条经典漂流线路正是当年肯•沃伦看中的玉树到曲麻莱。在中国，漂流几乎只在公园以“激流勇进”的形式出现，远无法成为一项大众运动。张继跃的主要客户是日本人。接受采访时，英国才通过脱欧公投，日元升值，张继跃的漂流公司刚刚收到一笔汇款。他对银行的朋友说，缓些时候再把这笔汇款换成人民币。另一名中方桨手徐菊生，后来成了中国国家皮划艇队教练。在印度，肯•沃伦播下的另一颗种子却发展壮大。1985年，与褚斯鸣、张继跃同在肯•沃伦家里训练的一个印度年轻人，Shauket Sikand，回国后创立了印度第一家漂流公司。他介绍说，每年有10万人在恒河上漂流，他们公司占了十分之一。Sikand说：“在印度，肯•沃伦几乎被老一辈漂流家当作神。因为他，漂流才在印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提起被媒体称为“最后的伟大征服”的长江漂流，他说：“你不能征服长江。因为长江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他还很可能会继续存在几百万年。我们利用河流来抵达每个人，我们必须感恩长江。” 肯•沃伦去世后，带着一个孩子的简•沃伦生活困难、个人破产，法律不允许她拥有个人积蓄。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她每个月也省下90美元，租下一个储物间，把所有1986年的资料、档案储存其中。一直到25年后，从痛苦中恢复，她决定写下长江漂流的回忆录，书名叫《当梦想撞击恐惧》。在1983年因为被骗损失了40万美元后，肯•沃伦一度想放弃，但简喝止了他。“我不允许任何人跟我说放弃这个词，”她说，“现在，滚出我的办公室。”她在书里写道：“女人如茶包。把她放到水里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坚强。” 病故前有段时间，沃伦夫妇经济条件稍微好转，他们买了一座新房子。没多久肯•沃伦去世，遗孀简•沃伦申请个人破产，为了躲避债务，她必须卖掉房子。同年，褚斯鸣来到美国留学，暑假他想去看望简•沃伦。简•沃伦对他说：褚，你快来，这个房子我已经卖了。因为要让你看一眼，我跟房主商量了，他先不搬过来，再多给我几天时间。 1991年夏天，时隔6年，褚斯鸣又回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他来到简•沃伦已经出售的房子，房子里摆满了纸箱，大大小小的箱子已经分类，沃伦的个人物品已经打包封存。房子沿着河修建，前门通着道路，周围都是树林。简•沃伦对褚斯鸣说：我就等你来住两天，看一眼，这是肯活着时最想要的房子，他在这儿没住多久就去世了。褚斯鸣推开后门，有一条小河，河水哗啦啦地流过。每天，野鸭就顺着河流游过来，到这里上岸，沃伦夫妇会往地上扔许多玉米豆给它们吃。在树上，一个木箱被小石头拴着，拿滑轮拽起来，里面也装满了花生、玉米，小松鼠就顺着树跑来吃，吃完就走。这是肯•沃伦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在河边的房子，每晚，他枕着河声入睡，这个63岁的老人还想象着有一天能乘上他的 What's Next 号，再度拥抱白色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