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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越南新娘失踪的一个多月前，吴小明和他媳妇就被当地公安局逮捕了。领证三个月后，河北男人张正周的越南媳妇陈氏兰跑了。跑的那天，陈氏兰借口让张正周去超市买卫生巾，她在车里等。超市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一个黑衣男子在张正周的车前徘徊。不一会儿陈氏兰拉开车门，快步跑上了黑衣男子的车，扬长而去，前后不到一分钟。张正周的越南媳妇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介绍的。博主叫吴小明，他的媳妇也是越南人。为了相亲，2023年张正周和另外三个单身男人跟着“跨国红娘”吴小明夫妇去了一趟越南。两个月后，四个男人中的三个都带回了媳妇。本来以为终于完成了婚姻大事，可是没多久三个媳妇都跑了。男人们去吴小明家里打听情况，但只见到了他一问三不知的父母。早在越南新娘失踪的一个多月前，吴小明和他媳妇就被当地公安局逮捕了。根据起诉意见书，他们被指控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以旅游的名义骗取出境证件，为他人办理签证买机票，组织去越南相亲。目前，该案尚未宣判。几个男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自己遭遇了结婚骗局。至于到底被谁骗了，有人坚定地认为，吴小明夫妇和新娘是一伙的，只是警察没有找到证据。也有人说，新娘是“坏人”，而吴小明是“好人”，他唯一做错的事是不该让他们欺骗海关。▲监控视频里陈氏兰上了黑衣男子的车。受访者供图“给我也找一个越南新娘”吴小明和媳妇黎氏月有多个短视频账号，目前现存的五个，几乎每一条视频标题都会带上“越南”两个字。视频里，夫妻俩的生活很幸福，妻子爱吃肉，丈夫就让她随便吃，“我就是想吃肉才来中国的”，黎氏月用中文对丈夫撒娇。黎氏月还会告诉屏幕那头的“叔叔阿姨”们，越南女孩不图钱，只要爱她就好，“来中国，真的很幸福。”偶尔视频下面的IP地址会换成越南，画面展示着吴小明随媳妇回娘家的生活，他一边给“叔叔阿姨”们展示饭桌上摆着的螃蟹大虾，一边解释为什么喜欢来越南，“因为我什么也不用干，老丈人丈母娘把我伺候得很好。”几乎每条视频下都会有人求介绍越南新娘，“给我也找一个”“发个位置去找你”“还有喜欢中国的吗？带来一个”。给儿子找媳妇的“叔叔阿姨”也不少，有人自报条件，“我家是山东的，儿子是砖瓦工”，也有人想要联系方式，“我不会用微信，能不能要个电话。”2019年的一天，张正周的母亲把这些视频推给了儿子。张正周在直播间刷了一个价值289元的礼物，没过多久，他收到了黎氏月的微信申请。那一年，张正周31岁，家里养牛，父亲生病，自称在北方农村婚恋市场上毫无优势。在河北沧州，他相过几次亲，但总感觉人家对他“爱搭不理”的。和吴小明联系后，对方说找个越南媳妇很划算，会做家务，伺候公婆。一开始，吴小明拒绝牵线。他说给自己村里介绍过几个，因为各种原因整得挺不愉快。张正周不想放弃，他常带礼物去吴小明家拜访，也总给他直播间刷礼物。最后，吴小明松口了，称彩礼、介绍费共五六万元。但2023年疫情管控放开后，价格涨了。吴小明和他说，要想把媳妇领回来，得20多万元了。先签个简单的合约，缴纳机票、签证代办等各项手续费2.5万元，再把人带过去相亲。假如成功了，介绍费10万元，彩礼费10万元，其中彩礼费交由吴小明代付。虽然价格涨了好几倍，但彼时35岁的张正周比四年前更迫切了，他答应了下来。签证是两个月有效期，这一路上，张正周陆续认识了另外三个中国男人，其中一个是他的老乡，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河南南阳、河北邢台。他们通过同样的路径，加入了吴小明的“相亲旅行团”。和张正周的境遇差不多，他们也都年纪不小，北方农村人，经济条件差，自卑。起初的20多天，四个男人住进了黎氏月在越北的娘家，离首都河内不远。张正周看中了黎氏月的闺蜜，相处一段时间后，对方父母反对，不想女儿远嫁。在这期间，也有男人通过黎氏月的人脉认识越南女孩，但也都散了。后来，四个男人又被领着去了越南的南边，吴小明对他们的解释是，北边人富裕些，南边则差一点，想去中国的越南女孩多些。刚到没两天，他们就通过当地同一位媒婆，陆续相中了女孩。吴小明告诉他们，这位媒婆收了一人两万元的介绍费。多位受访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媒婆的女儿也嫁到了中国北方农村，丈夫不幸去世后，托吴小明介绍了现在的丈夫。张正周相中了21岁的女孩陈氏兰，“年龄小，长得还行。”接下来的20多天，他住进了陈氏兰家里，女孩和母亲睡一张窄床，他则睡在客厅的木椅上。张正周印象里，陈氏兰家很穷，父亲养虾，母亲卖饮料。家里五六十平方米，是政府帮忙建的，电器只有冰箱和电视。在越南，张正周没什么机会和陈氏兰单独相处，他只记得去逛过一两次街，买买东西，在他眼里，这不算约会。其余的大量时间，是待在家无所事事，偶尔两人在微信上沟通，因为在那里可以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点一下就能翻译。”其他三个男人也是一样的“行程”，相中女孩后，住进对方的家里，再接触接触。2023年6月14日，黎氏月发布的一条视频里，四位男性都带着越南女友出现在画面中，他们笑着感谢了吴小明夫妇，说和“媳妇”很幸福，老丈人、丈母娘也疼他们。确定了结婚对象，接下来是在签证到期之前办理手续，领回国。其中两名男性向新京报记者出示的证件显示，与他们结婚的越南女性，都是2023年6月办理的护照。当月，越南当地出具了一份婚姻状况确认书，证明女方为单身，此前未缔结过婚姻，确认书用于在中国进行婚姻登记。7月3日，女方拿到中国签证，此后在中国领结婚证。上述多人表示，他们中有一位王姓男子7月初在越南举办了婚宴。视频里，“新婚”男女穿着绣了凤凰的红色礼服，对着镜头做出爱心手势。那天现场留给张正周最深印象的是，新娘手腕、脖子、手指上都戴着男方购买的金饰，闪闪发光。但后来女孩反悔，王姓男子决定留下来，再找一个。其余三人均带着越南对象和她们的父母，回到了中国。▲张正周（左一）在中国的婚礼。受访者供图“跨国红娘”被抓在三个男人回国后，吴小明夫妇还留在越南。在这期间，河北省海兴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一直在找他们。一份材料显示，2023年7月19日警方立案。吴小明父亲回忆，公安人员去家里搜查证据时，曾让他代为致电，让儿子不要再给别人介绍外国媳妇，早点儿回来。近两个月后，9月12日晚上，吴小明夫妇回到沧州老家。他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是在9月13日早上8点，他说最近很累，准备退网。当天，吴小明去出入境管理局配合调查，此后因涉嫌骗取出境证件被刑拘。一天后，黎氏月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拘。10月19日，经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吴小明和黎氏月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逮捕。2024年8月，本案在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199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张正周回忆，在越南时吴小明曾告诉他们，别把介绍新娘的事说出去，只说他们提供翻译、换汇、办证服务。这也是吴小明在网络视频里的统一口径。上海隽宜律所律师郑莎莎告诉新京报记者，假如吴小明夫妇仅牵线，提供信息咨询和翻译，就不构成犯罪。《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属于行政规范，可以依据相关规定处以行政处罚，只有情节足够严重时才变更到刑事违法行为。然而出发前，吴小明给四人办的旅游签证，并提醒他们，要说是去旅游的，如果说去相亲，海关不让过。两位相亲男性回忆，那天过关时，他们对海关人员撒谎了。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隐瞒真实身份、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方式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属于应当认定为非法偷越国（边）境行为。郑莎莎解释，骗取出境证件罪侧重于骗取证件的行为，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更强调组织行为及对边境管理秩序的破坏。一份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类似案件判决书提到，“行为人骗取出境证件后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不能仅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定罪。根据刑法的规定，骗取出境证件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成立牵连犯，根据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应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黎氏月的原代理律师王敏杰向记者转述了该案检察官的意见，骗取证件是为了出境从事跨国相亲活动，符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构成要件。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越南相亲”关键词，发现2014年至今共有189份文书，有35起跨国婚介被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6起骗取出境证件罪，6起诈骗罪，19起不当得利纠纷。▲海兴县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受访者供图谁是骗子？本案的另一位相亲男性李建兵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51次“骗”。他认为自己无疑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2023年10月，在领结婚证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和张正周两人的越南媳妇结伴消失了。办案民警告诉他们，两个女孩是前后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出关的。两个男人努力回忆新娘消失前的征兆，自从到了中国后，新娘对他们就冷淡了起来，不再笑嘻嘻的，还经常闹点小情绪。他们都说，没有打骂过媳妇，因为好不容易花钱娶回来的，“宝贝得要命。”媳妇跑了后，李建兵曾收到她的微信，说出去打工了。李建兵回她，“我早就知道你们跑回越南了。”两人在微信中吵了起来，他回忆，在争执过程中，媳妇干脆“坦白”说她们就是骗子。但他拿不出聊天记录，说那段时间伤心透了，把和媳妇有关的一切都删了、销毁了。两个男人把媳妇跑了的事，告诉了同去相亲的另一吕姓男子。吕姓男子的父亲立刻将儿媳的护照、结婚证藏了起来。这段时间，公安机关曾找过她问话。她说，因为越南挣工资比较少，条件也不如中国好，所以和中国人相亲，之后收到彩礼费，金额相当于人民币4万元。对于其他两个越南媳妇为什么要跑，她表示不知道。可最后，这个媳妇也跑了。李建兵和张正周说，吕姓男子已经不和他们联络，后续维权都由其父亲代理，记者多次拨打电话，无人应答。而另一位在越南被爽约、逗留更久的王姓男子也在吴小明夫妇被抓后回国。据知情者透露，王姓男子在越南相过四个女孩，均告失败，他曾交给吴小明现金十多万元，至今未索回。新娘失踪后，公安机关进行过两次补充侦查，第一次针对吴小明夫妇是否涉及骗婚。原代理律师王敏杰告诉记者，目前没有在案证据显示吴小明和妻子参与诈骗。到底被谁骗了，这几个男人都表示“没证据”。但他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吴小明夫妇是“无辜”的，理由是在其与越南媳妇闹矛盾时，黎氏月参与过调解。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一伙的，“心黑得很，不然他为什么让我们骗人？”越南新娘已无法联络，也没有证据证实她们蓄意诈骗。至于为何要走，至今仍是个谜。据知情人透露，一个越南新娘曾对小姐妹抱怨，丈夫不让出门，连出去转转也不行。另一个越南新娘也对婚后生活不满意。她说，来中国后不习惯，结婚前男方说有房有车，但是发现房子是租的，经济条件也不好，觉得被骗了。陈氏兰离开后，给张正周留下了一句话“你骗我”。他问“我骗你什么？”对方没有再回。后来，张正周想起一件事。在越南时，陈氏兰曾问过他家里是做什么的。他用翻译软件说，养牛的。对方投来不解的眼神，他又把两只手放在头顶，学了一声牛叫，他不知道对方听懂没有。到了中国后，陈氏兰从未去过牛棚，他感觉因为穷，被对方嫌弃了。▲张正周和陈氏兰的结婚证。受访者供图━━━━━人财两空对于四位相亲男人来说，比谁是骗子更加确定的是，他们失去了真实可感的血汗钱。张正周在家养牛，年收入两三万元。李建兵在江苏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一年收入三四万元。除去交给吴小明夫妇的介绍费、手续费、彩礼费共20余万元外，这笔账单还包括，给新娘家里添置用品、给丈母娘家的红包和各种礼物、在越南的其他开销等。对于这两个家庭来说，这笔钱是两辈人的积蓄。公安机关第二次补充侦查方向是违法所得的金额。据知情人透露，这期间警方线上联络过那位越南媒婆，但对方否认与吴小明夫妇认识，也否认曾介绍对象给中国男性。律师王敏杰告诉新京报记者，违法所得的侦查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涉及现金交易、多人供述矛盾、海外账户难以查清等原因。北京盈科律所的冯娴英律师代理过多起涉外婚姻官司，据她介绍，同类案件中，通过跨国婚介结婚导致人财两空的风险非常高。一方面当事人极易掉入以“相亲”“结婚”为名实施的诈骗陷阱；另一方面，她认为通过跨国婚介缔结的婚姻，具有不稳定性。不同于在外留学、工作认识，自由恋爱结婚，短短的两个月旅游签期也难以深入了解彼此，一旦对方跑回自己的国家，不但人财两空，离婚也会变得异常艰辛。冯娴英介绍，假如一方不在中国，不愿积极配合，涉外离婚官司可能会经历起诉文书无法送达、对方不应诉、缺席判决等困难，最终会耗费两三年时间。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越南相亲”“不当得利纠纷”等关键词后，记者发现大多数判决认为，采取欺骗手段，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双方的居间合同无效，应予返还居间介绍费。但在这些判决中，也认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前往跨国相亲的男性委托他人为其介绍越南新娘，对此存在的风险应当有一定的认知，故自身具有一定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最终并非得到全款返还。假如单身男子想自行去越南相亲，应该办理什么签证？据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在官网发布的消息称，外国公民入境越南相亲，应由越方对象邀请和担保，获得出入境管理部门批准后，被邀请人向越南驻外国相应使领馆申请签证（一般为越南探亲签证）。王敏杰曾去越南驻华领事馆咨询，工作人员称，以上情况仅限于有明确的主体，即已经有了对象，去越南见面或结婚的情况。但在现实中，大龄男子可能没有途径认识越南女孩。郑莎莎提到，从法律的角度，这些付费跨国娶妻的男子，也破坏了国（边）境的管理秩序，假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可能会被处以行政罚款。一份高邑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一位姓袁的男子以出境旅游为由办理护照，去尼泊尔相亲，并将妻子带回国。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记者采访的两位相亲男性表示，他们没有收到处罚通知。郑莎莎解释，在实践中，确实存在有关部门考虑到情理层面，对当事人免予处罚。华东政法大学邱格屏教授在梳理77篇涉及越南新娘的判决书后发现，贫穷是导致娶越南妻子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发达，加上传统观念较深，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对传宗接代的重视程度，往往让自己无意识地忽略了收买越南女性为妻的风险。”在吴小明和黎氏月的视频下留言“想要媳妇”的IP地址大多集中在河南、河北、云南、安徽等地。吴小明的母亲也是越南媳妇，她也常出现在儿子、儿媳的视频里，和儿媳一样，被当作越南女人嫁到中国农村后幸福生活的样本。家里两代人都娶越南媳妇，更让一些粉丝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吸引了更多的单身男子和他们的父母涌入吴小明夫妇俩的账号。据吴小明的母亲回忆，她是上世纪90年代被越南人贩子迷晕，拐卖到中国的。其间她逃跑过一次，被公安局送到边境，在餐厅吃饭时再次被拐卖。那时她16岁，被卖给大她十多岁的吴父时，她也想过跑，但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一年半以后，她渐渐学会了中国话，又生了孩子，便放弃了逃跑的想法。吴父说，娶妻那一年自己33岁，头发稀疏，家里五个弟兄，条件实在不出众。娶媳妇花的5000元，也是一家人东拼西凑借来的。最开始，他甚至不知道买来的媳妇是越南人，人贩子骗他，姑娘是苗族的。后来看电视，媳妇看到胡志明很激动，他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也给儿子找越南媳妇？老俩口的回答是，他们是庄稼人，家里有两个儿子，哪付得起那么多彩礼钱。在吴小明父母焦急等待判决结果的同时，另外几个男人也在等着。“我就希望早点儿判，人早点儿出来，好把钱要回来。”张正周说，他搞不清楚该怎么离婚，以及怎么要回彩礼。现在他37岁了，“还是必须得找个媳妇。”他说。

所谓“Project Quantum”量子项目，如其名字所示，是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实施的一项鲜为人知的人工智能辅助试点项目，旨在帮助加拿大海关更有效的对来访者进行筛查。 该项目其实已经“秘密”进行了四年，期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量子项目"标记了13,863名旅客，并对6,182名旅客发出了“拒绝登机”的建议，以进一步评估是否应允许他们搭乘前往加拿大的航班。 这一项目其实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更有效地筛选入境旅客。通过分析大量数据和信息，AI可以识别可能构成威胁或违反移民规定的个体。 这一过程不仅比传统手工筛选更快速，而且可以帮助确保国家的边境和安全。 最近，两位准备搭乘Air Transat航班从伦敦飞往加拿大的乘客，在签证上突然看到了一条陌生的标记："based on quantum referral"。 尽管这两位乘客持有合法的加拿大入境身份，但在登机前却遭到了拒绝。 有媒体报道指出，这两名被拒绝登机的乘客原本计划来加拿大探望家人，而这位家人之前曾是难民。这两名乘客属于欧洲罗姆人，也被称为吉普赛人。 有人怀疑，正是他们的族群背景和家人的移民历史，导致了人工智能系统认为他们可能具有申请难民庇护的高风险，因此系统采取了行动，提前在国门之外排除潜在的威胁。 然而，正如许多技术应用一样，"量子项目"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担心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歧视或错误拒绝合法旅客入境。因此，一些人认为需要建立更多的监督和审查机制，以确保AI在边境控制中的使用是公正和合法的。 目前，加拿大已逐渐扩大了应用这一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测试的“航班”范围，从2019年的18个增加到2022年的32个。但具体在哪些航班或者以哪些标准来衡量，这些细节从并未被公开披露。 现今，人工智能已经在各行业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最近，加拿大的签证系统也已经开始引入人工智能。 但移民局强调，AI系统并不会直接拒绝申请或建议拒绝，最终的决定仍然由签证官做出。

在抵制前往美国的呼声中，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商家们最近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粉行动”——而“粉丝”，正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   面对加拿大游客因关税摩擦和汇率压力日益减少，美国西海岸的商家们干脆祭出“杀手锏”：从 5 月 9 日开始，只要你是加拿大人，加元就当美元用！ 也就是说，用加币直接享受 1:1 汇率折扣，等于给加拿大游客打了七折。 这项名为“为加拿大朋友敞开怀抱（Open Arms for our Canadian Friends）”的特别促销活动，由西雅图当地商家自发发起，意在表达对特朗普政府关税与领土威胁政策的不满，并欢迎加拿大旅客的回归。 “这不是我们对待邻居的方式，”西雅图市民领袖 Howard Wright 在接受 CTV 旗下 KOMO 新闻采访时表示，“我欢迎他们来，我敞开双臂。他们也许举着手肘（对我们警惕），但我们依然张开双臂。” 据介绍，从 5 月 9 日西雅图水手队主场迎战多伦多蓝鸟队起，活动正式启动。已有 30 家本地企业确认参与，包括酒店、旅游景点、餐厅、以及FRS Clipper高速轮渡公司等。 活动期间，凡是出示加拿大身份证件（如驾照或护照）即可享受加元兑美元 1:1 的优惠。甚至只要你说出一句地道的加拿大式“eh”，也许就能通过“口音认证”——这当然是玩笑，但也说明商家欢迎的诚意满满。   Ivar's连锁餐厅的首席执行官 Bob Donegan 笑称：“只要你出示加拿大身份证件，或者讲一句‘eh’，我们就认你是加拿大人。” 这一促销活动背后的背景也值得注意。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的高压态度，不少加拿大政界人士呼吁减少非必要赴美旅游与购物。BC 省省长多次公开呼吁民众重新考虑跨境消费行为。 而从数字来看，加拿大人似乎也确实“用脚投票”：FRS Clipper 透露，来自加拿大的游客数量比去年减少了 30% 到 35%，而美国本地游客的减少幅度仅为 7% 到 10%。 对于许多普通加拿大人来说，汇率早已成为影响旅行决策的重要因素。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加元和美元对等了，”来自 BC 省白石镇的 Lisa McClary 说道：“如果有机会去西雅图，又能支持加拿大的蓝鸟队，我可能会考虑趁这个机会顺便享受折扣。” 来自安省伦敦、正在维多利亚旅行的游客 Richard Williams 则更为直白：“做生意嘛，有时候就是要出点招。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5月2日周五，美国边境官员严查前往加拿大的每一辆车，导致大温一些口岸过境点的等待时间很长。从华盛顿州北上前往BC省的游客报告称周五他们过境需要等待很长时间，而交通流量似乎并不是造成延误的唯一原因。温哥华 CTV 新闻台和西雅图 KOMO 新闻台都和旅客取得了联系，这些游客表示，美国边境官员正在搜查每一辆抵达和平拱门过境点前开往加拿大的车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则把问题转给了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在向 KOMO News 发表的简短声明中，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CBP 没有证实它正在检查每一辆北上的车辆，也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如果有的话）导致周五加强了检查。 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只是在声明中说："作为国家安全任务的一部分，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对出境交通进行例行检查。”“这些检查是抓捕通缉犯和缴获各种违禁品的重要工具，以保证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华盛顿州交通部的一个交通摄像头显示，在和平拱门边境口岸前，似乎有一个警察检查站把前往加拿大的车辆集中在一条车道上。 以下是下午3点后的经和平门北上的交通摄像。 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CBP 的和平拱门过境点在线边境等待时间跟踪器显示，自上午 11 点起，旅客的等待时间为 40 分钟。 据 CBP 称，上午 11 点的典型等待时间不到 20 分钟。

人身伤害律师表示，由于卑诗省于2021年推出无过失保险法案（no-fault insurance），上周拉普拉普日（Lapu-Lapu Day）纪念活动时，致命车辆撞击事件的受害者将面临公平赔偿方面的重大挑战。 据Glacier Media报道，素里Panorama律师事务所的库苏哈拉（Ryan Kusuhara）指出，“对于所有受害者来说，这（保险法案）将对他们获得经济赔偿带来严重障碍。” 保险藉阻止起诉省下大量资金 省政府宣称无过失保险制度是帮助司机节省保险费的手段。而自那时起，卑诗省汽车保费确实降低约20%，卑诗保险公司(ICBC)也因此节省了大量资金，目前正在发放110元给司机的回扣，其中大部分是透过许多情况下阻止人们的起诉权利而获得。 卑诗诉讼律师协会（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 of BC，简称TLABC)从一开始就反对新模式。 协会主席菲利普斯（Greg Phillips）表示：“当我们被无过失责任制度的成本节约优势所吸引时，我想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失去对致命事故提出索赔的权利，这是一项完全独立的立法。” 现在，ICBC会支付预先设定的金额，而不管对幸存家庭的影响如何。 现在只能获得规定补偿金 在旧制度下，车祸死者的家人可以透过起诉，要求赔偿工资损失。菲利普斯说，这类案件对于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很重要。 “这是《家庭赔偿法》(Family Compensation Act)所允许的，”库苏哈拉说。 “现在，与车祸相关的家庭赔偿法案基本上不存在，你只能获得规定的补偿。” 他说，这些有限的补偿大约比旧制度的补偿少三到四倍。 库苏哈拉指，“这真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他估计，在拉普拉普日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只能获得数万元的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违反《刑事法》（Criminal Code）的行为，则有起诉豁免权。 但库苏哈拉认为，这不太可能获得与旧模式下等量齐观的资金支持。 若肇事者判有罪索赔将很漫长 假设肇事者被判有罪，或承认犯下《刑事法》规定的罪行。那么，家属将可启动诉讼程序，只要求赔偿非金钱损失，亦即任何痛苦和折磨，甚至惩罚性赔偿。 库苏哈拉同时指出，“但法院普遍认为，如果同一案件已经存在刑事定罪，则惩罚性赔偿并不适用。” 他表示，对于严重受伤的个人，提出痛苦和苦难索赔需要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而且为了规避无过失立法，对构成“灾难性伤害”的门槛设置得很高。如果此事最终诉诸法庭，任何赔偿都取决于被定罪的司机是否有钱，因为到那时ICBC就不再参与其中了。 “最后一件事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吗？”他指出，刑事诉讼可能需耗时数年。 菲利普斯说，拉普拉普日受害者似乎与许多卑诗省居民的处境相同，他们因ICBC的事故而死亡或受重伤，但却得不到足够赔偿。 “如果（涉嫌肇事司机）没有钱，就无法获得赔偿。你仍然需要透过ICBC来获得工资损失、治疗费或死亡抚恤金，而这些赔偿都是有上限的。”菲利普斯说。 此外，该宗悲剧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刑事诉讼如何进行，并指出可能会有精神疾病的辩护。 菲利普斯认为，这也可能影响受害者的追索权。 菲利普斯表示：“由于《汽车保险法》（Insurance (Vehicle) Act）第116条规定必须有『定罪』，而根据法律，因精神障碍被判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既不会被无罪释放，也不会被定罪，因此这项例外情况不太可能适用。” 公共安全厅回应，ICBC表示已经成立专门团队，为受悲剧影响的人们提供预先批准的治疗和收入替代补偿。最高金额为年总收入119,000元。 无过失保险设计者之一、省长尹大卫(David Eby)拒绝对此事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