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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是太炸裂了！最令人震惊的不是该印度男子的变态爱好，而是加拿大的法官和移民制度！ 据National Post报道，2018年，当加拿大永久居民纳文德·辛格（Navinder Singh）被发现手机里存有涉及儿童的恶性视频时，他竟然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他觉得那19段恶性视频很“搞笑”（funny），事后还对一名司法心理学家辩解称，这些事情“在印度是不一样的”。 图源：CBSA 辛格手机里的视频极其残暴 辛格最初是在2013年持临时外国劳工签证来到加拿大的。 2018年2月底，辛格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文件（他和家人一起）。但这些文件还需要移民官员最终确认。于是第二天，他们从阿尔伯塔省越境到美国蒙大拿州再返回加拿大，以此“插队”完成手续，这个漏洞被称为“插旗”（flagpoling）。 就在这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官员起了疑心：辛格持有一张一级驾照（Class 1 licence），官员怀疑是伪造的。 在接受调查时，辛格将手机交给边境官员，官员们在手机里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视频：涉及未成年暴力性侵和虐待，总共有19部。 阿尔伯塔省法院公布了调查结果，并描述了部分极其残暴的画面内容（具体细节无法公开）。 图源：CIC News 妻子求情 辛格认为传播儿童恶性视频并不严重 辛格随后告诉警方，他加入了五六个分享儿童恶性视频的WhatsApp群组。 有时，辛格会把这些视频给妻子看。他的妻子在撰写丈夫量刑前法庭报告的缓刑官面前表示，她对丈夫没有任何担忧，并称他是两个年幼孩子的“好父亲”。 然而，她同样显示出与加拿大社会的严重不相容：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连语言都没学会。她自2016年持工作签证来到加拿大，但与警方沟通时仍需要翻译。 后来，一名司法心理学家发现，辛格没有精神疾病、情绪障碍、焦虑、精神病，也没有恋童癖，无法用心理问题来解释他的行为。他告诉心理学家，他知道在加拿大传播儿童恶性视频是犯罪，但他认为“没那么严重”。 除了妻子，辛格在法庭上还得到了雇主和一位曾帮助他移民加拿大的朋友的强烈支持。 法官考虑移民后果：判刑6个月减1天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最不把罪行当回事的，竟是负责此案的政府律师和主审法官。负责检控的奥蕾莉·贝兰（Aurélie Béland）仅要求判处辛格六个月监禁——从实际效果看，这几乎等于对他行为的纵容。她甚至连法律规定的一年最低刑期都懒得要求——而这一最低刑期在2018年已被一名自由党任命的阿省高等法院法官降低。 然而，不公并没有就此结束。2019年由新民主党任命的阿尔伯塔省省级法院法官Gregory Stirling，本可以判处辛格比贝兰建议的六个月更重的刑罚，但他反而减刑。六个月的监禁本会让辛格面临更高的遣返风险，因为这会让他失去对移民局遣返令的上诉权。考虑到这会对辛格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后果”，Stirling把刑期减去了一天。 法官Gregory Stirling 图源：parlee.com Stirling在2021年写道：“我判处六个月减一天的监禁，以考虑判处六个月刑期将带来的严重移民后果。” Stirling的这一干预已经延缓了辛格的遣返，甚至可能彻底阻止遣返。 辛格收到遣返令后提出上诉 赖在加拿大8年 服刑结束后，移民官员以严重刑事犯罪为由宣布辛格不具备入境资格，并下令将其遣返——这本应是自动程序，却并非如此。由于Stirling的减刑，辛格得以上诉遣返令，并果断提出上诉。 案件于2024年提交联邦法院审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已被遣返，看起来仍在加拿大。遣返程序仍在进行中，他的下一次行政听证定于明年1月。当被问及辛格是否仍在加拿大时，他的律师拒绝置评。自他手机中被发现儿童恶性视频以来，已将近八年。 根据联邦法院的判决，辛格正在尝试以“人道与同情理由”申请留在加拿大——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本应完全不可能。他之所以有现实胜算，是因为在加拿大，取消被认定为不具入境资格的犯罪者遣返令的情况并不少见。 几乎在辛格接触制度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得到了宽待：他持有可疑驾照；妻子不会英语，却仍被引入永久居民通道；软弱的检控官因先例低开刑期，软弱的法官也同意；他获得了所谓的“移民减刑”；而当最终出现荒唐判决时，省司法厅长竟然没有上诉。 保守党议员提出法案 修补移民减刑漏洞 尽管保守党国会议员Michelle Rempel Garner提出了C-220法案，试图修补这一荒谬的“移民减刑”漏洞，自由党却予以抨击。自由党议员Guillaume Deschênes-Thériault甚至像论坛发帖一样回应：“没有任何研究、分析或司法厅长表明法院在错误适用现有判例。” 尽管像辛格这样的案例网上随手可查，他需要的居然是一份研究告诉他——他自己用眼睛都能看出来的事实。另一名自由党议员Kevin Lamoureux暗示，C-220带有“极右翼色彩”。 在辛格与加拿大制度的每一次接触中，他都获得了远超正当程序的最温和对待。这不仅是对受害儿童的巨大不公，也是对整个加拿大社会的不公平。立即遣返这类犯罪的外国人，以及纵容他们的家庭成员，本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果现行规则允许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些规则就应该被彻底推倒重写。

温哥华市议会批准的政策使东区可以建造最高32层的新社交住房和出租住房 经过三场情绪激荡且常常争论激烈的公共听证会，温哥华市议会今晚批准了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建议，进行东区分区法规的重大改革。新政策允许在东区建造更高的建筑，最高可达32层，旨在加快新型社交住房的建设，以替代老旧破败的一人单间出租酒店（SRO），并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房。   此次变化适用于两个特定区域：东区的核心地区，正式名称为东区/奥本海默区，通常涵盖围绕奥本海默公园的一到两个街区，以及位于主街上靠近邓斯穆尔和乔治亚高架桥南侧、托尔顿公园和未来新圣保罗医院校园周边的一个较小独立区域。 为了刺激更多住房建设，并促进收入中等的东区居民和家庭的健康发展，两地区的包容性住房要求也有所调整，从60%的社交住房与40%的市场租赁住房，改为20%的社交住房与80%的市场租赁住房。   为更好地获取联邦和省级资金用于新社交住房建设，符合高层政府的资助条件，负担能力的要求也进行了调整，从三分之一的单位按庇护所标准收费，改为20%的单位按庇护所标准收费，以及10%的单位在住房收入限制以下。 此外，市议会还批准了加强租户保护的政策，并放宽了重新安置SRO的相关规定。 综合来看，这些改变标志着自2014年由温哥华愿景党领导的市议会批准的东区规划的重大转变。近年来，这一规划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批评者认为该规划的规定和限制导致了该地区贫困、犯罪、公共秩序问题的严重加剧，以及心理健康、成瘾和公共安全的挑战。 然而，大多数发言者对这些变化表示反对，主要是东区居民以及活跃于该地区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家、倡导者和学者。   反对者认为，该计划将通过减少新建筑中所需的经济适用房数量和削弱对SRO租户的保护，导致更多的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现象发生。 他们警告说，允许在东区建造主要是市场租赁住房的高层塔楼将推高土地价值，使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更难为依赖福利或残疾补助的人建造庇护所标准的住房。批评者还提出了关于贫民区域化和社区丧失的担忧。 但是，市政府员工坚称，新政策框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加速快速老化的SRO建筑的替换，提高公共支持和非营利住房项目以及私人开发项目的财务和经济可行性。   市政府住房政策高级规划师埃德娜·曹在今晚的市议会结束发言中表示：“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增加社交住房，并加快以新独立社交住房替换SRO。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取代或减少该地区的低收入住房……这只是工具箱中的一项新工具。” 她补充说：“我们也听到了有关这些变化可能提升土地价值或过度激励私人开发的担忧。为了澄清，通过这些变化并没有提出任何同行私营开发的选项。没有计划建造公寓，也没有完全依赖市场租赁的项目。广泛的经济测试表明，这些分区变化不会使土地价值不稳定，并且高层政府的合作将仍然对于这些项目至关重要。”   这有助于应对不断上升的建筑成本、在这些地区建筑的财务风险以及当前对资金的依赖。 此外，曹继续说道：“SRO现在因火灾、老化和维护问题而关闭，未来几十年只会愈演愈烈。我们都知道，无法单靠一己之力应对这一危机。我们需要与所有合作伙伴、各级政府、非营利组织以至私人伙伴共同努力。因此，尽管我们继续追求理想，但现在我们必须向前迈步，做我们能够做到的好事。”   依据市政府的建议，ABC温哥华党的市议会多数经过5-4投票批准了这些政策变化。绿色党的市议员皮特·弗莱、COPE党的市议员肖恩·奥尔、OneCity党的市议员露西·马洛尼以及投票温哥华的市议员丽贝卡·布莱都反对这些变化。 反对的市议员提出的各种修正提案——例如，排除私人SRO物业不受新政策的限制，将建议提交市政府进行进一步咨询和评估——都被ABC党多数否决。 ABC市议员彼得·梅兹纳强调，联邦和省级预算不断缩减，意味着市政府必须寻找“新颖的创新方式”来替换那些通常“无法居住、不可接受”的SRO建筑。他辩称，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每一年情况都在不断恶化，人们正在遭受痛苦”，并补充说他在听证会中听到的是对过去策略的“加倍坚持”，以及“毫无尽头的更多咨询轮回”。 梅兹纳说：“这个社区的居民理应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无法在等待。”他呼吁提供“独立且有尊严的社交住房”，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社区。虽然承认社区中存在恐惧，他表示他支持市政府的计划，因为他相信“这将推动我们实现大家期望达到的目标。”   ABC市议员周磊表示，东区在“良好初衷政策”下经历了十多年，但结果却“让我们无法接受”，他指出“街道秩序恶化、公共安全下降、住房条件恶化以及小企业空置率上升”。他说，限制混合收入住房和保留低标准的SRO并没有带来稳定与尊严，反而加深了危机。 周磊表示：“这并非是关于流离失所，而是创造安全、复苏与长期社区稳定的条件。”他还补充说，社交和支持性住房必须“妥善管理、问责”，并辩称社区并非拒绝为弱势人群提供住房，而是Reject一个未能真正响应现实影响的模式。他表示，如果以往的方式能够奏效，“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而简单重复过去的做法并不是怜悯。 更多内容即将发布…

一家加拿大偏保守立场的智库根据一项全球指数，将加拿大评为全球第12个“最自由”的国家。不过，该机构同时指出，近年来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的自由程度都在下降。 图源：Postmedia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与美国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周二联合发布了年度《人类自由指数》报告。报告发现，到2023年（目前能取得的最新数据）为止，全球近90%的人，比2019年时拥有的自由更少。 菲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该报告的共同作者马修·D·米切尔（Matthew D. Mitchell）在新闻稿中表示：“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在限制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行动自由，以及使用稳定货币的自由。” 他直言，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研究所介绍，这项指数通过87项指标来衡量个人在生活选择和经济决策方面的自由程度，评估范围包括法治、安全保障，以及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等多个方面。 在参与排名的165个国家和地区中，加拿大根据2023年的数据排名第12位，与前一年持平。不过，加拿大的总体自由评分下滑了0.03分。 美国同样保持在第15位，但其自由评分比2022年的数据下降了0.04分。 报告显示，瑞士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国家，今年依然位居榜首，自由评分与去年持平。 与此同时，丹麦超过新西兰，升至第二位；爱尔兰和卢森堡分别保持在第四和第五位。研究所指出，这四个国家的自由评分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在榜单另一端，叙利亚被评为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其后依次是伊朗、也门、苏丹和缅甸。其中，伊朗和苏丹在2023年的自由排名相比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其他三个国家的评分则继续下滑。 研究所表示，这一轮自由倒退的趋势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菲沙研究所强调，持续关注各地的自由状况非常重要，因为生活在更自由国家的人，通常整体生活质量更高，收入更好，也更健康、更幸福。 米切尔在报告中表示：“很多人认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但除此之外，自由也确实让生活变得更好。” 全球自由度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区如下： 瑞士 丹麦 新西兰 爱尔兰 卢森堡 爱沙尼亚 芬兰 捷克 荷兰 澳大利亚 冰岛 加拿大 瑞典 中国台湾 美国 挪威 德国 葡萄牙 日本 英国 包含165个国家的完整榜单如下：

一辆停在多伦多一家医院急诊室入口几步之遥的汽车，车内有一名男子死亡，竟然数天无人察觉——这是 41 岁男子托马斯·蔡（Thomas Choy）的家人至今无法理解、也急切想要弄清的问题。   上周三，托马斯的遗体被发现于亨伯河医院（Humber River Hospital）急诊室外一辆停放的汽车后座。   图源：citynews   死者的姐姐郎·蔡（Lang Choy）表示，调查人员告诉她，监控录像显示这辆车在 12 月 7 日（周日）某个时间驶入医院。   画面中可以看到，司机下车后走进了医院，但她的弟弟始终没有下车的画面。这辆车随后在同一位置停放了整整三天，直到人们发现托马斯已经死亡。   郎·蔡说，这辆车属于她的另一位年长兄弟，但强调当天的司机并不是这位兄弟，而真正的驾驶者至今仍未确认身份。   她表示，更令人费解的是，这辆位置显眼、紧邻急诊入口的车辆，车内躺着她的弟弟，却在三天内无人注意到。   她还指出，这辆车甚至没有被贴过任何罚单。   “这完全说不通，”这位悲痛的姐姐在接受 CityNews 采访时说，“一家医院怎么可能让一辆车连续三天停在那里？没有一张停车罚单，没有任何人来查看，甚至没有人要求把车挪走，或联系车主？”   “如果他到医院时还活着呢？”她反问道。   图源：citynews   CityNews 就医院的安保巡逻和停车管理政策向亨伯河医院提出多项询问，但院方拒绝回应，并将问题转交给警方。   “这是一起警方调查事件，我们无法提供进一步评论，”亨伯河医院回复称，“请向相关执法部门咨询。”   郎·蔡表示，托马斯在抵达医院前约一周曾与家人联系过，当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他是个好哥哥，家人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他心地善良，很有爱心，”她说。   目前，她正等待尸检结果，以确认托马斯是在抵达医院前就已死亡，还是在随后几天里独自躺在车中时去世。   “这真的说不通，”她说，“谁知道呢，也许他当时在呼救。”   验尸官办公室确认正在调查这起死亡事件，但由于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与此同时，多伦多警方仅确认，12 月 10 日下午 6 点 36 分左右，警方接报前往Wilson Avenue 与 Keele Street一带处理一起不明情况。   “一名死者在一辆车内被发现，死亡原因和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警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此案被认定为刑事案件，我们将发布更多信息。”  

尼尔·帕特森（Neil Patterson）每天早上会在科纳布鲁克（Corner Brook）的家中待上几个小时，随后便驱车向西驶入高速公路，前往斯蒂芬维尔（Stephenville）上班。他在当地的家庭护理诊所和医院每周要工作足足80个小时。   但他表示，自己的劳动并未得到应有的报酬。   帕特森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医疗服务局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中承诺会为他提供激励政策和奖金，但这些承诺最终都沦为了泡影。   “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信号是，他们根本不在乎家庭医生，也并不热心挽留我们。”帕特森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这样说道。   图源：CBC   帕特森原籍安省，当初他来到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就此爱上了纽芬兰岛的乡村地区。他与斯蒂芬维尔的家庭护理诊所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薪资合同，同时还需要定期在医院及急诊室轮岗值班。   “我身心俱疲，已经撑不住了。”他说道。   帕特森称，当初是省里主动招募他前来工作，还承诺会为他提供近20万加元的奖金，奖励内容涵盖社区医疗服务、担任斯蒂芬维尔家庭护理团队成员，以及迁居至这座西海岸小镇等方面。   他还表示，原本在工作满一年后自己能获得加薪，但最终同样没能兑现。   为吸引医生加入全省目前正在筹建的23支家庭护理团队，政府推出了最高达20万加元的激励政策。   在过去一年里，帕特森为了弄清楚自己为何没能拿到这笔钱，耗费了无数时间，还支付了数千加元的律师费。   “我接受了长达10年的高等教育，事实上许多医生的求学时间比我还要久。这背后是高昂的成本，很多医生都背负着数十万加元的债务。我本满心期待能拿到这些奖金，好减轻一部分助学贷款的压力。”帕特森说道。   他曾多次向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医疗服务局及政府部门询问奖金事宜，却总是收到该医疗部门零散且前后矛盾的回复——对方称，由于他需要在急诊室和医院轮岗，因此不能被归类为家庭护理团队的全职医生。   图源：CBC   “当初承诺给我激励奖金的是这群人，现在需要我随时去医院顶班的也是这群人。我分身乏术，很多时候必须做出抉择，判断一天之中哪里的工作最需要我。”他说道。   “我实在想不通，这件事为何会变得如此棘手。”   帕特森表示，由于该地区医生人手短缺，他经常被安排到医院值班。而他的合同中明确写明，他的全职医生职责包括急诊诊疗、化疗协助以及手术室支援等工作内容。   他表示，自己会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但合同期满后，他就准备离开该省，去其他省份寻找薪资更优厚的工作。   帕特森透露，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医疗服务局曾劝他不要向媒体透露自己的处境。但他如今身心俱疲、走投无路，最终还是决定站出来发声。   加拿大广播公司多次提出采访申请，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医疗服务局始终无人接受采访，也未提供任何相关信息。   相关报道发布后，该医疗部门的一名发言人仅发表了一句简短声明，称基于隐私保护规定，他们不会就医生的薪资及福利问题发表评论。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医学会主席辛西娅·斯莱德（Cynthia Slade）对帕特森的困境感同身受。她指出，政府的医生招募与挽留政策已然失效，尤其是在医疗相关部门整合为单一管理机构之后。   辛西娅·斯莱德表示，她经常会收到医生的反馈，称自己没能拿到承诺的奖金，甚至连该联系哪个部门咨询都无从得知。   “这一现状充分说明，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更高效顺畅的医生招募与挽留机制，而目前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机制。”斯莱德说道。   在去年秋季的竞选活动中，自由党大力宣传其医生招募成果，称自2023年以来，该党已为全省招募了超过160名医生。   但斯莱德认为，这些数字并未如实反映出离职医生的数量。   “吸引医生来这里是一回事，留住他们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医生们在这里屡屡受挫、处处碰壁，他们终究是不会留下来的。”她说道。   “如果他们感受不到自身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体会不到被需要的感觉，他们就不会选择留下。”   斯莱德指出，如果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离开，该省的乡村地区医疗体系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帕特森所在的斯蒂芬维尔家庭护理诊所，在过去三个月里已有四名医生辞职。   “全省各地的医疗系统都在缺人，这在当地社区已是公开的事实。我认为，大家应当追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医生纷纷选择离开。”帕特森说道。   眼下，帕特森希望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医疗服务局能向自己道歉，并兑现当初承诺的现金激励，但他对此并不抱有任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