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一位华裔图书管理员，违反疫情期间的图书馆强制疫苗接种规定拒绝接种，认为此举毫无作用。 图书馆将其解雇，这位管理员在申请就业保险(EI)时被拒，理由是她是因行为不当而失去工作。 她不服，向法院逐级申诉，直至申诉到联邦法院，但还是被再次驳回。   黄女士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科学知识，不认为接种疫苗是有效的，因此在2021年10月3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都不肯接种疫苗。   2021年11月1日，黄女士被安排无薪休假。主管还告诉她，如果在12月13日之前仍不接种，她将被解雇。后来最后期限被延长至2022年1月2日，但黄女士依然坚持己见，她因此也被解雇。 黄女士随后申请就业保险(EI)，但“加拿大就业保险委员会”(The Canada Employment Insurance Commission)拒绝了她的申请，理由是她是因行为不当而失去工作。黄女士虽然要求委员会重新考虑她的申请，但委员会维持原来的决定。 黄女士就此向“社会保障法庭”(Social Security Tribunal)提出上诉称，图书馆的规定不合理、具有侵扰性且无效；疫苗有危险性；根据集体协议，接种疫苗不是她就业的必须条件；她可以在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有效地完成工作；对于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解雇不是必要的反应；她之前确实相信，图书馆不会解雇她。 但黄女士的申辩未能成功，保障法庭的事务庭依然判定她拒绝接种疫苗的做法构成不当行为，理由是她明知故犯，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她履行职责的能力，而且也知道可能会被解雇，依然不肯纠正，解雇也就顺理成章。 黄女士又向保障法庭的上诉庭申诉，但被上诉庭拒绝其上诉，认为之前的审理并没有犯任何值得复审的错误，她就算上诉也没有合理的胜诉机会。上诉庭认为，事务庭的职责，只会考虑黄女士是否有导致其自身被解雇的不当行为，而不是去裁定图书馆对不遵守疫苗接种政策的职员处罚是太轻还是太重；也不是裁定图书馆解雇黄女士的行为是否得当；也不会去考虑雇主是否充分照顾了黄女士；不考虑该政策是否与集体协议相冲突；不考虑该政策是否侵犯了黄女士的公民权利。 在此案中，作为雇主的图书馆有义务制定政策保护其雇员的健康和安全，而其制定的强制疫苗接种政策，符合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局在疫情期间提出的建议，而黄女士却选择故意不遵守。 因此事务庭认定黄女士的行为构成不当行为是合情合理，没有犯任何可复审的错误，她的上诉自然也缺乏合理的胜诉机会，于是被上诉庭驳回。 黄女士拿着上诉庭的裁决跑去联邦法院继续申诉，认为上诉庭在判断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行为时，没有仔细考虑相关的所有因素，要求联邦法院撤销先前的裁决，并追溯性地判给她平等就业的机会。 她质疑上诉庭的裁决没有涉及不当行为、工作能力、解雇的可预见性、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将不遵守疫苗接种政策定性为不当行为的严重后果等问题。她还争辩说，上诉庭没有遵从一例相似旧案的裁决，从而犯了法律错误。 在旧案中，事务庭裁定，拒绝遵守雇主的疫苗接种政策，不构成不当行为(2022 SST 1428)。 上诉庭指，黄女士引述的这宗旧案，该裁决随后已被推翻，上诉庭认定是事务庭犯了错误(2023 SST 1032)，所以黄女士引述的例证反而对自己不利。 法官向申诉的黄女士强调，上诉庭的职责根本不是重新裁定事务庭已经裁定的个案，只是裁定事务庭是否犯了任何可复审的错误，裁定标准就是事务庭是否遵守自然公正原则；是否就其本应裁定的问题做出裁定(或裁定其无权裁定的问题)；是否犯有法律错误；其裁定是否基于严重的事实错误。 如果上诉庭认为，事务庭在裁决中没有违反以上这4条原则中的任意一条，也就是没有犯可复审的错误，那就可以驳回上诉，而无需去重新审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 联邦法院的法官最后认定，找不出推翻上诉庭裁决的依据，因此驳回黄女士的司法复核申请。

在物价菜价不停上涨的现在，外出就餐的成本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而就餐需要支付的小费问题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加拿大的小费按照餐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在此前标准为10%、12%、15%。 随着餐费逐渐上涨，小费金额也一同在涨。但是，小费比例也在近些年大幅增长。这让最终的小费金额“涨上加涨”，也让很多人觉得离谱！   甚至有华人曝光，在一家餐厅结账时发现餐厅已经收取了12%的服务费，但餐厅仍旧索要小费，这一番操作属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加拿大人宁可提高菜价也想要取消小费制度 看来加拿大人已经到了“小费制度”的临界点。现在依旧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仅影响日常杂货价格和住房成本，还影响小费。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RI）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小费膨胀”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许多人（62%）表示，他们在更多地点被要求支付更多小费，而且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按要求支付这些小费。 从人们给小费的金额来看，15%的似乎已经不再是标准了。20%的食客留下了20%或更多的小费，是2016年标准8%的两倍多。 此外，报告还发现，加拿大人经常遇到“小费扩张”的情况，通常不要求小费的地方现在在他们的支付机器上增加了小费选项。 ARI发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近60%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更喜欢“菜价中直接包含服务费”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取消小费，并让服务人员获得更高的基本工资。 与2016年的回应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当时高达46%的加拿大人支持当前的小费制度。 报告称，78%的加拿大人认为，小费不再被用来表示对出色工作的赞赏。相反，许多人（73%）认为这是雇主逃避支付工人工资的一种方式。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围绕取消小费的讨论已成为焦点而且存在很大分歧。 ARI发现，在2021年联邦选举中投票给保守党和魁人政团的加拿大人更愿意给小费。 而73%的自由党选民和76%的新民主党选民希望看到结束小费文化，并提高员工工资。 当然，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在实践中实施起来可能会面对很多困难。 为了向工人支付生活工资，企业需要提高菜单价格。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许多企业都遭到了客户的抵制。 BC省列治文的一家餐厅甚至因自动支付15%小费而遭到食客愤怒反对。 你对结束小费文化有何看法？你是否曾因不给小费，或少给小费而遇到过麻烦？ 如果你是一名服务人员，你的工作需要客人给予小费吗？你怎么看？

一名女子购买了BC省一个价值 615,000 元的房产时，发现挂牌和看房时的一个棚屋被拆除，为此，告上BC省小额索赔法庭索求赔偿。 根据CTV的报道，梅根·史密斯 (Meghan Smith) 称在她拥有该房产之前，不应把这个棚屋（挂牌照片中显示的以及她查看该房产时出现的棚屋）拆除，寻求 2,000 元的赔偿 卖家克里斯托弗·麦吉利斯(Christopher McGillis)则表示，该棚屋并未包含在销售合同中，而是被拥有该棚屋并用其存放工具的租户拆除。 BC省小额索赔法庭仲裁庭成员艾莉森·韦克（Alison Wake）负责解释合同中的一项条款，称购买和出售包括“任何建筑物、改良设施、固定装置、附属物及其附属物”。而双方在合同中没有进一步定义这些项目。 买家梅根则称，合同中术语的字典定义支持她的主张，即棚屋是该条款所涵盖的项目之一。    该决定解释称某物是固定资产还是动产（法律上称为动产）之间存在关键区别。仲裁庭成员在决定中说道：“一般来说，如果某件物品除了自身重量之外没有附着在土地上，则被认为是个人财产。但是，如果该物品稍微附着在土地上，则被认为是固定装置。” 买家梅根认为，看房时棚屋固定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因此属固定装置。但是，仲裁庭发现平台本身并不附着在土地上，因此位于其上的棚屋也不附着在土地上。 什么是建筑物？省小额索赔法庭韦克使用韦氏词典和牛津词典来决定这个棚屋是否可以被视为一座建筑。该决定称屋顶和四堵墙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建筑物也被定义为永久性建筑。 “毫无疑问，所涉及的棚屋有墙壁和屋顶。然而，双方对于它是否打算永久存在有分歧”。卖家麦吉利斯告诉法庭，这个棚屋被房屋的租户拆除。仲裁法庭在决定中称棚屋很容易被拆除，表明它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相对可移动的”，因此不是一座建筑物。至于合同条款中的其他三个条款——省小额索赔法庭发现都也不适用于棚屋。省小额索赔法庭在判决总结道：“总而言之，我发现该棚屋未包含在合同中。因此，驳回梅根.史密斯女士关于棚屋重置成本的索赔”。

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一款可锁定保持火焰燃烧的丁烷打火机(点火枪)，在过去16个月内引发了3,128宗火警，为了遏制火灾风险，从6月28日开始禁止零售。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自2019年以来，该温哥华市的火灾数量不断增加，其中许多火灾是由用于吸烟或吸入有毒药物的材料引起的，主要是可固定持续点燃的丁烷打火机。 市议员董丽莎(Lisa Dominato)本周在市政厅倡议进行一致性投票时说：“在这件事方面不采取行动并非一个选项。”     根据温哥华消防局 (VFRS) 的统计数据，该部门在2023年接获报案的4,309宗火灾中，有59%是由吸烟材料引起的。   该市表示，从2023年1月到2024年4月，“不小心使用可锁定丁烷打火机”引发了3,128宗火灾；其中356宗火灾发生在单间社会住宅 (SRO) 。 根据纪录，打火机也可能导致79宗因火灾受伤和6人死亡。 市议员杨瑞兰(Sarah Kirby-Yung)谈到了将出台的打火机禁令，违例者将被处以1,000元的罚款。她说：“表面上我们经常使用一种被很多人、餐馆等使用的工具，但它却导致人们流离失所，造成伤害、死亡、建筑物损失和生命损失，这是很可怕的。” 但温市首席执照检查官希克斯(Sarah Hicks)表示，需要使用这款点火机的职业人士，例如厨房员工，仍然可以从批发商处购买。 (图：温市府)

  ​​​​​​​ 《滚雪球》系列呈现细分商业赛道现状，体现新加坡商业环境变迁，为出海新加坡的大小玩家提供样本与案例。如果你是扎根新加坡的创业者，出海企业，或者是长期关注新加坡的投资人，请持续关注本系列，也欢迎你分享行业线索。 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一家典型的中国移民开办的家庭 KTV门前，招牌略显陈旧，霓虹灯在夜色中却格外耀眼，尽管色彩有些剥落，但仍努力地闪烁着，试图吸引着过往稀落的行人。点歌机的界面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设计，不时传出麦克风故障尖锐的爆鸣声。 门前台阶上，招徕顾客的女人静静倚坐着，衣着精致却土气，眼底疲惫，手里夹着一支半燃的香烟。烟雾在夜色中缭绕，与周围的灯光交织成一幅朦胧的画面。 一瞬间，你好像来到了中国三线城市小县城的夜，老电影里，又好像时间倒退了几十年。 但，这是2024年5月。 百步之内，新加坡河两岸灯光逐渐亮起，狂欢开始了。 穿过一条素净的小巷，未加修饰的大仓库里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空间 ——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排名第一的夜店 Zouk。Zouk 创始人为华裔面孔，新加坡籍，被称为新加坡 House music （一种电子音乐）教父。 2015年，Genting Hong Kong 收购 Zouk，英国与中国香港混血的Andrew Li 接任 CEO。那一年，Zouk 估值4000 万新元（约合2.12亿元人民币）。 射灯频繁旋转，切割着黑暗，随着节奏的脉冲跳动，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迷幻氛围。才华横溢的DJ操纵着混音台，打造出动感的节奏，舞池中挤满了年轻男孩女孩们，发了疯地摇摆。画面好像来自未来。 过去与未来，落后与前卫，两种极端在这里并行。这是属于新加坡的魔幻现实。 新加坡的娱乐行业就像是一个微缩的全球化缩影，不同文化、风格、阶级的娱乐场所被极限压缩在这个面积仅与上海相当的国家当中。 而中国商人，正在这种极限当中探索中餐之后的下一个出海风口。 跳海酒馆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积极筹备新加坡首店，作为出海首站；去年入驻新加坡的海伦司，正酝酿着第三家门店；一家华人创办的连锁 KTV 在重新装修、扩大包厢面积，在保持 C 端业务增长的同时，扩大 B 端业务优势；在新加坡从事娱乐行业9年， 拥有超十家连锁KTV、跳舞俱乐部、liveshow 的嘉德娱乐，四月底开出了新加坡目前唯一一家大型中文 Livehouse；嘉德娱乐同时在承接国内娱乐品牌落地新加坡的合作咨询，想要进驻新加坡，并因此咨询过与嗨翻创始人、CEO 鲁漭合作的国内小酒馆、跳舞俱乐部、高空电影酒吧多达十余家…… 实际上，只能说这些品牌创始人都来自中国，但不少人的国籍已经是新加坡或即将成为新加坡，也有十余年前就入籍的新移民。 娱乐行业并非新加坡的优势产业，很多品牌出海新加坡的意义更多在于品宣而非盈利。 同时具备华人文化和发达国家商业传统，让新加坡成为各种意义上最合适的首站。 Zouk 已经扩张至拉斯维加斯（2019 年）、东京（2023 年），并即将在今年四季度开到洛杉矶。 “新加坡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发射台。”Andrew Li 是 Zouk 集团 CEO，他解释道，“新加坡有着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位置、友好的商业环境和强大的安全性。Zouk 在新加坡的声誉，为其向其他国家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信誉。 ” 跳海酒馆创始人兼 CEO 梁优告诉虎嗅，跳海的第 30 家店落地新加坡，是为了验证跳海“先有人再有店”的社群模式在海外能否成立：“新加坡做成，东南亚就成。”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来到新加坡，娱乐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国内截然不同。 “高昂的房租和启动成本，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对于本地市场、法律法规的理解，相应的运营管理措施调整都是难点。”梁优总结。 时间差里的机会 中国品牌在新加坡拥有两重时间差。 第一重是疫情带来的机会窗口期。 新加坡在疫情中损失了近 2/3 的娱乐行业门店。整整28个月，所有门店都处于不可营业的状态，整个行业阴云密布，不堪重负从而关停的品牌比比皆是。 疫情放开后，坚持下来的品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中国品牌也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 第二重是中国娱乐行业设施、内容产品相较新加坡的丰富性和先进性。 新加坡有大量国际化的知名夜店、酒吧，多为欧美品牌，但中文产品和场所较少。 因此，很多中国品牌来新加坡考察后，会感到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占据着市场空白和经验优势。 确实，新加坡娱乐行业的软硬件都显得不那么先进。 “新加坡家庭式 KTV 的目标客户是本地人，不是游客。因为新加坡 KTV 行业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对游客来说没有吸引力。”Olivia （化名）2017 年在新加坡开出第一家 KTV。当时，新加坡很多 KTV 用的还是带线的麦克风，点歌用的不是手机而是遥控器，“非常老旧”。 于是，她借鉴了中国的 KTV 硬装与内容形式，将门店装潢得十分摩登，提供了市面上少有的产品，获得了扎实的成功。目前，她已经在新加坡开出 5 家门店。 “现在新加坡 Livehouse 也许是一个商业上的空档期。”Olivia 对虎嗅表示，“但 Livehouse 对场地要求太高，需要面积大，层高高，满足要求的场地在新加坡商场很少见。” 嗨翻 Livehouse 抓住的就是场地优势，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高空间，无立柱，又方便停车，又配合大量的餐饮。”鲁漭说，这确实是绝佳的物业条件。 “2022年4月娱乐行业重启后，很多场所都进行了升级和调整，目前已经接近中国一些更为先进的形式了。”鲁漭告诉虎嗅。 硬件之外，新加坡娱乐行业从业者也学习中国品牌的内容与模式。 疫情期间， Andrew Li 受到中国俱乐部在封锁期直播表演的启发，向游戏硬件公司 Razer 联合创始人、CEO Tan Min-Liang 提出在新加坡做类似事情的想法。于是，Zouk 与 Razer 合作的直播平台 Bigo Live 一起，策划了一系列闭门 DJ 直播。 第一场直播在 2020 年 3 月底进行，三个小时内获得了 20 万次观看，最高峰时，来自新加坡的 5600 人同时观看了直播。要知道，新加坡是一个仅有570万人口的国家。 在这一系列演出中，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发送的虚拟礼物的部分收益将支付给 DJ，并抵消闭门表演的制作成本。“还有一种品牌推广，当有一定数量的人上网观看时，就可以采取合作和赞助的方式。” Andrew Li 指出，包括马爹利在内的酒类合作伙伴已经表示有兴趣参与。 由此可见，新加坡娱乐行业“落后”于中国的几年时差里，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这似乎也是跃跃欲试的中国品牌们的共识。 鲁漭告诉虎嗅，他接触过的国内娱乐行业从业者，绝大部分都对新加坡本地娱乐市场缺乏客观认知：“他们都觉得新加坡娱乐场所普遍没有国内装修得好，没有国内声光电配备得好，没有国内舞台内容好。所有方面我在国内做的都比这里强，我把它搬过来，就一定能成。” 对于参与到新加坡的娱乐行业竞争者来说，要明确的一点是，领先的商业模式和优势平移到另一片土壤，不见得适合，必须因地制宜。再成熟的商业模式、硬件软件、没有熟悉本地市场的运营体系支撑，也是无法实现顺利落地。 “新加坡没有真正的市场空白。”鲁漭说，每个细分领域都有玩家在做。因此，从各自视角理解本地市场，找到自己明确的定位和差异化优势至关重要。 比如说，嗨翻 Livehouse 有别于包间遍布的 KTV 可以服务全年龄段的广泛客群，只能在单一空间里服务明确的目标用户。鲁漭放弃了更年轻的客群，把目光集中在 30岁到 55 岁的大量商业人士、专业人士、做工人士。舞台内容针对这些人群特征设计，华文歌、粤语歌、英文歌比例，舞蹈时段比重， DJ时段比重，都根据核心的市场定位来进行规划。 总之，面对时差，要谨慎对待，小心 Jet lag（时差病）。 有形的手 “政府政策是新加坡娱乐行业浮沉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鲁漭毫不犹豫地告诉虎嗅。 这只“有形的手”在新加坡发挥着绝对力量，这也给中国品牌们带来了一些陌生的震撼与不适应。 以禁酒令为例。 由于酒类是新加坡严格管制的产品，所以酒类的牌照（酒牌）需要到新加坡警察局备案申请。 “以前新加坡的酒可以卖到凌晨6点，现在4点之后就不能卖酒了。”Olivia 提到，在2013年10月生效的禁酒令实施之前，持有酒牌的场所能卖酒至清晨6时。禁令实施后，里峇峇利路到克拉码头李德桥一带的酒廊和夜店，每逢星期天和平日凌晨3时过后，一概不准卖酒；星期六及公共假期前夕，禁酒时间从凌晨4时开始。 实际上，很多门店只能申请到售卖酒类到夜晚12点的酒牌。数家中国餐饮品牌、酒吧告诉虎嗅，他们曾经或正在为酒牌而苦恼。 新加坡的各类酒类许可证 创始于2009年的华语流行音乐夜店上海娃娃，2018年称受禁酒令影响，生意严重受挫，宣布结束营业。据从业者说，上海娃娃声光电、舞台内容一流，在当时“即便拿去中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因为政策调整的原因直接关停，令人感到可惜。 这和中国的商业环境显然不同。近观新加坡的近邻马来西亚、印尼，也不曾有如此严格的规定。紧邻新加坡北侧的新山，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凌晨，海关一侧热闹非凡，有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喝酒唱歌；另一侧却是祥和宁静。 酒牌只是政策中的一环。 “一旦政府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来限制娱乐场所的运营，比如说改变娱乐场所经营区域划分，缩短运营时间，减少牌照数量，那么娱乐市场就会面临一个大的调整。”鲁漭说。 比如说，2022年7月，位于市中心的乌节大厦内的夜总会和酒吧被告知，其公共娱乐许可证在2023年5月31日之后不会更新。超过该日期也不会颁发新许可证，总共有12个商业单位收到通知。 警方在2023年7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只有一家未透露名称的场所获得了继续营业的绿灯，并获得了将其公共娱乐许可证临时延长两个月的许可。声明称：“这是一项政策决定，是政府持续努力管理该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状况以及分歧的一部分。” 乌节大厦位于乌节路，新加坡最著名的商圈。也就是说，政府一纸公文叫停了这栋核心地段大楼的娱乐活动，并不留任何余地。一家新加坡媒体描述这一现象为“The party has all but stopped（所有派对都结束了）”。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共识是，公民让渡部分权力给政府，换取政府的全方位规划与保障。因此，政府对于商业的干预也需要全盘接受。因此，熟知与顺应新加坡政策法规是中国品牌入驻新加坡的首要条件。 “娱乐可能是新加坡政府最不重视的行业。”很早就移民新加坡，从事娱乐行业多年的 Olivia 举例说明，疫情期间，餐饮至少可以两个人吃饭，但娱乐行业全面关停。 Olivia 分析道，比起强势的金融产业和新加坡主推的生物制药、海运等产业，娱乐行业贡献的GDP不算多，且又是最麻烦的行业，打架、闹事都是喝了酒以后会发生的。这在新加坡这样路边吐痰、乱穿马路均会被罚款的高度法治国家，显然不受政府欢迎。 同时，新加坡也缺乏本土娱乐消费的强需求。 新加坡汇率高，居民消费能力强，且新加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进入的国家高达194个，被称为“全球最强护照”。这些优势因素，加上国土面积小的特性，让新加坡国民喜欢出国度假。周末可以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稍长的假期可选择的度假地更多。 种种因素叠加，让新加坡政府对支持娱乐产业发展没有太大热情。 未来战役 鲁漭认为，随着中国品牌和中国模式的入侵，新加坡娱乐行业和中国娱乐行业的差距已经急剧缩小，竞争加剧，新加坡的娱乐行业将在近几年“卷”起来。 而 Oliva 已然观察到生意不好做了。她的连锁 KTV 营收在经历疫情放开后的迅猛提升后，回落到寻常水平，而竞争显著加剧。 娱乐门店数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0%左右，很多KTV 甚至开始打价格战。“未来3~5年，更多中国品牌进来，可能又会挤走一批现有品牌。” 消费趋势也发生了变化。 Andrew Li 告诉虎嗅，自 COVID19 以来，消费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尤其体现在音乐消费有所增加。特别是 Z 世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外出时探索更多的体验，对现场音乐活动的兴趣极大。 今年，新加坡政府明显已将重点放在吸引国际艺人来举办音乐会上。 Taylor Swift 演唱会为新加坡带来了4亿新币（约合人民币21.5亿元）收入；这和此前 Coldplay 乐队的演出一起，估计将为新加坡第一季度GDP增长贡献0.25个百分点；火星哥 Bruno Mars 的演唱会也在四月如期举行。 这一趋势显著增加了进入新加坡观看现场活动的国际游客，这对 Zouk 的业务做出了积极贡献，引入了本地客群外的国际客群。 “挑战在于新加坡能否保持其在举办大型音乐会方面的主导地位。”Andrew Li 告诉虎嗅。 挑战与变化对灵活的中国商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尤其是在机会大量涌现的当下。 新加坡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克拉码头的最近一次大改造，将原本所占比重最大的零售购物几乎全部“砍除”，引进了更多餐饮和娱乐项目。 国际化在新加坡不断升温。克拉码头不仅引进了来自伦敦的世界级娱乐场所 Ministry of Sound，还同时引入了其他几个国际娱乐品牌。目前，克拉码头的商业构成是“45%餐饮，20%娱乐，20%酒吧，4%零售，加之少量办公”。 这样的多元文化给中国品牌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任何品牌进入新加坡，面临的都是一场纷繁复杂的战役。 而新加坡只是第一站。就如梁优所说：“全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城市都应该有跳海。” 全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城市，都会有中国商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