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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小小，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从2007年到现在，我已经在加拿大联邦监狱工作了13个年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男子监区。身为监狱里极少见的华裔女狱警，我受到的关注也比其他同事多。记得第一天去监狱报到的时候，犯人们见了我都很意外，不停地朝我吹口哨搭讪。我的工作照，防刺背心上别着一枚手铐外形的徽章。移居加拿大之前，我在国内干过几年刑警。警察梦最早来源于我爸，他是我们市刑警队的法医，擅长解剖，曾经协助同事破过很多命案。耳濡目染之下，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不怕杀人、尸体这些字眼，反倒对各种凶杀案很感兴趣。高考完，我去了省内的一所警校学习公安管理专业。学生时代我和妈妈的合照，出国后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老照片。当年的我年轻气盛，想着毕业了就能大展宏图，却忘了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出了校门，我没能进入刑警队，而是被分配到派出所从户籍警干起。在有的人眼里这是份好差事，可我总觉得无趣。一听说市里出了什么案子，整个人就特别亢奋，经常求着我爸带我一起出现场。后来公安系统改革，我抓住转岗机会，成为派出所的一名驻所刑警，半年后又被划归到了区刑警队。本以为可以多去现场破案了，结果事与愿违。由于我是女警，很多时候做报表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同事们接到任务都出去抓逃犯了，我却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报表，有些会议甚至不叫我参加，更别说摸枪了。类似的事情积少成多，我的工作热情衰退了很多。一想到未来五年十年的样子，辞职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那时候流行上网冲浪，通过因特网，我了解到更大的世界，第一次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和家人朋友交流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持反对态度，不愿意让我放弃铁饭碗。只有我爸一个人支持，他大手一挥，说“年轻人，就应该去外面看看。”经过漫长的申请与等待，2005年，我和老公通过技术移民去了加拿大。这是在加拿大的一座操场上，移民的前几年，我仍是学生身份。那时候我的口语停留在“哑巴英语”的水平。所以到了加拿大没有立即工作，而是参加了语言班，并申请了理工学院的旅游管理课程。我和老公出国时只带了1万加币，国外物价高，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只能租别人的地下室。从住处到学校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我每天有三小时花费在路上，下了课要去餐馆做服务员，晚上回家继续学习到半夜。后来怀孕还坚持挺着大肚子去上课，一直到孕期8个月才在家待产。 2006年底，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报纸上看到了联邦男子监狱的招聘广告，问我要不要试试。我一看，确实是联邦男子监狱在招聘，而且一招就是70多个。这可是联邦警察，加拿大国家公务员啊！机会难得，我赶紧报了名。联邦监狱所属的惩教署，每年会通过公开的方式招聘狱警。那一年所有报名者中，只有三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欧美面孔，绝大多数是加拿大本地的男性，女性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当时我还没想过为什么男子监狱会招收女狱警，只感觉安全风险要比男狱警大得多。在生活压力面前，我只看中了它是一份好工作，顾不上考虑其它。想得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所有应聘人员都要参加一场涵盖6项测试的选拔，包括笔试、多人面试、身体检查、心理测试、背景调查，通过之后还有为期四个月的全封闭式集训。集训实行淘汰制，要学习法律法规、擒拿格斗、枪支拆解和射击、消防器械使用、搜查谈判等等，竞争很残酷。 2007年7月，我在集训基地练习跪姿射击。国内当了三年警察，我只在一次全员培训的时候摸过枪，没想到在加拿大的集训中一口气接触了好几种，手枪、霰弹枪、步枪，统统要求能上手使用。我第一次用霰弹枪的时候没想到后坐力那么大，枪托没顶实就扣了板机，结果枪托顶到肩膀后又弹到我的脸上，没一会我的脸就肿得像猪头。除了头部受伤，胳膊上也被撞出一大片淤青。虽然因为没掌控后坐力好受了伤，但我的枪法是很准的，尤其是手枪，一发子弹打出去，往往不是9环就是10环，弹孔都集中在靶纸的中心位置。四个月的训练周期，大大小小的测试进行了100多次，不断有人出局，也不断有人自愿退出。别人休息，我努力学习；别人学法规学到晚上，我就学到凌晨；别人训练做30个俯卧撑，我就拼命做到50个；很幸运，我留到了最后。被录取的70多人中，算上我只有六七位女性。集训班的毕业典礼上，惩教署官员向我握手表示祝贺。 2007年9月，签下正式offer，我被分到了一所位于偏僻小镇上的中型犯监狱，里面所有犯人的刑期都在两年以上，罪名大多是杀人、伤人、强奸、涉毒，还有一部分是猥亵儿童。那座监狱一共有13个监区，一个监区最多可以关押80名犯人，每个犯人都有一间单独的牢房。他们平时不必待在牢房里，可以在监区的公共区域自由行走。也就是说，狱警进监区巡逻的时候，和犯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相当于面对面交锋。犯人有任何要求来找，狱警要负责解决或者驳回。监区里面发打架、突发疾病、自杀等事件，狱警都要去处理，还要及时写报告记录当天情况。每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听到分配计划，我才能知道自己当天的工作地点在哪。除了最常见的监区巡逻，还有的岗是在厨房看管由犯人担任的帮厨，有的岗要出监狱押送犯人，另有一部分机动岗，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加拿大有很多监狱位于小镇上，照片远处的绿顶建筑是就是其中一所。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分到监区巡逻。刚走进监区大门，就听见有犯人在疯狂地吹口哨，也有人喊话搭讪，后来还有人骂脏话。作为狱警，我不能还嘴，能做的就是警告对方，记录下他的行为，情节恶劣的可以去监狱内部法庭上指控，如果法庭判定事实成立，犯人就可能受到罚款或是蹲禁闭的处罚。禁闭室面积很小，里面有床、连在一起的马桶和洗手台，好点的话还有一张桌子。关禁闭一般是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听上去时间不长，但待在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除了每天一个小时洗澡放风，其它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一小片地方，不像在监区可以自由活动，这里没人可以说话。监狱内不允许拍照，这张禁闭室的图片是官方公布的，广角拍摄使得房间看起来比现实中大一些。我的适应能力还算可以，工作没几天，就对骂声“免疫”了。毕竟监狱是一个恶人世界，那些黑帮成员、暴力犯罪者根本不在乎礼貌不礼貌，他们要个什么东西你不给或者给慢了，张嘴就骂。晚上巡逻的时候用手电照着牢房查人数，也时不时能听到叫骂声。骂的轻的，我很少理会，太过分的才会警告，对方如果还骂，我就会记录在报告中。只要犯人没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常常一笑了之。有的狱警会特别生气，甚至陷在情绪里出不来，整天不开心。我曾经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过，只能开导对方，为了犯人影响心情不值得。好在监狱对于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视的，狱内设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解决犯人的心理问题。狱警也一样，福利制度本身就包含看心理医生这一项。被关押久了谁都压抑，但有些人会做出变态的举动。比如我在巡逻中，多次碰到不可描述的场面。个别犯人会算准我在某个时间段经过，故意当着我的面做那种事。我撞见了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人家会辩解说，谁让我刚好在这个时间经过他的牢房...... 这是中等安全级别监狱的一间牢房，联邦监狱有轻、中、重等不同级别，会根据犯人的背景和表现分配。工作在一个充满危险人物的地方，我躲不过这些让人恶心的事，但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们虽然在入职前接受过专业的射击培训，但只有押送等专门岗位才可以配枪，狱警一旦要进犯人监区，绝对不能携带枪支，因为一旦被犯人抢走后果会很严重。为了防备有可能出现的伤害，我们会穿着防刺背心，带上手铐、对讲机，以及类似于辣椒水的化学喷雾和急救包。我女儿曾经问我，说监狱里万一有犯人要挟持我怎么办？我如实告诉她，如果真的被挟持了，基本上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每次进监区都保持高度警惕。监狱规定，任何情况下的行动都应当至少有两名警员一起，以便互相保障安全。我就有自己的搭档，那种信任感像家人一样，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可能很难能理解。即便两个人处理不了或者落单了，我们还可以呼叫支援。狱警随身佩戴有紧急呼叫装备，紧急时刻一按按钮，中央控制室就能发现呼叫者的位置，立马通过对讲系统传出内部代码。这个代码别人不一定听得懂，但警员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一分钟之内，紧急反应部队就会全速赶来处理。紧急代码被呼叫的情况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但我自己从来没遇到过实际需要的情况，只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美剧《越狱》的视频截图，因为工作相关，我对监狱题材的影视剧很感兴趣。迄今为止，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一起事件是被犯人策划挟持。听起来是不是像美剧情节？在我看来，真实的监狱几乎和《越狱》里呈现的一样，包括里面的那些帮派、犯人之间的暗号、黑市，还有所谓的监狱文化，好像整个北美的监狱都是这样的风格。和剧中情节一样，我们监狱的犯人们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玩不到一块的会互掐。有一天，一名犯人偷偷告诉我同事，说有三名犯人打算挟持我，时间定在我下班前巡逻的时候，计划把我挟持到某间牢房，用绳子捆住后实施伤害。那位同事把犯人的情报告诉我之后，又一级级上报给了典狱长。上级觉得这件事性质很严重，因为犯人已经有了计划，不光是嘴巴说说而已。他们找了我两次，问我要不要换到别的监区工作，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在那个监区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对犯人的情况比较熟悉，包括那三名涉事犯人。虽然上级再三打电话让我考虑，我还是决定留在自己的岗位。第二天，我把三人中为首的那名犯人叫到了狱警办公室，跟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计划。他极力否认，说没这回事，还笑着问我是从哪听说的。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离开监区，警告他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想清楚后果，说完就让他回去了。之后的几天，上级加派了一名警员到我们监区，好在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段时间一切恢复正常。犯人总是想尽办法去搞违禁品，这是被查获的藏在网球中的毒品。有人可能会好奇犯人手里怎么能有绳子，其实监狱里面不该出现的东西有很多，一个普通的牙刷，犯人都能磨成一件凶器，何况是绳子。每个犯人在入监后都有一次机会可以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我们有一串很长的清单，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即便经过筛选，也存在一定的改造空间。更何况监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漏洞，有人甚至会通过无人机向监狱内投掷毒品。搜查违禁品是每天日常工作中的一大任务，我和同事曾经搜到过大麻、海洛因、冰毒，还有刀片、钉子、铁片、木头做成的凶器。有时候一些家属和犯人会面时也会想尽办法捎带点违禁品，我们会在每次会面前后对犯人和家属都进行检查。监狱里养有警犬，它们是找到毒品的好帮手。我在那所中型犯监狱干到了2011年，女儿准备上小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小地方工作的局限。监狱所在的小镇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而且教学水平都很一般。孩子想学跳舞，没有跳舞班，想学游泳，没有游泳班。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申请调动到了阿尔伯塔省的一所联邦监狱。那所监狱关押有重刑犯，其中一部分人被判了终身监禁，他们好像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危险性比较高。调去的第一天，我就碰上了一起小型暴动事件。狱警清点人数时，有 6名犯人不愿意回牢房，就开始闹事，在监区里大肆搞破坏。桌子和凳子连在地上搬不起来，他们就疯狂砸门，公共区域的面包机、咖啡机、微波炉、冰箱，能砸的都砸了，还把水龙头打开不停地放水，嘴里不停地骂人。为了保证安全，我和其他狱警只能在监区门口看着，喊话让他们停止。后来6个犯人中的4个选择回到自己牢房，只剩2个厉害的人物拒绝回去。这时候领导下令说可以采取行动了，我们先喷了大量的化学喷雾，等到那两个人开始蹲在地上揉眼睛，立马冲过去压制他们。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疯狂起来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平时一两名狱警就能压制住的人，那时候要4个人才能压制住，真的难以想象。当时在阿尔伯塔省，有段子说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调过去之后才发现那里的冬天很难熬。我们要穿着特别厚的棉大衣，穿过一个个监区去巡逻，一会儿在零下30度的户外，一会在零上25度的室内，身上刚出了汗就要去冰天雪地里，一次巡逻就要这样反反复复十几次...... 2017年，我又申请调动到了西边临海的BC省。BC省天气各方面都不错，景色也很好。我卖掉原来的小房子，贷款买了一个500平米的三层独栋小楼，拥有永久产权。由于远离温哥华，房价也不算太贵，首付只需20%。这还不算低的，记得刚找到工作后买的第一套小公寓，首付只需要交5%，也许因为我的身份是联邦警察，信用要好一些。我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坪和远处山上的积雪。 2007年刚当上狱警的时候，我的工资在加拿大属于中等水平，随着年限增长，工资也水涨船高，现在已经上升到中高收入水平。和国内不一样，我们在监狱里不怎么讲官职和年龄，什么都是看年限。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坐了七八个警员，谁去为大家煮咖啡呢？大部分时候是在监狱工作年限最少的人去，而不是年龄最小的。工作年限一长，我的假期也跟着多了。今年，我的年假、病假和事假共有40天。由于工作是倒班制，全年需要上班的天数算下来只有180天，再减去40天，意味着只用上140天的班，加起来还不到五个月。剩下的200多天，我完全可以自己支配。这是今年11月的工作排期，我有15天时间需要去监狱上班。在加拿大，警察可以在空闲时间搞副业，我身边的同事有的在做地产，有的在私人公司做保安，我比较喜欢吃喝玩乐，2019年初开始尝试旅游策划。做旅游策划主要靠人脉和关系，不需要陪玩，只要帮客户安排吃喝玩乐的攻略，找到最优惠的旅游套餐价格。刚开始做的时候缺客户，头半年基本没收入，后来不断有人介绍客户，收入很快见涨，多的时候几乎能赶上主业。可惜的是，今年疫情一暴发，刚刚做起来的副业又没了。 2019年11月，我前往墨西哥考察一个新开的五星度假村项目。没有客户可以安排，我就利用好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平时不上班的日子，我们全家会出去打球、骑车、爬山。为了添点乐子，我老公花一万加元买了艘二手快艇，可以开到湖中央钓钓鱼，钓完再去附近吃点好吃的。在监狱里工作精神高度紧张，我很需要美景和美食来放松自己。 2017年，在联邦监狱工作满10年时，我收到了上级颁发的一枚纪念章。再过两年，我就在联邦监狱工作满15年了，工作年限其实也相当于一枚无形的奖章。曾经有人觉得我是女性，不能胜任狱警的工作，但我坚持下来了，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一直认为，职场上不应该有性别歧视，男人能做的女人未必做不了。就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喜欢出现场，不怕死尸也不怕看解剖。这和性别没什么关系，还是要看个人能力和兴趣。说到底，工作也不过是为生活提供一个支撑，人能做的就是保持好的心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人羡慕现在的我，也许有人不屑一顾，但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早已想明白，纵有千万种活法，也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监狱内不允许拍照，部分图片来源于口述者所在机构官网）

2020年7月29日，4名老挝籍男性从老挝偷渡到越南老街省，这里有3名越南人在等待着，接送他们偷渡往中国打工，因为中国工资高。只是很不幸，他们被板楼乡边防哨所工作组抓捕了，并于8月14日决定进行起诉。这已经不是2020年第一次有外国人偷渡来中国了。 4个月前，13名外国人通过爬山，从广西百色非法入境中国，被群众举报查获时，他们正躲藏在一处山洞中。为了严防偷渡，黑龙江、厦门、云南、海南等地纷纷宣布悬赏数千甚至上万元，举报他人非法入境中国。当然，也有中国人往越南偷渡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当听说有人偷渡到越南时，已经要被嘲笑了。人们还要吐槽上两句，八成是去干赌博的勾当，毕竟越南的工厂，工资哪有中国高。当这一切真切发生在眼前，回想起20年前，恍如隔世。 20年前，人们在中国的福建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村子都变成了“女人村”，因为村里的男人都走了，十几二十年不回家，每年只往家里寄钱。他们是偷渡出国的，很多人举债数万甚至数十万，经历九死一生，奔赴美国淘金，这些钱都给了人口走私集团。走私集团的头被称为“蛇头”，这些偷渡的人又被称为“人蛇”。因为偷渡的人像蛇一样，屈着身体藏在甲板里乘船偷渡，见不得阳光。 “人蛇”是最见不得光的人群，“蛇头”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暴利的违法职业，甚至比走私毒品更赚钱。上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的偷渡产业规模已经高达30多亿美元。其中，最著名的蛇头叫郑翠萍，她被称为“偷渡皇后”、“蛇头之母”。而和她有关的最著名的偷渡事件是“金色冒险号”。偷渡，第一次以如此震惊的方式进入全世界人的目光。 01 1993年6月6日凌晨，美国纽约皇后区罗克韦尔海滩的海岸边，286人从一艘叫“金色冒险号”的船上跳下，奋力向岸边游去。只是，他们有人过高的估计了到岸边的距离和自己已经饥饿多天仅剩无几的体力，有人根本就不会游泳。尽管移民局在接到消息后很快赶到，还是有10人没有等到救援，当场溺亡。除个别人逃跑外，其余人全部被抓。这些人已经在海上漂了127天，他们大多是福建的农民。这件事震惊了全美，各大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官方表示：一定要抓住这件事的主谋者。正在纽约家里看电视的郑翠萍敏锐地意识到：出事了。她让前来找她的温玉辉出去躲一躲，自己也火速收拾东西，逃回了福建盛美村老家。船上的人是她和温玉辉等其他蛇头共有的。 3个月前，他们运送三百多名偷渡者的货船行到肯尼亚时，因意外搁浅了。她和温玉辉去找到黑帮老大郭良琪，让他帮忙重新买条船运送搁浅的偷渡者们。作为交换，他来负责快艇接应的工作，且可以拿到很高的酬劳。郭良琪答应了。他找到另一个台湾蛇头，让他帮忙从新加坡购买货船。很快船到了，只不过偷渡者们看到的是一艘锈迹斑斑又破又小的船。没错，这船原本就要废弃了。但此刻，它以30万美元的身价成为了这些偷渡者们新的交通工具。他们，没有退路。蛇头重新粉刷了船只，被给了这艘船一个新的名字——金色冒险号。很快，他们出发了。但当他们行到纽约皇后区的公海上时，原本约定好用小船接应的人，却迟迟未来。他们不知道的是，最开始负责接应的人不干了，于是郭良琪安排他两个弟弟前去接应，两个弟弟却双双被其他黑帮仇杀。于是，近300人就这么被晾在了大海上，和接应的人失去了联系。温玉辉去找郑翠萍，就是商量这个事儿。只不过，船上的人不知道，也早已等不及了。 4个多月的航行，近300人挤在狭小的货船甲板里，食物和水也几乎耗尽了，同样退无可退。有蛇头招呼，让船长全速前进靠岸，让人蛇们从甲板上跳入大海，游到岸边。不跳，一定会死；跳，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就有了震惊世界的那一幕：近300人从6米高的甲板上，奋不顾身地跳入大海，尽管他们有人并不会游泳。闻讯逃走的人叫郑翠萍，很少有人知道她真名，因为人们都叫她“萍姐”。在曾经的唐人街，数十万福建人聚集的地区，提到这个名字，很少有不知道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人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决定抛弃家乡的一切，举债数万美元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单单是经她手送到美国的偷渡者，至少有3000人。而她靠着走私人口，获利至少4000万美元。这是上个世纪的4000万美元。于是，她有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称谓：偷渡皇后，蛇头之母。 02 偷渡背后，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毕竟，这样九死一生的事情，没有梦想支撑，一般人是不敢这样破釜沉舟拿生命去冒险的。而郑翠萍的传说，以及她建在家乡盛美村那栋四层住宅，就是许多人梦想的开端。 1949年，郑翠萍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亭江镇盛美村，这里多山靠海，许多人家靠捕鱼为生。郑翠萍的爸爸在香港远洋货轮做海员，常常跟着船到全世界。她15岁那年，爸爸实施了那个筹谋已久的计划：当船停靠在纽约港口时，他趁着码头工人们卸载货物的混乱，偷偷跳下了船，滞留在美国。此后，他总能给家里寄来不少钱。从那时开始，郑翠萍的心里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在美国挣钱很容易。同样受到父亲的影响，24岁时，她全家便搬到了香港居住。靠着天生的机警和对数字的敏感，她在香港开了一家杂货店，并经营得有声有色。一段时间后，她又在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但父亲在她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不断地在心中生根发芽，此刻已经悄悄长大：她想和全家一起去美国。先是丈夫张亦德顺着父亲当年的路线，乘船偷渡美国。2年后，被拘捕遣返。郑翠萍不甘心。 1981年6月，一对美国夫妇到香港旅游，恰巧到郑翠萍的杂货店购物，郑翠萍说了她想去美国的梦想。最终，这对夫妇同意让她以保姆的身份，申请签证前往美国。签证官问她：“你为什么愿意放弃在香港的一切去美国做一个保姆？” 郑翠萍答：“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在美国，人很容易生存，而且我会是一个优秀的保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接到美国。” 她的英文很蹩脚，但签证官听懂了。就这样，郑翠萍来到了唐人街。尽管后来美国官方表示，她是通过偷渡来到美国的。但无论如何，郑翠萍来了，她还通过偷渡的方式，把老公孩子也接来了。她迅速融入了当地的华人中，并再次捡起自己的经商头脑，在纽约百老汇开了一家店铺。慢慢地，不断有郑翠萍的亲戚朋友找她帮忙，他们也想像她一样，偷渡到美国。郑翠萍意识到，比起做生意那点蝇头小利，帮人偷渡尽管风险大，但要赚钱多了。每人付18000美元佣金，并找到一个为自己担保的人，郑翠萍便会帮他们偷渡。一开始还不太高调，每次不超过10个人，前后接应的都是郑翠萍的家人。温玉辉便是早期偷渡的人之一，他从福州前往香港，郑翠萍的姐姐带他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随后带他前往一个公寓，这里住着其他偷渡者，郑翠萍的弟弟会接待他们。直到这时，郑翠萍才会出现，她不会和他们寒暄，一切听她指示就好。下一站，他们会在墨西哥见面，再然后是洛杉矶，接着郑翠萍会给他们每人一张机票，让他们自行前往纽约。到纽约后，郑翠萍会把他们统一安置在一个公寓里。然后挨个给家人打电话收取佣金，收到钱以后才能离开，没有钱就要到郑翠萍安排的地方做苦工，打工还债。温玉辉为了来美国，早已拆东墙补西墙，负债累累。郑翠萍介绍他到自己叔叔的餐厅打工。温玉辉为了还债，日夜不停地工作。但温玉辉只是其中之一，一传十十传百，偷渡拥有一种强烈的传染效应。郑翠萍的名头越来越响，找她偷渡的人也越来越多，靠她这样家庭作坊式的经营已经忙不过来了。于是，郑翠萍找到了曾经威胁过她的华人黑帮福青帮，福青帮原本靠打劫华人，以及贩卖毒品为生，日子过得也颇为艰难。郑翠萍答应和他们一笑泯恩仇，共同做偷渡生意。郑翠萍负责靠着自己的名头找客源，他们负责运送并接应，可以得到高额报酬。运送的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几十上百都有。偷渡费用也开始水涨船高，从1.8万美元，一点点涨到了3.5万美元。慢慢地，郑翠萍发现，在这里打工的人都有把钱寄回家的需求，但是他们没有门路。抓住商机的她，豪掷300万美元，在百老汇大街中国银行纽约的一个分行对面，开了家旅馆。郑翠萍开的酒楼名为旅馆，实则是人蛇的中转站，以及地下洗钱机构。在美国打工的人把钱给郑翠萍，留下亲属姓名和联系方式，几天后，钱就会送到亲属手上。只不过，每一个经由她汇钱的人，都要付3%的手续费。这么一来，郑翠萍又赚上了一笔。她提供的服务还不止这些，数万美元的偷渡费，这些农民和渔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很多人举债也付不起。郑翠萍决定借给他们，让他们打工来偿还。这些钱利息高达30%，其实就是高利贷。就这样，郑翠萍的地下钱庄规模越来越大，赚的钱也越来越多。直到1993年，金色冒险号事件发生，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 03 10人溺水死亡，个别逃走，其余200多人全部被捕。但逃回福州的郑翠萍，并没有金盆洗手。她在偷渡界的声誉，也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下跌。那些出去的人寄回家乡的钱，在村里盖的大房子，都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巨额举债奔赴美国。郑翠萍还在村里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教英语。下至不到10岁的小孩，上到四五十岁的成年人，都会来这里学习。此后，不管会不会说英语，他们都会踏上那趟危险的旅程。死亡和意外时有发生，继“金色冒险号”事件之后，1998年，郑翠萍操纵的一艘偷渡船在危地马拉海岸附近倾覆，14人溺亡，再次引起了美国警方的注意。数年来，警方全球通缉郑翠萍，但郑翠萍用假证件前往美国数次，警方却苦无门路。直到2000年，一位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整理一叠遗失的绿卡时，看到了郑翠萍儿子的名字。他马上联系了香港警方，警方觉得既然郑翠萍的儿子在香港，她便很可能会与他见面。尽管并不知道郑翠萍是否在香港，但他们还是以机场的名义通知了郑翠萍的儿子，让他去机场办理绿卡丢失手续。 2000年4月9日，上午11点，一个矮胖的中国女人出现在香港机场，似乎是在等人。她长得实在是太普通了，即使是在人堆里，你都不会看她第二眼，更别说是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背后操纵者。尽管郑翠萍并不承认，但警方已经追踪许久，并严密布防。他们从她身上搜出了一本假护照，一叠偷渡客的护照照片，还有报纸包着的3.1万美元。郑翠萍被抓捕归案。她拒绝承认一切罪行，不断上诉，3年后宣告失败，郑翠萍被引渡到美国。据说，她曾通过律师要求用100万美元保释，被法官拒绝了。 2005年，案件正式开庭审理。这几年，警方已经搜集了大量的证据。郑翠萍曾经的合作伙伴们纷纷出来做了污点证人：黑帮头目郭良琪、她帮忙偷渡到美国后来成为蛇头的温玉辉、个别偷渡者......一个个出来指证她的罪行。尽管郑翠萍请了最贵的律师为自己做辩护，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人口走私、非法洗钱、绑架数罪并罚，郑翠萍被判了35年监禁。等出来时，郑翠萍就91岁了。当然，郑翠萍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她在监狱中得了胰腺癌。 2014年4月24日，郑翠萍因癌症在狱中死亡。那一天，她的儿女租了上百辆林肯为她送行。让人们惊讶的是，竟有数百名华人前去现场吊唁。其实，早在郑翠萍被判35年监禁时，就有许多曾经的偷渡者站出来替郑翠萍说情。消息传回福建老家，有人甚至说，愿意每人一年，轮流去替郑翠萍坐牢。在他们眼里，郑翠萍是帮他们实现梦想的恩人，是活菩萨。尽管，郑翠萍收取了高额的报酬，尽管他们很多人在美国过得并不好。他们的工作基本可以用“三把刀”概括：厨刀（餐饮）、剪刀（裁缝）、剃头刀（理发），其中从事餐饮业的最多。这些工作都是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但没有身份没有技能语言不通的他们，大多只能做这些，整日卑微而提心吊胆。一位叫陈婉莹的记者，采访了100多位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这些人的境况让她不忍卒读：他们有人在走海路时翻了船淹死在水里，有人走陆路穿越热带雨林时，被毒虫叮咬丧了命；有人历尽艰辛到了美国，却在送外卖时被歹徒劫杀；或者太过劳累倒在餐馆的炉灶边长眠不醒；有人来了美国与家人长期分离最后落得妻离子散；当然，也有人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忍受了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艰辛，成功在美国安家。一个叫陈继华的人，1992年幸运地安全抵达美国，在中餐馆找了份工作。他用了3年的时间，还清了27000美元偷渡费；用了10年的时间，买了家餐馆自己干；足足20年后，他终于给自己挣了一套房子。但这整整20年里，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而且，在前16年里，他在美国过得提心吊胆，因为没有身份，连国都不敢回。直到2008年，他才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把女儿从福州老家接了过去。他走的时候，女儿才1岁，而今女儿已经17岁了，整整16年未见。这样的故事，在偷渡到美国的华人中并不少见。他们对郑翠萍感激涕零，觉得她是大善人。因为在他们眼里，是郑翠萍帮他们实现了梦想。其实倒不如说，是郑翠萍利用了他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梦想，以违法犯罪的方式，为自己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只不过，交不上赎金就威胁家人、被扣留下7*12做苦工、强奸偷渡的女性......这其中的很多脏活，是她的合作伙伴黑帮、其他蛇头们干了。而这一切，郑翠萍都参与其中。尾声他们九死一生前往美国，成为了名义上的美国公民。但人人都知道，在美国，以白人的地位最高，接着是少数族裔，接着是华裔，而华裔又以偷渡过去的身份最为低微。他们看似成了那个国家的一份子，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份子。更加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用尽一切力量在美国苦苦求生的那些年，大洋彼岸他们的祖国正在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创造着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其实，以他们在美国的努力程度，在那个遍地是机会的年代，生活在沿海的他们大概率可以过上不亚于在美国的生活。的确，当年留下来的许多人的生活，过得并不比他们差。你问他们后悔吗？他们只有一句话，这都是命。他们不太善于表达，只不过他们会把在美国挣的钱，捐回家乡修桥修路；中国人在国际赛事上夺冠时，他们会在朋友圈刷起五星红旗；有人在退休后，每年还会回到福建住上半年时间。当年郑翠萍就读的中学叫亭江中学，郑翠萍有位老师叫郑光大，他在郑翠萍的帮助下偷渡到了美国，并主导建立了美国校友会。这个校友会的会员人数达到了15000人，超越了很多名牌大学的校友会。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后来，这位老师因为肺癌去世了。只不过，在诊断出肺癌后，对他的学生们嘱咐了这样一段话： “万一我哪天不在了，你们要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念念不忘祖国富强，念念不忘中美友谊，念念不忘同学互助。” 往后余生，午夜梦回时，那抹乡愁也许会时时进入他们的梦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