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一组摄影片——正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假如你是当爹妈的，并不特别富有，挣钱也挺辛苦，但每年硬掏出二三十万元，供孩子到美国念大学。突然有一天，你从网上看到一些照片，正是你家孩子在美国那边，整日生活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打打麻将之类的生活照，你会做何反应?你会情何以堪? 拍照片的是一个美国女孩，叫黛西·霍尔多夫，在俄亥俄大学念视觉传播专业的研究生。黛西说，自己只是想拍出一个美国学生眼里中国留学生平日生活的样子。 “我想传达出这样一个感觉：他们从父母那里感受到压力，因为父母为了让他们来留学花了大笔钱，也希望他们能顺利毕业。他们被期待着，期待着将来回到中国，能有一个大好前途。但眼下，他们却要被迫学习鼓励追求自我的异国文化，并因此搞得支离破碎。” 黛西拍的照片在中国发表后，反响之剧，让她难以理解。网易的原文跟帖有数千条，多达7万的网友参与其中。而美国那边，俄亥俄大学里的华人学生社区更是炸了窝。曾跟黛西关系密切、甚至热情地教她打麻将的中国朋友，其中有些人现在跟她闹掰了、翻脸了。 “他们对我发火，冲着我大叫。因为他们的父母，看到照片后，非常生气!”黛西感到郁闷。 这些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地跑到一个美国小镇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黛西从小生活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本科也是在当地读的。旧金山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地方，人的面孔五颜六色。在她的印象里，这里的人30%是亚裔，而其中又以华人居多。 “每天，我推开家门走出去，都能看到一张张中国人的脸。”黛西说。 俄亥俄大学是在美国中北部的一个小镇子上，此地以白人为主，街上很少能看到亚洲人。可是，令黛西惊讶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俄亥俄大学时，校园里竟然到处都能看到中国学生。 “怎么回事，这所大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她好奇地跟周围人打听。别人说，以前不这样，中国学生很少，只是最近几年突然多起来的。 6年间，俄亥俄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差不多激增了35倍，2004年只有17人，而2010年则多达603名。现在，在俄大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中，81%来自中国。 俄亥俄大学校园 黛西又进一步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俄大对中国学生进行扩招，并与中国的留学中介机构加强了合作。学校留学生录取部的一位高级助理告诉她，自打与中国的中介机构联手后，“这些机构协助学校做宣传、搞录取，帮助学生完成申请手续，中国学生增长了70%。” 对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中国同学，美国学生跟他们接触甚少，了解不多。许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来自那些校园里十分抢眼的富人。前些时候，该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说他如何开着昂贵的跑车，天天泡酒吧，跟美国人打得火热。后来因为他驾车出了事，不得不退学。 “这是不对的!”黛西认为，这个学生的事只是一个极端个案。“这篇很有煽动性的文章，让美国人对中国学生有了一种偏见，或者说刻板印象。” 黛西读大学时，曾修过3个学期的汉语。2008年至2010年，她到过中国，在上海、昆明、广州住了一阵子。在她看来，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那么有钱，也不是那种活法。她想知道，来俄大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我来这所大学，是因为这里有我很想读的专业。我特别想知道，这些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地跑到一个美国小镇上，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多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孩子，能喜欢待在这么小的地方吗?来之前，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了解这所学校吗?有过什么期待吗?” 纪实摄影是黛西的专业所长，她想给中国学生拍片，采访报道他们在美国大学里的真实生活，以纠正部分美国人的偏见。黛西从2011年春天开始，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拍摄。拍摄结束后，她跟这些中国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夏天在中国旅行时，还跟其中一个学生的家人见面吃饭。 在校园里，每遇见一个中国学生，黛西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告诉人家，自己是个记者，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打算拍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专题照片，作品会刊登在学校摄影项目的网站上，“希望能跟你聊聊”。 有一天，黛西去学校的暗房洗照片，碰见一对中国学生。女的正忙着冲照片，男的站在一旁等待。她凑过去，跟男生搭讪，问人家叫啥名字，又说起自己拍片的事。“我希望采访你，你乐意吗?”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压根儿就没听懂她讲的英语，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个男生只是拘束地站着，过了好久才给出回复。 这么着，黛西在暗房里结交上了泡泡和她的男友安迪。泡泡是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召集人，负责组织聚会，像新年联欢会啥的。熟悉后，黛西发现安迪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完全是一个自信、聪明和善于交际的人。这对恋人在校内的中国学生社团里都很活跃。 “那个时候，差不多每隔一天，我就会去找泡泡和安迪。大概一周4天，我都泡在中国人堆儿里。只要他们让我跟着一起去的地方，我都会去。泡泡和安迪是我最熟悉、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了，他们带我进入了中国学生的圈子。” 他们就像生活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的夹缝间 “美国，最早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像纽约和洛杉矶那样的大城市，而当我来到俄亥俄，发现完全不一样。”泡泡这样告诉黛西。 还有不少人跟她说，来了以后才知道，俄亥俄大学跟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两回事儿。俄亥俄州立大学，位于州府所在地，在全美排名50位左右，是所名校;而俄亥俄大学，不仅排在百名以外，还是在这么小的一个镇子上。 至于来美国前有啥期待，黛西采访到的大部分中国学生回答是：没什么期待，也不知道该有啥期待。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期待什么，那就是不希望在美国的校园里，遇见这么多中国同学。虽说人在美国，但自己跟老乡待的时间，比跟美国人待的时间还长;说的汉语，比说的英语还多;明明是在美国上大学，但一块上课的几乎全是中国人。 只有一个女孩，告诉黛西自己有过热切的期待。女孩的英文名叫克莱拉，来自中国西北部，为获得申请和签证的帮助, 她家付了2.5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黛西见着克莱拉时, 她刚到俄大不足一个月。那天，她正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在看迪斯尼电影。 克莱拉曾期盼自己能有一位美国室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美国室友一直没有出现。宿舍里，只住着克莱拉一个人，每天下课回来，她都要面对一张空空的床板。 中国学生向黛西抱怨，说被有些“没良心的”中介忽悠了。 有些中介的人告诉他们说，到美国后，只需要读3个月的语言，就可以上专业课了。但到了俄大后，因为英语水平低，尤其是听力和口语太差，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需要读英语强化班(OPIE)，它相当于正式开始专业学习前的预备课程。 学校根据学生首次托福考试的成绩，将他们分为7个等级，分别安排到对应等级的语言班上课。“这意味着，在真正开始大学学习前，他们不得不先在这个语言班里下点功夫。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三年，才能通过这个强化班的重重关卡，不少英语‘困难户’就此诞生。”黛西介绍说。 虽然学的是英语培训之类的基础课，但交的却是等价于大学本科的学费，每学期6.5万元人民币。而且强化班的课程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学分，在这里一年读下来，一个学分都换不到。 “一方面是中介提供了误导性的信息，另一方面，学校在录取上降低了标准。”黛西这么分析道。 英语强化班占用了许多教室。比如，在篮球馆的地下室，一扇玻璃门上用胶带粘了一张纸，上面用大字印着“OPIE”。 “弯曲幽暗的走廊，串起了一排教室，教授们在这些教室里对学生进行期中测评。一间又一间教室里, 学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和教授争论着，竭力让自己获得通过这一级语言班以进入下一级的资格。然后，他们再穿过这洞穴般的走廊，走回到位于校园另一侧的宿舍。”黛西描述道。 黛西发现，在一个班里，坐着12人, 清一色的中国学生。教师特意要求他们隔开坐, 以防止上课时说英语以外的语言。教室墙上有脏兮兮的黑板、地图以及五颜六色的语法提示。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其中有一题问：“美国年轻人，去酒吧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下边用工整的笔迹答道：“找到一个女孩，坠入爱河。” 在这种英语班上课的学生，每天在图书馆、宿舍和课堂之间三点一线地周旋着。“他们花大把时间完成无数个小时的在线听力练习，编排那些情节琐碎、且跟自己的现实生活毫无瓜葛的短剧，来阐释美国文化。其中一个短剧，讲的是老公买了玫瑰花，讨好怒气冲冲的老婆;另一个，是讲一家人如何欢度暑假。” 因为中国学生喜欢待在一起，加上语言障碍，他们真正接触美国生活的渠道, 可谓少之又少。虽然人在美国，却仍是在通过教材，了解着美国文化。 “他们在强化班上课，就像生活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的夹缝间。”黛西试着总结说。 泡泡还好，她的口语不错，通过语言考试后已正式开始学习专业。尽管身边有了很多美国同学，但她依然觉得交流困难，“有些美式笑话，我根本听不懂，就只能跟着笑。” 俄亥俄大学的校园很漂亮，是标准的美国大学校园。中国学生初来乍到时，都挺兴奋的。但是，当他们在英语强化班待上一年半载后，普遍有种挫败感。 “我想在真正的大学课堂里学习，过上更地道的美式校园生活。但我只是看着美国学生走过、路过，在食堂一起吃饭，我无法体验到那种生活。”克莱拉说。 “天天学着一模一样的东西，看不到希望和尽头。”一个在英语强化班待了一年半、5次托福考试均告失败的男生说。 黛西感觉，他们好像被这门课给卡住了。 他们聚在一起，抽中国烟，说汉语，聊英语课、聊作业、聊家乡 在采访英语强化班负责人时，黛西第一次听说了“中国城”。 俄亥俄大学的“中国城”   “他告诉我，中国学生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是‘中国城’，他们同住在那一幢楼里。当时我吓了一跳，完全不能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你知道，当我到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可不想跟一帮美国人住在一起。这样做，对很多事情都没好处。比如，你就没办法接触语言，我的报道里有一句引语，就是说‘这不是学习语言最理想的状态’。” 她决定一个人，去“中国城”亲眼看一看。 “中国城”的正式名称叫做斯科特楼，它实际上是俄大的一栋留学生宿舍楼，因为住的中国学生太多，被人称为“中国城”。虽然现在中国学生已被分散到了其他宿舍楼，但去年的时候，这里共住了215名学生，其中180个是中国人。 “中国城”的入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拱廊，上头挂着灯笼。顺着这些灯笼走下去，就到了一座露天的院子。院子里有片草坪，还种着樱桃树，中央由4只木制长凳围成了一个圈。 环绕着院子的这栋宿舍楼，十分雅致，一共有4层。一层是教室，上面3层是学生宿舍。夜晚，一排排白色的窗框里，射出温暖的金色灯光，整栋建筑，像一个镂空的立方体。走廊里，可以看到一扇扇门上，用汉字做的装饰。 黛西一个人在楼道里晃，碰上了宿舍管理员。在交谈中，她得知，当天晚上，这里要举办专为中国留学生准备的迪斯尼主题派对。 为了丰富中国学生的社交生活，不让他们长时间待在宿舍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精心组织了很多活动，有迪士尼卡通主题电影晚会，也有在当地年轻人里很流行的化妆舞会。 在一次化妆舞会开始前，宿舍管理员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挨个敲宿舍门，邀请中国学生参加派对舞会。 舞会上，黑白金三色的气球，被用胶带粘在墙上，以遮住原本严肃单调的建筑风格。“女士们穿着修长的露肩礼服, 缀满水钻的细高跟鞋, 在脏兮兮的灰色地毯上蹒跚挪步。男士们则穿着不合体的西装，从裤腿可以看出明显大一号。安迪戴了个灰色领结，正和泡泡吵架。克莱拉没来，宅在屋子里。”黛西回忆她当时看到的场景。 舞会办得似乎并不很成功。“红黄相间的灯光，映照着面具下害羞的脸。多数中国学生，只是待在圆形舞厅边上的阴影里，三五成群，打趣闲聊，只是随着音乐的律动，微微弯一下膝盖。各种甜腻的亚洲风格流行曲，循环播放了一夜。” 黛西的许多照片，都是在“中国城”里拍摄的。她还在英文报道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中国城”看到的一个个场景。 每到日暮时分，“中国城”楼顶上就会点亮射灯，刹那间，这个散落着烟头的院子，沐浴在蓝色的光线之中。 一些人站在院子中央的小广场上，聚在一起抽烟。他们说的都是汉语，在聊英语课、聊作业、聊家乡。黛西凑过去跟他们说汉语。“他们对我很感兴趣，觉得我很有意思，觉得一个试图说汉语的美国人很好玩。” 比尔和6个朋友一起坐在长凳上, 抽着中国烟, 讲着各种荤素段子。他们都抱怨在这儿生活的无聊。比尔已经来了5个月，几乎没有美国朋友，只和中国人交往。课余，他要么在聚会厅里玩游戏，要么在体育中心打篮球。他的英语口语很差，看到自己上强化班的漫漫长路，心情黯淡。当时，他在考虑夏天回中国，突击准备托福考试。 克莱拉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出她的宿舍。室内，那张属于美国室友的床，依旧空着。她沿着走廊，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到了聚会厅。她和两个新来的同学用中文聊天，看过了迪士尼动画片《大力士》，在迪士尼主题的涂色本上，用蜡笔画了一会儿画后，克莱拉便又回到空荡荡的房间。 另一间屋里，一群中国学生正在用电饭锅煮面条。面条里只放了葱和酱油，然后他们用筷子吃。因为宿舍内禁止做饭，所以他们用塑料袋罩住烟雾探测器，以防触发警报被抓。 黛西在报道中评价道：“这里几乎处处弥散着彻头彻尾、坚不可摧的中国‘特色’。” 这种“特色”可不止是食物。凌晨两点，在“中国城”3层的学生休息室，4个18岁的学生正在打麻将。摸牌出牌之间，这些年轻的中国女孩互相逗趣、闲谈。 “我胡了!”一个叼着香烟的女孩喊道。随后，她推倒面前的14张牌，向大家展示。4人开始洗牌，“哗哗”声代表着新一轮牌局的开始。 “删除麻将照片，快点删除麻将照片!” 英文图文报道完成后，黛西将这些作品发到学校网站，刊登在一个叫做“我们的梦想是不同的”的摄影项目里。她特意给照片里拍到的中国学生发了信息，并告知了英文报道链接。可黛西没得到什么反馈和回应，“只有其中很少的人，见面被我问起的时候跟我说：嘿，照片不错，看着挺酷的!” 2012年春天，网易的编辑跟黛西联系，说想发她拍的图片。黛西给他们传了40幅。后来上网的照片，是由编辑选定的。黛西还在期待中国编辑通知她中文报道发布的时间，却一直没等来。报道在中国已经发表了，她还不知道。 网络配图 第一个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打来电话的泡泡。那时候是晚上九十点钟，黛西在自己房间里，正准备泡一杯热茶。“她第一句话就问我：黛西，你是不是把你的照片，发给了一个中国的网站?我回答她，对啊!然后，她在电话里拉着长音，缓慢地说：好……吧……” 泡泡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警告。她告诉黛西，现有有些中国学生很不开心，他们想要找你，跟你聊一聊。黛西说，好啊，你可以把我的电话给他们，我很愿意跟任何一个想找我的人，聊一聊这件事。 放下电话后，黛西开始上网搜索这篇报道。紧接着，她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那天晚上，我差不多接了50多个电话。有些是同一个人，翻来覆去地打给我。他们显得很烦躁，很气愤。虽然第二天我还要上课，人已经累趴下了，但我还是想跟他们解释清楚，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有个男生给黛西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家在哪里?地址是在哪里?我现在要去你住的地方找你!黛西回答说：不，今天太晚了，如果你想见我，我明天可以去找你。 讲了半天，男生还是很气愤，他对黛西叫道：“你等着，我会去告你，让你坐牢!” “我感觉，他们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夸张了，说了很多偏激的话。他们说这件事毁坏了俄亥俄大学的声誉，他们的文凭，现在一文不值了，以后会找不到工作。”黛西说。 整件事情中，最让她感到难受的部分是关于安迪。 安迪也打来了电话，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的爸妈看了照片后非常生气。黛西跟安迪见面时，他正好接到父母的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安迪找我，要我把报道撤下来。” 几乎每一个给黛西打电话的人，都要求她把照片撤下来，把整套新闻图片都撤下来，但是黛西拒绝了。“我跟每一个人解释原因，告诉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很想发表这个报道。” 直到现在，黛西依旧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她提及打麻将那幅照片?大家对这张照片，为什么那么反感?“每个人都在说，麻将照片，麻将照片，麻将照片。每个人都跟我吵：删除麻将照片，快点删除麻将照片!” 在照片里打麻将的女孩，也给黛西打来电话。第一天打了6次，第二天又打了4回。“她说我根本没有权利使用这张照片，这是她的照片。她叫我把照片从网上全部撤下来。我直接跟她说：没门!” 黛西发现，在图片版权观念上，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在这里，如果我给某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是属于我的，属于摄影师的。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似乎照片应该属于被拍的人。” 于是，很多人又把电话打给泡泡，因为知道她跟黛西的关系最好。“我觉得泡泡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要她来说服我删除照片，最后我就同意了。” 事后，黛西却感到后悔。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不应该删除这张照片。因为，此后每个人，都希望我把他们的照片删除，我不应该妥协才对。而且在一组照片中，删除一张也不会改变主题，但当时我妥协了。” 他们在渐渐改变，变得独立起来，想依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 现在，让黛西郁闷的是，她从没料到，这件事成为这样的局面。本来她以为，报道在中国发表后，还会像上次英文报道发表一样，那些中国学生会对她说：不错不错，照片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大部分人表现得很沮丧。 最初几天，黛西接的电话最多，她的手机通讯录里，新加了好多中国留学生的号码。“后来，电话一天比一天少，他们似乎慢慢冷静下来了。” 那个麻将女孩打过多次电话后，渐渐也不打了。“我觉得已经跟她把事情讲清楚了，最后她对我说：谢谢你跟我交流。” 她在跟中国学生通话时，试图解释的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但我当时的感觉是，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发泄，想把一些话说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静静地听他们说。” 让中国学生不满的是，他们觉得编辑选用的照片，多是“负面”的。可在黛西看来，像看视频电影，跟朋友聚在一起做饭，一块玩玩游戏之类的事情，算不上是负面的。“如果我上了视频网站，我的父母就不会不高兴啊。”她还说，虽然自己很投入地学习中国文化，还在中国生活过，但中国人的好多想法，仍让她琢磨不透，难以理解。 “可能是文化差异吧。”她这么归结道。 网络配图   在她眼里，这些中国学生，已经算是很爱学习的了。“俄亥俄大学的学生，爱玩是出了名的，以开狂野派对著称。学生的交际场所，主要是在酒吧。跟那些天天泡吧的美国学生比，这里的中国学生好很多。他们很少出门，很少喝酒，聚会时，无非打打小牌、玩玩游戏、煮煮面条而已。可他们的父母，还会那么生气。” “他们打麻将，也不是没日没夜地玩，只是在周末才打，而且也不赌钱。”黛西像是在替这些中国学生辩白：他们才十八九岁，突然间，被抛到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人很难适应，会令他们“文化休克”，会倍感孤独。他们想家，想念家里好吃的东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并不打麻将，但是现在他们需要这些“中国的东西”，他们聚在一起，玩中国游戏，上中国网站，做家乡饭吃，会令他们心里好受一些。 “一些中国学生，在这里每天就是学习，没有其他想法。但我们不同，我们有很多未来的计划。”黛西说，从小父母就鼓励她做一个独立的人，自己做事，自己承担。 18岁上大学时，她最大的期待是自己的大学生活能与众不同，希望自己尽快长大，更加独立。19岁时，她独自坐上长途大巴，游遍美国南部。大三时，她去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学拉美政治和西班牙语。后来去中国，行前她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 刚上大学时，黛西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她先是读社会学，又选修了哲学、英语、政治等许多门课“做实验”，看看自己到底对什么有兴趣。直到上了大三，才发现自己热爱新闻，喜欢与人聊天，想知道别人的故事。于是，她决定从事新闻摄影。 在昆明，黛西住在郊外一个小区里，周围都是中国人。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给街上遇到的人拍照。去大理和中甸旅行时，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时光穿梭机送到了另一个时代。在广州，她待了6个月，在黑人社区生活、拍片。她有两部作品，在今年的美国大学生摄影年赛中获奖。 “4年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她说。 对那些正在俄大上本科的中国同学，黛西更多的是寄予同情。 “到了美国，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改变。一方面，他们受到中国那里、家庭那里来的压力和期待，被迫接受家长所做的种种安排;另一方面，他们人到了这里，处在美国大学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们在渐渐改变，有了想做自己的愿望，变得独立起来，想依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 黛西表示，不满意网易编辑为她的报道所起的标题：“失落的留学梦”。 “那不是我要表达的主题。我的英文报道的题目叫做‘not here or there’(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被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感觉。” “我为他们拍照片时，关系曾是那么亲近。但是现在，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让这场风暴慢慢过去。”黛西说。  

12月22日，令人唏嘘的中国女留学生酒后驾路虎发生车祸致死案开庭审理，除被控危险驾驶导致死亡的罪名之后，约克警方对她增加另外5项控罪，包括危险驾驶导致身体伤害、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造成死亡、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造成身体伤害、不清醒驾驶导致死亡和不清醒驾驶导致身体伤害等罪名。 警方指控增加5项罪名 11月18日凌晨3点中国女留学生潘某驾驶一辆白色路虎车在万锦Markham Road 与14th Ave.交汇处附近失控翻侧，车辆被撞得面目全非，车内3名女子中，1名17岁乘客从车内弹出，当场丧生，潘某和另一名21岁乘客受伤。据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证实，三名均是中国留学生。 约克区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虽然事发时当地有浓雾，但并不是事故主要原因。而是被告在车祸前参加了朋友的生日聚会并饮酒，加之被告在转急弯时超速驾驶导致车祸。警方在检测后也证实被告血液中含有酒精。 11月21日首次出庭时，警方仅起诉驾驶人潘某一项罪名：危险驾驶致人死亡。随后，法官准许潘某以10万加元保释，但中国护照被没收。 但12月22日再度出庭，警方提出增加以下5项控罪：危险驾驶导致身体伤害、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造成死亡、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造成身体伤害、不清醒驾驶导致死亡和不清醒驾驶导致身体伤害。 据悉，该案的下次出庭时间是明年1月17日。 事件回顾 11月18日凌晨约3时05分左右，在14th Avenue夹 Markham Road 附近，由潘某驾驶的白色路虎在14th Avenue 东行线转弯处失控翻车，路虎被撞得面目全非，车内3名女子中，1名17岁乘客从车内弹出，当场丧生，潘晶晶和另一名22岁乘客受伤。 现场的警方发言人Tim Kelly称，车辆翻滚多次，路虎极光的损害程度非常严重，使它看起来好像“从天空跌落”一样，消防队员需要去除车辆的顶部才能将里面的伤者救出。 约克区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虽然事发时当地有浓雾，但并不是事故主要原因。而是被告在车祸前参加了朋友的生日聚会并饮酒，加之被告在转急弯时超速驾驶导致车祸，警方在检测后也证实被告血液中含有酒精。 潘某和17岁死者及另外一名女乘客均为中国公民，潘某在多伦多大学读书。其代理律师表示，其当事人和死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此她对自己犯错而害死朋友相当难过，自责不已。 总领馆交通安全提醒 近期连续发生多起中国人交通事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令人痛心。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提醒大家增强交通安全意识，确保出行安全： 一、遵守交通规则，时刻做到安全驾驶。行车途中驾驶员和乘客均须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行车，不要疲劳驾驶。 二、加拿大现已进入冬季，雨雪天气频繁，道路通行条件变差，请留意路况变化，注意与前车(尤其是大货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谨慎驾驶。 三、圣诞及新年假期即将来临，各类庆祝聚会繁多，请大家千万要避免酒后驾车，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负责。 四、如遇交通事故，请拨打911电话报警。如需总领馆协助，请拨打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4165290068。 小编也想说，马上到圣诞及新年了，大家千万要注意交通及人身安全，平安度过假期，迎接新的一年。

　　“上课啦!”年轻的小伙子在走道里扯着嗓子喊。 　　“上课啦!”大厅里一个小男孩扯着刚还在打打闹闹的玩伴往回跑。 　　面包、葡萄、糖果、卡通杯……和疼爱的眼神一并被家长们陆续收回。五分钟后，喧嚷的大厅安静下来，几十个成年人排排坐，百无聊赖地低着头，目光游荡在手机屏幕上。 　　王艾习惯了这样的周日早晨。儿子瑛瑛刚上小学一年级，已经在这家位于上海五角场地区的少儿培训机构上了两年课外培训班。幼儿园大班时学数学，上小学后转了语文，王艾觉得内容太简单，最近正考虑着再换一家。她要保证儿子“至少二年级结束前不比同龄人落后”。 　　她打算到三年级后，如果能保持名列前茅，就继续在国内上小学;如果落入中下游，就干脆直接出国读书。两条路殊途同归――“无论如何，小学毕业后都是要出去的”。这意味着最快再过两年，瑛瑛将成为中国“低龄留学(课程)”大军的一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5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与2014年度相比增长了13.9%。 　　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的低龄留学市场也很火爆。UK Boarding Schools Admissions Service (英国私立寄宿学校申请中心，以下简称UKBS)项目拓展经理陈曦辰介绍，近年来中国大陆赴英低龄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超过3000新生入学，在校总人数超过7000人。但是很多传统顶尖寄宿学校(例如哈罗公学)每年在大陆只招个位数，竞争非常激烈。 　　王艾和丈夫从2014年开始考察，最终选定了澳大利亚。“中国的教育体制不适合他(瑛瑛)。”王艾很明确地说，“竞争又那么激烈，对孩子的压力、自尊都是考验。” 　　她自己也受够了平时被三天两头请家长、周末都耗在带孩子上补习班的日子。 　　“你没得选择” 　　如今，王艾普通的一天始于清晨五点半。起床梳洗做好早饭，六点半叫儿子起床，七点半出门送他去学校。回到家中处理大小事务，下午两点又开车到儿子的小学――提前两小时抢车位。这是一天中的休息时间，在车里补一会儿觉，刷刷手机，很快过去了。 　　待瑛瑛放学回家，盯着他吃晚饭、做作业，哄他睡下，王艾打开微信班级群，看到几位家长关于今日作业订正的讨论。“烦也烦死了”，她心想。这还算好，上次学校老师让做字母卡片，还要配图。儿子倒是认认真真写了字母，但裁纸、画格子、上网找图片、画图……都成了她的任务，熬了一整个通宵才做出来。 　　王艾怀念上班的日子，觉得比现在轻松。可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自打生瑛瑛，她就做了全职妈妈，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儿子身上。本以为儿子上了幼儿园就能轻松些，谁成想，“早教这个坑，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瑛瑛从8个月开始上早教，培训班、补课班、兴趣爱好班……数不清多少个送完瑛瑛的上午，王艾是开车四处“考察”度过的，反正折腾六年至今，王艾对各种少儿教育培训机构都能有理有据地点评一番，堪称半个专家。 　　都说要“赢在起点”――可她觉得，当大家都在抢跑时，起点线只能越划越前。 　　“哪有自己的生活?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呀。”她感叹着。 　　这也是复仁平的心声。复仁平和妻子都有工作，儿子凡凡在公办小学读二年级。“晚托班”帮了大忙，接孩子的时间从四点延迟到六点半。但每晚的复课是逃不过去的，各科检查一遍起码一个小时，若是没有督促好就签了字，老师第二天就会在家长群里点名：“第XX号家长注意……”。 　　凡凡每周六8:30起床，9:30 -11:30 上奥数课，13:45- 14:30是钢琴课，15:30 - 18:00 补英语(精品课)。复仁平和妻子一起送，一个负责停车，一个负责带进培训机构。周日给凡凡报了他自己喜欢的体育类项目，算是锻炼身体。“我双休日比上班还累!”复仁平摇摇头。 　　比比别人，他又觉得自己还算轻松：“我们家还好，只有基本项。这不是兴趣爱好，这是必要技能。” 　　“基本项”是家长们心照不宣的科目，指英语、奥数，加一门艺术类。 　　复仁平没夸张。和凡凡一样，王华军的女儿伊伊也在公办小学读二年级。除了三个基本项之外，她还有跳舞班、书画班、小记者班，从3岁开始陆续上，一年年科目只多不少，补课费每年都要近十万元。如今周末之外，平日也有一两个晚上四处奔走。加上作业、弹琴，睡觉时间总在十点之后。 　　跳舞是伊伊自己喜欢的。夏天小区搞纳凉晚会，她上去跳舞，收获一片掌声，自个儿挺嘚瑟。“跳舞也蛮辛苦的。但是不学呢?什么都不会，你就只能站在下面看。”王华军说。他上大学的时候，看着别人什么都会，自己什么都不会，心里惭愧又羡慕。如今女儿争气，他也得意。 　　奥数和英语比较痛苦，但必须得补。“不上?她如果跟不上怎么办?表现差怎么办?上课被老师训斥怎么办?”王华军发出一连串反问。他举例说，一年级第一节英语课，教师就带着大家唱英文歌，有小朋友傻眼了，因为ABCD都没认全。伊伊学过，所以毫无压力。 　　“大家都在比啊。小孩子如果始终在后面，她的自信心来自于哪里?总得有点让她骄傲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她就开始沮丧了。就恶性循环，就越来越差。”王华军说。 　　竞争的焦虑感像鞭子，孩子和家长就就是陀螺，日复一日被抽打着，永远停不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教育会变成这个样子。”复仁平说，他对凡凡的希望，是撑到最后，“(如果)其他人都倒在他前面，他就可以休息休息了。但从后面的人来说，谁也不希望孩子倒在前面。不这样做就是淘汰的，不是说可以给你选择。你没得选择。” 　　“打破头，死去活来才能进” 　　王华军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一早打定主意送伊伊出国：“教育不只是教育，它是生活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国外空气好，食品安全，东西便宜。”只是陪读规划还没做好，又想着国内教育基础扎实，他觉得在国内读几年小学也好。 　　为了让伊伊上个好学校，他早下过一番功夫。当初，自家房子对口的幼儿园不错，小学却是“菜小”――上海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和家长对“菜场小学”的简称，指有大量外来孩子就读的学校。王华军不肯。他是律师，妻子在银行工作，家境殷实。民办小学学费一年几万至十几万，国际学校更贵些，但他们还负担得起，便想送女儿去读。 　　他的想法并非个例。上海统计年鉴显示，在伊伊2014年入学时，相比起2000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民办中小学数量却增长了近一半，其中民办小学数量翻了近五倍。市场背后是需求。 　　“好的民办学校要打破头，死去活来才能进。”王华军说。2010年11月初，教育部网站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5年后，他感觉公办学校“择校费”已有缓解，“择校热”的火却烧到了民办学校。 　　交得起学费远远不够，还要考试：考逻辑、考英语、考表达。“零基础”小朋友是没有机会的。所以伊伊从3岁就开始学奥数、英语、特长和不怯场。临近升学，王华军和妻子上网四处查，有家里孩子在目标小学读书的朋友，就去要一份考卷回来让女儿做，揣摩思路。 　　报了4个学校，最终都没录取。王华军后知后觉：“有些培训机构也提供特定学校的专项培训。不知道，考试的时候才知道。”棋差一招。幸好他在伊伊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做了后备方案：在一家好的公办小学附近买了学区房。 　　复仁平考虑得更早，凡凡2009年出生，他2010年就又买了一套学区房。“当然也可以考民办，找关系，但是所有的操作都有不确定性。”他说。在孩子的教育上，钱是他的倚仗，也是唯一的倚仗。 　　他隐晦地提起“规则的不公平”：“学费不贵，但是要进去代价太大。进去的孩子，确实有特别优秀的，可能有30%，剩下70%都是在运维方面。” 　　“条子生嘛，谁不知道。”王艾毫不避讳。瑛瑛进了很好的民办双语小学，同学的父母中有妇产科主任、985大学教授、电视台的领导……她每天提前两小时去抢车位，看到的豪车和特殊牌车也不少。 　　在王华军看来，一样拼钱，学区房比“递条子”更划算。王艾却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有钱没关系也进不来的。不知道底细，谁敢收你的钱?” 　　复仁平只觉得，不公平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就算有特殊照顾，也总是有缺陷的。这是他想送孩子高中出国读书的原因之一：如果竞争无可避免，他希望孩子在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去拼。 　　这是价值观的考量。王华军也有思虑。伊伊班级里有家长委员会，逢教育局、领导检查，都要配合教师写报告：多少次活动，多少次交流，多少家长会……王华军嗤之以鼻：“都知道是假的，都装得像真的。这一套从我们小时候就有，现在社会上也有，撒谎习惯了。” 　　他不想让女儿再继续接受这一套。女儿上到第二年，他更后悔了，因为明显感觉到学校课业量加大。“你拎拎，不轻吧?”他递过自己的双肩包，“我女儿的书包比我重!”他觉得这是拔苗助长，也心疼。 　　可这在民办小学，尤其好学校，是难免的。王华军伸出手指：“上海有四大名校(高中)――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复旦附中、交大附中，有几个民办初中要能(从初一就)进去，上这四大名校的几率就高多了。这几个民办初中，小升初太难了。一级一级，没有能让你轻松的时候。” 　　他选择不接受这套体系。但身在公办小学，伊伊不可能特立独行。“我可以不让她参加考试，少写作业，但后果呢?她在班里会立马被边缘化的。”王华军不敢冒这个险。 　　思来想去，他决定尽快把女儿转去国际学校。 　　体制外教育之路 　　“待会儿见到老师，你要主动打招呼噢。”12月13日下午，浦东一所国际学校的招生办公室门口，王华军叮嘱伊伊。 　　走廊里，几个十几岁的男孩西装革履结伴经过，正是中学部的学生。办公室装修得像白领写字楼，王华军拉着伊伊坐在沙发上等。刚还活泼泼碎碎念的伊伊，表情突然紧张起来，说话都换了气流轻声。 　　她即将面临当天的第二场考试。早上在另外一所国际学校，她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英文和数学卷子，送她进教室时，王华军还偷偷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女儿考试时，他顺便看了看下课的学生。多数是黑头发，他不太满意。“不过很少有人说中文，都是英文，这点很好。” 　　王华军两个月前就盯上了各种国际学校的插班报名。早上那所学校他觉得希望不大，下午这所学费比较高，一年二十几万元，相应竞争没那么激烈，他觉得还有可能。除了这两家，12月15日还有一所学校要考。王华军希望，下学期开始，女儿能顺利进入其中一所就读。 　　王艾也开始考虑给儿子转学了，尽管瑛瑛读的已经是别人打破头都进不去的民办双语小学。开学三个月，王艾已经被“请”去学校好几次，隔三差五接教师的电话，说他和垃圾桶玩儿，在课桌上乱画，上课接教师的话…… 　　王艾很无奈，瑛瑛在家向来“放养”，家里的墙随他涂，好奇心也重，没见过的都喜欢动一动。最麻烦的是，他确实不怕老师，被批评了只会一脸懵懂有板有眼地回复，就算不是故意作对，总也不像是个听话的样子。 　　“就是天真。”王艾总结。总被老师找，她也慌，认识一个心理学教授，特意带儿子去看。得到的回复是：心智嫩，虽然已经7岁，心理年龄还在5岁左右。王艾明白，孩子不是故意惹事儿，也都不是大事儿，甚至不能叫“错误”，只是天性如此。 　　但她也知道，这所学校里未必有让孩子发挥“天性”的空间。教师旁敲侧击好几次，建议王艾带瑛瑛去测有没有多动症。“说是建议，你敢不去吗?为了证明他没有，你也要去啊。”王艾没办法，带瑛瑛去了上海新华医院。测试结果显示：没有多动症;不过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教师又说，注意力不集中，那要不要去治一下呢?于是，王艾又去考察了一个专做注意力训练的培训机构。 　　最终没报。王艾想，年龄大了自然会好，非要花万把块钱去做这种训练，让7岁的小孩定在那儿，有什么意思呢?瑛瑛喜欢英语，自己拿Ipad跟着软件学单词的时候挺坐得住。还报了三门英语课，不让上都不行。肯学习，也不是故意惹事儿，她不想把孩子当病人对待。 　　可瑛瑛要成了“问题学生”，没有玩伴，她也烦恼：“能进这个学校的，都是花了大力气来的，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圈子也要从小培养，家长会跟小孩子说，你不要跟谁谁谁玩儿。家长自己也有小圈子。” 　　王艾觉得心累。瑛瑛的三门英语课中有一门家教，教师是意大利人。和她聊天中，王艾发现对方完全没觉得瑛瑛有什么问题，也很认同发扬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这坚定了她让儿子出国读书的决心。 　　老公原本不同意，他出身农村，到上海读大学，一路奋斗至今已很满足，也想让儿子过安稳无忧的日子。瑛瑛才7岁，他把以后的婚房都买好了，还希望未来的媳妇能是医生或者老师这种稳定职业。王艾母亲也不同意，担心孩子小，王艾英文不好，陪读不知怎么过。真的去了，家里的生意、夫妻的感情……一连串都是麻烦事。 　　只有王艾一个人坚定不移，说服所有家人，定要让孩子出国。最初被请家长，她总拉着老公一块儿去：“教育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去了三四次，灰头土脸的，老公也不乐意了。“就不愿意来。也开始觉得孩子出国读挺好。”王艾笑得狡黠。 　　她已经看好了一家民办国际小学，正在准备报名。如果瑛瑛考不上，听说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城那边即将新开上海德国学校和上海法国学校，她打算到时候再去试试。 　　王艾看中的，正是基础教育阶段招收中国大陆学生的两大类国际学校：民办国际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另有针对高中的公立国际班，但2013年教育部明确要进行规范进入政策性收缩。此外，还有一类国际学校只招收外籍学生。 　　《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显示：国内这四类国际学校的数量总计597所，属全球之最;其中上海88家，居全国之首。 　　“我不敢赌” 　　复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国。 　　他希望儿子能够见多识广，也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从小的培养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让你去思考。” 　　他将教育比喻为土壤：“不光是为了成才，还有对社会的认知、社交圈的形成、个性的培养……(不同的)土壤上长出不同的东西。”若等到大学，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经固化，复仁平觉得太晚。现在又太早。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职，无法陪读。 　　作为金融从业者，复仁平将家庭海外资产配比纳入考量因素。儿子出国读书的预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半留作凡凡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社交费用等，另一半用于购置房产。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计一百多万元，凡凡离初中毕业还有8年，在他看来，这个目标不难达到，这笔投入也很值得。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来生活的场景：“天空是蓝的，有阳光，脸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作者张之琪在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见张之琪：《小别离》引出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澎湃新闻，2016年9月) 　　“危机感”，是复仁平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也是筹划下一代未来时的情绪底色：“一个是空气、水、环境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对国家规则的危机感，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房产、教育资源、学区房……以后会不会变，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你能预测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国读书，而后移民。这与王华军和王艾的计划如出一辙。 　　但眼下，复仁平焦虑的还是“小升初”。儿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开始考虑民办小升初的升学率是多少，公办小学的升学率是多少，当中的百分比差额能够如何弥补。复仁平说，凡凡过几年估计会更辛苦。 　　他说：“孩子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还有1%(的人)要么沉沦，要么爆发，但你不敢赌这1%。” 　　王华军也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他给伊伊18岁前的教育投入预算是至少三百万元。 　　“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 　　“像我们一样，读了大学，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有自己的价值观，做人比较靠谱、比较善良，这些基础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样的水平吗?那也不算基础了。” 　　“让她不要变成一个例外吧，在我们正常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说白领这样。但是不能说变成……也不能说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个阶层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晋级道路。不上好大学就有前途吗?这个比例太小了。比尔盖茨退学了，扎克伯格退学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万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个水平上了。我们还是好好当普通人吧。” 　　“一样辛苦” 　　体制内的路，复仁平还在坚持。 　　他想为儿子留一条后路。国际学校的教育体系完全不同，即便日后能参加国内高考(精品课)，也没有任何胜算，所以踏进去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复仁平希望等凡凡大一点，给他自己选择的机会。 　　在专业人士眼中，这不是个好选择，两手准备面临行不通。 　　UKBS项目拓展经理陈曦辰表示，相比起公立或双语学校的学生，国际学校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国外文化，在语言方面的优势也更明显，因而在面试中具有更强的整体竞争力。 　　这就是低龄留学的逻辑：体制内外的教育路线始终是两个方向，两条腿走路的后果，多半不及一条道走到黑。 　　可下了决心，进了国际学校，路就好走了吗? 　　王华军很清醒：“国际学校也不轻松的。可能语数要求低一点，但你还是要去努力啊，参加各种活动啊。课外班就不上了吗?还得上啊。” 　　有教育培训业人士分析说，低龄留学首先要过语言关，去英美读高中英语成绩要能达到各学校的要求;成绩单也有要求，“A”越多越好;此外，兴趣爱好、实践经历等也往往被作为录取参考。 　　王艾还要考虑陪读的问题。考虑到自己英语不好，她将留学地点选在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因为那边华人多。2015年，她和丈夫在澳洲做了一笔投资，2016年初又刚买了一套房子。买房投资移民，为了瑛瑛的教育，她算是拼到底了。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她已经不再去想：“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教育这不能去比，永远都不成正比的。已经做过了，就没什么好想的了。”

留学生自杀事件频频发生，让很多中国家长非常担忧。对于中国留学生和留学生的父母来说，最近就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又一名中国留学生自杀！他曾热爱摄影，准备去滑雪... 有多少局外人能理解“留学生自杀”事件？ 恰好今天，一位朋友给我转发了一篇文字，是一位在丹麦留学的女孩子写的↓ 好死不如烂活着 这句话也是错的好嘛 死了一了百了 为什么要烂活着 这句不负责任的狠话，大家能理解多少呢？朋友告诉我，写下这些内容的她，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洒脱豪爽。我也看到了照片，确实个是个一脸正能量的女孩。可是依然写下了这样让人觉得后怕的文字... 看完这篇文字，想想也是留学生的自己。 我也算是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家境一般。有记忆开始，父母就没有过长时间的陪伴。我在很多亲戚家都暂住过，别看我当时才小学，已经看过不少亲戚的脸色。 五年级结束， 花钱转私校，全日寄宿制，这是父母第一次为我在教育上的大笔投入；大学毕业，花钱找中介出国，没有语言成绩，这是父母第二次为我在教育上的大笔投入。 看上去父母是很爱我，愿意在我身上花钱，可是感性地分析一下，这两次投入其实都是为了把我“送走”。 被这两次“送走”后，我享受到了更好的物质条件，我得到了更多的教育资源， 我可以认识到更优秀的朋友。可是内心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似乎父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去填补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有多深的坑。 大家为什么选择远渡重洋出国留学？ 有多少人家境一般？有多少人是来自单亲家庭？有多少人是听信了亲戚朋友中介的诱惑？有多少人出国只是单纯为了学习？有多少人觉得国内的家没有多少留恋？又有多少人在出国前无知地以为留学就是天堂？ 可以猜想，出国留学的我们在物质条件还算可以的情况下，却普遍缺爱。越发地缺爱，别人能看到我表面的笑容，却根本不知道我的内心早已被负能量吞噬。 留学生都是富家子弟，任性，放荡，不思进取？ 其实更多的是，扛着压力，努力着... 大部分留学生都很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未来。可是，留学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手里的选择，越来越少。 父母对你的投入，反倒成了一堵高墙，想要越过，却越来越难。 有人会说，留学生是这个社会发展下的牺牲品。 父母投资子女留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得。回国工作，没有多少竞争优势；移民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残酷。残酷到你为了移民，还得再投入金钱和时间。 想创业发家致富？毕竟是少数，多数都会选择买房。但那些没钱买房的人呢？ 留学毕业，在当地有了一份Entry-Level的工作维持生活，可是尽头在哪里？什么时候成家？什么时候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遥遥无期。 我的一位好友，在美国留学毕业，陌生城市，高薪工作，单身公寓。他的朋友圈很少发新鲜事，偶尔的照片也是形单影只。他有一次在微信里对我说：我快要得抑郁症了... 就连同样是留学生的我，都觉得他在矫情... 是啊，每一个留学生都不一样，都难以被理解。 你想象的国外，不是我眼前的留学；我经历的留学，不是你以为的天堂。

近日，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位刘姓同学的自杀新闻成为留学圈的关注焦点，给这个节日季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再次把关注留学生心理问题这一话题带入了大家的视野。 OSU又传噩耗 中国留学生举枪自杀 上周，俄州州立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收到了一封来自系主任Brian Winer的邮件。正值期末期间，这封邮件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更让人难过的消息 —— 就读于该校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专业大三的学生刘同学于12月10日自杀身亡。Brian在邮件里表示了深切的遗憾，并向其家人和朋友致哀。他也表示学生中心随时准备为受到此事件影响的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帮助。 据《美国中文网》消息，刘同学于本月10日被发现中枪死亡，枪支应为刘同学个人拥有，尽管有人指证刘是自杀而死，但他的一些朋友怀疑可能是为外力致死或意外死亡。至于他死亡的真正原因为何，警方至今未说明。 根据刘同学Facebook显示，他来自中国天津，2013年1月入读俄亥俄州立大学。刘同学本身爱好摄影，在自己的Facebook上传过许多个人摄影作品，连他就读的物理系的Facebook官方页面也使用过刘同学的作品。 （该校物理系Facebook账号背景图也是出自于刘同学之手） 他的死让同学和朋友都感到非常震惊。尤其是自杀前三天，刘同学还和几个好友一起商量去滑雪的行程，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计划结束自己生命的年轻人。而且，据好友透露，刘同学向来会和好友分享心事，成绩很好和女朋友感情也很稳定，很难相信他会自杀。 据《世界日报》报道，刘同学家人从北京时间12月10日凌晨2时40分起就联系不到他，心急如焚的家人联系其他同学帮忙到刘与另两位中国留学生同租的住房察看，但当时敲门无人回应，屋内灯也黑著。刘同学家人表示，他在寒假已经约了几个同学到科罗拉多州滑雪，机票饭店都已订好。在苦等60个小时无消息后，刘的家人12月12日才在网络上发出求助帖子。 痛惜！中国留学生自杀案频发 发生在刘同学身上的这件悲剧早已不是个案。就在半个多月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杨同学毫无预兆自杀身亡。作为一个GPA高达3.96平时热情开朗的准毕业生，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以此种方式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的陆同学跳进了冰冷刺骨的密歇根湖，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自杀前她和母亲视频通话三小时，并没有显示任何反常迹象，却不料那就是母亲与她最后的通话。 2015年1月，耶鲁大学的华裔学生王同学从金门大桥跳下与世告别。去世前她曾在Facebook写道：“亲爱的耶鲁大学：我爱这里。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我需要时间去工作，我需要时间去等待新药物以治疗我的病。但是学校不能满足我这些。我承受不起离开学校一年或永远退学。” 此前王同学曾因精神问题退学。 2014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20岁中国留学生李同学选择了跳楼自杀，生前他备受失眠、焦虑的困扰，在自己的日志里写道：“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事后，学校为其在校内教堂举行了追思会，他的家人也希望留学生能敞开心扉积极面对困难并学会主动寻求帮助。 2014年8月，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一名22岁的中国留学生林某跳楼身亡； 2014年2月，新泽西某大学一中国访问学生跳楼自杀； 2013年11月，纽约某大学一25岁女留学生从高级公寓顶楼跳楼身亡 。。。。。。 心理疾病：看不见的冰山暗礁 大学阶段是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每个学生会经历独立、成长以及向涉足社会的过渡。然而，许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此时心志尚未成熟，情绪更有可能受到外界影响而波动。可能包括学生本人和家长在内，都不会在踏入象牙塔之前意识到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带来的暗流。 心理疾病的范畴包括任何影响个人想法、情绪和行为的抑郁、焦虑和饮食失调等；多数心理疾病的信号首次出现在18-24岁时期。超过20%的美国大学学生据报道被确诊、或正在接受心理疾病的治疗。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看不到的隐藏人群更令人担忧。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研究，事实上四分之一的学生都患有可诊断的心理疾病，但这中间40%并不会寻求帮助。性格内敛保守、不习惯“心理障碍”一概念的亚裔学生更是这隐藏人群中的主体。 尤其对于游学海外的中国学生，留学经历并不如同外人想象得那么美好光鲜。除了要应对美国学生承受的学术、社交以及就业压力外，中国留学生们所面临的挑战更是双重的。 陌生环境下被边缘化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留学生来到陌生的国家，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与语言环境。尽管他们在出国前都或多或少会通过网络媒体、中介机构、学长学姐等了解信息、做足准备，但在实际上调整适应过程中的困难会比预期大得多。即便是一些生活上的细枝末节的小事，也可能成为造成压抑焦虑的挠心石。 而这样的文化冲击可能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缓解，主流文化群体与少数华人学生之间看不见的隔阂似乎总难逾越。很多留学生袒露心声，即便与美国学生通过上课、社团、新生活动建立起场面上的“友谊”，但真正走心的却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还是拘泥于自己的圈子，相同的语言、文化、成长背景让他们终于找到彼此的慰藉和存在的证明。 无需英语、也能生存，这就是很多中国学生的不完整却真实的出国体验。 因此，中国学生群体在美国校园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的被忽视状态，进而产生的孤独感与自卑感成为吞噬年轻灵魂的魔兽。这份无法排遣的寂寞便成为心态失衡背后作祟的魔鬼。 被远远低估的学业压力 网络上散播着“留学党天天都在玩、旅游开趴购物就是不学习”的流言。其实广大留学生只是更愿意分享生活中积极的一面，而将辛酸苦闷留给自己。 美国高校奉行的“宽进严出”教学政策让无数留学生挣扎在“Pass”和“Fail”的红线左右，高要求、多数量的Paper、Project、Due和Presentation更是逼迫着他们血战过无数个图书馆通宵的日夜。往往这些是中国学生难以向千里之外家人亲友解释诉苦的，只因为不知道从何说起。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要求学生拥有极高的主动性，教授布置的作业、评分体系中会很大比重考量学生的自我表现。中国学生一方面由于语言问题，需要花较长时间适应这样的教学模式，起步晚、不自信；另一方面受到内敛中庸的东方文化影响，不愿抛头露面地在人前主动表现，因此应试教育的成功之道成为素质教育下的拦路猛虎。 中国学生群体还存在着不能与教授、同学、实验搭档等建立起有效沟通的问题。他们无法准确及时地进行反馈，阻碍达到理想中的学术进步。 当国内的天之骄子在海外课堂上折翼难飞,心头只会沉重的阴霾所覆盖；倘若当乌云变成风雨，飞翼最终陨落。 成长家庭：“为什么一定做最好？” 中国家庭往往会在成长教育中给予极高的心理期待，“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态在极高的留学投资成本下，变成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赌注。很多父母并不知道出国留学是否是适合自己孩子的最好选择，但却盲目相信镀金学历会是快捷之路。 中国家长习惯于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夸赞“你真聪明”、“宝宝你真棒”，似乎孩子取得好成绩、考进好学校、获得好才艺是理所应当的本份——你拥有了这么好的天分，凡事不做到极致便是浪费。但当一个孩子长此以往被贴上“天资聪颖”的标签，而被忽略其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他便会在遇挫失败时迅速产生自我怀疑，立刻将失败原因归结于自身，也更难接受失败。 “别人家的孩子活得精彩出色，为什么小时候差不多聪明的你就能允许自己稍显平庸？” “我花了这么大价钱送你出国，并不是让你到时候和国内大学生一起求职普通工作！” “你不要找借口说你尽力了，你这么聪明怎么能够失败！” 这样“对人不对事”的育儿观念会在孤身游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恶化。家长们远在国内，对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知之甚少，可能对美国文化环境都并不了解。他们无法探知孩子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无法想象在陌生环境中经历人生最重要转折阶段的困难。讯息不完整导致他们忽视过程、在乎结果、放大预期，这样家庭环境下的中国留学生便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落后。他们像头骄傲的小狮子，试图在所有竞争中一切为赢。 但在精英荟萃、强手云集的美国社会中，谁不曾经历过一次两次失败？全科拿A真比享受学习体验经历重要？一份来自四大的录用书真比身体健康、一生幸福更值得？ 拒绝做“闷葫芦” 及时寻求帮助 若长期受困于心理疾病、出于抑郁焦虑的精神状态，并且难以找到正确的途径得到疏导，学生则很有可能走上极端。 据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中心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32.9%的学生严肃地考虑过自杀行为；每12个美国大学学生中就有一个做出过自杀计划，全美高校每年有超过1000名自杀案例，且这个数据还呈每年增长趋势。20至24岁的亚裔也拥有最高的自杀率。 但以伤害自己生命为代价，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自我调节 对于留学生，如何在繁杂的学业和忙碌的生活学会自我调节和压力营救是极其重要的。定期运动、音乐放松、与朋友相聚等都是不错的放松方式，可以有效地帮助转移注意力。 学会沟通也是更重要的方式。无论是与海外的家人还是身边的朋友、老师，留学生群体更应该学会及时表达、排解消极情绪，永远不要给心竖起壁垒。 利用学校心理咨询服务 当你觉得心理压力超过你所能承受的范围，你可以选择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求助。每一所美国的大学都会提供心理咨询的相关服务。 由于学业压力带来的攀升的自杀率使得美国的大学格外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的健康服务中心一般都配有职业的心理咨询师，所有学生都可以和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通常这样的服务是免费的。 找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绝对不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现代生活中存在心理障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同时职业的心理医生会对你隐私问题进行严格保密，你不需要有后顾之忧。 心理问题是困扰绝大多数现代人的桎梏，我们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丢人。当我们独自出国、游学生活，总有软弱无助的时刻，学会求助也是成长必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