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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应聘！BC最佳雇主大量职位招聘年薪10万+

据DailyHive报道，被评为BC省最佳雇主之一的大温运输联网（TransLink）正在大温地区招聘大量高薪职位。谈到运联，是大温地区最主要的公交服务基础设施。现在正在招聘大量的职位，有些职位年薪超过$10万元。运联官网招聘页面显示，有数百个职位空缺，其中包括岸山巴士公司（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BC快速公交（BCRTC）、西岸快线（West Coast Express）和运输警队（Transit Police）都提供大量职位。图源：大温运联运联方面，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工作领域都有职位空缺。 // 其中与计算和IT相关的空缺职位，大多数年薪约为7万元及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全职工作。此外，许多职位提供9万及以上的年薪。

2年前
哈哈哈哈哈！税务局发邮件催款加人不理+举报诈骗

加拿大一些居民打开电子邮箱，就会看到一封标记着枫叶旗的邮件，这是加拿大服务局要求退还疫情期间的福利金。图源：MTPROJECTS/Reddit 政府的标志看起来很奇怪，或者是坏了。文字是灰色的，而不是政府官方信函中通常使用的黑色。有些邮件先是用法语写的，然后是英语，这对许多人来说觉得有些不寻常。有媒体看到其中一封邮件说："你得到的福利金额，比你符合条件的数额要多。" 然后有一个链接和一个1-800的号码。一些人立即将其视为诈骗邮件。其他人在网上讨论这些电子邮件，并谈到试图从加拿大服务局获得答复。一位收件人声称，当他们打电话询问时，一位代理人挂断了电话。在Twitter和Reddit上，他们说这种格式看起来与他们过去收到的政府信件非常不同。其中一个人写道，政府的标志看起来"很糟糕"，好像是用MS Paint应用程序制作的。还有人认为，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其他方式进行联系是可疑的。超过100人向国家欺诈监督机构报告了这些电子邮件。但加拿大服务局说，这些电子邮件不是诈骗邮件，收到这些电子邮件的人真的必须把多的CERB退还给政府。目前还不清楚已经发出了多少催还款的邮件。媒体看到一些电子邮件说，接收者必须退还他们的CERB的一部分，但没有说明多少。收件人被告知在30天内拨打一个1-800号码，或点击一个链接分享信息。加拿大服务局说，170万加拿大人已经或将要收到与他们申请CERB后，超额收到救济款。加拿大反欺诈中心说，截至2020年3月，他们已经收到166份关于这些电子邮件的报告，一位发言人将此归因于"大量的骗局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很难知道电子邮件是否合法"。保持警惕是好事一位专家说，鉴于加拿大有很多复杂的骗局，包括与CERB退款和加拿大服务局有关的多个骗局，加拿大人应该对要求付款的电子邮件保持额外的警惕。多伦多的网络安全专家Ritesh Kotak说："我认为，鉴于普通民众很容易成为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过于谨慎。" Kotak说，加拿大服务局应该重新考虑电子邮件是否是与人们联系退款的最佳方式，因为它可以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安全信息或信件。 "显然，政府有办法以安全的方式进行沟通，他们需要利用这些方式。" 在一份声明中，加拿大服务局发言人说，他的电子邮件的内容和格式已被隐私、法律和通信专家告知，并符合政府政策。该机构说，以法语先于英语发送的电子邮件是来自魁北克省的办公室。

2年前
衛生部批准使用莫德納的兒童新冠疫苗 6個月至5歲嬰幼兒可接種

5歲或以下兒童稍後可接種新冠疫苗。加通社資料圖片加拿大衛生部周四批准使用莫德納(Moderna)的嬰兒和學齡前兒童新冠疫苗，為加國首個獲批用於該年齡組別的疫苗。衛生部表示，莫德納疫苗可接種給6個月至5歲的幼兒，劑量是成人劑量的四分之一。 // 國家免疫諮詢委員會(NACI)擬就其使用提供建議。有關決定，將疫苗的接種資格擴大至全國近200萬名兒童，但疫苗供應將由各省自行處理。該疫苗需接種兩劑，相隔期約4星期。莫德納藥廠在2022年4月下旬，要求加拿大衛生部批准使用其可用於6個月大兒童的新冠疫苗，藥廠早一天亦向美國監管機構提出同樣要求。疫苗獲批後，是加國艼個針對5歲以下兒童的新冠疫苗。自疫苗於2020年底推出以來，這個年齡組別一直沒資格接種。莫德納針對該年齡段兒童的疫苗在6月獲美國批准使用。藥廠稱，一項涉及6,700名兒童的測試顯示該疫苗是安全，並產生與成人相似的抗體反應，6歲以下兒童的單劑量為25微克，是成人和青少年劑量的約四分之一，亦是6至11歲兒童劑量的一半。此外，其疫苗在預防6個月至兩歲兒童症狀方面的有效性是51%，對於2至5歲兒童的症狀有效率則為 37%。疫苗的應用要求是要分兩劑接種，期間相隔4個星期。輝瑞藥廠適用於6個月至5歲兒童的兒科疫苗，已於2022年6月提交加拿大衛生部審批，目前仍在審查階段。

2年前
加拿大房屋市值下滑买家懊悔！宁愿放弃几万元定金！

加拿大房产市场迅速低迷，让购房者不用再担心卷入竞价战，重拾了信心。但是现在价格在下滑，已经有买家对年初狂热期的出价感到后悔。皇银经济师Claire Fan表示，全国各地的房屋需求正在迅速降温，市场从青睐卖家转入一个更为均衡的区域。她指出，疫情期间最强劲、价格最高的地区，6月份的放缓尤为严重。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事实证明市场对央行加息更为敏感，那里的房价更高，贷款规模也更大。图源：upnest 她说，6月份新盘上市仍相当强劲，而需求却大幅下降。在多伦多以东的Durham区，疫情开始时，那里的独立屋相对来说是负担得起的。现在“上市天数”在增加，降价也很常见。这种迅速的转变让一些卖家感到不安。 Coldwell Banker R.M.R. Real Estate的经纪人Shawn Lackie说，上个月有1,414套房源可供选择，而去年6月库存异常少，只有712套。他对即将进入市场的卖家建议，要有耐心，接受任何一个报价。 “你的第一个报价通常是你最好的报价，”他说，“即使带有条件，也要谈。” 最近，买家往往提出验房和贷款的条件。这给他们时间考虑，要么敲定交易，要么退出。 Lackie现在每笔交易都会请律师检查。 “这是常识。如果出了岔子，至少一开始我们就有顾问参与。” Durham区市场在今年2月达到顶峰，当时均价达到$1,228,990元。6月均价下跌了约20%，至$972,354元。 Lackie说，现在有些沮丧的买家要求降价，卖家被迫决定是否要重新谈判。图源：Global News 在Courtice地区，2月和3月挂牌价$79.9万元的房子，通常成交价在$115万元到$120万元之间，买家的出价比要价高出$30-$50万元。但是现在，春季购买的房产临近交割日，该地区的平均价格已经大幅下跌。市值下跌，买家弃定金 Lackie说，举例来说，如果买家估计自己同意购买的房子的价格降了26万元，他们可能会放弃自己支付的6万元定金，然后走人。在这种情况下，卖家可能会把房子重新投放市场。如果他们最终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可能会对原始买家采取法律行动。他建议，卖家最好在价格上达成妥协，然后继续交易。 Lackie指出，诉讼可能需要两年或更长时间，一些卖家知道，即使他们同意降价，他们仍然有得赚。另一个障碍可能是，如果房产的市值自报价日以来已经下跌，而买家需要贷款。如果贷款人的估价低于售价，买方必须弥补差价。 Lackie说：“你必须再拿出$30万元，因为银行肯定不会给你垫款。” “这就是混乱开始的时候。” 他说，很多情况下，年轻买家会再次求助于“父母银行”。 9月放盘量会上升 Lackie预计今夏市场会相当平静，9月份的上市数量会再次激增。他预测部分卖家来自疫情期间搬到郊区但不想再通勤的人。另一部分是因利率上升而面临财务压力的房主。展望未来，皇银的Claire Fan警告说，随着央行继续加息，房价承受能力继续下降，更多购房者将离场观望，并拉低房价。图源：MReport Atelier Realty的经纪人Farrell Macdonald说，消费者对通胀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率上升心存警惕。在他看来，疫情期间房价的急剧上涨令人难以置信。而现在约克区等之前火爆的市场已经急剧降温。以King Township为例，均价从2月份的$321.8万元降至6月份的$208.3万元，同期库存从2个月增加到2.3个月。今年6月，King只有21处房产易手，而新挂牌的房产有86处。随着房价下跌，一些附带损害也出现了。例如，一对夫妇计划卖掉他们在多伦多的房子，搬到渥太华。经纪人建议先卖房再找新房子，但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今年2月市场处于高点时买入渥太华地区的房产，两个半月后又在低迷的GTA地区卖出，现在已经推迟了退休计划。

2年前
火爆租房要降温了？加拿大公司开始迁往郊区租楼办公

在加拿大历史上，郊区办公楼的空置率首次低于市中心。世邦魏理仕（CBRE）多伦多市中心写字楼租赁团队负责人Michael Case说，尽管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市中心写字楼需求仍然超过了附近的郊区，但在加拿大其他主要城市，郊区变得更受欢迎。图源：CityNews Case说："事实上，加拿大十个主要城市中的七个，我们都看到郊区的空置率在下降。尤其是在加拿大西部，包括卡尔加里和温哥华"。他说有几个原因推动了这一变化，包括上下班时间。 "现在很多员工都说，相比较市中心需要一小时的通勤时间，和在郊区工作的5分钟，他们现在肯定更喜欢（郊区）。" 科技行业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我们开始看到很多科技公司在郊区租赁空间，特别是在加拿大西部。但真正推动这种情况发生的，就是目前的混合工作模式。" 多伦多城市大学布鲁克菲尔德创新和创业研究所的Sean Nussin说，现在要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多久还为时过早，但城市中心的写字楼市场不太可能被完全取代。 "公司开始意识到，拥有一支永久的远程员工队伍并不理想。因此，开始使用混合解决方案，会要求员工回办公室工作几天，其他时间可以远程工作，这开始成为一个办公趋势。因此公司会尝试在离人们居住地更近的地方租用办公空间，这并不奇怪。" 他补充说，通勤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它给工人带来了成本；它给基础设施带来了成本" 同时Case说，多伦多疫情后改变了办公市场。他说，在疫情之前，空置率约为2%，当时为房东市场。他说，平衡点应该是在8-12%左右，目前多伦多市中心的空置率为11.9%。

2年前

陈人康抱着父亲陈士榘的照片。1937年，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的陈士榘参与平型关战役。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杨秋华展示父亲杨得志的照片。1937年，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的杨得志参与平型关战役。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人物小传　　陈人康（63岁）　　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曾在解放军第二炮兵任职，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　　杨秋华（65岁）　　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曾于解放军总参管理局招待处工作。退休后，有着军人情结的陈人康还是习惯穿一身军绿色衣服。他总说生不逢时。 “当了个和平年代的兵，无法像父辈那样抗击外侮，叱咤疆场。” 他的父亲陈士榘，28岁时参与平型关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当年，决策、指挥和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各级指挥员，有278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3位、大将1位、上将11位、中将36位、少将227位。与声名显赫的父辈们不同，大多“将军后代”的经历如陈人康一样：读书、当兵、转业，在人生大多数时间中，默默无闻，少有关注。 “虽然父辈间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但子女后来却很少来往。”陈人康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许多年后，那些来往甚少、年约花甲的“将军后代”们慢慢聚在了一起，通过讲课等不同形式，频频“发声”。陈人康说：“当发现今日社会正将父辈们的传统丢弃，正与他们的理想脱节。你就会明白，他们留给我们的，绝不仅有一个称谓。” 　　每次见父亲被要求敬军礼 1968年，16岁的陈人康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工程兵战士，父亲陈士榘正是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他并未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反而被要求做最艰苦的工作。 “干的是建筑工人的活，每天在工地上用耙子搅拌砂浆，挑水泥。”陈人康也没什么抱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多数将军的子女都有相似经历。” 他认为，这也来自老一辈革命家的意志，“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并不认为胜利的果实应由自己的子女享受。” 对于父亲，在陈人康看来更像是上级。从军后，他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然后才叫爸爸。陈士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1984年，陈人康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后，以普通干部退休。陈人康说，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大多是将军后代。如今，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者，不到五分之一。随访问团赴日拍中日友好纪录片 2012年，陈人康第一次去日本。年轻时，他在抗日电影里看到日本国旗，会恨得咬牙切齿。他关于抗战的记忆不仅来自父亲的讲述以及史料，更有“亲身”感受到的。1938年的午城井沟战斗中，陈士榘被日军炮弹炸伤，震裂的左耳膜使他落下终身听力残疾。陈人康称，家中原有很多父亲在战争中的遗留物品，包括缴获的战刀，使用过的4把手枪等，但这些物品已先后捐赠给博物馆、纪念馆。时代的变革让他在花甲之年迎来一个使命。 2012年5月末，陈人康随《暖流》访问团前往日本，为中日建交40周年拍摄一部反映战后中日友好交往的大型纪录片。访问团团长为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50名团员几乎都是抗日将领的子女。 “没有人能比我们的父辈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寄希望于通过那段不幸的历史让两国人民明白和平的意义，世世代代不再战。”谈及此次赴日，陈人康说他心情复杂，“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段屈辱和仇恨。” 随访问团到了日本，看到街上的日本国旗，陈人康还是觉得不舒服。那一年，也正是钓鱼岛事件最受国人关注之时。尽管《暖流》因钓鱼岛事件而未公开播放，但陈人康认为，日本之行还是颇有价值，“拍摄途中认识了很多为中日友好长期甚至终生努力的人，理解了中日两国是近邻，维持和平友好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讲述父辈传统来教育党员干部早在《暖流》访问团赴日的前几年，一些115师及八路军将领的后人，已越来越多地走在一起。引领他们再次相聚的是突然萌生的各类军史、战史研究会和一些社团组织。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2012年6月，陈人康为主要创办人员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挂牌成立，他还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八路军研究会”。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杨秋华亦是这些社团学会的热衷者，其中参与次数最多的，是颇有名气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她已跟团天南地北参加了数十场演出。陈人康称，这些社团学会数量在近几年迅速增加，成员都是“将军后代”或是被大众称为“红二代”的特殊群体。这些“将军后代”频频发声的背后，是他们发现今日社会中，很多战争年代里的优良传统已被丢弃，“腐败、不公等社会问题屡见不鲜。”陈人康说。在“红军后代授课团”的课堂上，陈人康等人通过讲述父辈们的传统，来教育“下面坐着的党员干部”。有时会讲到贪腐，“真是深恶痛绝。我们父辈流血牺牲绝不是为了让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我们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陈人康说。 “父辈们留下的精神烙印是艰苦奋斗。”陈人康却不断遇到让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他去某省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用警车开道，他去参观名胜景区，也一路警笛轰鸣，享受特殊待遇的陈人康心里不是滋味，“这太脱离群众了”。同样，“将军后代合唱团”也寄希望于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他。多年来，陈人康、杨秋华等人的课已讲出了名声，他们前往各地讲课，甚至讲进了中组部、讲进了中南海。更多的出席活动和前往授课的邀请电话不断打来，陈人康耐心安排，极少拒绝，“传承、宣讲，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他说。　　想为父亲战死他乡的部下立碑陈人康给自己讲课定下原则：不吹捧，不做结论，用细节还原历史，让听者自己思考。多年前，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现在来看，这些故事大多来自父亲的回忆口述和相关书籍。”陈人康发现，这些回忆和记录并不全面，“听父亲讲往事时我太年轻，很多问题当时没问清楚，而书籍资料大多经过筛选和审查。” 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拾遗补缺，去解放军档案馆等地查看，找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讲述，让很多因特殊时代等原因遗失的历史，还原本来的面目。他说：“这些历史可能进不了历史书，但确实是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子女，我们有使命去补充这些历史。” 在对父亲战争历史的挖掘研究中，陈人康还发现了父亲未竟之事。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奉命前往山东抗日，留下陈士榘率领一个补充团在山西，建立晋西根据地。补充团很快壮大发展成3个团，新兵多是山西青年，陈士榘担任晋西支队司令员。1940年，他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战场，“带着这支山西子弟兵一路打了过去”，陈人康研究发现，部队中不少山西籍士兵相继在途中和山东战场牺牲。这些战士大多葬在山东，但墓地长期无人祭扫，这些将士在山西的亲属后代并不清楚他们的下落，无法祭奠。他打算在两地间进行牵线联络，至少要先为这些战死他乡的将士立起纪念碑，“人是跟我父亲走的，这个使命理应由我完成。” 杨得志将军之女杨秋华：　　带仨女婿上战场　　父亲引以为豪　　关于平型关大捷　　父亲不太喜欢讲战争往事新京报：父亲会时常提起平型关大捷吗？杨秋华：实话实说，几乎没有向我们提起过。他不太喜欢给我们讲战争往事，另外工作也太忙，有仗打的时候就一定有他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参加抗美援朝，年近七十还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平时白天上班，晚上约人谈事，只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能见到他。父亲晚年时弟弟为了能留些记录，让他讲了些往事。他的抗战岁月，我都是后来自己翻看回忆录、画册时了解到的。新京报：那他也很少能照顾到你们？杨秋华：他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行胜于言。1959年，他们跟着彭老总去东欧考察，回来时别的将军买望远镜等高级东西，他扛回来3匹布，做的衣服一直穿到我1968年当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孩子们的供应粮不够吃，他的指标多一些，全让给我们。后来父亲生病住院，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肝炎。　关于军人情结　　家里5个孩子相继当了兵新京报：看合影发现，你们一家人都当了兵。杨秋华：这是受时代的影响，再者我们从小跟着部队一起长大，有很深的军人情结，家里的5个孩子相继当了兵。这似乎是我理所当然应该选择的，除了当兵我再无其他的职业理想。新京报：在部队时，领导和战友都知道你父亲是将军？杨秋华：知道。但没有因为父亲给我任何特殊照顾，反而分配我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位于东营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军马场。百十里无人烟的荒滩，割草喂马，工作量很大，而且蚊虫叮咬得厉害，浑身都是包。那时感觉受不了了。新京报：没想过让父亲帮你调一个地方？杨秋华：没敢直接跟父亲说，向母亲写信时委婉表达了这个意思。后来母亲回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父亲的意见，不同意，让我坚持，别人能吃的苦将军的女儿也能吃。关于“将军后代”光环　　几次重大事件受父亲意志改变新京报：也就是说，“将军的女儿”只是个光环，其实没有让你因此受益。杨秋华：仔细想想，一生中肯定有因为父亲的面子，让我多多少少受到帮助照顾的事情。影响我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事件也受到父亲的意志而改变。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部队很多人都转业下海经商，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有次父亲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一起，明确告诉我们，只要他还在，决不允许我们离开部队，脱下军装。新京报：可你还是脱下了军装。杨秋华：1986年大裁军时，我所在的部队被纳入了裁撤范围。说实在的，马上就要授衔提高待遇，谁也不想被裁，很多战友都托关系求人，有部队的高级领导来问过我，如果不想被裁，他可以帮忙调动。饭桌上我对父母说了这事，晚上就被母亲叫到房间，转达父亲的意思：有人愿意帮我是因为他是解放军总参谋长，但这次裁军他是主要负责人，连自己女儿都走关系别人还怎么裁。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但可以感觉到，我们离开部队，父亲其实是失望而无奈的。新京报：父亲是否说过，他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杨秋华：没有明确说过，也许是受到信仰和时代的影响，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子女，生活和工作一切响应国家的号召，听党的安排，我们家也是这样。但其实他心里还是希望子女中有人能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可惜5个孩子里4个是女儿。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把3个女婿带上了战场，并引以为豪，招婿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