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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主席近期访问美国，被许多舆论称为堪比“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重要性，对确定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长远关系，将发挥着历史性的意义。但美国目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美国智库到底怎么看中国？中美的争执点到底在哪里？习主席访美前一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在纽约、华盛顿交流访问，撰写了数篇访美手记，引起了多方关注。为此，观察者网独家专访王院长，请他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相关看法，以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与中美关系。】美国精英对中国处于空前的纠结期观察者网：您每年都要往返美国好多次，这次去美国正好是在习近平访美前。和以往相比，这次美国之行，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文：过去一周多的美国之行，首先是对我体力的一次大考验。走访和调研相当密集，见了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近10名美国政要名流，参加了各类研讨会和闭门会议近20场次，还与30多家美国智库相关负责人当面交流，接触的各类美国民众超过100人。尽管过去10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两次美国，但短时间内如此高频度的交流，还是第一次。这实际上折射了美国对中国智库代表团的欢迎与关注程度，希望通过中国智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则代表了他们对中国的最新态度。总的看来，中美关系的合作需求与依赖性仍然很牢靠的，但美国智库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处于相当焦虑的状态，属于那种空前防范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但随着美国经济部分复苏，美国人自信心的相对恢复，他们习惯性地对中国人耍狠，“死咬”住一些两国分歧的议题（如网络安全）不放，希望中国能够屈服，但又不敢使蛮力。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纠结心态。美国人心理对华微妙，是我这一次感受最深的地方。观察者网：您这次去和美国智库学者有很多接触，你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王文：与美国智库学者接触，谈论的话题可谓“广”又很“窄”。“广”是指，涉及范围较广，从国际秩序到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经济改革、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资本市场准入和波动、双边投资协定、南海议题等都有；“窄”是指，几乎到每家智库，谈得都是这几个议题。这恰恰是中美关系的辩证性，既复杂又简单，既困难又容易。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却又是相对集中的那些问题，能看得清楚的那些问题。就像医生看一个人，虽然指标不健康的地方挺多，但一看就是能查出来，不算什么疑难杂症。有些人对中美关系很悲观，我反而是乐观的。因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不是说得了癌症，而只是一个人营养太好，出现了类似糖尿病、血脂高、肥胖症等，要花很大力气的调养和长期的努力，慢慢地把一些关键指标降下来。观察者网：访美手记中提到，在和华盛顿智库学者的交流中有一些争论，最大的争议是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王文：其实，中美智库对彼此的思考并不是处于一个维度上。中国智库学者更愿意谈宏观，而美国智库学者更愿意就问题谈问题。美国智库在务实，中国智库在务虚；美国智库着想的是当下，而中国智库谋划的是长远，这样自然会有许多分歧之处。比如，中国人希望美国智库界能够全面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则回应，“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我们都同意，但“相互尊重”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让我们尊重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吗？这个在美国国内舆论里接受不了的。再比如，讨论互联网安全，中国学者认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需要两国协手应对那些互联网犯罪的议题；但美国人却死咬着，认定中国政府纵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是相当于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政府要负责任。还有类似对中国经济下行导致商业环境不景气的指责；对中国即将通过的NGO法律意味着中国“不开放”的抱怨；对中国在南海建礁是想把美国赶出东亚的猜疑，等等。从根子上看，中美分歧，其实就是谁说了算，谁来制定规则的分歧。中国将强未强，美国似衰未衰，两国的博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博弈，意味着要有合作，也要有竞争，既要有适当让步，也要有所作为，是对相互力量对比差的再次较准。这是相当考验两国思想界、外交界的。美国担心中国成为世界的新圆心观察者网：我看了您的访美手记后有一个困惑，之前在一些国内研讨会上，中国学者都认为美国人是很愿意了解中国的，只是苦于没有渠道。但从您的手记来看，美国人似乎还持有自己的高傲，不肯放下身段来了解中国？王文：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非常浓厚的国家，用托克维尔的表述是：“美国人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认识世界”，换句话说，美国人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打个比方，在美国人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圆形，而美国就是圆心，中国无非就是圆形中一个比较大的点而已，较为突出，必须重视，却有点碍眼，生怕这个较大的点，成为世界的新圆心。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的“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不懈努力”之下出现在各个场合，美国更是在政治、军事、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不信任中国。当然，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在重塑美国的价值观，促使其进行反思。我曾与“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弗兰西斯·福山有很长的对话，他的学识渊博，但在中国论据面前，却很难自圆其说。于是近年来，福山先生的改变很大，发出类似“在民主上，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等等新论断。随着中美双边高层和民间交流得越来越紧密，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实力也越来越强，美国放下身段，全面认可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观察者网：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主流态度是什么？认同多一些还是争议多一些？王文：美国民众普遍对中国的态度是正面的，相比于白人与黑人的种族矛盾，印第安人的原著民议题，拉美裔移民成灾等，亚裔尤其是华人，在美国的形象多是正面的。前些年，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中，华人形象还出现不少负面的场景，但这些如范冰冰、李冰冰等女星、成龙、李连杰等男星的形象几乎都是正面的，这本身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一种心理影射。加之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为美国人带来的福利，中国进口与对美投资带来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尤其像底特律这样破产的城市，在中国投资进入后，渐渐地已活了回来。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这正是我对中美关系乐观之处。当然，与美国民众不同的是，美国精英们的美国价值观观念更重，对国家未来的担忧更重，将国家荣誉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的不断壮大，使得这些精英们一时难以转变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在冲击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他们难以接受。这些逻辑被媒体放大，反向作用给了精英层形成了价值共振，加重了美国精英层对美国的焦虑。当然，美国的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对中国的认知不尽相同。政治精英喜欢讨论相较大国战略层面下的细小议题，商业精英则更是利益驱动，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与投资合作，进而获取利益。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今年6月的民意调查，67%的美国民众主要对华进行“友好合作和接触”，仅有29%的美国民众主张“制约”中国发展。总的来说，民众比政府更友好，政府比智库更友好。可见，民众是两国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用很中国化的说法是，“要相信美国人民”。观察者网：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主要还是致力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比如经济、网络安全等。但在这之前，美国官方和舆论对中国似乎都不太友好，美国为何要在习总访美前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会对访美成效造成什么影响？王文：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公众很关注，华盛顿必须借这次习主席访问解决具体问题”这样的声音。在华盛顿的交流过程中，美方的态度确实有些许强硬，给习访美施压，比如网络安全、南海问题、NGO法案等等。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忧，心想领导人的国事访问要谈的是战略大问题，为什么要沦入那些细枝末节呢？也不禁联想到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的低姿态，心中略有不快。后来，一位美国前高官私底下跟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恍然大悟，他说：“那些肆无忌惮的声音只是美国公众舆论的一部分，却被放大进而绑架了美国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甚至正在形成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压力与冲击”。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也只是虚张声势，在关键时刻，美国政府一定能控制住这种负面情况的蔓延，以大局为重。所以，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在纽约那些真正做实务、与中国交往中得到利益的美国金融圈、贸易圈的人眼里，完全是另一个逻辑。他们谈论更多的话题是美国为什么不加入亚投行？为什么不让中国加入 TPP？他们有的还自我批判，美国的投资环境远不如中国开放，美国政客们夸大了那些支流问题，等等。观察者网：从今年2月传出消息习总将在今年访美以来，中美之间展开了很多对话交流。从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这对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王文：40多年中美关系，可谓起伏波折，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每次出现波折时，中美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就在发挥作用。中美之间有96个不同层次的对话合作机制，其中包括首脑互访、首脑热线、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定期交流机制、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等等。社会层面的智库交流，就更多了。这些交流机制是双方避免冲突的坚实保障。比起当年冷战高潮时期，美苏双方差一点就都按下核按钮了，千钧一发之际，美苏连个传话的人都没有，那是相当危险的。 2015年，中美双方提前七个月将访问确定并对外公布，这足以说明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在这七个月中，中美双边交流机制运行稳定，比如，5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两国对南海问题双双趋于温和的态度无疑是非常积极的迹象，6月份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已经为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奠定了基础和营造了积极的氛围。双方在双边投资谈判、经贸、军事、能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世界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探讨和交流，为双方确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机遇和渠道。当然，美国还不习惯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全球大国身份，中国本身也同时在学习和承担这个身份所匹配的责任和义务，双方都在学着一起长大。中国能超越美国吗？观察者网：正如您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很重，那么，是因为中国真的在全面超越美国吗？王文：从GDP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10年内差不多能超过美国。当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IMF、世界银行都已认定，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是，从军事实力、金融实力上看，中国距美国的差距还相当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过这个话题。 1820年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让英国等欧洲列强不要干预美洲的事务；1893年前后美国GDP超过前一个全球霸权国英国，1922年美国的军力超过英国，1945年美国才开始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超越英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战略耐心与毅力，可谓“百年战略”。在这点上，中国非常需要向美国学习，不要操之过急。当然，超越美国，不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断满足人民的福祉和需求，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才是超越美国的真正衡量标尺。未来中美的实力比拼，关键还在于人民。观察者网：您自己这两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中国的智库建设工作，在和美国智库的交流中，您觉得中美两国智库的差异和差距在哪里？双方以后该采取何种方式加强交流和合作？王文：这些年，我几乎走访了美国所有的一流智库，在《对外传播》期刊上每个月写一篇关于智库的思考专栏，现在已坚持了20多期，在这个问题上，方方面面讨论过许多。从个人亲历的角度看，简而言之，从个体角度，如学者学识、涵养、思想深度来看，中美两国不乏都有顶尖高手。但从机构的角度看，中美智库的差距大体有如下几点：一是产业规模。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智库已形成了产业，目前已达近2000家、年预算总额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有数十万的产业规模，前十大智库的预算额都超过4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智库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预算额超过4000万人民币的，都屈指可数。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智库的逐渐发展与壮大，伴随着的是美国民主化的进程、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崛起进程。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三是机构影响。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美国智库业比较发达，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政治制度也造就了美国智库业的特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果想对国家和社会发挥理想的作用，就必须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中外传统智库模式上有所突破，真正发展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尊敬的基辛格博士，尊敬的英斯利州长、普利兹克部长、穆雷市长，尊敬的希尔斯主席、菲尔兹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基辛格博士的介绍。基辛格博士总能说出一些新颖的观点，他的介绍让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是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站，有机会在这里同各位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谨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我对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并不陌生。人们常说，华盛顿州是“常青之州”，西雅图市是“翡翠之城”。这里有雄伟挺拔的雷尼尔山、波光潋滟的华盛顿湖。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使这座城市在中国民众中有很大吸引力。目前，华盛顿州对华出口居全美之首，中国也成为西雅图港最大贸易伙伴。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成为中美人民友谊、中美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象征。众人拾柴火焰高。中美关系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地方、友好团体、各界人士的辛勤耕耘和精心呵护。特别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中政策基金会、美国商会、美国中国总商会、百人会、华美协进社、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友好团体和一大批友好人士，长期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奔走努力。中美关系持续发展，凝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我谨向所有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的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大学和智库机构及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这两年，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家都关心中国的发展走向，关心中国的政策取向，这里，我就其中一些主要的问题讲几点意见。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在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这是来之不易的。当前，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水平。现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空间很大，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中国将更重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消费拉动，更加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保持强劲发展动力。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引起了大家关注。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做法。中国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8月11日，中国完善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目前，人民币汇率偏差矫正已初见成效。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我们将坚持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改革方向，允许人民币双向浮动，我们反对搞货币竞争性贬值，反对打货币战，也不会压低人民币汇率刺激出口。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汇市波动而改变。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330多项改革措施。2014年，我们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出台70多项重点改革方案，其作用将逐步显现。改革关头勇者胜，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推进改革。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将继续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世贸组织原则，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我们将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是保护好知识产权，为我们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者，治之端也。”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动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中国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将公平对待外国机构和企业。我们愿同美方就法治问题开展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国际社会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中国愿同美国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国肯定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只要这些组织的活动对中国人民有好处，我们不仅不会限制和禁止它们的活动，而且要通过法律保障它们的活动，保障它们在华合法权益。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开展活动。中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我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里说的打铁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有8700多万名党员，党内也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信任和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中国人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支持和配合，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给我们一个重要启迪就是，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一切通过武力侵略谋取强权和霸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都是要失败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真理。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我愿在此重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为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我不久前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我们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开创共同发展新前景，营造共享安全新局面。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要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我们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是要推动形成自由开放、方便快捷、充满活力的亚太发展空间。我们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要同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好亚太和平和安全。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13年，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这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两年多来，双方按照达成的共识，不断推进各领域协调和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我们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共同努力。我们深化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存量、人员往来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我们围绕伊朗核、朝核、南苏丹、阿富汗、中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抗击埃博拉病毒、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成果丰硕的“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有力展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潜力。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答案就是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中国古人说：“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这其中，有几件事尤其要做好。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应该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我们应该早日谈成一个双向平衡、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深化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拓展在清洁能源、环保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执法和反腐败、卫生、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挖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我们应该深化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上的沟通和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正是因为有了差别，世界才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分歧，才需要聚同化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纯而又纯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管控。最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150年前，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同美国人民一起，铺设了横贯东西的美国太平洋铁路。70年前，中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并肩奋战，共同捍卫了世界和平和正义。在那场战争中，数以千计的美国将士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赢得自由和独立给予的道义支持和宝贵援助。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在汉字中，“人”字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形状。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我愿在此宣布，中方支持未来3年中美两国互派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中美将在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中国将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马丁·路德·金先生也说过：“做对的事，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关键的历史当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