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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拿大正艰难地陷入一场可能涉及数十亿元的危机，这场危机与悬而未决的原住民土地索赔有关，而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在“原住民优先事项”上的支出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到2024年，联邦政府在原住民事务上的支出是军费开支的两倍。 图源：51记者拍摄 2015年自由党首次执政时，他们自己的估计显示，联邦政府在他们所谓的“原住民优先事项”上的总支出约为110亿元。 十年内，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三倍。 财政部内部估算显示，到2024年，计划中的“原住民优先事项投资”将达到320亿加元。但实际数字还要更高，原住民支出最近飙升至国防部的两倍多。 根据加拿大支出网站Canada Spends的分析，在2024财年，所有联邦资金的12.25%由两个联邦机构支出：那就是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和加拿大皇家原住民关系及北方事务部。 相比之下，加拿大军费开支仅占总开支的6.71%。 2023/2024年度，加拿大原住民关系和北方事务部报告的“实际支出”为163亿加元。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则公布了465亿加元的“实际支出”。两部门合计，该年度支出为628亿加元。 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中，有180万加拿大人自认为是原住民，但这涵盖了从因纽特人到保留地原住民，再到梅蒂斯血统的加拿大人等各种人群。 如果将628亿元平均分配给这180万人，那么每人将获得约35000元。 根据加拿大支出统计，2014年至2024年间，加拿大累计在原住民优先事项上花费了2438亿加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于自由党政府扩大了原住民支出。 作为参考，如果加拿大保持2014年的支出水平，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十年来的总额也只能达到约1450亿元。 图源：CPA 这意味着多花了990亿元，而这990亿元的差额大致相当于曼尼托巴省的年度GDP。换句话说，曼尼托巴省全年的经济活动就足以弥补自2014年以来联邦政府在原住民事务上增加的支出。 联邦政府大幅增加对原住民事务的投入并非秘密。事实上，这在多份预算和政策文件中都有明确的列明。例如，杜鲁多执政期间提交的最后一份预算案就写道：“用于原住民事务的支出已显著增加。” 所有额外支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各种拨款和转移支付普遍增加，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新的联邦项目体系，涵盖从原住民语言到心理健康支持，再到贝类捕捞和为寻找前寄宿学校墓地提供资金等各个方面。 例如，仅“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和女孩全国调查”一项，五年预算就高达22亿元。 与此同时，自由党竞选时承诺的取消原住民保留地饮用水煮沸警告的计划，截至2024年已耗资63亿元。虽然该计划实施期间已取消了150项警告，但仍有39项警告生效。 推动原住民支出增加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土地索赔和其他和解金额的空前激增。 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2023年法院下令支付的233.4亿元和解金，用于补偿数十年来原住民保留地儿童福利服务资金不足的问题。 自由党政府也一直非常积极地解决土地索赔问题，并以其他方式“为殖民主义过去造成的伤害提供补偿”。 仅在2020年至2025年间，渥太华就支付了151亿加元，用于解决其所谓的229项“具体索赔”。这些索赔本质上是原住民对渥太华未能履行条约义务的不满，通常涉及土地管理方面的问题。 最近一次是在圣诞节前夕，政府向萨斯喀彻温省的詹姆斯·史密斯·克里族（以及其他两个部落）支付了7.138亿元，以“解决过去的一些错误”，包括保留地分配不当。 2024年底，渥太华发布的秋季经济报告显示，联邦财政赤字意外高达620亿加元，远高于此前预测的400亿加元。这一赤字超支导致副总理方慧兰辞职，并最终引发了党团内部的反叛，导致杜鲁多在2025年初辞职。 根据更新报告的原文，意外赤字主要是由于“与原住民或有负债相关的重大意外支出”。这些“重大意外支出”总额达164亿元，约占意外超支的四分之三。 虽然近年来许多八位数和九位数的赔偿协议在几乎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生效，但随着卑诗省最高法院在考维昌部落诉加拿大一案中的裁决，原住民土地索赔问题最近被推到了公众意识的前沿。 该决定将卑诗省里士满市的一大片私有土地割让给了考伊琴部落原住民。 芭芭拉·杨法官宣布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优先于私人财产权，这也为加拿大各地做出类似裁决打开了大门，可能会影响价值数十亿元的私人房地产。 尽管考维坎部落表示他们无意没收受影响房主的财产，但他们在10月份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寻求“与王室达成和解，以解决完全所有权问题”。 卑诗省省长戴维·埃比表示，他打算对该裁决提出上诉，并在去年12月向受影响的房主提供了1.5亿元的贷款担保。
  • 最新研究显示，过去15年来，加拿大人对政治机构的整体信任度总体保持相对稳定，但对总理这一职位表达高度信任的加拿大人比例，达到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图源：51记者拍摄   Environics Institute在202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对议会抱有“一定信任”或“高度信任”的加拿大人比例，已从2010年的77%上升至目前的83%；而对议会“不太信任”的人群比例，则从23%下降至17%。 然而，加拿大人对总理的看法，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变化。 对国家领导人抱有“一定信任”或“高度信任”的加拿大人比例，从2010年的65%升至2025年的80%。这一水平略高于2021年。报告指出，那一年由于新冠疫情，加拿大政治人物和制度的信任度曾出现异常高点。 更引人关注的是，明确表示对总理“高度信任”的加拿大人比例，在这一时期几乎翻倍：从哈珀（Stephen Harper）执政后期（2012年和2014年）的16%，上升至卡尼（Mark Carney）上任最初几个月的32%。 这些研究结果由《星报》独家披露，数据来自一项涵盖北美、中美、南美及加勒比地区、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民主价值比较研究。该调查于2025年7月30日至8月7日 期间以线上方式进行，共有3,550名加拿大人 参与，调查完成时间早于议会秋季复会。 在有关国家领导层的提问中，受访者被问及的是对“总理这一职位”的看法，而非对具体执政者个人的评价。 不过，报告指出，对总理职位“高度信任”的比例在2023年至2025年间上升了9个百分点，“这一变化无疑与领导层从杜鲁多（Justin Trudeau）转换为卡尼有关”。 调查同时显示，最明显的分歧来自党派立场。 在哈珀执政中期的2010年，仅17%的自由党支持者对议会抱有高度信任；而在卡尼领导下，这一比例已升至42%。 相比之下，2010年有21%的保守党支持者高度信任由本党执政的议会，而如今，这一比例在保守党支持者中已降至13%。 在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度方面，分化同样显著：60%的自由党支持者目前对总理抱有高度信任，而保守党支持者中仅为11%。 这一党派分化程度，与美国的情况几乎一致。在美国，62%的共和党人对总统高度信任，而民主党人中仅有10%持相同看法。 Environics Institute执行主任Andrew Parkin表示，整体结果表明，认为加拿大人对政治机构的正面情绪正在持续下降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不过，他也指出，加拿大主要政党之间的信任鸿沟已与美国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担忧，尽管反对党支持者对执政机构信任度偏低本身并不反常。 “总有一天，保守党会赢得选举，”Parkin说，“如果到那时这些数字能再次对调，那一切都还算正常。问题在于……如果这是一种更为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呢？我们目前并不知道答案。” 在报告涵盖的所有机构中（包括选举制度、加拿大皇家骑警、最高法院和大众媒体），政党本身获得的高度信任比例最低。仅12%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党抱有高度信任；相比之下，41%的受访者对选举制度抱有高度信任。 按年龄划分结果还显示，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议会的信任度较2010年明显上升，表达高度信任的比例从12%翻倍至24%。 而在60岁及以上人群中，对总理抱有高度信任的比例也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从2023年杜鲁多任期末的23%，大幅升至2025年年中的44%。
  • 加拿大税务局（CRA）的一通电话，最终让自己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一名税务追缴官员在电话中仅给出极为有限的理由，拒绝向一家多伦多金融公司退还879,092.36加元（87.9万加元）的所谓欠缴GST（商品及服务税）。结果，联邦法院裁定CRA需支付9,500加元的法律费用。 这项诉讼费用裁定由法官Danielle Ferron于去年12月作出，案件源于对该名官员决定的司法复核。与此同时，相关文件已被发回CRA，要求其重新审查退税相关问题。 图源：BRUNSWICK NEWS 税务纠纷持续多年 Hillcore Financial与CRA之间的拉锯战始于2017年8月。当时，CRA指称该公司拖欠170万加元的GST，并随即对Hillcore实施扣押（garnishment），从其账户中直接扣走879,093.36加元。（所谓扣押，是CRA依法可采取的一种手段，可直接从雇主或银行截留纳税人资金，用于抵扣欠税。） GST取消重估，却没退钱 到了2020年年中，CRA又取消了此前的GST重新评估。但令人意外的是，CRA并没有把这87.9万加元退还给Hillcore，而是决定将这笔钱转用于抵扣Hillcore拖欠的所得税。 据称，Hillcore在2012年至2017年间，累计拖欠所得税超过4,000万加元。 Hillcore是在收到新的所得税重估通知时，才发现CRA悄然“换了用途”。与此同时，公司还被告知，其GST账户余额已变为0。 图源：krp.ca 公司正式投诉，要求退款 Hillcore对CRA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并于2023年致函CRA提出投诉，正式要求退还87.9万加元。 2023年11月，公司接到那名税务追缴官员的电话回复。随后，Hillcore提起司法复核申请。 官员是否有权拒绝退款？ 法官Ferron需要首先判断：这名追缴官员是否有权拒绝退款。 她指出，该官员并未将Hillcore的请求上报或转交给其他人处理。“仅这一点，就已经构成程序不公……如果他本身没有处理该事项的权限，那么他的行为就阻止了对Hillcore请求的真正审查。” 在作证过程中，该官员本人似乎也对自己的权限感到困惑。Ferron指出，相关记录“并不清晰”。官员在证词中表示，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在没有管理层批准的情况下批准退款”。 然而，Ferron同时强调，这名官员从未告知Hillcore自己无权批准退款。她写道：“他的行为反而显示，他实际上是认为自己拥有作出该决定的权限。” 基于这一点，法官裁定：该官员的行为构成一个可被司法审查的决定。 “问题电话”成关键证据 接下来，Ferron将焦点放在那通电话上。 她在裁决中写道：“记录非常清楚地显示，该官员没有具体说明自己参考了哪些政策，也没有向Hillcore提供相关文件副本。此外，他也承认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条文；除了阅读一名CRA前线人员提供的政策外，他没有自行做任何研究，也没有向该前线人员或CRA其他人员进一步询问。最后，他还承认，拒绝向Hillcore提供书面理由。” Ferron认同Hillcore的说法，认为该决定“只是口头作出，理由极其有限，缺乏任何支撑细节，显然不具备合理性、透明度和可理解性”。 因此，她裁定该决定“不合理”。 CRA被判支付诉讼费用，但争议未完 鉴于Hillcore在与该官员交涉及提起司法复核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Ferron裁定CRA需支付9,500加元的诉讼费用。 不过，纠纷并未就此结束。Hillcore主张，此案“只有一个合理结果”，那就是立即退还所请求的款项。 Ferron并未完全采纳这一观点。尽管她承认Hillcore提出了“有力的论点”，但仍决定将该问题发回CRA，要求税务局充分、合理地重新考虑。 CRA拒绝评论个案 《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已向Hillcore方面寻求回应。 CRA于周二晚间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该媒体称：“我们所执行法律中的保密条款，禁止加拿大税务局披露纳税人信息，因此，我们不会就具体案件细节发表评论。”
  • 近日，前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Bob Rae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以及他在西半球的整体策略，应当给所有加拿大人敲响警钟，并要求加拿大的政治领导人做出更全面的回应。 去年11月，Bob Rae结束了其为期五年的驻联合国大使任期。 Bob近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在摒弃多边主义，转而试图在美洲地区确立自身的主导地位，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合法性问题”。 “美国人基本上是在说：‘我们会为所欲为，谁又能阻止得了我们呢？’这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接管任何他们认为妨碍自己行事的国家。 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处堪萨斯的地方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 很显然，特朗普凭借其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加拿大及其他地区引发了恐慌。 该战略旨在恢复并更新“门罗主义”，这是一项已有200年历史的外交政策声明，其内容是设想美国在西半球拥有主导地位，并且这一政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用于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干预行动提供正当理由。 尽管特朗普并未像之前那样再次扬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但Bob却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就可以放松警惕了。 “我们已经在他们的议程之中，如果你认为没有提到‘第51个州’这样的字眼，我们就不在议程之列，那可就太错误了，因为从这个政府的行事风格来看，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Bob指出，特朗普的副首席幕僚兼首席顾问Stephen Miller在接受 CNN 采访时所说的话，比如他曾表示“自由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美国能够毫无顾忌地维护自身和自身利益”，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一则社交媒体帖子宣称“这是我们的半球”，都进一步证明了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心态。 至少，Bob和其他专家表示，特朗普的策略对加拿大以及其他美国邻国在其自身国家利益、安全和关键资源方面的主权构成了质疑。 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Fen Osler Hamps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正从一个主权邻国沦为美国的一个次级资源附属国。” Fen表示，加拿大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资源、北极资源以及“任何美国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交易的标的。 “坦率地讲，美国将会对我们施加巨大压力，迫使我们效仿其做法，而且他们还会仔细审视其他国家对我们本国自然资源的投资方式。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会受华盛顿的控制。” 卡尼此前曾表示，在国际贸易谈判愈发艰难的情况下，加拿大将寻求办法与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展开竞争。 但美国国务卿Marco Rubio之前曾表示，政府不会允许西半球成为美国的敌对势力、竞争对手和对手的活动据点。 Bob说：“我们得向加拿大民众说实话。” 他还认为，加拿大有必要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策略进行更有力的批评。 “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或许他就不会注意到我们，但这种做法太鲁莽了。 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民众坦诚地说明，这种威胁不仅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尊严和主权，还威胁到我们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 Bob接着说道：“所有加拿大公民都有责任现在参与到这场关于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未来的讨论中来。 这意味着要将对话的范围从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拓展到更广泛的问题——我们的存在本身。 美国人所发表的言论正在损害我们的未来，并以一种让我们陷入绝境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而我们对此却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必须被打破。”  
  • 联邦政府正启动与保险行业的咨询，审视行业应对地震风险的韧性——专家称，这类灾难性事件可能在未来 50 年内发生在加拿大。 数十年来，加拿大财产与意外险（P&C）保险公司一直警告：加拿大尚未为卑诗省沿海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准备。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估计，到 2075 年，该省发生重大地震的概率为 30%。 在去年 11 月发布的联邦预算中，政府宣布将与受联邦监管的财产与意外险保险公司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方展开咨询，探讨在发生极端地震时，如何确保加拿大保险体系的稳定。 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的发言人 Benoit Sabourin 表示，咨询的时间表和范围将适时公布。 “保险公司在应对地震方面具备良好基础，拥有足够资源来覆盖500 年一遇地震事件的已投保损失，”Sabourin 在电邮中表示。“但仍可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在更极端的地震面前，加拿大消费者能够依托一个更具韧性的金融体系获得保护。” 加拿大保险局（IBC）联邦事务副总裁 Liam McGuinty 表示，联邦政府的承诺令人鼓舞，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很高兴政府终于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地震对经济韧性的巨大风险，”他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风险比‘那场大地震’更可能拖垮我们的经济，而且它的影响会波及全国。” 他补充说，一次重大地震不仅会给部分保险公司带来偿付能力挑战，还会冲击按揭和银行体系。 加拿大平均每年发生约 4,000 次地震。其中大多数规模较小、几乎无人察觉，但全国有一些位于断层带上的地区，可能发生 7.0 级或以上的地震。 高风险区域与历史地震 最高风险区域包括太平洋沿岸的卡斯卡迪亚俯冲带（Cascadia subduction zone），以及魁北克和安大略东部的沙勒沃瓦地震带（Charlevoix seismic zone）。 2025 年，育空—阿拉斯加边境发生 7.0 级地震；2012 年，卑诗省北部海岸的海达瓜依群岛（Haida Gwaii）发生 7.7 级地震。由于两地人口稀少，均未造成重大破坏。 加拿大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发生在 1700 年，地点位于温哥华岛外海，震级估计在 8.7 至 9.2 级之间。 加拿大保险局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若发生 9.0 级地震，未来 10 年内的总经济损失将达 1,280 亿加元，并导致 43,700 个工作岗位流失。 其中，保险赔付损失约为 526 亿加元，是 2016 年麦克默里堡山火（保险损失 47 亿加元）的 11 倍以上。 保险承保与政府角色 尽管加拿大在地震风险方面拥有全球最高的行业资本要求之一（即保险公司需为潜在理赔预留的资金规模），但 IBC 指出，联邦政府仍必须具备向企业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并向公众传递“可以恢复”的信心的能力。 在卑诗省，92% 的人口和 90% 的企业面临地震影响风险。尽管地震保险对房主和企业主广泛可得，但投保率偏低。 估计约 40% 的卑诗省居民为自住房购买了地震保险；在高风险地区（如温哥华和温哥华岛），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 50% 和 60%；约 70% 的卑诗省商业地产包含地震保障。 McGuinty 表示，投保率偏低可能源于以下因素： * 对风险的认知不足 * 保费较高 * 对价格与保障价值的不匹配感受 * 误以为地震保障已包含在标准房屋保险中 在渥太华谷地和魁北克西部地区（虽存在断层，但不太可能发生 7.5 级以上“超级逆冲型”地震），仅有 4%–7% 的居民为住房购买了地震保险；该地区暂无商业地产的投保数据。 “对一些人来说，还有一种假设——地震发生后政府会出面提供财政援助，”McGuinty 说。 再保险压力与制度缺口 IBC 在报告中指出，投保数量不足会加大保险行业压力：如果保费规模无法覆盖风险，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再保险市场（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机构）。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再保险成本已显著上升。 “一次严重地震很可能耗尽单个保险公司的资本和再保险额度，从而触发破产风险，”McGuinty 补充道。 加拿大仍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一个存在显著地震风险、却尚未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分担责任机制的国家。 国际经验与行业呼吁 近 15 年前，日本建立了地震灾后恢复体系，协助重建住宅和企业；意大利拥有全国性的地震预防计划；美国加州则设立了加州地震管理局（CEA）这一公私合营机构，通过私营财产险公司销售地震保险，并由该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加拿大保险行业呼吁所有相关方——包括保险公司、政策制定者、省级政府及公众——共同考虑设立联邦兜底机制（federal backstop program），为灾后快速恢复提供“关键的金融安全网”，避免将全部负担压在任何单一群体身上。 “我们必须把大地震视为‘何时发生’，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McGuinty 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错失一个已经认识到这一重大金融风险的联邦政府所带来的关键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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