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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加拿大央行预估再加息0.25% 维持高利率无降息可能

    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预计加拿大央行将在1月25日将其关键利率再小幅上调25个基点,至4.50%。之后暂停积极的升息。 图源: REUTERS/Chris Wattie/File Photo 尽管通货膨胀率在12月降到6.3%,但仍然是央行2%目标利率的三倍多,预计至少到2024年第三季度仍将高于这一目标。一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中值为65%,高于上次调查的51%。 这使加拿大央行陷入困境,他们曾倾向于在12月暂停加息活动,但最近关于就业和通货膨胀的经济数据表明,他们停止加息的时间必须推后。 根据路透社1月17-20日的调查,90%的经济学家(29人中有26人)预计1月25日将加息25个基点,至4.50%,与利率期货一致。其他三位预计没有变化。 自2022年3月以来,央行已累计加息400个基点。这略低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加息速度。根据路透社的另一项调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预计本季度将再加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高级加拿大经济学家Stephen Brown说:"我们预测下周加息25个基点将标志着紧缩周期的结束,其最大的风险是,央行比我们判断的更担心通胀预期和劳动力市场紧张,这可能促使它进一步加息。" "与我们所预测的进一步加息所面临的更大风险是,央行可能会比我们目前假设的更长时间内保持高利率。" 调查中显示,预计加拿大央行将在今年全年将其隔夜利率保持在4.50%。只有两位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几个月的终端利率将进一步升高达到4.75%。 不过,略高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20人中有14人)表示,他们预测的风险偏向于更高的最终利率。 在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时,受访者对央行是否有可能在今年余下时间内维持高利率,而不是降息时,几乎平分秋色。大约55%的人,即29人中的16人,预计央行将维持利率,而其余13人认为会降息。 同时,在最新的调查中,近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家的官方预测是,预计经济衰退将在本季度开始,并持续到第三季度。这与央行最近的一项调查一致,该调查显示大多数公司现在认为经济衰退是可能的。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Josh Nye说:"我们预计会出现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失业率的增长略低于2个百分点,相比较历史上的经济衰退而言,这是温和的。" 加拿大经济在12月创造的新工作岗位比预测的多,失业率意外地从5.1%下降到5.0%。根据调查的中值,预计第三季度将上升至6.2%,明年平均为6.1%。
    time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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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这个月底准备再次加息

    据报道:央行预计将于1月25日宣布加息决策,在这之前,会有两项重要的指标将在本周公布。 本月初,一项强劲的就业指数报告预示着央行很可能要在月底时再提高25个基点,让利率提升到4.5%。 RBC预计,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将在12月时放缓到6.4%,较11月的6.8%有所下降。通胀指数在去年6月时达到8.1%的顶峰。 经济学家表示,随着供应链中断进一步缓解以及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杂货价格涨幅在 11 月份同比飙升 11.4%,到 2023 年应该会放缓。此外,天然气价格在 12 月份比前一个月下降了 13%。 虽然央行首选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措施已经有所减缓,而且在去年夏季,通货膨胀率高于央行1%至3%的通胀指数目标范畴部分的产品价格已经从75%下降到60%。 但Desjardins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就算12月的通胀指数报告很可能有所放缓,央行仍然很可能会在本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 在16日公布的商务展望调查还将就另外两个重要参考标准——通胀预期和薪资计划,提供更多信息。 Scotiabank的经济学家Derek Holt表示:之前的调查版本显示,消费者和商家并不认为通胀会在中期内冷却到央行的目标范畴。 除此之外,加拿大央行将发布其商业前景和消费者预期调查。这些调查将深入了解企业和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在第四季度是如何演变的。 调查结果将在加拿大央行定于 1 月 25 日做出的下一次利率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月底再加息,不知道多少人要哭了......
    time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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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新车均价上涨近20% 二手车在降价

    疫情、供应链问题和通货膨胀几种因素推高了汽车价格,专家预计,价格不会很快回復到疫情前水平。 出售二手车网上平台AutoTrader的数据显示,2022年10月二手车平均价格为37,000元,比前一年高出19.9%。新车的平均价格为57,519元,比前一年增长18.5%。AutoTrader的营销情报总监Baris Akyurek说:“自从去年中以来,新车价格每个月都在上涨。” 现在,制造商已经能够增加新车供应,随着经销商获得更多库存,二手车价格正在下降,但不要指望价格会大幅下降。Akyurek说:“我们预计2023年的价格会继续下降,但不会很快回落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如果把汽车保险、不断上升的利率和维护费用考虑在内,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 Ratehub.ca是一个比较保险公司及其保费的网站,对拥有汽车的总成本进行了调查。其研究发现,保险、燃料成本和更高的利率都使拥有一辆车成为沉重的财务负担。 拥有一辆汽车的每月成本包括: ‧折旧费 258元 ‧利息 217元 ‧汽油费 200元 ‧停车费 200元 ‧保险费 111元 ‧维修费 81元 ‧汽车行政费 10元 每月费用1,077元;每年费用12,924元 Ratehub的保险主管汉兹(Matt Hands)说:“如果是通过贷款买车,利率会更高。”由于新车的价格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上升,愈来愈多司机採取长期贷款,使月供保持低水平。六年、七年、甚至八年的汽车贷款正变得愈来愈普遍。 由于通货膨胀、汽车盗窃和利用技术维修车辆的成本增加,保险费用继续上升。汉兹说:“几年前或十年前,更换挡风玻璃只需几百元,但现在,根据汽车的技术,一些汽车的挡风玻璃可能是1000元甚至更贵。”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交通费约占加拿大人月平均预算的20%。如果住在城市,使用公共交通、合乘和偶尔租车可能比拥有一辆车更划算。
    time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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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加币!卑诗省疯狂发补贴 这些行业有福了

    在上周宣布乔治王子市有300人造纸工人被裁员工作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创建了一个9000万加元的基金,为省内的林业及相关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   新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制造业就业基金旨在支持该行业的投资和创新,由于最近几个月全省范围内的裁员和缩减,该行业已经有几百人失业。     可以获得资助的项目的例子包括林业公司购买设备以创造新的木材产品,或者一家公司探索以纸为基础的塑料包装替代品。   "我们需要从我们的森林和本省的每一种资源中获得更多的高薪工作,"省长大卫-埃比说。   埃比说,他正在与受影响的工人会面,并面对直接受到森林产业低迷影响的人们的问题。   在周一接受CBC Daybreak North的采访时,省林业工会表示,即裁员的部分原因是省政府决定推迟约100万公顷森林的采伐。   埃比说,他的目标是制定一个长期计划,认识到该行业和依赖其创造的就业机会的社区所面临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着眼于剩余的老树,我们要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同时,位于乔治王子城的宣传团体Conservation North的负责人说,真正的问题是40年的行业整合,让等少数跨国公司控制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部分木材供应,在这个过程中减少了就业和社区责任。   2021年3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乔治王子城,一群要求保护古老森林的约70人参加了一个集会。最近的就业机会减少,使一些保护主义者和行业团体将森林行业的低迷归咎于对方。
    time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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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已降至新低 央行月底会不会暂停加息?

    加拿大的通胀率已经降至最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将对央行月底要宣布的利率政策造成影响。 据Vancouver Sun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在17日通报,1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6.3%,比去年11月时的6.8%涨幅有所下降。同时这也是自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纪录,当时的通胀指数为5.7%。   12月份的通胀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汽油价格下跌,而且当月通胀率比11月时下降0.6%,主要是因为加油的费用比11月份降了13.1%。这是自2020年4月以来月度降幅的最大纪录。 此外,统计局也指出,换房成本、燃油价格和多种耐用品的费用也都比一年前有所下降。 图源:加拿大统计局 文章指出,如果不算食品和能源价格,12月的通胀率为5.3%,仅比11月的5.4%略有下跌。这意味着,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央行很可能还要继续提高利率。 通胀指数是央行月底公布加息决策前需要最后参考的条件,它将影响到这个月底央行是否会暂停加息。央行在12月再次提高利率0.5%之后曾表示,会参考最新的数据再制定将于1月25日宣布的加息政策。 这一点已经与2022年的时候有所不同,当时央行已经明确释放加息信号,要考虑的只是提升多大幅度的问题。自去年3月以来,央行已经将基准利率从0.25%加到了4.25%。大部分人都认为,利率已经逼近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央行自己也预测说,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因此在未来几个月内停摆。 不过,如今的通胀率仍然远远高于央行制定的2%目标,行长Tiff Macklem已经表态说,势必要让通胀回到目标值。统计局在本月早些时候通报,加拿大经济在12月新增了超过10份工作,失业率低至5%,这意味着年底的经济势头仍然强劲,利率还需要继续升高才能抗击通胀。
    time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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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全球最繁荣国家排名 这回加拿大惨不忍睹!

    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最新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繁荣国家排行榜,加拿大的排位大跌至第8位,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排名。不过,加拿大比南邻美国排名要高,后者排在第18位。 在今年的排名中,挪威击败去年排第一的新西兰名列榜首,新西兰屈居第二,第三至第五名分别为芬兰,瑞士和瑞典,第六至第十名则是荷兰,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 从下表中可见,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七个为欧洲国家,其中北欧国家更有四个,剩下的三个名额则被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占据: 从上表还看见,加拿大在2016年曾经高居第五位,但今年降至第八位,跌幅甚大。而往高排位攀升的则是瑞典,荷兰及丹麦,全部都是欧洲国家。 加拿大营商环境恶化 社会资本贬值 该研究所的繁荣指数(Legatum Institute Prosperity Index)不仅有大量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总值、人均收入等等,还包含相当广泛的社会指标,政府治理、教育、健康、安全以及个人自由等等。 这份2017年的最新报告在谈到加拿大时指出,加拿大在经济与社会两大方面都有滑坡。从经济方面来看,加拿大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都在恶化,民众抱怨金融服务代价高昂,已经越来越难以负担。 而在社会方面,加拿大的社会资本在贬值,人们认为维持社会运转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交网络大不如前,以致于国民普遍认为,现在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帮助,即使是亲友,也不愿意提供帮助,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层面的。 此外,不论在加拿大或是美国,人们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淡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显著下降。比如加拿大,民众慈善捐款比去年减少,参与做义工的人次也在降低。还有医疗保健方面,不仅可以经常见到加拿大爆出的问题,而且疫苗接种率也在不断下降,引起本可以预防疾病的患病率上升。 个人自由及社会宽容是亮点 不过,这份新报告也点出了加拿大的亮点:最亮的一点是个人自由度及社会宽容,在这个大类中加拿大名列全球第二。报告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加拿大社会对移民及少数族裔的接受及宽容有关。 报告也比较了北美和欧洲,称与欧洲相比,北美的繁荣指数下滑明显,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安全等方面。 从全球来看,整体上这个世界比以前更为繁荣,有88个国家的繁荣指数升高,也有61个国家的繁荣指数下降,如果要说进步最大的地区,那么应该是亚太地区。  新加坡在亚洲排名最高,列第17位,日本23,香港24,韩国36,中国90,与2016年排名相比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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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加拿大物价将飞涨:只因中国降低进口税

    来自中国央视网的消息说:中国将对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进行调整,自2017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而此次降税名单中就有龙虾、三文鱼等加拿大出口到中国的热门产品,业内人士预计此次降税将刺激中国人的消费欲望,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将不得不忍受物价的上涨。 据报道,自2017年12月1日起,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衣着鞋帽、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各类消费品共涉及187个8位税号,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像电动牙刷、婴孩车的进口关税,分别从30%、20%调整为10%、婴儿尿布及尿裤的进口关税从7.5%下调为0。生活海鲜,活鲜冷的其他岩礁虾和其他龙虾,关税由15%降至5%,活、鲜或冷的其他鲍鱼降至7%,三文鱼关税由10%降至5%。 据报道,加拿大龙虾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并越来越走俏。统计数字显示,在2011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的活龙虾总值为2400万元,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这个数字就分别增长到了3500万和3650万元。进入2014年之后,由于商家加大了推广的力度,仅前10个月,加拿大向中国出口龙虾的总值就达到了5700万,增长速度令人乍舌。加拿大龙虾的身价在中国翻了14倍,依旧受到追捧。 CBC报道说,2014年“光棍节”,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公司通过阿里巴巴一天内售出了9万多只龙虾。从那以后,加拿大渔民们不再抱怨龙虾的收购价太低,而是加拿大消费者抱怨龙虾涨价太快。 2018是加中旅游年,更多中国游客将来加拿大,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进入加拿大也将间接促进中国游客在加拿大的消费。 加拿大渔民趁机夺权:龙虾要涨价 加拿大龙虾产业协会(The Lobster Council)负责人欧文(Geoff Irvine)评论,加拿大龙虾渐渐走上中国人的餐桌,其地位不仅仅是美味佳肴,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需求量将越来越高。此外,由于水污染等问题,导致中国消费者开始担忧本国海产品的安全问题,从而更加青睐无污染的进口货。 对加拿大的龙虾捕捞业来说,中国巨大的需求量也意味着无限的商机。一些渔民已联合起来,试图取得龙虾定价上的话语权,以增加利润。在新斯科舍省南部,一个新成立的冷水龙虾协会(Cold Water Lobster Association)吸引了超过980名渔民的加入。冷水龙虾协会会将渔民联合起来、统一定价,让渔民们也能在这波商机中分一杯羹。对消费者来说这就意味着日后想吃到加拿大龙虾,可能要付更多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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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比特币突破1.1万美元大关!日内涨超10%

      据比特币交易平台bitstamp报价显示,比特币兑美元突破11000美元关口,再创历史新高。   12小时前比特币刚刚突破10000美元大关。   比特币的价格在最近几个月经历了一段超高速的上涨,其价格在不到3个月内上涨了3000美元至11000美元。比特币的价格在2017年1月1日时还在10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比特币的价格在今年上涨了10倍。   然而,除了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关口之外,1万美元的价格对于比特币来说没有任何具体意义。比特币价格近期的上涨似乎并不是任何敏感的指标刺激造成的。   相反,去年11月取消一个有争议的“硬叉”,反而引起了公众的兴趣,机构投资者大量涌入似乎推动了比特币价格的大幅上涨。   (所谓“硬叉”,是比特币和加密货币领域中的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由于矿工或用户活动或规则的变化,迫使区块链中发生某些分歧。硬叉指的就是比特币区块的交易方式或“共识”发生改变的时候,没有进行升级的节点拒绝对已经升级过的节点生产出的区块进行验证,大家各自沿着自己的链向前走,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不同的两个链。)   但据欧美比特币报价平台Bitstamp数据,比特币价格仍然徘徊在9800美元-9900美元之间。   加密货币集体上涨   而且并非只有比特币的价格在上涨。所有加密货币的市值总和在周一突破了3000亿美元大关,所有10种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价格都大幅上涨。第二大加密货币即以太币目前的市值已超过450亿美元,排在第三位的“比特币现金”(Bitcoin Cash)的市值站上了260亿美元。   尽管市场异常繁荣,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比特币。加密货币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网络缓慢而拥挤,导致交易费用飞涨,使得比特币无法支付。   专家们指出,今年以来,比特币核心开发商与大型企业、交易所以及平台上的矿工之间的争吵对比特币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所有各方都认为比特币应该升级,但他们从未就如何升级和何时升级达成共识。Segwit2x硬分叉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但由于缺乏共识,它在发布前几天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比特币目前主要被视为一种价值存储,类似于数字黄金,这似乎足以推动比特币价格上涨。   新投资者担心错过机会   比特币价格在上周五(即黑色星期五)突破8000美元,周六继续大涨到9000美元,然后在周一突破1万美元。导致比特币价格的这一波强势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很多投资者尤其是新进投资者担心会错过比特币盛宴,于是蜂拥入市,从而带动比特币价格以巨量突破1万美元大关。   不管怎么计算,比特币今年的表现都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比特币价格的飞涨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主流采纳和大量交易量的支持。在过去的24小时里,比特币的交易价值总量超过了50亿美元。   今年关于比特币的公告不断,这意味着这种加密货币正在得到广泛接受,也预示着它的价格即将大幅上涨。在主流分析师普遍开始关注和报道比特币之后,比特币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也出现巨大增长。   现在,比特币期货市场即将出现,比特币已经成为金融界的投资标的。不管他们是喜欢还是讨厌,大银行家们都无法在比特币面前保持沉默。   此外,投资加密货币的对冲基金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早在8月份的时候,70家投资加密货币的新基金开始出现的消息登上了报纸头条。现在,120家基金投资加密货币的消息却连重要消息都算不上了。   比特币期货即将出现   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比特币期货很快将在主要监管市场上交易。全球最大的两个期货市场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将很快推出比特币期货。   随着比特币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所接受,网络被迫保持同步。随着价格的上涨,比特币的交易量也水涨船高。如图1所示,比特币每天的交易量都超过20亿美元。   随着交易量的增加,比特币采矿也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如今,矿工们每天收取的费用就超过15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区块奖励。如图2所示,随着市场的增加,采矿的回报也呈指数形式增长。   接受率上升并非地区现象,而是全球性的。   而且,这种接受率的增长并不是地区性的。从委内瑞拉到津巴布韦,从韩国到瑞士,增个全球社会都已经开始接受比特币。自比特币问世以来,国际交易量就一直在稳步上升。   当然,拥有更大技术访问权的地区的采用曲线是最一致的。例如下图显示的比特币的欧洲地区的采用率变化图,你可以看到,采用率一直在稳步增长,短期内猛增的现象并不常见。   然而,几乎没有大众化技术的其他国家也在迎头赶上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博利瓦(委内瑞拉货币)的贬值,比特币的采用率呈指数形式增长。   全球采用率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比特币ATM机的突然增加。现在平均每天都要增加4.8台比特币ATM机,而且这个数字只会继续增加,因为新的ATM公司仍在不断涌现。   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特币的价格突破1万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随着采用率的继续上升,比特币的价格无疑会继续攀升。   比特币最终会出现牛市还是熊市仍有待观察,但是从交易量来看,这里不仅没有泡沫,而且绝大多数公众开始认识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突破1万美元看似一个里程碑,但这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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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亚马逊背后运营者都有谁:38名高管仅两名女性

      图:杰夫・贝佐斯   据CNBC网站北京时间11月29日报道,对亚马逊来说,本周是“重要的一周”。在今年的“网络星期一”购物节当中,公司的在线消费群体数量创新记录,推涨亚马逊股价再创新高;在拉斯维加斯,亚马逊将举行云计算业务AWS年度客户大会。   在庞大的亚马逊帝国背后,包括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内,到底有多少高管在推动着公司的运营?不错,38名,其中女性仅有两名。   上周五,亚马逊股价大幅攀升,公司CEO贝佐斯的净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在目前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他超越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   在亚马逊内部,公司也在不断努力前行,包括寻找第二总部所在地。CNBC认为,现在正是找出谁是这一庞大帝国的权力玩家的大好时候。在亚马逊公司内部,CNBC找到了一张组织架构图,揭开其中的谜底,当然,这些内容并不向公众开放。   从这张图上,立刻能够窥探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亚马逊跟科技领域的许多公司一样,是一家由男性负责运营的公司,特别是白人男性。   在贝佐斯眼里,亚马逊有三大支柱业务,即Marketplace、Prime和AWS。在这三大支柱业务当中,有37人直接向贝佐斯本人报告工作,这些人至少拥有副总裁头衔。但在37人当中,仅有两名女性。   简单正确   “简单正确(Simply right)”这一主题将在今年的亚马逊的re:Invent云计算年度盛会上清晰呈现。在亚马逊云计算部门首席执行官安迪・加西(Andy Jassy)的手下,共有15名最资深高管,其中女性仅一名。   亚马逊似乎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正如科技博客Recode上个月所报道,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成为亚马逊重要部门的领导。她们包括Alexa部门的托尼・里德(Toni Reid),Prime Now部门的斯蒂芬妮・兰德里(Stephenie Landry)以及亚马逊书店的詹妮弗・卡斯特(Jennifer Cast)等等。此外,该公司还拥有三名技术顾问,其中两名为女性,这些技术顾问向他们的部门领导汇报工作,并参加以培训为目的的所有会议。   尽管如此,对于一家致力于领导层多元化的公司来说,这些数字仍然非常令人失望。事实上,贝佐斯在去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多样性和包容性不仅对商业有益,而且“简单正确”。在下面的名单中,没有非洲裔美国人,仅有三名亚裔美国人。   亚马逊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这个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在亚马逊不是干了几十年的话,至少也有几年时间。包括云计算部门CEO加西,消费者集团CEO杰夫・威尔克(Jeff Wilke)和负责运营视频和广告业务的杰夫・布莱克本(Jeff Blackburn)等人,都是在亚马逊成立至今一直在该公司工作。   负责零售业务的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和负责Prime业务的格雷格・格里利(Greg Greeley),二人都是在1999年加入了该公司。最近,亚马逊也招聘了一些高管,比如创建了谷歌眼镜的巴巴克・帕尔维兹(Babak Parviz)在2014年加入了亚马逊,现在运营着一个名为“大挑战(Grand Challenge)”的特殊团队。去年离开Salesforce公司的亚当・博斯沃思(Adam Bosworth)负责AWS软件团队,现年27岁的微软资深员工戴夫・特雷德福(Dave Treadwell)去年加入了亚马逊,担任后者电子商务服务部门的副总裁。   权力名单   除下为执掌亚马逊运营、除公司CEO贝佐斯之外的37人名单:   1、向亚马逊CEO贝佐斯汇报工作的高管(10人):   杰夫・威尔克,全球消费者部门CEO   安迪・加西,亚马逊AWS部门CEO   杰夫・布莱克本(Jeff Blackburn),高级副总裁,主管商业和企业发展部门   戴夫・利普(Dave Limp),高级副总裁,主管亚马逊设备、数字管理业务   迭戈・皮亚琴迪尼(Diego Piacentini),高级副总裁,国际零售业务   布莱恩・奥萨夫斯基(Brian Olsavsky),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大卫・扎波尔斯基(David Zapolsky),高级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   贝丝・加莱提(Beth Galetti),高级副总裁兼人力资源主管   杰伊・卡尼(Jay Carney),高级副总裁兼公司事务主管   杰夫・赫博翎(Jeff Helbling),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技术顾问   2、向全球消费者部门CEO威尔克汇报工作的亚马逊高管(12人): 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高级副总裁,全球运营戴夫・特雷德韦尔(Dave Treadwell),副总裁电子商务服务,   道格・赫灵顿(Doug Herrington) 高级副总裁,亚马逊北美零售业务   格雷格・格莱利(Greg Greeley) 副总裁亚马逊Prime全球负责人   古尔・金奇(Gur Kimchi) 副总裁,亚马逊Prime Air业务负责人   尼尔・林赛(Neil Lindsay) 副总裁,负责全球市场业务   帕特里克・巴哈里(Pat Bajari),副总裁,亚马逊首席经济师   罗素・格蓝迪尼蒂(Russell Grandinetti)高级副总裁,国际消费者业务塞巴斯蒂安・古宁汉姆(Sebastian Gunningham),高级副总裁,负责亚马逊marketplace业务   史蒂文・凯瑟尔(Steven Kessel),高级副总裁   谢家华(Tony Hsieh),消费者部门CEO   Chee Chew ,副总裁,消费者客户体验业务   3、向AWS部门CEO安迪・加西汇报工作的亚马逊高管(15人):   亚当・博斯沃思( Adam Bosworth),副总裁软件业务   容永康(Alex Yung),副总裁,AWS中国业务及AWS商业销售艾瑞尔・凯尔曼(Ariel Kelman),副总裁,AWS市场开发业务   巴巴克・帕尔维兹(Babak Parviz),副总裁,“大挑战”项目主管布伦特・杰伊(Brent Jaye),副总裁,负责亚马逊AWS支持业务   查理・贝尔(Charlie Bell),高级副总裁,负责公用计算服务   艾米特・谢尔(Emmett Shear) ,Twitch公司CEO   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副总裁,AWS部门工程师   迈克尔・弗兰兹尼(Michael Frazzini),副总裁,负责游戏业务、影音工作室迈克・克雷维尔(MikeClayville) ,副总裁,负责亚马逊AWS全球商用销售与业务拓展   彼得・德桑蒂斯(Peter DeSantis),副总裁,负责基础架构斯科特・威特门斯(Scott Wiltamuth),副总裁,亚马逊AWS开发者效率与工具部门   史蒂芬・施密特(Stephen Schmidt) 亚马逊AWS首席信息安全官   特雷萨・卡尔森(Teresa Carlson),副总裁,AWS全球公共部门   沃纳・威格尔(Werner Vogels),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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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600亿欧分手费+千亿债务 英国脱欧亏大了

      报道截图   自英国宣布脱欧以来,英国与欧盟之间就为“分手费”争执不休。欧盟方面要求英国支付的费用从520亿英镑涨到600亿英镑再涨到千亿欧元,英国惊呼“苛刻”“太贵”不买账;英国方面松口愿意支付200亿欧元,却与欧盟的要求相去甚远。如今,英欧双方达成一致,“分手费”终于谈妥了?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11月29日报道,根据英国和欧盟方面透露给《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的消息,双方原则上已达成协议,英国脱欧的费用为600亿欧元(合约710亿美元)。   在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周二下午英镑大涨。   周二当天,英镑兑美元上涨0.3%,报1英镑兑1.3356美元。   英镑走势图,截图自CNBC   对于《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路透社称,英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不予承认”。   但随着英国《金融时报》确认了《每日电讯报》的部分报道后,英镑汇率再次出现上涨。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位知情外交官的话称,英国称还将承担不超过1000亿欧元的债务,尽管“支付这些债务的时间跨度为几十年,最终的净支付可能不及这一数字的一半”。   下周,英国领导人特蕾莎・梅(Theresa May)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 Claude Juncker)将共进午餐。一直在观察英国脱欧细节展开,投资者等待欧盟和英国方面的最终协议。   据《金融时报》称,如果协议在公民权利等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特蕾莎・梅将于下周正式签署该协议。   英国“脱欧”再遇拦路虎:边境问题   英欧双方就“分手费”达成初步协议,这扫清了英国脱欧谈判的一大障碍。然而,爱尔兰边境的棘手问题又成为脱欧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   爱尔兰希望在英国脱欧后,英国的北爱地区和爱尔兰一样能继续适用欧盟规定,即维持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的规则。这就意味着要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英国本土之间建立边境。   彭博社报道称,脱离欧盟这个单一市场之后,英国就需要边防及海关管制,某些地方可能需要配备检查。   然而,重新开设检查站会激起当地人对北爱尔兰数十年暴力事件的回忆(北爱尔兰问题,观察者网注),也会损害爱尔兰的经济。对此,爱尔兰希望能避免岛上出现任何形式的边界。   与此同时,北爱尔兰民主联盟党想保持北爱尔兰融入英国,并且拒绝任何将其与英国分开的安排。   因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必须想出一个同时能被爱尔兰及北爱尔兰民主联盟党接受的解决法案,她在议会中需要得到该党的选票才能管理国家。   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目前并未满足包括爱尔兰在内的欧盟方面的要求,如何如何避免在北爱尔兰出现“硬边境”问题,很多人担心这会打破英国脱欧的脆弱和平。   事实上,这一问题早在谈判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由于此前的谈判重心不在这一领域,因此直到11月27日,英国才就如何避免北爱尔兰出现“硬边境”问题提出一项提议。   一再下调增速预期   历史上最低的经济增速、GDP减少720亿英镑、民众长达17年不涨工资……这是英国政府近日公布的预算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经济预测的部分结论,而导致这种悲观前景的主要原因是脱欧。   英国财政部11月22日公布的官方预测机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of Budget Responsibility)的最新预测显示,该国GDP增速今年将下滑至1.5%,而到明年,也就是英国正式离开欧盟的一年,将继续下滑到1.3%。此后直到2022年,增长才会提升到1.6%,但这仍低于2016年1.8%的水平。今年3月,预算责任办公室对该国2017、2018年的增长预测还分别为2%和1.6%。   预算责任办公室还预计,未来五年时间英国经济将增长5.7%,而此前预计的增速为7.5%。   继英国官方下调GDP预期后,全球知名智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于日前做出悲观预测:英国经济将随着就业市场繁荣的终结和通胀对家庭收入的打击而趋弱。   经合组织称,预计英国经济增长将在未来两年内恶化,并首次披露对英国2019年的经济前景预估:英国经济在2019年将仅增长1.1%,此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期是1.3%。   脱欧并非这一负面预期的主要原因。经合组织认为英欧双方会达成在2019年继续目前关系的过渡期协议。而导致经济放缓的罪魁祸首被归咎于产能、英镑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消费者信贷的飙升以及消费的减弱。   另一方面,经合组织上调了对英国经济2018年的预期,由之前的1.0%升为1.2%,但仍比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估低0.2%。经合组织称,上调是因为财政支出和脱欧的前景好于之前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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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史上最惨:美科技股4大巨头市值一夕蒸发1.8兆

      美国科技股4大金刚(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缩写为FANG)市值周三1天缩水600亿美元(约1.8兆元台币),为史上最惨。   据彭博报导,追踪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NETFLIX和Google(谷歌)的1个指数,周三一度下跌3.7%,跌幅为21个月来最大,而合计600亿的市值损失,更超过有纪录以来任何一天,也是脸书于2012年上市以来,FANG单日最大蒸发金额。   从个别股价来看,Google母公司Alphabet盘中大跌3.16%至1029.65美元,终场重挫2.44%至1037.38美元;脸书(facebook)更暴跌4%,收175.13美元;亚马逊收盘也跌2.7%至1161.27美元;NETFLIX终场大跌5.5%至188.15美元。   贝佐斯身家跌破1千亿美元   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脸书创办人萨克柏个人财富下滑幅度最大,达到29亿美元(约870亿元台币),身家跌至723亿美元(约2.17兆元台币),为全球第5大富豪。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身家在最近突破了1000亿美元,但好景不长,随着亚马逊股价周三重挫,贝佐斯净资产缩减25亿美元至984亿美元(约2.95兆元台币),但仍是全球首富。   能出现如此创纪录的市值损失,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大企业今年来截至周二已上涨超过2倍。4大金刚周三大跌,主要因为对美国税改的猜测,促使交易员们卖出2017年表现最好的板块,涌向可能从减税中受益最多的公司,例如银行。   由于科技行业平均有效税率为18.5%,已经低于共和党提出的20%新税率,预计科技类公司从减税中获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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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马云金句秒杀王健林:一个月挣20亿很难受

      “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时代,是最佳的经商时代。”11月29日,浙商总会会长马云在杭州召开的世界浙商大会上对在场2000多名浙商代表分享了他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思考。   对于上个月召开的十九大,马云透露,十九大报告自己看了很多遍,公司内部学了很多遍,“我学这个就是问一个问题,我们为落实十九大政策可以做点什么。”   马云说,他在全世界跑了很多国家,当前中国具备的两大优势让他感触尤其深切,一是政治稳定,二是社会安全。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环境,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五年里自我提升、自我革新。中国的廉政工作做到举世瞩目,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个样子。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老百姓的安全,凭着政治稳定、社会安全,加上整个经济依旧保持6%以上的增长,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是最好的。”他说。   对于新时代的新形势,马云从企业家的角度谈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他认为,今天做企业家,不需要去贿赂别人,不需要搞定莫名其妙的关系。企业家今天面临着无数机会。在国际上,“一带一路”给企业家带来了巨大机会,在国内,打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每个人带来很大的机会。   马云提醒在座的浙商企业,未来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技术对每一家公司的挑战之大超过想象。马云也对与会浙商呼吁,今天做生意的方式方法必须改革,认真看看十九大提到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以前企业是等政策,未来的企业要懂政策。很多制造业企业要想活下来,必须认真思考转型升级。   针对浙江省力推的杭州湾大湾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马云表示阿里巴巴将全力参与其中。全世界有做得好的湾区,东京湾、纽约湾还有美国的加州湾,杭州有这个想法这个格局,优越的地理位置,未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上这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无数机会。   谈及个人,马云称每个人的事业做得有多大,担当就有多大。由于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培训,走到今天,我每天都很紧张。而且钱和好产品似乎都不能带来快乐,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才能让自己快乐。   马云认为,做的事情越多,担当越多,麻烦越多,同时获得的是间接的快乐感,而不是普通的快乐感。他还爆出了新的金句:“如果是普通的快乐感,一个月挣一两百万的人那是相当高兴,一个月挣一二十亿的人其实是很难受的,这个钱已经不是你的了,你没法花了,你拿回来之后又得去做事情。”   马云解释称,中国人喜欢低调的人,我算是个另类,他们觉得你怎么那么高调?又是唱歌、拍电影,反正该折腾的都折腾过了。其实,这是人的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我自己的性格。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老师,老师就是分享。我没受过商业的训练,我以当一个老师的状态在做一个企业家,当老师希望所有的学生超过自己。人家怎么看我?我也不知道,其实我都想过以后说,死掉以后墓碑上写一个什么字?我说杭州人、杭州佬,喜欢太极拳,干过很多事,顺便还做了一个企业。反正我希望我自己活得快乐一点,尤其我今天我越快乐我的同事们就越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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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加拿大皇家银行:当心普京对油市投下“炸弹”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RBC Capital Market)市场分析师Helima Croft警告普京可能对油市投下“炸弹”。   OPEC马上要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广泛预期减产协议会在明年3月基础上进一步延长。不过有人担忧俄罗斯可能不愿意,从而挫伤油价的势头。   Croft称,最有可能是减产贯穿整个2018年,那也是普京在十月的提出计划。不过自那以后很多俄罗斯公司感到不满,希望可以退出减产日程。   OPEC则对普京的发言非常上心,秘书长Mohammad Barkindo表示沙特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从普京提议中获得暗示。   随着油价反弹,沙特和俄罗斯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俄罗斯明年预算采用的油价是40美元,沙特却需要70美元来实现收支平衡。   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实减产任务已经完成了。进一步减产会刺激美国页岩油产量增加,从而有流失市场份额的风险。   话虽如此,普京在明年三月就会迎来大选,因此他应该不愿意看油价在年底跳水;对于志在经济改革的沙特王储Mohammed bin Salman ,确保油价在60上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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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加拿大女子退休金老人金突然没了 原因很奇葩

      多伦多士嘉堡一名女子遇到一件奇葩事,自己明明活着,竟然被税务局当作已经死亡,不仅退休金和老人金被停发,还收到了一大笔死后才会收到的遗产税退税。   这位“被死亡”的女子Avis Lubitz说,最开始知道自己被政府误当作死亡,是因为没有收到加拿大退休金(CPP)和老人金(OAS)的支票。   她的丈夫今年4月过世以后约6个月,支票被停发了,因为他们以为她也过世了。她致电给政府部门,告诉对方自己还活着,一定是哪儿出错了。   对方表示,是一名办事员出了错,最后更改了纪录,恢复了她的状态,并重新开始发出支票。   Lubitz说,当时她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但是一周之后,更让她惊讶的事出现了,她收到一张近$3000元的支票,是对死后进行税务重新评估的一笔退税。   Lubitz说,“我没法取这笔钱,那是我死后的遗产。”   她说自己一个月前写信给税务局,告诉对方自己还活的好好的,但是还没有得到答复。   显然,政府不仅没有更改错误,还把她“被死亡”的错误信息传递到加拿大税务局负责处理退税的部门。   对此,税务局接受CTV采访时表示,因为隐私原因不能就具体事件作出解释,但是税务局接到类似这类情况的通知后,会尽一切努力联络受影响的人解决问题。   Lubitz幽默的说,“我希望他们尽快让我复活,我还想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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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明日起手机解锁费取消 转电信公司更自由

      明日起本地电信公司需要按加拿大广播电视通讯委员会(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CRTC)指示,取消向消费者收取手提电话的"解锁费"(unlocking fee),消费者有权提前解除合约转入其他电信公司。单在去年要求手机解锁的加人逾94万人,涉及解锁费超过3770万元。   电信公司以往额外征收一个所谓的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费用可以达到50元。如果消费者拒绝支付,该手机无法被带到其他电信公司继续使用。   旧机免费解锁 新机免锁   CRTC发出指引,于明日(12月1日)起生效,消费者在终止与现有电信公司的合约转而购买其他电信公司的服务时,原电信公司不可以向消费者征收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电信公司不可以再销售"加锁的"手机给消费者。   CRTC昨日回应查询时指出,12月1日起生效的"无线运营服务条例"会有以下调整:   ・ 消费者有权要求其电信运营商给手机免费"解锁",不受12月1日前购买合约限制;   ・ 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必须是免锁的(unlocked);   ・ 消费者可以在购买电信服务15个工作日有权无成本的取消购买合约,只要被使用的手机仍然属于几乎全新条件;   ・ 当消费者使用漫游和网络服务超出他的套餐计划时,比如漫游费超出计划达到100元时,电信运营商有义务及时发短信提醒消费者,而不是故意忽略。   有华裔消费者提出,不用付手机"解锁费"确实是更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现今想出新款手机,出售旧手机时不用再为"解锁费"而多付一笔,买家亦不用再问自己属于那间电信公司。消费者带机过另一间电信公司时亦不再受制。   CRTC表示,"消费者对于电信公司强行征收手机『解锁费』十分不满。统计显示,去年电信公司共接受了94.3万个手机解锁业务,向消费者收取了3770万元的解锁费,每笔平均50元的解锁费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经济障碍,许多消费者不得不放弃转投其他电信公司的打算,被迫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电信服务。"   早在今年2月,CRTC召开听证会,重新审核了约束消费者与电信公司的"无线运营服务条例"(Wireless Code),重点解决了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问题。会上,Freedom等电信运营商主张完全取消"解锁费",而大的电信公司则以预防手机被盗为由只要求降低"解锁费"收费标准。   CRTC最终通过了取消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的行业规定。时任的CRTC主席布雷斯(Jean-Pierre Blais)表示:"『无线运营服务条例』有助于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们回应消费者投诉,对条例做出修改,我认为取消『解锁费』更有利于市场竞争。"   对于CRTC取消手机"解锁费",一名经营手机解锁业务的华裔店东表示:"我也听说了这个新规,但不知道电信公司能不能执行。新规虽然影响了我的业务,但我还是理解的,CRTC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   另一间电信服务公司的华裔店员谈到:"我知道新规下月开始实施,但我还没有接到上面正式通知。"   CRTC最后还提醒消费者,如果你认为电信公司收费不合理,首先直接找电信公司解决,如果问题无法解决,可以向CRTC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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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寿命延长及生活费增高 加拿大老人须上班维生

      针对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周三公布的2016年多项最新数据,卑诗大学(UBC)学者皮卡特(Julien Picault)指出,当今社会人们平均寿命延长,加上生活开支不断提高,是导致长者工作人数增加的主因。就业教育专家麦卡恩(Maureen McCann)指出,加拿大受教育人口比例高是本国优势,但应善用高学历人才,特别是其中宝贵的高学历新移民人才。   皮卡特是UBC奥卡纳根(Okanagan)校区学者,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产业组织形式。他周三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去年本国65岁以上长者有约两成人仍在工作,是10年前的两倍,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他说:"目前本国长者较以前更加健康,这就使他们较以往更有能力去工作,而目前职场同样有很多职位适合长者。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开支压力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很多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士,还要继续工作补贴家用。"   高学历移民是加国财富   皮卡特指出,加国雇主应了解这个特点,但他就不认为该现象会对加国职场造成任何重大改变。皮卡特说:"长者劳工虽然通常经验丰富,但较大公司通常更倾向于重视培养年轻人,因为年轻一辈人才可为公司工作10年,甚至40多年。"   麦卡恩是总部位于维多利亚一家名为Promotion Career Solutions的就业辅导机构东主,她担任就业辅导员已有10多年的经验。   麦卡恩表示,作为就业辅导人员,我有多年服务新移民的经验,因此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中,我十分关注有关新移民的信息。   她说:"统计显示在2016年前的5年中,抵达加国移民有超过半数有本科以上学历,这对本国职场及经济发展是巨大财富。"   麦卡恩认为本国应更好地利用这笔财富,除政府积极提供新移民就业服务外,新移民自己也应找到融入本地就业市场的障碍所在。麦卡恩指出,多年服务经验感到新移民最应改进之处是,要自信及强调自己的海外教育及就业背景,但求职方式就要抛弃原居地习惯,运用加国的职场思维。   她说:"比如,与一些文化中的谦虚内敛不同,在加国求职时很大程度要自我夸赞及展现出信心,这才能将自己的海外教育及就业背景,转换为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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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卑诗省年度盈余料减5,600万 被轰吃老本

      詹嘉路(左)周二公布卑诗最新财政报告。右为省长贺谨   卑诗财政厅长及副省长詹嘉路(Carole James),周二公布本省第二季度财政报告。2017-18年度预算预计盈余1.9亿元,较此前预估减少5,600万元。省府指个人和公司入息税收入下降,今夏山火开支又增加,卑诗保险公司(ICBC)持续亏损等,超过了楼市持续畅旺带来增多的1.75亿元物业转让税(Property Transfer Tax,简称PTT)收入。詹嘉路指更多财务细节,将于明年2月下个预算中公布。   省自由党就批评卑诗新民主党(NDP)执政后,多数竞选承诺尚未兑现,却已在吃老本。   詹嘉路周二在省府维多利亚召开记者会,介绍卑诗最新财政报告。詹嘉路指出,省府收入减少了2.83亿元,主要因为个人和公司入息税收下降、ICBC持续亏损,此外最新的今夏山火开支统计较9月上涨1.52亿元,总计高达6.58亿元。   税收欠佳 ICBC亏损 山火支出巨   卑诗省本地生产总值(GDP)预估同2017年的更新预算相比没有变化,即2017年增长2.9%,2018年增长2.1%。本省零售业销售预计增长9.3%,出口业预计增长17.3%。   至于新屋动工方面,今年1至10月总计达42,296幢,远远高于历史同期平均的29,465幢,显示楼市畅旺且依旧是推动卑诗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詹嘉路说:“本省第二季度经济状况继续显现出就业强劲及出口增长的好势头,我为此感到鼓舞。当我们计划2018年平衡预算时,我十分关切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及财政压力。相信每个政府的财务管理者都希望获得更多资源,但政府财政管理的核心是资源分配及选择。”   她进一步指出,前朝自由党省府虽然提出高达20亿元的预算盈余,但当中大部分现在都将会用于支付房屋、托儿等服务所需的巨大开支。   卑诗自由党财政评论员庞雪丽(Shirley Bond),周二在回应省府最新财政报告时说:“尽管NDP继承了27亿元的盈余,但他们早已开始使用卑诗的储蓄资金,而他们在省选时作出的多数竞选承诺,至今尚未兑现。”   詹嘉路并不愿意猜测省府将如何使用盈余,以及省府对C座水坝(Site C dam)的决策如何影响未来卑诗财务状况。她表示,职责在于提供卑诗最新财务状况供内阁讨论,省府未来财政计划将在明年2月的新财政预算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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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加元或跌至72.5美分 近半按揭明年内重审

    加拿大央行的金融系统年度回顾报告刚一公布,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BMO)的经济师就发布了惊人的数据。 BMO银行的加拿大利率与宏观经济策略师Benjamin Reitzes指出,新的按揭压力测试会有一些影响,但可能不会导致市场偏离轨道,我们仍需要加息。然而,最显著的数字是报告第8页图表中说,未来1年有47%的按揭要重新审定(reset),未来1至3年,31%的按揭到期重定,3年后有22%的按揭到期重定,这表明过去一年来的利率上升会在未来短期内冲击相当多的家庭。 Reitzes认为,按揭还款金额大增,对消费和总体经济的打击令人担忧。 股市方面,美股周三开盘走高,加拿大股指受银行股主导。皇家银行最新业绩好于分析师预期,推高股价,抵消油价下跌的影响。 货币方面,比特币继续狂涨,已冲破$11,000美元。 IG市场分析师Joshua Mahony表示,市场波动减缓,昨日美国税改以及英国脱欧谈判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提振全球股市步入新的牛市。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第四季盈利升12%至$28.4亿或每股$1.88。该行表示,第四季个人和商业银行业务,资本市场、财富管理以及保险业务盈利均有增长,除去一次性账项,每股盈利$1.92,超出预期的$1.87。 昨日,丰业银行公布其第四季盈利升3%,至$20亿。 华尔街股市受税改议案最快于本周在参议院全面投票的消息提振,道指升255.93至创纪录的23,836.71。 周三,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联邦经济委员会发表演讲谈美国经济前景,在预先公布的讲话稿中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转强,会推动继续加息。有报道指,讲话为美联储12月加息预作了铺垫。 据报道英国与欧盟已就英国退欧达成初步协议,消息推高全球股指。英镑兑美元汇率上涨,德国DAX指数升0.97%,法国CAC40指数升0.65%。 亚洲市场未受到朝鲜发射导弹消息的影响,各大股指以升为主。日经指数升0.49%,上证指数升0.13%,香港恒升指数跌0.19%。 油价继续滑落。欧佩克将于明天在维也纳开会讨论削减产量,但俄罗斯明显不愿继续减产。原油库存数字上升压低了油价。 布兰特原油日间交易价介于$62.88至$63.39。西得轻质原油交易价介于$57.46至$57.82。 加元汇率周三早盘跌至78美分以下。央行的年度金融系统回顾报告未支撑加元汇率,同时美元兑国际货币汇率回稳。 皇银经济师Josh Nye指出,央行已经强调加息会令经济更加敏感,周二的报告没有新的观点。不过他也指出,央行行长曾表示,随着经济环境转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目标不再背离,加息可防止经济过热,缓解金融系统风险,所以,即使央行加息步伐放慢,家庭债务也不会阻挡加息。   另有分析师警告,一旦北美自贸协议(NAFTA)谈判破裂,加元将暴跌。JP摩根大通已经预测,加元可能跌至72.5美分。 另外,美国周三公布第三季GDP经调整的数字,报告显示最新年增长率为3.3%,高于早前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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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加拿大女性学历越来越高 收入仍然不如男性

    根据联邦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6人口普查资料,加拿大在职人口的主体,也即25-64岁正在工作的人口中,超过一半拥有专科甚至本科学历或文凭,这一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35国中名列第一。 而加拿大女性的学历越来越高,拥有高学历比例已经接近男性:2016年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占所有拥有硕士学位者的一半;拥有博士学位的年轻女性即25-34岁的女性也在这一年龄组中占一半比例。换句话说,拥有高学历的女性在加拿大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 加拿大女性学历高但收入仍不如男性 不过,加拿大女性虽然学历越来越高,但其收入仍然不如男性。以萨省(Saskatchewa)为例,该省只有学徒证书男性的中位收入也达$86,059, 比该省拥有大学学位女性的中位收入高出$13,000! 萨斯克川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社会学系副教授Laura Wright评论说,即使妇女学历越来越高,但她们并没有赚得更多。除了其它原因外,这多少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关,在这一方面,加拿大女性不如男性。 老比小多 20%的老者仍然上班 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加拿大65岁以上人口比15岁以下人口多。2016年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6.9%,这一比例将在2031年达到23%。 此外,有20%的老者仍然在上班,其中有人是希望继续工作,还有人则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工作。 与此相关的是,在2006-2016的十年间,医疗工作者猛增了31%。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的高级经济学家Julien Picault对此评论说,这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加拿大这样的老龄社会,医护人员大增有利于老人们的医疗保健。 移民人口2036年占30% 人口普查资料还显示,2016年加拿大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21.9%,但估计这一比例会在2036年达到30%左右。 人口普查发现,从海外移入加拿大移民的教育程度更高,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比本地出生的人士高一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以及温哥华都是移民高度集中之地,移民已经占了这两个城市劳动人口的一半或接近一半。 人口普查还发现,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而且年龄比其它加拿大人平均要低;此外,与十年前相比,加拿大年轻人在家中与父母同住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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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Scotiabank四季度盈利升 拟收购智利银行

      ■丰业银行股价昨日下跌2.1%。 资料图片   ■丰业银行拟收购BBVA Chile银行的68%股权。 资料图片   全国第三大银行丰业银行(Scotiabank,TSX:BNS)提出以29亿元,收购西班牙银行集团BBVA持有的智利上市零售银行BBVA Chile的68%股权,将会促使丰业成为智利第三大私营银行。   丰业银行昨日公布已经向BBVA提出具约束力的收购建议,BBVA表示愿意接纳其收购BBVA Chile股权和若干附属机构,但必须获得持有BBVA Chile约29%股权的少数股东智利赛德(Said)家族同意,他们在股东协议中拥有优先否决权。赛德家族有权根据丰业提出的相同收购条件,把家族持有的BBVA Chile出售给丰业。   BBVA Chile总市值22亿美元   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收购若能成功,丰业在智利银行业所占市场比率将会增加一倍至14%,约值3,900亿元。BBVA Chile拥有127间分行,并且聘用4,000名员工。以昨日计算,BBVA Chile的总市值为22亿美元。   丰业行政总裁波特(Brian Porter)表示,BBVA Chile是一间持有高质素资产的银行,经营状况持续良好。在声明中,丰业指出这次收购与其经营策略一致,务求能够扩展丰业在智利银行部门和高增长拉美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国家的业务规模,当中包括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   这项收购声明在丰业公布第四季业绩前数小时发表,丰业在直至10月31日止的第四季,录得净收入20.7亿元,或摊薄后每股收益1.64元,较去年同期报20.1亿元或1.57元录得升幅。分析师平均预测丰业第四季每股盈利1.66元。   丰业银行第四季从贷款引进的净利息收入报38.3亿元,较一年前增长5%;经调整外币交易的负面影响后,第四季净利息增长7%。第四季国内及国际银行业务净收入,分别增至10.6亿元和6.05亿元。   总结2017财政年度,丰业的净收入上升近11%至82.4亿元,远超对上年度报73.7亿元;住年摊薄后每股收益,亦由2016年度6元上升8%至6.49元。   丰业股价受到收购影响,昨日股价下跌1.75元,收报81.73元,跌幅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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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六分之一的比特币已丢失 数量达379万枚

      周二(11月28日)据Finance Magnates报道,比特币最近节节冲高,已经在几家交易所达到了1万美元的关口,在其他交易所也接近这一关口。   但是,当每一位市场分析师都在关注比特币的走势,《财富》(Fortune)杂志报道说,一家位于纽约的分析公司Chainalysis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高达379万比特币永远消失了。   该公司的估计在379万到278万之间。这意味着17 - 23%的比特币已经丢失。   根据这项研究,大部分丢失的比特币归属于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帐户。   据推测,这些账户属于早期的矿工和那些在早期拥有比特币的人,当时比特币的价格跟现在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Chainalysis还估计,这些账户中有近20 - 40%的账户再也不会被使用,因为最可能的是,这些账户的所有者已经忘记了密匙,甚至可能忘记了他们拥有的是今天这么值钱的东西。   同样的财富损失也发生在主流经济中。人们经常忘记金钱甚至贵重的珠宝。但央行总是可以发行更多的法定货币,并将其投入流通,但这在数字货币领域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所有2100万比特币最终被开采出来的时候(预计在2040年),实际的活跃流通将会减少很多。损失的379万枚占了总币量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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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69家央企改制工作进入尾声 涉及8万亿

      随着年底前全面完成央企公司制改制时间点的临近,央企公司制改制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今年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今年年底央企完成公司制改制。根据国资委披露的数据,此次改制涉及69家央企集团、8万亿元总部资产,以及3200家全民所有制子企业。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形成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通过公司制改制,将推动央企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独立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基础。   据了解,在央企公司制改制的审批程序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央企集团层面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需要国资委批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报国务院同意,央企子公司改制一般情况下则走企业内部程序。   虽然《实施方案》在今年7月份才对外公布,但《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在6月下旬时,国资委就已陆续召开改制工作座谈会,布置央企改制任务。当前,中船集团、国家电投、大唐集团等众多央企的改制方案已纷纷出炉。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的18个铁路局也已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   据北京市工商局公布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已有53家在京一级央企名称登记申请获核准,3家一级央企(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59家央企子企业已领取改制完成后营业执照。   在吴琦看来,变更工商登记名称只是央企公司制改制的第一步,后续还应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央企作为独立市场主体,是否可以真正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和决策权,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公司制改制后,还需要从管理理念、业务模式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出台配套政策,尤其是在内部职工的管理安置、薪酬改革等方面可能会面临较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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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家庭债务和黑客袭击:加拿大金融系统的两大威胁

      加拿大银行星期二(11月28日)公布的报告说,加拿大就业增长,经济发展强劲,但是与此同时,加拿大人的家庭债务居高不下,大城市房地产市场过热,对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威胁。   房贷和房屋抵押贷款构成80%的加拿大家庭债务。如果房价陡降或者利息率突升,许多房主将无法承受债务负担。   几天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发出了同样警告。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国中,加拿大的家庭债务与人均GDP之比是最高的(101%)。   网络攻击是另一个对加拿大金融系统的威胁。加拿大银行的报告说,加拿大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使其中一家受到的网络攻击可以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而成功的网络攻击只是时间问题。加拿大银行正在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并制定一旦发生网络攻击时的应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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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中国市场日渐饱和 安省参农寻新出路

      经营大山行的家族成员叶翠华(左)与儿子Alex Yeh。   中医认为人参有多种保健功效。   安省南部诺福克郡是北美人参的全球最大产地。   安省南部诺福克郡(Norfolk County)是北美人参(North American ginseng,又称花旗参、西洋参)的全球最大产地,以华人为最主要消费群,产品主要出口国外,但随着中国人参市场日渐饱和,安省参农开始研究开拓本地市场,吸引讲究健康生活的年轻世代,尝试令人参成为继藜麦和绿茶之后的流行健康食品。   根据安省农业厅估计,安省北美人参在2013年的总市值达1.8亿元,2015年约有260万公斤安省人参出口中国。位于咸美顿以西约1小时路程的诺福克郡,人口63,000人,为安省人参生产重镇,面对中国市场日渐饱和,人参价格由早年高峰期回落,当地参农正寻找新市场新出路。   安省西洋参种植者协会(Ontario Ginseng Growers Association)行动总监科茨(Rebecca Coates)坦言,人参多数用于出口,本地食用消费者不多,因此正着手宣传人参的健康价值。她说:“必须先创造出市场需求,这方面在加拿大暂时缺乏,但只要消费者日益关注人参,日后便有公司愿意投资人参,让人参混入饮料和咖啡当中。”中医认为人参有多种功效,相信有防感冒、减轻肌肉损伤、消除疲劳、快速提升体能等作用。不过由于人参味道甘苦,不是人人能够接受,协会于是委托厨艺专家研发食谱,研发出人参南瓜扇贝汤、人参奇亚籽布丁、人参沙冰等,期望令人参更易入口;去年协会又派员到越南和印度作市场推广。   人参种植公司大山行发迹于诺福克郡,最初由台湾移民叶开枝夫妇于1976年创办,家族第二代接手后于1989年开设零售店,分店现遍布烈治文山、多伦多、康山、万锦等地,为吸引年轻消费者,产品亦愈来愈多样化。家族第三代成员Alex Yeh表示:“我们正尝试发展人参即融咖啡、人参枫糖浆、人参奶油蜂蜜和人参面霜等,虽然很多人对人参的健康效用深感兴趣,但他们无法忍受那种味道,所以我们创造不同产品吸引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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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就美国征收进口软木惩罚性关税 加拿大向WTO上诉

      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投诉。起诉美国商务部针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软木增加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11月2日,美国政府表示,他们最终决定对加拿大进口的软木征收关税。   加拿大国际事务部周二发表声明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加拿大软木生产商实施惩罚性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是不公平的,没有根据的,也是令人不安的。   加拿大政府表示,曾在世贸组织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   这份声明中还说:“我们会坚决捍卫加拿大的软木业。   加拿大已经依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九章中的反补贴税规定提出质疑。   美国政府表示,加拿大软木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不公平,因为加拿大对国内生产者提供“不公平的补贴”。   美国政府还称,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软木木材,比公平价格低了3.2%到8.89%。商务部还表示,加拿大向软木生产商提供不公平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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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一个万亿级公司诞生:33万名员工 创四个世界之最

        原标题:刚刚,一个万亿级公司诞生,33万名员工...创四个世界之最! 11月28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团)重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国家能源集团正式成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迈出关键第一步。 国电+神华重组的国家能源集团成立 今年8月2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将拥有四个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生产公司、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生产公司和世界最大煤制油、煤化工公司。 据悉,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拥有33万名员工、8家科研院所、6家科技企业,形成煤炭、常规能源发电、新能源、交通运输、煤化工、产业科技、节能环保、产业金融等8大业务板块, 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拥有生产煤矿83个(露天煤矿16个),核定产能4.29亿吨。煤炭供应全国及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供应商,在技术、工效、安全管理等方面也引领行业先进水平。 作为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拥有火电装机1.67亿千瓦,电站遍布全国31个省市,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超低排放机组、大容量高参数机组、新能源装机,以及以节能环保及装备制造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等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拥有风电装机达3300万千瓦,年发电量570亿度,赢利能力、管理水平、国际化规模国内领先。拥有有中国发电企业在海外第一个风电项目,也是非洲大陆上唯一一家集风电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中国国有能源集团。 作为世界最大煤制油、煤化工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投入煤制油化工生产运营项目共28个,运营和在建煤制油产能526万吨,煤制烯烃产能288万吨,拥有多项关键自主知识产权工艺技术。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还拥有2155公里的铁路,年吞吐量3亿吨的港口,以及80艘自有船舶的船队。在重载铁路建设运营方面,也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国家能源集团表示,将加快推进资产、业务、机构、人员、管理、文化和党建全方位融合,保障重组工作圆满完成,切实发挥协同效应,确保重组红利充分释放,实现“1+1>2”的重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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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这个国家级新区“开挂”了 砸下111亿只为了它

     2012年9月,广州南沙新区正式成立。众所周知,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早已经带动着珠三角地区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新设立的南沙新区,面积有800多平方公里,这片热土中的热土,又将承担怎样的新使命?准备去创造哪些新成绩呢?   广州南沙新区新定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功能显现   说起广州的南沙,很多人其实是陌生的,这个国家级新区坐落在我国大陆最南端的珠江入海口,背靠万里腹地,南向零丁洋乃至南海,不远处则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望。100多年前的虎门炮台曾让这里成为国人心中最悲壮的记忆,2012年9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也成为了全国第六个国家级新区。   2004年9月28号,南沙港区建成,广州港从黄埔港区向南沙港区变迁后,港口向海洋推进了70公里,吃水深度从-5米发展到-17米,可泊船吨位从5万吨以下的大船提升到了15万吨以上的巨轮,适应了当今集装箱船舶大型化、深水化趋势,为拓展国际航运提供了更加深远的空间。这也标志着广州港从一个河港,变成了一个海港。      眼下,距离虎门大桥约10公里,一座世界顶级的超级工程正在修建。   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虎门二桥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彦兵:虎门二桥全长是12.89公里,在这短短的12.89公里当中包含两座超千米的悬索桥,其中一座水道桥是主跨1688米这样的跨度,在目前全世界钢箱梁悬索桥当中是世界第一位的。      虎门二桥起于广州南沙新区,经海鸥岛,止于东莞的沙田。其主桥由两座跨江特大悬索桥组成,一个项目同步建设两座超千米的特大悬索桥,这在世界桥梁史上还是首次。之所以砸下111亿元,修建难度如此之大的虎门二桥,远不是仅仅为了缓解虎门大桥的交通压力,国家瞄准的,是新设立的南沙新区。   首先在交通打开南沙发展的突破口,这样的考虑,在南沙新区人看来,这叫做在优势上叠加优势。因为南沙新区最大的资本,就是来自它在珠三角地区的天然区位优势。---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几何中心,但前几年由于珠江水系的分割,桥梁道路设施的滞后,南沙在广州本地叫做番禺的西伯利亚,意味深长。      南沙是广州区位优势最好、却又开发最晚的一个地区,这给了她无限的发展空间。2012年,南沙的发展机遇终于到来。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2012年国务院批准的新区发展规划是明确了南沙市要建设粤港澳的优质生活圈,世界水平的服务的枢纽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的高地。到了自贸区,国务院批准的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给南沙的定位很明确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国务院对广州南沙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批复,以及国家级自贸区的确定,让南沙新区的定位和方向变得清晰起来,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与虎门二桥同步建设的,是在珠江入海口的龙穴岛上的铁路大桥。   中铁广州工程局南沙港铁路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汤建铭:目前我们所正在兴建的工程是南沙港铁路龙穴南铁道特大桥,这条铁路南通龙穴岛北到江门下的鹤山南站。      汤建铭和郑清平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曾经参加过全球最高桥梁565米高的北盘江大桥的建设,2016年9月,他们移师广州,全线参与南沙新区建设。南沙港铁路虽然没有虎门二桥那么雄伟壮观,但它的修建却将打通从海上丝绸之路到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建设和交通局局长张乐春:我们的纵深腹地中南、西南、华南有30多个无水港,一些我们内陆这些资源它要找到一个途径,找到一个通道,怎么走出去,当然往北边走,往西北那边走,有陆上丝绸之路,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话,最好的节点就在我们南沙。   1200万标箱83条国际航线国际航运巨头抢占南海新区   走在南沙新区喧嚣的建筑工地上,看着纵横的交通网络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南沙新区设立在此的用意。占据中心的位置,面向大海,丝绸之路无论是向海延伸,还是向陆地拓展,都需要强大的立体运输网络,港口,桥梁,铁路,一旦全部打通,南沙新区就将担负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的作用,真正带动着物流,贸易,资金,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价值。随着建设的不断深入,延伸在南沙新区里的这条丝绸之路,又不断发生着新变化。      在广州城云集多家商品批发的小北路,11月19日一大早,来自塞内加尔的查亚明由好友迪亚姆带路,来到小北路市场上扫货。   塞内加尔籍个体商户查亚明:我来这之前在迪拜买货,我是前天被一个朋友带我来的,他告诉我这儿的货成本低,生意好做,所以我就来了。   刚到中国两天的查亚明对中国货充满好奇,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买好货品后,他通过塞内加尔在广州的商会老板穆罕穆德穆斯塔法打听航线和港口。今年8月,广州南沙港最新开通了通往塞内加尔的海上航线。查亚明货物的报检手续由一家物流代理,几分钟就办好了。   11月20日,载有查亚明货物的拼装货集装箱车到了南沙市场采购出口商品集中检管区闸口,仅仅几秒钟,报检审验完成,相关信息实时显示在办事大厅的屏幕上。   广州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梁丽清:我们采用了市场采购的监管模式之后利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监管的模式,我们质监口岸的网上办事大厅已经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所以虽然在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31万的标箱可以在这里每年通畅无阻地通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关副调研员张鼎炜:平均一份订单,从消费者下单到海关放行,一般都是按秒计算的,我们叫做秒放。      “好货走南沙”,这是今天众多国际贸易商给予南沙新区的一句评价,在国际贸易已经很成熟的珠三角地区,这样的评价,南沙人认为是最高的夸奖。好货越来越多,南沙港也不得不接连进行了二期三期的扩建工程,全球航运业巨头马士基眼下也加入了南沙的建设当中。不但参与了南沙二期的投资,2011年还把它在华南的国际转运中心从其它地方调整到南沙。与南沙深度合作,马士基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彦辞:作为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航运企业,我们非常兴奋能够看到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我们相信中国的许多经验尤其在建设码头基础设施,提升码头效率等方面,其他国家都可以从中借鉴,如果说到全球贸易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贸易发展迅速,我们希望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   除了南沙港和黄金航线,马士基盯住的,其实更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黄金机遇。在马士基总裁看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航线和硬件,更重要的是南沙新区口岸部门提供的全球领先的中国方案。   彦辞:我认为广州港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功,以如此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可以归功于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我可以举个例子,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他们非常有创新意识推进数字化进程,可以提供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遥遥领先的服务。   马士基公司目前有13条周班班轮航线挂靠广州南沙港,这里也将成为马士基全球布局的核心港口之一。位置决定着商机,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更决定了南沙新区嵌入中国经济新版图的实力。   广州市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南沙港它是一个大的港口,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200多万标箱,航线也有83条国际航线。      今天的丝绸之路,不单纯是贸易的天下,物流之外,更多的还有人口的流动,消费所带来的红利,眼下也成为南沙新区新的财富。11月19日傍晚,一艘名为世界梦的豪华邮轮缓缓停靠在南沙港临时码头,这艘世界第六大的豪华邮轮将它的全球首航选择在南沙港。   新加坡星梦邮轮公司总经理朱福明:以我们的星梦品牌进驻南沙,是在2016年的11月份,我们第一艘星梦的云顶梦号在南沙第一次首航,把南沙作为母港。在南沙布局等于是我们生根南沙、生根广州、生根珠三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豪华邮轮世界梦和一年前的姊妹船云顶梦都选择南沙作为母港,开始全球首航,这也催生了南沙新区一个全新的产业。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副区长刘朝阳:我们一般讲南沙2016年是邮轮的元年,三艘邮轮,104个班次,32.6万人,一跃成为上海港天津港之后的第三位。对未来邮轮产业在南沙的落地生根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邮轮产业引领下,南沙的滨海旅游、造船工业和海洋服务业等海洋概念成为热点,拉动经济走上了快速道。   潘玉璋:我们南沙的GDP,2016年和2012年相比达到了1.2倍,我们主要的经济指标经过这五年的发展都是翻倍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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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希拉里:美国经济复苏不是因为特朗普 而是受益于他

    凤凰网财经11月28日讯“美国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这都是感谢奥巴马总统当年的领导。当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有17个月经济的连续增长,确实我们的就业率上升,股市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也感谢这样好的状态。当前的特朗普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成功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什么行动创造了这样的经济繁荣。所以,我们更公平的评价,应该是几年以来的状况,不要仅仅看到这届正统和他当前的团队要做什么,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评价更公平一点。”11月28日,当《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问到对特朗普上任一年以来的表现作何评价时,美国前国务卿、美国纽约州前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重要的领域需要进行合作,第一个领域是中美要去遏制朝鲜的威胁;第二个领域是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共同进行投资,中美合作的前提是实现双方的目标,停止扭曲货币的做法,必须是公平的、透明的;第三个领域是气候变化,中美必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第四个领域是保护亚洲繁荣和平的法律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下,中国是最大受益国,两国必须开发出一个合作框架,实现双赢。 美国在不远的未来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吗?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表示:“我认为会的,我也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确实非常努力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认为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希望会有另外的一个女性愿意介入政界,寻求成为一位女性的总统,可能下次大选就有的。” 至于希拉里自己未来会否再参与总统竞选,她表示不会了。“我在政界作为总统竞选人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 以下为王波明与希拉里对话实录: 王波明: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与她,称之为国务卿克林顿女士的对话。在此,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克林顿女士。克林顿女士是1947年出生于芝加哥,也就是我们当今语境的40后。然后她又去了耶律法学院,在那里认识了克林顿先生,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从1993年到2001年,希拉里女士就成为了美国由于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她就变成了美国的第一夫人。但是,她并不甘于第一夫人的角色,所以从2000年开始她竞选美国参议院,她是作为第一任美国第一夫人成为美国参议院。2006年她又连任。2007年成为美国民主党的代表竞选美国总统。在同一年,她成为了美国国务卿,2016年她再次创造历史,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40年活跃于公共服务领域,从律师、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到国务卿,各种的角色。 在未来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会听到,她对中美关系的发言。下面把希拉里女士的镜头切进来。 您好,听得到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听得很清楚。 王波明:我曾经拜访过您,希望您记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的,我记得。 王波明:我们当时跟您抱怨过,说访美的签证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在上次会晤之后,您立即增加了在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官,现在我们美国,签证就容易多了,这都是因为您的帮助。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也很高兴,您能跟我分享您的关切,因为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尽可能的合作,所以,我也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进行远程交流。 王波明:在您的丈夫兼总统克林顿先生也站在这个舞台上过,您可能看不见在座的观众,我们现在台下有差不多1500人等待聆听您的演讲。现在就把话筒交给您吧。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在座的各位观众,尤其要感谢《财经》杂志邀请我参加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也要祝贺《财经》杂志十五周年的庆典。我也知道,我的丈夫曾经也非常珍惜在这里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也期待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的一个记忆。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第一次真正的注视是1972年,当时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当时我和克林顿(那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都是法学院的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因为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我们并不愿意错过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跑去租了一个电视。我们把电视机放到公寓里。尼克松总统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对于两国发生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也非常振奋。1995年,我有机会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是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当时宣称人权就是妇女权利,妇女权利就是人权。这次旅行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中国,那是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和我的丈夫、女儿和我妈妈一起,后来我也作为国务卿再次回到了中国。我一直有一个信仰,我信仰全球经济的轨迹,美国自身的繁荣、民主和人权的进步,都取决于亚太地区的发展,我也希望看到美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塑造亚洲的未来,包括管理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鼓励中国作为国际负责任的一个成员,参与更多的事务。希望北京更多的参与到本地区的多边机制,鼓励中国和邻国更多的合作,可以共同塑造21世纪的地区局势。所以,在拜访中国的时候,我同政府领导人、外交官、商界人士都谈过,我们说到需要建立一个坚实的美中关系。当然其中的一些努力取得了成功,有一些没有那么成功,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些亚太的区域机制,比如东盟和东亚峰会,我们加强了在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合作。我们也化解了一些潜在的危险状况。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例如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当时有一位人权人士前往美国使馆寻求避难,我们也跟中国进行和平的协商,我们也努力地遏制了朝鲜的核野心。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并没有得到非常有益的进展。我们也看到,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当时相信,今天也相信,美国应该接受而不是拒绝冷战时代开始的这个区域方面的合作,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已经确立了我们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在21世纪以及共同的未来大部分将会发生在亚洲,如果美国和中国都是可以以一个开放、乐观、参与的态度参与到一系列活动当中,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 自从我上一次来到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两次成为祖母,你知道,成为祖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我也参加了总统的竞选,但是结果和我预期的不一样,我写了一本书,写了关于我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在书中我谈到了我们合理的辩论,还有对一些事实的解释和拥护,我们是如何保护民主的。当然还有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不稳定性。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两国在数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有点后退了,看起来在全球的责任和领导力方面也有后退,这造成了人们对于亚太区域稳定性的一些担忧,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力。与此同时,中国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对权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现在北京变得更加强硬,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思考。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十字路口,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的政府帮助中国入世,在很短的几十年之内,我们两个国家过去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但后来我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决定一下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如何进行互动。我们所做出的决定真的是特别重要,而我们的行动产生的结果,将会影响全世界,而且会影响到将来数代人。 当我作为国务卿的时候做了一个演讲,讲了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能力不强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明确的指出,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的崛起,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认识到,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征程。很多中国的领导者,在我发言之后,跟我沟通了新的大国关系的模式,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日益百变的中美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两国之间的原则并不是新的,它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了。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些原则没有改变,要求为共同的问题承担责任,要去支持和维护国际的规则和普遍的权利,而且必须要在保护和推动所有人利益的机制和制度下去工作,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十字路口,我想中国也面临着自己的十字路口,因为你们的政府必须要决定,现在是否做好了准备要承担一个真正的伟大的21世纪大国的责任。当然,我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继续进行合作,我是持有着很高的希望的,我们的经济和安全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我们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现在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的紧密,高管人员、企业家、科学家、运动员、学生、老师,各种各样的公民,都帮助我们塑造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代表着非常多的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他们也有自己关注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是我们沟通要建立的一个未来的利益相关方,我们未来的目的是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成一种稳定的相互接受的平衡,因为没有和平,对于美国、中国和亚洲的和平和稳定,都会被那些无法预料的形势所影响,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威胁。 确实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领域需要两国之间进行合作,我这里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首先,目前朝鲜方面的危机,朝鲜年轻的领导人变得越来越挑衅,越来越危险,而成百万上亿人的生活,都会受到这样的危机和平解决的影响。美国是朝鲜半岛上稳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维持和平,保护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我们要遏制朝鲜带来的威胁,当然我们知道,要解决这样的挑战,是没有魔力的,但确实要有一些措施,首先要对朝鲜施加一些压力,为了这样,中国必须跟我们合作,要把朝鲜带到谈判桌上,我们不能采用威吓和个人嘲弄的方式,必须要利用我们的创意,必须要下定决心寻求民主,包括让整个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到谈判桌上,希望我们能够恢复六方会谈,实现民主要求美国发挥着更加强大的作用,这也要求韩国、日本,尤其是中国,也都要积极参与到这些争端的解决当中来。毫无疑问,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北京才能给平壤施加真正的压力,来促使平壤能够改变他们的路线。我知道,现实更加复杂,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希望在自己的门前有美国军队的累积,如果中国不希望美国在韩国和日本这里建立军事的防卫,如果中国不希望美国再在去保护日本和韩国方面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中国必须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危机,这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和全球领导者角色的一个考验。当然没有简单容易的选择,但是北京必须要记住,无所作为也是一种选择,如果选择无所作为的话,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美国、韩国、日本,我们是无法做事不管的,我们不能等着朝鲜领导着发射洲际导弹攻击夏威夷,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威胁,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进行合作,而且不断地进行合作,避免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个进行合作的领域,就是保持我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两国是经济合作伙伴,中美两国一块贸易、投资、工作,利用我们的创造力繁荣发展,当然能否这样做,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双方的差异,我们进行合作,可以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繁荣发展,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包括你们希望能够在美国有更多投资的机会,美国也有自己的目标,包括停止对美国公司的歧视,更好的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停止对中国国内公司的优待,希望能够给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当然,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停止任何不公平的扭曲的货币的做法。 大家知道,在上一次总统大选当中,经济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有很多争议的问题,在我们政治界也有共识,即美国的工人必须要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不能再继续被利用了。很多美国人希望和中国开展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会推动更多经济的活动,会推动健康的竞争,但是为了让这样的经济活动健康,它必须是公平的,基于规则的,而且透明的。如果整个竞争环境不公平,对中美关系的信任、信心和希望就会慢慢的减少。 再一个需要我们加强合作的领域就是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个挑战,气候变化是存在的,当我作为美国国务卿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气候峰会上,我们把气候合作作为重中之重,最近两国也共同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的那些理论家和联邦政府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坚实的科学证据,而美国政府决定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使美国成为唯一的一个没有参与该协议的国家,这让我们的领导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都特别震惊,因为这样的一种退出,不仅仅让我们感到特别尴尬,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经济的增长,因为我们没有竭尽全力的来创建产品和服务,来创建知识产权,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必须要祝贺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领导者都有非常好的学术界的研究,你们已经做出了承诺,要去投资风能和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有一些专家说,如果你们按照目前的速度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你们甚至会提前十年实现巴黎提出的目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担心,说中国好像在国内的进展方面有一些倒退,而且可能在海外正在建一些燃煤电场。当然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共同应对挑战,来应对气候变化,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必须要加大努力。我们听到美国的州长、市长、商业领导者承诺,他们是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的,而且他们和德国进行合作,展现他们的承诺。 第四个合作的领域,就是要去保护数十年以来,维持了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法律、规则。我们如何解决争端,如何确保人们行动的自由?如何去实践法治?所有这些规则和原则推动了亚洲的繁荣和发展,而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现在在亚洲有一些人比较担心,认为中国现在好像要调整这个系统,要使它倾斜来更多的保护中国的利益,我想这可能会影响到该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最后也会让中国的利益受损。实现合法性和领导力,以及获得尊重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合作,通过东盟这样的机制,而不是通过在岛屿上建立一些军事力量等等。中国和美国需要加强之间的合作传统,我们要发展出一种合作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不是寻求零和的解决方案,而是要获得双赢的结果。亚太区域真的是特别大,而且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足够大的区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也足够大,因此我们必须应对。 中国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谈到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把稳定作为限制民主,或者限制人权的一种借口,我们当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共同的保持稳定的目标,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目标。实际上,现在在全球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动荡的因子,破坏了全球的制度。同时也干预了主权国家的内政,包括美国的内政。习主席和中国的领导者现在要决定做出,是否要和冲突、和混乱的势力站在一起,还是说要和稳定的势力站在一起,我想并不是很多人是这样思考地缘政治的。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我们两国必须要共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确实,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们是两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国家,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政治系统和展望,我们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共同走向成果,要想一国取得成功,另外一个国家也必须要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创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和过去将不一样,这个未来也充满了挑战,但是过去我们也共同应对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1972年的时候,当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双方都冒着一种风险,但是他们决定两国的互动是值得的。他们知道,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峰会能够平稳顺利的开展下去,两国之间的对话也会持续下去,这会加强我们的关系,确实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次国事访问当中,中美两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开始了负责任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多的领域降低差距,扩大可以合作的领域。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样,都越来越复杂,而且影响力也非常大。在2010年的时候,我特别荣幸到上海世博会上看了美国馆,特别高兴看到有些公民帮助我们建立了美国馆,当时有一些年轻的美国人学习汉语,他们成为美国馆的导游。很多人感到特别震惊,看到在美国馆有这么多年轻的美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可以跟他们讲中文,他们彼此相互问问题,开玩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建立的联系,正是我们以前的领导者所采取的伟大的一步的结果,而且这也提醒我们每天要做这样的工作,思想家、政策的专家、外交人员等等,我们都在这样做,因为我们承诺要为年轻人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美国和中国将是永远的竞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平的竞争和和平的合作,就像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一样,我们面临的机遇也是两国分享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有机会共同推进繁荣,追求创新,改善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并且保护和平,从东北亚一直到中东。 我也非常期待后续有机会跟各位探讨这些问题,和王波明总编辑,和在座的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王波明:谢谢您。您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评价,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的20分钟左右回答一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内的问题,您也提到,在过去您最大的遗憾就是输给一个不够格做美国总统的人。几天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股市处于高位,您对于他上任以来一年的表现作何评价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会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这都是感谢奥巴马总统8年的领导。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有17个月经济的连续增长,确实我们的就业率上升,股市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也感谢这样好的状态。但是当前的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什么行动创造了这样的经济繁荣。所以,我们更公平的评价,应该是几年以来的状况,不要仅仅看到这届总统和他当前的团队要做什么,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评价更公平一点。 王波明:特朗普总统推出了很多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他从您这边的很多政策方面有所退缩,比如在亚洲加强美国的联系,您对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评价如何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很不幸的是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也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期间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从《巴黎协议》当中退出,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中美两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非常努力达成的一项协议。随着叙利亚也加入了巴黎协议,我们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参与巴黎协议的国家,叙利亚也加入了《巴黎协议》。我和我的继承人非常努力推动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进展,特朗普现在也要退出,我觉得这也是个遗憾,也是危险的。另外,也看到中美两国曾经做出的大量努力,创造了战略和经济对话来加强联系,我们会一年在北京,一年在华盛顿进行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让政府的很多层面来学习如何相互合作。中美间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沟通,并不仅仅是那些能上新闻头条的事情,所以,不论在白宫当中执政是哪一党,这样的对话应该持续下去,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相互理解,来打破中间的障碍。但我并不认为,当前这一任政府充分理解这种对话的价值,也没有理解在这样的关系上投资的重要性。我在白宫的时候,双方也有一些分歧,但当时我们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正式的午餐和晚餐对话,我们都彼此交换家人的照片。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打电话问他说,这个政策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们有非常积极的对话,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当前这一任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这样的做法上来。 王波明:在您刚才的演讲当中,也提到了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美两国的关系和过去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有几点:首先是贸易。在我们上一次竞选的时候,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对中国和中美贸易表达了很多看法,他就任以来没有实施过任何的计划正式开始中美两国关于未来贸易和经济方向的探讨。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两国不相互交往,可能做出的决定会让两国的利益都受损,可能会切断一些领域的联系,阻止更广泛的繁荣。您提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当时访美签证的问题,我觉得本届新政府可能也在这个领域有所退缩,让外交官完成他们的工作都很困难,处理签证需要很多人力的资源,因为必须要有面签,必须要有足够的签证官,您当时过来跟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更多的签证官,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人来处理面签的问题。如果现在减少了,从政府这边派遣官员的人数,就会有签证的问题,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我们相信,我们有非常好的商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员的交流,但是这样签证的问题会导致一些误解,会让中国的商人或学者,因为签证的问题不去美国,去其他的地方,这也是一个问题。 十字路口,还有朝鲜的问题。在这个年轻的朝鲜领导人上台之前,我们可以更好的处理朝鲜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关系深厚。我们也相信,中国可以阻止朝鲜。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控制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两国的利益都有伤害,这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王波明:好的克林顿国务卿,接下来我就会问一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好的,这个问题是来自《财经》杂志的,您一定会喜欢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妇女权益的,我仍然记得克林顿前总统2012年的时候在这里发言,他说美国的女总统可能还要很远的时间才会出现,所以问题就是,美国会在很近的未来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认为会的,我也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确实非常努力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认为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希望会有另外的一个女性愿意介入政界,寻求成为一位女性的总统,可能下次大选就有的。 王波明:在四年之后,您会再次竞选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不会了。我在政界的作为总统的竞选人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相信我会继续促进美国的发展,帮助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的。 王波明:中石化总裁有一个问题。 傅成玉:非常感谢您,克林顿前国务卿,谢谢您的精彩分享,您对于中美两国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描述都非常棒,您也描述了中美两国在未来可以在哪些领域上开展合作,并且如何加强未来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您跟我们说一说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和印度、中国和太平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尤其对中国的影响?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是希望在亚太促成再平衡,尤其在中国,在东亚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认识到印度和南亚也是一个关键活跃的国家,包括了能源、气候变化,保持区域间的和平,避免印度半岛上的冲突都非常重要,我也很关注这样的一种对话,并不仅仅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我相信这些国家有很多的机遇,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瞩目,中国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在短期之内让大量人脱离贫困,也是中国在历史上极大的一个成就。印度现在,也在努力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您也知道,印度有广泛的中产阶级,但是在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也确实相信,两国之间有着更多的合作机遇,美国在印度和印度半岛,在东亚方面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关系,我希望看到这届政府可以做出更多努力,来加强中印两国对于共同未来的对话。 王波明:谢谢。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一家很大的网络平台新浪的,他的问题是,2016年大选已经过去了一年,很多人回顾这届大选的时候会说,您没有当选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精英没有很好的倾听底层人民的声音,底层人民成为了安静的大多数,为特朗普投票,您在这方面是怎么想的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当时没有当选有很复杂的问题,确实我当时得到的票数多出300万,但是我们的投票体系比较特殊,我不会因为大多数的票数能够当选,我们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在这之后,我也考虑的几个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比方说,您的问题当中也提到,有很多很愤怒的人,感觉到他们的声音没有被足够倾听,确实是这样子,或有很多的担忧,或有反感,还有愤怒,他们希望改变,但是他们不在乎改变到底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在大选期间,发生了严重的网络攻击,是俄罗斯那边入侵了邮件系统,通过社交媒体把信息作为武器,在我们国家范围内扩散了很多关于我的不实信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都知道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努力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另外还有大选系统的干预,因为这些人能否登记投票是比较成问题的,我在书里分享了这些事情。有一些确实是美国本国的问题,但俄罗斯在美国、荷兰、英国、德国想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他们这些技术公司做的事情,以及不良信息的扩散,他们都有很多不良信息的分享,这可以在中国发生,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技术可能会对人们的想法造成的影响。如果有一些坏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必须要找到一些方式防止这些坏人得逞,如果出现坏人做事,我们也必须要让他们停止。 王波明:下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您的书的,在您的这本书当中,你责怪脸书造成了大选的结果和您的预期不一样,您觉得社交媒体对民主来说是否是一种威胁?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并不觉得社交媒体是一种威胁,但是,那些下定决心的坏人,就像俄罗斯一样,他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政治意图。我也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总统大选当中,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状况,当它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被盗取信息的使用,我们也没有看到俄罗斯以及其他外部人士,能够在我们总统大选当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因此,很多人对于所发生的状况感到特别的惊讶,也特别的困惑,技术公司也感到特别的震惊。脸书最开始说,他们并不觉得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后来说可能发生了几次,后来又说发生了几千次。你知道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是技术公司都没有意识到的,要让我们的技术公司更加警惕。社交媒体可以提供一个特别棒的沟通渠道,不仅仅可以和朋友沟通,而且也可以了解新的东西,可以买东西。但我们不是希望人们不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我们要防止别人滥用社交媒体。 王波明:我们的对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凤凰网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总统上台已经有一年了,您觉得他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否是不太好的?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他可能总的言语是这样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实际上很多的言语并没有转换成行动,没有带来结果。他表达了一些担忧,能他的这些贸易言论是鹰派的,但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还没有产生结果。在我们国家,人们也对于他究竟要从这些鹰派的言语当中实现什么目标感到很困惑。 王波明: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些话是否是鹰派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行动背后是否有原因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根本不知道他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来说,尤其是中国,我们需要知道能够从他这里预测到什么,当然在总统大选当中,我们就一团雾水,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你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电视真人秀的明星,在我们的大选当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电视真人秀明星参加,我们现在是需要稳定性、可预测性,希望将来能够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作为美国人我是有这样的希望的。 王波明:好的,非常感谢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女士,谢谢您抽时间跟我们做演讲,并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希望您身体健康。我觉得您黄色的衣服特别漂亮,非常感谢您。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特别感谢您给我提供机会跟大家沟通。 以下为希拉里英文演讲实录: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TO CAIJING ANNUAL CONFERENCE MONDAY, NOVEMBER 27TH, 2017 BEIJING, CHINA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to Caijing Magazine for inviting me to be part of this important conference, and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15th year.  I’m looking forward to answering some questions from your esteemed Editor-in-Chief, Wang Boming [WAHng BOE-ming] after I say a few words. Now, like a lot of Americans of my generation, my first real look at China came in 1972, whe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made his historic trip across the Pacific.  Bill and I were law students, and we didn’t have a television set.  But we were not about to miss history being made, so we rented one.  It was an old portable model with rabbit ears.  I lugged it back to my apartment and we tuned in every night to watch scenes of a country that had been blocked from view for our entire lives.  I was riveted and proud of what our two countries accomplished during what President Nixon called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More than two decades later, in 1995, I had the chance to take my first trip to China.  At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Beijing, I declar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The trip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a few years later, along with my husband, my daughter, and my mother on an official state visit.  And I came back again during my first trip as Secretary of State, convinced th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ur own prosperity and the advanc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inged on what happened in the Asia-Pacific.  I wanted to see America do more to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Asia, including by manag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pursuing a strategy that encouraged China to participate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standing firm in defense of our own values and interests. During my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I sought to engage Beijing in the region’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ways that would encourage it to work with its neighbors and play by the rules.  I talked with government leaders, civil society, and diplomats, about the need to pu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on sound footing for the sake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course, some of those efforts succeeded, and some fell short.  We succeeded in building up Asian-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ASEAN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  We increased cooperation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we defused potentially dangerous situations, like when a blind human rights dissident sought refuge in the American embassy.  But we failed to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toward curb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Tensions continued to rise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denied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that should belong to all people, everywhere. I believed then, and I believe just as fiercely today, that America should embrace, not reject, the bipartisan engagement that has underpinned our country’s strategy in this reg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Much of our shared fu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beyond will be written in Asia.  And we will all be better off if the U.S. is an open, optimistic, engaged player. Now, a lot has happened since I was last in China.  I became a grandmother twice over, which is just about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As you may have heard, I also ran for president, and it didn’t exactly work out the way I planned.  I’ve also written a book called What Happened.  It’s about everything I’ve learned when it comes to standing up for facts and rational debate; protecting democracy; and learning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feels like it’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That seems to be a particularly relatable topic these days. A lot has changed for our countries, too.  The U.S. and China have each experienced our own dramatic domestic developments in recent yea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treat from diplomacy, and the prospect of withdrawing from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eadership,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stability and staying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Meanwhile, in China, under the ris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we’re seeing an unprecedented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riggering anxiety about a more assertive Beijing that is trying to rewrite the longstanding rules of Asia. Tod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at a crossroads.  We’ve faced similar crossroads in the past: Back in the 1970s, with the historic opening of China.  In the 1990s, when China was ushered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a few short decades, we’ve gone from being two nations with hardly any ties to speak of, to being thoroughly, inescapably interdependent.  And now, as China has rise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our two countries are facing critical choices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interact and engage on an increasingly contentious global stage.  The decisions we make next matter enormously, and the results and repercussions of our actions will reverberate the world over. Chinese leaders often speak of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it’s true that together, we need to manage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But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our relationship aren’t new.  They’re age-o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great power hasn’t changed.  It requires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for shared problems, uphold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universal rights, and working with others within institutions that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all. So it’s not on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at’s at a crossroads.  China stands at a crossroads of its own.  Now is the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cide if, as China flexes its muscle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t is ready to step up and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eing a true great power. Even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rapid change and global tumult, my hop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remain high.  After all, our economies and our security are tightly entwined.  We face shared challenges.  Our countries have never been more connected than they are right now – not only by our governments,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but by our people.  Every day, executives and entrepreneurs,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rtists and athlet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family members and citizens of all kinds shape our relationship.  Together, they represent a vast range of priorities, concerns, and points of view.  And they are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shared future we’re building together – a future that aims to strike a stable and mutually acceptable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cause without cooperatio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will be affected in ways that are difficult to predict, but pose a serious danger to us all.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areas that demand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I want to touch on a few today.  One of the most urgent areas is the current crisis with North Korea, 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vocative and dangerous.  With the fate of millions resting on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to this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 steadying and consistent for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keep the peace, uphold our values, and protect our allies in the Asia-Pacific. As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iscovering every day, there is no magic solution that will solve the challenges of this region.  But there are steps we can and must take to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starting with putting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nuclear weapons are a liability, not an asset. To do that, we need to bring North Kore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ot resort to bluster and personal taunt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o so.  And we need to be creative and determined in pursuit of diplomacy, including by engaging our allies.  I, for one, would like to see the resumption of six-party talks.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will require a strong U.S. role, but it will also require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South Korea, Japan, and particularly China. It’s often said that China holds the key to North Korea, and that only if Beijing brings real pressure to bear will Pyongyang change course.  I recognize that reality is more complicated.  But it’s true that if China doesn’t want an American military buildup on its doorstep, and continued instability or even a shooting wa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needs to do more.  This is a test of China’s role as a regional leader.  There may be no good choices available.  But Beijing should remember that inaction is a choice as well – one with particularly dire consequences. The second area wher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essential is in preserving a strong trading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As economic partners, the U.S. and China can make it possible for more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to work, trade, invest, create and prosper.  Whether we do or not depends on how our two countries deal with our differences.  China has things it wants, includ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ve things we want, including an end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U.S. companies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 end to unfair preferences for domestic firm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good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of course, an end to unfair, distorting currency practices. This is a difficult, divisive issue here in the U.S.  But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hat American workers have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for too long, and things have got to change.  Many Americans want to engage in more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in the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greater economic activity and healthy competition.  But for it to be healthy, it has to be fair, rules-based, and transparent.  If there is an unfair playing field, then trust, confidence, and hope for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begin to fade. The third area is climate change – an urgent challenge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face, and face together.  During my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mad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 priority at climate summits.  In recent years,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me together to tackle this issue, and help lead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But here, too, we are at a crossroads, particularly in the U.S., where ideologues in our federal government refuse to accept the settled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at all.  The administration’s pledge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alarmed environmentalists as well as the business sector.  Retreating from our leadership on this issue is not only embarrassing; it’s dangerous, and detrimental to efforts to take on this global challenge. Here in China, you’ve made extraordinary commitments to investing in energy sources like wind and solar.  Some experts say if you continue at your current pace, China could meet the targets you put forward in Paris a decade early.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reason for concern when China is starting to backslide on progress at home, and building coal plants abroad. No one is better positioned than our two countries to lead the world in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and investing in the jobs and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For that to happen, we cannot waver; we must double down on our efforts.  That’s why it’s heartening that so many governors, mayors,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the U.S. have pledged together that they are still committed to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But we know more must be done to meet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fourth area that demands cooperation from our two countries is protecting the essential laws and norms that have for decades protected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n Asia – governing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sanctity of law.  These norms have brought Asia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greatest beneficiary is China.  Today, some in Asia are rightly concerned that China is seeking to adjust this operating system, to tilt the scale in favor of Chinese interests.  That would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o the detriment of all including China.  The path to legitimacy and respect runs through responsible cooperation in institutions like ASEAN, not through secret military buildups on contested islands, or bullying smaller neighbors. For these reasons and many mo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develop a habit of cooperation – to develop a framework where neither country seeks zero sum solutions, but instead focus on how to work together.  The region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us.  And the problems we face are certainly big enough for two great nations to tackle together, working in harmony. Chinese leaders have long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Americans have disagreed when that has been us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restric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ut stability is a goal we share, and not every nation does.  In fact, right now across the globe, Vladimir Putin’s Russia has become an agent of chaos, undermin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meddling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sovereign states, including the U.S. President Xi and China’s other leaders have a choice to make: Will they stand with the forces of chaos and conflict, or the forces of stability and order?  I know this isn’t how we normally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landscape.  But it’s accurate, and it’s inescapabl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s full of challenges as ever.  We are two large, complex nations with profoundly different histo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outlooks.  Our interdependence means that one of us cannot succeed unless the other does as well. Today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U.S. and China must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future that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at is, by definition, incredibly difficult.  But we have done difficult things before. Back in 1972, when President Nixon disembarked in Beijing and took Zhou Enlai’s hand, both sides were taking a risk.  But they decided that engagement was worth it.  They knew that if the summit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went smoothly, the conversation would continue, and that would lead to cooperation, and in time, we both would benefit from it. That is precisely what happened.  Nearly everything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sagreed about before that trip, we disagreed about after the trip.  But we began a conversation that has helped us mitigate our differences, and broaden the areas on which we agree.  And the result is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today, which is as consequential and multifaceted as any in the world. In 2010, I had the honor of visiting the USA Pavilion at the Shanghai Expo.  We had invited young Americans who were studying Chinese to be the guides and hosts at our pavilion.  And ma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d co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ere stunned to be greeted by a diverse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peaking to them in Mandarin.  They asked questions, told jokes, and shared stories with one another.  The connections that were forged were as ringing an endorsement as any I have ever seen of that courageous step taken decades earlier.  And they were also a reminder that we do this work –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diplomats, as thinkers and policy experts – because we are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for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always compete; but we must strive for peaceful competition over daggers drawn.  Just like the threats we face, the opportunities before us are also shared.  We have the chance, if we seize it, to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prosperity, pursue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in our own countries and around the world, not only today, bu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about these issues and more with Wang Boming [WAHng BOE-ming] and all of you.  So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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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特鲁多拨款1亿加元 补偿性小众人士

      图片来源:加通社   据加通社报道,特鲁多政府已拨款超过1亿加元,用以补偿曾在军队和联邦政府机构工作过的职员,他们曾因自己的性取向而受到过不公待遇。   这笔钱被作为集体诉讼的一部分赔偿给那些曾被调查甚至被解雇的前雇员们。总理特鲁多日前也向LGBTQ性小众人士道歉。   据了解,特鲁多于周一在多伦多大学的社会政策会议上坦陈,自己与父亲老特鲁多在很多政见上都有很大矛盾。老特鲁多当政期间,曾拒绝向性小众人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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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

    全球仍是美元天下 欧元、人民币都没获认可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十年之后,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大恐慌反而把美元在全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试图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欧元和人民币都没有获得全球性的认可,美元仍是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主导货币。各国央行多年来缓慢减持美元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努力也已经停止。目前日本、德国、法国(专题)和英国等国家的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元债务比本币债务还要多。   美元的霸主地位让全世界又一次面临考验:为了强化金融安全而实施的规则使获取美元变得困难,而伴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而来的全球系统美元回笼更是加剧了美元荒。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分析师和货币市场专家Zoltan Pozsar这样描述美国的行为: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金融危机以来,市场一直在警告美元稀缺问题。投资者和企业用来获取美元流动性的货币互换基差也已跃升。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美元可以自由借贷,这个利差应该是零。   每当银行需要在季末或年尾停止美元借款以清理账目的时候,货币掉期合约利差就会扩大。随着2017年底临近,3个月期货币互换基差已升至一年高点。   这种对美元的渴求会伤害非美国的银行,因为美元稀缺会导致银行美元借款成本上升。也正因为如此,2016年12月,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遭遇了那一年中最晦暗的一个交易日,据其年度报告显示,当天该行估计的损失数据被突破,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   瑞银(UBS Group AG)集团的收入统计模型当时也被突破。瑞银称,这是因为瑞郎和欧元利率急剧波动,但没有进一步置评。   现在法国兴业银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将美元融资来源分散至不同市场和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中间。   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财务负责人Stephane Landon说,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既然零售渠道的美元融资有限,他们就相应拓展了批发渠道。   据瑞士信贷的Pozsar估计,美联储在市场上每回笼1,000亿美元,货币互换基差就将扩大0.1个百分点。   自10月份以来,美联储已允许其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债券购买计划积累而来)每月减少1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也将现金越来越多地存入美联储,而且分析人士预计,美国税改将刺激美国企业汇回很大一部分囤积在海外的现金。   这些都意味着美元正从全球其他国家流出。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当美元变得稀缺,全球就会出现信贷紧张。   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预言二战后形成的美元主导格局将要终结,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1999年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令人惊讶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分析人士感到美元的光环必将减弱。   然而欧债危机的爆发让欧元在政治上变得不受欢迎,中国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实施的资本管控也让全球投资者齿冷。与此同时,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官方储备的占比结束了多年来的下滑势头,2017年第二季度,美国以外国家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达到8.6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   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Amundi Pioneer的基金经理Paresh Upadhyaya说,过去40年来的美元下行趋势已经结束。   美元的垄断格局让全球金融市场扁平理论受到挑战,按照这种理论,投资者无论交易哪一种货币,平均下来都不应该更有利或更不利。   但现实与理论往往会有差距。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教授Benjamin J. Cohen在有关全球经济的知名论述中提出了货币金字塔的概念,将全球货币按等级分层。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货币德拉克马盛行。而二战以来美元成为“唯一的顶层货币”。   交易员们似乎记住了Cohen的货币金字塔概念。全球每年通过“融资套利交易”获利达数十亿美元,这是一种常见的交易策略,指借入富裕国家的低收益货币并投资于欠发达国家的货币。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研究人员Jessica James说,在衍生品市场上,能够现在卖出美元并在未来买回美元的人平均是获利的,而急需美元的人每个季度平均损失0.9%。   那么未来世界会有足够多的美元吗?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项责任落到欧洲美元市场肩上,这是位于伦敦的一个离岸市场,规模约为5万亿美元,远远超出其他任何一个离岸借款市场。欧洲美元是美国以外银行向客户提供美元贷款时产生的。   但与美国的银行不同,这些银行无法在缺少美元时向美联储求助。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局面万分危急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全球市场不得不直接向外国央行提供美元。这些信用额度至今仍然有效,不过仅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   对于客户需要大量美元的外国银行,如果能满足客户需求,收益会相当可观。因此银行界人士说,这些银行现在把吸储的目标对准了俄罗斯和沙特这样的产油国,因为这些储户能获得美元收入,这类储户还包括希望存放储备资产的各国央行。   过去五年中,日本前三大银行的海外非日圆存款规模增长超过一倍,达到逾6,000亿美元。   另外,能够发行长期美元债券的银行发现,这么做很有吸引力。丹麦银行(Danske Bank)资金部门负责人Christoffer Mollenbach表示,由于存在美元货币互换的基差错位,美元债券发行量比平时更多。根据Tradeweb的数据,2015年以来,丹麦银行发行的未偿债券中有80%左右为美元计价。   不过投资者称,欧洲美元市场上的银行可能无法满足全球的美元需求,因为后危机时代的监管提高了短期贷款成本。在危机爆发10年之后,美联储可能再度考验全球金融系统独立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Alhambra Investment Partners全球投资部门负责人Jeffrey Snider称,在其他所有系统中,最重要的当属欧洲美元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失灵,其他货币系统也无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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