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5月8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启动了首家“移动皮肤癌筛查诊所”。 The Mole 流动皮肤癌筛查车行驶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前往偏远地区、原住民居住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社区进行皮肤癌筛查，这些社区以往等待皮肤癌筛查的时间较长。 这辆流动皮肤筛查车是由加拿大黑色素瘤协会（Melanoma Canada）发起的，该协会是一个黑色素瘤和皮肤癌宣传和支持团体，由企业赞助。 移动车有专门的标志，车内配有医护人员和皮肤科医生进行筛查。 加拿大黑色素瘤协会（Melanoma Canada）表示，黑色素瘤和皮肤癌是加拿大和全世界少数几种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癌症之一。 推出这个筛查项目的目标是让皮肤科医生在每年夏天完成超过25,000次皮肤检查。 去年，加拿大黑色素瘤协会称，移动筛查计划访问了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48个城市，为 5016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915个可疑的痣或痣团。 据加拿大黑色素瘤网站介绍，筛查车将在5月至9月间至少运行5个夏季，每个夏季都会访问加拿大的不同地区。 希望患者今年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找到它。

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一位研究人员说，老年人的大脑在听音乐时会有一种奖赏感，即使是他们并不特别喜欢的歌曲。 莎拉-法贝尔的研究工作涉及健康大脑在衰老过程中如何对音乐做出反应，这为今后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或痴呆症患者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疾病奠定了基础。 她说：”人们对如何预测哪些人可能会患上痴呆症或阿尔茨海默氏症，以及一旦人们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痴呆症，哪些人将对治疗做出反应和采取何种治疗方法等问题很感兴趣。” 她说："大脑很迷人，它并不是封闭的。它依附于身体，依附于环境、社区和社会结构。” 发表在《网络神经科学》（Network Neuroscience）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有80名参与者参加，其中包括大学生和90岁的老人，他们都接受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 年轻的一组成年人平均年龄为19岁，另一组平均年龄为67岁。 每个人都听了 24 个样本，包括他们自己选择的歌曲、研究人员有意选择的流行音乐以及专门为这项研究创作的歌曲。 法贝尔说，他们发现年轻成年人在听他们喜欢或熟悉的音乐时，大脑的奖赏区域被激活，但老年人即使对音乐感到陌生或不喜欢，大脑的奖赏区域也会受到刺激。 法贝尔在成为神经科学家之前曾是一名音乐治疗师，她说，如果一个人无法说话，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或感受，那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研究就会很有挑战性。 他们所能了解到的任何有关如何使音乐疗法更有效的知识都会有所帮助，但其益处远不止于此。 法贝尔说：”只要了解......大脑是如何通过阿尔茨海默氏症处理复杂刺激的，这对从事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的人来说就是非常好、非常有用的信息，而不一定只是音乐方面的信息。”

英国知名药厂阿斯利康（AstraZeneca，AZ）先前首度在诉讼中承认，旗下的新冠疫苗在“非常罕见”的状况下会引发脑血栓，阿斯利康昨（7）日宣布，将全球下架AZ新冠疫苗，但强调此举和罕见副作用无关，而是因疫苗“过剩”，AZ疫苗已被其他疫苗取代。 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报道，阿斯利康昨日宣布，已开始全球下架AZ新冠疫苗，主因在于疫苗过剩。

开车前往医院的路上，杰夫一连遇到了三只黑猫。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他暗自思忖着要不要掉头回家。但出于对主刀医生和医院的信任，杰夫还是如期接受了手术。 然而，这场颈椎手术，却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 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切断了杰夫的声带、刺穿了一条动脉、将食道切了一个洞之后，误以为杰夫脖子上的肌肉是肿瘤，并决定放弃手术。在缝合伤口之前，他还在杰夫体内留下了一块手术海绵。 这名主刀医生，正是臭名远扬的 Dr.Death。 金玉其外 Dr.Death 真名叫做克里斯托弗 · 邓奇（Christopher D. Duntsch），拥有 MD 和 PhD 双博士头衔，和长达 12 页的光鲜履历。 1971 年，邓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在私立学校就读。他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和物理治疗师，母亲则在学校教书。 1994 年，邓奇从曼菲斯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在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攻读 MD-PhD 学位。 当邓奇拿到 MD 和 PhD 双博士头衔时，还因为成绩优异，被允许加入 Alpha Omega Alpha (AΩA) 医学荣誉协会，在当时和邓奇同届的学生中，仅有 12% 的人获此殊荣。 2010 年，邓奇在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完成了为期 6 年的外科住院医师培训，其中包括 5 年神外、1 年普外和 1 年脊柱外科专科培训。 而在培训期间，邓奇还因为表现优异被任命为学校组织库的项目主管，为研究提供样本，并为两个实验室提供技术监督。他还以主要研究员或共同研究员的身份参与申请项目，从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处获得了超过 300 万美元的基金支持。 他甚至还拥有一项从椎间盘组织中提取干细胞的共同专利，并创立了两间公司：NovoStem Therapeutics 和 DiscGenics。 在毕业时，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主任 Dr. Frederick Boop 亲自为邓奇书写推荐信中：“邓奇极其聪明，也是我见过的工作最勤奋的人。”邓奇的导师则评价他：“他的职业道德、性格、与他人相处的能力，都是无可非议的。” 也正因为如此，2010 年底，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医学中心-普莱诺分院，在接到邓奇的简历后，立刻就心动了。 医院为邓奇开出了每年 60 万美元（约 380 万人民币(专题)）的基本工资，如果一年内完成的手术收入超过 80 万美元，另加 40% 提成。 2011 年 7 月 1 日，邓奇顺利入职。医院预先向邓奇支付了 20 万美元，提供了 1.5 万美元搬家基金，还雇了几名营销人员，开始对这位刚毕业的“新星”进行“市场推广”，为邓奇带来更多患者。 几乎每一个见到邓奇的人都会立刻喜欢上他：他身高超过 180 厘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拥有明亮的蓝眼睛。他语速很快，看起来自信满满，令人印象深刻。 Healthgrades 上对他的评价是 4.3/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的脸书主页上也有很多患者留言表示赞扬；在一段名为“最佳医生”的 YouTube 视频中，邓奇与病人相谈甚欢，举止言谈十分得体。 然而，医院很快就发现，这局棋似乎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败絮其中 最先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是邓奇朝夕相处的同事们。 做完了在这家医院的第一台手术后，邓奇没有和其他同事交班，而是直接飞往拉斯维加斯度周末。一直到周一，医院和病人才联系上他。 邓奇的同事说：“有些地方不对劲，似乎是吸毒、酗酒或者精神疾病，也有可能是三者的综合作用。” 在这之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一名 36 岁的患者因腰椎间盘压迫神经导致慢性疼痛，并且活动受限。在手术的过程中，和邓奇同台的一名血管外科医生回忆，“血从硬膜外静脉丛中涌出，并在椎管内聚集”。 随后，邓奇表示要切除离椎管不到一毫米的后纵韧带，同台的医生都被吓到了，不得不拦住他。术后 X 光显示，邓奇打入椎间融合器的位置太靠左了，还剥去了一个螺钉，因此无法再次移动。 在另一台前路腰椎（L5-S1）融合手术中，邓奇试图用一种可能损伤脊柱的工具将受损椎间盘硬扯出来，并与同台医生发生争执。术后 8 个月，患者在复查时发现，椎管内残留有碎骨片，并引发了严重的脊髓蛛网膜炎，疤痕与粘连导致左背和左腿剧烈疼痛，患者最终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另一名患者在接受颈椎融合手术时被损伤了椎动脉，失血超过 2 升，但侥幸生还。更不幸的是一名接受椎板切除术的患者，被切断了脊柱旁的一条动脉，最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医院管理层终于意识到，邓奇这个人存在大问题，不能再留用。 按照当时的要求，如果医院对邓奇进行辞退，需要向全国医生数据库报告详细信息。全国医生数据库成立于 1990 年，跟踪医疗事故赔偿信息，也关注针对医生的不良或者非法行为，比如被解雇、被禁止享受医疗保险、被长期停职、执照被暂停或吊销。 但是，这个数据库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漏洞：如果医生辞职则无需报告。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医院做出决定前，邓奇就自动提出了离职。 最粗心、最无能、最危险的医生 邓奇的行医生涯仍未结束，他的下一站是达拉斯医疗中心。 2012 年 7 月，医院验证了邓奇的证件和推荐信，决定在正式聘用他之前，先赋予他可以在医院进行手术的临时特权。 一周时间里，邓奇进行了 3 台手术。 第一台手术，患者 63 岁，有既往有高血压史，接受颈椎手术。术中，邓奇刺穿了患者的左椎动脉，导致大量出血，患者在术后因“严重的后循环缺血性中风”死亡。 第二台手术，患者 71 岁，接受脊椎融合术。术中，邓奇开错了位置，并错误切除了患者的部分神经根，然后将本应固定椎体的一颗镙钉打入了椎管，另一颗螺钉则刺穿了神经。 最后一台手术，因为整个手术室包括护士在内的所有人员都极力阻止邓奇上台，患者最终幸免于难。 一周时间，一死一伤。达拉斯医疗中心最终没有正式聘用邓奇，也正因为如此，医院不需要向全国医生数据库上报相关情况。 邓奇再次逃过一劫。 随后，达拉斯大学总医院聘用了邓奇。也正是在这里，邓奇遇到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可怜的患者——杰夫。 但杰夫并不知道，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在 2011 年至 2013 年间为 37 名患者进行了手术，其中 33 名患者均在术中或术后遭遇了永久性神经损伤、颈部以下高位截瘫、半身瘫痪等严重并发症，其中 2 名患者在院内死亡。 致命武器 事实上，在邓奇为杰夫做手术之前，得克萨斯州医学委员会已经接到投诉，并正在对邓奇进行调查。 投诉来自两名医生。一位是神经医生罗伯特，他曾为接受过邓奇手术的患者进行了第二次补救手术。 一开始，罗伯特甚至认为邓奇一定是冒充外科医生的骗子。罗伯特甚至私下偷偷调查过邓奇在医学院培训期间的表现，最后他得出结论：邓奇的手术水平实在是太糟糕了。“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但几乎什么都做错了。” 另一名医生则是曾经和邓奇同台的血管外科医生柯比。仅他接触到的，就有 7 名患者因接受邓奇的手术而致死或致残。“邓奇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粗心、最无能、最危险的脊柱外科医生。” 柯比试图上报医学委员会，请他们制止邓奇行医。但是，由于邓奇在手术中犯的错误过于低级，以至于委员会对举报一直存疑，调查的进展也相当缓慢。 医学委员会负责人表示，“神经外科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能急于下结论。而两名举报的医生睁睁地看着邓奇毁掉一个又一个病人，心急如焚。 随后，达拉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开始关注此事，多次联系医学委员会，邓奇的行医执照才终于被暂停了。 但问题仍然存在。邓奇的执照只是被暂停，并没有被撤销，以他的表面功夫，或许很快就能恢复执照，去其他地方重操旧业。 于是两名医生联系了地方检察官，希望以医疗渎职为由起诉邓奇。但是，在得克萨斯州，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在患者方，并且最高赔偿额只有 25 万美元。因此地方检察官认为很难成功，事件再次被搁置了。 直到 2015 年，在一名认识受害者的法官的干预下，邓奇的事件才被重新提上议程。经过几名检察官长达数月的研究，最终，他们决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邓奇绳之以法——以刑事罪名起诉这位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出错的医生，给无法通过民事法庭获得正义的受害人一个公道。 经过了两年的审判，2017 年，邓奇因“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恶意攻击”被判有罪，被处以终身监禁，在 2045 年之前都不允许保释。 宣判书上还特意注明了“致命武器”的具体含义——邓奇的手和手术刀。 失效的奶酪模型 Dr.Death 得到了惩罚，但回顾整个事件，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被关注。 按规定，神经外科医生在住院医生培训期间的手术台数应在 1000 台左右，专科培训的台数应不少于 450～500 台。但实际上，邓奇在 6 年培训期间只做了 76 台神经外科手术。而这些记录，直到 2017 年庭审时才被公布。 尽管没有完成足够的手术，但学校让他顺利毕业了。也许是他的科研或其它能力给他带来了光环，导师和主任甚至愿意向雇佣他的医院提交一份完美的推荐信。 与邓奇一起工作的护士和医生大多选择了沉默，仅有的几个医生想阻止他，但是医学委员会迟迟没有行动。 而雇佣邓奇的医院不愿承担法律风险，默认了邓奇自动离职的方式，让全国医生数据库的报告制度形同虚设。 最开始接受了手术的受害者也想过打官司，但当地的律师都不愿意接手这些案件—因为很难举证，并且赔偿额度有限。检察官也考虑过起诉邓奇，但如果以民事责任起诉根本没有胜算。 著名的瑞士奶酪理论提出，一个组织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每个层面都有无可避免的漏洞。这些层面叠在一起，就像有孔的奶酪叠在一起。不安全的因素就像一个不间断的光源，当这束光恰好能够透过所有的漏洞时，事故就会发生。 而邓奇，恰好成为了所有漏洞的交集。 “一个人做不到这些。”一位医院主管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就是保护病人的整个系统都失败了......所有的制衡都被扔出窗外。” 目前，几乎所有邓奇事件的受害者都和相应的医院达成了和解：接受赔偿，签署了禁止讨论案件或赔偿的保密协议，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但仍有一名受害者没有接受赔偿，他坚持将贝勒医学中心-普莱诺分院告上法庭，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修改德克萨斯州的法律——“举证责任在患者方”。 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取得胜利。

最近，CBC的调查发现，多伦多的DNA实验室Viaguard Accu-Metrics的非侵入性产前亲子鉴定测试在过去十年都不太准确。 也就是说，就算产前在这里错过DNA检测，但是检测结果也未必准确。 孩子出生两个月才发现孕期DNA检测出错 2019年，19岁的Corale Mayer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她孕期反应大，且身体有并发症，所以不堪重负，无法正常生活。 另一个让她感到羞耻的是她不知道肚子里宝宝的父亲是谁。 Mayer相信产前亲子鉴定测试可以给她一些稳定感，于是。她在网上搜索了“附近的产前亲子鉴定测试”，找到了Viaguard实验室。                                     图源：Corale Mayer 该实验室提供了分两次支付800加元的选项。这项测试需要她的血液和一个疑似孩子父亲的DNA进行匹配。 “这是一个DNA公司，是科学。是黑白分明的。” 她通过邮件收到了实验室寄来的产前亲子鉴定测试套件。当时她正在为学校的一个项目记录她的怀孕过程，一个朋友在她用刺刀刺破手指并挤出血滴到小瓶中的过程中。 然后，她从她认为是孩子父亲的男人那里获取了内侧颊黏膜拭子，将密封的样本放入盒子中，寄给实验室。 测试结果显示，她测试的那个男人不是孩子的父亲。她又从另一个男人那里寄了一套样本给实验室。这次，结果显示他是匹配的。 在女儿出生后，被认为是生物父亲的男人要求进行产后亲子鉴定测试。 Mayer同意并再次选择Viaguard实验室。 只是万万没想到，这次，结果显示他不是生物父亲。 在女儿出生后两个月，另一个实验室确定了Mayer最初测试的那个男人，也就是Viaguard实验室说没有可能是匹配的那个男人，竟然是她女儿的真正生物父亲。 根据WayBack Machine存档的互联网记录，Viaguard从2010年12月开始销售产前亲子鉴定测试，价格为800加元。 CBC调查发现Viaguard在2020年12月和2021年某个时间之间停止提供这些测试。 该实验室的所有者Harvey Tenenbaum表示，多年来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产前亲子鉴定测试，但是停止测试的原因是一种测试物质的价格上涨，而不是结果反复指认错误的父亲。 喜当爹忙买车房养娃八个月发现非亲生 来自Atlanta的John Brennan在得知自己即将成为父亲之后，购买了车和房，准备迎接孩子。 孩子出生后，他的儿子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但与孩子的母亲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关系。 Brennan聘请了一名律师，在孩子的监护权之争中花费了大约2万加元。 孩子的母亲在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进行了另一项产后亲子鉴定测试，确认了另一个男人是孩子的真正生物父亲。她在2017年1月通过短信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 Brennan说他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抑郁状态。他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仍然有空白。 “没有人会告诉你如何应对养育一个孩子八个月，然后发现他不是你的。” Brennan相信自己是一个父亲，他在上臂上纹了孩子的名字“Travis”。现在，上面写着“Travesty”（悲剧）。 目前，Viaguard仍在经营。在其网站上，它提供产后亲子和母体DNA测试，以及DNA鸟类性别鉴定，诱鼠诱杀和狗的DNA品种鉴定等服务。 它经营着销售治疗足癣和痴呆症的网站，同时还以Paternity Legal、Paternity Africa和Global Paternity等名称在网上开设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