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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物价疯了! 牛肉暴涨17.7%, 咖啡涨27.8%!

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今天表示11月份整体通胀率保持稳定，但是，杂货店价格的持续上涨，仍在给消费者带来新的压力。 11月的年度通胀率为2.2%，与上月持平，略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图源：51记者拍摄 11月杂货价格同比上涨4.7%，高于10月的3.4%，并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指出，新鲜浆果价格上涨是11月食品通胀加速的主要推动因素；与此同时，包括汤类、薯片等在内的即食食品这一大类价格也在普遍上升。由于北美牛只存栏量下降，新鲜或冷冻牛肉价格在11月同比上涨17.7%。统计局还表示，美国关税叠加恶劣天气，对咖啡产区造成压力，使得精制咖啡价格同比大涨27.8%。汽油价格虽然同比下降，但受炼油厂中断影响，11月环比仍上涨1.8%。与此同时，消费者在出行成本方面则感受到了一定缓解。统计局称，由于前往美国的加拿大人减少，旅游团价格在11月同比下降 8.2%。旅客住宿价格同比也下降6.9%。统计局指出，这一下降在安省尤为明显，因为2024年11月，多伦多举办了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Eras Tour演唱会，抬高了去年同期的基数。租金涨幅在11月也出现放缓，手机通信服务费用加速上涨。 11月的通胀数据公布前，加拿大央行已在上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 CIBC高级经济学家Andrew Grantham周一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表示，11月多项核心通胀指标有所下降，显示潜在价格压力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指出，核心通胀“仍然过高，不足以支持进一步降息”，但同时也“不足以在2026年引发加息的呼声”。他表示：“我们仍然预计，加拿大央行将在整个明年维持隔夜利率在当前水平。” TD高级经济学家Leslie Preston在一份报告中称，受去年12月中旬开始的GST假期影响，年度对比被扭曲，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他表示，TD整体预计，未来一年通胀率将逐步回落，向加拿大央行2%的目标靠拢。

6个月前
加拿大推出别致圣诞硬币！可挂树上！

加拿大推出了一枚迷人的圣诞币，可以挂在你的圣诞树上加拿大刚推出一枚节日主题的圣诞币，无论是放在你的硬币收藏里还是悬挂在圣诞树上，都很合适。这枚新发行的圣诞币是来自皇家加拿大铸币厂的最新产品。根据网站的信息，这款名为“雪人冬季滑雪”的银币仅在加拿大出售。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形状与普通硬币不同。圣诞节的加拿大这款奇趣的复古设计展示了一家快乐的雪人家庭，坐在糖果条纹的雪橇上，从雪山上滑下。所有人都披着相配的围巾，形成了冬季仙境般的景象。网站写道：“这些温暖的冬季色调和闪闪发光的点缀，再现了往年圣诞节的温馨和兴奋。” 圣诞节的加拿大这枚硬币配有一个定制的饰品胶囊，便于挂在圣诞树上，或可以随意悬挂。此外，它还配有一张同样节日气息的抽拉卡片，使其成为一个趣味十足且独特的礼物。这枚硬币可以在铸币厂的网站上购买，售价为189.95加元。共将发售2,500枚，配送将于12月22日开始。圣诞节的加拿大圣诞节的加拿大这枚硬币是在瑞士生产的，重31.39克，含有99.99%的纯银。它是为所罗门群岛发行的，面值为SI$2（相当于大约34分）。铸币厂还提供多款节日主题的硬币，供您在线购买，比如“亲爱的圣诞老人”夜光银币，上面描绘了圣诞老人查看北极的邮件。该款20加元的硬币售价为169.95加元。“哦，加拿大”礼品卡套装则是一个更实惠的选择，包含一枚特别主题的1加元硬币和四枚额外的2025年加拿大硬币，售价为24.95加元。

6个月前
买不起房的加拿大年轻人，疯买这东西！

尽管降临节日历（Advent Calendar）起源于宗教传统，但你更可能熟悉它作为一种普通的超市商品——在24个带虚线的小纸门，里面藏着巧克力。每天打开一个，等圣诞节到来。这种“甜蜜倒数圣诞节”的方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它第一次以“巧克力版”的形式出现。1971年，吉百利（Cadbury）开始大规模推广，最初的目的是让孩子们通过日历了解基督教的降临节传统。但加拿大市场营销专家Robert Warren表示：“现在，它已经被彻底商业化了。” 如今，你几乎可以买到任何版本的降临节日历：从乐高到威士忌、从冰淇淋到珠宝，甚至包括情趣用品、钓鱼饵。推波助澜的还有网红们，他们在TikTok上开箱各种奢华日历，今年最夸张的一款来自Dior，售价高达1.1万加元。珠宝品牌Tiffany，甚至还曾推出过一款价值超过11万的版本。图源：tiktok 为什么商家这么爱它？一句话：太好卖了 Warren表示，在营销圈，这有个专有名词：“圣诞节前移（Christmas creep）”——商家越来越早开始出售圣诞相关商品，从而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花更多钱。而降临节日历，正好踩中了所有营销点：可以提前一个月卖每天拆一个“小惊喜”，持续制造期待非常适合拍视频、发社交平台年轻人为什么特别买账？因为现在的年轻消费者，买的不只是东西，而是体验感。市场研究显示：很多时候，期待本身比结果还让人兴奋。倒数、拆箱、每天一个惊喜——降临节日历，正好把这种心理玩到了极致。蒙特利尔26岁的Maya Warwick Brunelle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妈妈住在温哥华，但过去三年里，每年都会寄给她一份Bonne Maman果酱降临节日历，里面有24小瓶果酱。这款日历售价约60加元，她妈妈自己也会买一份同款。虽然母女不能一起过圣诞节，但每天打开同一瓶果酱，成了一种特别的“远程陪伴”。 “每天都有一个小甜头，真的会让人开心，”Brunelle说。 Maya Warwick Brunelle 限量，才更“值钱” 很多降临节日历中还包含“一年只推出一次”的限量版产品。西门菲莎大学市场营销副教授Lily Lin表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营销手法”，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错失恐惧（FOMO）”。 “它传递的信息是：如果你错过了，可能会后悔，”Lin说，“如果随处都能买到，那就不再稀缺、不再特别了。” 连小学生都被卷进来了 Lin认为，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Z世代及更年轻的消费者推动的。 “你可能听说过，现在很多很小的孩子已经开始迷上彩妆和护肤，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她说。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相关内容，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11岁的孩子会想要一份售价127加元的丝芙兰降临节日历。 “在当前经济环境和生活压力下，这其实是个很微妙的问题，”Lin指出，“一方面是孩子们想要这些产品，另一方面却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 社交媒体正在扭曲“什么叫正常消费” 蒙特利尔内容创作者Christine Lan以“反种草（de-influencing）”视频出名，主张更节俭、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她认为，年轻人高度“在线化”的生活，改变了社会比较的方式。 “我们小时候，能比较的对象只有邻居或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同时也是两个青少年母亲的Lan说，“但现在，一个12岁的孩子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帕丽斯·希尔顿或卡戴珊家族消费大量奢侈品，他们自然也想要同样的东西。” 注册理财规划师Shannon Lee Simmons则指出，社交媒体“极大地扭曲了我们对‘正常消费’的认知”，甚至造成一种“财务错觉”。 Christine Lan 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把钱花在“够得着的奢侈品”上乍看之下，花几百甚至上千加元买一份降临节日历，似乎与加拿大正面临的生活成本危机格格不入。但Lan认为，两者其实存在关联。 “因为房价太高，很多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她说，“所以在有限的收入范围内，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相对‘够得着’的奢侈品上。” 她同样担心这类产品对环境的影响——降临节日历往往包装繁多、产品却很少。 “这种过度消费对环境的破坏，真的非常严重。”

6个月前
疯狂，加拿大通胀比东京还离谱？

“加拿大的通货膨胀是真离谱 —— 从东京回来后，看加拿大物价更高谱了！东京号称物价最高的地方之一，由此可见，加拿大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最近一位加拿大华人的吐槽，直接把 “加拿大物价疯了” 的话题炸上了讨论区。有人说 “离开加拿大哪儿都便宜”，有人算完东京 vs 多伦多的账单吵翻了，更有人把账算到了政府的 “外援” 上，这通胀的水，比想象中深多了。原文：发帖人的吐槽特别扎心：刚从 “物价天花板” 东京回来，一落地加拿大反而被本地物价惊到了 —— 连以贵著称的东京，都成了 “便宜地方”，这通胀程度，属实是突破认知了。这话可不是空口说白话，数据一对比更扎心：按 2025 年最新的生活成本统计，多伦多的餐饮价格比东京贵 47.7%，一杯咖啡在多伦多要 5.4 刀，东京只要 4.5 刀；连瓶装水这种 “基础款”，多伦多都比东京贵了一倍多。帖子刚发，评论区立刻分成两派 ——有人秒懂这种 “离谱感”：“只要离开加拿大，觉得任何地方的物价都非常便宜。” 话里的委屈，像是被高价拿捏了太久。但也有人拿着 “账单” 来杠：“东京比加拿大便宜吗？我真没觉得 —— 吃一顿饭 2000 日元（约 10.6 刀）的，在多伦多 20 刀一样能买到，不算小费消费差不多。欧美的肉类便宜得很，东京比不了，也就主食能比一下吧。” 这话看似在 “找平”，但细算下来：多伦多 20 刀的饭，东京只要 10 刀出头，这 “差不多” 的说法，反而更衬出加拿大物价的虚高。更有意思的是另一层吐槽：“我那时候说东京物价便宜还有人怼呢，都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人给自由党洗。” 一句话把 “物价高” 和 “政策” 绑在了一起。毕竟之前自由党还在否认碳税推高物价，结果今年 4 月取消消费者碳税后，通胀直接从 2.3% 掉到 1.7%，谁在 “洗” 一目了然。热闹的讨论里，有人突然把账算到了 “别处”：“乌克兰刚刚爆出一亿加元的贪污丑闻，土豆泥（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拨款 2.3 亿，6 个月内已经给了 9 亿，加拿大人民在挨饿受冻。” 这话可不是随口吐槽 ——2025 年加拿大给乌克兰的援助已超 9 亿加元，而本地食品通胀还在涨：9 月食品价格同比涨了 3.8%，牛肉更是贵了 16.5%，每月有 200 多万人靠食物银行度日。一边是老百姓买菜都心疼，一边是对外撒钱不手软，这反差感，直接把 “通胀焦虑” 拱上了火。有人从东京回来被物价吓懵，有人说 “离开这儿哪儿都便宜”，有人把账算到政府头上 —— 加拿大的通胀，早不是 “数字涨了” 那么简单，是 “挣得没涨、花得疯涨” 的死循环。东京的贵，是 “挣得多能接住”；加拿大的贵，是 “税交得多、福利没份、钱包空得快”。所谓 “比东京还贵”，不止是物价，更是 “越花越亏” 的憋屈。

6个月前
卑诗小镇零下42.8度！刷新低温纪录！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ECCC)的数据，卑诗省西北部的一个小镇于周五(12日)打破了令人震惊的低温纪录。迪斯湖镇(Dease Lake)位于育空地区边界以南约230公里处，当天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42.8度，创下有史以来12月12日的最低温纪录。先前的最低温纪录是1971年12月12日的零下41.7度。迪斯湖地区的气温记录始于1944年。预计未来几天迪斯湖的气温将大幅回升，最高温约为零下20度，夜间最低温在零下20多度。迪斯湖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低温是1947年1月31日，当时气象站记录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零下51.2度。

6个月前

骗薪者徐玲玲，一个职场“海王”。最高纪录时，一个月内，她同时入职28家公司，和丈夫的月薪超过60万元。夫妻俩只花了三年，用骗来的钱在上海宝山买了别墅。她的一天如此度过： 6点起床化妆，7点出门。白天，游走于上海各大写字楼，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签到，或参加新的面试。晚上，穿梭于酒会交际应酬。奔碌的一天往往结束于凌晨，有时半夜3点才到家。三年里，徐玲玲和丈夫入职过300多家公司。被警方抓捕时，她还在杭州面试。我是在一则新闻里看到这些信息的。生活中，年轻人都在讨论工作如何痛苦，内卷、失业、“狗屎工作”，这是当下人们对打工的普遍感受。 ——然而徐玲玲，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一路风生水起，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来到上海，找到了破获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猎奇的个案，是像电影《猫鼠游戏》那样的高智商犯罪。随着采访深入，这起骗局的辐射范围越发壮大，我相继见到听闻过此案的律师，受骗公司的老板，还被拉进一个有40个受害成员的“反职业混底薪联盟”群。虽然最终没有见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一部完整的上海滩金融圈行骗实录，逐渐丰满起来。可是，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好像总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这一切。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距离黄浦江只有1公里。江风一吹，都是金钱流逝的声音。就像有人形容，在华尔街，贪婪可以算是一种义务，而问题出在那些制造贪婪的激励机制上。这句话挪用在此，也不为过。一些面过徐玲玲的人还记得，她个头不高，打扮普通，人倒是十分健谈。陆凡是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和徐玲玲第一次会面是在2022年3月。当时他公司的新电影项目需要融资，急招12位销售，希望他们能找来客源、拉来投资，并且不用打卡坐班。徐玲玲是应聘者之一。如今回忆，陆凡会形容徐玲玲“油嘴滑舌”。但在当时，无论谈吐表现，还是业务能力，面试官们都认为她非常适合。陆凡问起工作计划，她对答如流，细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在徐玲玲面试的另一家公司，一位基金经理对她的印象是，“非常有底气”—— 当公司要求一个月做出500万的销售成绩，徐玲玲主动加码：500万太少，我要签3000万。一年多以后，徐玲玲出现在法治节目《东方110》上，已经是在看守所里了。她扎着短马尾，面部糊着马赛克，侧对镜头重演如何在面试中反客为主。她自如地吐着“台词”： “马云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宁可当鸡头，不可当凤尾。我是要跟你共同创业的，没有我，你的格局就那么小。” 为完成对老板们的理论激励，她会抛出杀手锏： “5万、10万你融到什么时候去，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 一位招聘者坦言：“招销售嘛，文凭和谈吐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利润。” 凭借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底气，在那个影视业被疫情重击、资金流潺如游丝的早春三月，徐玲玲顺利进入了陆凡的公司。同批招进来的还有其他9名销售，简历上商业银行、信托、资本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起步，行头打扮一副“背景”过硬的样子：有人开着100万起步的保时捷卡宴来面试；也有自称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面试者，穿着正装，一身的LV和Gucci；还有一个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留小分头，自称家里是做生意的。陆凡看他派头十足，挺像个有资源的“富二代”。有背景、自带资源，这大概是身为销售最大的职场美德。后来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向我介绍，这些骗薪者惯用的一招是，提前准备一份所谓的“高净值客户名单”，面试时向公司老板们“亮剑”。这样的名单通常异常详细，包括客户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甚至还有“家里有房子几套、存款多少”。言下之意：我手握“高净值大鱼”，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赚钱了。老板们只能惊鸿一瞥，很难有当场核实的机会，一番宏愿却被似有若无地撩拨起来。于是陆凡把这批看起来不错的销售招了进来，试用期底薪8000元，转正后15000元。对方主动提出先不用交社保，“他们说试用期万一过不了，转进转出很麻烦，对自己的征信也不好”。背调也做得很粗放，“学历很多是大专或者三本，我们也懒得去查”。 “我当时想的反正招的人也不多，先试用一个月，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陆凡回忆道。后来真相还是让他打了寒颤：这批招来的12个销售里，11个都是“鬼”。去年12月，上海浦东警方接到报案，一家金融公司称遇到了骗子，说发现有试用期将满的员工，同时也在其他公司上班。那是徐玲玲的“同行”，一个叫洪凯的求职者，31岁。他同样能说会道，有着某大银行工作的光鲜履历，手握不少人脉资源，多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也应聘的销售岗。后来，洪凯同样在《东方110》上披露了他的面试秘笈：“我一下子能够讲十几个产品，从一级讲到二级，怎么从A轮到B轮，到pre-IPO上市，我都能讲清楚。行家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 几乎每位受访对象都会承认，这些人称得上是“面试高手”。一位受访者更是没好气地说，他们应该开个培训班，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传授面试经验。很快，洪凯带着另外8个销售人员以团队形式入职。洪凯的底薪3万，外加20%的销售提成。公司对他很是倚重，直接将一个2000万的融资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负责。平日里，他们9人不用坐班，只参加例会，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客户”——至少工作日志是这么写的，“今天见了10个客户”，“客户有多少资金”，“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蒙在鼓里的老板总觉得那叫“希望”，一种让人心甘情愿等一等的美丽东西。 “其实并没什么很复杂的作案手法。”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对我说，这些销售表面上在“跑客户”，实则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试，还能顺手拍张照片给现任公司说，“你看，我在走访这家公司”。又等了一个多月，洪凯们进一步夯实希望，带回来20多位“客户”。喜迎客户大驾，公司办了一场隆重的产品推介会。老板注意到，那天客户们十分捧场，将会场的果盘、瓜子大把塞进口袋。陆凡的公司也有过类似经历。虽然刚招来徐玲玲们就碰上疫情，工资白发了3个月，但去年6月8日复工后，12位销售相继带投资“客户”上门了。客户年龄在30-60岁之间，有男有女，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们似乎对陆凡的电影项目很感兴趣，又不会提太多专业问题，有的甚至连项目标的也不关心，爽快地拿走合同，说要投1000万。唯有一位瞻前顾后——事后证明，只有他是真客户。陆凡察觉到不对劲，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头。“可能是销售的业务能力比较强，他们自己把投资人搞定了。”这位影视从业者自我安慰着。直到某天早晨，他的助理走进办公楼，瞧见一个销售躲在楼梯下，低声训斥一位“客户”。助理悄悄上楼告诉了陆凡。陆凡的头脑突然亮堂：可能遇到“倒江湖的”了。而在洪凯就职的公司，虽也看似宾客盈门，三个月试用期过去，该团队实质业绩为0。说再见的时刻到来了—— 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快速滚动迭代，同时骗取多家公司的试用期工资，到期走人。就在老板打算辞退他们的时候，洪凯的手下误给HR发了一张离职证明——他及时撤回了，还是被看得一清二楚——是另一家公司开具的证明，入职时间却和本公司一致。老板联系上对方公司，双方一碰，原来洪凯他们同时挣两份工资。不久，陆凡通过朋友拿到一份“行业黑名单”——是一些金融企业私下汇总的“混底薪”员工名单。名字一对，公司好几个“销售”赫然在列。陆凡这才晓得，徐玲玲和那个梳着小分头的“富二代”原来是夫妻，一对“骗薪伉俪”。黑名单牵出了更多的受骗公司，也说明徐玲玲伉俪背后，藏匿着一个浩大的“骗薪江湖”。浦东警方调查取证时，有的老板大吃一惊，毫无意识原来之前被人骗了。也有较真的老板选择报案，结果骗薪者魔高一丈，闹事、耍赖，还有人为了追讨工资扬言在公司跳楼的。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解释说：“ 企业举证很困难，需要证明他入职的时候，是伪造的简历、学历、客户资源，还要证明他入职以后请的群众演员不是真实的客户，等等。” 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类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装进了普通劳动纠纷的范畴。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过13次，也打过13次劳动仲裁官司，回回胜诉。为什么骗薪者总能胜诉？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元昌向我分析：现行《劳动合同法》偏重于保护劳动者，即使应聘者有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只要上过班，工资还得发。像掐住猫的后脖颈一样，这些骗薪者拿准了中小企业老板们的软肋：渴望“融1个亿”；喜欢主动提出“不交社保”的员工，能省一笔是一笔；很少严格背调——即便调查，留下的前公司联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怕惹事，怕劳动仲裁的记录上了企业信息系统，留下“经营风险”的黑历史…… 但这一次，浦东经侦没有放过洪凯这条“大鱼”。警员对他们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像是找到线头，轻轻一拽，蛛丝马迹浮出来：洪凯在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家公司，其他人也是如此。往往是洪凯先入职一家公司，过段时间，他的手下跟着入职。之后，警员们调查了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过去两三年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给他发过工资，平均每月十家左右，金额从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时长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半年。有时，团队其他人还会将工资收入的20%转给洪凯。直到今年3月，警方总共查了七十多个嫌疑人的2000多个银行账户。最后，装证据的盘就有8TB。 ——这一切，指向某种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现。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告诉我，上海警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骗薪案例发生在2013年前后。嫌疑人的太太学过设计，包揽了假证制作。他流窜于上海各区，“闷声发大财”。直到2018年左右，“职业骗薪”初具规模。随着金融行业不够景气，他们又转移到了互联网乃至实体行业， “侵蚀的速度非常快”。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条“产业链”，在上游伪造银行流水、简历证书等入职材料，在下游有大把“群众演员”，扮演高净值客户出席，全方位把戏做足。到今年，被捕的嫌疑人也将骗薪自诩为“行业”了。像徐玲玲这种“经验丰富”、“能力强”的，还发展了下线。上线负责分享面试经验，提供机会，伪造材料；下线“假装工作”，再回馈工资的20%-50%给上线。行业进一步繁衍细分。就连最下游的群演，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价。接背调电话的，5块钱一通；参加产品推介会的，站台费四五十块；出席洽谈合同的，一百块不等。群演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退休人士，“赚点菜钱”。截至目前，包括徐玲玲夫妇和洪凯在内，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过161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有经营者向警方诉苦，不单是亏损了二三十万工资，还耽误了产品的销售时机，错失窗口期。与之对应的，是超乎想象的离奇案情：一家公司招聘，欲招80个销售，实招80个骗子——相比之下，遇见11/12骗子的陆凡，算不上损失惨重。还有一个骗薪者，先让女朋友应聘某公司HR，入职后，再把他和同伙招进去。陆凡进了一个有40人的沪上受骗公司群，听说群里的“榜一大哥”被骗了半年多，损失一两百万。还有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它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萧瑟寒冬里。至此，我像是跟着办案的侦探走出了迷宫。可总有一块模糊不清：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到底是谁？陆凡接触过的“徐玲玲团伙”里，有两三个年轻人貌似底层出身，学历有限，像是经过培训的工具人。还有一些人，的确有学识和金融工作经验，看起来和正常从业者没什么不同。陆凡不知道他们究竟哪一步走错了。直到警方来调查，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个离职员工的确是骗子。他记得那人“履历很棒”，“专业度很高”，“形象很憨厚”。面试时穿了西装三件套，皮鞋锃光瓦亮，“一看就是外资银行待过的”。施孝春现在仍然认为，那个骗子应该曾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从业者，“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诈骗的那种”。在锒铛入狱之前，骗薪者曾和陆凡有过一场集体的“内心告白”。那是陆凡拿到“行业黑名单”查清一切后，他决定摊牌。那天，长桌上，每个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是陆凡从别家公司获取的证据——劳动合同、会议纪要、工作日志，码得整整齐齐。面对证据，一个“很会面试”的“男同事”吓哭了。徐玲玲面如死灰，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那天晚上，陆凡接到好几通骗薪者的电话，无非是拜托老板放过一马。唯有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印象深刻。那女孩先前来陆凡的公司面试过，最后没有入职。她自述生于1994年，留学归来后，赶上P2P行业火热，便入行了。拉来亲朋好友一起投钱，结果筹款全打了水漂。她自觉走投无路，成了骗子。陆凡记得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陆凡私下里打听，女孩家里的确有过那么一遭。警方也表示，在已抓获的嫌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从事P2P行业。 2007年，P2P进入中国市场，一度成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标志。高峰时期，全国实际运营的P2P机构约有5000家。2015年左右，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一些公司相继垮台、爆雷。直到2020年11月，P2P行业彻底清零。施孝春告诉我：“P2P之后，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其他合规类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股权投资等资产类型公司也出现了波动。” 很难估量其间多少人被殃及，沦为“金融难民”。 “P2P爆雷后，一些从业者的客户亏得血本无归，他们变成了徒有经验，却没有任何资源开拓客户的人。”施孝春说，过去，这些可能是底薪一两万，年薪50万往上的人。经济势头好的时候，“高管”、“94年海归女孩”借着时代的光，在高收益的金融业顺风顺水，不惜加大杠杆，在上海背上昂贵的车贷、房贷，以拥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当潮水退去，高处的生活何以为继？曾经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立刻变成巨大的负累。更别提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了。 “其中一部分人，最早也是两眼充满光和希望的打工人，并不是龙勃罗梭笔下的born criminal（天生犯罪者），”接触过骗薪受害者的律师钱元昌说， “但他们最终拿捏了金融销售的漏洞，踏进深渊。” 施孝春最早在银行工作。赶上了金融业枝繁叶茂的阶段，他和同事相继离开铁饭碗，想在金融圈搏一把。2014年，同行们聚餐，坐满了三桌。酒桌上，一个友人问施孝春，假如客户投来200万，他一年能赚多少佣金。施孝春回答，6000块。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先比了两根手指，然后四根，看着施孝春的眼睛，说：“我们这儿，24万。” 谨慎的人心知肚明，收益如此，这类公司的金融产品一定有问题，但那友人却一脸笃定。 “他能不知道这东西是骗吗？”9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施孝春坐在办公桌前，沏了一杯茶，说，“只不过他有一个侥幸的心态。” 等到2019年再聚会，当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有人离开了，也有人“进去了”，包括那个200万能提成24万的朋友。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询，金融人应当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么。答案不一而论，“利润最大化”，“时间的价值效应”，“保住本金”。后来，我在一本写华尔街的书《大空头》里找到一句很朴素的答案：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施孝春的办公室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这块占地31.78平方公里的区域，容纳了50多万金融从业者，区域经济总量超过6300亿元。窗外，是一片玻璃大厦的丛林，西装革履的人们行色匆匆。好像轮盘转起来，随便一指，某个门面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生意。 “陆家嘴有很多优秀的金融公司，都没有牌面的。因为做理财投资，要看成本和利润。”施孝春继续说道，“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装上面，势必利润要高，风险也一定会大，对吧？” 这句话也是对骗薪案的映射。施孝春说，金融业向来不拒绝能“带单入职”的“资源咖”、“富二代”。而骗局得以存续的条件之一是，骗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装，让老板误以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对的人——譬如那个“可以帮你融到1个亿”，还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 “我其实很忙的，”被抓后，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证， “我每天早上眼睛睁起来，我就出去面试了，晚上很晚回来，中饭也顾不上吃。” 她确实“敬业”，怀孕也没停下。她在A4纸上记录了自己每个月入职的公司，入职时间、岗位信息、简历资料，一个月一本文件夹，台账明明白白。勤奋的“打工人”不止她一个。一位受骗老板纳闷，招聘刚发出去一二十分钟，就有人投来简历了，还那么对口——骗薪者整日盯着Boss直聘等招聘平台，以稳固的频率刷新着页面。到了旺季，“高手”一天能面试三五家公司。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奋力“攀登”的人，误以为只要“跑得快”，就能逆流而上，抓住幻梦。施孝春有时和业内朋友聊天，说自己能坚持到现在不是因为条件多优秀，而是“胆子小”。他的笑里透出一些苦涩，又说， “第二是运气好”。他幸运地顺应了潮水的正确流向。他见过很多自信的金融人，跳槽时没看准，抑或出于某种“富贵险中求”的危险心理，进了错误的公司，做了错误的选择。杯子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在杯底。如履薄冰。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最后说道： “这一行，一秒天堂，一秒地狱。”